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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第7章 在這個世界裡面的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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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PELTRUTH 于 2020-10-01 08:12:2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第7章 在這個世界裡面的行爲

    一、邊際效用法則

    行爲分類,也分級;最初,只知道序數(ordinal numbers),而不知道基數(cardinal numbers)。但是,行爲人必須調整其行爲以求適應的這個外在世界,是一個屬於量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面,原因與結果之間有量的關係存在。如果不是如此,如果一些確定的東西會提供無限的服務,則這樣的一些東西決不是稀少的,而且也不能把它們當作手段來處理。

    行爲人對於事物的評値,是把它們看作消除他的不適之感的手段。從自然科學的觀點來看,那些可以滿足人們需要的各種事物,像是非常不同的。但從行爲人的觀點來看,差不多是同類的。人,對於非常不同的滿足狀態以及得到這些滿足的手段,加以評値的時候,總是把所有的事物安排在「一個」等級表,而且在這些事物裡面,只看出它們對於他自己的滿足的相關聯。從食物得到的滿足,與從藝術品的欣賞後得到滿足,在行爲人的判斷中,是一個較迫切的或較不迫切的需要;評値與行爲把它們擺在一個等級表,這個等級表現出較強烈和較不強烈的需求。對於行爲人而言,他所評値的,只是這些事物與他自己的福利相關聯的程度,而不涉及其他。

    量與質是外在世界的元範。對於行爲而言,它們只間接地有其重要性與意義。因爲每一事物只能發生有限的效果,有些事物被認爲稀少的而當作手段。因爲事物所能發生的效果是彼此不同的,行爲人把它們區分爲各類。因爲同量同質的手段常常會發生同量的同質效果,行爲就對同質手段的一些具體而確定的量不加以區分。但是這並不意含:行爲對於同質手段的不同部份同樣重視。每一部份是各別評値的。每一部份在價値等級表上被安排在它自己的等級。但是,這些等級可以隨意地在同量的各部份之間相互交換。

    如果行爲人必須在不同類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手段之間作一決定,他就把它們每一個的個別部份加以分級,使各歸於自己的那一級。他這樣作的時候,並不必要把同一手段的各部份,一個接一個地連續排起來。

    靠評値來分等級,只有在行爲中而經由行爲才做得到。可以分作同一級的那些部份究有多大,這要看人在行爲時的個別情況。行爲不涉及抽象的學術硏究中所重視的自然科學的或玄學的那些單位;行爲總是面對一些不同的選擇。必須在某些量的手段中加以選擇。我們可以把那作爲選擇對象的最小量叫做一個單位。但是,我們切不要犯了一個錯誤的想法,以爲這些單位的總値是來自這些單位的評値,或以爲它是代表對於這些單位評値的總和。

    假設一個人有五個單位的貨物A,有三個單位的貨物B。他賦與五個單位A的等級爲1、2、4、7和8。賦與三個單位B的等級爲3、5和6。這個意思是:如果他必須在兩個單位的A和兩個單位的B之間加以選擇,他就寧可損失兩個單位的A而不願損失兩個單位的B。但是如果他必須在三個單位的A與兩個單位的B之間加以選擇,他就寧可損失兩個單位的B而不願損失三個單位的A。對於幾個單位的混合體予以估値所要計及的,是這整個混合體的效用:也即,福利因它而增加,或換言之,福利因它之失去而受損。這裡不涉及算術程序,旣不加,也不乘;而是對於取得這有關的部份——混合體、或供給量——的效用予以估値。

    這裡的「效用」一詞,只是指:使不適之感爲之消除的因素(causal relevance for the removal of felt uneasiness)。行爲人以爲:一物所能提供的服務有益於他自己的福利,因而把這種服務叫做該物的效用。就行爲學來講,效用一詞是當事人認爲一物會消除他的不適之感,因而賦與該物的重要性。行爲學的效用觀念(在早期奥國學派經濟學家的用語中爲「主觀的使用價值」),必須與工藝學的效用觀念(在上述經濟學家的用語中爲「客觀的使用價值」)嚴格區分。客觀意義的使用價値,是指一物與它能使發生的效果之間的關係。例如,人們說到煤的「熱値」或「熱力」的時候,所指的就是客觀的使用價値。主觀的使用價値往往與眞正的客觀使用價値無關。有些事物之有主觀的使用價値,是因爲人們誤信它們有發生他所想望的效果的能力。相反地,有些事物確能發生所想望的效果,但人們不認爲它們有使用價値,這是因爲他們不知道這個事實。

    讓我們來看看在孟格爾(Carl Menger)、傑逢斯(William Stanly Jevons)和瓦拉斯(Leon Walras)提出現代價値論前夕的經濟思想的情況。凡是想建立一種價値與價格基本理論的人,一定會首先想到效用。「事物是按照它們的效用而被估値的」,這個說法是最能叫人信服的。但在當時,卻有一個困難爲老輩的經濟學家所未曾解決。他們看到一些「效用」較大的東西,比「效用」較小的東西反而估値較低。「鐵」比「金」較不重視。這種事實似乎不符合基於效用與使用價値兩概念的價値與價格理論。於是經濟學家認爲,他們不得不放棄這樣的理論,試圖用其他理論來解釋和市場交換那些現象。

    到後來,經濟學家們才發現,這個表面上的矛盾是由於把問題講錯了。表現於市場交換率的估値和選擇,並不在「金」和「鐵」之間抉擇其一。行爲人不能夠在「所有的」金與「所有的」鐵之間作選擇。他是在一定時間、一定地點,在確定數量的金和確定數量的鐵之間作選擇。他在100盎司的金和100噸的鐵之間所作的選擇決定,與他在一個絕對不可能的假設下,在所有的金與所有的鐵之間所作的選擇決定,完全不相干。與他實際上的決定有關的,只是在實際情況下,他要考慮100盎司金所能給他的滿足(直接的和間接的)是大於或小於100噸鐵所能給他的滿足。他並不對於金和鐵的「絕對」價値作一學究式的或哲學式的判斷;他也不決定對於人類更重要的是金還是鐵;他不會像歷史哲學家或倫理學家著書立說時那樣下結論。他只是在兩個不能兼而有之的滿足之間作選擇。

