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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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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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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蓝天 于 2008/7/28 19:50:4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http://zmw.cn/bbs/rwb10p1i87005.shtml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演变
尹 彦
  俄国十月革命两个月后,布尔什维克的党解散了民选的立宪会议。过了半年,苏维埃内的多党制宣告结束,一九二二年底,俄国多党制为一党制彻底取代,这两项重大决策根据苏联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是弊是利?是祸是福?值得反思。
  
  一、解散民选立宪会议意味着什么?
  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宪法凌驾于最高统治者、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是各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事。在俄国最早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所以,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将召开立宪会议列入自己的党纲。明确提出:“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整个最高权力掌握在立宪会议手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巩固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但是这件事一直到二月革命之后,才有了希望。1917年3月2日,临时政府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拖延了选举的准备工作,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定于9月17日(30日)召开。8月上旬临时政府决定将选举推迟至11月12日(25日)。列宁、布尔什维克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抨击以时间急促为理由的拖延。十月革命是在媾和、把土地交给农民、尽快召开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这三项名义下发动和成功的。列宁多次说:“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并说:“只有我们的党掌握了政权才能够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我们的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就要对其他政党的拖延提出控告,并证实这种罪行。”所以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即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对于这次选举,列宁是肯定的:“立宪会议是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按比例代表制来选举的。这种选举制是最完善的选举制。”这说明列宁对立宪会议的选举制是肯定和满意的。
  1917年11月12日—14日(25—27日),首都彼得格勒进行立宪会议选举。16号公布了最后选举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得票42.4万张,6个席位;立宪民主党得票24.7万张,4个席位;社会革命党得票15.2万张,2个席位(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1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得票最多。美联社记者问列宁对选举结果有何看法时,列宁说:“我认为这次选举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巨大胜利的证明。”并认为立宪会议定会批准人民委员会的全部措施的。“决不会有多数人反对我们。”在答复哪些党将参加新的人民委员会时说:“我不太清楚。但我认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是首都这个工业比较发达地区的情况,后来加上其他农业地区,情况就不同了,立宪会议选举共得4450万张票,布尔什维克党得1060万张,占23.82%,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共得2630万张,占59.10%。列宁在《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分析了总共79个选区中54个选区的投票结果。54个选区在1917年11月份投票的总数是36,262,560张票(下面数字相加为3.622万张票),以下四类党派合起来计算结果是:
  布尔什维克党     902万张,占24.90%
  社会革命党      2090万张,占57.71%
  孟什维克党      170万张,占4.69%
  立宪民主党及其它
  地主资产阶级政党   460万张,占12.70%
  合计         3622万张,占100%
  这些数字说明布尔什维克只得到近25%的选票。不过列宁分析了各地区的选举结果后说,在立宪会议选举时,在纯农业区,代表农民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占优势,他们得了62—77%的选票。“在各工业中心,布尔什维克比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更重要的是在首都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得票占45%,社会革命党人得16%;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得56%的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25%的选票。布尔什维克比后者多一倍多,列宁说这叫“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的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占压倒优势”。此其一。其二,“我们在全部军队里得到差不多半数的选票”(投给社会革命党人的188.5万张选票;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179.1万张选票)。但在两个首都附近乃至离两个首都不远的各方面军中,布尔什维克得到压倒多数的选票,“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来说,布尔什维克得选票100万张以上,而社会革命党人得42万张选票。”
  由于总的投票使布尔什维克党成了少数党。自然其它党必然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即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刚得到的政权,岂能拱手让人?对于这一点,列宁在1917年11月14日(27日)作了回答:“至于立宪会议,有一位报告人说,它的工作将以国内的民意为转移;但我要说: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这是“枪杆子出政权”的最早版本。布尔什维克党预定于1917年11月28日召开立宪会议,但到会代表不足半数,立宪会议不能如期举行。不过这一天,一些人民自由党人进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遭到镇压。当天人民委员会通过“逮捕反革命内战首领”的法令,逮捕了一些人民自由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人民自由党事实上被取缔。同时决定立宪会议延至1918年1月5日开幕。12月23日政府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召开,以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他们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主义性质法令。布尔什维克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也退出了会议。第二天——1月6日(19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自然引起其它党的坚决反对,他们指责“人民的少数代表,赶走了人民的多数代表”,而且是“用射击驱赶的”。
  对于上述行动,列宁用1903年普列汉诺夫的话作了解释:“所有的民主原则应该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革命胜利、革命利益是最高法律。“有那么一天,我们党会反对普选权,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那么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据此接着列宁说:“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而不好的议会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因此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地的苏维埃选举中获胜,自然也就给予以解散。
  列宁还说:“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入党纲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会议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但苏维埃共和国则是更高的民主形式,而且是能否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革命利益自然高于立宪会议。”其实,革命有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也有逆潮流的、超前的、性急人的革命。这种革命往往是超理智、极大破坏生产力、违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这种“革命利益”是否也要“高于一切”呢?列宁没有说。
  这些不过是表面上的道理。其背后的硬道理一如列宁上面所言: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大胜。因为军队投票赞成积极拥护和平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北方战线、西方战线、波罗的海舰队,布尔什维克分别获得61%、67%、57.5%的选票,更重要的是在大的卫戍部队,即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分别获得79.2%、79.5%的选票。易言之:枪杆子对于解散立宪会议起了关键作用。
  二、从多党制到一党政府,再到一党制
  一党政府不等于一党制。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虽然是多党制中的一种,但并不等于多党制。多党制即代表不同阶级、不同主张,以一两个大党为中心的多党并立的体制。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就经历了多党制、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一党政府,最终走向一党制的。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说:“在不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经任何人选举的沙皇和一小撮地主、资本家与官吏。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属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别组成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组成自己的政党。因此,在自由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他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可见列宁是肯定当时的多党与多党竞争和各党自由竞争、自由协议的。
  比起封建君主专制下的朝廷集议,最后由君王“兼听独断”,多党制自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各阶级、各阶层有了自己的政党,有了参与政治的组织条件,通过政党竞争表达各自的意愿。最后则完全取决于多数选民的选票。这比起封建朝廷内的帝党、后党、太子党、宦党、朋党与拥兵自重的大臣、军阀暗中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刀光斧影、凭借军队、流血政变,不知要先进多少倍。十九、二十世纪的民主共和国无一例外都实行多党制。《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说明不仅社会是多党的,也说明无产阶级也不是一党的。十九和二十世纪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工人政党就说明这一点。1920年3、4月间,列宁在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谈话中就谈到英国“所有的工人政党”——一是工党、二是独立工党、三是英国社会党、四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还有许多独立工会。而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来说,也还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大党派。列宁认为与孟什维克相类似的各集团还有人民社会党人、统一派、合作社派,以及参加俄国立宪会议选举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这已经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多党”了。到了今天,比如印度的共产党就分成三个: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这应该是当代共产党的多党制。二月革命后,苏俄也经过多党制。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成立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由15人组成执委会,孟什维克杜马党团领导人当选为主席,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及另一位孟什维克当选为副主席。委员中有两名为布尔什维克,后来又有10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委会,内中又有两名布尔什维克。这岂不就是苏维埃之内的多党制?
  马克思、恩格斯根本就没有设想一党制。十月革命之前,虽然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共同制定的党纲,但是压根儿也没有设想到一党制。相反1917年9月6日(19日),列宁的《革命的任务》一文还设想了这样一种多党制:即前面所引证的“五保”:“⑴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⑵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⑶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⑷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⑸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分为五点为笔者加)这岂不就是一种和平的理想的苏维埃的多党制?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临时政府,再加上布尔什维克获得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过半数的选票,自然更有权组织政府,由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愤然退出大会,拒不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政府,左派社会党人也犹豫了三个月。所以这才有三个月的时间全部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府。尽管如此,列宁草拟了许多法案,仍然是肯定多党制的。在1917年11月21日(12月4日),列宁又说:“在我国,不同的政党相继掌过权;当政权最后一次由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党的手里时,发生了一次变革,一次相当猛烈的变革,然而,如果有罢免权的话,只要进行一次投票就可以了。”“罢免权,真正的监督权。”这说明在“一党政府”早期,列宁还是肯定多党制的。左派社会党人后来参加了政府,但为时不长,只有三个月就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1918年春夏,因强力推行“余粮征集制”与签订屈辱的布勒斯特和约,引发内战爆发,右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些孟什维克与俄国军队、外国武装干涉力量联合起来,发动了反苏维埃政府的斗争,招致1918年6月14日整个右派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党被开除出苏维埃,报纸被查封。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因刺杀德国大使挑起武装叛乱,也被开除出苏维埃,报纸遭禁。这样1918年7月苏维埃内多党制政体实际宣告结束。
  1918年10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宣布:苏维埃政权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其实此时的民主、法制正陷入混乱无序中。不过同年10月,孟什维克在承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以及左派与中派社会革命党明确放弃武力推翻苏维埃政府的任何尝试后,又允许这两个党活动,出版自己的报纸,参加竞选。而到了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叛乱,所有反对党派及部分军队都参加了。政府此时甚至失去工人阶级剩下最后的那部分人的支持。党面临可能丢掉国家政权的危险,胜过国内战争时的危险,此时不得不:第一,实行新经济政策。第二,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第三,加紧对其它政党的控制与镇压。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与组织工人骚动,要求取消共产党专政,要求国家政权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掌握在劳动者手中,所以全国展开了逮捕这些党的党员的行动。列宁在1921年4月21日的《论粮食税》中说:“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尤其是最早主张进行新经济政策的孟什维克。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后,这才使政权巩固下来。1922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说:“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1922年5月列宁建议在刑法典中“应把枪决(也可代之以驱逐出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切活动。”1922年春,季诺维也夫在十一大作报告,宣布布尔什维克是“唯一合法的政党”,有必要“不给我们敌人的政治自由”,1922年俄共十一大把它变成决议。同年十二大代表会议强调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政治力量。”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1922年8月1日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1922年底完成数十万人的驱逐,驱逐与逃亡国外者达二百多万人,多党制为一党制彻底取代。
  1945年斯大林曾对罗斯福、丘吉尔说:“经验证明,只有一个党才有利于国家稳定。”这应该是至理名言。一个党,一呼亿应,亿众一心,对于御敌,对于建设,少了许多牵制,去掉无数麻烦,能迅速集中全国的力量作出令世界震惊的成绩。但是它的弊病也已令世界怵目惊心。沙皇时代列宁指出,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党派在选举中竞争,“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会少得多。”列宁十月革命后说的“罢免权,真正的监督权”,是对选择政党来说的,自然也包括各级官吏。罢免权的另一面是选择权。没有罢免权,没有选择权,没有多党,就等于缺少了异体监督、民意监督、舆论监督……依靠一个党自体的监督,其自我约束力到底有多大?再加上没有法律的约束(1906年列宁就说过:“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依靠法律的政权。”),剩下的约束力、影响政权力的因素还有哪些呢?最高领导人的失控是否是必然的?这正是需要用力去思索的历史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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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7/28 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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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想越过人民是不行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有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不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决不会”的思想,十月革命前列宁也曾说过、并重复、警告过:俄国并未作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告别了自己过去的构想,急急匆匆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列宁1917年11月4日(17日)说:“现在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桎梏。社会革命不是由我们凭空臆造的,而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宣布的,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人反对,一致通过了宣布社会革命的法令。”责成政府“采取渐进的、然而是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不过这里要补充,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右派、中派等当时是退出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决定。岂能说是“一致”?列宁不仅宣布“我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而且宣布“我们能够促进革命,将帮助西欧各国人民发动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革命。”“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定会完全帮助我们。”事后来看,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的支援上,应该说是一种失误,同时农奴制残余的恶势力有待铲除,土地革命尚待解决,农民的忍饥挨饿,极为贫困,没有文化,愚昧无知,一如汪洋大海,他们还很难说什么“社会主义”愿望。1917年,在俄国的工人无产者只有300万人,占总人口不过2%,连贫农、城市半无产者算上,也不过10%左右,何况他们也分左、中、右,依靠他们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未免单薄。况且,铁路工人、印刷工人和军工厂工人反布尔什维克的情绪不亚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就曾力主成立“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并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列宁与托洛茨基不得参加政府。后来又通过“全国政权应归立宪会议”的决议,起码这说明党还有脱离本阶级的可能。再按照党员数量来看,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不足二万人(一说2500人),1917年4月七大会议时发展到8万,8月初发展到24万。当时孟什维克党的党员是19.3万,而社会革命党的党员已达100万。所以社会革命党是俄国国内最大的党。但是这个党分裂为几派,不团结不统一,因而还不能称之为最有力量的党。作为民粹派的卓越继承者,社会革命党极大地影响着广大农村农民,而且1917年大城市的杜马选举证明,在大城市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而立宪会议的选举,社会革命党得到近58%的选票,超过布尔什维克132%。这半数以上人民的意愿是不能忽而不视的,不能跨越的。
      同时,仅仅以从第三版《列宁选集》第三卷中,略选几则注释,说明民心趋向社会革命党人的程度:
      1.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1090名,绝大多数属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人,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864页)
      2.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在彼得格勒举行,各省及军队选出农民代表1115名,社会革命党人537名,孟什维克94名,布尔什维克9名,人民社会党人4名,劳动派分子6名,无党派人士136名(14名倾布),党派背景不详的329名。(863页)
      3.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召开的,1917年11月11日至25日(11月24—12月8日)于彼得格勒举行。省、县、各方面军、集团军、师、农民委员会代表330名,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名,布尔什维克37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65名。关于政权问题,通过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决议,以及平均使用土地权的决议。(896、897页)
