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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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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清明节,请铭记我们共同的文化祖先——秦皇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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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智 于 2020-04-05 00:59:3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2020,请在这里认祖归宗

    文/小明

    

    这里是西安城外的一处高台

    世人都称它为“秦始皇陵”

    始皇嬴政新年之际穿越千年

    向国人发布庄严的声音——

    请从即刻起,纠正这一错误、丑陋乃至罪恶的称谓

    请你们向内心深处的良知和浩渺无垠的苍天起誓

    ——永不再犯

    “皇陵”之所以错误,只因这不是关于它的一个事实

    “皇陵”之所以丑陋,它揭示的却是你们自身的无能

    ——苟且、颓废和堕落

    在被称作“皇陵”的年岁里

    它还堆积了数不胜数对于我、对于大秦王朝的恶意污陷

    ——栽赃、抹黑和诽谤

    它更见证了我故国天下罄竹难书的罪恶

    ——凶残、奸诈和邪尤

    够了,够了!

    请你们即刻起永不再使用这一罪恶的称谓

    这一本来平实的名称已经被浊染冗沉得抬不起头来

    ——从头到脚的负能量

    我还要厉声谴责

    谁把华夏一个全新的政治生命诋毁成死寂的僵化尸骨

    这是对文化中国不可饶恕的犯罪

    两千年来支那的苦难血泪,就是这一恶毒咒语的注释

    可怕的语言腐败

    ——如是

    我们一直找不到真正的落脚处,身处故土却远离中国

    两千年前,我们自慰于孟氏的恻隐

    一千年前,我们陶醉于释迦的温柔

    一百年前,我们竟选择了犹太的嗔恨,

    ——直到今日,我们仍然在精神世界里流落他乡

    -——认贼作父,自欺欺人

    请大声呼喊它的真名

    它本名“信宫”,这证实了我们骨子里的上天信仰

    ——真正的中国必须是信神的,故而是神圣的

    它也称“极庙”

    真正的中国当然会有自己的价值理念,有它的最高准则

    ——这是溶化于我们血液中的精神因素

    我们都崇拜祖先——

    这里就是千家万户的家庙

    这里也是百宗千族的宗庙

    这里更是文化中国天下国家的国庙

    这里是政治的朝堂,这里也是宗教的圣殿,这里就是有形的文化中国

    炎黄在这里风化

    周公在这里传教

    孔圣在这里说法

    这里更是我仲父吕子不韦的魂魄所归

    他以生命为牺牲成就这一切

    ——国家的荣耀和辉煌,文明的渴望和梦想

    虽然我们

    前天是黄河

    昨天是长江

    今天是珠海

    我们都源自太一

    虽然

    我在泰岱

    你在昆仑

    他在香山

    我们都情系中国

    不论何时,无论何地

    纵越千年,横跨九州,四海八荒,上下无极

    我们都从这里出发

    我们只能从这里出发

    只有这里

    ——才发生中国的初心

    只有这里

    ——才蕴藏中国的信仰,信心和信念

    这里,这里,唯有这里

    ——才是真正的中国

    ——满满的、充盈不竭的正能量。

    这里是信宫

    这里是极庙

    这里才是我们的根

    2020,请在这里认祖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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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4-05 01:02:0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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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7-12 14:40:44    跟帖回复:
3
请问帖主:你的帖子是在论证嬴政王朝的历史,还是一篇诗歌体的散文?是学术探讨,还是浪漫的灵感?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7-12 14:41:13    跟帖回复:
4
请问帖主:你的帖子是在论证嬴政王朝的历史,还是一篇诗歌体的散文?是学术探讨,还是浪漫的灵感?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7-12 15:03:42    跟帖回复:
5
转至第4楼第 4 楼 过来人110 2020/7/12 14:41:13  的原帖:请问帖主:你的帖子是在论证嬴政王朝的历史,还是一篇诗歌体的散文?是学术探讨,还是浪漫的灵感?谢谢!首先是谢谢凯迪,上传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放出来了;也要谢谢道友110。 我专职研究中国文化二十年,发现了《吕氏春秋》这个真正的古典中国瑰宝。为秦王朝,为吕不韦正名平反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这篇散文诗只不过是2019年元旦之夜,因联想五四新文化已经百年而国人仍懵懂未醒,文化祖先国家象征仍蒙冤待雪,浮想联翩,激情四溢,直抒胸臆而已。

    本贴本名应是:何为中国,我们是谁?这是本楼主多年的一个心结,想与国人同胞,特别是有中国情怀、复兴意识的文化人士深入探讨。正值清明来临,于是以本贴名与同道相见。清明是国人祭祖缅怀先贤的传统节日,但汉晋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国人似乎只剩下清明祭祖的习惯,忘记了清明其实更应该是缅怀先贤的日子。在中华国家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我认为清明更应该是国人敬拜上天,牢固信仰的时节。说到底是培植自我意识,加深自我反省的时节。这使我想起本人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二十年,发现汉宋以来国家之所以一蹶不振,文化之所以每况愈下,归根到底是我们已经失去祖先的信仰,散失了我们的灵魂。也就是两千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好好反省并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何为中国,我们是谁?
    今天的国人到了该好好厘清阐明文化中国的本来面目和来龙去脉的时候了。这应该是今天任何有国家天下情怀的国人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在这一个历史使命,我认为把古典中国周公、孔子、秦始皇、吕不韦和近现代中国的孙文的本来面目和历史地位厘清摆正至为关键。
    周孔和孙文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价值不用质疑,未来要做的是如何为他们准确地正名和定位。
    这里把秦始皇和吕不韦与周公孔子相提并论,我想国人刚开始是肯定无法接受的,这一点我完全了解。本楼主二十年对文化中国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吕氏春秋》虔诚投入,使我自觉地把为秦王朝,为吕不韦平反当成了我个人的天命。是的,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一使命感近年来愈演愈烈——我必须要为秦王朝,为《吕氏春秋》正反昭雪。
    真诚地希望得到国人同胞的批评指正!!!
    上面为所谓“秦始皇陵”正名的散文诗只是一个开头,后面的“猛料”陆续有来,敬请关注!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7-13 00:19:0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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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秦始皇陵”实则是著名的“阿房宫”,这样颠倒乾坤的事当然不能靠写首诗。请各位稍费功夫看一看本人的相关论文吧。

   坟墓,还是庙堂?——对“秦始皇陵”真实性的质疑

    郭智勇

    内容提要

    下图所示就是两千年来国人皆认可的所谓“秦始皇陵”,但真正的学术精神告诉我们,此处不是秦始皇陵墓,而是《史记》所载秦朝的政教圣地“信宫”,又名“极庙”的所在地,它就是后世著名的“阿房宫”。对《史记》相关篇章的仔细阅读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点,对《吕氏春秋》所代表的盛秦精神的准确把握可以确认这一点,其实这些年进行的考古勘探已经指明了这一点。今天国人最需要的是放弃古老的的偏见。对该处核心部位进行一个简单的考古诊断将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千年来的学术纷争,并还秦始皇和大秦王朝一个欠缺久远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质疑  秦始皇陵  阿房宫  史记  吕氏春秋  

    

    附图一  世人公认的所谓“秦始皇陵”彩色照片(引自360图片:秦始皇陵,2017-12-20)

    附图一所示就是著名的“秦始皇陵”。所谓“秦始皇陵”是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一处高大的人工土堆。它是世人公认的中国历史名胜,也是国人两千年来一致认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下葬处。

    本文要强力申说的是,过往两千年的一致认定极有可能是一个错误。该处不是秦始皇陵——秦始皇赢政下葬处,而是史上另一名胜“阿房宫”遗址。

    这样惊世骇俗的新说当然不能信口开河,随意编造,它需要论说证明。

    一  秦始皇葬于骊山非骊山之阿


    世人所谓“秦始皇陵”处于西安临潼区骊山北麓之洪积平原上,(见附图二)


    

    附图二  所谓“秦始皇陵”与近处地标高程图(引自武廷海 王学荣《秦始皇陵规画初探》,载《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期)

    它正处于“骊山之阿”近旁,也就是骊山北坡围成的山曲附近,关于“阿”字的含意,东汉王逸和唐颜师古有很好的解释,颜师古注“骊山之阿”:阿,谓山曲也;王逸《楚辞注》:阿,曲隅也。今人武廷海、王学荣在卫星图片上把所谓“秦始皇陵”与“骊山之阿”的位置关系很好地给予了标示(见附图三)

    

    附图三  骊山、骊山之阿与所谓“秦始皇陵”位置关系图(引自武廷海 王学荣《秦始皇陵规画初探》)

    但是,原始史料告诉我们,秦始皇下葬之处是“骊山”而非“骊山之阿”。

    《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白地说始皇葬于“郦山”(“郦”“骊”通假),非“郦山之阿”:“三十七年。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郦山。”随后马上予以补充:“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

    《秦始皇本纪》二世元年记: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

    这里也明确指示,始皇葬于郦山,非郦山之阿。

    《汉书·贾山传》仍然清楚地说(始皇)“死葬于骊山”,而非骊山之阿。

    “骊山”与“骊山之阿”虽然是关系紧密的两个词,但它们无疑指示的是两个意义、两个所在,特别是,如果我们看过上述的两张附图,绝不会把“骊山”与“骊山之阿”混为一谈。“骊山”指的是山本身,而“骊山之阿”指的是山脚低处,严格说来,已经不是山了。

    我们知道,贾山是汉初人士,文景年间曾多次上书言事,可见在西汉早年人们的心目中,始皇仍然身葬“骊山”,只是到了西汉后期,刘向才有意无意地把始皇的葬处从“骊山”移到了“骊山之阿”:

    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

    刘向不仅首先把秦始皇下葬处从“骊山”改成了“骊山之阿”,从上述“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的描述来看,他实际上已经把骊山之阿近旁的高大土堆当成了秦始皇陵墓。从现有资料看,这应该是最早把所谓“秦始皇陵”认定为秦始皇下葬处的中国文化人。

    二    所谓“秦始皇陵”实则是秦阿房宫

    当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秦始皇不是葬于所谓的“秦始皇陵”,“骊山之阿”附近高高矗立的人工土堆又是什么呢?