    取捨、選擇以及決定,都不是衡量的行爲。行爲並不衡量效用或價値:它只在不可兼得的事物之間作選擇。沒有什麼總效用或總價値(total utility or total value)這樣的抽象問題[1]。我們不能從一定數量的事物的估値推論到較多或較少數量事物的價値。如果只知道部份存量的價値,我們沒有方法可以計算總存量的價値。在價値和估値的領域內沒有算術的運算;沒有價値計算這樣的事情。對於兩物的全部存量估値,會不同於部份存量的估値。例如一位孤立的人,有七條牛和七匹馬,他對一匹馬的估値可能高於對一條牛的估値,因而當他必須選擇其一的時候,他寧可放棄一條牛而不放棄一匹馬。但在同時同一個人,如果他必須在馬的全部存量和牛的全部存量之間作一選擇,他也許願意保有那些牛而放棄那些馬。總效用與總價値這種概念,如果不是用在人們必須在幾種總存量之間選擇其一的場合,是沒有意義的。金的本身與鐵的本身究竟那個更有用、更有價値這個問題的提出,只有在一種場合是合理的,即:人類或孤立的那部份人類,必須在「所有的」金與「所有的」鐵之間來選擇其一的場合。

    價値判斷總是僅僅涉及與選擇行爲有關的存量。一種存量總是由同質的部份組成,而每一部份都能提供與另些部份相同的服務,因而各部份可以互相代替。所以就選擇行爲講,任何部份作選擇的對象都是一樣。如果遇到必須放棄其中一部份這個問題發生時,所有的部份(單位)都被認爲同樣有用、同樣有價値的。假若這個存量由於失去一單位而減少了,行爲人必須重新決定如何利用其餘的各單位。當然,較小的存量不能提供較大存量所能提供的那麼多的服務。在這新的安排下,已不再僱用的那個單位,在行爲人的心目中,是在以前存量較大時最不迫切的僱用。因而他所放棄的滿足,是在以前存量較大時,那些單位所提供的滿足中最小的滿足。假若在總存量中要放棄一個單位,他所必須考慮到的只是這個邊際滿足的價値。假若要對同質存量中一個單位予以估値,他就以全部存量中那個用途最不重要的單位的價値估之;也即憑邊際效用來估値。

    如果一個人必須抉擇,或者放棄存量a中的一個單位,或者放棄存量b中的一個單位,這時,他並不要把全部存量a的總價値與全部存量b的價値作比較。他要比較a和b的邊際價値。儘管他可能把全部存量a的價値看得比全部存量b的價値較高,可是b的邊際價値可能高於a的邊際價値。

    同樣的推理也可適用於任何財貨存量的增加。

    爲著陳述這些事實,經濟學無須使用心理學的術語。也用不著訴之於心理學的推理來證明。如果我們說,選擇行爲並不依靠附著於整個類的慾望的價値,而依靠附著於有關的實在慾望的價値,不管這些慾望可歸於哪一類,那麼,這並不增加我們的任何知識,也不把它追溯到更熟知的或更一般的知識。以慾望的類別來講的這個說法,只有我們回憶到所謂「價値的謬論」在經濟思想史所扮演的角色時才可了解。孟格爾和龐巴衛克曾經利用「慾望種類」這個名詞來反駁一些人所提到的反對論,那些人認爲「麵包」比「絲」更有價値,因爲「營養這一類慾望」比「華麗衣著這一類慾望」更重要[2]。今天,「慾望種類」這個概念完全是多餘的。對於行爲毫無意義。因而對於價値論也毫無意義。而且它還容易引起錯誤和混淆。概念與類別是心智的工具;它們只在利用它們的那些理論脈絡中才具有意義[3]。爲著確認這樣的分類對於價値毫無用處,而又把不同的慾望安排於「慾望種類」,這是荒謬的。

    「邊際效用和邊際價値遞減律」與高森的慾望飽和律(Gossen""""s law of the saturation of wants——也即高森第一法則)無關。在討論邊際效用的時候,我們旣不講到感官的享受,也不講到飽和與滿足。爲建立下述的定義,我們並不超越行爲學推理的範圍:假設一個人具有某同質的存量是n個單位,他就使用一個單位,如果存量只有n-1個單位,他就不使用,我們就把這個使用叫做最不迫切的使用或邊際使用,從這邊際使用得到的效用叫做邊際效用。爲得到這個知識,我們並不需要任何生理的或心理的經驗、知識、或推理。這是從我們的假設必然得到的結論,我們的假設是:人是有行爲的(有選擇的),在第一場合,他有n個單位的同質的存量,在第二場合,他只有n-1個單位。在這些條件下,我們想不出會有其他結果。我們的這個陳述是形式的、是先驗的,不憑藉任何經驗。

    促使人們行爲的不適之感,這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情形是,再也沒有任何行爲(或因爲到達了完全滿足的情况,或因爲這個人不能再改善他的生活環境)。在這兩種情况之間或者有些中間階段,或者沒有。非此即彼,不會有第三種情形。在第二種情形下,只會有一個行爲,這個行爲一經完成,即到了再也不能有所行爲的境界。這顯然與我們的預設——有行爲——不相容;所以它不蘊含行爲元範的一般條件。剩下的只有第一種情形。但是,這種情形與第二種情形的距離又有各種不同的程度。所以邊際效用法則已經蘊含在行爲元範中。它不過是「滿足較多的東西優先於滿足較少的東西」這個說法的反面。如果可供使用的存量從n-1個單位增加到n個單位,這個增加部份之被使用,只是爲的滿足那個比存量爲n-1個單位時所能滿足的慾望中最不迫切的慾望還要不迫切的慾望。

    邊際效用法則不是指的客觀使用價値,而是指的主觀使用價値。它不涉及某些東西引起一定效果的物理的或化學的性能,而只涉及那些東西與一個人自己所認爲的福利的相關性。它不涉及某些東西的價値,而只涉及一個人認爲從這些東西上面可得到的服務。

