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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奔向极权或民主:1917年的俄国及瑞典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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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 于 2009/9/6 15:42:1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瑞典经验:宪政保护了民主社会主义

曹思源 2009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673

瑞典人创造了自己的公式,就写在它那面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上,不过四个单词:“私有、市场、平等、福利”:保护私有产权,通过市场调节、通过二次分配,达到大体平等,提高社会福利。苏联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4以上;计划经济则以低效率闻名于世而最终破产。

一、 社会主义成败,命系宪政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振兴中华,当然需要借鉴他国兴衰的制度性因素,譬如说宪政。

宪政曾经是恩格斯领导创建的社会党国际(又名“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工党政治纲领的目标之一。但是,从1917年开始,在原先的共同营垒中,瑞典和俄国两党之间却发生了南辕北辙的故事。

1917年瑞典大选,社会民主工党参与的竞选联盟获胜,联合组阁。工人政党首次通过选举进入宪政政府,开始登上了20世纪的宪政舞台。

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十月革命,其后最初几个月,社会继续在宪政的大道上前进;然而1918年1月5日突然发生历史巨变,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解散,宪政被废除,宪政道路嘎然而止,建立起了专政制度。

1917年发生的这两件大事,整个世界都注意到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地球上从此发生了一场跨世纪的大竞争,即宪政条件下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专政条件下的集权社会主义的竞争。这两种社会主义的竞争,最终影响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十几亿人口的命运。

(一)竞争结果

苏联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对象据说是极少数人,但是据1988年4月官方媒体《文学报》公布,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4以上;计划经济则以低效率闻名于世而最终破产。

至于默默竞争的另一方瑞典呢?不仅宪政制度依然健在,十分巩固,没有发生过内战和动乱,而且它所保护的民主社会主义蒸蒸日上。瑞典已经进入世界首富行列,并以“从摇篮到坟墓”最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而闻名于全世界;瑞典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第七;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调查117个国家的竞争力,瑞典排名第三;它的制造业生产力效率第一;它是IDC调查的全球最佳信息化社会,科技创新指数排名第一;此外,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的全球民主主义排名中,瑞典以9.88分的成绩名列第一。

如今的瑞典,举世瞩目,引起了许多人,包括许多中国人浓厚的研究兴趣。笔者曾于2002年、2004年先后应邀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帕尔梅国际研究中心讲学,并实地考察了瑞典的宪政和民主社会主义,与前任瑞典首相、社会民主工人党前主席卡尔松先生两度就双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与探讨。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

当初,瑞典的经济状况比十月革命的俄罗斯还要落后很多,人称海盗之国,居民中有不少是海盗和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后裔。由于居民生活十分困苦,全国人口总计不过几百万的瑞典,在1840~1914年间,就有100多万经济难民移居国外,主要是移居北美。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1929~1932年瑞典工业生产降低了21%,1932年经济危机达到顶点。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推行财政经济改革,实行失业救济、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试图通过劳资双方签订协议和设立劳资纠纷法庭来缓和工人同资方的矛盾,促使经济复苏、福利提高。此为鼓励阶级合作,而非鼓动阶级斗争,乃是民主社会主义一大特色。

我在2004年造访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时,曾当面请教卡尔松先生:“贵党20世纪中期曾连续执政44年,那时为何没有趁机实行国有化、集体化,建立一套计划经济体系呢?”

卡尔松笑了:“在我们看来,公有制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具体所有者的体制,无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计划经济是乌托邦,无法适应市场变化。二者都导致了苏式社会主义的低效率。我们如果也那么搞,恐怕不但不能长期执政,而且早就会落选,被选民赶出议会。我们现在85%的商业、94%的制造业都属于私有制。正是靠这一点保证高效率,保证能把蛋糕做大。这样才有可能实行高税收,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保证公平和福利。”

有许多人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公式去对照检查瑞典,认为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地球上的社会主义是多元化的,从来就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上面那个公式不过是斯大林为自己的苏式社会主义定做的,而且他们自己也过不了关。苏联工人长期低工资,受到严重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夺,能说是“按劳分配”吗?

瑞典有什么义务必须遵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式呢?瑞典人创造了自己的公式,就写在它那面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上,不过四个单词:“私有、市场、平等、福利”。解释起来也很简单:保护私有产权,通过市场调节、通过二次分配,达到大体平等,提高社会福利。这有什么不好!

(三)关键在于有没有宪政

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如何去实现最终的共同富裕?完全可以百花齐放,充分地创造、认真地探索。不过现实世界千奇百怪,有的人探索成功了,如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有的人则失败了,如颇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苏联共产党人布哈林及其追随者,他们被斯大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屡遭批判,最后于1938年3月14日被处以死刑;再如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提出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于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批斗,死于非命。刘少奇所主张的,其实也不过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边缘内容。

如果说,系统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不可多得的话,那么主张搞点“三自一包”、发展市场经济、办点私有企业的初始型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则是到处都有。不过他们的命运有如天壤之别,其根本原因何在?就在于是否有宪政制度的保护。

被列宁称为“最伟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作为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于1918年1月5日,同列宁、斯大林一道以武力解散了俄国立宪会议,废除了俄国大有希望的宪政制度,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在布哈林对专政的赞歌余音绕梁之际,专政机器忽然张开血盆大口,把这位专政机器的制造者之一,连同他天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一道吞进腹中。

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幸运之处在于,它没有逆历史潮流而动,没有去做废除宪政的蠢事,而是接受了已有百年历史的瑞典宪政制度。与此同时,它也就受到了宪政制度的保护,免于像布哈林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血光之灾。

瑞典的宪政制度不仅保护社会民主工党及民主社会主义的生存和表达自由,而且同时保护其他政党及种种主义的生存和表达自由,并保护它们在各种投票中接受人民选择的权利。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与宪政有缘,得以充分展现其生命力;而在苏俄却因与宪政无缘,以致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至此,有人要问:瑞典的宪政制度为何如此神通广大?它究竟有哪些内容?要了解这些也不难,本文试为您简要介绍之。


二、政府组织制度概要

瑞典属于无成文宪法的国家,它并没有一部名为宪法的文件。瑞典的宪政制度,主要是通过两部宪法性文件《政府组织法》和《出版自由法》体现出来的。搞清楚这两部宪法性文件(也称“基本法”),瑞典的宪政制度也就跃然立于我们面前了。