    这正是本文想向国人、世人分享的研究所得:处于“骊山之阿”附近所谓“秦始皇陵”其实就是著名的“阿房宫”遗址。

    读者们乍一听说,肯定会大吃一惊,认为笔者故作高明,哗众取宠。应该说,这样的想法确实有点匪夷所思,不过,只要我们平静理智地扣问史料,这样的结论来自于历史本身。

    阿房宫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是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天下之后,与统一度量衡、书同文字、修直道、修长城等标志性工程同一层级的全新创制。

    阿房宫本名“信宫”,后改名“极庙”,事载《秦始皇本纪》: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

    为什么说信宫(极庙)就是阿房宫,这可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与《史记·六国年表》相关记录的对比中清楚得出。《六国年表》始皇二十七年有如下记录:

    更命河为“德水”,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书,分为三十六郡。紧接着始皇二十八年有如下记录:

    为阿房宫,之衡山,治驰道;帝之琅邪,道南郡入,为极庙,赐户三十,爵一级。

    很显然,《六国年表》中二十八年中的“为阿房宫,之衡山,治驰道”等内容应为二十七年的记录,后世因抄写错格而误入二十八年之中。

    《本纪》二十七年记为“信宫”,而在《六国年表》中则记为“阿房宫”,这是信宫就是阿房宫的最好证明。很显然,在史迁的心目中,“信宫”(极庙)就是阿房宫。

    为何信宫(极庙)被称为阿房宫,《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很好的说明: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该处的文字发生了明显的误植。《本纪》三十五年的记录本应为:“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中间有下划线部分应是对《本纪》二十七年修造信宫(阿房宫)的详细说明。为什么信宫(极庙)又称阿房宫?只是因为它处在“阿房”,在山阿之旁,所以人们方便地把它叫做“阿房宫”。“阿房宫”是民间的称谓,暂时的称呼,不是正规的名称。遗憾的是,因为阿房宫到最后都没有完成,于是“阿房宫”这一暂时的称谓倒成了后人长久的记忆。人们都知道,《史记》自史迁成书之后,经过若干代、若干人的传抄,里面夹杂有若干人的注释解说,有意无意的对原文的改动也发生过若干回。上述内容就应该是后人对《本纪》二十七年相关史实的解说,不知为何误植到三十五年之中。细看《六国年表》,我们知道,秦始皇修阿房宫是二十七年的大事,三十五年没有必要再提修阿房宫,当然也不可能有记录。后人由于没有把《秦始皇本纪》与《六国年表》对照阅读,以致得出了二十七年修信宫(极庙),三十五年又建阿房宫的错误判断。真正的历史告诉我们,秦始皇要为大一统帝国特意修造的,《史记》中作为真正的历史大事要记录的只有一个宏大建筑,这就是信宫,也称为极庙,也就是后世著名的阿房宫。

    要稍作提醒的是,上引文字中的“南山”就是“骊山”,“南山”应该像“阿房宫”一样,也是民间的用语,因骊山位于阿房宫之南,故人们方便地称之为南山。

    本文作者想请读者朋友再回过头去看看上面引用过的两个卫星照片,所谓的“秦始皇陵”恰到好处地贴近骊山之阿,这不正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独一无二的“阿旁之宫”——阿房宫吗?!有必要再强调一下,“房”与“旁”通假,“阿房”就是“阿旁”,“阿房宫”意即“山阿近旁之宫殿”。

    还有必要提醒一下读者朋友,按秦始皇的本意,阿房宫——信宫(极庙)修好以后,还要在骊山(南山)之巅修一座阙楼,并要修一条阁道从阿房宫直达骊山(南山)之巅。这也是《秦始皇本纪》中“自极庙道通骊山”的本意。这样的设计方案可以反过来为本文提供有力的佐证,只有本文所认定的阿房宫与骊山(南山)之间的位置关系才能为这样的设想提供合理的地理基础,而目前学界认定的位于西安市西郊的所谓“阿房宫”与终南山之间不可能形成这样的位置关系。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7-13 00:23:10    跟帖回复:
7
续:

    三  秦阿房宫是中国最早的明堂

    接下来,人们会进一步质问说,所谓“秦始皇陵”不就是一人工土堆,怎么又成了著名的宫殿名胜呢?阿房宫应该是一个或一群高大的建筑才对啊!

    首先要指出的是,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是抒情之作,与汉后的许多传说一样,不必当真。可以认定的是,如果阿房宫真的建成,它无疑是一个超级规格的建筑,但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其他若干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阿房宫并未建成,它仅仅完成了一个基础——夯土台。

    这里要更正一下通行的说法,人们都说所谓“秦始皇陵”是一堆封土,与普通的坟墓封土一样,只是高大一点而已。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判。所谓“秦始皇陵”不是一堆封土,而是一个建筑地基,当然是一个特别高大的地基——数以万计的人工用十年时间夯筑的高大地基。现已查明,现存表层土之下有一圈高三十米左右、厚二十米左右的夯土墙,有学者竟把这些夯土墙当成了秦始皇的阴间建筑,本文要大力声明的是,这些地下夯土墙根本就不是所谓“地下高楼”,它们仅仅是这宏大夯土地基的支柱,它们的功能类似于今天高大建筑的基桩。要确保阿房宫这样的世纪工程(应该是千年工程)的稳固,没有牢固的地下基础是不行的,这也是人们在“秦始皇陵”东南山脚处发现排水沟和挡水墙的原因。

    自然,如果这么高矗的一处土堆仅仅是一个建筑地基,该建筑的总体高度无疑会高耸入云。没错,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地基太过高大,使得本来并不是特别困难的问题难住了历代学界。但是,如果我们能不受拘束,放开思维,既然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他的作为当然就会不同凡响,既然阿房宫是可以与万里长诚,与畅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直道(驰道)相提并论的天下帝国的标志性的建筑,它的规模当然会冠绝群伦,它的基础自然也会卓然耸立。

    问题在于,在物理勘探和人工探铲确认“秦始皇陵”地下存在巨型的夯土墙前提下,学界仍然不能从“陵墓”的惯性思维中摆脱出来,这才是到今天为止“秦始皇陵”的诸多疑惑总是无法得到真正澄清的原因。

    国人之所以不愿认可此处即是阿房宫,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人们不理解阿房宫——信宫(极庙)在秦始皇心目中,或者说在大秦国家(天下)意志中不同寻常的意义。或者说,国人到今天为止还不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信宫”(极庙)其实就是秦国的明堂所在。它本是中华帝国第一个真正的天子朝堂,是大一统华夏民族国家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如果它确实建成,如果秦始皇足够长寿的话)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之所以把“信宫”的建造当成头等大事之一,主要不是像上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记和二世元年记所说,是因为原有的咸阳宫小,而是因为秦始皇将要统治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疆域空前的天下帝国。人们都知道,秦始皇原来治理的仅是一个诸侯国格局的秦国,统一之后,他面对的是一个空前规模的天下。他已经从众多诸侯国君之一变成了一统天下的天子。原来诸侯国格局的秦国宫廷,无论从设计理念还是从实际运作诸方面都已无法适应新形势。更为关键的是,吕不韦等先贤已经在《吕氏春秋》中对全新天子帝国提出了建造全新朝堂的要求,作为吕子的关门弟子,秦始皇是必须得把先贤们的设想方案付诸实施的。

    上面说过,信宫(阿房宫)最后没有完成,所以后人无从得知秦始皇李斯等人的具体构想和设计。西汉末年刘歆等人设计的明堂可以作为我们推测阿房宫原初构想的一个蓝本(见附图四),可以知道的是,据考古发掘报告,西汉明堂的地基平台高度仅1.5米,它与理想中的阿房宫相比,规模气势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附图四  西汉明堂复原图  (引自360图片:西汉明堂, 2017-12-20)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秦始皇的年代,就一定会知道,信宫(阿房宫)的设计肯定是以《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相关构想为蓝本的。它必须是一个方形,四面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每一面会有一个正堂和左右两个侧室。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秦始皇陵”恰是一个四方形,这正好说明我们这里的推想是正确的。