    假若我們要相信邊際效用是關於事物和事物的客觀使用價値,我們就不得不以爲,隨著可使用的單位數量的增加,邊際效用不僅是會遞減,而且也會遞增。財貨a某一最少量——n個單位——的使用所提供的滿足,被認爲比財貨b—個單位所可提供的服務更有價値,這種情形會發生。但是,如果財貨a的存量小於n,它只能用之於被認爲比財貨b的用途較少價値的用途。這時,a的數量如果從n-1個單位增加到n個單位,其結果就是附著於a的一個單位的價値之增加。有100根木頭的人,可能建造一間小屋以避雨,比一件雨衣要有用得多。但是,如果他可使用的木頭還不到30根,他就只能做一張床以避地面的潮濕。如果他有95根木頭,他就會放棄雨衣以換取更多的5根木頭。如果他只有10根木頭,他將不會放棄雨衣,即令可換約10根木頭。一個人如果只有200元的儲蓄,他可能不願意去做某種可賺約200元報酬的工作。但是,如果他的儲蓄到了2,000元,而他急於想買到非2,100元買不到手的一件東西,這時,他就很樂於接受這項工作,而且,即令它的報酬不是200元而是100元,他也樂於接受。所有這些例子,完全符合正確陳述的邊際效用法則。依照這個法則,價値是靠期望中的服務的效用。至於效用遞增律,確也有這回事。〖此處似應爲:至于效用遞增率,則純屬無稽之談。〗

    邊際效用法則決不可與Bernoulli的學說和Weber-Fechner法則相混淆。Bernoulli的基本貢獻是大家所熟知而不容爭辯的事實,即人們在滿足其次要的慾望以前,急於滿足更迫切的慾望,一個富人比一個窮人更能滿足他的慾望。但是,Bernoulli從這些明明白白的事情推論出來的結論都是錯誤的。他發展一套數學理論,認爲滿足的增加量隨著一個人的全部財富的增多而遞減。他的說法是對於一個有5,000金幣(ducats)收入的人而言,一枚金幣極可能不會比半枚金幣對於一個只有2,500金幣收入的人更爲重要,這個說法簡直是奇想。各人對於事物的估値,千差百異,彼此之間除用武断的方法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作比較。即令我們把這一層置而不論,Bernoulli的方法即就同一個人對不同額的收入估値來講,也是不適當的。他不了解在這個問題上面我們所能夠講的只是:隨著所得增加,每個新增額是用來滿足較所得增加前已經滿足的最不迫切的慾望更不迫切的慾望。他不了解在估値、選擇、和行爲中決沒有什麼可衡量、可相等的,只有等級之差,也即取和捨[4]。所以,Bernoulli也好,那些採用Bernoulli推理方式的數學家和經濟學者也好,都不能解決價值這一難題。

    把主觀的價値理論和Weber-Fechner的精神物理學法則相混淆所引起的錯誤,曾經被Max Weber攻擊過。Max Weber對於經濟學固然不夠嫻熟,而且過份地受了歷史自足主義(historicism)的支配,以致看不淸經濟思想的一些基本原理;但是,他的天才使得他在這個問題上得到了正確的結論。他斷言,邊際效用理論「不是心理學所可證明的,而是——如果用一個認識論的名詞來講——建立於實效主義,也即基於目的與手段這兩個範疇的發展」。[5]

    如果一個人想解除某種病況而服用一定量的藥劑。這一劑藥沒有使病況轉好。再加重分量,其結果或者是恰到好處,或者是把病弄得更壞。所有各種滿足,也是如此,儘管恰好的那一點要用大份量才可達到,而引起負效果的那一點通常是很遙遠。這是因爲我們的世界是屬於一個因果關係,而其因果又是屬於量的關係之世界。例如,一個人住在華氏35度氣溫的房子而感到不舒服,他就想把這間房子的氣溫昇高到65或70度。他決不會把氣溫昇到180度或200度。這個事實與Weber-Fechner的法則無關,也與心理學無關。心理學對於這個事實的解釋至多是提出一個極據式的說法:人,照例是喜歡保持生命與健康,而不願意死亡和疾病。從行爲學的觀點來看,重要的只是「行爲人在交替的事物之間加以選擇」這個事實。人,被放在十字路口,他必須、而且也的確選擇,這是——且不提其他情形——由於他生活在一個量的世界,而非一個無量的世界,無量的世界,甚至不是我們的心靈所可想像的。

    邊際效用與Weber-Fechner的法則之混淆,是源於錯在只看到達成滿足的手段,而沒有注意到滿足的本身。如果滿足的本身,曾經被想到,則不會荒謬到用「感覺的強度隨外來刺激的強度之遞增而遞減」來解釋關於氣溫的慾望。一般人不會想把臥室的氣溫提昇到120度這一事實,無論如何是與對氣溫的感覺強度毫無關係的。如果某人旣不更想買一套新衣服,也不更想聽一次貝多芬交響曲演奏,而他又不把他室內的溫度調整到其他正常人所調整到的、也是他自己所可以調整到的溫度,這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釋。只有客觀的使用價値,才是客觀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處理:至於行爲人對於客觀使用價値的估値則是另一回事。

    [1] 要緊的是注意本章所討論的不是價値或市場價値問題,而是主觀的使用價値。價格是由客觀的使用價値導出的。參考下面的第十六章。

    [2] 參考Carl Menger,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1871), pp. 88 ff.;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3d ed. Innsbruck, 1909), Pt. II, pp. 237 ff.

    [3] 世界上沒有什麼類別。爲著組織我們的知識而把一切現象分類的,是我們的心。「把現象作某種分類是否有助於這個目的」,與「它是否爲邏輯所許可」,它們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4] 參考Daniel Bernoulli, 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zur Bestimmung von Glücksfällen, trans. by Pringsheim (Leipzib, 1896), pp. 27 ff.