      4.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26日——12月10日(12月9——2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在79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303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91名布尔什维克。大会起初以不多的票数通过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把国家权力交给立宪会议。但在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决要求下,重新进行了表决。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了大会。大会选出了由250人组成的执委会,其中108人(布20人、左派社会革命党81人、其它7人)被选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列宁曾经只字未动地采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布尔什维克所得的选票。但是,在农村,在中小城市,布尔什维克党支部、党员远远不如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发展的和平时期召开的近500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是根本不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布尔什维克作为参加单位仅出席了37次省及县代表大会。如果考虑到俄国农民居于大多数,多听农民的意见和建议,考虑他们赞成什么,拥护什么,反映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保留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也许会少犯许多错误。列宁自然清楚这一点,但他更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工农联盟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的基础,这是一种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如果他们明确地说我们所经历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联合、联盟的前提是必须同意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1918年夏天,在农村中“发生了和举行了十月革命”,即组织贫农委员会后,左派社会革命党随即退出了政府,以示抗议。内战爆发,外敌入侵。农民为了捍卫刚得到的土地,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打退了白军与外敌入侵。但是,以下种种又将农民推向了对立面:坚决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粮食专政,强制征收剩余农产品(列宁说有时是征收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粮食),严禁私人贸易,取缔私商、关闭市场;不仅把大企业、而且也把中小企业实行国有化;实行最严格的分配原料及产品制度;对一切阶级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实行不劳动不得食;经济管理高度集中化,统一管理和协调各有关经济部门。这固然有利于战胜军事与政治上的敌人,但卡死了贸易流通,扼制了农民(尤其是善于经营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居民供应恶化,投机蔓延。生产力大幅度下降:1920年,耕地面积虽然只比战前减少7%,但谷物总产量却减少一半,单产减少1/3,棉花产量仅为战前6%,工业品产量相当于1913年的1/7,大工业为1/8,生铁为1/22,日用品极端匮乏。经济危机迅速转变为政治危机,1920年年底到1921年春,各地普遍爆发农民起义,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部、伏尔加河沿岸,如失控的野火,群起反抗,二月下旬一些城市发生工人骚动,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区数千工人罢工,并号召红军战士参加他们的示威,反对经济状况恶化。彼得格勒也出现骚动。更典型的是1921年2月28日喀琅施塔得的军队叛乱。这个曾被誉为“红色水兵”“红色喀琅施塔得人”“革命的主力”(十月革命时,除了二万赤卫队之外的主力),竟然打出了“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而且他们是以捍卫十月革命原则的名义,不受共产党人的破坏为理由,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为劳动人民的真正权力而斗争。”这对极左的理论与政策是极大的刺激,使之反省。叛乱虽然被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极其残酷的迅速平息下去,却同样迅速的催生了“新经济政策”(1921年3月)。起义、叛乱,使列宁认识到“想越过人民是不行的”。承认在四年间犯了很大错误,“做了许多蠢事”,“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在农业方面要指靠‘中农’”,最后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看法根本改变如果限于经济方面,恐怕就缩小了它的意义。新经济政策只涉及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虽然还不可能同时出台,但列宁还是设想到了改革党内的政治体制。局势及党自身的利益使他还不能去彻底考虑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总之,列宁还没来得及走完这一步,便与世长辞了。
      恩格斯说:“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须贯彻一切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经成熟的那一个阶级。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的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列宁时期的党代表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最多不过占总人口的10%左右,还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就算纯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也丧失了阶级性。其它就是贫农了,总起来也不过占人口30%。而贫农并不是一个先进的代表社会未来的阶级。实行“新经济政策”,主要代表农民包括贫农阶级的利益。果然,奇迹出现了:小农的“自发势力”,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竟然神奇般地拯救了俄国,使它走出了死路。从饥馑、饿殍遍地、经济崩溃中解脱出来。历史经验又一次证明“想越过人民是不行的”,想越过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是不行的,可惜好景不长,二十年代末期的农业集体化,又一次越过人民,使苏联又一次长期处于经济匮乏之中。那么,苏联解体以前的党,又是代表哪个阶级呢?这是值得细加研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http://zmw.cn/bbs/rwb10p1i87005.shtml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7/28 21:11:14   
       第 3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
    何 方
      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我是在学习和讲授《联共党史》中长大的,所以从小对十月革命就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以来,参加的纪念活动也有几十次。但是实在没有想到,列宁亲自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占地球六分之一领土的苏维埃大国,进行了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打败了希特勒、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竟在十多年前,平平安安地自行解散,不复存在了。最使我感到惊奇的还有,统一的苏联红军也都和平地一下分成了十五个新独立国家的国防军。那一阵我正在莫斯科、塔什干等地访问,由于思想上的老框框还很多,所以对苏联东欧的红旗落地感到十分惋惜,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对当地群众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感到不可理解,也同接触过的人们辩论过。回到国内见到的,更是许多人的怅然和沮丧情绪。据说有些领导同志曾提出要写一篇高举社会主义红旗继续前进的社论,意思是领导世界革命的责任已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多亏邓小平发现后立即制止,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的方针,才把局势稳定下来。
      此后我改行学习中共党史,这就需要重温一些理论书籍和查阅一些史料。正好这时俄罗斯当局陆续为大批档案解密,我虽然只直接间接看到很少一点与我写《党史笔记》有关的材料,但却发现自己过去受造神造假的影响极为深重,不但戴了有色眼镜学理论因而没学懂,还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造假也信以为真。按理说,中共党史有四分之三以上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有条件辨别真假和是非了吧。然而不然。这是由于:一则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自己不可能了解事件真相和全貌;二则接受了照顾大局的革命功利主义学说;三则长期的纪律约束养成不论真假都要和主流舆论保持一致的习惯。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改习党史后,才觉得头脑逐渐清醒了些。现在就根据新的认识对十月革命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我们过去了解的十月革命是不够真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中央开会,有人提到现在有的文章要重新评价布哈林。一位老领导同志就说,怎么能为布哈林翻案,他不是刺杀过列宁吗?这就是上了电影的当。不久前崔永元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中国还不具备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拨乱反正”的能力》(口气大了些,一个搞文艺的人哪能代表中国的学术理论水平),提到他做的《电影传奇》节目,包括苏联过去的影片。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却正式告知:“在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别做了。《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崔永元就说,“过去的电影是载体。我们从电影出发,把新的旧的好好讲讲。”可他们并不觉得我们现在具备“拨乱反正”的能力,因此毫不客气地问,“你现在能好好说说‘托派’吗”?这一问,有道理。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给多年来挨整的托派正式平反呢。在十月革命及其后叱咤风云的托洛茨基早已被从历史上抹掉了,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斯大林却成了仅次于列宁的主要角色。我们中国过去以《联共党史》为主要教材培养出来好几代人,在事情已大白于天下时却并没有作应有的拨乱反正工作,致使许多人还保持着旧观念,总在为苏联和斯大林模式辩护,牢牢抓住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给改革开放添乱,想使中国倒退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去。可见,辩证地批判《联共党史》、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只是少数学者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民主化、现代化和成为文明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必须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能再继续重复苏联过去那种造神造假的做法了。
      二,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各政党都参加了。由于是自发的,所以胜利后有点群龙无首,并很快形成两个并存的政权。一方面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主组成的临时政府,一方面是同属于第二国际、被称为“社会主义党派”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参加的苏维埃。前者本来就缺乏群众基础,加上七月事件中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群众和组织前线(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攻遭到溃败,已经完全丧失军心民心,处于风雨飘摇、不能自保的境地。苏维埃则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可以比较容易地夺得政权。所以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也提出采取和平手段,通过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这就使二月革命后的七八个月里,国内政治斗争的重点是在参加苏维埃的三大政党之间进行的,而且力量的消长变化也非常快。孟、社两党由于不同程度地支持和参加临时政府(最后一任总理克伦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继续战争,因此在斗争中力量遭到迅速削弱。布尔什维克既有深得人心的政策口号(和平、面包、土地),又有列宁的坚强领导和出色的组织工作,再加上灵活的策略手段(例如原先支持选举成立立宪会议,后因得票不到四分之一,遂用武力加以取缔),就使它取得十月革命的领导权,然后回过头来镇压孟、社两党。列宁也从此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另行建立了第三国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以至当局,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已有很大变化,认为二月革命仍属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不流血(或者很少流血)的政变了。
      三,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根据马克思主义(例如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导),在那些专制落后的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主,实行宪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通道路。但是,列宁修改了马克思主义,要在专制落后的俄国先拿下政权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革命。马克思原先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且只适于较短时期。但列宁却把它变成少数对多数的专政,还公开主张一党专政以至领袖独裁。他说,“有人指责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我们是一党专政。’”还说,“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执行者。”到内战结束后的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公开的还是妆扮成非党分子的,他们的安身之处应该是监狱。”他又在1922年提出,俄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毒害人的思想”。金雁教授在谈到这些情况时还介绍了曾是支持十月革命重要力量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其实是一件冤案。两万六千名水兵中有十分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他们只是不赞成一党专政,要求实现原先承诺的民主自由。但列宁的答复却是坚决镇压,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就这样,列宁硬是把本应将二月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民主宪政的十月革命,变成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后来斯大林规定,十月革命不能简单称为“十月革命”,必须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靠一党专政来维持。这就造成苏联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导致最后崩溃。
      四,十月革命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可能成功。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实验,不仅影响到俄国和以俄为师的国家,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二十世纪一个主要社会潮流,对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成为资本主义自我改革调整的压力和动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整个说来,这一伟大实验基本上失败了。搬用十月革命创造的苏联模式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有人说这是武断,可就是拿不出半点根据,举不出一个具体国家来。失败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仍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转向社会主义的条件远未成熟;二是十月革命后实行对经济、政治、思想的垄断,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反动。在经济上,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但苏联模式的国家经济发展却都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驻苏使馆当研究室主任,亲身经历到苏联物资的严重短缺和群众生活特别是住和行的困难。1955年,欧亚各国经济已全面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苏联东欧国家却大大落后于西欧。当时的说法是,苏联受战争破坏严重和西欧有美国的援助。其实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日本和德国破坏得更严重些,但恢复和发展很快就超过苏联。战后的历史也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中等以上的)是靠外援发展起来的。东西德在比赛中,东德落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一次宴会上,我曾当场看到时任东德总理的格罗提渥同李富春谈话,他要中国支援若干万吨大豆搞人造黄油,说东德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民主橱窗,怎么也要赶上西德。李说,中国目前经济还很困难,人民生活艰苦,大豆也很紧张。格说,中国那么多的人,为了共同事业,每人少吃一点就可解决我们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不过按照我国的政策,是必然会给予一定支援的。奇怪的是,那时的兄弟国家在一起常常互相诉苦,但对群众和对外宣传却总要大肆夸富,其水分之大简直惊人。例如苏联1976年最后一次宣布它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67%,可是后经世界银行等四大权威机构调查统计,苏联解体前的经济总量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过去中国从苏联学来的各种统计也不能再引用了。再以芬兰为例。当年它是沙俄最落后的一个省份,十月革命后取得独立,到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而比它条件好的苏联波罗的海三国人均产值还不到四千美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虽然落后,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地位已名列世界第五,现在恐怕掉到第十几位了,主要还是靠地大物博资源多。
      政治上,十月革命造成的历史倒退更明显。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中曾提到,“二月革命的结果,俄国劳动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而这样的民主自由甚至在当时被称为最民主的美国也是不曾有过的。”但十月革命却用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取代了人民才得到的民主自由。所以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说,“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列宁对这些也从不隐晦。他在1920年12月10日回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话就是:“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这种专政下,单是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期间就连镇压带饥饿整死了近千万人。至于平时对干部、知识分子的迫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已有揭露。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当局开始为一些受迫害的人平反。有些从监狱和流放地回来的人住进了莫斯科的精神病院和各种疗养院。我曾去看过其中的一个,有不少院士、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被整得东倒西歪,精神失常,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只有两个字:真惨。
      其他方面的情况就不用多说了。
      五,有没有一个“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反修大论战中,我们一再强调“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把它说成是全人类的也就是所有国家必然和必须要走的共同道路。这条道路可以简单归纳为:武装夺取政权,实行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推进世界革命。反对和批判的是赫鲁晓夫“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我个人以为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所解释的那种普世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第一,十月革命并不是我们以前了解的那样,它并没有经过什么严重的流血冲突。所谓“炮轰冬宫”、“攻打冬宫”等,那都是电影编的。上引米高扬的讲话就说,“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是形势的变化“使得苏维埃不必经过严重的流血而取得了政权”。第二,二战后产生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苏联在红军解放的国家里直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多少带有强加的成分。如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至今仍认为是被占领,有的国家甚至提出索赔问题。二是在战后那场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中,一些国家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在取得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这是正确的)胜利后立即和平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是无产阶级用暴力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得到胜利的。第三,恩格斯在百年前已经看到无产阶级很难用暴动和巷战夺取政权。今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起码是很难界定)、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哪还会产生什么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城乡差别已基本消灭,更谈不到农村包围城市。根据以上所说,当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两全”,反倒比我们当年坚持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更有道理一些。我们党现在执行的方针政策何尝不是更接近“三和”“两全”?而且我们现在坚持的专政,也不是以前解释为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一些至今仍大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人,无非是表明他们留恋过去和阻碍历史发展的愿望罢了。
      六,十月革命与中国。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倒是确实的。只是那一声炮响并不是炮轰冬宫,送来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同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除此以外,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还直接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也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这就使国共两党虽然政治上完全对立,但一些组织原则却同出一辙,如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中共不但以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为建党目标,还受封建专制和游民传统的严重影响,使中国党在自己杀自己人的“肃反”(如打“AB”团)等问题上还走在了苏共的前头。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伟大的成功的,但我们取得胜利后,又“走俄国人的路”,要立即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照搬斯大林模式,进行三大改造,要实现全盘苏化,对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一大二公”,对外实行闭关自守(叫做“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就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世界和时代潮流之外,让新产生的官僚阶层关起门来瞎折腾。结果是中国白白断送了三十年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到“文革”末期沦为一个专制落后的欠发达国家。经济上,从1955年总量占世界比重4.7%降到1980年的2.5%。后来粉碎“四人帮”,中共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实行了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才使我国扭转了这一下降趋势,使经济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这不是说十月革命对中国没起过积极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胜利后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没有苏联的帮助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总的看来,所起的消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胡乔木还公开批判列宁,“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他又说,“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以上均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连胡乔木对列宁、斯大林和十月革命都能有这样一些反思,实在是难能可贵。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又过了二十几年,对十月革命进行辩证地重新认识,不但应该得到允许,而且还迫切需要。因为中国在经济上摆脱苏联模式的约束,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按照列宁学说建党等一些问题上,我以为我们尚未完全摆脱布尔什维克化和斯大林那一套框架。我以为我们如果也能适应世界和时代潮流,像走经济市场化道路那样,稳妥地在我党领导下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政党现代化,那我们中国就一定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共与中国肯定可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认真吸取苏联走过道路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才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 杜 晋)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7/28 22:40:20   
       第 5
    “真空罩”下:1920——30年代的苏联
    金 雁
      内战结束后的苏俄
      十月革命后又经历了1918年-1920年的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万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许多人,包括曾经反抗过沙俄专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自由的社会的那些“老派的布尔什维克”们都认为,内战时的严酷是迫不得已,1921年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讲过在得到政权、清除内乱以后会放松“专政”的阀门,还人民一个“民主社会”。当时的说法是:“(自由)条件不成熟是因为政治反对派还存在,这将导致新诞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1921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注11922年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俄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注2
      
