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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谁种植了“希特勒草莓”-学者赵刚专辑(共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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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卷轴 于 2010/1/22 21:18:3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学者赵刚专辑



【时光卷轴按语】把互联网上可见的、正式媒体发布过的学者赵刚的十四篇文章集中在一个帖子中,以便于学习。本专辑分四次才整理而成,因而主题的排序没有能够保持一致性。望各位看官见谅:-)

20世纪危害人类社会的几大主义都是以正义、良知、高尚、道德的神圣名义行使残忍与杀戮,面对这些沉重的人类共同的(我们也做过“卓越贡献”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果不进行深刻反省,“希特勒的草莓”还将遍地栽种、遍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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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谁种植了“希特勒草莓”
       ——当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独裁下的荒诞  (见本帖第6页第78、79楼)
       ——“四月三周两天”与“打字机执照”

3、戈培尔的收音机
       —— 当虚伪也变得虚伪时

4、穿制服的思想
       ——被谎言与怯懦所扭曲的良知

5、从“德国式问候”到纳粹帝国语言

6、“路西法效应”与“耶路撒冷的审判”                                                

7、毕竟书生学“猫步”

8、城南有个菜市口

9、“迷人”的法西斯 (见本帖第3页)
         ——被利益交换的权利

10、诗人与乞丐 (见本帖第3 页)

11、民主是块橡皮泥 (见本帖第4页第47、48楼)
        -—彼得戈夫宫的闹剧

12、人性·良知  (见本帖第4页50楼)

13、张冠李戴的“马克思”  (见本帖第4页第60楼)

14、马克思其实就在楼上  (见本帖第5页第63、64楼)

赵刚先生博客:
http://zhaogangcits.vip.bok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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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谁种植了“希特勒草莓”
    ——当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作者:赵刚  来源:《书屋》2008年第1期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都是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伍错综。

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它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从“坚决保证真正的爱情”,愿意与元首结为伉俪,到表示立誓要为领袖献身。一些年轻的姑娘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元首,听说您没有孩子,这令我难以平静”,“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位萨克森女人的愿望”。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都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获得“莱比锡国际电影节”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对于党旗的设计,希特勒自鸣得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任何党都应该有一面党旗,用它来象征庄严和伟大……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 一只巨大的雕塑的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的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充满激情的演讲更是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我想,任何一个德国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一定会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定会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万分,一定会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一定会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旦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感当中,一旦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当中,都会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业。

面对这一切,正像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摄影机不会撒谎,它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自制力丧失殆尽的情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建筑在纳粹主义的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7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尤其是我们这些曾经长期被灌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中国人会更加困惑: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这难道就是被马克思誉为由于“高卢雄鸡的高鸣”和“思想的闪电”射入,从而得到复活的德国?

笔者曾由衷地感叹过德国人民的素质。在季羡林《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老回忆,二战后期,当年他寄居的德国小城哥庭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特批准市民允许上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可砍伐。尽管,德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庭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将会怎样?会不会由于生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让市民遵守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木?

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请了一些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前来参加。许多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旁坐一边,静静地观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在场的美国军官的表演不以为然。这种情绪被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少校言道,你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错误.

美国将军颇为自负,作为战胜国的军人,他趾高气扬地就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施密特有些迟疑,未等离座,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他整了整军服,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演奏。流淌、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施密特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少校颇感惊讶,回答道:我从没读过音乐学院,我只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

在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中也曾提到,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我们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

可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为什么会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浩劫之中,成为了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

1938年11月9日,在德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水晶之夜”。这个极似具浪漫色彩的名词,却是与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从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间,德国各地的191座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超过7500间的犹太人的百货商场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数百幢的犹太人的居所被毁之一炬,数千名犹太人惨遭毒打、侮辱,大约3万名犹太富人遭到绑架,被勒索高达10亿马克的赎金。劫难之后,四处都是残垣破壁,破碎的玻璃在惨白的月光的照射下犹如哭泣的水晶闪闪发光。事后,为了补偿“众怒”,犹太居民还必须掏出100万帝国马克作为“赎罪金”。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受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660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同是自己同胞的犹太民族如此残酷?为什么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此屠杀之后,许多人反而还不肯住手?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思想改造”。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组织,叫做“智慧小组”,小组成员前后共有22,000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问卷共有2页,设计了132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

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结束,“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参与被调查的1341万德国人当中,有650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50万名教师,65%以上的公务员,80%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

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一个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1300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国家”。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廉洁”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够保持个人的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专制极权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

卢梭曾斥责过历史上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很“高贵”,高举着正义的标语,高呼着高尚的口号,但却干着卑鄙无耻的行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但人想做天使,却做出恶魔的行为。”由此,更值得我们反思:纳粹罪恶的形成以及众人参与的根源;更值得我们检讨:“永远将人类划分为敌人与朋友”是否正确;更值得我们质疑: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党派,其心可诛”是否理智;更值得我们诘问:“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3 15:15:0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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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1/22 21: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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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教授曾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著一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十年之间,东西方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对于这样深刻的历史反思,或许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笔者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动乱的见证者来看,答案反而显得十分清晰。这就是:当极权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觉悟到自己是否在犯罪与作孽!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说成“人民才是一切,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公民被灌输:“国家利益之上”,个人只是整个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一旦这个国家被某个政党,被某个独裁者变为杀人机器时,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被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作为达到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不客气地说,他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倍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罪恶”等等所具有的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 此时,对于他们来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

    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用一种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指德国青年)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言,德国人10岁开始加入少年队,14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立即又被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整个一生也都不再会有自由了。

    《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纳粹是如何通过教育将“法西斯精神”从小就灌输到每一个德国儿童的心中。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果,纳粹分子在教科书中向孩子们讲述: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而杂种、混种、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接着,他们又将这样的例证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出现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的现象。鲁道夫.巴努什尔回忆说,老师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为了煽动孩子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分子们还编了许多儿童读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绿色荒原上的狐狸》等来毒害污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古德伦.宝泽旺说,她至今也忘不了这些卑鄙的文章。《毒蘑菇》讲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共同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着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古德伦.宝泽旺回忆道,那时,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些什么?这个故事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33、165页)。

    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种子就潜移默化地种下,并慢慢地开始发芽、开花、结果。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了。任何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二战中的德国人是这样,那么,“文革”中的中国人呢?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1/22 21:24:22   
       第 3

    2、独裁下的荒诞
    ——“四月三周两天”与“打字机执照”

    作者:赵刚   来源:《书屋》2008年第6期



    【转帖者注】很抱歉:-)此处以前贴的不是全本。刚刚找到全本,请移至第6页第78、79楼阅读。
    http://club2.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6&replyid=2086137&id=3226828&skin=0&page=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3 14:13:32编辑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1/22 21:35:15   
       第 4

    3、戈培尔的收音机
        —— 当虚伪也变得虚伪时


    作者:赵刚   来源:《随笔》2008年第2期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歌德

                                    


    德国,柏林。1930年1月14日。
    一声凄厉的枪声,从弗里德里希海恩区的一幢破旧的公寓中传出,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刺耳。

    这个街区被当时的上流社会称之为“柏林最肮脏的地区”,是穷苦的工人、失业的流浪汉、落魄的酒鬼、蛮横的流氓、凄惨的妓女这些社会底层的栖息地。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酗酒、辱骂、吵架、争斗、凶杀习以为常。因此,对于枪声,周围的邻居似乎司空见惯,甚至没有人推开窗户张望一下。