    汉代以后的传统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建造明堂的设想或实践,从西汉、东汉到隋唐都有,明清的北京天坛也算是明堂的流变。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当时的朝廷分别在长安和洛阳建造过明堂,考古报告告诉我们,这些明堂构想基本上沿袭了《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相关思路。可以说,信宫(阿房宫)就是中国古代天子政治教化标志性建筑——明堂的源头。遗憾的是,汉代以刘向刘歆为代表的文化人,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在设计建造明堂时,竟然把阿房宫当成不存在,别有用心地把《吕氏春秋》《十二纪》有关月令的部分内容汇集成篇,美其名曰《月令》,好像他们有关明堂月令的设想不是来自《吕氏春秋》,而是出自先秦儒家。本文想告诉国人的是,《吕氏春秋》之前的中国并没有如《十二纪》那样包含了四时五行内容在内的《月令》文献,明堂构想首先来自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吕氏春秋》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源头。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后世帝王都把修“明堂”当成皇家朝请诸侯的所谓“礼制”建筑。这说明汉代之后的中国文化人,一直没有很好地理解《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理念。首先,把这么一个礼制建筑称为“明堂”就有点文不对题。这样的宏大建筑本由分居四面的青阳、明堂、总角、玄堂四个部分构成,把它简单地称为明堂明显是以点代面、层级混乱。它的名称本应该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称为“信宫”或者叫“极庙”才合适。

    后世的明堂一般都是帝王颁布政令,举行重大宗教政治礼仪活动的地方,君主本人不住在里面。但按照《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安排,天子是必须一年四季都居住在信宫之中,在不同的季节和月份,他还得分别在青阳、明堂、总角、玄堂不断的徙居。在吕子们的思维中,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天子“法天地”的意志,才能表明天子身份的合法,也只是这样,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

    这就要说到《吕氏春秋》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问题。过往两千年,虽则人们都知道《吕氏春秋》是秦相国吕不韦规划编制的极为重要的古代文献,但在汉代以后国人的心目中,《吕氏春秋》又总陷于似有实无的尴尬处境。特别是,后世中国人不仅自己把《吕氏春秋》当成了可有可无的古代典籍,他们还自以为是地认为,秦代、秦朝的中国人也像他们一样把《吕氏春秋》当成了无足轻重的助兴之作。

    今天的中国人需要知道的是,《吕氏春秋》是古典中国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的价值地位可与《尚书》、《春秋》相提并论,对于战国后期的中国来说,《吕氏春秋》更有里程碑意义。关键是,对于战国年间真正的中国人来说,《吕氏春秋》不是后世意义的宣传手册,更不是装点门面的文雅配备,它本就是战国士人的生命写照。对于吕不韦和秦始皇这样的中国精神来说,他们的人生轨迹就是由《吕氏春秋》来规定的,他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吕氏春秋》呈现在现实历史中。

    《吕氏春秋》的核心内容《十二纪》是吕不韦等战国士人为未来的大一统华夏帝国设计规划的政治蓝图和宪法纲要。《十二纪》既包含了“贵以”、“贵廉”等古典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表述,还包含了以“月令”为标志的大一统天下帝国的具体行政教化措施。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以“青阳”、“明堂”、“总角”、“玄堂”为基本组成单位的全新的朝宫。作为吕不韦的嫡传弟子和《吕氏春秋》的忠实信奉者,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作为首批重大工程提上日程,并具体付诸实施的当然就不会缺少这样的标志性的朝宫——信宫(极庙)。

    四   秦始皇“窃葬”于骊山某处

    如果所谓“秦始皇陵”不是赢政的下葬处,人们当然会问,秦始皇到底葬在何处呢?

    本文认为,寻找秦始皇真正的下葬处正是今天国人特别是历史文化研究者们的重要任务。本文认为,尽管骊山之阿的高大夯土台不是始皇帝的安息处,秦始皇无疑葬于骊山某处。

    《史记·秦始皇本纪》已经明确指出,秦始皇葬于骊山,它还提到“始皇初继位,穿治骊山”,所以秦始皇葬于骊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他的墓穴到底在哪里。根据笔者对秦始皇文化背景的把握。他极有可能采取一种“窃葬”的方式,所谓“窃葬”顾名思义,就是悄悄地下葬,神不知,鬼不觉,关键是让人找不到墓穴的具体位置。对于秦始皇来说,就是在骊山深处秘密开挖一个洞穴,下葬后,再把洞口复原,如同自然地貌。其实原始史料中也不乏这样的暗示和明示,《秦始皇本纪》在三十七年记录中专门提到“树草木以象山”就是秦始皇“窃葬”的非常好的指引,《汉书·贾山传》专门提到始皇葬处是“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也向世人表明秦始皇采用了“窃葬”的方式。这一推测之所以是一个相当有可信度的断定,更是因为秦始皇的仲父吕不韦死后就采取了“窃葬”的方式。其实采取这种与自然地貌同化的下葬方式在秦汉年间还有若干事例,比如汉文帝刘恒就是如此下葬的,以至于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他到底埋在哪。我们也知道,秦汉之际的南越国武帝赵佗,文帝赵胡都是采用的“窃葬”。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西汉早期的诸侯王也有若干人采用“窃葬”的下葬方式。

    笔者为什么特别强调秦始皇采用“窃葬”的可能性,同样是因为,秦始皇是《吕氏春秋》的真实信徒,采用“窃葬”是《吕氏春秋》倡导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生观:

    二曰: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虑。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闭。

    《吕氏春秋》中没有提到“窃葬”这个专有名词,但对“窃葬”的提倡是一目了然的。“窃葬”的出发点是一切为死者考虑,为死者考虑最要紧的是“重闭”,就是“无发无动”,也就是下葬之后再不受外界任何的骚扰。这也就是《吕氏春秋》内含的一个重要观念——“安死”。

    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世俗之行丧,载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云偻翣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饬之,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以军制立之然后可。以此观世,则美矣,侈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苟便于死,则虽贫国劳民,若慈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

    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夫死,其视万岁犹一瞬也。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

    世俗的下葬声势浩大,世俗的坟墓“高大若山”,这些都只是生人之间的炫耀和排场竞赛,并不是为死者考虑的结果。站在死者的角度,送葬的仪仗其实就是为心怀不轨者发出的行动指引,而高大的坟茔更是为盗墓者提供了明确的目标。

    夫有所爱所重,而令奸邪、盗贼、寇乱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之大事。尧葬于谷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为死者虑也。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以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阪隰则同乎阪隰。

    “故先王之葬,以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阪隰则同乎阪隰。”“窃葬”理念的关键词是“合”与“同”,核心要求是葬后不要引起自然地貌任何的改变,葬于山林就要与山林合为一体,葬于平地就要同于平地,不能有明显的地表显示,要尽量让人分辨不出来墓葬在哪。应该说,“窃葬”理念的提出是吕不韦等战国士人理性充盈的表现,而吕不韦、秦始皇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更表明他们是中国文化真正的改革家、力行家。

    秦始皇究竟葬在何处,这是另一个重大的历史和考古议题。本文或许可以给出一个始皇下葬处的具体指引,本文认为,附图二所指示的“望峰”下面的山岩下某个暗藏的洞穴或许就是秦始皇“安死”之地。

    最后,本文有几点想与国人同胞分享。第一,两千年前之所以会形成这么大的误解,两千年来这样严重的误解之所以能一直维持,原因固然很多,但信宫(阿房宫)就在郦山旁,阿房宫与秦始皇下葬处非常接近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当年埋葬始皇帝的“复土郦山”工程与阿房宫工程时间上重合,地点都发生在郦山北麓千米左右的范围,在外人看来,这两处几乎就是同一个地点;第二,项羽焚烧阿房宫的传说尽管深入人心,流传久远,但我们只要知道阿房宫仅完成一个基础,并没有实际性的地上建筑,那这样的传说只能归入民间传说,无须进一步辩驳;第三,前些年有关专家和行政当局确认的所谓阿房宫遗址是传统学术失败的一个明证。有关人士既没有从《史记》的记载中辨析出“阿房宫”即是“信宫”的民间称谓这一基本事实,又没有弄清楚信宫在大秦帝国的史诗般的地位。只要在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有真正的把握,本来是根本不会发生这样大的学术误判的。

    本文的问世带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强烈意图:我们期望当局和有关部门,尽快在所谓秦始皇陵核心部位进行考古诊断。以当今的科学技术条件和勘探水平,对所谓秦始皇陵进行微创式的钻探几乎不存在任何损害文物的风险。古今中外的真正学术心灵多少年来都在渴望一睹秦陵的真面目,沉睡地下两千年的秦始皇更在渴望向国人展示自己的真风格,最能反映文化中国特质的大秦精神更加渴望在伟大复兴的现代中国获得国人同胞的认知和认同。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7-13 00:33:0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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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论文中的注释显示不出来,文中的照片也显示不出来(我不会)

这篇论文写好近两年,曾向北大清华学报和《历史研究》和其它一些核心刊物电子投稿,象往常一样毫无反响。我看中国的希望,至少是文化方面的希望在凯迪有存在和成长的可能,至少我且这么希望。期待国人,特别是有真正中国情怀者的响应和批判!!!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7-15 00:42:18    跟帖回复:
9
    为秦王朝正名,至为关键的是把所谓“焚书坑儒”的辨明清楚。所谓“坑儒”,完全是汉人的有意栽赃,无中生有,是纯粹的造谣。这方面,旅日学者李开元教授有很好的论述,请参阅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
    
   本楼主前些年完成了《观相百家》一书,把文化中国的来龙去脉作了一创世纪式的阐明。其中有专门章节厘清秦王的所谓“焚书”。

四  焚书辨                               (一)