      从《白天》到《长夜》
      但那时到底还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时代,最厉害的铁腕尚未出现,人们还在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玩捉迷藏:最典型的故事后来常被人提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早一批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火星报》创办者之一和列宁的老战友,当然也是孟什维克首领之一,他原办有一家报纸叫《日子》。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的媒体纷纷被关闭,但除文字外并未参加任何反抗活动、而且又与列宁是老搭档的波特列索夫却得以坚持下来,整个内战期间都维持出版。然而到和平时期,当权的老朋友逐渐不客气了。1922这一年,它先后被查封了6次。但老资格的波特列索夫本人并未失去自由,于是,每一次被查封他都换一个新的名称再次出版:先叫《白天》,查封后改出《夜》,再被封又改叫《深夜》,然后是——《午夜》,——《漫漫长夜》,——最后一次叫《未来的日子》……注3报名恰如其时。直到1922年夏天,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200多人被驱逐出境。波特列索夫也在其中,他在国内的报纸才最终停刊,而“未来的日子”则成了他的期待。(在国外波特列索夫又办了新的《白天》)1922年6月8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图书出版总管理局,以统一全国的书报检查机关,它的明确职能是:预审各种出版著作、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开列查禁书单、管理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并唯一有权举办图书定货会。
      
      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然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定的松动,而当时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的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众多的私人出版机构纷纷开办,图书出版总管理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尺度也相应作了调整。1923——1925年,剧目审查委员会共审定了3686部电影,没有通过的有632部,占16.3%,1923——1926年审查剧目1106部,禁演134个,占12%。可见当时还未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局面。那时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对此党内也有强大的动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瓦尔金事件和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瓦尔金首先上书中央,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自由”。紧接着5月份一位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写信,信中特别强调必须“给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说这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宣布的“主要任务”,兑现这一承诺将会大得人心,激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米亚斯尼科夫在信中说:“我们需要制订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他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主要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注4米亚斯尼科夫没有说明那些“攻击”布尔什维克但又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是谁,但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人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一种声音。立宪民主党也许是“资产阶级”的,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是,他们只是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1917年布尔什维克曾经呼吁与他们组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虽然后来转而镇压他们,但像米亚斯尼科夫那样的人显然认为那是内战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来后还是要“关系正常化”的。
      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米亚斯尼科夫则被开除出党。从此全党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了出去,只留下那些识时务者和知趣者。社会民主党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去,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
      
      “真空化政策”
      苏共中央当时尽管拒绝了米亚斯尼科夫的建议,但新经济政策时代毕竟还是有点舆论空间,就像那时有市场成分一样。但是到1920年代末,国内的私人媒体又一次遭遇查封停业,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大转变”以后私人出版社全被取缔。这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国家文化安全单位和新闻检查机关的一元化控制下,按理说出版审查制度的作用理应降低。没想到新闻检查和出版限制反而常规化、制度化了,查禁书目、勒令停演的比例大大上升,而且掌控的尺度较20年代大为缩小。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斯大林以渲染“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真理。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需有“真空化”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
      当时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被终止。他们与世界学术界的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来访,而且让他们参观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注5。在反对“世界主义”和抵制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陈旧得几乎无法使用。中央组织局更换了共产主义研究局和各意识形态机构的大批干部,以替换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权属统一的学术团体。为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当时明确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功能必须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
      焚书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在这次“焚书”中被销毁的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册、宣传画223751份,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注6从此后“‘人民敌人’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注7就是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随着斯大林体制的完全建立,整个知识界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20年代苏联学者与外部的联系中断,苏联学者对西方同行一无所知。在1917年以前浑然一体的俄罗斯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为“白俄学者”与“苏联学者”。一部分流亡在外,另一半在国内遭到贬黜,革命将他们分裂成两种不同的人。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从20年代末到二战前夕,社会完全原子化,知识分子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层”。对知识界而言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暗淡的年代,也就是所谓的严寒“结冰”时期。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生活在苏联国内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生存压倒了一切”,“对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年代”注8。而那些保持人文精神的学者都把自己视为19世纪俄国最后的代言人,从学术传承上他们都说自己属于俄国,绝口不提苏联。他们觉得19世纪文化是自己的真正家园和避难所。
      
      “真空罩”打开以后
      然而这种“真空”的“无菌世界”使苏联失去免疫力。正如麦德韦杰夫说的:“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的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麦德韦杰夫因为讲了这些话而被开除党籍、公职并被流放。但是到1991年苏联剧变、苏共被解散时,几千万浑浑噩噩的党员像当年顺从斯大林统治那样低眉顺眼地接受现实。苏维埃与人大会场上,几千名“党信任的”代表鸦雀无声,唯一一个起来抗议的人,就是这个当年被开除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刚刚恢复党籍的麦德韦杰夫!
      一个大国如果只有在精心隔离的环境中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就像一个失去了免疫系统的肌体只有在玻璃罩下靠人造食物才能生活一样,一旦玻璃罩打碎,社会就开始崩溃,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注定是要失败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注:
      注1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230页。
      注2 参阅《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334页、第43卷30页。
      注3 С·В·Тютюкин,меньшевик
      страницыистории,М,2002,стр523
      注4 《自由思想》1992年第1期。
      注5指俄国历史上叶卡特琳娜女皇外出视察,宠臣波将金在女皇路经之地搞的粉饰天平的假村庄,俄国人讥称“波将金村庄”。
      注6 格·维·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莫斯科2001年,339页。
      注7 罗·伊·麦德维捷夫:《让历史来审判》896页。
      注8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选编》外文出版局1980年,279页。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7/28 2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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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史学界
    金 雁
      一、以党性原则为准绳的史学观的确立
      
      从20年代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确立了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后,既要为自己的领袖地位提供历史根据,也需要反驳流亡在海外的托洛茨基与白俄学者对俄国革命史的描写,起初,斯大林组建了几套班子,但编写党史都没有取得所预想的效果。斯大林意识到整个史学领域是个统一体,仅仅要求党史这一块孤军深入,很难拿下整个阵地。要扭转史学界“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为标准的传统,就必须全面控制史学阵地。为此,首先要在史学界来一个“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清除掉那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只有以“党性原则”、“党的意图”作为准绳,才能写出令人放心的历史。这第一步是要下大力气改造史学队伍,把他们训练成“坚持党性原则”的史家。
      首先是《真理报》上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强调党性与客观性是一致的,要求史学家必须改变刨根问底地穷追“真实性”的传统,而对史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纪律”就是最高原则,“和党保持一致”与追求“客观性”是不矛盾的,“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注1。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苏共中央宣传部门不断告诫历史学家,你们“写的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史,是政治作战史,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性的世界历史”,“我们必须在一切地方极其明确地强调党作为群众的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要揭露目前居住在侨民中间的自由主义者的狡诈伪善,他们当时的报刊,以及后来的回忆录虽然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材料”。但是他们的“忠实历史”的提法有很大的欺骗作用。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的“实录直书”的历史记述方法是不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公正性、客观性”的“伪善说法”是与党性原则相对立的。历史研究中的唯一指导思想就是“党性原则”。学术活动必须服从于政治路线。党的历史是“党意识形态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里完全不适用”。我们要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战胜伪科学的历史学。凡是脱离了烘托布尔什维克党“这条主线的历史就不是历史”。现在个别历史学家竟然对党的历史说三道四,这是令人发指的“缺乏意识形态纪律的行为”,客观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效力。作为党的宣传员,不仅要消除掉过去的历史记忆,而且要抵制那种认为“历史应当真实可信、不讲情面”的傲慢想法。应当明白:苏联的历史研究摆在第一位的不是追求“客观性”、“真实性”,不是从确定某个历史现象出发,而只能服从唯一的原则——党性原则。注2
      这个时期,联共(布)中央除了谴责“资产阶级史学”,还批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作品中许多“不正确或不准确的提法”,“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没有统一口径的。
      1917年前的布尔什维克几乎是个政治侨民党,包括列宁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长期流亡国外,几个国内的中委又多在偏远的流放地。施略普尼科夫是沙皇垮台前在俄国政治中心坚持斗争、并参与了二月革命的唯一一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同时他作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主席,也是该党很少几个直接从事工人运动的老革命家。1923年出版了他根据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资料写的《1917年》一书,反响很大。但是此时这本书被指责为竟然“使用了资产阶级的史料——《俄国晨报》,对俄国革命进行了孟什维克式的解释。”施略普尼科夫对这种指责很气愤,回应说:什么叫“无产阶级的史料”?你们有吗?注3
      今天人们都知道《俄国晨报》是孟什维克报纸,而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两大派。与主要在国外流亡者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孟什维克的活动主要在国内,尤其在大城市的工会中影响远远超过布尔什维克。因此沙皇倒台后发展迅速的几个最大的工会组织(如全俄铁总),乃至二月革命后早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都由孟什维克控制。俄国国内工人阶级的声音主要也是通过《晨报》这类孟什维克出版物发出的。施略普尼科夫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会活动家并不认同孟什维克的派别立场,并且在与孟什维克争夺对工人影响力方面贡献巨大。但是不仅在反对沙皇时期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乃至比较激进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是盟友,就是在1917年2月到10月之间,布、社、孟这三个当时社会上习称的“社会主义党派”与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派别的对立也常常是主要的政治分野。建立排斥后者而包括前三者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曾经一度是布尔什维克也赞同的口号。只是在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才被镇压并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帽子。
      可见施略普尼科夫在讨论二月革命时引用《晨报》是很自然的。慢说该报并非“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传媒,引用其资料也不等于认同其观点。然而奉命批判者认为:施略普尼科夫的书引用了《晨报》,而且“引用的党的文献比其它书少”,还“竟然说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这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置于何地?注4这就足以对施略普尼科夫的书进行封杀了。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新史学”。在它看来,白俄史学家号称是在“真实地记述历史,”说什么他们的写作是建立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这是托洛茨基之流的疯狂叫嚣。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要与境外的“白俄侨民史料对着干”,要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献学”,把他们那种所谓“公开、透明”的真实历史彻底驳倒。
      
      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
      
      20年代末意识形态的大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斯大林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3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在第6期上刊登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世界史教研室的史学家斯卢茨基的一篇文章《论战前危机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斯卢茨基在文章中谈到,“没有找到足够的文献资料证明列宁对第二国际的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主义进行过不妥协的斗争”,他认为列宁对德国社民党内存在的危险估计不足。这篇文章本来是站在比列宁还“左”的立场上论述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参与国际共运中派别斗争的情况。《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并不认可斯卢茨基的观点,但这样“左”的观点无论如何扯不上“资产阶级的”,当时的尺度下完全可以存在。更重要的是,文中讲的事实本来平淡无奇:作为马恩的嫡传弟子考茨基当时在第二国际各党中享有极高的理论权威,作为“中派”领袖他又是左右都要争取的人望,今天打开那一时期的文献,列宁对考茨基的尊敬和盛褒比比皆是。即便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与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关键问题上最终决裂后,他也仍然承认考茨基在许多问题(如土地-农业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地位。因此本着学术争鸣原则,发表斯卢茨基的一家之言,在当时并不是很出格的现象。
      但这篇文章成为斯大林拿史学界开刀的导火线,令斯大林恼火的并不是斯卢茨基比列宁还左或者还右,而是决不能允许那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评判作为“正义化身的领袖”。如果此例一开那不是很多党内的历史旧账都可以翻腾出来随意讨论、谁都可以对已经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历史指手画脚了吗?因此,斯大林需要借斯卢茨基杀一儆百。1931年10月斯大林公开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克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盛气凌人地对斯卢茨基的文章提出“坚决抗议”,指责他把“早有定论”的“布尔什维克的公理”拿出来讨论,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给这种“诽谤列宁”、“诽谤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的伪造者”“提供讲坛”,刊登这种“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等于给反革命开辟论坛。斯大林以“政治正确”的权威大加指责斯卢茨基掌握一点文献资料就敢对无产阶级领袖评头论足,骂他是“啃档案的老鼠”。斯大林宣称:党中央已有定论的东西不是随便什么学者就可以质疑的,占有“原始的文献资料”也不能作为了解历史的凭证和历史研究的基础——难道原始资料就没有阶级属性吗?白俄文人使用的档案史料还少吗?斯大林质问道:以这种方式“掩盖他们的无知和欺骗性还不明显吗?需要什么样的文献资料,除了啃档案的老鼠以外,谁都知道检验一个政党和领袖人物首先要看他们的行动,而不能只看他们的宣言”。注5尽管谁都知道恰恰是档案中埋藏着大量与公开“宣言”有异的“行动”,但在斯大林这只“猫”的盛怒之下,史学界“啃档案的老鼠”们销声匿迹,人们只能把社论当“行动”了!
      然而斯大林借这件事决不仅仅是要刹住历史学家“啃档案”的风气,他还要借此开展一场大清洗。以《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为契机,苏联开始了30年代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当时“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成为苏联所有报刊的通栏大标题,由此拉开了史学领域整肃的帷幕。所有的史学机构都按斯大林《信》的精神进行自查,各史学部门、出版机构展开大规模的清查和整顿,首先从组织上改组史学战线,一大批史学家被进行组织和行政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后来又把他们说成“托洛茨基私货的贩卖者”、“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予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被勒令停刊整顿一年,斯大林给该编辑部的定调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腐朽的自由主义”的藏污纳垢之地。
      1931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给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的信中说:“我所为了执行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示,进行了以下工作:审查了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队伍,对那些伪造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和不能完成对历史科学当前提出的任务那些工作人员,免除他们在研究所的职务,……改变了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建立了研究当代史的工作小组”。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在工作总结中说,根据斯大林的《信》中的指示,“我们在历史战线上开展了广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领域中的揭露工作,根除了托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孟什维克反革命匪帮”。注6接下来整个史学界都成为重灾区,被点名批判的人延伸到所有的史学学科,1932年有一份报告中说:“每一个写过历史著作的人都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注7
      这场运动过后史学界元气大伤,尤其党史学界几乎全军覆灭。顽固分子从肉体上消灭,20年代出版过党史著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史学家布勃诺夫、涅夫斯基、梁赞诺夫、科诺林等相继被捕遇害,对20年代最有名的党史研究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大加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把普列汉诺夫、布哈林、苏汉诺夫、波格丹诺夫等理论家著作都被“彻底翻腾一遍”,要把他们的理论观点清扫一空。其他人则“重新改造”成与领导保持一致只会机械地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公式写作的传声筒。在党中央定调“官方解释权”的“遵命史学”以后,史学研究方法千篇一律,都是先有结论然后填充史料,众口一词,不允许有个人风格的独创精神、不允许以历史的客观性为借口而违背“意识形态纪律”,学术争论和理论探索完全停止,很少有人敢说真话,编辑们大都畏畏缩缩,只关心一件事,“可别犯错误”,“可别出什么事”。注8“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对历史研究采取先入为主,提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分别评价好坏”的做法,从此统治了历史研究。
      