    在混乱的30年代,整个柏林几乎成了血腥的战场。为了能使“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获取国会议员中的多数席位,戈培尔为希特勒出谋划策,“谁能征服街道,谁就能征服群众,谁能征服群众,谁就能征服国家”。于是,由失业者、退伍军人、城市流浪汉、甚至是一些无赖、流氓组成的纳粹冲锋队,便在街道上寻衅滋事,打砸、毁坏犹太人的商店、咖啡厅、百货商场,与街区中的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阵线”辩论、吵骂、打架,甚至相互进行谋杀。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柏林,“整个城市染上了流行性的恐怖症。大家都在私下谈论午夜抓人的事,谈论冲锋队在兵营里拷打被捕者,胁迫人们向列宁的相片吐唾沫,吞蓖麻油或是吃过期食物。”“仅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就有99人被杀,1125人在街道争斗中受伤”(美国.罗伯特.埃德温.赫泽斯坦《纳粹德国的兴亡》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46页)。

    这次遭受枪击的伤者,是一个年仅23岁的纳粹冲锋队队员,名叫赫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他脸上中了致命的一枪,殷红的鲜血,顺着年轻、略显稚气的脸颊,汩汩地流淌在肮脏的地板上。

    到底为什么赫斯特中了这一枪,各种传闻,扑朔迷离。

    有人说,赫斯特欠下了女房东的房租,赖账不还。这天晚上,恰巧被这位房东寡妇堵在家中。赫斯特恼羞成怒,不仅不还债,而且依仗自己是冲锋队,还声色俱厉地威胁房东。结果,叫这位寡妇一枪击中了面部。

    另有人说,是共产党策划了这起枪击案。因为赫斯特是弗里德里希海恩区纳粹冲锋队第五突击队的头目,而这个区是共产党“红色阵线”的地盘。赫到此后,凭借狂热的法西斯精神,以及精明、果敢,组织冲锋队频频对该地区的共产党支部进行偷袭,使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势力元气大伤。对此,“红色阵线”对赫斯特恨之入骨,曾在德国共产党报纸《共产主义红旗》发表文章,宣称要“打击一切法西斯主义者”。

    其实,真实情况,既不是寡妇开枪,也不是共产党行刺,而是嫖客动手。原来,赫斯特到公寓中是去嫖妓,对这位风尘女子,他确实动了真感情,表示要“爱你一万年”。不料,这位烟花女子水性杨花,另有所爱。结果,赫斯特在与其他嫖客的争斗中,中弹受伤。(英国 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 第94页)赫斯特被抬到医院,在病床上挣扎了一个多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赫斯特.威塞尔出生于德国西部的比勒费尔德,其父是一个牧师。当时魏玛共和国政局动荡,许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各种政治团体。作为一名求学的知识青年赫斯特也不例外,他曾经先后加入了多个政治社团,最后成为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一员。赫斯特加入冲锋队之后,不得不暂时中止他所钟爱的法律学习,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也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像赫斯特这样的冲锋队员死于政治斗争者何止成百上千,但这个年轻人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默默无闻,与其说是命运之神,倒不如说是戈培尔,让他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德国历史上。

    为了能使希特勒在大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特别是能够争取到德国中下层人民的支持,纳粹党急需塑造一个英雄,一方面鼓舞冲锋队的士气,继续打击民主进步势力;一方面可以造成声势,扩大纳粹影响,进而借机壮大冲锋队的力量。恰逢其时,出现了赫斯特.威塞尔的枪杀事件。戈培尔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赫斯特的利用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出身(中产阶级,背景良好)、年龄(23岁,对青年具有感召力)、相貌(英俊的美男子,容易获得同情心和好感),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狂热,特别是他的诗歌影响。

    赫斯特死前曾写过一首《旗帜高扬》的短诗,几个月前寄给戈培尔。戈培尔开始并未在意,此刻,他却灵感大发,急中生智,忙命人将赫斯特的短诗改编成了一首歌曲。

    在诗中,赫斯特写到:
    “旗帜高扬!团结一心!
    步伐整齐,平稳坚定,
    冲锋队在前进!
    红色阵线和反对派枪杀了我们的战友,
    他们的灵魂仍和我们一同前进!
    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
    为冲锋队让出街道,
    千百万人充满希望注视着卐字旗
    拥有自由和面包的日子即将到来。
    军号最后一次吹响,
    我们已经准备好战斗,
    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飘扬,
    被奴役的日子已到尽头。
    高举旗帜!团结一心!
    步伐整齐,平稳坚定,
    冲锋队在前进!”

    这就是后来风靡整个纳粹德国的“赫斯特.威塞尔之歌”,也叫《旗帜高扬》。这首歌在1931年被列为纳粹党的党歌,是纳粹德国重大场合必唱的歌曲,堪与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并列。

    尽管这首在文学意义上不值一提的歌曲被吹捧成纳粹至高无上的党歌,但当时仍有不少人发出疑问:为什么“军号是最后一次吹响”?是不是“不加入纳粹的队伍就太晚了”?“国家社会主义肯定能带来自由与面包”吗?对于今天的读者,看到这样口号式的诗句,不但会觉得好笑,而且肯定会觉得诗句与现实自相矛盾。纳粹的法西斯主义,明明是要奴役人民,剥夺公民自由,怎么可能会是“被奴役的日子已到尽头”?法西斯推行的是“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怎么能保障德国人民的面包与性命?

    为此,德国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在他的戏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中,用同样手法无情地嘲讽了这首纳粹党党歌。

    “屠夫发出召唤,
    牛儿齐步前进。
    紧闭双眼,平稳坚定,
    那曾血洒屠场的牛们,
    灵魂伴随它一起前进。”

    甭管什么质疑,也甭管什么嘲讽,在戈培尔眼中,这些统统是扯淡!戈培尔打心眼儿里根本就不在乎那一套,不屑一顾。他认为宣传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众”,所以,诗的功能不在于吸引人,而在于胁迫人。“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艺术。因此,“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能在工人队伍内部引起反响,戈培尔认为最好能把“学生赫斯特”说成是“工人赫斯特”。戈培尔手下的喽罗犯难了,总不能瞪着眼瞎说吧。再说了,即使是瞎编,也总得叫人相信。于是,这个烫手的山芋,又转回到戈培尔手中。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戈培尔不愧为博士,他琢磨,要把假话说得跟真事似的,就不能凭空造假,这样干,容易露出破绽,造假也要有点技术含量,必须是假中有真,真里藏假,真真假假,叫人摸不着虚实。于是,他大笔一挥,在赫斯特的悼词中妙笔生花,将赫斯特说成“是有着知识分子头脑的工人”。这样一来,谁也挑不出毛病。既不否认他是知识分子,又点明了他是工人。左右逢源,虚实难辨,戈培尔果然是谎言大师,骗中高手。

    接着,戈培尔又将赫斯特捧为“有着民族主义的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如此一来,赫斯特就有了工人运动英雄的名号。由于赫斯特.威塞尔是在工人居住区被杀,戈培尔便以此大做文章,将赫斯特说成是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遭受暗杀,以身殉职。

    从造假开始,到说谎结束,环环相扣,云山雾罩,指鹿为马,以假乱真。戈培尔将一个嫖客改头换面,包装成一个纳粹党的烈士,把一场争风吃醋的流氓斗殴,演变成一场严肃的政治谋杀,把污水一股脑儿泼向了德国共产党,谎言编排得滴水不漏。

    折腾完死人,紧接着折腾活人。戈培尔不仅要“用死人骗活人”,而且还要用“死人压活人”。为了使赫斯特的葬礼隆重而有影响,戈培尔为安葬仪式作了精心的安排,在柏林的纳粹党党员要全体参加,党首要举行公开演讲,同时,还在葬礼中安排了三万名冲锋队员,身穿褐色制服,高举卐党旗,列队穿过柏林主要街道进行葬礼游行,最好还要诱使反对派,特别是共产党出来搞对抗性示威,产生爆炸性的新闻效果,让媒体有炒作的题材。
    葬礼当天,纳粹党的主要党魁,戈林、戈培尔、冲锋队头领普费弗、以及奥古斯特.威廉.冯.普罗森王子等社会名流都参加了葬礼。在墓地,戈培尔满怀激情宣读了对这位英雄的悼词,在仪式的高潮部分,一群由冲锋队员组成的合唱队第一次演唱了《旗帜高扬》,气氛渲染得十分强烈。而且,如戈培尔所愿,在葬礼游行队伍经过共产党控制的街区时,确实引发了暴力冲突。

