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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古代有哪些启蒙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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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zzr 于 2020-09-16 16:46:4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来源:历史大学堂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历朝历代都对教育看得极其之重,乃至于将“教化”列入官吏考核的重要指标。

    封建时代的教育,尤其是官办教育,有着不同的目的:

    首先最常见于史书的,是以培养统治者为目的的“教育宗室/贵胄”;

    其次便是以培养官员为目的的、我们极为熟悉的国学、州学、县学教育体系,但封建社会中,私学学塾往往占据了主要地位;

    第三,就是以“移风易俗”为目的的广泛兴学,这一持续数千年的行动在蜀地尤为普遍而有效,从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持节入蜀、平复西南,而蜀地文学从此大兴,再到北宋仁宗朝,彭乘在四川普州兴学、“俗遂以变”,也开启了蜀人治蜀的先河——教育,在封建时代,从来都被赋予了特别的政治意义。

    

    上图_ 民国二十五年 世界书局 精装本铜板《四书五经》

    那么,古代是不是和现代一样,有着专门的“教材”、乃至于有着全国通行的“标准教材”呢?

    事实上,和今人想象的不太一样,即便在古代人眼里,“四书五经”一类的东西也属于高难度内容,并不能作为启蒙教材。而由于微言大义的存在,即使皓首穷经也不能通读经典,因此,古人也往往只治一科,余者不过通读而已。

    而学习儒家经典的年纪,也往往是成年长成后最为合适。比如官学制度较为严密的明朝为例,地区“社学”就以识文断字、粗通文化、了解法律为主,至多教授《论语》、《孟子》;十五岁后,优秀的学生考入地方县学、州学、府学,按规定也只需要习一经,直到二十岁考入国子监,才会要求学习四书五经。

    而早在西周时,就出现了“标准识字课本”,也就是周宣王命太史官所作《史籀篇》。如今史料记载足足有九千字的《史籀篇》已经失传,被认为最接近的文字是《陈仓石鼓文》。

    

    上图_ 烽火戏诸侯

    周宣王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至于被国人杀死、共和执政的周厉王之子,也是“烽火戏诸侯”以至于葬送西周的周幽王之父。周宣王时期,虽有“宣王中兴”的成就,但宗周对周围方国控制力下降、彼此间愈加离心离德已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

    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文字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不同地区的人们沟通交流越加困难,周宣王于是开展了“书同文”的努力尝试,其成果就是太史官“留”所作的《史籀篇》。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的“史童”都需要学习《史籀篇》,既能读史又能识字。

    

    上图_ 秦灭六国

    在春秋战国结束后,秦朝统一天下,秦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人同轮”实施大一统,而其中所谓的“书同文”,就是从《史籀篇》中取字,其中的大篆改写成秦朝小篆、确认秦篆字体在山东六国的统治地位。当时,按照要求,作出了三篇“标准识字课本”。

    其中,丞相李斯所作的称《仓颉篇》,赵高所作的称《爰历篇》,太史胡毋敬所作称《博学篇》,后来这三篇被汉初的民间教师合力编纂到一起、断其字章,于是又统称《仓颉篇》,这是因为秦初三篇取名都是以文章内容前两个字命名,比如残存的《仓颉篇》开头就是“苍颉作书,以教後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爰历篇》、《博学篇》已失传。)三篇共计三千余字。

    《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是最早的具有明确识字课本功能的文字作品,其内容为四字韵文,前后文没有什么逻辑性,也不具备叙事功能,某种意义上,近乎于现代的“字典”。而汉朝人则将其扩展续编,自西汉而至东汉,许多著名大儒,譬如杨雄和蔡邕,都曾续写过“仓颉识字课本”,而汉朝人编写的《急就篇》、《训纂篇》、《劝学篇》也因为内容广博、符合时代等原因,逐渐淘汰掉了字形生僻的《仓颉》三篇。

    