      三、搬倒波克洛夫斯基及其“学派”
      
      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受点名批判的同时,另一个打击目标是“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波克罗夫斯基是1905年的老党员和党内的理论权威,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他是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而且与列宁私交甚笃,十月革命后一直主管教育部门,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协助卢那察尔斯基工作。波克罗夫斯基是苏联早期科学机构和学校的创始人,先后创办共产主义研究院、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中央档案馆、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等一系列学术机构,主编《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红色档案》、《共产主义学院通报》等多种学术刊物,培养了大批苏维埃“自己的学者”。1929年他当选为科学院院士,他的学生遍布整个史学界和理论界,几乎可以说苏联所有第一代“红色历史学家”都和波克罗夫斯基有或多或少的师承关系,战前的大多数史学家都在红色教授学院或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班听过波克罗夫斯基授课,在他生前死后他以及他的学生编写过多部历史教科书和苏联通史,波克洛夫斯基因此被称为“苏联史学之父”。
      毫无疑问,波克罗夫斯基也是个“为革命而研究”的人,作为俄国传统史学的终结者和“红色教授之父”,实证主义史学界并不看好他的贡献。但是波克罗夫斯基作为革命前已经成名的左派学者毕竟还遵守正常的学术规范,并不是个存心杜撰“历史”的人。他的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极左”的,但却未必是“斯大林主义”的。其中许多内容并不符合斯大林时代的需要。例如作为从西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派学者,他对旧俄斯拉夫主义传统否定多,而对“伟大帝国”肯定少,同时对西方乃至蒙古等外部因素推动俄国发展的作用评价较高(典型的是:在古罗斯国家起源这个老问题上他倾向于西方流行的“诺曼起源说”,而不赞成罗蒙诺索夫倡导并得到沙皇支持的斯拉夫起源说),这与斯大林时代借助斯拉夫主义和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进行统治的需要相矛盾。作为革命前反对沙俄的激进学者,波克罗夫斯基热衷于批判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激烈抨击沙俄历代“暴君”,这让内心崇拜伊凡雷帝的斯大林也很不舒服。
      更重要的是,波克罗夫斯基革命资格老,与列宁都以朋友相待,不是那种俯首称臣接受斯大林耳提面命的人。他属于思想虽左但为人比较正派的老一代,在史学界“德高望重”,对下属也相对宽容。实际上在20年代苏联史学界并不存在以波克罗夫斯基为中心的流派或者体系,在学术界还保持相对正常的争论氛围的情况下,他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多人并不赞成波克洛夫斯基的看法,他们撰写历史教科书基本上反映的是个人的观点。其中不少人在波克罗夫斯基本人生前就对他进行过学术观点的商榷和质疑。总之,波氏之所以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他资历深,被列宁所欣赏,既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又培养了众多的史学家。但以他来命名的“史学体系”主要是后来为了大清洗的需要而附会的。
      20世纪20年代末,波克罗夫斯基已经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史学净化运动”中多次检查,并长期抱病不出。但斯大林的目的是通过批判波氏而整肃整个史学界,所以并没有因波克罗夫斯基自我批判而善罢甘休。1932年波克罗夫斯基去世,对他的批判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骤然升级了。1934年基洛夫遭暗杀,史学界首先成为大规模镇压浪潮的重灾区。当年列宁格勒史学单位所有的第一把手都被撤换,据1937年新成立的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历史研究所所长讲,该系统内揭露出来的“破坏分子”在科学院系统名列第一,光是列宁格勒分所20人当中就有14人被捕。注91935年镇压的势头扩展到莫斯科和外地省份,中央马列研究院、共产主义学院历史所、莫斯科大学、红色教授学院、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国立图书馆、出版社、档案馆等单位负责人相继落网,很少有人幸免于难。各加盟共和国历史所以及大专院校历史系人员,只要曾经在波氏任教的地方有学习经历的统统成为“污点”,被无休止地上纲上线,成为政治迫害的理由。
      1936年1月26日联共(布)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某些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而实际上是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这些错误首先是“紧跟波克洛夫斯基学派。”注10随着这一决议发表,对波克洛夫斯基的批判规模越发扩大,给他的学生们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史学界的暗杀集团”、“托洛茨基派的思想大本营”,当时的一篇很有来头的文章中说:“内务部揭露出来的波氏学派是人民敌人”,是“进行暗害活动的基地”,这场史学领域的运动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8年。随后扩大到整个教育领域,“1937——38年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教育部全部被摧毁,其中牺牲的不仅有教育部的许多工作人员,而且还有几万名普通教师”。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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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斯大林钦定“教科书”
      
      1934年5月16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合做出《关于苏联各学校教授本国历史的决定》中指出:需要统一编纂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苏联史、殖民地国家近代史五套教科书,并普及推广。“苏联各学校中的历史教学情况不能令人满意,教科书和教学本身都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不是依照年代次序叙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向学生讲授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注12从表面上看,这个要求从史实入手改进历史教学的决定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来图解、简化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确是当时的大弊。但实际上《决定》的言外之意并不在此,它指责历史学过于“抽象”,主要用意是要“具体”地突出个别历史人物,尤其是加强对斯大林的宣传,形成个人崇拜。
      然而,由于决议的措辞表达得模棱两可,史学家们不得要领,在对俄国历史作了系统的编排以后,新教材仍然不得过关,几易其稿后仍大受指责。这令史学家们苦恼,他们不理解重新编写的教科书无法通过的症结所在。后来中央明确指示“要加强现代史部分”,特别指出教科书把历史叙述截止在1923年,而没有将历史写到1934年以来,即没有写到斯大林时期,这被认为是个“大错误”。注13
      1934年8月,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三位重量级的国家领导人联名对历史教科书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历史教科书中要讲述“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特别是讲述俄共(布)“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对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斗争”;1937年,斯大林撰文再次强调在党史教材中要突出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历次反党集团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凸现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伟大胜利。斯大林强调说:“如果不做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好打架的人”。注14后来斯大林经常绕开教育人民委员(当时政府的部长都称“人民委员”),直接钦定教科书,或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的情况下做出教育方面的重大决策,例如《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决议》,就是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的情况下做出的。
      当时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苏联成立了“历史教科书专门委员会”,对所有的问题如何撰写都有专门的指示,比如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定义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纪元”,并将世界近代史划分为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为界的三个阶段。该委员会还规定:不能把1789年法国革命称为“大革命”,而应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对1917年十月革命不能容许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该标准化地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对于历史上乌克兰、格鲁吉亚、中亚等地并入俄罗斯帝国的过程不能写成征服,而必须强调“自愿归并”于俄罗斯大家庭。对于党内的争论应该怎样写,规定尤其严格,对列宁前后期理论上的矛盾之处必须加以消除,因为“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不能有两个列宁”。如此等等。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都有非常具体的指示,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比如30年代的饥荒一直都是“禁忌”话题,有人就因为提到“30年代的饥荒”这几个字就作为“反革命宣传”而被捕。
      1938年,在斯大林亲自参与撰写与审定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部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圣经”、“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的大作就是按照“加强党对党史编写的统一领导,对联共(布)的历史和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解释必须置于联共(布)的监督之下,不允许任何随意解释”的文件精神撰写的“新党史的样板”。同年11月中央下发的有关宣传《简明教程》的文件中说,这一伟大著作的问世“将使以前出版的一系列党史教科书在介绍党的历史问题中随心所欲和观点混乱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注15后来苏共中央把这种“官方解释权”进一步用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规定未经苏共中央和克里姆林宫的同意,不得对执政党、领袖人物和国家的历史进行任何有别于官方的解释。一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简明教程》的地位才逐渐被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主持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史》取代。
      
      五、小说家主编的官修“正史”
      
      更为荒唐的是:30年代苏联史学界还出现了“小说家挂帅编历史”的怪现象。当时的许多专业史学家尽管已经绝对驯服,但是职业习惯仍然使他们不适应于“创作”历史。他们可以听话地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闭口不谈,视而不见,但要把历史上根本没影的事“创作”出来,还是显得功力不足。于是斯大林想到了小说家高尔基。
      高尔基作为革命前的左派作家是布尔什维克的老朋友,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因同情被镇压的孟什维克和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者而一度与布尔什维克闹翻。他抗议对知识界的大逮捕,尤其对列宁政府1918年1月武力解散全民普选的议会并屠杀抗议的工人感到痛心疾首,把这一天比为沙皇时期的“流血星期日”,并激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注16等文字,成为著名的“不合时宜”者,并因而于1921年出走国外。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日渐巩固、民主希望已经破灭,苏联工业化成就与国力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民族主义认同,尤其是国外生活的不顺利等种种原因,使得高尔基在1920年代后期逐渐“转弯”,开始不断回国“参观”,在斯大林异乎寻常的隆重“礼遇”下,他终于在1931年回国定居,从此“痛改前非”,从“不合时宜”者转变成为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重要的宣传家。注17
      基于“补偿式表忠心态”,高尔基此时在宣传上特别高调,在大清洗的初潮时期,他以那“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名言”,对无数“人民的敌人”(许多是他过去的朋友)落井下石。血流成河的清洗高潮虽然是在他死后,但那舆论的制造他无疑功不可没。而在历史问题上,这位文学家更常常言那些受“事实”束缚的职业史学家所不敢言。加上他多年旅居海外,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力。因此斯大林想到了让他来领衔修“史”。于是文学家高尔基俨然坐上了苏联史学界第一把交椅,成为为斯大林塑造“新史学”的带头人。他从意大利回国以后不久,就领导一批人写作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可耻书籍”(索尔任尼琴语)《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史》。这部“史诗”把那个“古拉格群岛”式的劳改工程描绘为充满“理想”色彩的“共产主义工程”。当年的“人道主义者”这样赞美斯大林的集中营:“对人这种原材料的加工,比对木材进行加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注18
      《白波运河史》的“成功”,进一步体现了高尔基的“史学”才能。选中他来主编斯大林时代最重大的历史学项目——多卷本《内战史》,便十分顺理成章了。
      “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内战,不仅以高达数百万的死亡而成为俄罗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是布尔什维克历史上树敌最多的一场冲突。它对外与14国“干涉”者冲突,对内处决了沙皇全家,不用说是旧俄势力的死敌;镇压了立宪民主党,成为自由派(推翻沙皇后二月共和体制的主导者)的冤家;驱散普选议会,又与民主派决裂;取缔二月革命后苏维埃中的主导力量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又得罪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指第二国际阵营中的所有左派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得罪了“爱国主义”势力,而击溃各地分离势力又与各种非俄民族主义结仇。在阶层方面,没收土地与工厂固然得罪了地主与资本家,实行“仇智主义”和取消言论自由得罪了知识界,余粮征集制与严惩“背小口袋者”又得罪了农民,禁止罢工和取缔全俄铁总等革命时最重要的几个大工会,又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推到了对立面,最后对喀琅斯塔得水兵的严厉镇压,又使曾是十月之夜攻打冬宫主力的波罗的海水兵也从布尔什维克最有力的支持者变成了造反者。
      所有这些各种“主义”各个阶层的反布尔什维克人士大量流亡海外,他们中有不少史学家,带走了许多资料与档案。到1920年代末,就1917年以后的这段历史他们已经写出多种大部头著作。这些著作左中右倾向不一,往往彼此辩驳,但共同点是对布尔什维克不利。它们在世界上、尤其在国际知识界影响广泛,自然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合法性构成威胁。然而,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历史学对此的回应却十分无力:由于“啃档案的老鼠”大量被清洗,敢于“创作”历史的能人尚未大量产生,余下的只有把历史变成干巴巴几条“规律”的理论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正如前述关于历史教材的《决定》所言:“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这种“左派小册子”在国际学术界根本无法回击那些卷帙浩繁、资料丰富的反布尔什维克史学著作。
      于是斯大林想到了高尔基,他既不是“啃档案的老鼠”,也不是理论家。他的文学天赋无疑可以使斯大林式史学著作变得“内容丰富”起来,于是让这位小说家挂帅,组织一大批史学家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写作班子,开始编纂《苏联国内战争史》。注19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这部书的重点并非叙述战争过程本身,而是要从战争与革命的前因后果来全面展示和解释20世纪以来的俄国历史。这部大部头史书的编写工程从193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60年,第一卷于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而第5卷问世时已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代,苏联又一次面临“史学革命”,“上面的精神”变了,于是这部大书尽管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界投入最大的工程,却在出齐时就受到冷落和非议。
      然而这部晚年高尔基为之呕心沥血的大作已成为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齐名的斯大林时代两大史学“名著”。《内战史》第一卷与《简明教程》几乎同时出版:《简明教程》是官修党史,《内战史》是官修国史,前者主要对党员解释党内斗争,因而篇幅不大,更像一本政治理论著作。而后者要在国际学术界争夺话语权,因而当时被誉为“资料最完备”。但高尔基对“资料”的认识当然不同于“啃档案的老鼠”。他在谈到该书的编纂方针时说,“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南,它的国际意义是无容置疑的,必须认识到在这种背景下过滤杂音和分歧是时代要求的,比如党内的某些倾向就不能在历史学中表现出来。”他明确提出:不能承认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是借用的社会革命党的(尽管列宁著作中明确提到这一点),不能承认新经济政策是由孟什维克提出来的(尽管今天俄国史学界都承认这个事实,而当时这也不是秘密),对谈论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以后的国内战争年代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争论,必须“摆正立场地加以叙述”,注20——这意味着把民粹派(社会革命党)当年激烈谴责“资本主义”而鼓吹集体经济、抨击“虚伪民主”而鼓吹“人民专制”的话,以及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形成“文字同盟”批判民粹派时强调资本主义进步、西方民主优越的话全部消除,以显示社会革命党这个“资产阶级——富农”党、“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的斗争是多么一以贯之。这也意味着仿佛“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从来就是两个敌对的政党,而不是同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两个派别。这还意味着1917年2——10月间俄国似乎只有一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一个“无产阶级”的苏维埃,而不是有五届(一届比一届更左)的临时政府和“流水席”式的苏维埃,而且最后一届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就是前苏维埃的领导人……
      受到这种“小说家编写历史”的“经验”启发,苏联当局又想让高尔基除《内战史》外再主编《工厂史》、《农村史》乃至《地铁史》等等,几乎把他扶立为苏俄全方位的“历史总管”了。尽管大包大揽的高尔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实际上没有完成这几部“官书”中的任何一部,但是他关于编写这类书籍的许多言论足以获得这样的评价:高尔基在回国后的几年时间里完成了布尔什维克话语下“只存在革命与反革命两维图像的历史学科的奠基工程”。(转自《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8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注1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545页。
      注2Л·А·Сидорова, Оттепель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Сове-
      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ия первого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
      етия. М.,1997,с.176.
      注3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卷,506页。
      注4 《Правда》12.25.1930г.
      注5 斯大林:就布尔什维克历史的若干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86页。
      注6 安.尼.阿尔季佐夫:《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史学家的命运》见《历史问题》,1994年第7期,译文见中央编译局《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期,250-274页。.
      注7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年)》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733页。
      注8 《俄罗斯苏维埃新闻期刊史纲(1933-1945)》,莫斯科1968年,62页,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01页。
      注9 安.尼.阿尔季佐夫:《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史学家的命运》见《历史问题》,1994年第7期,译文见中央编译局《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期,250-274页。
      注10 《Правда》3.28.1937г.又见《反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点》译文集,三联书店1962年,第6页。
      注11 麦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357页。
      注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287页。
      注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295页。
      注14 刘彦章:《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段2003年,445-470页。
      注15 Пропаганда и агитация в решения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ВКП(б)М.,1947.с365-381.
      注16 参见金雁:《火凤凰与猫头鹰》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113-119页:《读不懂的高尔基》,
      注17 关于晚年高尔基的争议甚多。即便在批判斯大林的人中也形成了两种相反观点:一种认为高尔基晚年一直在以曲折的方式与斯大林斗争,甚至他的死都可能是斯大林所害。另一种认为他晚年完全听命于斯大林,是后者的奴才与工具。事实上人是复杂的。高尔基的“痛改前非”不能说一点没有真正思想转变的因素,但个人利益的权衡是主要动机应当毫无疑问。所谓的“曲折方式”恰恰意味着:回国后他对当时的苏联也许有自己的想法,但形成的文字、包括解密档案中的文字足以说明他在行动上是完全驯服的。所谓斯大林谋害他的说法更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注18 《Правда》11.15.1930г.
      注19 过去对《内战史》的缘起有过种种说法。有人说编写该书并非斯大林的意愿,而是高尔基为了曲折地表现对农民的同情,而主动争取撰写的。根据如今公布的解密档案,可以说这种猜测完全不可信。
      注20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卷,525页。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7/28 23: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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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历公审布哈林和苏联六十年变迁
    苏 飞
      我进入了东方大学
      
