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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我们都低估汪曾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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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影 于 2020-09-25 09:23:4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何焰

    最近流行一个词,“氛围美人”,用来形容一些五官不算惊人,却很美的女人,像舒淇、倪妮、韩国影后金敏喜。

    那么汪曾祺,就是作家里的“氛围作家”。

    初读汪曾祺,门槛很低。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最出名的一篇小说《受戒》,开头这一句就普普通通,平白语言。很多人评价汪曾祺“清新自然”,这听来是最便宜不过的文字品质,但清新自然到让人想一读再读的文章,也没有几篇。

    有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去北京门头沟给当地文学爱好者讲课,当时人民公社还在。闲谈时,一个公社书记告诉他,他们公社有一次开会,散了会,发现胶布台上密密麻麻写的全是字。原来是《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一人写一句,是农民干部们自己背下来的。

    “当和尚要烧戒疤的呕!你不怕?”

    ……

    “你受了戒了?”“疼吗?”

    ……

    “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

    爱一篇小说,忍不住默写出来,一人一句接得下去,这是我所能想象的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赞美。简简单单的东西,却刻进了人的心里,这里面肯定有一种美在作祟。简单的,共振的,深刻的。

    但我们的文坛至今没有给这种美一个确切的位置,向来是模棱两可的概念化,撕下一张措辞凶猛的标签贴给汪曾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还是被低估了。

    

    潇洒少爷

    汪曾祺离开故乡高邮之前,父亲娶了第三任妻子。继母对他很尊重,叫他“大少爷”。

    有些生分,但汪家的家世勉强担得起。

    往上数两辈,爷爷有功名,还是名医,爸爸出生的时候,家里有2000多亩地、200多间房子、2家中药铺和1家布店。1920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他是地主家三儿子的长子。

    还好有家底撑着,不然,按说有点凄凉。

    3岁丧母,上幼稚园的时候,汪曾祺还戴着妈妈的孝。他的妈妈患的是肺病,会传染,独自住在大宅一个侧屋里,不准佣人抱“小汪”去见她。

    年幼的汪曾祺没见过妈妈长什么样。家里有一幅妈妈的画像,是请人对着遗体画出来的,大家都说很像。汪曾祺也相信 “很像”,因为画中人像他成年后的姐姐。

    小汪跟着爷爷奶奶、爸爸长大。

    家法不严,他拥有很多自由,成天东逛逛、西看看。汪家有个大花园,没人认真侍弄,但小汪天天在里面玩,“日涉以成趣”,与草木虫鸟为伴。小汪知道园子的很多秘密,躺在哪根大树杈上嚼榨菜、牛肉干最舒坦,哪个时节该摘什么花给姐姐、婶婶和老太太。

    上学了,他几乎每天都经过河边。

    江苏高邮是个奇怪的地方。“四面高,当中洼,像个水盂。县城西面的运河河床比城里街道高,站在河堤上能看到下面人家的屋顶。城里的孩子放风筝,风筝飘在堤上人的脚底下。”

    

    高邮的春天适合放风筝。

    汪曾祺72岁的时候,仍旧怀念父亲在儿时给他扎过的一只“蜈蚣”风筝。那是风筝里最难的一种,父亲用胡琴的“老弦”来扎,古来无俩,颇有地主家公子哥的玩心雅意。暮春草长,爸爸带着几个孩子在田野上奔跑,蜈蚣飞在天上像活的一样。

    爸爸纵着他玩。小汪的语文全班第一,数学不怎么样,但仍旧看船、看鱼、打水漂、在各种临街的铺子里转。自由自在,闲来晃去。

    他三天两头去寺庙。

    天王寺就在上学的路上,小汪去那里看人“烧房子”。房子是纸扎的,烧给死去的亲人,但扎得很高大,活人也可以走进去。要么,他就看看佛像,在大殿里沁凉的青石板上躺一躺。

    这一家爷孙仨,都与寺庙、和尚过从甚密。

    爷爷总带最宠爱的孙子,也就是小汪,去一座小庵,找一位只有八根手指的方丈聊天。

    爸爸则与方丈的徒弟,另一座大寺的方丈铁桥交好。两人称兄道弟。

    爸爸第一次续弦,铁桥送了一幅画,画工精巧,上头由另一位朋友提了两句“小黄诗”。这幅画爸爸挂在了新房里。铁桥自己也有媳妇,长得很漂亮。小汪从小就觉得这两个大人“有点胡来”。

    汪曾祺17岁,高中,开始了初恋。

    他在家给女同学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某一个夏夜,他走进花园,碰到父亲也睡不着在园中徘徊。父亲叫他过去,给他发了一支烟,为他点上。父子两人对坐,默契地沉默着。父亲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再后来,就是汪曾祺19岁,取道越南去昆明,到西南联大国文系去读书。

    他在昆明住了7年。再没人叫他“大少爷”,因为他兜里实在穷得叮当响。没有饭吃的时候,一把破被絮,裹着睡到下午,把中饭睡过去。为了找点饭吃,他到同学开的中学去代课,结果中学也发不出饷来,大家就一起挖野菜、吃脆壳虫子。