    上图_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俗称仓颉先师 ,又史皇氏,又曰苍王、仓圣

    整个汉朝,都颇受“不能识别前人文字”的困扰。这里的“前人”并非是指的先秦古人,而是有些字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失传、无人能够识别。因此,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都有过“编纂字典”的行动,汉平帝更是“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意图将天下仍在通行使用的汉字全部记录下来并加以分析整理,成果便是杨雄的《训纂篇》。

    而自汉以后,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异体字的现象逐渐减少,官方组织的“断字”活动也越来越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也出现了两套并行的“识字教材”体系:

    一类是官府所承认的“官方识字教材”,譬如梁朝周兴嗣所作《千字文》,文采斐然、内容雅致;

    另一套则是流行于民间的“杂字书”,虽不登大雅之堂,但更加浅显易懂、贴近生活,比如面向商人子弟的《山西杂字必读》中有“人生世间,耕读当先。生意买卖,图赚利钱。学会写账,再打算盘。天平戥子,纸墨笔砚。升合石斗,一秤两端。明千明两,不哄不瞒。冷蒸热卖,现吃现端。”包含了淳朴的民间人生观、商业道德、经商技术等。

    

    上图_ 百家姓 (传统蒙学三大读物之一)

    后者的集大成之作,便是《百家姓》,其目的是让底层民间子弟能够认识、书写自己的姓氏。而书成于南宋的《三字经》,更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本身由民间口口相传而成、最终由文人修改定稿,因此结合了“通俗易懂”和“内容精深”两方面的优点,同时受到民间和朝堂的欢迎,成为了后世必不可少的标准启蒙教科书。而“三、百、千”的启蒙体系也就此成型,直至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上图_ 三字经 古籍

    如果说“三、百、千”算得上开“通识类教学读本”的先河,那么《蒙求》大概算得上“典故类教学读本”的滥觞。

    《三字经》、《千字文》所包含的内容都极为广阔,而唐人所编纂《蒙求》、《兔园策》则以典故为主。《蒙求》同样是四字一句、上下对偶、整齐押韵、便于诵读,以蒙学学童为主要教育目标,但其内容并非“天文地理、无所不含”,而是全部是典故,譬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四句三十二个字,提及了八个人。

    其中王戎与裴楷同为西晋名士,并包含了“钟会论王戎裴楷”的典故;

    王导和谢安分别是东晋初、末年的重臣名臣,都是东晋的力挽狂澜之臣;

    孔明、吕望分别指诸葛亮、姜子牙,是蜀汉、西周的第一谋臣,两人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后世文学作品也常将辅助国政的贤人泛称为卧龙、非熊;

    而丁宽和杨振分别是西汉、东汉时期人,一个是关东人,一个是关西人,都是著名学者。

    丁宽在学得《易经》之后东归,其师感慨“《易》已东矣!”认定丁宽能以一己之力将《易》学的学术中心从关西转移到关东;而杨振在东汉更是名声赫赫,被称作“关西孔子”,可见其地位之高。

    通过学习《蒙求》一类的书籍,可以快速掌握学习大量的典故知识,因此后世模仿它创作了不少作品,比如《二十四孝》、《百孝图》、《女二十四孝》等等。

    

    

    上图_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補註蒙求国字解》

    而另一类则是“历史类教学读本”。中国自有教育以来就极其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一贯是教育中贯穿始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历史类教学读本”种类更是繁多,甚至可以说占据了蒙学的主要地位。

    在这些读本中,通史、断代史、简要介绍、系统介绍等各类型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简略者,如《历代蒙求》,自天地初开、三皇五帝讲到南宋,也不过千字;而详细者,比如《史学提要》,光介绍唐朝就有千余字,其内容详尽至斯,以至于后世不少历史类蒙学作品直接从其中摘抄段落。

    教育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方式,而流行于一个时代的教材则会影响和反映出一个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从古代“教材”的演变,我们能看到古代不同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所思所想,也能看到不同历史时期观念的转变。

    作者:杨端和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文化散论》 钟坤杰

    【2】《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沿革》 刘艳卉

    【3】《汉书•艺文志》 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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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9-16 16:47:0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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