瑞典的政府组织法于1809年6月6日由四级议会通过,确立了有一定限制的君主立宪制,是欧洲最早的宪法性文件之一。它采纳了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的三权分立原则,曾经多次修改。1968~1969年修改之后,进一步削弱了国王的权力。1974年2月27日议会通过新的《政府组织法》,1975年1月1日生效。从那以后,国王就仅仅是个礼仪性职务,无权再任命首相。政府管理国家,只对议会负责,不再对国王负责。

众所周知,三权分立是指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种不同职能的国家机构行使,相应的三种机构便是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在不同的国家,这三个机构(或曰部门)的具体名称和内涵不尽相同。

广义上,“官方”均属政府;狭义上,政府也可以只理解为行政当局。

譬如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指行政机构、行政部门,像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而在美国和瑞典等国,“政府”则包含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分权制衡的。我们在研究瑞典的《政府组织法》时,发现它既涉及内阁、议会、法院,又涉及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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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6 15: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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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李宗仁1949年1月21日代理总统之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形势稳定了3个月,但随后急剧恶化。4月20日,解放军启动渡江作战,5月27日,上海失守;10月1日北京人民政府成立,12月8日,行政院长阎锡山决定将中央政府迁离大陆,从此,台北成为中国继广州、重庆后的第3个临时首都。12月10日,蒋介石于凤凰山机场注视着满山敌军的逼近而黯然飞离成都、驻节台北。1950年3月27日,西康省西昌失守,标志着国军在大陆成建制的军事抵抗就此崩溃,自此开启了国民党孤守金马台澎地区的历史新页。当时台湾的处境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考察:

    首先,是国内政治人心的总体崩溃。1949年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因其根据地广西失守,便声称“胃病宿疾突发,便血不止”而经香港“赴美就医”。其时滇黔川康渝尚算完整,但基于宪法第36条“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的规定,李的擅离职守导致国家军事指挥系统被从根破坏,而下野总统蒋介石竟矜于名节拒绝复职,因为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又无法指挥军队,导致国军高层无政府状态加速恶化。这不仅使得大西南防线因高官陆续“起义”而迅速瓦解,台湾也是危疑震撼、人心思变,中下层知识分子和部分军政官员基本失去了对于国府的信心和期望。

    根据时人回忆,“民国36年228事件发生,台湾民间开始产生一种台独思想。因为既然日本人不好,中国人也不好,那么最好的出路便是台湾独立,不受日本人管,也不受中国人管。但至民国38年,国民党在大陆上节节败退,……此时台湾同胞有了第二次觉悟,……对于台湾的未来重新燃起希望,将希望寄托于大陆共产党,期待共产党来解放台湾。”更有甚者,“当时有些海边地方,台湾人民的心理都已准备好,把村庄里的牛车都暗中编好列队,一待共军攻台登陆时,即列队驰往海边,帮助共军接应运输。有的工厂工人也暗藏武器,准备国军败退,要来焚烧破坏工厂时,可以保护工厂。还有的军官信心动摇,便私下准备了便服,以便共产党攻台时换下军服乔装老百姓。”

    其次,是战略军事压力的日渐强大。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他说中共“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以及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用以进攻台湾。同时,刘少奇向苏联报告,中共准备1950年攻占台湾,斯大林为此同意提供200架歼击机和80架轰炸机。但是由于金门和登步岛的战败,畏战的北京当局调整了战略布局,希望苏联直接介入和国军的战争。12月16日,在莫斯科谈判的毛当面请示斯大林,“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协助迅速夺取台湾”,斯大林在“不给美国人进行干涉的口实”的前提下批准了这一请求。北京此时还得到1.5亿美元的苏联海军设备援助,并通过莫斯科向伦敦定制了2艘巡洋舰(7000吨级)、5艘驱逐舰和4艘扫雷舰。

    第三,是国际地缘坏境的持续恶化。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政府发布了外交问题白皮书《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特别着重1944-1949年之一时期》,虽然其代表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惨遭一个以外国帝国主义利益为前提之政党所压制”,但仍是坚持于2月24日宣示的“森林初崩,尘埃未定,对华政策,尚宜稍待”的基本方针,对中国现状不闻不问。为了殖民地香港的利益,英国同样厌弃国民党,12月8日,该国大使弗兰克斯向美国政府抱怨,认为他们不应该重新援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打消了他的疑虑,不仅否认了可能的援华计划,还对英国解释道:“福摩萨在战略上并不十分重要,美国不想动用军事力量阻止其落入共产党手中”。

    正在此风雨飘摇、内外失控的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迫于国大代表的要求和立法院的决议复行视事(1950年3月1日),虽然还是美援不来,却也逐渐人心安定,意志凝聚。及至6月27日因为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移防台湾海峡,国府和国民党的军政危机才真正解除,得有余力进行党内大规模改造和国内民主、经济建设。当然,由于第七舰队的任务之一是“禁止国民党军队以台湾、澎湖为基地进攻中国大陆”,这完全阻止了蒋介石“反攻复国”的想象,但至少中美关系开始复苏,台北重新成为了华盛顿的战略盟友,这对国民党维系共和国统、坚持宪政法统和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不无益处。

    蒋介石复职前后,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课题是岛内情治机关的涣散。自从1949年初蒋下野以后,南京的国防情报机关遭到整肃,“原保密局即被代总统李宗仁依法解编,另由徐志道成立一个为数75人的小型保密局。不过除了少数人拿了编遣费回家自谋生路之外,大约有3000名同僚并不愿离开原工作单位”,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地下保密局。自然,经济待遇方面这些情报员也遭到了很大的困窘,根据当时保密局特勤组上校组长谷正文的回忆,“而在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2月至8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3000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醃黄豆过下来了”。俗话说“皇帝不差饿兵”,这支秘密情报部队的战斗力之低落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个严重问题,就是舆论宣传。蒋介石本人非常淡漠于历史辩诬、理论研究和社会宣传,现在有些文章引用唐纵的看法,说国民党不了解延安整风的实况,这是不正确的。解密日记标明,蒋非常明了延安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和政治内争,也很惊讶于“整风”清洗在文化宣传和体制整合层面的效能,但是对于其政治伦理内核,蒋明确地嗤之以鼻,觉得真正的革命政党不可采用此种方式对待同志和部属。令人诧异的是,退居到了台澎金马以后,蒋介石似乎并没有总结教训,这种对于正本清源和历史宣传的淡漠竟然未有改变。先看党史和国史方面。台北一共有3个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官方近代史(现代史)研究中心:

    1、 国民党党史会,成立于1930年,因为蒋介石的及时转移,资料(尤其是党史档案)保存最为完整;
    2、 总统府国史馆,成立于1947年,大部分政府资料遗落在南京,后蒋除日记外的总统档案存放于此;
    3、 中研院近史所,成立于1955年,图书资料主要为外交和经济部门旧档归类;其胜在人才储备充分;

    党史会在罗家伦、秦孝仪等人的领导下,基本上就是进行“革命文献”、“史料初编”之类的文件整理,而不重视事实考辨和成果探索,当然,研究也是有的,但无非是编纂一些革命先贤的传记和选集;国史馆的学究们同样埋头搞一些资料整理性质的大事年表,诸如“史事纪要”,纯粹为档案馆的性质;只有近史所屡屡有新论文面世,但问题在于别说近史所,整个南港中研院本就是脱离党和政府所控制的,其历任所长(如郭廷以)多是费正清等粉红色学者的私淑弟子,在“价值中立”的外衣下亲美、亲共,继续着那套立场偏颇的“研究”。

    因此国民党和台北政府根本没有李敖所说的什么“御用学者”来为其辩护。当然,党史会的专家也会为国民党说点好话,但一般都是基于真实史料的立论(而并非驳论),且学术性远大于宣传性,因此这些论文即使在30-50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还是站得住脚的。

    报纸方面,蒋介石也很不重视《中央日报》的编辑和发行,至少从不像毛某一样为其写什么“社论”并要求全党学习,因此该报的发行量一直少得可怜;当然,蒋很信任《中央日报》的记者,并要求他们立场平允,不得受到党内外政治势力的干扰,必须清晰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社情民意。他本人据说更喜欢阅读《中国时报》,对中央宣传部那些才子的流失也不以为意,而这个“宣传部”其实叫“理论部”才更为恰当。从某种程度来讲,蒋真是很古怪的一个人,既不重视“枪杆子”,更不重视“笔杆子”,怪不得较量不过斯大林。

    记得蒋真正地注意宣传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对国内,即1943年《中国之命运》的发表,明确地规定了战后中国的民族主义目标、民权主义战略和民生主义结局。于是陈伯达并不做正面的意识形态反驳,而是以毫无依据的《评》作为回应,此书和其后的《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样,注重从道德层面抹黑(《中国四大家族》在1998年被台湾绿媒再版,又一次发挥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毛泽东敏锐地发觉蒋文浓厚而稍带偏狭的文化保守主义特征,因此延安所控制的报刊开始大篇幅地宣传普世价值,以此向华盛顿表明,延安比重庆更加西化,更加信奉自由主义,更加忠于美式民主价值观,因而更有资格得到罗斯福的青睐。

    第二次是对国外。韩战结束的同时斯大林也死了,欧美自由国家对于苏俄的扩张开始从“遏制”退步到了“绥靖”,蒋和苏俄斗争了一辈子,也是世界上罕有的一个在毫无外国支援的前提下敲掉过斯大林牙齿的民族领袖(1927.4.12),因此他想将自己和中国的经历和经验写下来,给那些头脑单纯、盲目乐观的自由国家领袖和外交部门做参考,这就是1957年《苏俄在中国》的由来。但是很可惜,美国认为此时和已经改弦更张的苏俄应该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并没有听取其忠告,以致1970年代于越南(和印度支那)泥足深陷,在莫斯科、北京和全世界面前彻底丢掉了面子、价值观和年轻士兵的生命。

    还有第三个严重问题,就是国府法统的延续。怎么说呢,1950-1987年的台湾政体是训政和宪政的混合体,可称之为“准宪政时代”,因为当时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是持续有效进行的,而且民意机关错落有致,国民党中执会不复像1930年代一样取代立法机关的地位,中常会和政府之间也没有了什么中政会等联席机构,当然,国民党中央也从未像以前训政时期一样对政府发布过什么训令。

    训政时期(1927-1937年)的确是“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但准宪政时期(1950-1987年)不是。孙文在其“建国大纲”中倡议设立“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有创制(宪法)、复决(法律)、选举(总统)、罢免(官吏)的“四大民权”,孙将其看成最高民意机关。所谓训政,在中央而言,就是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行国大所有权力,等训政结束再还政于民。当然,党代会不会时时召开,因此国大的权力平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施行。中常会和国民政府之间有常设联席会议,称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或“中央政治会议”,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指导者,是国家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中政会成员并非全部是国民党员,也有政府之非党员高官和社会贤达。该会议审查中常会的决议,然后损益之,最后为政府制订政策。

    当时所谓“党国”的意思不是党的成员治国,也不是党的组织治国,而是党的信仰治国,其实就是三民主义治国,因为蒋介石认为,唯独三民主义才能达成四大民权和五权宪法,才能使中国走上自由、平等、安乐的康庄宪政大路。的确如此,当时国民党的党员和组织,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有可能对于中央政府的方略提出决策,地方省市县党部的主委、书记长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既不能任免同级政府的官员,也不能享用同级政府的财政。所谓“以党治国”,那是孙中山的思想,因此才有了革命军这支“党军”。但是党军的政治任务于军政完毕就宣告终结,必须在训政时期逐渐转型为“国军”,事实上,国民政府在1934年就完成了革命军国家化的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才启动党政军合一。但期间蒋的思路不是以党领军,而是以军领党。这听上去很怪异,但事实就是如此,蒋介石想用革命军中那种忠勇负责,刚毅无畏的革命精神来带动、熏陶和激励国民党员,再让这些党员去带动、熏陶和激励普通国民,这样才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这一切到了1947年行宪以后全部取消。1950年之后台北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必须听取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决议,国民党如果要推行什么政见,请先通过立法院和国大的审核、三读、投票再说,以前1930年代的中政会制度再也没有复生过。而且,当时内阁(行政院)非常尊重宪法,因此按照内阁制的规定,更加倾向立法院而不是总统府,即使陈诚这种蒋介石的亲信心腹,也会为了议会的意见而基于宪法赋予的权力,抵制总统府蒋介石的任命。

    按照我们的政治伦理,先有真相,后有和解,没有真相就没有宽容,宽容的前提是1、揭露事实,2、当事人忏悔。60年世事悠悠,我们不应主张报复,不过所理解的真相和宽容之间的关系,至少南非和东欧都是这么做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对于基督徒而言,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世人自然都是有罪的,这是基本教义,毋庸置疑。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凯撒”场域的政治罪错,就说蒋介石吧,斯人已去,但是他的后继者,也就是继任国民党领袖的那几位政治家不是一直为蒋的“228”和所谓的“白色恐怖”在不断地公布真相、公开道歉和做出赔偿么?他们甚至请来了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来交流心得,因为据说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工作是全世界最有成效的。