    [5] 參考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1922), p. 372.及p. 149. Weber所用的「實用主義」一詞,自然易於發生混淆。如果Weber知道「行爲學」這個名詞,他或者會採用它。

    二、報酬律

    經濟財在後果方面引起的量的確定,關於第一級財貨(消费財)的則是:一個a量的原因引起一個{a}量的後果。關於較高級財貨(生產財)的則是:一個b量的原因引起一個{B}量的後果,假使那補助的原因c助成了V量的後果;只有互助協作的{B}和{y}後果引起第一級財貨D的p量。在這種情形下有三個量:B和C兩個補助財貨的b和c。以及D產品的p。

    在b不變的場合,我們把那個歸結於p/c最高値的c値叫做最適値。如果有幾個c値歸結於p/c最高値,我們就把那也歸結於p這個最高値的,叫做最適値。如果兩個補助財貨在最適的比率下被使用,它們兩者都提供最高的產出;它們的生產力,它們的客觀使用價値,已被充份利用,沒有一點浪費。如果我們違背了這最適的組合,增加C量而不變動B量,報酬大概是會再增加的,但不比例於C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我們可能靠增加補助要素之一,也即靠把cx代替c,而x大於1,因而報酬從p增加到p1,那麼就有:p1p而p1cpcx。因爲如果爲抵補b的減少,使c在p不變的情況下相應增加是可能的話,則屬於b的物質生產力就是無限的,b就不算是稀少,也即不算是經濟財。於是b的可利用的供給或多或少對於行爲人就不關重要了。甚至極少極少的b量也足夠生產任何數量的d、假使c的供給量夠大的話。相反地,如果c的供給不增加,增加b的使用量也不能使c的產量增加。報酬的全部過程,應歸因於c;b不會是經濟財。提供無限服務的東西是,例如,關於因果關係的知識,敎給我們如何調製咖啡的那種處方,假使被知道的話,就會提供無限的服務。這種知識的性能不會在生產過程中有任何損耗,不管被使用得如何頻繁;它的生產力是用之不竭的;所以它不是經濟財。行爲人決不會要在已知的處方的使用價値與任何其他有用的東西之間加以選擇。 p=""/pcx。因爲如果爲抵補b的減少,使c在p不變的情況下相應增加是可能的話,則屬於b的物質生產力就是無限的,b就不算是稀少,也即不算是經濟財。於是b的可利用的供給或多或少對於行爲人就不關重要了。甚至極少極少的b量也足夠生產任何數量的d、假使c的供給量夠大的話。相反地,如果c的供給不增加,增加b的使用量也不能使c的產量增加。報酬的全部過程,應歸因於c;b不會是經濟財。提供無限服務的東西是,例如,關於因果關係的知識,敎給我們如何調製咖啡的那種處方,假使被知道的話,就會提供無限的服務。這種知識的性能不會在生產過程中有任何損耗,不管被使用得如何頻繁;它的生產力是用之不竭的;所以它不是經濟財。行爲人決不會要在已知的處方的使用價値與任何其他有用的東西之間加以選擇。

    報酬律是這樣講的:就較高級經濟財(生產財)的組合而言,有一最適的境況。如果我們違離這個最適的境況,只將要素之一增加,其結果或者是產出量根本不增加,或者是不和那個要素同比率地增加。這個法則,如上所述,隱含在這個事實中:任何經濟財所引起的後果在量的方面的確定,是它之所以爲經濟財的必要條件。

    報酬律(通常叫做報酬遞減律)敎給我們的,也只是這樣的一個最適的組合。還有一些其他問題是報酬律所未解答的,那只能憑經驗來解決。

    如果補助要素之一所引起的後果是不可分的,則最適的境況就是那個足以達成目標的唯一組合。爲要把一疋呢料染色到某種程度,必須一定量的染料。較多或較少的染料不能達成所要達成的目標。有較多染料的人,必須把多餘的部份保留不用。有較少染料的人,則只能染一疋的一部份。在這個事例中,報酬遞減的結果是增加量的完全無用。

    在其他的事例中,最小後果的生產必須有最小限度的投入。在這最小後果與最適後果之間有一餘地,在這餘地當中增加投入的份量,其結果或是產出的比例增加或是超比例增加。爲使一部機器開動,必須用最低限度的潤滑油。至於超過這最低限度而增加潤滑油的使用量,是使這部機器的工作量比例增加還使超比例增加,這只能靠技術上的經驗解答。

    報酬律不能解答下列問題:(1)最適的份量是不是可產生所追求的後果的唯一的份量。(2)是否有一嚴格的限度,超過此限度以後的任何數量的要素增加都是完全無用的。(3)由於漸漸遠離最適境況而引起的產出減少,以及由於漸漸接近最適境況而引起的產出增加,其給果就各個要素每單位的產出來講,是比例的變動還是非比例的變動?所有這些問題都要經驗來解答。但是報酬律的本身,也即:一定有個這樣最適的組合,是先驗地有效的。

    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以及過度人口、低度人口和適度人口這些從它推演出來的絕對概念,都是報酬律之應用於特殊問題。它們都是在其他要素不變的假定下,硏討人力供給的變動。因爲人們基於政治的考慮,想反對馬爾薩斯法則,他們憑情感來爭論,而其論調是錯誤的——人們只了解資本與勞力用在土地上的報酬遞減律。現在我們再也不必注意這些無謂的異議了。報酬律不限之於補助的生產要素用之於土地。想以農業生產的歷史和經驗來駁斥報酬律的有效性,大可不必,因爲這是白費的。想駁倒這個報酬律的人,必須解釋爲什麼人們願意支付代價來買土地。如果報酬律不是有效的,一個農夫決不會去考慮要擴大他的耕地。他將會在任何一塊土地上倍增他的資本與勞力的投入,即可無限地倍增其報酬。

    人們有時候認爲,報酬遞減律在農業方面有效的,至於加工的工業則是報酬遞增律有效。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期,他們才認識到報酬律對於所有的生產都同樣地有效。在這一點上把農業與工業對立,是錯誤的。所謂報酬遞增律(這是個不適當,甚至會引起誤解的名詞)不過是報酬遞减律的反面,而報酬遞減律也是「報酬律」的一個不滿意的說法。如果我們只增加一個要素的數量,其他的要素不變,而漸進於最適的組合,則各要素的每單位報酬或者比例增加或者超比例增加。一部機器,當兩個工人運作的時候,生產p;三個工人運作時,生產3p;四個工人運作時,生產6p;五個工人運作時,生產7p;六個工人運作時,也不多於7p。於是可知,僱用四個工人時每個工人的報酬是最適的,即6/4p,在其他的組合下,則分別爲1/2p,p,7/5和7/6p。如果我們不僱用兩個工人,而僱用三個或四個,則其報酬的增加超過工人數目增加的比率;它們不是按2:3:4的比例而增加,而是按1:3:6的比例增加。這時我們所面對的是每個工人的報酬遞增,也即報酬遞減的反面。