    

    1946年5月3日,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西南联大不要求学生听话,汪曾祺就放开了浪荡散漫,白日睡觉旷课,晚上在图书馆里通宵看杂书。

    考试,应付一下。一门西洋通史课,皮名举老师要求交一份马其顿的国家地图,汪曾祺交上去的那一份,拿到的批语是——“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这门课,期中考的分数不咋样,为保证期末考试通过,汪曾祺找了两位历史系的同学一左一右做“护法”,考试时第一道题抄左边,第二道题抄右边,轮流抄一下,这样竟然拿了一个高分。

    爱看书,写小说,会画画,汪曾祺在学校也唱戏。唱的青衣。

    

    汪曾祺所画《昆明猫》

    闻一多喜欢他,沈从文尤其爱他。汪曾祺的某一篇课堂习作,沈从文打了120分。满分是100分。

    匮乏、难熬的抗战时期,汪曾祺的笔下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硝烟。昆明逃生“跑警报”,汪曾祺写来也是有趣的。

    日军轰炸机总是来,同学们显然都懒得紧张,非等到最后一次紧急警报拉响,才收拾东西开始跑。还有男同学们提着零嘴吃食,约好地方,“嗨”,等着女同学一起跑。

    离开昆明,到了香港、上海的那3年,潇洒才子汪曾祺的人生际遇转为晦暗。

    他找不到工作,又在战火中与家人离散,一度想自杀。沈从文去信大骂他一顿:“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各地飘零辗转之后,他过了一个普通的10年,在作家老舍、赵树理手下都做过编辑。

    1958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撤销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到张家口改造。1959年父亲去世,汪曾祺没能回乡送终。

    塞外4年,汪曾祺老老实实地改造,干活儿、画画(给农科所画马铃薯图谱)。只有一天不一样。

    那天,有一位干部骑马来办事。

    汪曾祺走近去看这匹马,枣红色,膘头好,鞍鞯齐。上一次骑马已经是十几年前,他忍不住解开了马,跨了上去,想试一下。

    没想到沙地骑马是这样的舒服。

    驾!他一抖缰绳。

    驾!—驾!

    情深不语

    汪曾祺有一篇小说,《钓鱼的医生》。讲的一位眼科医生,爱钓鱼,钓鱼的时候随身带着白泥小灰炉,一个小锅、葱姜佐料、一瓶酒。从河里提起来一条,随手刮鳞洗净,放到小锅里煮熟。

    这个医生就一边吃鱼、喝酒,一边甩钩、再钓。

    这样煮的鱼叫作“起水鲜”,医生的生活也快乐似神仙。但小说里讲,这位医生人有点傻。他叫王淡人。

    高邮县里闹大水,十几天不退,北边有个孤村在溃堤口,被困,一村人都病倒了。这位医生弄来了一条船,在自己的腰上绑了4根铁链,每一根又分在一个水手的腰上,请他们万一翻船了,也把自己捞起来,送到孤村里头去给人治病。

    村民们得救了。医生搏命一遭,只换回来一块“急公好义”的牌匾。

    这篇小说看完令人欣慰一笑,但没什么大不了,在汪曾祺所有描写故乡高邮人、事的小说里,属于平淡中的平淡。只有故事结尾一句稍嫌突兀,“你好,王淡人先生!”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王淡人的故事,实际描写的就是汪曾祺的父亲——汪淡如的实际生活场景。

    汪曾祺一生都崇拜父亲。

    1947年与父亲10年未见再重逢时,他写文章说:“我非常喜慰于我有一个父亲,一个这样的父亲。我觉得有了攀泊,有了依靠。我在冥冥蠢蠢之中所作事情,似乎可全向一个人交一笔账。”

    

    1991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

    到1981年,父亲去世22年了。61岁的汪曾祺想念他,终于在小说里见了面,跟他问声好,“你好,王淡人先生!”

    即使是化了名,这样的抒情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里仍属于少数。

    他一般不是这样的。

    《大淖记事》,小锡匠十一子差点被人打死,得往嘴里灌尿碱,才有救。巧云端着一碗桶里刮出来的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黄油烙饼》里,小萧胜的奶奶饿死了,浑身都肿,手指一按一个坑。爸爸回来收拾遗物,除了几件旧物就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奶奶一动没动的黄油,一样是给萧胜做的两双鞋。“萧胜哭醒了,光着脚把两双鞋都试了试。一双正合脚,一双大一些。”

    ——这才是汪曾祺的抒情。

    如果你是巧云,你爱小锡匠十一子,看他喝尿碱,你舍不舍得,会不会自己也尝一口?如果你是奶奶,临死前给孙子做鞋子,做两双,做不做一双大些的,等他长大一点还能穿?