    要不是必须维持动员戡乱体制和坚持光复大陆的理想,中国在1947年就已经是宪政时代了,何必苦苦坚持什么“临时条款”?即使在退居金马台澎以后的戒严时代,虽说部分民权受到抑制,但毕竟地方自治依然存在、民主教育依然存在、五权分立依然存在——在一个战争坏境中,笔者并不认为蒋介石犯了多大的错误,他这样做可能有亏于台湾地区的国民,但毕竟也是又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就是“将我们的民主宪法原原本本地带回大陆去”。雷震等人算不上“无理取闹”,事实上退居台湾的蒋介石一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政治局面,那就是国大的“四大民权”之一“创制”(其实也就是修宪权,因为只有修改宪法才能对台湾地区国民开放国家政权,否则台湾人只能省县乡地方自治而不能参与全国选举)无法执行,这当然遭致国大代表的强烈不满,并且在党义上违背了孙文遗教,在法理上违背了宪法规定。

    于是,每次国大举行会议蒋介石总要公开或私下地劝说国代们要理解当前的反攻困境,重申光复目标,强调了坚持法统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每次演讲或谈话结束的时候,他总是说:“我是全中国国民选举的总统,我一定要将这部民主宪法原原本本地带回大陆,还给大陆国民”。

    没有1947年宪法就没有今天的台湾,蒋介石是这部宪法的生身父亲。当然,经过国大合法程序,该宪法加了“临时条例”以应付战乱局面,败退到金马台澎之后,蒋介石为了复国宏愿,因此坚持威权政体,保留了戡乱局面,当然,事实上今天此岸尚未对彼岸放弃武力威胁(“觉不承诺放弃武力”云云),因此蒋介石的行为也不能说就是错的。所谓的“民主之父”李登辉上台以后,屡屡修宪,硬生生将1947年宪法从准内阁制(内阁对议会负责)修成了准总统制(内阁对总统负责),最后在陈水扁手里成了真正的总统制,于是才有如此贪腐大案,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台北政权某一时段的腐败,正是局部背离1947年宪法的必然结果。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980753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9-6 16:02:26编辑过]

    回帖人:
    大麦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6 15:48:29   
       第 3
    瑞典现行《政府组织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基本原则

    1、一切公共权力来自人民。

    2、瑞典的民主制度以观点自由和普遍、平等的选举为基础,通过代议制和地方自治而实现。

    3、议会及议员是人民的主要代表。

    4、议会制定法律、规定税收并确定公共基金的用途;议会对国家政府实施监督。

    5、国王为国家元首。

    6、政府治理国家,并对议会负责。

    7、省和市政区有权征收地方税。

    8、司法权由各级法院行使,行政权由国家、省、市政区三级行政机关行使。

    瑞典《政府组织法》开宗明义的这八项基本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宪政的基本原则。如果要对宪政制度作一个不求详细、只求简明的表述,那应该说就是“三权分立”。世界上像美国、瑞典这样较早实行宪政的国家,往往并不提出“三权分立”的口号,而是在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的制度安排中,将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分立和制衡关系确立下来,不允许任何个人或政党高踞三权之上或一手行使三权。

    综观八项基本原则,可以看出,它并不要求人民坚持某种“正确的观点”,它强调的倒是观点的自由,即人民可以自由地持有这种或那种观点,可以自由地交流各自的观点,而没有义务必须服从某个“唯一正确的”观点。宪政制度强调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定期以普遍、平等的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

    (二)关于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

    具体而言,公民究竟享有哪些基本自由和权利?这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文件中,有不同的概括。瑞典的宪法性文件《政府组织法》中大致列为十项:

    1、表达自由与新闻自由,即以口头、书面、图象或其他方式表达和传播观点的自由。

    2、知识权利,即获得知识的权利。

    3、集会自由,即组织和参加集会的自由。

    4、游行示威权利,即单独或集体地在公共场所表达意见的权利。

    5、结社自由,即与他人结合成立社团、政党的自由。

    6、宗教自由,即与他人一起加入宗教团体、信仰宗教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7、迁徙自由,即在国境内迁徒及离开国家的自由。

    8、每一个公民有权不受政府机关的逼迫而发表某种观点,或加入任何社团或宗教团体。

    9、每一个公民有权不受任何政府机构强制搜身以及其它人身侵犯。任何公民的住宅不受搜查,其通信、邮件及电讯联络不受侵犯,也不受窃听。

    10、任何工会、雇主和雇主协会均有权采取罢工、闭厂等类似行动,但法律另有规定或为合同所保证者除外。

    从以上内容我们不难看出,瑞典的宪法性文件对公民基本自由与权利的表述是比较全面的。譬如说,宗教自由既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也包括宗教活动自由。如果仅仅说允许宗教信仰自由,那就不到位了。

    (三)关于议会

    1、国会议员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

    2、议会为一院制,由349名议员组成。

    3、凡在瑞典定居的每一个瑞典国民均有议会选举投票权。

    4、议会席位根据本选区的选举结果,在各个政党中按比例分配。在选举中具有特定名称的任何选民团体视同为政党。

    瑞典的政治制度中任何政党都没有什么特殊性,结社自由也就包括组党自由。只要是获得全国投票总数的4%以上选票的政党,就有权参加议会席位的分配。

    5、每届议会应从议员中选出议长一人及第一、第二、第三副议长各一人。

    6、议会依照《议会法》的规定从议员中选举产生16个常设委员会,内阁或者议员提出的任何提案须先经有关常设委员会审议,再交付议会最后表决。

    7、议员辞职须经议会同意,其作用之一是防止议员在某种压力之下被迫辞职。

    8、非经议会以出席议员的六分之五以上多数票通过决议表示许可,任何个人或政府机构不得因现任或曾任议员在履行议员职务时的言行,而对该议员提出起诉、剥夺其自由、限制其在国内旅行。

