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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纯阳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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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百岁老教授讲往事之:命运能否预知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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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纯阳7777 于 2020-08-08 22:21:2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转帖自腾讯网

    节选自: 寄庐志疑

    作者:刘衍文,男,1920年3月生,浙江省龙游县人。上海教育学院(现已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东方早报


    除墨家外,诸子百家大致都信天命,有相信命运不可移易的,也有相信命运能够改变的。

    —— 寄庐志疑·命理丛谈(一)

    除墨家外,诸子百家大致都信天命,有相信命运不可移易的,也有相信命运能够改变的。

    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能够预知吗?

    放眼宇宙,宏观世界似乎是宿命的、注定的,能够掐指而算,我们从星球现在的位置可以预告它们将来会到达哪里。但微观世界却有所谓的“不确定原理”,动量和位置、能量等均不能同时测准。那么我们人呢?人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其命运到底是可测还是不可测的呢?

    问题是复杂的。人的命运,有时可以逆料,有时却不可。言其可料,西哲尝云:“性格即是命运。”此话具有局部的真理性,中国古人早就根据性格来推测人的命运了。例如:

    战国时,盆成括出仕齐国,孟子听到这个消息,就说:“死矣盆成括!”后来盆成括果然被杀,孟子的门人就问老师:“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孟子·尽心下》)

    三国时,隐士孙登就对嵇康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后来嵇康果然为司马昭所杀(《晋书·孙登传》)。

    其实,除了性格的因素以外,二人的悲剧性结局尚与言论自由度与刑法有关,这倒无关于专制还是民主,因为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依然有屈死之魂,苏格拉底就是一个例子,关键在于有没有刑律的宽松和对言论的宽容。

    说得再全面一点,应该是时代、遭际、性格和教养的合力造成了一个人的命运。

    《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故事,尽管是虚构的,却足以说明问题。

    赤壁之战,曹操战败逃归,诸葛亮算出他必然要走华容道,派关羽去把守。因为“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命令下达后,关羽不禁疑惑:“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诸葛亮教他“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关羽更加不解,问:“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诸葛亮笑道:“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第四十九回)结果正如诸葛亮所料:

    正行时,军士禀曰:“前面有两条路,请问丞相从那条路去?”操问:“那条路近?”军士曰:“大路稍平,却远五十馀里。小路投华容道,却近五十馀里;只是地窄路险,坑坎难行。”操令人上山观望,回报:“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大路并无动静。”操教前军便走华容道小路。诸将曰:“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操曰:“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诸将皆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遂勒兵走华容道。

    在三岔路口,曹操分明有两种选择,一条“并无动静”的大路,一条“数处烟起”的小道,但曹操的性格、经验、修养和见识,这一切都“怂恿”和“诱使”他弃“阳关”而取“羊肠”。是的,前面的确横着两条道路,但对曹操来说,只存在着一条。即使前有岔道多多,他的选择也并无二致。当我们在人生的歧路上似乎面临选择时,实际上却别无选择,我们的性格、经验、修养和见识把我们推向冥冥中早已注定的道路。杨朱见歧路而泣,“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淮南子·说林训》),但他最终总要踏上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肯定是根据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宗旨选定的。

    不过,虽然可以从时代、遭际、性格和教养大致推测一个人的命运,但一些傥来的祸福却非意料所及。

    《庄子·达生》记了两个人的遭遇:一个是鲁国的单豹,他善于养生,“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一个是张毅,无论对阔人还是穷汉,他都乐于交往,活脱一个“好好先生”!但“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飞来横祸和突发疾病,都是他们本人或旁观者事先意想不到的。