接下来,我们要就著名的历史公案“焚书坑儒”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认为,这也是本书的使命之一。
当然,我们首先得说一说秦始皇嬴政。历史观相告诉我们,始皇帝是一个墨家信徒。
前面说过,《吕氏春秋》的理想是“古之清世”,很明显,这是所有清教人士——墨家的共同理想。“天曰信,信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顺,顺维听。”就是一个清世的基本状态。
传统学术对文信侯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在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想要在中华大地建设一个真正的清世(一个盛世必是一个清世),我们在历史文化方面做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恢复《吕氏春秋》的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地位,恢复吕不韦在中国文化中不应被抹杀的荣誉。
说到吕不韦,就不得不说秦始皇嬴政了。在传统文化中,嬴政无疑是典型的暴君,甚至是人们心目中最大的暴君。近世以来,不少人士对秦始皇的历史作用有很高的评价,赞扬他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等。这些都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以内。值得一提的是,程步先生在他的系列从书《真秦始皇》中对嬴政在个人道德、历史成就方方面面进行了举证和论说,意欲将嬴政的形象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变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仁君。本书对程步先生的成就是充分认可的。但本书不打算过多评说嬴政的成败和功过。本书认为有必要从文化形态学对秦皇的举措加以更多的说明。
要再次申明的是,二千年的学术都遗忘了一个基本事实:战国时的秦国是一个墨教主导的国家,也就是说,战国秦是一个以清教作为文化背景的国度。这一点传统学术是有意淡忘的。我们在《吕氏春秋》中到处可以看到墨者的身影,(我们说过,不独秦国,在战国特别是战国早期,整个中国几乎都是墨教的天下。)在《吕氏春秋·去私》篇,我们看到,墨者的巨子与秦国的国王秦惠王关系决不是普通君臣之间的关系,腹(黄享)应该是当时秦国的国师,这一点稍具理解力的人士是完全不会反对的。我们之所以说吕子有很浓的墨教背景,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吕氏春秋·序意》篇表达了对“清世”的向往,更是由于秦国的文化习俗。
从秦王嬴政本身的表现来看,他也应该是一个有强烈清教——墨教倾向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相对于吕不韦等人的墨教背景之言,始皇帝似乎更是一个真正的墨教信徒。
《史记》中现有的对秦皇嬴政本人的历史记载明显经过后人的有意涂抹和篡改。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很多文字有明显不合常理、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对此,李开元先生的《秦始皇的秘密》有很好的说明。在本书看来,《秦始皇本纪》的后面部分几乎像在写玄幻小说,完全不像一个权威性的历史文献。
尽管后世文人也对秦始皇极尽了污蔑抹黑的能事,但他们还没有大胆到篡改刻石。本书以为,研究秦始皇、研究秦代,刻石文字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下面我们把《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刻石内容罗列如下,不难看出秦始皇和秦朝的清教本质。
《二十八年泰山刻石》: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又《琅邪刻石》: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二十九年之罘刻石》: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东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彊。武威旁暢,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三十二碣石刻石》: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三十七年会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脩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恆常。六王专倍,贪戾泬猛,率众自彊。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脩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真正的秦始皇特别重视“廉清”、“修洁”、特别在意秩序、安宁。可以说,这是典型的“清教”式的理想。特别是,这些刻石中数处提及净化男女关系,都特别能表明嬴政的墨家清教背景。
另外,尽管两千年来,费拉儒家为主流的传统学术没有放过任何污蔑栽赃秦皇政的机会,但世人仍然公认他是一个勤勉的君主。史载他每天审阅的文件“以衡石量”,他统一中国后的七年间五次巡视全国,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勤政记录。上述的《琅玡刻石》称颂他“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看来是有相当的事实依据的。要知道,他本来是完全可以在咸阳好好享受生活的。当年的中国不是现在的中国,不可能有各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各种后勤接待安排。秦皇的巡游不像后世的肖小之辈,是为了游山玩水,他完全是为了国家社稷。我们现在也没有任何始皇巡游如何骚扰社会、影响民间的记录。这些都很能表明秦皇政的墨教风格。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7-15 00:43:1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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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秦王朝正名,至为关键的是把所谓“焚书坑儒”的辨明清楚。所谓“坑儒”,完全是汉人的有意栽赃,无中生有,是纯粹的造谣。这方面,旅日学者李开元教授有很好的论述,请参阅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
    
   本楼主前些年完成了《观相百家》一书,把文化中国的来龙去脉作了一创世纪式的阐明。其中有专门章节厘清秦王的所谓“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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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续:

   (二)
当然,本书不是专门研究嬴政的著作,我们评说秦始皇,主要是为了评说著名的历史公案“焚书坑儒”。对于“坑儒”,李开元教授有很好的辩驳。这里想就“焚书”之事特加说明。先来看看相关的记载: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这段话在《史记·李斯列传》也有记载,但文字表述有相当的差异:
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
对比两段文字,我们首先要指出,“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这一句话《李斯列传》中没有,只出现在《秦始皇本纪》中。不难看出,这一段是后来加上去的。我们前面说过,末世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对秦王嬴政的污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句话本身就特别有代表性。本来,没有这句话,这段制令是相当通畅的一段文字。而有了这句话在其中,整段话就显得极为突兀。特别是,这句话所体现的精神实质与后面的文字完全不同,“黥为城旦”,在秦汉时期是非常轻的罪,但“弃市”,特别是“族”就是相当严重的惩罚了。这个制令的本意是收缴民间书籍,如果刻意不上缴,那就是对当局的公然蔑视。这样的故意对抗,最大的处罚只是“黥为城旦”,但是与收缴书籍并无直接关系的“偶语诗书”却要受到“弃市”这样严厉的惩罚。这根本不符合逻辑。还有,什么是“偶语诗书”,“以古非今”是什么意思,这些条文如何操作、如何把握。可以说,这样的话语完全不是正式的法律语言,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要知道,清教社会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理智清明,它对理性的尊崇,它对可行性的强调。
今天,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认定,这句话是“无中生有”出来的。
近年来的出土文献已经澄清了秦代暴政的传说。《睡虎地秦简》告诉我们,秦始皇时期的秦朝刑法其实已经相当宽适,“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样的残忍法条完全不象始皇时代秦律的性格。
其次,我们必须澄清,秦始皇所认可的李斯的意见是“挟书”,而不是“焚书”。“挟”是“挟持、携带、收藏”的意思,与“焚”——烧毁的含意完全不同。“挟书令”之记载最早见《汉书·惠帝纪》,书载“惠帝四年三月,除挟书令”,由之可知始皇帝当年的制令为“挟书”之法令,而不是“焚书”的全国性强迫。不要小看这两个字的区别。在传统学术所影响的世人的心目中,总认为,始皇帝是要把所有古代的典籍全部焚毁,从而使自己的任性意志可以无所顾忌的成为整个社会的法律准则。在传统学术所营造的语境中,始皇帝是一个任性妄为的独裁者,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君,是一个视古典价值为多余无用,立意要灭绝古典文化的人。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始皇帝所受的冤枉是无以复加的。
其实,始皇帝所坚持的只是要为民间藏书建立一套明确的法律规定。首先,他的制令中明确表明,“种树、医药和卜筮”等实用类的书籍不在限制之列,他的制令主要针对的是诗、书、百家语。这些书籍都是与思想教化直接相关的,特别是《诗》、《书》在当时都是属于宗教类的文献。值得再次重申一次,在古典中国,《诗》、《书》(特别是《书》)就相当于《圣经》(Bible)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他的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携带、收藏图书典籍,实用类书籍完全自由、不受限制,但是如果要收藏诗书类典籍,就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不符合规定的书籍必须上交官府“杂烧之”。
《秦始皇本纪》虽然被后人篡改,添加了一些不实之词,但它里面所保留的一句话“非博士官所职”却极为重要,是我们今天全面正确理解始皇挟书令的关键话语。后世的文人学者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对一句一点都不难理解的话语总是熟视无睹,要不就装聋作哑。“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秦皇、李斯要收缴、烧毁的,是博士官所不认可的诗、书、百家语之类的书籍,而不是所有的古典文献。也就是说,只要是博士官所“职”的,也就是,只要是官方认可的文献,无论是什么文献,《诗》也好,《书》也好,百家语也好,都可以家藏。这句“非博士官职”是理解李斯“挟书令”最要紧的限制语。如果没有这句话,就成了后世所理解的那样,始皇、李斯无疑是古典文化的罪人;而有了这句话,那始皇、李斯的意图就应该作全新的解读。
所以,今天的人们必须明白,始皇、李斯的用意不仅不是要灭绝古典典籍,他们的本意刚好是反过来,他们是为了保护古代经典的权威和纯洁。
自然人们会问,为什么秦皇、李斯要收缴、烧毁“非博士官所职”的诗书百家语类书籍呢?
观相的历史学告诉我们,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存在不少“大逆不道”的所谓诗书和大量“假冒伪劣”的所谓百家语。秦皇、李斯的收烧书籍直接目的是整理当年的文化环境,净化当时的政教思想。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示一下当时的时空背景。战国末年,是中国古典社会启蒙运动极度高涨的时候,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任何事情跨跃极端之后,都会走向它的反面。过度的学术自由,就会形成各种极端思潮和各种无政府甚至反社会的思想主张。而一些反社会的人士,出于各方面的原因,为了宣扬、传播自己的主张,会情不自禁地假借古人,以经典的名义作自己的招牌。可以想见,战国末年的中国人人都可成百家语的创作者,个个都可以做诗书的解说人。于是,李斯上书中所说的话就成了现实:“语皆道古以害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应该说,从历史的观相来看,当年的秦政府确实面临着强烈的整顿社会秩序的内在要求。具体在舆论方面,当时真可谓是“百家争鸣”的时期。每个人对政府的举措都要发表自己的看法,问一问为什么。人们对政府政策措施的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吹毛求疵,无疑会影响到行政的效率,对于一个负责任的社会管理者来说,能够避免当然最好,但以秦始皇所处的“伟大的总结性体系”时代精神来看,这些并不可怕,因为他们对此有着充分的自信。但是,在墨教人士的心目中,《诗》、《书》就是古典中国的《圣经》,它们与皇天上帝一样是神圣不可亵渎、高贵不可沾污的,百家语虽然没有诗书那样的神圣,但它们也是先贤思想的精华所在,也具有相当的权威与尊严,如果有人企图假冒上帝祖先的名义,以冒牌的权威经典来扰乱社会,一逞自己的私欲,对于始皇帝这样的墨教信徒来说,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是必须要加以剪除的。对于一个以“法天地”为初衷的墨家传人来说,这是达到“天清地宁”的最基本要求。
不要以为,这上这些议论仅是本书作者的想象,这更可能是战国后期秦汉之际古典中国的基本事实。秦皇李斯的挟书令确有他们不可移易的充分理由。
当年秦皇李斯挟书令所针对的书籍的具体内容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其实,即使是李斯本人也不知道,他要收缴的书籍到底有多少种,因为战国后期的中国是一个相当开明的时代,学说主张竞相问世,奇谈怪论风涌而出。可以想见,当时的民间藏书应该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作为墨教信徒的始皇帝决意要清理思想文化环境。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凡诗、书、百家语这类有关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方面的书,以博士官的藏书为准,凡不在博士官认可之列的,就属于被收缴烧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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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续:

(三)
我们可以尝试以一个墨教信徒的心理来设想当时应该被收缴烧毁的书籍。
首先,直接诅咒、诽谤皇天上帝的书籍是始皇李斯要收缴烧毁的首要对象。
我们知道,当年的一些狂妄之徒竟然把皇天上帝本身作为调侃、怨恨乃至谩骂的对象,并且把这些“亵渎神灵”的文字当成《诗》来传颂。这对于虔诚的墨教人士来说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是绝对不可饶恕的。
现存《诗经》中有一些所谓“变雅”,如《雨无正》、《小旻》、《小弁》、《巧言》、《板》、《荡》、《桑柔》、《云汉》、《瞻卬》、《召旻》等,其中包含有明显的怀疑上帝乃至怨恨上天的诗句,《云汉》就很有代表性: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梗。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旱既大甚,黾勉畏去。胡宁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旱既大甚,散无友纪。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无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宁?
这些诗篇是否成篇于始皇挟书令之前,目前尚难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成篇在挟书令之前,它们不会被秦国官方认可。秦国作为一个以墨教立国的国家,它的博士官不可能收藏这样的公然诽谤上天的诗篇。以始皇这样的墨教信徒的心态,上述这样的诗篇绝不能算是真正的《诗》,真正的《诗》只能是歌颂上帝,敬仰皇天,怎么可能去怨恨、谩骂呢?!见到上述这些所谓“变诗”,即使他本人性格再怎样温敦和顺,肯定都会龙颜大怒,这就像天主教的教皇听到有人公开诅咒、辱骂上帝一样,绝对不会听之任之,岂能“不思一为之所也”!(语出曾国藩《讨粤匪檄》)。无能如何,这样的诗篇一定会是始皇李斯收缴焚毁的首要对象。
除了这些“变调”的诗篇外,当年的秦朝社会也应该存在相当数量不被官方认可的《书》。
我们知道,传世本《尚书》由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组成。古文尚书已经被公认为战国之后的托附作品。以始皇李斯的挟书立场,这些所谓的古文类《尚书》无疑也将成为收缴焚毁的首要对象。站在墨教这样的清教立场,任何“假冒伪劣”的东西都是不能容忍的,假冒《尚书》这样的亵渎圣经行为,对于墨教信徒来说,更是罪不容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古典尚书》有一篇著名的《泰誓》。此文分上中下三篇,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上中篇;
《周书·泰誓上》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听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従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周书·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王乃徇师而誓曰:“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勖哉夫子!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呜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是《古文尚文》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它的文笔相对来说比较雅训通达,不像《今文尚文》那样诘屈骜牙。它的文字也十分铿锵优美,是相当好的文章。但从文字考据的角度讲,正是由于它的这些“优点”,使它与真正的《尚书》拉开了距离。它不可能是真正的周初的作品。特别是,这篇《书》的几句关键的话表明了它的“晚期性”。
“民之所欲,天必従之”,这句话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十分顺风入耳的话语,是正确无比的观点,但站在真正的宗教虔敬者的立场来看,这却是一句“大不敬”的狂言。在皇天上帝的面前,下民只有虔诚敬仰、倾心崇拜的本份,怎么可能要至高无上的上天来顺从下民的私欲呢?这样的渎神话语不可能出自周初这样的文化早期,对于始皇帝来说,这也是需要彻底清除的。
这篇书的另一句意义相近的话语更有影响力。“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书就曾以此句《书》语作为自己的旗帜,也正是因为《孟子》书,这句书语在传统中国得到了最广泛流传。站在当今世界这样一个“民主”或“民粹”的时代,这充分表明了《孟子》书的现代性,但如果我们是秦始皇这样的墨教信徒,单凭这句话,我们就可以判处这篇《书》的火刑:世上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更狂妄嚣张的话语吗?
按照上述的逻辑,传世本《逸周书》中许多篇章都应该是始皇李斯要收缴焚毁的对象(如果它们确是成文在挟书令之前的话)。
始皇李斯把焚书的首要目标对准这些公开诅咒诋毁皇天上帝的诗书,从今天的立场看,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在实施思想禁锢、文化专制,但从当时秦朝官方的墨教立场看来,烧毁这些公开诋毁皇天上帝的异端邪说是最正当不过的事,他们有着我们今天销毁宣扬恐怖暴力、鼓吹宗教极端主义书籍相同的心态。
其次,渲染情爱,有色情肉欲倾向的诗篇也是始皇李斯要收缴烧毁的重点。
传世本《诗经》包括“风”、“雅”、“颂”三个部分,我们在前面讲过,《风》和《雅》有相当的部分应该是春秋之后乃至战国之后的作品。其中《国风》类的诗篇有很大部分十分香艳,这些艳诗十有八九都不会在秦朝官方的藏书之列,所以当年都应该是被收缴焚毁的对象。《国风》中淫俗风格的代表是著名的“郑卫之声”——-《郑风》、《卫风》,它们自然都会属于被焚毁的目标,即使是《周南》、《召南》这样的高雅之声,其中的个别曲目,比如前个世纪古史辨运动中广泛讨论研究过的《野有死麕》,恐怕也会是始皇李斯焚毁的对象。当年的古史辨学人曾对“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这句诗的具体意含有广泛的讨论,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承认,这是《诗经》最为香艳的诗句之一,用我们现在的评级标准来看,这句诗的情色级别绝对在三级以上,站在墨教的立场,这无疑属于首批焚毁的对象。
第三,“假冒的百家语”应该是始皇李斯收缴焚毁的另一个重点。传统中国学术对“托附”一词相当熟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大量传世本古籍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托附”类。古代中国人与今天的人类思维恰恰相反,明明是自己的思想,却总怕自己的名声不够响亮,总要把自己的作品托附于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即使是一个与自己的时代相隔数百上千年的历史人物也在所不惜。于是大批挂名孔子、老子、管子(管仲)、晏子(晏婴)、乃至黄帝、神农的书籍应运而生,其它名声不够响亮的托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
以始皇李斯的墨教立场,只要不造成理解上的混乱,他们不会太在意书名是否为托附,比如,当年市面上有大批挂名“黄帝”、“神农”的书,人们都知道它们是近人托附,而且这些书的内容都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不会在始皇李斯的收缴之列。但是,当时的一些所谓“百家语”书籍明显有张冠李戴、混淆视听,甚至颠倒黑白的嫌疑,极大地影响了文化思想的正常交流,这是特别强调秩序感的始皇李斯所无法认可的。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当年有不少百家语书籍有意无意篡改、歪曲了它创始者的本意,严重阻碍了文化的正常传承。
本书作者所写的第一本书《被遗忘与曲解的古典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向世人控诉战国诸子的思想被歪曲、被曲解的严重局面,所以该书的副标题叫“《吕氏春秋》对传统学术的投诉”。为什么要用这么情绪化的语言来作一本书的标题呢?原因只有一个,战国诸子被后人误解得太严重了。现在看来,战国诸子的思想主张在后世都有不同程度的被误读、被曲解的情况,其中最有代表性是对墨子、陈骈和阳生(杨朱)思想主张的歪曲。
墨子的核心主张本来是“贵廉”,就是说,墨子最重视的是“人对行为规范、对处世原则的坚持”,但到后来就被曲解成“贵兼”,也就是“兼爱”,于是世人就认为,墨子是一个主张“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者、爱心人士;陈骈(田骈)的核心主张本来是“贵术”,也就是特别强调“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他本是一个特别有进取心的入世之士,但他的主张却被歪曲成“齐万物以为首”式的所谓“贵齐”,成了一个不讲是非、空度岁月的颓废之徒;最令人愤慨的是,阳生(杨朱)本是古典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思想家,杨朱认为,治理天下最关键的是要遵循事物的内在原理。所以他的思想主张本是“贵已”(贵以)。但是却被后人(包括传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孟子》书)诬蔑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式的“贵己”。
现在看来,对包括上述三子在内的诸子的无意曲解和有意歪曲在始皇挟书令之前就已经广泛存在。
本书不想替嬴政的焚书事业平反,但我们这里特别要提醒学者们注意到墨家思维——古典中国的清教(墨教)在古典中国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传统学术总认为秦始皇是为了自己的专制独裁而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但深入到文化脉动中去的人,也许会感受到另一种要求。始皇李斯固然不希望政府的法令被社会误解,从而造成行政效益的低下,始皇李斯更加憎恨的是一般非圣无法、蔑视天帝的狂妄思想和亵渎书籍;按照斯宾格勒氏的观点,任一文化中的清教都会有一种内在地整顿思想文化,规范语言文字的要求,收缴禁书、抑制邪教是清教社会的最基本要求。秦始皇作为一个墨教信徒,他发表挟书令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四)
这里还要帮“以吏为师”再澄清一下。《始皇本纪》这句话之前的“若欲有学法令”也应该是后人的改写,它的正本应是《李斯传》中“若有欲学者”。全句就是“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传统学术总认为这句话是要求人们:所有的事都不用自己思想考虑,完全听顺官府的命令就行了。实则这句话是针对上交诗书百家语而言的,它对应的是“非博士官所职”这句话。可以说,它是发表挟书令的逻辑必然。因为挟书令的宗旨是希望民间的诗书百家语藏书要得到官方的认可,那普通民间人士怎样才会知道官方认可的书目呢?于是,唯一的办法是到官府里去咨询,“以吏为师”成为唯一的选择。所以这里的“吏”当然是指博士这类专家。
应该说,《韩非子》《五蠹》篇的一段文字对“以吏为师”原意的以讹传讹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五蠹》篇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句晚期法家的清楚表述使人们不由自主联想到秦始皇的禁书令,但如果我们真正进入到秦朝浓厚的清教(墨教)的文化氛围中,就会知道,《韩非子》中“以吏为师”与这里的“以吏为师”完全不是一码事。
始皇李斯的思想逻辑应该是:除医药、种树和卜筮等日用书籍之外,所有与宗教、政治相关的书籍都要以官方的文本和官方的解释为准。因此,凡没有列入博士官藏书目录的诗书文本和诸子文本都要上交官府统一销毁,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如果人们想要了解学习诗书诸子,应该“以吏为师”,以官方的版本和解释为正。由此可知,秦的挟书令是要去除掉未被官方认可的诗书和诸子,官方认可的诗书和诸子文本自然都在保护之列。也正是因为这样,李斯的提议中要专门指出,医药、种树和卜筮之日用书籍不在本规定之内。因为按李斯的提议,任何书必须得到朝庭的认可、有博士官主持,才可以保存在民间,而医药、种树、卜筮之类日用之书不可能有博士官专门主持,如果不加上一句“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之明确表述,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明显违背李斯强化社会管治之原意。
始皇李斯的本意是保证秦朝官方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论是李斯,还是始皇本人都绝对没有与古典文化决裂的意图。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挟书令正是要保护古典中国的经典理念不受当时“离经叛道”、“非上无法”思潮的影响。这里还要说一句,后世以为“法”、“法教”是秦始皇背离传统,自逞意志的一套创制,像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时代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而在秦皇和李斯的心目中,他们的“法”、“法制”正是古典中国的“法统”所在,是上帝和祖先的精神体现,而当时不断涌现、层出不穷的各种新思潮才是对上帝祖先、对经典价值观的“大逆不道”。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护教”心态,他们才不得已发布“挟书令”。如果认为,他们完全是为了“自逞私意”,故刻意毁灭法统、铲除祖先文明,这才是对始皇李斯,同时也是对古典中国最大的误解和误判。大致可以说,始皇李斯发布挟书令时的心态与孔子当年“笔削春秋、删减诗书”时的心态几乎是一样的,他们的心情就应该是孔子号召“放郑声,远佞人”时心情。往后说,挟书令的精神与汉儒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除百家、独尊儒术时的心态也几乎一般无二。他们都是想保卫古典价值,维持法教秩序。其实,始皇、李斯这种纯洁宗教、坚守法统的 “护教”行为在所有宗教社会、所有文化历史中都是屡见不鲜的,想想西方天主教历史中时常发生的烧毁异端书籍的行为,想想西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严刑酷罚,所谓的“焚书坑儒”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人们常常会说,中国文化因为秦始皇的所谓“焚书坑儒”而“文脉”中断了,但有谁会说,西方文化因为宗教裁判所的严酷作派而中断了呢?
我们上面说过,始皇帝丝毫没有要毁灭诗书和诸子的意图。他的意图恰好相反,他是想要保存真正的古典价值,他担心的是真正的古典信仰、真正的诸子思想会受到玷污、受到篡改,从后来历史所展现出的现实情况来看,始皇、李斯的当心不幸变成了现实。比如,我们前面专门强调过的,《吕氏春秋》中的三个关键命题:“墨子贵廉”、“陈骈贵术”和“阳生贵已”,在后来的传承中,就竟然变成了“墨子贵兼”、“陈骈贵齐”和“阳生贵己”,两千年来国人都被这样的曲解和篡改所蒙蔽,直到今天绝大部分国人还蒙在鼓里,不明真相,这可以说是五千年中国文明史最大的悲剧。这不是从反面证明了秦始皇整理文字的正当性吗?
最后,还有必要代表始皇吕子向国人慎重申明:秦王朝本身就是古典中国文化的作品。它发源于宗周故地,有着近六百年与古典中国精神共同发生发展的历程。始皇帝作为秦王朝无可争议的法定继承人,与古典中国文化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古典价值是秦王朝自身得以傲立于世的最坚强的基石。灭绝古典信仰,抛弃古典价值对于始皇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恰可与汉高祖刘邦形成鲜明对照。灭绝古典文化、无视古典信仰的只能是古典中国第四等级的代表、真正的无产者、无神论者刘邦之流的作为。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7-15 01:04:05    跟帖回复:
13
    国人两千年来没有想到,秦始皇的所犯的最大罪行竟然是“捍卫诗书纯洁,守护古典价值”。真正有文化意识,有中国情怀的国人难道不为此唏嘘连连,痛心疾首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7-15 15:11:25    跟帖回复:
14
   秦王朝、秦王政的形象之所以这么负面,汉代官方的有意抹黑关系重大。在这一肮脏的构陷前朝的系列举措中,汉代文人(当然是官方文人)担负了极为不光彩的角色。这方面李开元曾在专门的论述。我认为,秦代的形象之所以如此负面,与汉代之后的中国历代文人学者的不学无术,不好读书,不思进取,不辨真伪不无关系。两千年来,举人进士代有传人,文人学者数不胜数,但从来没有谁把中国文化的真经,如《尚书》,如《春秋》,如《易》读明白,理清楚。特别是对最能代表古典中国最高成就的《吕氏春秋》视若无物。由之,他们不能感受中国文明的宗教根基,不能认知墨家在文化中国的主导地位,不能明白秦王朝的墨教性格。正因为传统支NA失去了对古典中国,对文化中国的基本把握,两千年的误解常常令真正的学术心灵哭笑不得。