    这最后两条,实际上都涉及议员的免责权。没有这些基本法的保护措施,人民代表在履行职责时,腰杆子就硬不起来。

    (四)关于内阁

    1、内阁由首相和若干内阁大臣组成,大臣由首相任命。

    2、议会在任命首相前,议长应召集各议会党团的代表进行协商,并在同副议长进行磋商后向议会提出提名案。

    这一程序保证了首相由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或多党联盟提名的候选人担任。

    3、任一大臣不得从事任何公共事业或私人事业,也不得担任或从事有损于公众对他的信任的任务或活动。

    4、如果议会宣布不信任首相或某一大臣,议长即应免除该首相或大臣的职务。

    (五)关于法律

    1、法律或其他法规不得规定判处死刑。

    2、法律或其他法规不得规定将瑞典国民驱逐出瑞典,或阻止瑞典国民返回瑞典,也不得规定剥夺居住在瑞典的瑞典国民的国籍。

    3、在以剥夺所有权或其它类似方式征用任何个人的财产时,保障有关当事人有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取得赔偿的权利。

    (六)关于监督权

    瑞典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监督制度十分严密。

    以下三种人掌握切实的监督权:

    1、任何议员有权对大臣或内阁事务提出质询。

    2、立法常设委员会每年至少一次向议会提出对每位大臣履行职责情况的审查报告,并有权对严重玩忽职守的大臣提出弹劾案,由最高法院审理。

    3、议会选出若干名督察专员对公务员实施监督,必要时可以提起诉讼。目前一年办理案件3000多件。

    瑞典议会对政府公务员如此严厉有效的监督制度,正在为许多国家所效仿。若能普及开来,部长们可就不敢轻视人民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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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麦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6 15:49:20   
       第 4
    三、出版自由制度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早在1766年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200多年来,经过多次修改。现行《出版自由法》是1949年重新修改制定的,十分详尽,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既要切实保障和落实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又要惩罚滥用出版自由的问题。该法中译本有两万字,我们不妨择其要者而琢磨之。

    (一)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

    瑞典的《出版自由法》是建立在瑞典的基本制度——公民观点自由、表达自由的基础上。因此,《出版自由法》的宗旨是千方百计保护出版自由、落实出版自由,而不是千方百计限制出版自由、打击出版自由。这是该法关于出版自由一系列规定的指导思想。

    1、出版自由指每个国民都有发表任何著作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任何当局的预先干涉,法院可以事后追诉。法院的事后追诉和处罚是有严格限制条件的,即只限于该出版物的内容同法律的明文规定相抵触。而且这种法律还必须是符合相关条件的良法。什么条件呢?即必须是“旨在维护公共秩序但不封锁一般信息”的法律。

    2、任一出版物在付印之前不受审查,其印刷也不受禁止。

    此外,任何当局不得因出版物的内容而采取《出版自由法》所不允许的行动阻止其印刷或出版,或阻止该出版物在公众中发行。

    3、对于任何人滥用出版自由的行为,须在《出版自由法》所规定的场合并按法定方式,提起刑事诉讼并判罪或判处赔偿损失。

    对于疑案,宁判无罪勿判有罪。

    (二)关于保护匿名权

    1、任何印刷品的作者都不负有必须在印刷品上署真名的义务。

    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背作者意愿而泄露作者的身分,但属于法定义务者除外。

    2、如果未经许可而透露作者、编者或信息提供者的名字,将处以五十克朗至五百克朗(krona,瑞典货币,按2009年5月24日汇率,每克朗约等于0.13157美元)的罚款。

    (三)关于印刷与印刷企业

    1、每个国民或法人有权单独或与他人合作以印刷机生产印刷品,生产印刷品的任何企业均称为印刷企业。

    2、凡欲开办印刷企业者,至迟须于该印刷企业首批印刷品发行前两星期向政府登记。在登记时应详细呈报业主姓名、拟开办的企业名称、地址以及印刷产品的种类。

    (四)关于期刊的出版

    1、任何期刊的所有者应为瑞典国民或瑞典法人。

    2、任何期刊必须有一名编辑,编辑应为瑞典国民并居住在国内。

    3、期刊的编辑应由期刊所有者聘任。

    编辑的职责应包括:期刊出版的监督权、期刊内容的决定权,即任何违背编辑意愿的内容不得付印。对赋予编辑这些权力的任何限制均属无效。

    (五)关于印刷品的发行

    任何瑞典国民或法人有权单独或与他人合作从事印刷品的销售、发送或发行。

    (六)关于滥用出版自由罪

    1、就《出版自由法》而言,“滥用出版自由罪”是指印刷品中的非法论述或利用印刷品非法公布信息所构成的罪行。

    2、在对出版自由给予应有的尊重的情况下,凡涉及若干罪行,譬如侮辱任一公民的论述应作为印刷品中的违法论述。

    瑞典《出版自由法》所说的“侮辱”,指诽谤与诋毁他人名誉。但是诽谤不包括下列行为:根据事实就有关问题正当地提供情况,并提供证据证明情况属实。

    期刊上非法刊登泄密论述并构成间谍罪者,法院除下令没收外,还可勒令该期刊休刊一段时间。勒令停刊的期限,自有关出版自由案件作出最后判决之日算起,不得超过六个月。但是上述禁令只能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才可以发布。

    综观瑞典《出版自由法》,洋洋两万言,其基本制度无非三条:

    第一,注重保护和落实出版自由;

    第二,处罚滥用出版自由罪;

    第三,注意防范“滥用出版自由罪”被滥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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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麦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6 15:49:34   
       第 5
    B]四、政党制度

    (一)多党竞争制度

    瑞典政党制度属于多党竞争制。19世纪80年代,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瑞典工人运动不断壮大。1889年以工人为主体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简称社会民主工党或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宣告成立。20世纪初,代表大企业主利益的保守党和代表大农场主利益的中间党相继成立。1902年,由各自由主义组织联合而成的自由党成立。上述四党加上1917年从社民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共产)党,构成20世纪80年代之前瑞典五个政党的基本格局。

    在多党中,究竟由谁执政?这就必然要竞争了。有时竞争中任何一个党都难以单独取得执政所需要的多数票,就可能由政治主张相近的若干个党结成联盟来竞选。竞选取胜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可以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

    自1917年以来,瑞典大选基本上都是在以社民党和左翼党组成的“社会主义联盟”与保守党、自由党和中间党组成的“资产阶级联盟”这两大政党联盟之间进行。随着瑞典环保运动的蓬勃发展,绿党异军突起,于1988年跨过议会4%的门槛,取得议席,使瑞典政党政治格局受到冲击。基督教民主党继1985年与中间党联合竞选得以进入议会后,1991年独立参加大选,在议会立足并参加资产阶级四党联合政府。至此,瑞典多党竞争的态势变成了以社民党及其支持者左翼党和绿党为一方,而保守党、自由党、中间党和基民党则为另一方。