      天空上阴云密布、风雪激荡,这预示着一场暴风雪的来临。1935年冬,我尚在东北一个大学读书,时值学校放寒假,我是因事来校的。就在这一瞬间,一辆日本宪兵队的小汽车戛然停在门前,从上面跳下来两个穷凶恶极的宪兵,他们立即将我逮捕。
      我虽然口中喊冤叫屈,但是心里明白,我是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在白区工作时间长了,不管你地下工作经验有多丰富,如何小心警惕,不可能一点也没有破绽,一点也不留蛛丝马迹。我也是一样,我的第一次战斗洗礼就这样开始了。
      世界上若论对待自己的牺牲品、猎物的残忍性、狠毒性和刽子手的坚决性,除了德国法西斯盖世太保外,恐怕没有人可以和日本宪兵队相媲美了。由于日本鬼子张冠李戴、证据不足,我又咬紧了牙关,死不承认,加上校方的营救,我算是死里逃生、幸免于难,获得假释。
      出狱后,形势并不乐观,日寇紧紧跟踪盯梢,毫不放松,后来又第二次逮捕我幸而脱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决定,派我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雷鸣,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千秋万代的帝制王朝。时隔六年,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洪流冲垮了根深蒂固的沙皇统治。这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东半球。
      列宁和孙中山结下了伟大的友谊,192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骨干的大学,这就是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大批的党内领导骨干,都来这所大学学习,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刘伯承、叶剑英、傅书堂、杨尚昆、甘泗淇、周保中、伍修权、唐有章、陆定一、王明等。连蒋介石也亲来莫斯科观摩,至于他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维国,据说,都在这个学校学习过。后来东方大学又改名为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莫斯科决定将东方大学化整为零,改成几个分校,设在莫斯科郊区。然而从中国不远千山万水,历经险阻、越过敌人的道道防线、边境哨卡,能进入东方大学则更不容易。
      1936年,我终于和在东北抗联的一个大队长,安全地抵达了莫斯科。
      
      幽静校园外肃反扩大化
      
      早在列宁生前,斯大林就当上了联共中央总书记。他是一个苏联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初露头角,锋芒毕露。列宁辞世后,他日益专横,大权独揽,践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及至1930年代中期,党内的个人迷信,已经发展到顶峰时期。全党人人自危,包括党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人士,老布尔什维克,功勋卓著的将军元帅,被陷害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所谓肃反扩大化时期。
      这个时候入境苏联求学,实际上是飞蛾投火。然而我们这些盲目的马列主义信徒,毫无所知,全然不觉。
      我们头脑里充满了革命意识,来到莫斯科以后,发现一派革命大好形势,我们兴高采烈,其实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
      白云飘忽,疏影朦胧,悠悠天际,望断红尘。1937年暮春,莫斯科郊区东方大学分校。
      学校的环境非常幽静,周围一片苍翠,草细风微,云淡风轻,翠杉苍桧,十分宜人。而学校院内更是凝青绽翠,柳绿花红,树荫深处掩映着一栋栋的小木楼,校舍就在这里。这里生活条件优越,设备完美,在这里潜心学习,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原来这里是过去沙皇贵族的一座庄园。
      我们的教员都是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的专门人才,他们精通马列,具有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方面的渊博知识,而且都是关心中国革命的联共党员。
      和我们同聚一室学习的有,来自国民党白区和东北敌占区的同志,有来自抗联游击区的战士,有来自朝鲜本土的地下党同志,其中中朝各有几名女同志。有的满目风尘,两鬓飞霜;有的一身征尘,满脸豪气;有的风华正茂,气质非凡。大家一见如故,意气相投。
      正因此,我们对校外风云一无所知,我们与世隔绝,对笼罩社会的气氛并无觉察。
      
      我亲历了公审布哈林
      
      布哈林是1920年代苏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对马列主义有相当的修养,列宁很器重他,曾经称他为“我们党内的理论家”。他曾写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知识的通俗读物,后来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传播。他还曾提出过,要想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让一部分人,在农村先富起来等等。
      列宁谢世过早,党内斗争激烈,斯大林把布哈林当作异己,视为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头两天国际上(即共产国际)来人通知,说明天叫我们组织听广播,公审布哈林。听后,组织讨论,会议记录国际上派人来取。组织上叫我负责组织听广播,开会讨论,作记录等等。
      第二天苏维埃法庭公审布哈林及其团伙的广播开始了,我们全体学员都集中在一楼大厅里,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
      莫斯科没有派人来,由我担任翻译,同声传译,这对我来讲,是个沉重而艰巨的任务。我在苏联初来乍到,俄文水平有限,还是个蹩脚半通的翻译,只得勉为其难地承担这一任务。
      公审开始后,从一般程序逐渐转到实质性问题上来。对公诉人提出的布氏如何进行反党、反列宁、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等问题时,布哈林一一予以承认,对于他与国外反动势力勾结,提供有关苏联国家机密的情报,甚至准备刺杀列宁等罪状时,他也全部予以承认,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答复问题神态自如,若无其事,而听众席上倒有时哗然。
      整个公审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如行云流水,十分流畅。公审过程中,也未出现任何意外,假如被告布哈林在法庭上,对他的指控一一予以否认,予以推翻,那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
      公审宣告结束了,一段时间里大厅里一片沉寂。有人锁眉沉思,有人沉默不语,也有人表示不能理解,当然也有人表示愤慨,仇恨满胸。我宣布稍事休息后开始讨论。
      讨论会开始了,在厅里静悄悄,人们面面相觑。入党不久,涉世不深的同志,对布氏的生平经历不甚了解,对国际和苏联的情况所知甚微,不敢妄加评论。而有斗争经验,比较资深的同志,若有所思,若有所忆,脑子里可能还翻腾着不少问号,还未得到解答。最后终于有人打破了沉寂的空气,他似问非问地说:“布哈林何以堕落到这种令人震惊的地步,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我表示愤慨!既然他已经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应该严加惩处!”
      当时与会的人,无不认为无产阶级法庭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接着有人颇有感慨地说:“看起来,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你领导地位有多高,理论知识有多深,如果不彻底进行思想改造,蜕化变质,腐化堕落,就有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布哈林就是一例。他完全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还有人情绪激昂,声色俱厉喊道:“打倒布哈林,布哈林罪该万死!”
      最后大家提出处理意见,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对布哈林应该处以极刑,我也赞成并举手通过了。
      
      我神秘失踪,到了反革命成堆的地方
      
      1937年4月末,我突然神秘地失踪。苏联内务部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摸摸将我逮捕,校内无一人发现。当时众说纷纭。有人猜测:“要是他奉命回国,也不应该不辞而别啊!”有人寻思:“他一个人去莫斯科,也不至于走失,他能讲俄语啊!”也有人想得更远:“他是不是被国民党、日本大使馆绑架去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苏联国土上能发生的事情。
      学校的课程和一切活动都停下来了,因为我既是班长,又是翻译,还是党组织的负责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太久,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学员也开始步我的后尘,陆续失踪。最后只剩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她还是一个孤儿,她算幸免于难(此人现还健在)。
      1940年代后期,我在苏联北方见到了一个朝鲜女同学,她是在学校最后被捕者之一,我们一见面,她不禁失声痛哭,我被捕后学校里的情况,是她提供的。
      原来我们的分校早已被列为怀疑、监视的对象,周围布满了克格勃工作人员。这是当时一个特工人员、专门负责我们学校的人,后来他也身陷囹圄,一次偶然机会相遇,他亲自对我说的。学生的名字他都知道,我问他为什么入狱,他指指自己的舌头,意思是祸从口出。他们长期跟踪,一无所获,这时中共驻莫斯科副代表康生,不止一次地向苏方建议,将我们隔离起来。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拿我开了刀,我们全校学生都被逮捕,全部是反革命、日本特务等等。天下竟有这样事,党代表告发、出卖自己的同志。
      我们这些人都是来自斗争前线,在刀光剑影中和敌人周旋的地方,平时嗅觉灵敏,警惕性都很高,可是为什么在莫斯科我们却这样麻痹、毫无觉察而束手就擒呢?
      我们这些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来到莫斯科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如同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什么嗅觉、警惕性都已消磨殆尽。如果我们中间真有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来的奸细,日伪特务,我想,他们倒一定会有所觉察的。
      在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痛苦的思想斗争,我们这些人含冤莫诉,有口难分,经过拘留、审讯,都被打成了奸细、特务、反革命、人民公敌。刑期有长有短,流放地方各异。这时我,可能不仅我一人,想起了公审布哈林的情景,这是否同出一辙,是否大同小异,是否是一个翻版,缩影?
      后来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了劳改场所,服苦役的北极圈地带。这里寒风凛冽,六月里还飘着雪花,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极限世界。这固然惊人,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到了反革命分子成堆的地方,周围大大小小都是反革命!我们一尘未染、纯洁的心灵在想,今后应该怎样生活,什么是我们的处世哲学的原则?
      和我们同样罹难的人,是真反革命,抑或是假反革命,和我们同样的反革命,还是和布哈林同样的反革命?开始我们还有戒心,洁身自好。后来发现这里有原边疆党委书记库兹缅科,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著名学者、地质学家克列姆斯,天才女高音歌唱家鲁斯兰诺娃,苏联足坛名将斯塔罗斯钦兄弟等等。与之相比,我们相形见绌、微不足道。
      这就引起了我们一连串的思索,有时彻夜难以交睫。这个地方自然、生活、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我们学校除个别人从那里生还外,其余全部殉难,葬身于北极川冰雪之中。
      看起来,对敌斗争并不最可怕,可怕的是出现这种局面,即几个人,更可怕的是一个人,他的权力无限大,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为了自身的需要,他有权力给别人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叫你有口难分,沉冤难诉,这种局面未免太可怕了。这里我想起了大仲马的一句话,他说:“最可怕的枪子,不是敌人的枪子,而是自己人的枪子。”
      斯大林执政三十余年,数以百万、千万计的遭受迫害者,无辜惨遭杀戮,集中营劳改犯遍布全国,人们动辄得咎,恐怖气氛笼罩全苏联,这样惊心动魄、令人心寒胆战的迫害、政治斗争,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布哈林遗孀不辱夫命
      
      关于布哈林的轶事,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早在1930年代,布氏已有预感,他在劫难逃。一次他突然跪倒在他夫人的石榴裙下,他说:“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否则我就长跪不起。”
      夫人满口应允,并请他起来。
      他说:“党内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看起来,我已难以幸免,我现在口述一遍我的申诉,你不能笔记,只能背诵下来。等有一天党内出现了真正的民主,你才能向中央申诉,为我申冤。”
      等他的夫人背下来诉词之后,布氏才放了心。过了不久,布氏去参加苏共的一次会议,就再也没有回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布哈林的遗孀认为时机已到,才向中央提出这次申诉。
      布氏平反以后,他的遗孀还写了一本有关布氏生平的书《布哈林》。这本书问世以后,风靡一时,畅销全国,很难买到。我虽不惜重金,希望一观而后快,但可惜未能买到。
      《布哈林》一书发行后,社会上掀起一股对布氏在公审法庭上的表态的评价热潮。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是,布氏在法庭上根本不应该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也有一些饱经世故,比较资深的人士则认为:“布氏当时的处境,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一死,别无他求。什么罪状他都可以承认,但求速死是他唯一的解脱。”也有人认为,在公审的法庭上,根本不是布氏本人,而是替身。
      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党员,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沙皇的监狱、西伯利亚流放、充军发配,什么滋味都尝过了,而斯大林的迫害他却不能忍受,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到何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苏联解体前后我重访旧地
      