    感情藏在切身的细节里。

    这些细节让人相信,汪曾祺讲的故事真实发生过,甚至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过。即使我们从未去过高邮、进过大淖,从未遭过饥荒。时光流逝了,我们仍旧能瞬间体会到他字句里的感情。

    “贴到人物写”,这是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最爱说的一句教导。慢慢被汪曾祺化用得更宽广,他讲,“氛围即人物”。

    

    汪曾祺与沈从文(右)

    用小说中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听声音,用人物的感情去感受世界。

    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才是自有生命的。它不是作者强加的,是生来就浑然一体的。

    换一句话来说,汪曾祺小说里的风景、声音、感受,勾画的都是小说主人公的弧光、氛围、轮廓。

    再宽广些,汪曾祺对花鸟虫鱼、一草一木的怜爱,也融入了他的作品中。为什么他的人物就能看到,他的人物就能听到,是因为作者本人,向生活张开了触角,再编织进人物身上。

    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但汪曾祺用一种“反抒情”的办法来进行文学抒情。他几乎从不脱离小说的人物,多说任何一句话。

    除了那一声,不动声色的,“你好!”

    出名趁晚

    1980年,60岁之后,汪曾祺开始小跑,走上创作巅峰。此时,沈从文歇笔多年去研究文物,老舍也已投了湖,“反右”“革命”作品仍旧火热,中国文坛还是弥漫着坚硬模式化的政治气息。

    《受戒》出现了。试试探探。

    起先汪曾祺没有想发表,只是写来给朋友们传看。《北京文艺》的负责人李清泉听闻有这么篇小说,也想看看。“别费那个心思了,那小说是不能发表的”,看过的人告诫他。

    李清泉还是看了。12000字,几乎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的初恋,却像一阵清风向自己吹来。“太美了,简直一尘不染!”

    但汪曾祺随小说寄到的,还有一封信。信里写道,“发表它是要有胆量的。”

    这不是激将法,而是一种事实。

    

    《受戒》写的是一个旧社会小和尚的爱情故事。他没有痛打旧社会,反而尽情去写了美好的田园、健康的人性。

    小说的落款是这样的,“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回推43年,也许是巧合吧,是1937年。汪曾祺的这个迷人旧梦,发生在这样一个绝对敏感的时间节点。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往往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中国现当代文学从“第二个十年”(30年代)走向“第三个十年”(40年代文学)的特殊一年。此后文学主流转向,文学为政治服务,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途。

    《受戒》这样的小说,发表出来合适吗?——只要随便安一个罪名,汪曾祺就可能被打翻在地,听候发落。

    还是签发出版了。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北京文学》,10月号小说专刊上印着。

    作家阿城回忆第一次读到《受戒》时的感受。“看完如玉。”

    阿城说,《受戒》是一个怪物,是它打开了1980年代的世俗之眼。而这位姓汪的兄弟,好像是坐了飞船出去几十年又回来的人物,不然他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一丝“工农兵气”?

    因为《受戒》是如此一个怪物,所以人们爱它,却一时不知道怎么评价它。

    汪曾祺不在乎。《受戒》原本就是一部投石问路的作品。他想知道,新时期复出文坛,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接受他所喜爱的合适的创作路子。

    汪曾祺已经老了,他只是舍不得自己手中一支笔。

    恩师沈从文曾在病榻给他写信,一口气写了12页,鼓励他,“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汪曾祺此前受过多次退稿,他的期许很简单,被人接受。

    没想到,直接给文学打开了一扇门。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很多青年作家看过《受戒》之后说,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暌隔四十年,中国文学里的世俗气,又从汪曾祺身上,延续漫开了。

    《受戒》前后,汪曾祺重写40年代的一些旧作,比如《异禀》,也刊发了。随后还有名篇《大淖记事》《黄油烙饼》。题材不只有关于美的,比如《黄油烙饼》就有一些“尖端”,它写的是“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的故事。

    汪曾祺百分之九十的散文、小说,都是在60岁之后写就的。

    好在汪曾祺够老,所以他已经够好。

    

    晚年的汪曾祺,爱做菜

    他提笔写旧社会,写他熟悉的生活,化用民间诗歌里的比喻和想象,这一切都让他比青壮年时期更丰富、诗意、化境一些。

    60岁之前,汪曾祺的“江湖口”就多,能自然地使用,偶成经典。

    《沙家浜》智斗,阿庆嫂那一大段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是许多人能背下来的桥段。“别人一走,茶就凉”,周恩来还在开会的时候这么说过。

    可等到汪曾祺老了,成了“老头儿”了,那些反而寻不着了。

    有一天,他的孙女汪卉回家的时候气哼哼地说:“爷爷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她当时读五年级,老师命大家从文学名著里摘抄一些华丽的词藻,留着写作文用。她把爷爷的书翻来找去,一无所获。“爷爷写的什么呀,没词儿!”

    “说得好,没词儿!”老汪哈哈大笑。

    在汪家儿女的很多回忆文里都可以看到这一段。汪曾祺对“没词儿”这个评价很是满意。“老头儿”过了一阵还在嘟囔,“没词儿,没词儿。好!”

    

    汪曾祺76岁时的全家福

    2020年是汪曾祺冥寿百年。

    写到这里很庆幸,借助于孙女的天真之口,汪曾祺原来在生前就抵达了他文学的目的地。

    你好,汪曾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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