    (二)国库补助制度

    对政党的国库补助是瑞典政党制度的一大特色。

    这一制度是在1965年开始施行的,1972年制定了《对政党的国库补助法》。其理论基础有两个:

    1、政党、候选人的机会均等。

    2、为了便于社会监督、防范政治腐败,通过以法定方式向政党提供规范的国库补贴,禁止任何执政党和在野党在规范之外动用国家财政资金,同时切断工商业界与政党之间金钱往来私相授受的渠道。

    政党领取补助金的资格为:

    1、在议会内至少有一席议席。

    2、选举中总得票率不低于2%。

    符合以上条件的政党,每一议席每年可获得一定数量的补助金,政党可以自由支配运用。随着制度的发展,补助金额亦随之增加。首先,前次选举得票率超过4%的政党每年可得到150万克朗,此为基础补助。再者,按议席多寡给予“追加补助”。补助金额在1990年为每一议席约27.5万克朗。

    (三)政党竞争,政局稳定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1917年首次与自由党联合组阁,1920年首次单独组成一党政府,后来又执政多年;1932年再次执政后,提出把瑞典建成“人民之家”的思想,并开始进行全面的福利建设;1932-1976年连续执政44年后,下台了6年,之后又几度执政。社民党累计执政已经70多年,是瑞典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

    2004 年我第二次到瑞典与前首相卡尔松畅谈时,正值社会民主党再度连续执政10年之久。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贵党执政时间那么长,是不是感到很骄傲啊!”

    不料卡尔松先生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可不敢骄傲!一骄傲就容易疏忽大意,就可能犯错误,就有丢失选票而下台的危险。我们民社党虽然曾经断断续续执政70多年,但也曾多次下台。远的不说,1976年就下台了6年,1991年又下台了3年。选民通过他们手中的选票随时有可能叫我们下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并非铁打江山,而是有着现实的得失存亡之忧。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可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卡尔松先生的回答让我想起了苏联共产党及其前身俄国布尔什维克。他们靠枪杆子维持了连续70多年的执政地位,对任何批评者一概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解决。什么普选和宪政,一概不予承认。然而,他们迷信的铁打江山仍然免不了在1991年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自己也土崩瓦解。18个春秋过去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集权社会主义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瑞典的宪政和民主社会主义却依然生生不息。

    1991年落选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如春归燕子,在1994年又竞选胜出,重新上台,连续执政长达12年。到2006年大选,社民党得票34.9%,只获130个议席,竞选失败,又成为在野党,但仍为全国第一大党,在宪政制度下的瑞典议会,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取代社民党执政的,则是由保守党、自由党、中间党、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四党联合政府。

    我们看到的瑞典经验就是这样:每个参选党都遵守宪政制度,尊重选民选择。无论哪个党当选或落选,上台下台,有条不紊。国家政局稳定,社会秩序井然。宪政依旧在保护着民主社会主义,保护着幸运的瑞典人。

    什么叫历史的远见?通过世纪大竞争,宪政与专政二者对社会的功与罪,已经昭然;当今世人应当作何选择,也已昭然!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回帖人:
    大麦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6 15:58:25   
    6
    瑞典经验就是这样:每个参选党都遵守宪政制度,尊重选民选择。无论哪个党当选或落选,上台下台,有条不紊。国家政局稳定,社会秩序井然。宪政依旧在保护着民主社会主义,保护着幸运的瑞典人。

    什么叫历史的远见?通过世纪大竞争,宪政与专政二者对社会的功与罪,已经昭然;当今世人应当作何选择,也已昭然!
    回帖人:
    大麦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6 15:59:20   
    7
    每个国民都有发表任何著作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任何当局的预先干涉,法院可以事后追诉。法院的事后追诉和处罚是有严格限制条件的,即只限于该出版物的内容同法律的明文规定相抵触。而且这种法律还必须是符合相关条件的良法。什么条件呢?即必须是“旨在维护公共秩序但不封锁一般信息”的法律。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7 15:57:50   
    8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998425

    公正地讲,若论近100年中国的近代史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度而言,老袁可以排在前三,孙蒋排前二,老袁排第三,老袁只做错一件事情,他不该做皇帝,毕生的英名全被糟蹋,也导致了后面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老袁是个非常出色的技术官僚,论品质操守(我是在领袖级的政客这个动物群体中比较),见识,后来者能超过他的还真寥寥可数。老袁的行政才能在当时恐怕无二,孙先生在这方面就相对差点,把孙先生排第一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孙先生是推翻帝制第一人,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有的人以武昌起义孙先生不在场为由,否定孙先生的历史功勋,但我们不能这么孤立的看待历史,在这种逻辑里,辛亥革命好像只是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那声枪响的时点上.事实上我们谈的辛亥革命是从革命力量的萌芽到壮大,到最后爆发的整个过程。国父当然是辛亥革命的首位推手,从兴中会的建立伊始,中国的政治变革形态便由传统型的打天下坐天下转向现代的普世价值诉求,是国父亲手点燃了这个火种,到后来同盟会的成立,这种现代型的变革力量越来越壮大,国父发动的无数次起义,撼动了满洲殖民专制政治的统治基础,其悲壮义举给沉睡的国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影响遍布全国,唤醒了国人的变革意识,直接影响到当时新军变革力量的转化。到最后已经成了燎原之势,此时的历史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一次偶然性的冲突事件就可能终结这个帝国的生命,谁在上面放最后一根稻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结局已经决定。所以那种以国父当时没有在场为由,否定国父的历史功勋的人,实在是体现了对历史认知的惊人愚蠢。

    第二,孙先生另外一大贡献就是他的现代宪政政治启蒙,孙先生的政治理想全部完整精确的体现在1947年的宪法里头,1947年宪法的高度就是孙先生的高度。

    我们再回到当年洪宪帝制的闹剧上来,说实话当年老袁废除临时约法,杀宋教仁,平息南方革命党的军事行动都算不上错。当然在KMT这边,发动2次革命,在道义上虽然没有什么不妥,但从政治策略来看,显然是不成熟的,以南北方军事力量悬殊,军事对抗,南方胜算太小,还不如保持力量,养精蓄锐。这次革命的后果就是导致KMT在南方的力量被连根拔除,老袁则拿到了最好的牌。