      1991年苏联解体。这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72年铁打的江山,固若金汤,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竟然毁于一旦。
      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辉煌胜利,是上一个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伟大事件。它的失败和消亡,也是上一个世纪人类社会最突出和重要的事件。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给人类的思维输入了新鲜的活力,丰富了人类文化。毫无疑问,它的消亡,不复存在也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1980年代后期,我有幸重访苏联、旧地重游,我心情无比激动。我登上了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往事哪堪记省?1935年隆冬,在夜色掩映中,我们三人,老交通,王队长和我从边境小镇半截河出发,呈三角形,冒雪沐风向苏联行进。突然暴风雪来临,在膝盖深的雪中匍匐前进,边境哨所日本军的犬吠声,一阵传来,我们心胆俱裂。入了苏境,边防军官迎接我们,他说:“大瓦里什,你们辛苦了!”
      我们身上的汗水,已经湿透了棉衣。
      火车进入了苏联境内,远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我站在窗前眺望,参天古树,烟云迷漫,岳林相接,湖光山影。一会儿出现了遥望无际的白桦林,像婷婷玉立的少女,婉约多姿,一尘不染。我神思遐想,心醉。及至到了贝加尔湖,水光激荡,水天一色,山光云影,烟雾微茫。一路上风光无限,景物依稀,岁月易变,幽赏难期。
      两幅图画,两种情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无限憧憬在困扰着我。
      到了苏联,我惊奇地发现,苏联还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这些年来,苏联经历了勃列日涅夫历史停滞时期,他因循守旧,无所作为,时光虚度。后来上台的契尔年科,未能显示自己的才能就病危逝世了。这样,戈尔巴乔夫就当上了苏共(下转第23页)(上接第21页)中央第一书记。
      在寒风萧瑟中,我重访和我在一起度过北极圈白夜的老难友,孰知这些风雨患难中的朋友,几乎凋零殆尽。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还活着的鬓发披霜的老难友,他见着我哽咽不语,泣不成声,满腔幽怨,一言难尽。他说:“老朋友,咱们是怎么活下来的,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失掉的太多了,太多了……”
      我思忖,这个无限委屈的闸门要是打开,不,不能打开,打开,一泻千里,我们的感情是受不了的。我说:“咱们不是还活着嘛,你看,你是俄罗斯人,我是中国人,感情是没有界限的,来,咱们共饮一杯酒。”
      我的朋友,眼中饱含着泪水,笑了。
      苏联解体后,我再次重游故地,这次是来到了俄罗斯。一如既往,先去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陵墓。从远处就看见那里排着长队,人们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涌向克里姆林广场中心。我也排队,拥进人流。进入陵墓后,人们肃然起敬,围绕列宁的遗体环行一周,只见这位世纪伟人,神态自如,态度安详,像睡熟了似的躺在红毯上。
      人死无知,列宁岂知十月革命已经被葬送了。从陵墓出来,阳光无限,天霁晴明,微风轻拂,心清似水。很多人还依依不舍,久久不肯离开这里。
      苏联解体后,据说,当局曾数次计划拆除列宁陵墓,把列宁的遗体迁出莫斯科红场,移往他的故乡乌里扬诺夫公墓。但是莫斯科市民和全国广大群众,反对此举,数百人声明,我们将静卧在列宁墓周围,要想移动他的遗体,除非先越过我们的尸体……
      在暮色苍茫中,我离开了红场,列宁虽死犹生,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公审布哈林事件,已经是60多年前的往事了,早已被历史的烟尘湮没。新世纪展开了新的人生画卷,那次收听公审广播,参加讨论,后来神秘失踪的人,可能一个也没有了,我还活着,白发惊回首,当时的情景,风云变幻的人生,都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我不应该忘记,也无权忘记!(2003年5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7/29 20: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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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8/22 17: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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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将几乎整个有意识的一生献给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仅目击和参加了祖国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种种事件,而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是造成这些事件的直接祸首,在结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说出我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四面八方对我的痛斥纷至沓来。我虽然并不认为有必要分辩,但仍应指出,我的罪过并没有像切尔诺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为的那么大。正如不能因为人们滥玩火而责难普罗米修斯一样,不应该因为列宁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来加强其错误的结论和有害的行动而责怪我。
    我认为在开始叙述我最后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谈两点意见。
        第一.我在我的著作中通常都使用代词“我们”,因为我写作时从来都是代表我的同志们的。在这个文件中一切都应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来写,因为只应由我而不是别人来承担因我的“叛逆”思想而应对历史负的责任。
        第二.我放弃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其原因下面将要谈到),因此,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
      
    一、         简单谈谈我自己
         一个人走过的道路,他的活动及行为决定于既定的目标,又因其后天养成的品质及先天带来的个性而变得光怪陆离.对我后天养成的品质不必再谈,因为在我的著作中已经一目了然,而关于我的性格则应该简单谈一谈。我的性格复杂而矛盾,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往往因此受到伤害。我从母亲身上获得了强烈的正义感、书卷气、对大自然的热爱、谦虚和腼腆。不错,我还在沃罗涅日军事学校上一年级时很快就克服了腼腆——这要感谢尼古拉。从父亲那里我获得了刚强和意志力、工作能力、荣誉感、义务和责任感、果断和直率。我正是甴于复杂的性恪在论战中往往很生硬.我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应再说一遍,我一贯尊重对手,从未超出文质彬彬、以礼相待的范围,没有像列宁那样堕落得使用意大利农妇粗俗的骂人活.我嘲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的观点。因此我相信,我“侮辱过”的人都会宽容我。
         我把一生中的40多年献给了革命事业,从一个热中于巴枯宁思想的民粹派分子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沦者。当年曾广泛传说,我脱离民粹派只是由于我不能接受把恐怖当作政治斗争的方法.并非如此。我曾认为可以把恐怖当作极端的手段.只要它是社会起爆剂的话。万幸的是,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在我的参与下或经我的同意而被杀害的,而这种情况当时是可能发生的——我在3年之中手枪和铁拳套始终不离身。我“背叛”民粹派另有原因:我很快就对以巴枯宁造反思想为基础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涅恰耶夫主义,巴枯宁主义的这一畸变形式,使我感到厌恶。民粹派逐渐倾心的布朗基主义也不能使我满意.这一切加上其他种种情况迫使我于1880年初侨居国外。未必还需要证明的是,我脱离了民粹派,但并没有像我狂热的对手——一个不再是革命者的“革命者”,有着特卡乔夫世界观的巴枯宁分子,不可救药的列.吉霍米罗夫那样出卖他们。但是脱离民粹派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几乎有3年一直在痛苦地沉思,心情难受,寻求妥协,与 “土地平分社”的朋友们及侨居国外的民意派分子激烈争论、与拉甫罗夫谈话和通信。拉甫罗夫过去曾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密朋友.当时声望异常高,他依靠积极地为革命工作,发表传诵一时的文章、活跃地参与巴黎公社和笫一国际的活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交往而保持着威望。这一切加上微妙的私人关系,使我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妨碍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起初我像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那样试图找到终极真理。所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真理。在现时为革命事业服务并为人民造福的,就是真理。直到1883年年中我才彻底转到马克思的立场上,当时我开始切实勾画出我第一部真正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思想轮廓.因此,我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资历早已超过30年了。我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但茹尔·盖得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并非最不重要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同他在l880年底相识,此后相同的观点和友情把我和他联结在一起。

    推敲得不够的传记作者将来在分析我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活动时会把这一时期划分为3个阶段。他们说,第一阶段(1880——1882年)普列汉诺夫是“心存疑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于俄国的条件。第二个阶段(1883——1905年)普列汉诺夫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不渝地同批评马克思的人作斗争,但并非总能获胜(这是真的)。第三个阶段从1906年开始,在我譴责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后,普列汉诺夫逐渐滚入“灰心丧气者”之列,越来越远离积极的革命斗争。布尔什维克对第三阶段的看法更加肯定——“他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了”。我把这3个定语都放在引号之中,因为它们都与真相相去甚远。对于第一个阶段全都清楚.因为对没有充分研究和理解了的东西是无法怀疑的。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我只说一点:全都错了。我从来都不曾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曾是灰心丧气者。我始终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辨证论者,在每一个具体时间里我支持社会民主党中更接近于马克思思想并赞同“劳动解放社”观点的那个派别。我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当然逐渐在发生变化——这毫不奇怪,即使是这一理论的创造者本人,有时也因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无论是我的观点的演变,还是80年代初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革命运动中恐怖作用的评价上的意見分歧”,都不会妨碍我断定:我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导师们忠实的追随者。

        我在一生中像每一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我对他的能力估计不足,没有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对目标的狂热追求,对他的最高纲领主义持宽容和嘲弄的态度。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当时我以为,我能够逐渐軟化列宁的立场,在必要的方面影响马尔托夫,从而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团结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与列宁意见不合的看法都无权存在。列宁主张团结.但要在他的领导下,服从他的目标,采用他的策略和口号。布尔什维主义一旦产生.开始迅速壮大,部分是由于它的策略和口号对于不甚成熟的俄国无产阶级有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列宁异乎寻常地执着,有着惊人的工作能力。遗憾的是,已经无法纠正我的错误了。切尔诺夫先生因此才断言说,布尔什维克是我的孩子。维克多. 阿德勒就我与列宁的“父子关系”开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据的。我的错误过去和未来都使俄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错误对我本人来说也是致命的。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只要长期执政,将尽其所能抹黑我的名字,使人们将它遗忘。侥幸的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不是普罗米修斯,不是斯宾诺莎,不是康德.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我没有送给人们火,也没有创立新的哲学,新的社会学说。但是我在教育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发展俄国社会思想的事业中毕竟做过一些事,因此我斗胆说,历史和后人将对我作出好评。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严谨的学说,是人类思想极大的成就。19世纪上半叶末《共产党宣言》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从资本主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起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当时达到了从来没有达到的程度。欧洲的社会思想在翻腾,革命接二连三地震撼了资产阶级社会,但无产阶级的运动仍然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需要有一个人交给无产阶级一个强大的武器——能使无产阶级懂得自己的历史作用、向他们指明前景的新的社会学说。历史推出了这样的人。《共产党宣言》在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社会进步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资产阶级慑于《共产党宣言》铁的逻辑和“共产主义的幽灵”,一方面向无产阶级作出相当大的让步,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试图破坏马克思学说的名声。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从来都比比皆是。从90年代末起这些批评者格外多了起来。但这些先生的批评不诚实,更不说有创造性了。他们起先有意地或出于不理解歪曲马克思,后来又大度地加以“纠正”。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进行批评,但批评的矛头最多地指向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共产党宣言》。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5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的许多论点变得容易受到指责。《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l9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有某些偏离(尽管不大),而且这一点在宣言的作者们在世时就巳显露出来,他们也是承认了的。而贯穿整个《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思想则止今仍然是正确的。这个思想是这样的: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他们的智力活动,等等。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大小,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批评马克思的人以难得的同仇敌忾一再尝试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是很明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并像其他任何一个阶级一样捍卫自身的利益.有权实行专政,更何况他们将成为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专政,而且只是在过渡时期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才需要专政。不管那些批评马克思的先生说些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论据来,仍然应该承认,迄今为止社会基本上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尽管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迅速,群众的相对贫困化、甚至绝对贫困化在加剧,赤贫化、犯罪现象及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罪恶都在加剧。阶级斗争即使有所缓和,那也只是暂时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得很明显,难道巴黎公社、俄国l905年革命及至今仍在进行的世界大战没有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吗?不,批评家先生们,要一笔勾销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为时尚早!当然.伯恩施坦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及其他批评家都有合理的内核,但这些內核消失在吹毛求疵的莠草之中.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破坏它的威信。这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因为他们号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放弃阶级斗争,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制造分裂,最终导致世界大战,被引入歧途的德国无产阶级积极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军阀主义的经济意图和军事意图。
        现在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辩证论者要暂时来“批评一下”马克思。在不放弃我以往写过的一切的同时,我要说一些依布尔什维克看来不可原谅的“蠢活”。我以为许多年来置身于马克思主义者行列之中的经历使我有权这样做。我为什么把“批评一下”放在引号之中,下面就会清楚。最近几个月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反复考虑了许多问题,终于决定把早就因其新意而使我激动,又因缺乏论证而使我惶惑的东西表述出來。我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其原因如下。隨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另一个样子。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而知识分子就其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将跃居首位。目前还没有人指出这一可能性,虽然客观的统计资料表明,从20世纪初起知识分子的队伍相对来说比工人队伍增长得快,直到现在知识分子仍然只是资产阶级的 “奴仆”,社会中一个有着独特历史使命的特殊阶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其人数将急剧增长,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产力、研制新机器、新工艺和培养有很高学识的工人。
        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格外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都包含两个方面:既有普遍的一面,又有阶级的一面。如果后者,作为阶级矛盾的功能,可能经受革命的飞跃并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话,那么前者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水平,因此是一直向前发展进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知识分子正是这一面的体现者,而这一面的性质是全人类的,它将对社会各个阶层发生有益的影响,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不断增长的作用。因此,物质进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上述范畴阶级一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增长。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价值观及其幸福和权利的体系,在未来其范围必然将扩大为对爱护一切生物及周围自然界必要性的认识,而这也就是这一范畴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发展和增强。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为了操纵复杂的机器,将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识,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劳动力价值,因而工人的工资必然要提高,因为这样的工人的再生产将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复杂的机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这是什么言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是! 我相信,在事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时(如果这发生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本人也会立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
        随着生产力发生质变,将形成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将按新的方式进行,人道主义思想将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社会即使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将学会克服各种危机。人道主义思想和巨大的生产将抑制赤贫化过程。近来我有时甚至想,产生于欧洲文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理论未必将成为普遍适用的观点体系,因为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进行。结合上述一切来看,不能排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某些思想将不如我从前以为的那样错误。但我请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稍安毋躁。因为这一切还不会马上发生。马克思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斗争,他的名字还将长时间写在革命者的旗帜上。
        对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今天英国工人,尽管在打仗,生活得却比上一世纪中叶的工人要好,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这是马克恩的功绩! 明天的工人无疑将比今天的工人生活好得多,生活在一个更民主的社会里,这是马克思的功绩!资本主义,甚至资本家本人也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只有布尔什维克看不到这一点),连这一点也是马克思的功绩!
        当代的资本家早就明白。同吃饱肚子、心满意足的工人打交道比同忍饥挨饿、怒气冲冲的工人打交道要来得有利得多,部分由于这一点,部分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以为资本主义不会很快就被埋葬。我从马克思逝世时起,尤其是本世纪初起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欣羡。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我认为设有必要尝试预言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具体特点,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相互竞争,互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会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但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许几百年。这是否意味我放弃革命飞跃呢?完全不是!革命飞跃当然会有的。生产关系的任何质变,即使是不大的质变,就是一场小的革命。要是一切都如我所料,那么新的革命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呢?知识分子专政吗?劳动者的政权——这才是不会失去意义、永远正确的口号!靠劳动为生的人才应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这一口号我去年不止一次提出过,我把它理解为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一切珍视劳动者利益的有生力量的联合。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8/22 17: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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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产生于1903年,在战前年代迅速壮大,目前是一支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力量。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出现和方兴未艾的客观原因是俄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失去阶级特性的分子人数众多,俄国人不识字、没有文化。主观原因我以前已经提到过。但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什么全新的思潮。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早就萦回于革命者的脑际。雅各宾党人、布朗基、巴枯宁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巴黎公社的许多参加者在策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写了不少,其中也有我写的,因此我只简单谈一下。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这是从圣西门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口号,是侈谈马克思主义的高调。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为补充的布朗基策略。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充实了”以多梅拉.纽文胡斯为鼻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思想的巴枯宁意识型态。依照巴枯宁的说法,这一意识形态以“野蛮的、饥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的干粗活的贱民”为取向。对人民的智慧、主动精神和自我组织能力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独立搞好生产和实行监督的能力的信念,这是巴枯宁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毛病所在.
        “和平!”、“劳动!”、“幸福!”、“平等!”、“博爱!”,这是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采用的口号)、“给工人以工厂!”、“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逐渐消亡”,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因此,布尔什维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朗基主义。这是布朗基、巴枯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思想折中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结合。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布朗基、巴枯宁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彻底的反对者。布朗基分子和巴枯宁分子被第一国际开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被第二国际开除。因此,听取列宁忏悔的神甫在策略方面是布朗基,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巴枯宁和多梅拉.纽文胡斯。“失败主义者”采用的纽文胡斯的思想对俄国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多梅拉.纽文胡斯、古斯塔夫.爱尔威、罗伯特.格里姆、列宁——这是任何一个实质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的族谱。
        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但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早就否定并谴责了阶级恐怖,更不用说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阶级恐怖作为实行布尔什维克十分倾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阶级恐怖很容易变为全面的全国恐怖。我们——不仅我们,而且还有我们的敌人——一贯断言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关于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没有必要去谈。“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工人以工厂!”、“给农民以土地!”,这些口号虽然引人入胜,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实现国内和平,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这场战争眼看就将爆发,就要血流成河;他们将把俄国推入没完没了的阶级恐怖之中。布尔什维克需要一场血腥的、惨无人道的国内战争,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保住政权,并将其巩固。但布尔什维克连外部的和平也不能保证。一旦他们胜利,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置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未必会不去尝试消灭轻率地叫嚷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通过这样或那样途径将得到土地、必然承担起国家振兴工业全部重担的农民,将变成国家一封建主的农奴。众所周知,列宁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个口号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缔结大量兼并和赔款的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竭尽所能地瓦解俄国军队,后来又把它解散,而现在他要大家相信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却痛苦地喊道:“大家要明白,我们没有有战斗力的军队!”列宁要是还有一点点爱国主义的话,就应在夜间向上帝(或者是魔鬼——我不知道他崇拜哪一个)祈祷,祈求打败德国,否则俄国就将失去经济上的、也许还有政治上的独立,而复辟的君主将成为德国的傀儡。同样众所周知,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是如何实现欧洲社会民主党“民族自决权”这一原则的——列宁把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给了反动分子和刽子手斯温胡武德,甚至不问一下芬兰工人和农民对此有何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列宁出于策略的考虑需要这样做。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道德、俄国的利益。