    如果一個工場或企業違背了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則它比另一個違背此最適組合較小的工場或企業更少效率。在農業與工業方面都有些生產要素不是完全可分的。尤其是在工業方面,擴大工場或企業的規模,比較限制它更容易達到最適的組合。如果某種生產要素的最小單位,對於一個中小規模的工場或企業還是太大了,不能夠用以達到最適的組合,這時,要達到最適組合的目的,唯一的辦法是擴大規模。這是大規模的生產事業所以占優勢的原因。關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將在以後討論成本會計時再講。

    三、作爲手段的人的勞動

    把人生的生理功能和表現當作手段來僱用,就叫做勞動。至於人的潜能與生命過程的開展而非用以達成外在的目的,只是本人生理上的活動,那就不是勞動;而只是生活。人之工作,是在使用他的力量和智能,作爲消除不適之感的手段,是在以有目的地利用他的生命力,來取代自然的無所憂慮的消遣。勞動是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

    每個人只有有限的精力可消耗,每一單位的勞動只能產生一有限的後果。否則人的勞動將可無限使用;它將不是稀少的東西而不被認爲是消除不適之感的手段,而且也不必經濟地利用。

    勞動之所以要經濟地利用,只因爲它的量是有限的,不足以用來達成它所可達成的所有目的。在這個世界裡面,可使用的勞動供給量將等於所有的人所能消耗的全部勞動量。如果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面,每個人都熱心工作,直到他把當時的工作能力消耗完了爲止。工作勞累以後,繼之以消遣與恢復,恢復以後又把時間完全用在工作。工作能力之未充份利用就認爲是一損失。經由較多的工作而獲致成就,你就可增益你的福利。可以利用而未利用的那部份潜能,可以說是毫無補償的福利喪失。誰也不會這樣想:我可以做這件事或那件事;但是不値得做;我寧可賦閒。每個人會把他的全部工作能力看作他所極想全部利用的一項生產要素的供給。在沒有更好的機會時,即令是一點點福利增加,也會成爲工作的誘因。

    在我們的眞實世界裡面,事情不是如此。工作被認爲是痛苦的,不工作比工作被認爲是較滿意的情況。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假定下,閒暇比工作好。人們之所以工作,只是在他們認爲工作的報酬高於閒暇所產生的滿足。工作招致負效用。

    心理學和生理學都想解釋這個事實。它們在這方面的努力能否成功,行爲學沒有必要去檢討它。人們之想享受閒暇,因而對於他們自己工作能力的看法不同於對那些物質的生產要素的看法。這個事實,對於行爲學而言是一論據。人,在考慮他自己的勞動支付時,他不僅要問是否沒有更好的目的來使用這勞動量,而且也要問,如果不再支付勞動不是更好嗎。我們也可把這個事實表達於把閒暇的取得叫做有意活動的一個目的,或第一級的經濟財。用這個比較牽強的名詞,爲的是我們必須把閒暇和任何其他經濟財一樣地從邊際效用方面來看。我們的結論必須是:第一個單位的閒暇所滿足的慾望比第二個單位所滿足的更迫切,第二個單位的閒暇所滿足的慾望比第三個單位所滿足的更迫切,以後以此類推。反過來說,工人所感覺到的勞動負效用,隨著勞動量之增加而超比例地增加。

    但是,勞動的負效用是否比例於勞動量之增加而增加,或者增加得更多,這不是行爲學所必須研究的。(這個問題對於生理學與心理學是否重要,以及這些科學能否説明它,這可存疑不管。)無論如何,工人工作到某種程度,他會覺得再繼續工作所可享有的效用不足以補償勞動的負效用,這時他就會停止工作。在作這個判断的時候,他是把每段工作時間的同量產品與以前各段時間的作比較(這裡我們且不管因爲疲勞的增加而產量減少)。但是收益的單位效用隨勞動量的增加而減少,而收益的總量則是增加的。以前的那些工時單位的產品比起後來的會滿足較重要的慾望。後來的較不重要的慾望滿足,不能認爲足以補償工作的持續,儘管它們的物質產品數量不變。

    所以勞動的負效用是否比例於勞動支付的總量,或是否比消耗於工作的時間增加得更多,這是與行爲學不相干的。無論如何,在其他事物不變的假設下,把尙未使用的那部份潜能用之於工作的這個傾向,是隨已用的部份之增加而降低的。這個傾向的降低是加速的還是減速的,這是個經濟資料問題,不是個元範性的原則問題。

    勞動的負效用可以解釋:爲什麼在人類歷史中,隨著技能進步、資本豐富、勞動生產力增加,而縮短工作時間的趨勢愈來愈加強。在文明人所能比他的祖先享受得更多的一些快樂的事物當中,還有更多的閒暇享受。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可以答覆哲學家和慈善家所常提出的一個問題:經濟進步是否使人們更快樂。如果勞動生產力比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較低的話,人們就不得不更辛勞,或不得不放棄許多快樂的事物。在確認這個事實的時候,經濟學家們並不斷言,獲得快樂的唯一方法是享受更多的物質舒適,過奢侈的生活,或有更多的閒暇。他們只是承認這個事實:人是能夠供給自己所認爲需要的東西,而使生活過得更好些。

    人都樂於較大的滿足,而對事物的估値都是基於那些事物的效用。這是基本的行爲學的深入觀察。這兩個命題用不著再以勞動負效用的說法來修正或補充。它們已蘊含著:人們之願意勞動,只有在它的收益比閒暇的享受更迫切的時候。

    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面,勞動這個生產要素所處的地位之獨特,是由於它的非特殊性。所有自然界的生產要素——即自然界的一切東西和力量,而人可以用來改善他的生活情況的——各有其特殊的力量和性能。有些目的是它們較適於達成的,有些目的是它們較不適於達成的,有些目的是它們完全不能達成的。但是,人的勞動對於所有可想得到的生產程序和方式,旣能適合而且也不可少。