    正因为人智之所不能料者太多,于是人们便乞灵于术数。最早的前知之术当是占卜,用来预测将来之事的吉凶祸福,此术就我国来说至迟在商代已经出现,用的是甲骨,称之为“卜”;到周代演变成用蓍草,称之为“筮”。后世嫌其不验,迭有创新,大六壬、奇门遁甲、太乙数三式应运而生,以满足人们预知未来的需要,今日犹流行于世。推测个人命运的术数,则有春秋时代“发明”的相术,根据的是人的容貌和骨格。至于依据人的生辰来推算穷通的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五星之术,一种是子平之术。前者大约起于后汉,王充《论衡·命义》中曾有提及。苏东坡尝言:“退之(韩愈)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东坡志林》卷一)谈的当是五星之术的推算。宋代方起的紫微斗数似为五星术的别支分派,今台湾操其术者甚多。后者则出现较晚,大约滥觞于南北朝,《北齐书·方技传》有术士魏宁以人出生年月推算禄命的记载;发展于唐代,韩愈《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记李虚中“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成熟于五代,据《四库》馆臣所考,以人所生年月日时的干支(亦作“幹枝”,年月日时各有干支,合成“八字”,或称“四柱”)来推算命运,起于其时的徐子平。“子平之术”且后来居上,至今两岸三地,街头巷尾,特别在寺庙门前,常有人以此术招徕顾客。港澳台则公开行术,大陆则屡禁不止。我少时好奇,亦曾加以研习。

    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子明诏大号不信宿命,撰有《非命》三篇,但并没有作学理上的批驳,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信命后就会一切委之命运,不复努力(唐代韩愈攘斥佛老,也从功利着眼,辩论方式颇为相似)。其实墨翟先生未免多虑,不论学派还是个人,信奉宿命论并不会妨碍其奋发有为和积极进取。

    除墨家外,诸子百家大致都信天命,有相信命运不可移易的,也有相信命运能够改变的。

    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子夏则曾引“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来劝慰他人,有人说这话就是他从孔子那里听来的(《论语·颜渊》)。庄子也赞成人生有命,其《大宗师》篇假托子桑之言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列子·力命》则假托“力”与“命”的对话,否定了“力”的作用,将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归因于“命”,而“命”也只能顺其自然,没有予夺之权。《列子》是晋代的伪书,而其先则东汉的王充,其后则梁代的刘孝标,都秉持同一观点,也就是说,赞成命运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王充《论衡·命禄篇》云: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

    刘孝标《辨命论》云:

    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文选》卷五四)

    孟子则并不抹煞人的努力,虽曾感叹道:“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但接着又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危墙)之下。”(《孟子·尽心上》)主张命运尚可由人自己予以调整。荀子提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则更彰显出主体性的豪迈。《周易·文言》则明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虽似描述之言,却向人们暗示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途径。

    常人则往往将顺利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将困顿归咎于命运的不公。这种心理,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智商和努力,不感激他人的提携和帮助;将失败归咎于他人的压制和阻挠,而不检讨自己的误判与蛮干,其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项羽相信自己的拔山之力、盖世之气,年轻时看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况,忍不住野心勃勃地说:“彼可取而代也!”待至兵败乌江,却对部下自我辩护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我想他在巨鹿之战之后、灭秦入关之时,一定顾盼自雄,绝不会说出“此天佑我,非我之能也”这样的话来。

    但大诗人白居易则不然,他把自己的成功也看成命运的眷顾。在《与杨虞卿书》中,他说: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琐劣之艺,与敏手利足者齐驱, 岂合有所获哉?然而求名而得名, 求禄而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为命。命通则事偶,事偶则幸来。幸之来尚归之于命,不幸之来也, 舍命复何归哉? 所以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者,实如此也。(《白氏长庆集》卷四四)

    不过,一个活生生的人,自觉有“主观能动性”,总不甘心于听从命运的摆布,但奋斗的结果又往往使人失望,面对茫茫前路,心下未免惘然,不知何处可以着力。佛教传入以后,人们似乎找到了希望,印度的因果报应之谈与中国固有的福善祸淫之说一拍即合,出现了许多行善而得善果、作恶而获恶报的故事。于是就有人想出了施恩望报、行善求福的“改命”之法。

    明代的袁了凡(1533-1606),少年时遇到一位孔姓老人,算其终生:

    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处名数皆合。复为卜终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廪,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终于正寝,惜无子。余备录而谨记之。自此以后,凡遇考校,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独算余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及食米七十一石,屠宗师即批准补贡,余窃疑之。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直至丁卯年(1567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乎!”