    对此,布莱希特不无讽刺地说:“把一个鸨儿当作纳粹英雄正合适”。“赫斯特.威塞尔是戈培尔精心制造的一个纳粹神话。”

    尽管赫斯特是一个虚假的神话,但在戈培尔的导演下,却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就在赫斯特葬礼过后的5个月,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由12个一跃增至107个。在第二天出版的《种族观察家》报,记者用《旗帜高扬》中的“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这句歌词,作为希特勒大选获胜的通栏标题。

    戈培尔私下曾说,他看中赫斯特,其实就是想利用他诗中“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飘扬”这句话来做文章,仅此而已。赫斯特.威塞尔嫖妓身亡,没有白死。他成为了党的烈士,纳粹的英雄,冲锋队的楷模。希特勒当政后,对赫斯特的宣传更是铺天盖地。赫斯特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光辉形象,不仅频频出现在宣传画,书籍,电影中,而且官方为其建立了纪念碑和雕像,许多城市的街道、广场,甚至军队的番号都以其名字命名。每年在他的忌日,纳粹党领导人都要到柏林的赫斯特.威塞尔墓祭奠,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赫斯特生前领导的第五突击队活动所在的弗里德里希海恩区被改名为赫斯特.威塞尔城。1937年,纳粹政府接管了德国共产党总部 ,将“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更名为“赫斯特.威塞尔之家”,变成了柏林——布兰登堡冲锋队的据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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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在极权专制统治下,不仅舆论宣传是虚伪的,甚至连虚伪本身也都是虚伪的。这是因为,宣传者本身都明白这种舆论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口是心非的蛊惑。尽管如此,宣传者仍要在人民面前强装成气壮如牛,真理在手的样子,并且指望别人能够信以为真。如若明明知道自己的假面具已经被戳穿,还在那里一本正经地作假,虚伪也就失去了虚伪的意义。好比流氓在淑女面前为了博得好感,就要装扮成正人君子,变成伪君子。这时候,虚伪才有意义。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已经识破了自己的流氓嘴脸,还要装成君子,且不是成了哗众取宠的小丑?因此,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一方面统治者并不刻意掩饰自己为非作歹,践踏民主,剥夺自由,用人民的福祉去祭祀法西斯主义的恶行,对于民众的不满和怨愤也心知肚明,故意装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清楚统治者的口是心非,明白在崇高的字眼儿下面,这伙流氓正在剥夺自己的自由与民主的权利,侵害自己的利益,但出于对当权者的恐惧,故意装聋作哑,假装顺从与拥护。权势者与无权者彼此之间的虚伪被扭曲成为一场光怪陆离的闹剧,统治者在台上兴高采烈地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装疯卖傻地表演,人民大众则在台下故作虔诚地注目观看,装模作样地叫好、鼓掌。

    诚如哈维尔所言:“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在极权统治下,统治者对于说真话的惩罚不只仅限于公开言论,甚至侵入到被统治者的灵魂深处,妄图清除人们说真话的残存本能。在法西斯统治的年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仅说真话,吐露实情是犯上作乱,甚至对现实稍加思考与怀疑,都成为了大逆不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谁,都要带着面具生活。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稳定,只是人们出于对暴力的恐惧。他们不断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继续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国家中根本无法呼吸到自由和民主的空气,几乎每一个被统治者都面临着生存的压力,都有可能失去眼前的一切,都会产生丧失名誉、财产、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惶恐不安。于是,虚伪成为了人们交往的方式,而当虚伪也变得虚伪时,不但表明权势者和无权者都在心照不宣的相互欺骗,也表明这个社会已经变得无可救药。

    为了维护纳粹的权威,戈培尔要求人民绝对信任政府,禁止建立与纳粹当局作对的党派。他借用黑格尔的理论声称,政府权力的其他环节从来都是为国家着想,并献身于普遍目的,绝不可以怀疑政府的善良目的。那种认为“政府好像是受邪恶的或不大善良的意志所支配的这一假设是出于贱民的见解。”(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出版社第230页)这就是说,纳粹党永远是伟大的、正确的,纳粹政府所做的一切是不准怀疑的。凡是对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产生疑问,都是“贱民的见解。”

    1935年7 月28日在《法兰克福日报》上以“血液与土壤”为题,发表了一篇奇文。文章称:“只有德国土壤(块状土壤)的出产物才能制造德意志人的血液。那种决定德意志人种型的微妙颤动,只有通过这种出产物才能传送到血液中,再从血液传送到身体和灵魂中去。德意志人种之所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种型,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一处有德国土壤。别了,柠檬,我们不需要你!我们德国的大黄叶梗将充分而完全地代替你。……我们几乎不花钱就能得到它,……它味道辛辣,可以用来给色拉和青菜调味;略加点糖便可以成为可口的点心……让我们用大黄叶梗来补偿我们犯下的使用外国柠檬的罪孽吧!”(刘国柱:《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第73页)

    到底为什么纳粹当局要和柠檬过意不去?到底为什么法西斯要德国民众用大黄叶梗来代替柠檬?

    由于饮食传统,德国人养成了喝柠檬茶的习惯。这是因为德国人偏爱肉食,尤其喜欢吃香肠,他们制作的香肠风行世界,多达1500多个品种以上。像著名的“黑森林火腿”,味道奇香无比,在厨师手中,可以切得薄如蝉翼。德国的国宴大餐就是在酸卷心菜上铺满了各式香肠。在德国人家中聚餐,除了用香肠款待客,有时主人还会用整只的猪后腿宴请来宾。面对那烧得烂熟,香味扑鼻的肥臀,德国人兴高采烈,大快朵颐,那风卷残云般的气势,令人瞠目结舌。因此,饭后喝杯柠檬茶消食解腻,养胃健身,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德国不产柠檬,每年都需要花费外汇,从外国进口大量的柠檬。1935年,纳粹德国由于大量进口战略物资而引起了外汇危机。为了继续“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纳粹当局便停止用外汇购买柠檬。

    当纳粹政府为了军备而停止进口柠檬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为了平息群众的怨气,戈培尔便拉出一些科学家诡论巧辩,声称:进口柠檬不是我们德国土生土长的,它并不适合德国人的口味和肠胃,甚至还荒谬地将柠檬与种族理论联系起来,胡说什么食用外国柠檬是“一种罪孽”,因为它影响了“德意志民族的血液和灵魂”。
    只要不是智障,或是有心理疾病,任何正常人都分得清柠檬的清香与大黄叶梗的苦涩。可纳粹当局就是要妄造虚言,指鹿为马,把苦涩的药材,说成比清香的果品还要好吃,还更有滋味,宣传近乎于无耻;而暴政下的民众虽然心知肚明,却仍旧要装作虔诚相信,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号召,虚伪出于无奈。在这样的社会里,还能有做人的尊严,还会有真正的人性吗?