    當然,我們不可一概而論。人,和人的工作能力是不同的,如果不認淸這個區別,那就是一個基本錯誤。某一個人所能做的工作,較適於某些目的,較不適於另些目的,還有些目的是它完全不適合的。古典經濟學的缺點之一是它沒有充份注意到這個事實,而在價値、價格、工資率的理論建構中沒有考慮到它。人,所要經濟使用的是,某些種類的勞動,並非概括講的勞動。工資不是爲消耗了的勞動而給付,而是爲勞動的成就而給付,勞動的成就在質和量方面有很多的差異。每一特殊物品的生產,必須僱用能夠提供這種有關的特殊勞動的工人。有些人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反而自我辯護說:勞動的主要供需是關係每個健康的人所能提供的非熟練的普通勞動,至於技術勞動,即賦有先天智能或後天訓練的人所提供的勞動,無論從何觀點來看,是一個例外。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在遠古時代,情形是否如此,或者甚至在原始的部落社會裡面,先天和後天的智能之不平等是不是要經濟使用勞動的主要因素,這都無須考究。在討論文明人的情況時,我們不可以無視勞動的質的差異。各個人所能做的工作是不同的,因爲人是生而不一樣的,又因爲他們在生活過程中所得到的技巧和經驗,使他們的能力更加差異化。

    說到人的勞動非特殊性的時候,我們並不是斷言所有的人力都是同質的。我們所要確認的無寧是:生產各種財貨所必須的勞動種類的差異,比人們天賦的才能差異還要大。(在強調這一點的時候,我們不涉及天才的創作;天才的作品是超越一般人的行爲常軌的[6]。而且,我們也不涉及那些防阻某些人羣進入某些行業和某些必須訓練的制度上的障礙。)各個人的天賦儘管不是相等的,可是,人類在動物學上是一致和同質的,天賦的差異不會差異到要把勞動的供給區分爲一些不相連續的部份。所以,每類工作的潜在勞動供給都超過這類勞動的需求。每類專業化的勞動供給,不能靠其他部門退出的工人來增加。但是,任何生產部門所必須的勞動,不會永久受限於做這類工作的人之稀少。只有在短期當中才會有專門人材缺乏的現象。在長期當中,這個現象會隨天賦的這類才幹的人們之受訓練而消失。

    勞動是所有基本的生產手段當中最稀少的,因爲在這個限定的意義下,它是不特殊的,也因爲各種各類的生產都需要勞動。因而其他的基本生產手段——即自然界非人的生產手段——對於行爲人而言的稀少性,就成爲那些只需要最少勞動就可使用的生產手段的稀少性[7]。自然界的各種生產要素能夠爲滿足人類慾望而被利用到什麼程度,這就決定於勞動的供給。

    如果人們所能夠而又願意提供的勞動量增加了,生產也就增加。勞動,不會因爲它無助於慾望的更加滿足而留著不用。孤立而自足的個人常有機會靠多勞動以改善生活情況。在一個市場社會的勞動市場中,每一勞動都有些購買者。只有在市場的某些部門才會有過多的勞動供給;其結果,這些過多的勞動不得不轉移到其他部門,因而這些部門的生產爲之擴展。他方面,可利用的土地增加了——其他情形不變——只有在這增加的土地是比原已耕種的邊際土地更肥沃些的條件下,才會使生產增加[8]。物質設備的累積對於增產的關係也是這樣。資本財的有用也要靠可利用的勞動供給。如果所要用的勞動可用以滿足其他更迫切的慾望,則現存設備的使用就是浪費。

    互相補足的生產要素所能使用的程度,受限於它們當中最稀少的那個要素。例如生產一個單位的p,需要7個單位的要素a和3個單位的要素b,而且a和b都不能用在其他的生產。假若有49個單位a和2,000個單位b可供使用,p的產量不會多於7個單位。因爲a的供給量決定了b的使用量。只有a被認爲是經濟財;人們只願意對a付代價;p的價格大都是由7個單位的a決定的。他方面,b不是經濟財,因而也沒有價格。沒有使用的b,數量有很多。

    我們可試想一個世界裡面所有物質的生產要素已經充份利用了,因而沒有機會僱用所有願意工作的工人。在這樣的一個世界當中,勞動是豐富的;勞動供給量的再增加不會使生產總量有任何增加。如果我們假定所有的人有同樣的工作能力和志願,如果我們不管勞動的負效用,那麼在這樣的世界裡,勞動就不是經濟財。如果這個社會是社會主義國,人口增加必然是無事可作的消費者的人數增加。如果它是個市場社會,工資將不足夠免於飢餓。但是,那些尋找工作的人們將願意接受任何工資而工作,即令工資不足以維持生命,總可以延緩餓死。

    這裡用不著詳細討論這樣世界的這些問題。我們的世界不是這樣的,勞動比物質的生產要素更稀少。我們在這一點並不討論適度的人口問題。我們只討論這個事實:這裡有些物質的生產要素還沒有使用,因爲所需要的勞動被更迫切的慾望滿足吸收去。在我們這個世界,人力不是豐富,而是不足,因而還有些未被利用的物質的生產要素,如土地、鑛藏,甚至工場和設備。

    這種情況,會因人口的大量增加,生產糧食(維持生命所必須的)的一切物質要素都已充份利用而改變。但只要這種情形不發生,它不會被生產技術的任何進步所改變。效率較高的生產方法代替效率較低的,不會使勞動豐富,假使還有些物質的要素可用以增進人們福利的話。相反地,它會增加生產,因而增加消費財的數量。「節省勞動」的生產方法可以減輕貧困,不會引起所謂「技術的失業」(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每項產物是勞動與物質的要素就業的結果。人旣節用勞動,也節用物質的要素。

    直接滿足慾望的勞動和間接滿足慾望的勞動

    在通常的情形下,勞動只間接地滿足勞動者,也即,經由目的的達成所導致的不適之感的消除。工作者放棄閒暇而享受勞動的效用,或者是爲享受某種產物,或者爲享受別人所願意爲他提供的產物。勞動,對於他而言,是爲某些目的而採取的一個手段,而支付的一個代價,而承受的一項成本。

    但是也有些直接滿足的事例。勞動者從勞動支付得到的直接滿足,會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勞動的結果給他的滿足,一方面是勞動的本身給他的滿足。