    当时的中国局势和宪政土壤,搞那部临时约法纯粹是扯淡,完全是宋教仁先生书斋里的政治实践。政治就是在既定现状条件下的选择,那部临时约法完全变成了议会独裁,当时的枪杆子老袁最强大,中国还处于传统社会,民智基本没开发,莫说社会的平民,那些握枪杆子的武夫有几个懂得军队国家化等现代政治理念,他们只知道服从效忠自己的老板,而不是国家。想用一纸宪法约束一个专制传统还非常深厚的前现代社会的武夫这根本就是梦呓。从技术的角度看社会的成功转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主导。他必须保证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不因为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陷入丛林状态中。所以辛亥之后最合理的历史逻辑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威权精英政府主导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2次革命在本质上是袁世凯的削藩之战,由于国父的失策,导致KMT在南方的势力几乎连根拔除。  

    2次革命之后,老袁迎来建政后的最好局势,此时的他,只要修改宪法,建立一个形式上的三权分立架构,大权独揽,如果觉得议员太吵,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操作,让自己的人进议会。这样,至少袁世凯的政府还能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假以时日,中央政府的权威就会慢慢树立起来,即使在日后袁世凯死后,由于法统道统都在,这样就能形成路径依赖,而不会导致军阀混战,最终慢慢过度到宪政政治。  

    老袁最蠢的问题就是做皇帝,一下子把自己的道统和法统搞没了,由于中央政府权威的失落,从此中国政治生态进入丛林状态,靠的是拳头说话。当然如果袁世凯能多活10年,通过纠错还是能避免后来的事情,谁知道老袁还来不及把政治拉入正常轨道就挂了。日后的军阀混战根本不是孙先生的罪过,而是政治生态逻辑的必然: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各地大小军头林立,大家都窥视中枢,导致政治纷争不断,最后只有靠枪杆子说话了。那些伪自由主义把后来的军阀混战怪罪到孙先生的头上,是对历史的无知。
          
    当年老袁的洪宪帝制闹剧,莫说南方,就是北洋系也不拥护,倘若北洋系拥戴这场闹剧的话,凭北洋系的实力,十个蔡锷也给灭了。这只能说明,虽然共和观念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入人心,但帝制确实已经走进了垃圾堆,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是新的法统,这个法统必须是披着现代性的外衣,哪怕你新瓶装旧酒也行,作为当权者,你的使命就是充当这个法统的守护神,塑造自己的统治权威和合法性。老袁这么好的机会不把握住,反而开历史倒车,最终为天下笑,项城君终究还是个传统士人,其眼界永远只能停留在传统里打转转。而且以传统道德来看,老袁叛变清室,已是乱臣,今日颠覆共和,更是贼子,此等三姓家奴,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毫无道德力量,其统治权威彻底破产,遭到传统力量和新潮流力量的一起抛弃,老袁焉能不败?
     
    替老袁计,当年削蕃之战后,就马上改组国会,以内乱的名义,将异议者从国会剔除,修改宪法,大幅缩小国会的权限,主要是修改立法机构对行政权的侵蚀这块,扩张行政权。比如议员的产生程序,设立考试院,归总统府管,考试院的人员由总统提名,主要由社会贤达,还有一些从地方军头砍下来养老的人组成,专门负责官员的考察及选拔,国会议员的50%,由考试院推荐,另外50%由地方政府推荐,如此就保证自己人在国会占多数,继承人机制,由总统提名2个,国会投票,得票多者通过。当然国会也不完全是橡皮图章,比如,国会的监察权就一定要保留,国会的立法权也必须要有,和总统共同分享,因为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全方位的,首先就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 。
        
    对地方政府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实行军政分离,逐步削藩,正好借KMT大败之机,现在南方推行,进而全国。司法上,大理院(司法院),也是由总统提名,在大理院的设计上,还是必须朝司法独立的方向走,建立一个虽然不民主、但有法治的精英政治。在地方治理这块,其实咱们有很好的优势,几千年以来,咱们的皇权只是到县一级,广大的乡村一直是乡绅自治的宗法社会,我们尊重这个制度,添加一些现代性的元素,比如乡镇行政长官的产生,可以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选举竞争产生,至于县一级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暂时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产生。省级行政长官的产生,则由中央的考试院提名,总统任命,地方的民意机构,可以由当地通过选举和其他方式结合产生.通过如此一番技术操作,即保证了总统对中枢的控制,又让象征法统的民意机关继续存在,这样保证了政权的合法性外衣。

    其实所谓民主,只是一个权力产生的程序而已,指向的是权力的合法性,代表的是主权在民,但在当时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也没有多少,中国的传统政治土壤之深厚更不用说,民众认同的是一个有权威的首领。所以,当时建立一个有自由,有法治,但无民主的威权精英政治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日后演变到宪政政治也是水到渠成,中央权威的树立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路径依赖,随着时间的沉淀,新的道统和法统自然会形成新的认同。辛亥之后帝制权威的道统被打破,袁世凯倘若具有现代政治眼光,根本不需要回归帝制,只要做好这个新国家的道统守护神,将临时约法改成总统制,解决上层的继承人问题,形成制度化,中间层面就是削藩,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宪政之路出来。
      
    可惜老袁终究视野所限,为了操弄权柄,居然会想回归帝制,太蠢了啊!坦白的说,2次革命的削藩之后,老袁手上的牌是最好的,奈何最后的愚蠢导致万劫不复之境地。老袁的洪宪帝制闹剧让北京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倘若没有这样的蠢行,即使老袁死后,按既定的程序产生新的总统,还是能维持一个也许弱势,但至少得到大家认同的中央政府。

    辛亥年之后中国初生的宪政格局其实就是建立在沙滩的上的建筑,宪政土壤极其贫瘠,没有根基,无论民众的对现代文明的认知,还是司法体系,或是经济体系都还处于农耕文明时代。宪政体制是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型到现代文明,这个转型涵括了司法,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主导,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很容易导致中国社会陷入丛林状态中。所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路径是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历史问题。

    当时虽然中国民众的意识还停留在农耕文明时代,但我们的优势在于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人文道德以及乡绅自治的宗法社会保证了社会基层的稳定。所以虽然辛亥年上层政治架构发生巨变,但社会整体并没有天翻地覆的激荡,整个社会的基层还是平稳的。变革最好的环境就是要保持社会基层架构的稳定,后面变革的难度越来越大,除了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外还有就是随着西学东渐,基层加入这个变革过程的力量越来越多,形成一个全民泛政治化的局面,而上层又不能提供一个合理稳定的制度安排,导致我们的宪政之路越来越艰难。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在社会变革方面一定不能太极端,走循序渐进之路,尊重传统形成的一些制度,加以现代改造即可。当时老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利用自己当时的威望把上层的传统型父爱政治架构转变为现代型的父爱政治架构,树立新国家的道统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中间层面就是削藩。