    为了进一步钳制德国人民的思想,戈培尔加紧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1933年11月,根据希特勒的意图,戈培尔成立了“帝国文化院”(Reichskulturkammer,简写为RKK)和“帝国文学院”(Reichsschrifttumskammer,简写为RSK)。无论是“文化院”,还是“文学院”都必须直接听命于希特勒,其目的是让所有一切文化活动,以及文学与艺术创作,统统为纳粹的“党文化”服务。如同戈培尔所强调的,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纳粹党的工具和喉舌,它唯一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毫不讳言纳粹宣传要使用暴力,宣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

    在RKK下辖的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7 个协会中,各协会的会长统统由纳粹政府的高级官员或亲纳粹的文化人担任。据“帝国文化院”的章程,“RKK”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德意志文化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以保证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思想。章程还规定,只有具备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国家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RKK所属的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包括“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播、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工作。(英国 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 第81页)

    这就意味着德国境内的每一个文化人,无论是作家、记者、播音员,还是演员、导演、画家,雕塑家,总之凡是与文化、文学、以及艺术沾边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投靠,或是被迫加入纳粹的文化组织,成为体制内的一员,他(她)就根本无法进行上述文化活动,无法进行文学或是艺术创作。

    戈培尔这一招十分阴毒,通过将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控制在纳粹手中,达到网罗和制服知识分子的目的。诚如希莱尔•贝洛克所言:“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皮之不存毛焉能附”,丧失了自主的生存条件,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也就不会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独立的话语权。法西斯的政治和文化体制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方面吸纳人才,同时又再毁灭人才。通过国家的暴力机器进行文化垄断,戈培尔使文化人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知识分子成为国家机器的附庸,必然会扭曲自己的人性,异化自己的本质,蜕变为纳粹的应声虫,成为第三帝国御用的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

    第三帝国境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品格如同深秋肃杀中的树木,经过一夜严寒,纷纷凋零。绝大多数的学者、教授随波逐流,折节屈从。1933年大选中,由海德格尔和艺术史专家平德尔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支持纳粹党声明上签字,同年11月,又有700多名大学教授在“德国大学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声明书”上签字。(刘国柱:《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 78页)

    在纳粹的高压下,面对生存、批判、监禁、流放、枪毙、谋杀……德国知识分子接受着哈姆雷特式的拷问:生存或毁灭, 这是个必答之问题。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的制约。如果想反抗和摆脱这一切,而只能以人格受到误解与中伤,生命遭受迫害与摧残作为代价,人们或许会产生困惑,这样做值得吗?多数人对此望而却步,默默地低下了头,承受着谎言与愚昧的羞辱,承受着灵魂的自我煎熬与挣扎。

    作为普通人而言,求得生存是其本能,如何生存则受观念的支配。由于人的意识有限,因此权势很容易利用意识形态对人操纵。这从反面证明了思想的重要,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正通过外在的暴力控制和内心自我恐惧,成为官方的、主流信念的时候;当人们将自己并不尊重的理念作为信仰的遮羞布与挡箭牌,用以掩饰自身的恐惧和维护眼前利益,并为屈从权势寻找借口的时候;当人们随着自身阅历的增长,看穿极权统治的谎言不断露出破绽,而采取逃避抗争,消极处事,继续努力迫使自己去适应这个谎言世界的时候,犬儒主义便会乘虚而入,深入人心,大行其道,比虚伪还要虚伪的社会现象就会泛滥成灾。

    1941年,65%的德国人家庭中拥有了收音机 —— 不能收听境外电台。因为自1939年起,收听境外电台,就是偷听敌台广播,就是犯法。老百姓都明白,戈培尔企图用收音机干什么。他们已经开始厌恶,把这个无线电接收器叫做“戈培尔的嘴巴子”。但,此时的德国人民,充其量也只剩下对这个“嘴巴子”开与关的权力,已经无法阻止戈培尔运用国家暴力不断扼杀思想与言论自由了。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说: “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这意味深长的告诫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地深思。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1/22 21:42:03   
    6

    4、穿制服的思想
    ━━被谎言与怯懦所扭曲的良知

                                                                                            
    作者:赵刚   来源:《随笔》2008年第6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将对德国纳粹发起最后的,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年2月,西方盟军已经全线进抵莱茵河地区,并开始肃清莱茵河西岸从荷兰到瑞士边界的德军,准备强渡莱茵河,向德国的腹地进军。3月,苏军完成了进攻柏林的战役准备,推进到距离柏林只有60公里的奥得河与尼斯河一线,仅在200多公里的战线上,就部署了250万人,6,259辆坦克,配备了7,500架飞机、41,600门火炮和迫击炮。此时的希特的军队,已经无法得到兵力和装备的补充,处于强弩之末,士气低落,无力招架。

    早在1944年,当希特勒看到西方盟军打进德国本土已处于迫在眉睫之时, 便在9月25日下令,正式组建国民军。由盖世太保的头子希姆莱任总指挥,强令每个从16岁到60岁的德国男人都要应征并接受军事训练,并极其蛮横地将所有反对使用儿童作为炮灰的异议加以否决。不久,希特勒又丧心病狂地开始实施“狼人”计划。

    所谓“狼人”计划,借用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倍尔发布的“狼人公告”的话来说,就是鼓动全体德国人民组成游击队,拿起武器,全民皆兵。“让任何一个在德国领土上的英国人、美国人、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成为德国'狼人’的'野生猎物’。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将这些人置于死地。”

    由于德国兵员缺乏,在“狼人”计划的实施中,训练青少年成为间谍和破坏份子,让他们携带砒霜和炸药前往盟军战线的背后进行活动,就成为主要内容。这些受到“狼文化”教育的“狼人”年龄实在太小,在美军的战史资料中,有报告说,美军在德国亚琛地区,曾抓到的武装份子最小的只有9岁。而在另一些地区,乒乒乓乓开炮的德国炮手们也只有12岁或更小,其中还有小姑娘参加,她们跟在那些小男孩身边用迫击炮打盟军坦克!

    在德国历史学家,德国电视二台负责人古多.克诺普博士所写的《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本书中,就曾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1945年 2月21日,弗兰茨和赫伯特这两个男孩,作为“狼人”被空投到艾弗尔山的敌军后方。党卫军给这两名孩子的任务是,利用手中的无线电发报机,将侦察到的美军和英军的装备、布防等军事情报发给德军指挥部。由于党卫军将这两名男孩空投的地方距离目标太远,结果没等他们开展活动,就被美军巡逻兵捕获。最初,将他们关进亚琛附近的战俘营。经过审讯,美军第九军军事法庭判处他们因间谍罪处以死刑,枪毙。他们的辩护人,一位美国军官,向法庭递交了赦免申请书,说明他们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几个星期后,他们被带到布伦瑞克,被告知,拒绝赦免申请,第二天10点执行枪决。

    在写给父母的遗书中,弗兰茨写道:“我这样做是深切地希望为我亲爱的德意志祖国和我的人民服务”。或许,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清楚,他们为之献身的第三帝国已经离最终的覆灭只剩下最后的34天,还不知道,他们所崇拜的帝国元首希特勒早已在一个月前就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逃避了最终的审判。1945年6月1日清晨,就在全世界少年儿童欢庆自己节日的日子里,德国布伦瑞克的采砂厂中,两名德国少年被紧紧地绑在了柱子上。随着凄厉的枪声,他们默默地死去了,鲜血顺着他们还未成年的躯体,慢慢地浸透了脚下这块祖国的土地。不会有人再为他们祈祷,也不会有人再把他们歌颂为英雄,因为,他们为之献身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即将改写。此时,弗兰茨只有16岁零5个月,他的朋友赫伯特也仅仅才17岁。