    遂依县申文准贡,连前食米计之,实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

    袁氏本打算就这样听天由命了,后来却遇到云谷禅师,禅师教他填“功过格”,“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待三千善行圆满,果然命运改变,无子而得子,无寿而得寿,无科第而得科第,孔老对他后半生的推算不准了!

    有人讽刺袁了凡这么做,是“与天地鬼神为市(做生意)”,行善是为了使自己获利。此言未免刻薄。记得《红楼梦》十五回王熙凤对铁槛寺老尼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一个家庭妇女,却道出了古今多少贪官污吏的心声,读之真觉毛骨悚然!一个为获利而行善,一个为获利而作恶,对比下来,孰是孰非,孰当效法而孰当为戒,明理者自能知之。了凡先生的这种做法,比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精神自然望尘莫及,但对提高个人修养、营造和谐社会还是不无裨益的。不过,为善作恶能否改变命运,在科学上是得不到验证的,因为我们不能让一个人活上两遍以作对照;在历史上也找不到实例,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里早已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提出怀疑了。

    术数中却有专事改变命运的一种,那就是堪舆之术(俗称看风水)。此术认为住房(阳宅)和坟地(阴宅)都会影响人的命运,依其术加以拣择或改造,不必行善,也可以趋吉避凶、家道兴旺。如今港澳台之人对此术甚为信从,大陆受唯物主义教育已久,本来早已唾弃此术,然随着交往的增多,营宅葬亲,亦有公然请风水先生为上客者。这方面尤以实业家为甚,公司选址、开张择日,无不延请术士。面对无常的商海,他们显得多么不自信呀!

    堪舆之术,在其理论根基上,实际已经否定了宿命论,有现代存在主义者“自我选择”的味道(当然这是就另一种意义说的)。纪昀(1724-1805)曾注意到子平之术与堪舆之术之间的矛盾,《阅微草堂笔记》卷八记录了他与一位擅长术数门生的对话:

    余尝问以子平家谓命有定,堪舆家谓命可移,究谁为是?对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误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谓得其通矣。

    若站在宿命论的立场,这话的确也符合逻辑,毕竟看得中的房屋或坟地,未必能买得下来呀!我常常这样想:并不是阴宅和阳宅决定了人的命运,而是术者通过两者所处的空间及其形态窥知了主人或其后裔的生存情况,换句话说,就是给住宅或坟地“看相”,推测入居者是何等样人而已。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记南宋时有一位人称耿听声的术者,能嗅衣物而知主人的吉凶祸福,道理想来是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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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命,钱钟书夫人杨绛写的算命往事


  按:杨绛,生于1911年,钱钟书先生的遗孀(杨绛先生被钱钟书先生评价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我们仨》,96岁高龄时推出一部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在这本《走到人生边上》中,杨绛先生开始通过对宗教、鬼神、命理等问题的思索,向自己,也是向所有人,拷问人生的价值并探寻生命的秘密。先生的文字,除去96年人生阅历的厚重沉淀,诚如婴儿般纯洁和真挚,一如先生自己。

  (本文节录自杨绛先生《走到人生边上》之“命与天命”)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杨绛

  神明的大自然,对每个人都平等,不论贫富尊卑、上智下愚,都有灵魂,都有个性。都有人性。但是每个人的出身和遭遇、天赋的资质才能,却远不平等。有富贵的,有贫贱的,有天才,有低能,有美人,有丑八怪。凭什么呢?人各有“命”。“命”是全不讲理的。孔子曾慨叹:“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第六》)是命,就理不过。所以只好认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尧曰二十》)曾国藩顶讲实际,据说他不信天,信命。许多人辛勤一世,总是不得意,老来叹口气说:“服服命吧。”

  我爸爸不信命,我家从不算命。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暑假。特地到上海报考转学清华,准考证已领到,正准备转学考试。不料我大弟由肺结核忽转为急性脑膜炎,高烧七、八天后,半夜去世了。全家都起来了没再睡。正逢酷暑,天亮就入殓。我那天够紧张的。我妈妈因我大姐姐是教徒,入殓奉行的一套迷信规矩,都托付了我。有部分在大弟病中就办了。我负责一一照办,直到盖上棺材。丧事自有家人管,不到一天全办完了。