  再提供一篇本人两年前写好的论文,我想有心人一定会大呼过瘾,并进而增加对秦王朝、秦皇政的理解。
  

    “书同文”新说

    郭智勇

    内容提要

    秦始皇规定全国的文书书写都要统一于李斯创制的小篆体,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中著名的“书同文”。在充分辩析前人相关解释的基础上,本文要告诉国人的是,两千年来这一公认的常识是错误的。“书同文”的正式法律用语为“同天下书”,也就是统一全国教材内容,整顿清理《诗》《书》百家语等大众读物。秦始皇当年推行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同天下书”,而不是后世讹传的“焚天下书”。

    关键词: 书同文  字型  同天下书  内容

    一

    “书同文”是人人皆知的历史常识。提到它,国人就自然会想起千古一帝秦始皇,想起他统一中国之后推行的一系列强化管治的行政和法律施为。对于传统学术来说,与“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一样,它是一个典型的旧闻。二千年来,我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被告知:秦始皇席卷六国、一统天下以后,他命令全国要使用相同的度量衡单位,这就是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他规定全国的车辆要有同宽的轮距,这就是所谓“车同轨”。进而,他规定全国的文书书写都要使用统一的字型字体,字体以李斯创制的小篆体为准,这就是所谓“书同文字”。

    对于“统一度量衡”和“车同轨”,因其意涵明确,历来也多有出土文物佐证,向来没有任何疑义。对于“书同文”,过往两千年国人也几乎把它与“车同轨”同样对待,当成是勿庸质疑的历史事实。

    但是,最近几十年,随着战国秦汉文献的不断出土,特别是一大批秦国和秦代简牍的面世,这个本不成问题的命题变成了学界不得不认真面对的议题。

    原来,国人都以为汉代之前的中国人写字都是很古板的,正如王国维所说“秦国用籀体六国用古文”,也就是说,人们都认为秦之前的中国人是不写隶书的,至少在正规文书和正式场合,秦人(战国人)是不用隶书的,隶体书写是汉代以后才慢慢扩散流行开来的事情。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李斯才结合秦籀和六国古文,创制一套小篆书体作为全国通用的新字体。