    像这样悲惨的事件,绝非只发生在弗兰茨和赫伯特身上,在纳粹德国时期,何止成千上万。号称党卫军“精锐之师”的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师”,全部是由17岁左右的青年人而组建起来的。师长少将弗里特兹.维特(Fritz Witt)只有34岁,在1933年前他也曾经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希特勒青年师”是党卫军仅有的三个备用于西线防御的装甲师之一。在诺曼底战役中,“希特勒青年团员”那种骇人听闻的狂热和不计后果的勇猛,让英国和加拿大士兵大吃一惊。“这些勇敢的,残忍的,傲慢的'小希特勒’们,在战场上岁数太小以至于完全藐视危险”,“他们像潮水般扑向(敌人)坦克,如果他们被包围或被优势兵力压倒,他们就一直战斗到无人幸存。年轻的孩子们,连第一次刮胡子的岁数还没到,被老得有些都可以做他们爸爸的盟军士兵射倒”。
      
    40多天的战斗中,“希特勒青年师”伤亡超过60%,其中20%丧命,其他的受伤或是失踪。师长维特阵亡,他的指挥部被英国军舰的炮火直接击中。年仅33岁,绰号“装甲Meyer”的科特.梅亚(Kurt Meyer)继任师长,他成为了整个德军中最年轻的师长。直至1945年5月8日,只剩455人和一辆坦克的第12党卫军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师”向美第七军投降。从组建到毁灭,“希特勒青年师”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有9,000多人阵亡、失踪、受伤、或是被俘。

    就像古多.克诺普教授所说:“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是政权不可缺少的支持,假如没有希特勒青年团坚持不懈的全方位的投入,德国经济和社会早就崩溃了。青年们通过他们的投入对战争延长起了决定性作用。900万廉价劳动大军填补了在前线服役男子留下的空缺。”“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当中,三分之一还多的人惨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或者死在国内的战场上。”

    为什么这些充满朝气、善良的少男少女们,成为希特勒狂热的追随者?为什么这些人临死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是为“一个出卖了自己,欺骗了自己的政府”而送命?他们是甘心情愿,还是听天由命?他们是抱有爱国主义理想和献身捐躯的责任感,还是一名狂热的纳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分子?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

    希特勒的时代,不仅是一个独裁与暴力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谎言与诱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下生活的人民,不仅要接受威胁和恐惧的煎熬,而且还要接受由于自欺和怯懦而受到的内心良知的拷问。



        这是一个喜欢穿制服的年代,无论大人和儿童都喜欢制服。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欧洲史教授罗伯特.埃德温.赫泽斯坦说:纳粹“德国是一个制服国家。”当时,德国六分之一的人口,大约有1,250万人都被要求穿制服,他们当中有党卫军、国防军、冲锋队、宪兵、邮差、教师、国家公务员……其中也不乏是以穿纳粹制服为荣的普通老百姓(《纳粹德国的兴亡》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对孩子们来说,“制服是一种礼服”,克里斯蒂安.科恩贝格说道。“褐色的裤子,褐色的衬衣,黑色的三角巾,上边系着一个褐色的皮扣,皮肩带。有皮带扣子的武装带上,有一个表示'胜利’的鲁内文(日耳曼最古老的文字)字母。脚上还穿着白色的中筒袜,褐色的皮鞋。”克劳斯.毛尔斯哈根说,“头上还有一顶船型帽,我们把它歪戴在头上,样子十分调皮,我们非常骄傲。姑娘们十分羡慕我们。谁要是被批准穿上这套少年队的制服,谁就感到被接纳到了穿制服的人民团体中——为伟大的事业时刻准备着!”。(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 21页)
    对于成年人来说,无论是冲锋队的褐色制服,还是党卫军的黑色制服,对人的视觉都有一种美感的冲击力。美学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部分,平心而论,希特勒本人的审美能力还是不错的。赵鑫珊在《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中曾这样评价希特勒,“在骨子里,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目(如戈林)对充满纳粹意识的绘画作品并不感兴趣。希特勒打心眼里崇拜的还是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巨人以及伦勃朗、鲁本斯、戈雅、康斯太布尔、庚斯博罗、透纳、大卫、德拉克洛瓦和法国巴比松画派的作品,当然还有19世纪德国和奥地利的绘画。” 因此,当年希特勒让设计师为党卫军、冲锋队设计军服时,曾下过特别命令:德国士兵穿戴的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最威风的。结果正如帝国元首所望,法西斯的制服的确做到了英武、帅气、挺拔,甚至连后来成为盖世太保首领的希姆莱也为其所吸引,年轻时的他,在对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都不知所以的情况下,为了这身制服参加了纳粹。况且,在越来越强调组织、机构、思想、行为“一体化”的纳粹社会中,能够穿上这样的制服,不仅表明自己已经被当局和社会所接纳,成为纳粹体制内的一员,而且也足以唤起人的自我价值感和满足人的虚荣心。

    穿上了制服,便意味着加入了组织。为了扩大纳粹主义的影响,希特勒拼命扩大法西斯组织。上台仅两年,希特勒就将400万名青年纳入“希特勒青年团”,这几乎占了10岁至18岁青少年的一半。然而,对于野心勃勃的帝国青年团组织领导人席拉赫来说,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他的目标是要将全体德国青年都为纳粹服务。1936年新年伊始,席拉赫宣布,这一年将是“德国少年队年”,年满10周岁的德国儿童,都必须“自愿”地加入少年队。按照每个乡镇的户籍名册,纳粹当局为1926年出生的孩子家长发去了书面通知,要求父母为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少年队。这一年4月19日,席拉赫通过电台兴奋地宣布,90%的儿童遵从了他的命令,“自愿加入少年队”,“整个年轻的德国今天是一个由忠诚的誓言链接在一起的骑士团。”当天,在马林堡的普鲁士骑士团的要塞大厅中,席拉赫主持了数百名儿童的入队仪式,孩子们在火把的照耀下,高唱《我们誓死忠于希特勒》。

    第二天,作为向希特勒生日的祝贺,全国新入队的少年队员,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宣誓活动,孩子们郑重地举起了右手,用天真稚嫩的嗓音高呼“我宣誓,在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下,恪守我的职责,热爱并忠于元首和我们的旗帜。”这一天午夜,数千名青年,聚集在第三帝国各个地方,举行了加入党卫军的神圣的宣誓仪式。在用古代北欧符号装饰的火炬映照下,身着党卫军制服的青年,举手宣誓:“我向上帝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帝国及其人民的领袖,三军的统帅希特勒。身为一名勇敢的战士,我将随时牺牲我的生命,已达成此誓言。”

    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都要举行这样全国性的活动。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少年,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纳粹党,将自己的一切送上了法西斯的祭坛。直到1945年4月20日,德国的青少年还在为效忠帝国元首宣誓,而这时候,离这个独裁者在柏林废墟下的地堡中自杀仅仅还有10天。

    作为在1946年纽伦堡法庭审判的重要战犯,席拉赫供认说:“我以信仰希特勒并忠于他的思想教育这一代人。……几百万名青年人跟我在一起相信了这一点,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看见了自己的理想,许多人为它而阵亡。是我教育这些青年拥戴一个杀人犯。”其实,作为个人而言,席拉赫自己何尝不是一个纳粹的牺牲品。他的母亲是一个来自费城的富有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魏玛宫廷剧院的总经理。席拉赫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无忧无虑的自由的教育环境中。他喜欢艺术,爱好音乐,曾经梦想成为一名音乐家。

    17岁那年,当他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讲演时,就被“那声音低沉而沙哑,共鸣如同大提琴。音调显得特别奇特,迫使人不得不听下去”的鼓动所吸引。在《纳粹德国的兴亡》这本书中,罗伯特教授统计,希特勒的一生中,共向3,500万人面对面地做过讲演,至于通过广播听过他演讲的人,更是无计其数。席拉赫与其他追随者一样,就是在听了希特勒演讲之后,成为了他的信徒。于是,在希特勒的欺骗和煽动下,他开始仇恨《凡尔赛和约》,仇恨无能的魏玛共和国,仇恨造成德国战败的“犹太人”,仇恨把这个国家搞得混乱不堪,受人凌辱的“布尔什维克”。他觉得只有眼前这个人“才能拯救德意志民族”。他下决心追随希特勒,真心实意地崇拜他,24岁便成为了“国社党全国青年主席”,负责整个德国青年运动。