  下午,我浴后到后园乘凉,后园只有二姑妈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爸爸妈妈都在屋里没出来)。忽听得墙外有个弹弦子的走过,这是苏州有名的算命瞎子“梆冈冈”。因为他弹的弦子是这个声调,“梆冈冈”就成了他的名字。不记得是弟弟还是七妹妹建议叫瞎子进来算个命,想借此安慰妈妈。二姑妈懂得怎样算命,她常住我们家,知道每个人的“八字”。她也同意了。我们就叫女佣开了后门把瞎子引进园来。

  瞎子一手抱着弦子,由女佣拉着他的手杖引进园来,他坐定后,问我们算啥。我们说“问病”。二姑妈报了大弟的“八字”。瞎子掐指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我们怀疑瞎子知道我家有丧事,因为那天大门口搭着丧棚呢。其实,我家的前门、后门之间,有五亩地的距离,瞎子无从知道。可是我们肯定瞎子是知道的,所以一说就对。我们要考考他。我们的三姐两年前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不到百日就夭折了。他的“八字”二姑妈也知道。我们就请瞎子算这死孩子的命。瞎子掐指一算,勃然大怒,发作道:“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苏州话。指开玩笑)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瞎子气得脸都青了。我和弟弟妹妹很抱歉,又请他算了爸爸、妈妈、弟弟和三姊姊的命——其他姐妹都是未出阁的小姐,不兴得算命。瞎子虽然只略说几句,都很准。他赚了好多钱,满意而去。我第一次见识了算命。我们把算命瞎子的话报告了妈妈,妈妈听了也得到些安慰。那天正是清华转学考试的第一天,我恰恰错过。我一心要做清华本科生,末一个机会又错过了,也算是命吧。不过我只信“梆冈冈”会算,并不是对每个算命的都信。而且既是命中注定,算不算都一样,很不必事先去算。

  我和钱钟书结婚前,钱家要我的“八字”。爸爸说:“从前男女不相识,用双方八字合婚。现在已经订婚,还问什么‘八字’?如果‘八字’不合,怎办?”所以钱家不知道我的“八字”。我公公的《年谱》上,有我的“八字”。他自己也知道不准确。我们结婚后离家出国之前,我公公交给我一份钱钟书的命书。我记得开头说:“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算命照例先要问几句早年的大事。料想我公公老实,一定给套出了实话。所以我对那份命书全都不信了。那份命书是终身的命,批得很详细,每步运都有批语。可是短期内无由断定准不准。末一句我还记得:“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批语是:“夕阳西下数已终。”

  我后来才知道那份命书称“铁板算命”。一个时辰有一百二十分钟,“铁板算命”把一个时辰分作几段算,所以特准。钟书沦陷在上海的时候,有个拜门弟子最迷信算命,特地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算命。“铁板算命”就是他给我讲的。他也曾把钱先生的命给他师父算,算出来的结果和“铁板算命”的都相仿,只是命更短。我们由干校回北京后,“流亡”北师大那年,钟书大病送医院抢救。据那位算命专家说,那年就可能丧命。据那位拜门学生说,一般算命的,只说过了哪一年的关,多少年后又有一关,总把寿命尽量拉长,决不说“一去料不返”或“数已终”这等斩绝的话。但钟书享年八十八岁,足足多了二十年,而且在他坎坷一生中,运道最好,除了末后大病的几年。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又怎么解释。