    只是这样的认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历年来不断出土的战国秦汉竹简木牍等文物所证伪。

    首先,出土简书告诉人们,隶体(或隶化体)书写发生的时间远在国人原来的想象之前。《青川木牍》的出土意味着,远在秦武王之时(早于公元前300年),秦人就已经通行隶化字了,并用这种隶化字书写正规的法律文书。在这些年不断出土的公元前300年之后的秦国和秦代简书中,人们看到的几乎都是隶体字(或隶化字),不论是私人书信(如《睡虎地秦简》)还是正式公文(如《里耶秦简》)都是如此,特别是湘西出土的《里耶秦简》中包含了大量的秦统一之后的政府正式公文原件,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用隶体书写。

    这一切已充分表明,所谓秦始皇用李斯创制的小篆来统一中国文字的传统说法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传说,根本不是历史的真实。

    于是,就有学者退而求其次,认为秦始皇的“书同文”是要求全国文字书写统一于隶书。这种观点当然经不起推敲,人们只要想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各地多处的刻石全部都用的是篆书,这一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还有学者为了挽救传统的认知,再退一步,认为秦始皇的“书同文”只是为了统一用字,认为“书同文”的本意是强调文书写作要规范用字,不能随意用假借字和异体字。这种观点已经把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一项重大政治举措当成了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它其实已经宣告了自身的无意义。

    已有学者指出,当年秦国文字与东方六国文字之间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大的差别,六国人看秦人文字与秦人看六国文字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困难。言下之意,秦始皇不会想到统一文字,因为他根本没有统一文字的必要。应该说,这一看法是相当有见地的。

    如此说来,难道秦始皇发布“书同文”法令之事是后人虚构的吗?

    当然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白纸黑字有“车同轨,书同文字”的记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段文字的真实。即使有人质疑《史记》有被后人篡改的可能,但“书同文”不仅记载在《史记》文本中,它也雕刻在始皇二十八年的《琅琊刻石》中,对于镂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我们当然无法否认它的历史真实性。

    应该说,这确实在横亘在所有中国历史文化学人面前的一个难题,这又是一个任何有志于寻求中国历史文化真相的学者必须要首先加以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今天的学界应该有一个比过往两千年更合理的解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对得起历史和未来的崭新而合理的说法。

    二

    本文作者过往对此也曾大惑不解,直到新近在翻阅《史记·六国年表》时,才恍然大悟,豁然洞开。《六国年表》秦始皇27年(公元前220年)有一条记载:“同天下书。”这几个字给笔者以极大的触动。虽然过往也曾翻阅过《史记》中的各种《年表》,包括《六国年表》,但对这句话并没有形成深刻的印象。本次阅读使笔者突然意识到:原来秦始皇要统一的不是“文”(文字),而是“书”(书籍)。秦朝官方“书同文”法令的本意是要统一天下书籍的文字内容,而非像后世所讹传的,要求全国上下用统一的字体字型来书写(统一文字形式)。过往两千年国人的误解极有可能源于没有仔细地阅读《六国年表》,没有深刻领会“同天下书”四个字的真正意义。现在看来,“同天下书”才是当时秦朝政府相关法令的正式用语,“书同文”相对来说,倒是一个容易起误会的日常表达(历史表明,它确实造成了事实上的误解)。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地想一想,就能分辨出“同天下书”与“统一文字(形式)”之间明显的不相干。可以设想,如果秦始皇真是要统一文字形式(字体字型),他用的法律用语,就应该是“同天下文”,这一点,我想学界应该不会有异议。人们都知道,“文”字的意涵在后世有很大的改变。战国秦汉时期,“文”多指“文字”(word)。我们前面提到过王国维当年的断语“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这里的“文”就指的是“文字”(word)。学者们都知道汉代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著名学派,所谓“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这里的“文”也只能理解为“文字”,而不能像后世那样理解为“文章”、“论文”、“作文”等。而“书”的意涵两千多年来没有明显的改变。战国秦汉作为名词的“书”字像后世一样,尽管也指书信、文章,但它的基本意含就是“书籍”(book),当然我们知道,秦汉之前多是竹简书,后世多是纸张书。

    要明白战国人对“书”字意义的理解,可以多读读《吕氏春秋》。对《吕氏春秋》有充分阅读和理解的人自然能明白,秦人是不可能混淆“同天下书”和“同天下文”这两种表述明显的意义差别的。

    “同天下书”记载在《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二十七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书同文字”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这意味着“同天下书”就是“书同文字”。后世由于许慎的误导,把“书同文字”曲解为“用相同的字体书写”,实则在秦代的语境中,“书同文字”本来就是指“书要包含相同的文字内容”。这两种表述说的是同一件事,发生时间应该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六国年表》中的错误应该是后世抄写时发生的错格。

    仔细阅读《史记》,人们当知道,秦始皇于其即位第二十六年统一中国,随即便与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核心层开会,秦朝的诸多知识权威——博士自然也是会议的成员。可以推想,这次会议开的时间相当长,绝不是一天两天就结束的事。会议的议题当然是如何治理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一起讨论过若干重大的问题,包括:帝号的设置、该不该分封诸子、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等等。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秦朝政府确定了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距的行政措施,并进而提出了“同天下书”的法令。应该说,“同天下书”与“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的思想逻辑是一样的。因为统一前的各诸侯国各有自己的度量衡体系,统一后的大秦帝国自然需要“统一度量衡”;因为统一前的各诸侯国车辆轮距各不相同,统一后的大秦帝国自然需要“车同轨”;与之相应,因为统一前的列国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不尽相同,所以统一之后的大秦帝国自然需要“同天下书”。

    对于“统一度量衡”和“车同轨”,含义明确,今天的人也能很好的理解,当年操作起来也不难,而对于“同天下书”,严格说起来,则不独今天的人们不容易理解,当年操作起来也几乎不可能。天下之书何其多也!如何“同”、如何统一呢?于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秦始皇的真实意图。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回到秦朝当时的语境才能充分领会该法令的真实意图。我们要仔细领会《史记·秦始皇本纪》相关段落的意义,特别是,我们要深入理解《吕氏春秋》所提示的秦文化的精神性格。我们当知道,秦始皇的“同天下书”主要针对的是教学用书和大众读物,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秦始皇要“统一教材”,并进而整顿、清理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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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三

    没有错,“同天下书”的指导思想与今天教育行政部门强调的“统一教材”的用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原来,所谓的“书同文”首先是要统一全国的教材。初听起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只要我们稍加思量,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任何一个新的政权都会有一个统一思想,凝聚价值观的内在要求,都会强调自身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对于秦朝这样一个以墨教为文化背景的新政权,推广、宣传乃至灌输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当然,我们知道,“同天下书”除了有统一教材内容的要求之外,它无疑会要求统一与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相关的大众读物的文字内容。

    理解秦始皇“同天下书”法令的真实意图极为重要,而一旦我们达到了这样的真确理解,则困扰国人两千年的若干历史学术难题也都可以一一化解了。

    首先,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秦的统一文字虽然由李斯牵头,实则落实到三个人,李斯编写《仓颉篇》、赵高编写《爰历篇》,胡母敬编写《博学篇》。这三本用小篆所写的书就成为秦朝“书同文”的标准。许慎的这个说法是后世相信秦始皇曾经发布统一文字法令的文献根据。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汉书·艺文志》中也曾提到过李斯等人编写这三部书的史实。

    问题是,许慎和后世相信秦始皇有过统一文字举措的人没有向人们解释,为何统一字体需要有三本书?按正常的思维,应该只要一本书就可以了。而且这三本书是三个人分别编写,这更不合常理。即使嫌一本书不够,要编多几本,那也应该是由一个人来负责,才能思路贯通,前后一致。

    可以说,传统的统一字体的说法是很难解释这一疑惑的。而一旦我们明白了秦始皇的本意是统一全国教材内容,则这一疑惑就自然冰释了。原来,李斯、赵高和胡母敬三人从事的是编写全国通用教材的事业,当然他们编写的是全国通用的“小学”教材。其实我们从相关的书名就可大致判断出这些教材的类别和性质。李斯负责的是《仓颉篇》,无疑就是有关识字作文方面的内容,它类似于今天小学里的《语文》课本,作为识字教材的《仓颉篇》本身应该包含有篆体、隶体、鸟书等各种战国通用的字体字型范本(自然以秦人的书体为准);《爰历篇》似乎是与历法相关的知识。我们知道,古代历法包含了大量的数学方面的计算,所以,《爰历篇》似乎就应该是秦朝官方所确定的小学《数学》课本;而《博学篇》如其书名所示,它无疑就是秦朝官方的小学《常识》课本(内容应该包含自然、人文和历史等基础知识)。

    需要提示一下的是,许慎和《汉书》都把《爰历篇》归到赵高的名下,把《博学篇》归到胡母敬名下,这里似乎有些错位,真实的历史应该是太史令胡母敬负责《爰历篇》,而中车府令赵高则负责《博学篇》。