    席拉赫狂热地工作着,他提出“除家庭与学校外,希特勒青年团应从德智体三方面教育德国青年为人民服务并成为人民大众一员。”由此,这个青年纳粹组织成为了除家庭与学校以外的第三个国家认可的“教育载体”,成为了向正在成长的一代灌输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工具。

    他通过组织少年队讲故事、做集体游戏、歌咏比赛;组织女孩子们进行“信仰与美丽”的团体操和健美表演;组织男孩子们野营军训,越野赛跑,十项全能运动;组织全体希特勒青年团员,身穿制服拿着募捐箱,为需要“帮助与救助失业者及退休老人”进行募捐和收集衣服与旧物等项活动,把青少年劫持到法西斯这部罪恶的战车上,并死死地抓住他们。而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每一个青年“成为纳粹主义的信徒”。锻炼身体,是因为日耳曼民族“只有成为最强者才能够生存,才能统治其他劣等民族”;参加军训,是因为“需要德国青年掌握枪杆子就如同掌握笔杆子一样熟练,在未来的战争中打败一切敌人”;参加集体活动,是因为要教育青年“你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而代表人民的只有帝国元首。

    法西斯用各种美好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把一个充满邪恶和仇恨的纳粹主义包装起来,然后利用青年人的质朴和单纯,易于激动,以及为了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意识形态,准备时刻献身的愿望,诱骗了他们,把他们培养成一个虔诚的“元首崇拜者”和“希特勒精神的追随者”,把他们变成了政治纵火犯的“忠实的信徒”。用席拉赫自己的话说,就是叫青少年把自己作为祭祀的贡品,“作为希特勒的生日礼物,奉献给元首。”

    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本书中,曾参加过冲锋队的维尔纳.哈尼茨施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制服只是属于同一整体的外在标志。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是发过誓的集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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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对于希特勒来说,在他的统治下,不仅所有人要穿上制服,而且思想也必须要穿上制服。任何理论乃至现实都必须服从一种标准,这就是,是否有利于纳粹的统治。无论是报纸、电台、广播、杂志…..所有传媒,也无论是学校、文艺、电影、戏剧、歌曲、舞蹈、小说、诗歌、美术……所有机构,都必须与纳粹党的宣传方针保持高度一致,无论事实真伪、道理是非,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强化人民对当局的忠诚,以及对当局所做出决定的正确性百分之百的认同。任何带来疑窦或犹豫的信息、观点、言论将一概不予传播。

    在一个极权专制主义国家里,一切宣传都必须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的宣传工具都要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民众,并造成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就像纳粹宣传车的标语所宣扬的:“只要元首下命令,我们就执行!我们全都只说'是’!”而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宣传不但要体现在量的方面,更要体现在质的方面。因此,如何使舆论控制和宣传精致化,就成为纳粹主义宣传实施的重点。在这方面赵鑫珊的《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中,有过精彩的描写。“希特勒的广播演讲能使千百万德国人着魔,或情绪激昂,或手舞足蹈。他是一个能自由操纵德国人心理的一个狂妄人物,真是不可思议。”

    笔者曾经听过“德国党卫军第一装甲师军歌”。伴随着雄浑低沉的男声合唱,你可以感受到德意志军队驱使着巨大的钢铁洪流,怀着刚毅而坚定的信念,视死如归地走向战场的气魄。这样的镜头,在二战的纪录片中时常可以看到。
    在纳粹的宣传下,德国民众热衷于宏大的群众集会,盛装大游行。在这种场合,军乐队演奏的瓦格纳的乐曲更显得激昂雄壮,数不清的“卐”旗迎风飞舞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成千上万的人发出的“HI,希特勒”的呼喊如同山呼海啸,伴随着德国军靴踏出的令人震慑的脚步声,勾画出一幅让人久久难忘“壮丽的图画”。1933年,一位英国记者曾亲眼见识了这样的场面。当他看到,纽伦堡的露天运动场中,6万多名德国男青年,在众目睽睽之下,拿着明晃晃的匕首,高呼着“BLUT AND EHRE”(即“血与荣誉永存”),用以象征德国已经为战争到来做好一切准备时,他不禁感到眩目和震惊(《纳粹德国的兴亡》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希特勒明白,只有营造出这样的氛围,才能显示人民万众一心的意志,显示群众的创造力与力量,证明渺小的个人只有与伟大的集体目标相一致,才能获得个人在历史中的价值,从而让人们更容易接受纳粹的口号“你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法西斯正是投合了德国人的这种感情,使德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兵营,变成了一个从思想到物质,都处于难以抑制的亢奋状态,时刻准备向世界宣战,时刻准备发动战争,时刻准备报复凌辱过自己的敌人,时刻准备征服“劣等民族”的兵营。假如希特勒不是代表了德国大多数人的想法和心理,那么,他决不会获得这样大的权力和支持。

    德国的民众不仅要在群众集会上接受法西斯世界观的洗礼,而且在生活中的每一时刻,都要接受纳粹主义的洗脑。1935年颁发的《教师手册》中规定:数学教学要以“国家政治教育”为己任。在孩子们的书中,数学题是这样表述的:“建设一个精神病医院需要600万马克,建设一所居民住宅需要1.5万马克,请问,600万马克可以建设多少居民住宅?”还有,“一架夜间战斗机能运载1,800颗燃烧弹,若以时速250公里、每秒投掷一枚炸弹的速度飞行,请问,所投炸弹将覆盖多长距离?”纳粹主义就是要用这样的数学题目像孩子们说明,那些“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多少损失;对那些阻碍第三帝国统治世界的国家应该如何严惩。对此,纳粹德国弗兰哥尼尔省的头目尤利乌斯.斯托莱切洋洋自得地说:“如果在天平两端,一端是所有大学教授的脑子,一端是我们元首的脑子,你们觉得天平会偏向那一边?”不言而喻,自然是偏向希特勒。在纳粹时期,有将近30%的大学教授,因不满或不堪法西斯的迫害,相继离开了德国。

    纳粹的群众活动也极具特色,甚至连锅碗杯盘都成为纳粹的宣传工具。从1933年10月起,希特勒搞了一个“同喝一锅汤”的活动。每年10月第一个周日,全体德国人都要到街上去喝大锅汤,每个喝汤的人都必须“自愿支付50芬尼”的零钱,从元首到普通人都一样。喝汤捐献的钱,交给政府去为失业者和无助的老人寒冬赈济。希特勒虽然吃素,但也要装装样子,与民同乐,一起喝大锅汤。喝汤的现场热闹非常,彩旗飘舞,军乐阵阵,大街上挂着大字横幅:“同吃一锅汤”。街上摆满长条桌,每个喝汤的人,都借此来证明自己的思想是与纳粹党保持一致的,与帝国元首是同心相连的。

    纳粹就是利用了人民的善良和信任,对全世界进行了一场战争赌博,而赌注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说为之服务的德国人民。其实,希特勒的追随者也清楚失败的结果,纳粹元帅戈林就曾悲哀地表示:“如果战争失败,希望上帝能帮助我们。”在这场巨大的赌博中,希特勒通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将镇压之手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用专制和独裁,颠覆了正义与法治;用谎言与欺骗,替代了人民群众的自由与民主;用纳粹的话语权剥夺了社会舆论的公开性。
    在纳粹德国,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一个唯一的控制者有效地掌握,只有它高高在上,权威地向人民说,可以这样,或是不可以那样。资讯来源的唯一性,就使得希特勒的宣传家有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有选择地塑造人们的思想。这是因为,即使是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如果他们被长期地与其它一切信息来源相互隔绝的话,他们也会变得愚钝和盲从。