    说到这里,估计有很多民主斗士要骂我是威权政治的拥护者,但他们没有明白的是,无论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没有改变政治的实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改变的仅仅出自被统治者或被治理者的意志、委托和信任。官僚系统无论是在民主政治下还是专制政治下,都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和自利主义,公共管理的专业性,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都注定了这个系统的诸多问题,所以不要指望政治民主了就可以一劳永逸,这些都需要制度的精妙设计,即使制度设计精妙,还需要人去执行,更何况当时的中国面临诸多的转型难题,所以辛亥年后的政治格局理想状态是把这些专业性的东西委托给有道德力、智识力的领导者去管理,造就一种有德性的哲人王式的精英政治,威权政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要之恶。可惜袁世凯不成器,辜负了民众,辜负了历史,他被扔入历史的垃圾堆根本不值得同情。  

    人类的政治体制的权力继承实际上就三种类型,君主制,僭主制,民主制。君主制的权力继承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民主制源于自由选举,来源于民众同意。这两种政治体制统治者都是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权力的。而僭主制不同,是统治者没有合法程序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与君主制相同的是两者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同的是君主制的权力体制是一种经历了时间的修正和被习俗软化的制度,使人更易于归顺而得到民众认可,因而最大程度地抑制了野心家对权力的窥视。而僭主制的权力取得既没有历史的传统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可,所以他们其实是极度自卑而又极度暴戾的,他们需要残酷的杀戮来维持对反对力量的震慑,需要不断的造神运动和偶像塑造来维持民众对他们的顶礼膜拜。
        
    因为僭主们的权力既非世袭又非民选,他们的权力变更是非程序性的,是没有公信力的。这种尴尬地位导致僭主的权力是代际递减的,因为作为权力中心的统治者即无法说服民众对其权力的认可,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他也无法说服他的同志为什么是他成为老大而不是其它人。
    这里,我们再继续往下推演:

    1、老袁不称帝,专心搞威权精英政治;
    2、即使这样,威权政治基于权力的代际递减规律,延续到三代时,威权政治仍然要出现大麻烦,所以很多这样僭主政治基本是三代而亡;
    3、所以老袁的威权政治即使能搞下去,到他下面的第三代时也要面临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合法性的问题将重新拷问这个政府;

    当然这里可能还会有些例外,威权政治的延续时间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影响,比如:

    1、当时民智的开发程度,如果绝大部分民众继续处于蒙昧状态,那么老袁开创的僭主政治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2、僭主们内部的规则,也就是组织伦理是否比较完善,如果僭主们的组织伦理非常完善,虽然他们无法说服民众对其权力的认可,但在体制内部能达成一致,保证了内部人的认可,那么老袁开创的僭主体制也能持续更久;
    3、但不管技术性的统治技巧如何精妙,僭主政治终究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其最后归路却是已经注定了的;

    结局已经决定,过程却是多样。正是基于民国初年宪政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国的现实条件,孙先生后来提出了一条很明确的宪政之路,那就是军政,训政,宪政,政治家和书房里的空谈家不同,空谈家从来不会考虑事实判断,喜欢用价值判断来衡量一切,所以后来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指责国民政府的专制,他们不知道中国社会这个大系统的求解,根本没有最优方案可行,特定历史时期的必要之恶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只有稳妥的选择一种次优方案来达到帕累托效率的改进。我们再往后看北洋政府之后的国民政府,那么我们如何来审视这个政府呢?至少我认为:
        
    国民政府本质上是一个精英威权政府,期翼通过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主导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将中国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型到现代文明,这个转型涵括了司法,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正如我前面所说“从历史的实践和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的成功转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主导。他必须保证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不因为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陷入丛林状态中。”尤其是在20世纪极X权主义风行世界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宪政土壤又极其的贫瘠,仓促的建立宪政政府,最后的结局仍然避免不了魏玛民国的民X运。我们的选择不多,只能退而求其次,建立一个威权政府,保守民众的消极自由,在训政过程中培育宪政土壤,培育市民社会,进而过度到宪政政府。KMT的政治理想之一原本就是要建立宪政,与主流文明的普世价值是重合的.

    对孙先生的这条宪政之路,目前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大加批判,来了个华丽丽的转身,拜军阀政治的码头,他们认为军阀们的联省自治才是中国的宪政之路。这种狂悖的伪理性僭越历史情景,在草纸上画图,真让人汗颜!那么军阀们的联省自治真的是中国的宪政之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1、从地缘政治看,当时的中国外部环境非常糟糕,面临俄罗斯与日本两大恶邻的巨大威胁,历史呼唤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对外部的挑战。当时陈炯明提出的所谓联省自治只是一个大小专制体组成的松散邦联体,存在太多的变数,各地军阀都有自己的私家军队 ,军队国家化这条起码的宪政原则就无法做到。当然如果外部环境缓和,也许经过100年的历史演进,可能会初具宪政规模,但更可能的是这个大小专制体组成的松散邦联体在30年代被日本各个击破,中国再次亡国,或者在俄罗斯的渗透下,内乱不已,分裂成几个国家。是国父的及时调整战略思路,才有后来的北伐和国民政府,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强大的中央政府,整合国家资源,避免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可能的一次亡国危机。

    2、当时中国的经济及国家建设由于军阀割据而停滞不前。1928年前的民国,类似于霍布司的丛林状态,中央权威已经失落,形成地方割据局面,大小军阀互相厮杀,市场分割,币制不统一,各项法制建设或处于空洞或无法执行,商业活动之社会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且有限的社会资源大部分浪费在军事活动方面,国家建设严重滞后。而现代的市场化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来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促进交易效率,KMT的统一中国就是统一市场,统一币值,建立现代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的过程。

    历史不能假设,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呜呼,如此而已!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9-7 16:00:24编辑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7 16:02:49   
    9
    先顶再看........................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7 16:11:49   
    10
    社会主义与强调暴力夺权的马列主义看起来区别还不小。

    没有法制化的民主化将是空壳子,而宪政正是法制化在政治上的基石。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7 16:34:55   
    11
    好贴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7 16:59:33   
    12
    文章提交者:atm取款人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好贴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17 5:30:13   
    13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17 10:54:01   
    14
    学习。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9/9/17 11:20:30   
    15
    好贴!  

    近代中国在面临民族兴衰的紧要关头,邪恶势力在与正义势力交锋中总能占上风.

    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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