    还需进一步说明的是,编写全国通用的教材,做具体工作的应该是秦朝的相关博士。我们都知道,秦朝中央有数量不菲的博士官,每一位博士都有自己的专职,他们每人还都有数目不等的弟子。上述的三本全国通用的小学教材,应该是相关的博士具体完成的,只是完成后,由李斯、赵高和胡母敬来审阅,最后以他们的名义来向全国发行推广而已。正如《吕氏春秋》一样,虽然指导思想和总体框架由吕不韦来规定,最后的版本由吕不韦来审定,但具体的撰写笔耕无疑也是由秦朝的各位博士和吕不韦的“舍人”们共同完成的。

    四

    明白理解了“书同文”的本意是“同天下书”,也就是统一天下书籍的内容,另一个两千年来困惑国人的最大历史文化疑案也可得到文从意顺的解释。

    这里指的当然就是秦始皇的所谓“焚书”。

    两千年来,秦始皇被公认为最大的暴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他竟然“焚书坑儒”——把古代经典全部收缴焚毁,把数百个读书人(儒生)一次性活埋。身为炎黄故土的君王,在周公所创立、孔子所发展的文化环境上受教成长,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文化理念,秦始皇才顺利地承继秦朝的法统,并进而成为一统天下的天子——上天之子。他不仅不感恩于该文化,不大力传承、发扬光大该文化,他竟然还刻意要与该文化的载体读书人为敌,竟然要以法令的形式把反映该文化的古代典籍全部焚毁,这样的君王无疑是暴君。值得再说一遍,如果秦始皇真的像两千年的传统认知一样,是一个与读书人为敌,并决意要阻断古代典籍在中国大地上流传的人,他当然就应该是十足的暴君,并且当之无愧算得上中国文化最大的敌人。

    但是,近年来,随着学术的不断进步,随着学者境界的提升,对于作为中国历史长河关键环节的秦国和秦代历史的研究渐趋科学,国人对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理解也渐趋理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秦国和秦代的历史并不像过往认知的那样残暴严酷。程步先生进而认为,秦始皇不仅不是一个传统认知中的暴君,他实则是一个既仁又义、难得一见的好君王。李开元教授的研究则清楚表明,所谓“坑儒”只是汉人的捏造。总之,秦始皇的形象近年来已经大为改观。但不论是程步还是李开元,对秦始皇焚书仍保持传统的看法。问题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不管其他方面的情况怎样改变,只要国人认定秦始皇确曾下令焚毁过古代经典,他在中国文化中的负面形象就不可能真正改变。

    正是基于此,本文在此要大力声明:秦始皇当年做的,不是传说中的“烧尽天下诗书”,而是“同天下书”,也就是统一天下图书的内容。

    这就要牵扯到汉人对《史记》相关内容的刻意篡改和国人两千年来对《史记》相关文字的误读。本文作者在年前出版的《观相百家——古典中国文化的春夏秋冬》一书对秦始皇焚书的历史公案有详细的辩明。该文从文化形态学的视域,从秦代的文化精神和秦始皇的历史背景出发,强力指出秦始皇不可能像过往两千年的传说一样,要刻意焚毁天下诗书百家语,他的本意恰好相反,他是要保持古代经典的纯洁和神圣,使真正的原典免受当时泛滥的假冒伪劣作品的玷污和亵渎。

    该书开创性地提示了如下两点:

    一、秦始皇当年的法令正式名为“挟书律”,不是传说中的“焚书令”,“挟书律”是为人们收藏持有书籍(主是是有关政治教化、意识形态方面的《诗》《书》和百家语)提供一个法律指引。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焚毁经典著作的狂妄行为。

    “挟书”的缘起是:战国末年,是中国古典社会启蒙运动极度高涨的时候,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极度的放任自由,自然形成各种极端思潮和各种无政府甚至反社会的思想主张。一些反社会的人士,出于各方面的原因,为了宣扬、传播自己的主张,情不自禁地假借古人,以经典的名义作自己的招牌。于是,当时的中国,假冒的《诗》《书》,伪造的百家语大行其道。但是,在墨教人士的心目中,《诗》、《书》就是古典中国的《圣经》,它们与皇天上帝一样是神圣不可亵渎、高贵不可玷污的,百家语虽然没有诗书那样的圣洁,但它们也是先贤思想的精华所在,也具有相当的权威与尊严,如果有人企图假冒上帝祖先的名义,以冒牌的权威经典来扰乱社会,一逞自己的私欲,站在墨教的立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是必须要加以剪除的。而当年的秦国是一个以墨教作为国教的国家,秦始皇是一个典型的墨家人士。

    二、现本《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挟书”的原文是: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里的相关内容明显被后人有意篡改,其中最恶劣的是“塞进了”“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样的话语。这句话与前后话语的语境明显不符,关键是已经被近年来不断出土的秦代刑律证伪。以秦代的法律精神和性格,不可能有这样的极不理性也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律令。

    另外,两千年来的传统学术都没有能很好地理解“非博士官所职”这句限制语。这本是秦始皇“挟书律”的一个关键词,它的本意是要求全天下的《诗》、《书》、百家语收藏持有者要以秦朝官方博士官所认可的版本为准。但后世都对这句关键的限制词视若无睹,要不就像康有为那样作曲解。这句话也是正确理解《秦始皇本纪》的“以吏为师”的前提。“以吏为师”不是如传统理解的那样,要人们只按照官方的即时法令行事即可,完全不必学习《诗》、《书》、百家语等古代典籍。实则《挟书律》内在逻辑是,凡想学习《诗》、《书》、百家语等经典的人们,要走正规途经,向官方认可的权威,也就是向前面提到的博士官或他们的弟子请教。“以吏为师”就是“以博士官为师”的意思。我们前面说过,秦代官方有数目不菲的博士,他们均是各个方面的知识权威,每位博士还配备有若干的弟子。“以吏为师”与“非博士官所职”是逻辑相关的两个关键语。正是由于不理解这一内在的逻辑,或者说,正是由于有意无意误解、曲解这两个关键词,才导致了两千年来对秦始皇的最大诬陷。

    本文要进一步提示,相对来说,《史记·李斯列传》应该是比较接近当年真实的原本:

    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注意,这里的“蠲除去之”的“蠲”应做“捐”或“涓”解,“蠲除”是“部分去除”或“有选择去除”的意思,过往的解释都把“蠲除”理解成“悉除”,于是“挟书律”就变成了“尽毁诗书”的“焚书令”,这里的“蠲除”与《秦始皇本纪》的“非博士官所职”也是意义相关的两个词,“蠲除”要求有选择地去除、清除,谁才有这样的选择权、决定权,当然只能是秦朝的相关博士。

    只有从“蠲除”——有选择的去除——的角度来理解“挟书律”,《秦始皇本纪》中的另一句关键语“悉诣守尉杂烧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既然要把所有的《诗》《书》百家语“杂烧之”,为什么要“诣守尉”?在自己家里烧掉不就完了吗?为何非要去到郡守、郡尉所在的地方才烧呢?这里其实就是提示人们,“挟书律”的本意不是简单地把所有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它是要人们把自己持有收藏的典籍拿到郡政府的所在地去,因为只有到那里,才会找到官方的博士(或博士弟子),只有这些专门人士才有资格来认定藏书到底该不该烧,到其他地方,比如到乡三老处,甚至到县府所在地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五

    现在我们可以替始皇向国人郑重声明:秦挟书的目的是统一教材,清理整顿大众读物。绝非如传统所说,要焚毁天下所有的《诗》《书》和百家语。

    传统学术都说秦始皇的“焚书”使中国文化的文脉中断,本文已经对此作了最强有力的反驳。本文愿意多费些许笔墨,向国人提示一下一个古典中国文化最大的破坏者——秦始皇的同龄人汉帝刘邦,刘氏倒是真的达成了“灭绝”诗书、中断国学的效果。

    首先,刘邦最先攻进咸阳,萧何之流作为刘邦“马上得之,安用诗书”的“同志”,他在进入秦宫之后,只知道接收“小学”意义上的“图籍法律”,可以想见,他对秦朝官方所收藏的数量庞大的诗书百家语等“大学”典籍不管不顾,最后坐视项籍之辈肆意毁之。人们都说始皇是“焚毁”诗书的原凶,实则刘邦萧何之流才是秦朝官方至为宝贵的《诗》《书》百家语国藏一旦化为灰烬的罪魁祸首。

    更为关键的是,刘邦称帝之后,继续贯彻其“蔑视儒生”、“安用诗书”与文化为敌的思想。就是在刘邦当政的年代,古典中国从西周到秦朝沿袭了近千年的大学教育体系停止运转了,用一句现代话说,刘邦当皇帝后,官方就停办了大学(太学)。《吕氏春秋·十二纪》告诉我们,秦朝是一直有官学传统的。即使在“挟书律”发布之后,秦朝政府的博士和他们的弟子一直维持着大学的正常运转,直到秦朝的覆灭。

    二千年来,传统学术都没有正视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刘邦的汉朝竟然是没有“大学”的,吕后盈帝时期也没有,汉文帝在贾谊、贾山之文学之士的建议下曾有意恢复,但又因为周勃、樊灌等“农民老大哥”的阻碍而归于无功,直到窦太后去世,武帝当权之后,汉朝才恢复了大学,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八十年,三代中国人失去了正规的“大学”教育机会。人们常说,秦始皇“焚书”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刘邦的“安用诗书”才可谓古典中国文化真正的“骨折”。没有大学,诗书礼乐等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也就没有了安身之所,更关键的是,没有大学,古典中国的文化观、价值体系就没有了正常传承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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