    有些人曾經把這個事實誤解得很奇怪,同時又把一些狂熱的社會改革計畫放在這些誤解的基礎上面。社會主義的主要獨格碼(dogma)之一是說,勞動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才有負效用,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則是純粹的快樂。我們可以不管那位可憐的精神病者Charles Fourier的一些說法。但是,馬克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在這一點上也與烏托邦沒有兩樣。它的第一流的擁護人之一Karl Kautsky曾明白地宣稱,無產階級政權的主要任務是要把勞動從痛苦變到快樂[9]。

    那些引起直接滿足的活動因而是快樂和享受的直接根源,這些活動本質上與勞動和工作不同。這個事實常被忽視。對於這些有關的事實僅作一點膚淺的討論,是不會明瞭其區別的。星期天在公園的湖上駕一隻獨木舟遊玩,只有從流體力學的觀點來看,才可與船夫和划船奴(galley slaves)的划船相比。當你把它作爲一個可達成目的的手段來判斷的時候,它就像一個散步的人,口哼抒情曲與一個歌星在劇場上唱同一抒情曲的差別。那些閒情逸致的在星期天盪船人,與散步哼歌的人,從他們自己的行爲直接得到滿足,而不是間接滿足。所以,他們所做的不是勞動,不是使用他們生理的機能以達成其他的目的,只是那些機能本身的運動。它只是娛樂。它本身是一目的;它是爲本身而作的,而不提供任何其他功用。因爲它不是勞動,我們不可以把它叫做直接滿足的勞動。[10]

    有時,一個虜淺的觀察者會以爲別人的勞動會引起直接滿足,因爲他自己喜歡與這類勞動表面上相似的那種遊戲。像小孩子喜歡玩鐵路、當兵等等,成年人也會喜歡玩這玩那。他們會以爲鐵路的技師在開動機車的時候,是和他在玩火車玩具時一樣地快樂。一位簿記員在上班的路上看到巡邏的兵士就有點羨妒,他以爲這個巡邏兵在游游蕩蕩的享樂中領受薪金。但是,這個巡邏兵也會羡妒這個簿記員,以爲他在溫度調節的屋子內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寫寫畫畫就可賺得薪金。這些都是誤解別人的工作而認爲那只是消遣。這些人的想法不値得我們重視。

    但是,也有些事例,是眞正的直接滿足的勞動。在特殊的情形下,有幾種勞動的小量可以提供直接的滿足。但是,這些數量微末到不足以在複雜的人的行爲和滿足慾望的生產中發生任何作用。我們這個世界的特徵是,勞動是負的效用。人們把這帶有負效用的勞動換來勞動的產品;勞動,對於他們而言,是間接滿足的一個來源。

    如果一種特別的勞動提供快樂而非痛苦,直接滿足而非勞動的負效用,則這種勞動用不著付工資。而且相反地,這個「工作者」必須購買這個快樂,也即爲作這種勞動反而要自己付出代價。打獵,對於許多人而言,是一種發生負效用的勞動,但有些人是以打獵爲樂。在歐洲,有些業餘的好獵者,向獵場的主人購買打獵權,得以一定的方式和一定的次數在那裡打獵。這種權利的購買與他將可獵獲的代價是不相干的。如果把這兩個價格對照起來看,購買打獵權所支付的代價遠超過獵獲物在市場上所可賣得的代價。爲什麼他們會這樣作呢?這是因爲一隻還在懸岩上邀遊的活生生的羚羊,比一隻殺死了的羚羊,包括它的肉、它的皮、它的角……更有價値些,儘管獵者爲射死這隻羚羊還要大費氣力爬到岩上,還要用一些必要的物質,可是我們可以說,一隻活的羚羊對於好獵者所提供的,是殺射的快樂。

    有創造力的天才

    在千千萬萬人之上有些傑出的倡導人物,這種人的觀念和事業爲人類開闢些新的途徑。對於這種倡導性的天才[11]而言,創造是生命的本質,生活就是創造。

    這種非常人物的一些活動,不能完全納之於行爲學的勞動這個概念。那些活動不是勞動,因爲對於天才而言,它們不是手段,它們本身就是目的。他生活在創造與發明中。就他而言,沒有什麼閒暇,只有暫時失望的間歇期。他的動機不是想得到一個結果,而是產生結果的這個行爲。成功給他的滿足旣不是間接的也不是直接的。之所以不是間接的,因爲只要他的同胞不關心這個工作也就很好了,通常他們是譏笑、輕蔑、甚至迫害他。許多天才,本可以用他的天賦使自己的生活改善些,過得快樂些;但是,他們甚至不考慮這個可能,而毫不猶疑地選擇這荆棘叢叢的途徑,天才是想完成他所認爲的他的使命,即令他知道這是走向多災多難的前途。

    天才也沒有從他的創造活動中得到直接的滿足。創造對於他,是一種極度的苦惱,是一種無休止的對內在和外在障礙的艱苦搏鬥,折磨他、消耗他。奧國詩人Grillparzer曾經在一首感人的詩篇Farewell to Gastein中描述這種情形[12]。我們可想像,在寫這篇詩的時候,他所想到的,不僅是他自己的悲哀和苦難,而且也想到一個更偉大的人物——貝多芬(Beethoven)——更大的悲痛;貝多芬的命運與他的相類似,他對貝多芬的了解也最深。尼采(Nietzsche)把自己比著火焰,不休不止地消耗它自己,毀滅它自己[13]。像這樣的一些苦惱,與一般的工作和勞動、生產和功能、謀生與生活享受等概念的內涵,沒有一點是共同的。

    天才的成就,他的思想和學說,他的詩、畫、文章、作曲,不能歸之於行爲學所講的「勞動」的產品。它們不是那些可用來生產其他東西的勞動的產品。「生產」哲學、藝術、和文學巨著的,不是一般的勞動。思想家、詩人、藝術家,有時不適於完成任何其他工作。無論如何,他們用在創造活動的時間與精力,決不是從其他有目的的用途中扣留下來的。一位有能力可以發明新事物的人,環境也許註定他要受苦受難,使得他非餓死不可,或者使得他非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於爭取僅夠糊口的生存。但是,如果這位天才完成了他的理想,除了他自己以外,誰也沒有支付這項成功的「成本」。歌德(Goethe)在任職Weimar法院的時候,或者是受他職務的限制而不能有所表現。但是,如果他不寫他的劇本、詩歌、和小說的話,即令他做中央政府的部長、劇場經理、或鑛場管理員,他也決不會有較好的成就。