  这位拜门弟子家货巨万,早年丧父。寡母善理财,也信命。她算定家产要荡尽,儿子赖贵人扶助,贵人就是钱先生 。所以她郑重把儿子托付给先生。她儿子相貌俊秀,在有名的教会大学上学,许多漂亮小姐看中他,其中有一位是钱家的亲戚。小姐的妈妈央我做媒,可是这个学生不中意。他说,除非钱先生、杨先生命令他。我说,婚姻是终身大事,父母都不能命令,我们怎能命令?只是小姐顶好,为什么坚决不要。他觉得不便说明他迷信命,只悄悄告诉我什么理由,嘱我不要说出来。原来他生肖属鼠,鼠是“子”,“子”是水之源。小姐属猪,猪是“亥”,“亥”是“圭”,“圭”水是大水。子水加圭水,不就把他家资全都冲掉了吗?所以这位小姐断断娶不得。我不能把他嘱我不说的“悄悄话”给捅出来,只说他们两个是同学,何必媒人。但男方愿意提亲,女方极需媒人。我一再推辞,女方的妈妈会怀疑我有私心,要把她女儿钟情的人留给自己的妹妹杨必呢。这个学生真的看中杨必,因为杨必大他两岁,属狗,狗是戊,戌是火土,可以治水。那时我爸爸已去世。这学生的妈妈找了我的大姐姐和三姐姐,正式求亲,说结了婚一同出国留学。杨必断然拒绝。我对这学生说:你该找你的算命师父找合适的人。他说,算命师父说过,最合适是小他两岁的老虎。解放后,我们一家三口离开上海,到了清华。院系调整后,一九五三或一九五四年,我们住中关园的时候,这位学生陪着他妈妈到北京游览,特来看望我们。他没头没脑地悄悄对我说:“结婚了,小我两岁的老虎,算命师父给找的。”

  不久后,他的妈妈被捕了。这位拜门弟子曾告诉我,他妈妈不藏黄金,嫌笨重。她收藏最珍贵的宝石和钻石,比黄金值钱得多。解放后她交出了她的厂和她的店,珍宝藏在小型保险柜里,保险柜砌在家中墙内。她以为千稳万妥了。一次她带了少许珍宝到香港去变卖,未出境就被捕,关押了一年。家中全部珍宝都由国家作价收购。重很多克拉、熠熠闪蓝光的钻石,只作价一千人民币。命中注定要荡尽的家产,就这么荡尽了。

  接下来,柯庆施要把上海城中居民迁往农村的计划虽然没有实施,这个学生的户口却是给迁入农村了。他妈妈已经去世,他妻子儿女仍住上海,只他单身下乡。他不会劳动,吃商品粮,每月得交若干元伙食费。我们寄多少钱,乡里人全知道。寄多了,大家就来借,所以只能寄十几元。他过两三个月可回上海探亲,就能汇几百。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才得落实政策,恢复户籍,还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那时出国访问的人置备行装,往往向他请教。因为他懂得怎样打扮有派头,怎样时髦。“贵人扶助”云云,实在惭愧,不过每月十数元而已,但是他的命确也应了。

  我妹妹杨必有个极聪明的中学同学,英文成绩特好。解放后,她听信星命家的话,想到香港求好运,未出境就半途被捕,投入劳改营。她因为要逃避某一劳役,疏通了医生,为她伪造了患严重肝炎的证明。劳改期满,由人推荐,北京外文出版社要她任职,但得知她有严重肝炎,就不敢要她了。她出不了劳改营,只好和一个劳改人员结了婚,一辈子就在劳改营工作。好好一个人才,可惜了。这也只好说是命中注定了。

  上海有个极有名的星命家,我忘了他的姓名,但想必有人记得,因为他很有名。抗日胜利前夕,盛传上海要遭美军地毯式轰炸。避难上海的又纷纷逃出。这位专家算定自己这年横死。算命的都妄想趋吉避凶,他就逃到香港去,以为横死的灾厄已经躲过。有一天在朋友家吃晚饭,饭后回寓,适逢戒严,他中弹身亡。这事一时盛传,许多人都惊奇他命理精确。但既己命定,怎又逃得了呢?我料想杨必的那个朋友到香港去,也是趋吉避凶 。

  “生死有命”是老话。人生的穷通寿夭确是有命。用一定的方式算命,也是实际生活中大家知道的事。西方人有句老话:“命中该受绞刑的人,决不会淹死。”我国的人不但算命,还信相面,例如《麻衣相法》就是讲相面的法则。相信相面的,认为面相更能表达性格。吉普赛人看手纹,预言一生命运。我翻译过西班牙的书,主人公也信算命,大概是受摩尔人的影响。西方人只说“性格即命运”或“性格决定命运”。反正一般人都知道人生有命,命运是不容否定的。

  (本文节录自杨绛先生《走到人生边上》之“命与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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