    在希特勒看来,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并不困难,难就难在,在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的同时,必须让仍旧保留着怀疑和批判的倾向的少数人保持沉默。否则,就无法达到让全体人民真正遵从统治者意志的目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一方面,必须让人民相信不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正确的,而且连所选择的手段也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还必须让人们相信,他们所追求的无比崇高而伟大的目标和手段正在遭受一小撮人的诋毁与破坏。只有彻底批判、打击、镇压、消灭这一小撮革命的叛徒、人民的异类,才有可能实现统治者提出的目标。一句话,极权专制主义统治者提出的计划与目标,是神圣的,不容怀疑,更不容批评。一切对于这个目的与手段的公开批评,或者甚至是表示怀疑都必须禁止,因为它们容易削弱人民对纳粹党的信任与支持。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宣扬的,“权力的武器是恐怖,是针对个体和群体的肉体的恐怖。只有当持不同政见的反对者遭受到这种恐怖打击之后,被击败的反对者们,才会将对未来的任何抵抗丧失信心。”

    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尽管当时需要着手解决和处理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等各类政务堆积如山,不胜其数,但他却将此搁置其后,上任仅仅6个星期,便立即着手成立所谓“帝国民众启蒙部”,任命了臭名昭著的戈培尔为部长以加强对德国人民的思想控制。4天之后,希特勒公布了第一批德国艺术家的黑名单,宣布他们是“被取消国籍”、“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对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精英的镇压和打击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力度之大,叫人瞠目结舌。

    希特勒深知“文学艺术作品对德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希特勒和戈培尔策划的第一刀就是先砍向德国的艺术家。正在访美的著名画家G.格罗茨(George Grosz 1893—1959)因其作品特别是漫画对当时社会的腐败做出过尖锐深刻的批判, 而被纳粹分子称为“头号文化布尔什维克”,马上就被剥夺了公民权。世界上第一所真正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国立包豪斯设计学院”也被查封关闭。“包豪斯”是德国著名设计师和建筑学专家格罗庀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所创建,它包罗了所有艺术发展方向,并且造就了许多知名的艺术家。但这一切为纳粹所不容忍,认为包豪斯是“布尔什维克的颠覆的细菌细胞”而遭到取缔。与此同时,著名画家M.利伯曼(时年88岁)和K.珂勒惠支(时年66岁)、P.克利、M.贝克曼、O.迪克斯以及O.施莱默,均被剥夺了在艺术院校执教的权利。不久,纳粹当局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到1936年底,共公布了7批名单,共有300位文化名人流亡海外。其中不乏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小说家托马斯.曼,被誉为戏剧创作之王的布莱希特,现代派艺术大师康定斯基。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斯.约斯特曾借用自己作品中的主角表达了希特勒对文化的心态:“当一听到'文化’这个词儿,我就想立刻拔出手枪。”

    不仅文学艺术界的学者遭受到希特勒的迫害打击,甚至连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 这类在一般人眼中不会受政治形势影响的自然科学界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也无一例外。像著名的科学家A.爱因斯坦,不仅自己的银行账号被纳粹查封,而且党卫军还以“窝藏共产主义者的武器”为由,搜查其住所,当众焚毁其关于相对论的通俗读物。

    据统计,从1933年至1944年,共有104,098位德国和奥地利人流亡美国,其中有数百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1,500位艺术家,以及专门从事文化方面报道的知名新闻工作者。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约有13%的德国生物学家被解雇,约有四分之三移民国外。要不是德国爆发了微粒子病(nosema),甚至连K.V弗里施也难逃一劫。K.V弗里施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蜜蜂语言”的动物学家。由于纳粹怀疑他的外祖母是“非雅利安人”,因此便在慕尼黑大学对他开展人身攻击,进行迫害。由于1941年德国爆发了微粒子病,即由蜜蜂之间流传的疾病,导致数十万只蜜蜂群体死亡,严重地影响了当年德国的水果产量,并使农业生态紊乱。第三帝国无计可施,为了自身的生存,只好停止对弗里施的迫害,让他解决这个难题。

    在希特勒眼里,“群众是守旧和懒惰的,他们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思考”。既然如此,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想法,是需要被灌输、被引导、被宣传、被塑造,才能正确的加以表达。那么,谁能完成这种灌输、引导、宣传、塑造的任务呢?只有少数纳粹精英才能堪此大任。既然大多数人的理想和观念是在法西斯控制下的环境中形成,所以就必须依靠这些精英,有意识地用各种手段把人民的思想穿上由统治者和少数知识精英“缝制好的制服”,转变到希特勒认为是正确的方面去。而一旦人民的思想穿上了制服,也就丧失了思考的权力与能力,成为了《国际歌》中所说的囚禁在“思想牢笼”中“饥寒交迫的奴隶”。
        
    思想穿上制服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的权威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同时,在权威的压迫下,将人的地位渺小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其实,人的伟大不在于他的地位与财富,而在于他的思想。因此,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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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眼拆迁队马上就会来拆楼了,今天拆了很多很多啊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1/22 21: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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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从“德国式问候”到纳粹帝国语言

    作者:赵刚   来源:《书屋》2009年第5期



    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了。—— 阿克顿勋爵

                            

    Hi,希特勒!



    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曾经流传一则笑话:

    一天,滕内斯和赛尔在田间散步。滕内斯一不留神踩着一堆猪粪,险些摔倒。未等站稳,他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声:“Hi,希特勒!”赛尔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滕内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可是照规定办事!规定不是说:如果进入一个店铺,必须喊希特勒万岁吗?”(注:德文单词geschäft(商店)在口语中与动词erledigen等配合,表示解手的意思。

    谁都不会忘记,在纳粹极权统治时代,“希特勒万岁”成了德国人精神生活的全部。从1933年起,第三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最亲密的私人交往空间;无论是机关大楼内,还是军营、学校中;都会看到德国人最富夸张的表演形式:两腿并拢,立正直立,手掌向下,右臂倾斜,高举至眉梢的动作;都会听到伴随着这个颇有些滑稽的动作,整齐划一的“Hi,希特勒”的呼喊。甚至在人们相互来往的信件中,以及领取工资的名单上,也会将“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作为问候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人们或许还记得,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当英、法两国体育代表团的官员和运动员们走进体育场时,竟然也伸直右臂,向主席台上的希特勒行纳粹礼致敬。而在1935年出版的《图解杜登德语大辞典》中,希特勒问候语竟赫然列在“问候方式”的图例中,并且位居第一。

    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问候语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购物者走进商店,所听到的服务问候语是:“Hi,希特勒!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回答也必须满脸严肃,一丝不苟,“Hi,希特勒!我要购买衬衫。”在当时,“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志的形状;上门做客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连孩子们收到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到处悬挂着摄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够逃脱这种领袖崇拜的疯狂,写着“德国人问候希特勒万岁”字样的瓷釉标牌充斥德国各大城市的广场、街道、电线杆以及路灯柱;甚至就连幼儿园和学校也成为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地区的一个幼儿园竟然让孩子们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在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在上课和下课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的规定下,一年级的新生在他们的初级阅读课本的最初几页就沉浸在一种深入持久的、通向新问候语的社会化过程中。”(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42、43页)学者赵毅衡在《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这篇文章中描述,希特勒的崇拜者认真地说:“恭喜你,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在今天看来这种矫揉造作式的表白,在当时的的确确是发自普通德国人的心底,这种自豪与荣耀的感受也真实地来自民众意识形态的强制和精心构建的“群众感召力”。“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我们已经看到修辞学是如何支持像斯大林和希特勒这样的暴君的。因此,说服力是一个中性的工具。暴君和领袖两者都使用它。”(赵毅衡:《有个半岛叫欧洲》   出版社 120页)