    而且,我們也不可能用別人的工作去代替創造者的工作。如果沒有丹提(Dante)和貝多芬這兩個人,誰也不能寫出或指派別人寫出《神曲》和第九交響曲。社會或個人,都不能眞正地促成天才和天才的作品。最強度的「需求」和最強制的政府命令也無效。人們不能改善產生天才和其創作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我們不可能靠優生學來作育天才,靠學校來訓練天才,也不可能組織天才們的活動。但是,相反地,你可以組織一個社會,而在這個社會裡面沒有創作者活動的餘地。

    天才所完成的創作,就行爲學講,是一最後事實。它是像命運的賜予,出現於人類史上。它不是「生產」——這個名詞在經濟學裡面的意義——的結果。

    [6] 見下面「有創造力的天才」節。

    [7] 當然,有些自然資源稀少到已經完全被利用。

    [8] 在勞動可以自由流動的環境下,如果開墾的土地其收穫不足夠以抵補開墾的全部成本,則對這種磽瘠地的改良就是浪費。

    [9] See below, pp. 769-779.

    [10] Karl Kautsky, Die soziale Revolution (3d ed. Berlin, 1911), II, 16ff. About Engels see below, p. 591.

    [11] 作爲一個運動項目而認眞地練習搖船,以及業餘的歌星認眞地練習歌唱,這是內向勞動(introversive labor)。見第二十一章第一節。

    [12] 領袖(Fürhrers)不是倡導者,他們只是帶領人們循著倡導者開闢的途艇。倡導者是斬棘披荆的開荒者,他也許不關心有沒有別人想走他所開的新路。至於領袖,則是指揮人們照他所想達成的目標前進。

    [13] 這篇詩似乎還沒有英譯。Douglas Yates的著作(Franz Grillparzer, 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1946), I, 57.有一英譯的摘要。

    [14] Nietzsche這篇詩的英譯,見M.A. Mügge, Friedrich Nietzsche (New York, 1911), p. 275.

    四、生產

    行爲,如果成功了,達到它所追求的目標。它產生了結果。

    生產不是一個創造的行爲;它不產生未曾有的東西。它是把某些旣存的元素經過安排和組合的一個轉變。生産者不是創造者。人,只在思想方面和想像方面會有創造性的。在外在現象的世界中,他只是—個轉變者。他所能完成的,不過是把可用的手段,用適當的方法組合起來。所謂適當方法,即按照自然法則去作,於是所想達成的結果一定可以出現。

    過去曾有過時期把有形財貨的生產與個人勞務的提供加以區分。製造桌椅的木匠,是生産的;但是,一位診好了木匠的病,使他能夠再製造桌椅的醫生,卻不是生產的。在醫生、木匠的關係與木匠、成衣匠的關係之間,居然定下區別。他們說,醫生自己是不生產的;他從別人所生產的以謀生,他要靠木匠或成衣匠過活。在更早的時期,法國重農學派的學者認爲,除掉從土地上得出某些東西的勞動以外,其他所有的勞動都是不生產的。只有耕種、漁、獵、採鑛、採石是生產的。加工的製造業所增加的價値僅夠抵補工作者所消費的東西的價値,此外,對此所使用的材料,並不增加任何價値。

    今天的經濟學者,嘲笑他們的前輩作了這樣不合理的區別。但是,他們自己也應該反省反省。現代的一些經濟學家,在討論某些問題時——例如,廣吿和市場問題——明顯地又回復到老早就應該不存在的粗疏的錯誤。

    另一個大家相信的見解,是認爲勞動的僱用與物質的生產要素的僱用,其間也有區別。他們說,自然是慷慨施捨的;但是,勞動則由於它的負效用而必須付以代價,人在辛苦工作、克服勞動負效用的時候,給這個宇宙增加一些未曾有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下,勞動是創造的。這也是錯誤的見解。人的工作能力,和土地以及動物資產的生產力,在宇宙中同樣是所與的(given)。勞動潜能的一部份可以留下不用這一事實,也不使勞動有異於非人的生產要素;後者也會留下不用。人們之願意克服勞動的負效用,是由於他們寧可犧牲較多的閒暇來換取勞動的成果。

    只有那指揮行爲和生產的人心才是創造的。人心也屬於這個宇宙和自然;它是這個旣有的世界之一部份。把人心稱爲創造的,並非耽迷於任何形而上的玄想。我們之所以把它稱爲創造的,因爲我們只能把人的行爲所引起的變動,追溯到「理知指導人的活動」這一點上,過此我們就茫然無所知。生產不是物質的、自然的、和外在的什麼;它是個精神的和心智的現象。它必要的基本條件不是人的勞動與外在的、自然的力量和事物,而是「用這些要素作手段,來達成某些目的」的這個心的決定。產生生產物的,不是辛苦工作的本身,而是辛苦工作者受理知的指導這個事實。只有人心有消除不適的能力。

    Marxians的唯物主義的玄學,把這些事情完全曲解。「生產力」不是物質的。生產是一精神的、心智的、和意理的現象。它是那受理知指導的人,爲著盡可能消除不適而採用的方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環境優於千年或二萬年以前我們祖先們的生活環境的,不是什麼物質的東西,而是精神的東西。物質的改變,是精神改變的結果。

    生產是把旣有的東西按照理知的設計而改變。這些設計——處方、公式、意理——是基本的東西;它們把那些原始要素——人的和非人的——改變成手段。人,憑他的理知來生產;他選擇目的並利用手段來達成。經濟學處理人生物質條件時所用的通常說法,完全是錯誤的。人的行爲是心的表現。在這個意義下,行爲學可稱爲精神科學(moral science—Geisteswissenschaft)。

    當然,我們不知心是什麼,正如同不知道動、生命、電是什麼一樣。心只是一個字,用以指稱那個未知的因素。那個因素使人們得以完成他們曾經完成的東西:理論與詩歌,大敎堂與交響曲,汽車與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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