        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近来激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有觉悟党员人数的增加,因为绝大多数入党者甚至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些人相信列宁的思想和布尔什维克的许诺,将成为他们领袖意志的盲目执行者;另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智慧的痛苦不是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是无知的痛苦,是对列宁及其“英明的理论发现”盲目信任的痛苦。列宁把他的“理论发现”变成法令,认为无需用最起码的论据加以论证。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概念,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罪行,甚至没有料想到革命的暴力就是不法行为。

      例如,他们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动,是没有监督的掠夺(如私有银行的例子)。这样的剥夺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混乱,养成一大帮不干活、“扯着嗓子喊”的人,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

        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现在要严谨地论证这一点既无力量,也无时间。但是我考虑到这一论断十分重要,考虑到俄国人文化异常低下,尤其不懂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仍然不得不谈几个逻辑前提。我不止一次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以及迷恋于他们的空活和错误口号的人,在革命行动中不要仓猝行事,不要犯冒险主义。我过去和现在都说: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拥护列宁的人或“半列宁分子”会问我说:“不错,但是难道不能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消灭文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自觉,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数和发展生产力吗?我回答说:不,不能! 首先,不能破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这样做不会不受惩罚。其次。群众的文化和自觉是社会因素,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当然 也存在反馈作用。第三,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把生产力远远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势。只有现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中才不会有对抗性矛盾。类似的不适应产生了新的、前所未见的矛盾,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第四,俄国历史的现阶段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19l7年10月积极支持列宁的人不超过俄国人的1%,因此,每一个了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会承认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变,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样的政变要求其组织者实行必然的专政,而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权利不相容。我不想充当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实行了“粮食专卖”,提出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问题,还有什么劳动自由和结合个人利益可言呢?

        布尔什维克力图进行激进的变革,不负责任地加速事变的进程,急剧地向左转,但是他们沿着封闭的政治圈子走,必然要走向右面,变成反动的消极力量。人们很少从各种可能的后果来全面评价自己的行动。列宁通过其活动已经给俄国造成巨大的危害,我担心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某一阶段这一危害将达到危机的程度。如果列宁及其追随者能长期维持其政权,那么俄国的未来将是悲惨的,等待它的将是印加帝国的命运。以“严酷的迦太基摧毁者”自居的“人民委员”们破坏的不是旧世界,而是自己的祖国,他们许诺的“莫里索诺夫药丸””原来是毒药。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态度”则是对社会主义声誉的破坏.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列宁得出这一结论决非偶然。因为他需要这个结论来鼓舞布尔什维克。

        列宁指望西方无产阶级会响应俄国的革命,这一指望是错误的。欧洲不可能出现什么重大事件,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今天几乎如马克思时代那样远离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不管怎么样,是短还是长,不可避免地因篡改历史、犯罪、撒谎、蛊惑人心和行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刨根问底的人现在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短短的执政史中找出不少引入深思的疑点。例如,当布尔什维克政权危在旦夕的危急时刻,列宁的瑞士朋友弗.普拉滕之流来到彼得堡有何目的?为什么列宁急于对私营银行实行“国有化”?难道是为了在立宪会议开幕前不久同惟一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吵翻吗?为什么列宁异乎寻常地匆忙给芬兰以独立并从芬兰撤出军队?在立宪会议开幕前几天行刺列宁,对谁有利?我可以继续列出这样的问题。但不再列下去了,因为处在我的境遇下我没有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关于布尔什维克所说的一切——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剥夺的态度、他们不受限制的恐怖——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众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主义。我设想列宁依靠全面的恐怖将取得他执着追求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军营,那里将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我为俄国人的命运而痛哭,但我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说:“让要来的都来吧,我们的大街上也会有节庆的日子!

    四、为什么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在十月事件后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这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一些对我很不了解的人推测说,我的决定是十月政变后没过几天布尔什维克粗暴搜查我家的结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次据我推测是由水兵斯.科罗特科领导的搜查并沒有吓倒我,不仅如此,这次搜查也不是有些报纸所说的我健康恶化的原因。另一些对我了解较多的人认为,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我疾病突然加重的结果。但他们说得也不对,尽管我的健康在秋天降临后确实迅速恶化,以致1月里我的手甚至已经握不住笔。如果我认为斗争有意义的话,我的卧病不会使我止步,因为我写不动的话,可以口授。我放弃斗争出于一系列的客观原因。

        1.我对战争的原则性态度,对布尔什维克和半列宁分子的批评,不愿讨好流氓无产阶级,拒绝推进革命,对临时政府持忠诚的态度——这一切都起了不利于我的作用。我看到了这一点,但不愿像策列铁里、齐赫泽、阿夫克森齐耶夫等同志那样为了保持声望而曲意逢迎,对列宁让步。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強化的阶级敌意和对立、政治上的闭塞和无知日甚一日。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当我向右面呼吁,向工商阶级呼吁时,右面鼓掌,左面默不作声;当我向左面呼吁,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呼吁时,左面鼓掌,右面默不作声。其结果是这些人和那些人都不理解我。而惟一能拯救俄国的妥协却因政治虚荣心而被牺牲掉了。造成这一切的首先是布尔什维克,但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无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同样如此!),大量文盲、战争造成的人民严重贫困和疲惫不堪,欧洲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临时政府无所作为和有始无终,这一切都是列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阶级对立的种子得以迅速发芽的肥沃土壤。在这种客观上业已形成的社会环境中继续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毫无意义的。

        2。我把毕生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现在,当政权已转到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时,我不能同我过去和现在都看作是兄弟的人作斗争,虽然他们为一目失明的领导人所蒙骗,犯了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后果首先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极为可悲。但是让俄国无产阶级(尽管令人十分伤心)走完变幻莫测的历史给他们勾画的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吧,让他们成熟起来,登上理解自身使命的高度吧。

        3.另一些考虑也使我不再进行斗争。要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垮台,就会出现严重的、长时间的反动,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因此会受到伤害,而无产阶级的成果将丧失殆尽。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哪怕能保住几年政权,那么受害的是俄国及其公民,而国际社会民主党则只会得到好处,因为西欧资产阶级慑于俄国的事变,将对工人阶级作出重大的让步。我为俄国而悲痛,但我由于仍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选择后一种可能。
      
    五、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多久
      
        这个问题目前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布尔什维克自己都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对祖国命运不无动于衷的俄国人来说十分重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单值的,因为答案取决于许多客观的、主观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占卜是不体面的事,因此我尽可能对我的预测加以论证。我尤其应该这样做,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未来、至少是不久的未来不可能是不明朗的、不确定的。不仅如此,我不止一次说过,一个懂得过去,明了现在,认识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继承性和制约性的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俄国目前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事态发展的逻辑、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意识形态导致的行动,都使我能断定他们在巩固他们政权的道路上将会遇到一个比一个复杂的4个危机。他们执政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他们栽在其中的哪一个危机上。

        第一个正在无情到来的危机是饥荒危机。如果列宁不摆脱同遏制阶级恐怖(普利什凯维奇先生的例子)并积极反对征粮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那么布尔什维克今年秋天将失去政权,到那时农民会把粮食埋到地下,全国将遭到一场罕见的饥荒。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要执政。但是布尔什维克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政府机关,从而放开手脚干,就能渡过这一即将到来的危机。列宁明白这一点,将利用最先出现的机会来破坏自解散立宪会议以来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昨天的盟友的威信,把他们一举粉碎。对这样做的必然性无需加以论证。不久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签署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人民委员会,不接受列宁的“粮食专卖”——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的危机已达到了未来几个月完全破裂的程度。

        布尔什维克唆使觉悟很低的工人和打着写有“捞一把!”(按水兵亚.亚历山德罗夫一针见血的说法)的旗帜的人去反对富裕农民和中农,组织大规模的对粮食的剥夺,能再支持上一两年,直到连无产阶级自己也清楚布尔什维克没有能力恢复生产为止。

        经济破坏的危机,即使这个危机他们也能克服,只要他们发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并利用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和战时法律来实际上消灭一切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的话。国内战争使他们可以在全俄国实行战时状态并把经济破坏的责任推在阶级敌人和国外敌人的身上。顺便提一下,只要国内战争爆发,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将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战斗。俄国庄稼汉尽管目不识丁,却十分清楚,一旦列宁输了,土地就得退回给原先的所有者。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內战争的胜利,稍微恢复一下生产,哪怕是用强制的手段(如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来恢复生产,将再维持上5年或10年,直到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之间矛盾激化达到极点为止。迄今为止俄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仍将是这样的国家,其大部分国民收入由农产品构成。布尔什维克没有可能控制和支配这一部分国民收入,迟早会丧失政权。

        列宁一贯谈论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不可能结成的。农民需要土地,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利益无关,因为农民从经营性质来说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上在民主、政治平等和公平的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可以结成这样的联盟,但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条件下则不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摆着贬低农民,要他们起从属的作用。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对农民的态度将赋予上述经济危机以政治色彩。

        布尔什维克在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让步时,于19i7年给自己脚下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使土地社会公有化,虽然原来他们的纲领计划要使土地国有化。布尔什维克为了克服这一最严重的危机——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不得不向农民宣布总体战并消灭最优秀的一部分农民——那些会劳动、愿意劳动的农民。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实施这一切,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将会指点布尔什维克,还要看农民到那时的分化程度。

        布尔什维克克服了第三个危机后可以再维持上许多年,直到出现第四个危机     意识形态危机为止,在这第四个危机中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从内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可能拖上几十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又一个专制政权—— 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被俄国人毕恭毕敬、逆来顺受地接受下来。加之这个政权可以借助高超的蛊惑宣传、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机关来得到加强。

    .  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当然将会对我的预测作出修正,对这些情况无法预料,一切全取决于偶然性陛下的意志。例如,什么时候德国将被击败(我毫不怀疑德国必将战败),战后的欧洲将是什么样子的,一旦列宁去世谁将是他的继任者,等等。我还不排除列宁作为一个策略灵活、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有可能在一定阶段作出重大修正,放弃已宣布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过,这将引起流氓无产阶级的不满。但是我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及其已失去阶级特性分子为取向的意识形态最终必将垮台。这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 非凡的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缓这一进程。列宁延缓了俄国的历史,因此他将带着与伪德米特里相同的印记进入历史。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8/22 17: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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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关于列宁及其他一目失明的领导人
      
    我承认我曾犹豫过,该不该写写列宁,因为每一个他的拥护者都会把读到的第一行否定的文字看作是“来自阴间的报复”。但列宁是我的什么也没有向我学到的学生,此外,他也是我的对手,将来关于他会写出许多书,因此我回避这个活题是怯懦的表现。在这类情况下很难做到客观,但是我如果现在偏离真相的活,那就是背叛丁自己。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要写他很困难,因为他是多面的。像变色龙一样必要时会改变自己的颜色。他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在一起时是“工人”,同农民在一起时是“农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是始终如一的又是前后不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等等。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列宁是一个假辩证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酷,始终朝着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但这是一大错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占有制变得温和了。封建制度变得温和了,因此,资本主义也在变得温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阶级斗争及各阶层居民文化和自觉的逐步提高。

    列宁是一个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以狂热的执着、一往无前地去追求它。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惟利是图,但病态地爱面子,绝对不能容忍批评。“凡是不按列宁意见办的一切都应该受到诅咒!”有一次马.高尔基这样说过,对于列宁来说,每一个在某个问题上与他不同意见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不值得起码的交往文明。

    列宁是典型的领袖,他的意志压制住周围的人,使他们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坚决、从来不丧失自制力、刚强、能算计、策略手段上很灵活。同时他不讲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从本性上说是个冒险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是通过使道德和人道服从于政治目标来摆脱个性的独特办法。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已故的倍倍尔说过:“……我可以同魔鬼甚至同他的祖母一起去”,但他同时补充说,只有在他制服魔鬼或其祖母,而不是他们制服他的情况下,才能做这笔交易。列宁同魔鬼的结盟是以魔鬼骑着他飞跑而告终的,正如当年女巫骑着霍马飞跑一样。

    普遍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事情。遗憾的是,列宁现在的行为十分直观地证明了这个说法。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

    列宁狡猾地玩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往往对之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列宁从我关于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一点:他作为 “肩负”历史“使命的”人物可以为所欲为。列宁是一个承认意志自由,以为自己的行动统统具有强烈必要性的人的榜样。他有足够的学养,还不至于以穆罕默德或拿破仑自居,但却绝对相信他是“命运的宠儿”。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看,列宁只有在1917年2月前才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必然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后列宁的历史必要性就消失了。但糟糕的是过去和现在群众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得到了比西欧还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加之还被迫继续作战,因此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那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者的行列中一笔勾销。这就是十月政变和今天的列宁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的原因。

    列宁是一个理论家,但对于有学养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的著作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些著作既没有优美的文笔.也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的逻辑,更没有深邃的思想.但对于一个识字不多的人来说这些著作总是因其叙述的简洁、判断的大胆、真理在握的信心、口号的吸引力而留下强烈的印象。

    列宁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能言善辩的论战者,他能使用一切手段把论敌弄得十分难堪,迫使他闭上嘴巴,甚至加以羞辱。他尽管发音吐字不清,却能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善于讨好听众,引起他们的兴趣,甚至使他们着迷,同时他异常迅速而且正确无误地使自己的讲活适应听众的水平,忘记了为正义事业作斗争并不意味着讨好人群,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上去。列宁是一个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他在设法作践对手时不惜进行人身侮辱,破口大骂,不仅论战时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制”的铅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天才的普希金连自己的信件也要誊写得清清楚楚。伟大的托尔斯泰要几次校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列宁则只限于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改正。

    许多为每一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一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诠释。例如,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是 “无产阶级的民主”,虽然从原则上说,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单独来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远非是一大部分。

    托尔斯泰,这位十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没有爱,没有善和纯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伟大,他不会承认列宁是伟大的。他对不对呢?拿破仑不以爱、善和纯朴见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历史上有过伟大的诗人、伟大的音乐家,但历史上也有过巨恶元凶。那么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 年夏天在兰多尔特咖啡馆里的的一次会见。我们谈起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于是我们(在场的有保.拉法格、茹.盖得,好像还有沙.龙格 )只是对乌里扬诺夫先生的极端言论付之一笑 。但是未来卻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約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但我不愿他落到罗伯斯比尔的下场。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到他完全明白自己策略的错误并为所做过的一切而战栗的时候吧!

    就能力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作用而言托洛茨基仅次于列宁。列宁曾称他为“犹杜什卡”、“最卑鄙的追名逐利之徒和派别分子”、“骗子,坏透了的派别分子”,列宁说得很对。列宁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写道:“托洛茨基的话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列宁的这一评价也是对的。托洛茨基的作风是,一名活跃的新闻记者的作风——非常肤浅和草率,难以深刻,托洛茨基异常自负,爱面子,没有原则,是彻头彻尼的教条主义者。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非派别分子”,而现在他是“布尔什维克”。其实他过去和将来一贯都是“骨子里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一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同取得胜利的人在一起,但同时他任何时候都决不会不去尝试成为第一号人物。托洛茨基是个杰出的演说家,但他的手法单调,千篇一律,因此听他讲话感到有意思只有一次。他是爆性子,成功时在短时间里可以做好许多事,但一旦失利他很容易变得消沉,甚至张皇失措。要是列宁的革命注定失败成为明显不过的的事实,他会第一个离开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但要是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将竭尽所能去排挤列宁。列宁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仍然呆在一个营垒里,因为列宁需要托洛茨基的蛊惑宣传和他不断革命的思想,此外,他还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把一切心甘情愿者收罗到自己大旗下的能手。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任何时候决不会同意担任其他派别的领袖。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最主要的是成为领袖,至于是哪一个党的领袖并不重要。因此在未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8/22 17: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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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与托洛茨基并列的是加米涅夫,其次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加米涅夫精通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是理论家。加米涅夫按其信念是孟什维克-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动摇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他没有必要的意志力,起不了有威望的政治家的作用。正因此他追随布尔什维克,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并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季诺维也夫是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派布尔什维克,伹没有彻底的信念。他尽管时常疑虑重重,仍将留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之中,直到有可能转入别的营垒去为止。季诺维山夫和加米涅夫一样没有坚强的性格,但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他能执行列宁的任何命令。布哈林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信念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没有丧失逻辑性,有个人见解和理论家的天赋。他不止一次在许多问题上与列宁持不同意见。也许正是布哈林在列宁一旦去世后将成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主要人物。但不能排除的是,在列宁仍然在世时布哈林和上述其他人将像当年的吉伦特派一样,被在任何问题上从来不对列宁提出异议的第二梯队布尔什维克所消灭。
    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俄国的未来
        我同意王德威尔得的看法,对“国家”一词可以作狹义和广义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国家消亡时是指狭义上的国家,这个看法我也同意。但未必因此就可以指责他们,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淡广义上的国家还为时过早。迄今为止国家基本上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作为全体公民利益的表达者和共同的调节者的功能在最近几十年中才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国家作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产物,作为政治权威机构,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然将不再存在。有朝一日阶级将消失,国界将消失,而国家作为人民(将来是地球人)的组织形式将保留下去,不仅如此,它的作用将逐渐增大,这是全球问题增加的结果,这些问题是:地球上人口过剩,地球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森林和耕地的保护,土地、水和大气的污染,同自然灾难的斗争,等等。

    随着狭义上的国家的消亡,在管理国家方面学者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开始逐渐变为“学术权威”的上层建筑。但这是未来的事、而目前应努力使政治上层建筑反映出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充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应力求达到的目标。同时应该记住,任何一场革命最终都不会导致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发生持续的、飞跃的变化,而只是加速这些关系的进化。在这方面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特別值得一读。他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这一版从德文译成英文是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版《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远不是相等的。

    以消灭剥削和阶级为使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一阶段两者都消灭不了。不仅如此,为时过早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每一个懂得否定之否定法则的人都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从一个社会经济结构到另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周期性地发生变化,有时加强了,有时削弱了。大家都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应大大加强,因为国家还承担起另外一些调节功能:计划、监督、分配,等等。在这一意义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否定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层建筑更像君主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不像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这引起的危险是,由于缺乏民主(上面已经指出,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有民主),群众文化低下,觉悟不高,国家可能变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封建主,因为君主毕竟还是一个人,而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我相信,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正是这样的封建主,尤其在头几十年里是如此,当然,要是布尔什维克能克服我上面提到的前3个危机,存在几十年的话。

    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既然无产阶级占居民的多数,这一点不用恐怖也很容易做到)后,无产阶级专政应使各个阶级权利平等,求得法制和公正的胜利。阶级的消失是遥远未来的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应保证阶级和睦和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在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文盲遍地、一贫如洗、文化低下的落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什么也保证不了。

    只有在各阶层居民的文化和觉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俄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发生革命性变化。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但这有点想入非非,因为人民的文化和觉悟是生产力的从属现象,而生产力不是文化和觉悟的从属现象。布尔什维克动员起知识分子,当然可能迅速消灭文盲,但是,第一,学会识字不等于成为文化水平高的人,第二,人们学会识字后很快就会明白,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一回事。

    俄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尔什维克执政时间的长短。俄国迟早将回到正常的发展道路上来,但布尔什维克专政存在的时间越长,这一回归之路就越痛苦。

    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西方国家里也不是一百年间的事,更不用说俄国了。因此在俄国目前的历史阶段里应该增加生产力,扩大政治权利和自由,形成民主传统,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传和实行个别的社会主义因素。应该逐渐改变国家制度,同时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宣传上影响各阶层的居民,目的是使俄国人富裕起来,使俄国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公民富裕,国家才富裕!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俄国是一个绵延几千公里的大国。因此为了飞速进步,应该大力发展铁路和水路运输。毛奇说过:“不必建筑堡垒,建造铁路吧!”铁路既然对于德国重要,那么对于俄国更是迫切需要。汽车和航空在未来将有巨大意义,因此应格外关注这些领域的技术。必须大力发展通讯工具.争取普遍电气化,因为只有在电力的基础上才能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俄国迫切需要以优秀的民族传统、关于民主、政治自由权利、人道和社会公正的现代观念为基础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才能保证俄国经济平稳地、正常地发展。错误的意识形态产生并还将产生套上眼罩又一目失明的领导人,这些人奉行意识形态的教条,只会抑制生产力、妨碍文明而繁荣的社会的形成。最后,俄国需要按照宪法明确规定的权限行事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强有力的地方政权。

    (……..)俄国农村的现状是对几百年专制制度沉痛的责备。应该竭尽所能改造俄国农村,使摇摇欲坠的茅草屋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一个村子都应该有学校、邮局、电报局、电话局、银行、公共设施、医院、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为此当然需要几十年。但这是做得到的,只要国家转而面向农村,只要农民获得土地(不应忘记,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具有特殊价值,因此不可能是投机的对象)。长期租赁(俄国人是无偿租赁,外国公民是有偿租赁)是最近几十年土地使用的惟一形式。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要劳动是自由的,结合个人利益的,俄国人就会迅速消灭国家的落后。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我有条件地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分成3个阶段。

    细心的读者可能以为,我的论断有矛盾,因为我在前面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而现在却淡论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有谁说过社会主义改造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群众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和觉悟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按照当局的意志,而且可以无视当局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合乎规律的,不可避免的。如果历史的意志要俄国首先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应该逐步地分阶段地去做。

    第一阶段(25--30年)—早期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只应分阶段没收最大的银行、工厂、运输业、地主和教会的土地(如果到那时还有的话)、大商业企业。剥夺应在部分赎买、提供终生年金、养老金或获取一定红利权的基础上进行。中小工厂、银行、商业和服务业仍由私人经营。在没收的银行基础上成立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应监督金融的运行和私人银行的活动。在没收的企业基础上建立国有经济成分,其目的是学习经营、经商并保证社会公正。为了提高与工人个人利益的结合程度,国有企业在工人中发行部分股票,而不许转卖的股票应使工人获得分红权,但不是共有权。视当地条件将部分没收的土地在公正的基础上转交给农民,而在剩下的土地上组织大型的国有示范性农场。

    所得税应是累进的,但不应使经营者感到窒息。对用于扩大生产、建设道路和其他公共目的的收入不收税。在这一阶段当然应千方百汁欢迎外国资本的进入,但要硬性控制其输出。扩大出口和控制进口。海关政策应鼓励俄国生产者并促使国产商品提高质量。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这一阶段应以承认国家、经营者、工人这三种力量为出发点。当国有经济成分的劳动生产率与优秀的私人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持平,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吋,可以认为第一阶段已经结束。

    第二阶段(25—30年)— 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仍然在公正的基础上剥夺小型银行、工厂、批发业。例如,银行所有者成为银行主管,工厂所有者成为工厂经理,等等。部分赎买、终身年金或养老金也不排除。农业、零售业和服务业转为集体经营。国有经济成分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仍然欢迎资本输入,对资本輸出的控制放松了。第二阶段结束时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超过西方国家优秀工厂的劳动生产率,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将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生活水平。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对于各国人民都有吸引力。在这一阶段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50—100)没收剩余的私人财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剥削完全消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再存在,城乡差别也不再存在.阶级逐渐消失。这一阶段欢迎输出资本.购买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随着资本的互相渗透经济上与其他国家逐渐接近,精神奖励取代物质奖励。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各国公民的生活水平拉平,建立足以宣布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而共产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不仅如此,共产主义不会摆脱种种社会矛盾。不作这样的设想——意味着拒绝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永恒的死亡或永恒的再生。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矛盾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物质基础,将是个人和社会间伦理的、道德的和世界观的矛盾的结果。

    我简单地阐述了我对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看法,当然并不以终极真理自居。一个人不管有多大天才,不管掌握了多少辩证法,在作预测时总可能犯错误。未来的科学发现可能推翻现在的一切观念。但这一切是明天的问题,而现在可以确切地说如下一点:俄国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各个生产领域的多种成分、个人的主动精神、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竞争(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质量和技术进步)、公正的政治上层建筑、民主化和人道化。俄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因此潜伏着族际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危险。只有通过深思熟虑的行政改革,提高生活水平,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上的平等,信仰自由、相互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和语言,才能避免这些冲突的发生。我一贯反对宗教,但从来不否认宗教的作用。宗教作为一种观念、情绪和行动的体系包含着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哲学因素、世界观因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的发展将逐渐消失。第二个因素是社会道德因素。将存在许多许多年,不应该与之作斗争。任何一个宗教的发展大致都经过相同的几个阶段。正如基督教经过蒙昧时期一样,伊斯兰教这一较为年轻的世界性宗教也可能经过类似时期。其最初征兆便是泛土耳其主义思想和对亚美尼亚人民的种族灭绝。要使俄国不发生这样的事,俄国人应该牢记,穆斯林不是异教徒,而基督教徒不是卡菲尔人。应该宣传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各种宗教的相互尊重以及使它们彼此接近的一切。应该大力欢迎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丈夫是穆斯林,妻子是基督教徒,或者儿子是穆斯林,而女儿是基督教徒,或者相反的情况,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

    最后我要谈的几句话任何时候都不应发表。应转交给俄国未来的民主政府。

    (………)

    依我看,我已经把想说的活都说完了。我从来不利用别人的思想,但在这里用一下别人的思想是合适的:(这一句话没有被破译)。

    于皮特克亚尔维。(2l一7)十4—18 (意即1918年4月7-21日)  
      
    这篇《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7-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终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2000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翻译出版了这篇《遗嘱》,同时翻译出版了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收藏《遗嘱》经过的文章、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作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的密友、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著出版等工作)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遗嘱》经过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遗嘱》写的按语。本文稿的所有注释已被删除,如要查核,可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原稿》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8/22 18:08:49   
    14
    d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8/8/22 18:12:40   
    15
    工人阶级的祖国是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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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回复:[转贴]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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