    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者》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有了这样的衡量标准,并将是否行纳粹敬礼提高到“忠于元首”的高度,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如狼似虎般的监视下,没有人可以预料怠慢行礼或者根本不行礼会遭致怎样的下场。这种对于前途未卜的恐惧感足以使人们对“德意志问候”产生一种觳觫恐惶的臣服。“英格伯格.施奈德.鲁乔夫曾回忆道:那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孩,为首的一个举着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扇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帜竟然不及时行礼。”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84页)

    当然,这种“德意志问候”在恐怖下也会产生叫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当时德国有一个来自帕德博恩的杂耍艺人特劳伯特.帕特,他驯养了一只大猩猩。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他训练大猩猩也行纳粹礼。大猩猩接受训练之后,立竿见影,不仅把“Hi,希特勒”的行礼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对这个动作乐此不疲。只要有人登门,大猩猩便立刻笨拙地伸出右臂,向来人有模有样地行纳粹礼,特别是看见穿制服的人,它更是抑制不住兴奋,一面立正行敬礼,一面发出“吽吽”的吼叫。没多久,有人就将此向当局通风报信,禁令随之而来:绝不允许让猩猩向元首致以“德意志问候”,否则格杀勿论。兹事体大,凡涉及对“元首”的崇拜,举足轻重,非同儿戏,绝对不允许开这类国际玩笑。于是,这位带猩猩走街串巷,用洪亮的大嗓门在集市上吆喝,招揽顾客的杂耍艺人,被当局以大不敬的罪名征召入伍,并发配到天寒地冻的俄国前线作战。最终,这个荒诞的故事以悲剧的结局落下帷幕。

    德国社会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一书说,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是一种示忠的表示,它的贯彻与推广,最清晰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的确如此,“有什么样的群众就配有什么样的领袖。”通过希特勒问候语这一带来无穷灾难的身体姿势,不难看出专制绝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可以说,希特勒问候礼是在集体意志的名义下纳粹所伪造出来的一种恶行。是“在组织的意识形态中,准备做这样一种极端的自我牺牲被表述为一种德行;准确地说,是被表述为注定要取缔其他所有道德需求的德行。”([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当人们自愿或是被迫向帝国元首做出无条件服从的时候,就意味对纳粹体制的认同,就意味着把口头上的承诺演变成对希特勒政权效忠的义务,而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认同和效忠,迫使人们最终放弃了自我道德的考量,不仅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抛弃,而且也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拱手相送。可以说,纳粹统治是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推行的,当大多数德国人学会了无条件地服从,将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全部抛弃时,不可理喻的群众意志就将自己的民族和整个世界拽入了灾难的深渊。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人们不断反思在20世纪30—40年代,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横行一时无所不为,希特勒与纳粹能够暴戾恣睢主宰欧洲时,就不能不关注这个带来无穷灾难、主宰着人与人交往的细微之处、并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扩散着沉重威胁的希特勒问候语,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传播的?当人们面对强制性的问候命令时,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在它的背后有孕育着什么样的文化根源?正像英国作家马克.尼古拉斯在《法西斯主义》这本书中所述:“法西斯主义远非欧洲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而是欧洲思想、文化与政治历史中哲学与政治斗争的产物。我还要论证的是它反过来创设了历史。其次,我将指出下述事实:法西斯主义远非因操控'文明’的资本主义生活之核心的那些少数而活跃的群体变得无能从而出现的某种政治失常,在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是我们生活关系的'正常’组织的问题。”(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2页)

    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德国和欧洲地区横行一时的重要因素,就是夺取政权之前利用来自社会下层民众的恐怖主义乱中取胜,掌权后实行来自上层的恐怖主义控制社会。在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中,暴力一直起着核心的作用。如果不使用暴力,法西斯主义就无法得到权力,即使夺取了权力,也不能保持住它。墨索里尼有句名言“社会党人问我们的纲领是什么?我们的纲领就是砸碎社会党人的脑壳。”我们不妨顺着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一下,德国纳粹是如何利暴力和恐怖手段来推行“党文化”,并以此奴役人民的思想的。
    (待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1/22 21: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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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帝国的语言



    语言是人们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存在方式之一。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环境来表述、解释和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习惯用一种官方语言模式来解释周围的一切,包括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例如,讲到中国的历史,就会以固定的同一尺度,将中国的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讲到人与人的关系,就会用一种近乎于血腥的敌对标准,将社会划分为:红五类、狗崽子;革命同志、阶级敌人;无产阶级战友、地富反坏右;如果想攻击某人思想陈旧,就会说他很“封建”,如果对异性之间的来往看不顺眼,就会说“有生活作风问题”。至于像“右派”、“黑帮”、“走资派”、“臭老九”、“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这类只有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人才能明白的语言词汇,早已渗入到每个人日常意识之中,成为人们的意识加予客观世界的一组标签,彷佛只有靠着这类标签,才能使人们将众象纷纭的外在世界整理出大致轮廓,换而言之,正是靠着它们,在人的意识中才能将“现实生活”架构起来。

    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通常包括了两个部分:内在的价值观;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因此,第三帝国的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纳粹的“党文化”,是由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法西斯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勒姆佩雷尔指出:“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

    当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希特勒正确地分析了以前德国官方宣传失败的原因:权力当局低估了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并且未能意识到有效的宣传不仅仅是群众对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认知,而且还是执政当局控制政局,引导民众,消灭敌对势力的手段。正如希特勒所设想的,纳粹的宣传就是只在于对群众提出一些要点,并且无休止地重复它们。希特勒和他的助手戈培尔认为:人民大众是迟缓的和懒散的,他们的记忆是脆弱的,只是对上千次重复的最简单的观念才会有反应。民众在活动和思维上是“女性气的”,是靠情感而不是靠理性来驱动的。琐碎或烦琐的解释没有地盘,宣传必须是肯定的或否定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敌即友,非对即错。所以,辨证地看问题的能力是宣传的对立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一个人在自己的宣传中承认敌对者有正确的影子.也就为怀疑自己本身的正确提供了根据。群众不能够区别敌对者的正确终止在什么地方和自己的正确开始于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糊涂,就会误信。想赢得群众的人必须知道打开他们心灵大门的钥匙是什么。它不是客观性——客观性是一个弱点,而是意志和权力。人们在不停地无情攻击敌对者过程中寻找自己正确的证据。我们说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恐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专制,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制造和攻击敌对分子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舆论权威,凡是不与之同流合污者,都会被作为敌对势力铲除。同时,它还有着大规模的宏观控制和无孔不入的细微渗透,并且它把这种控制和渗透与暴力恐怖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魏玛宪法是一部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宪法。其中规定了某些公民权利,包括新闻自由的权利。宪法规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以语言、文字、印刷和图画自由表示意见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妨害,并不得实行检查。”这就为资产阶级报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当时的德国报业空前繁荣,1914年全国报纸2200家,1932年便上升到4703家,总销数2500万份,为德国报业史上的高峰。德国成为了欧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国家。

    正因为有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最重要的公民权利,才奠定了欧洲繁荣强盛的基础,客观上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正因为德国曾经是欧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国家,因此像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号召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著作,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下出版、发行、传播,假若没有出版自由,又怎么能诞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回顾第三帝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纳粹专制政权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对社会各个领域,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其他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甚至包括个人生活的诸方面,实行严厉的控制。在夺取权力之前,纳粹分子的斗争策略是竭尽全力地制造喧嚣,以便唤起公众的注意,吸引选票。一旦掌握权力,他们就建立起对宣传的垄断,对舆论的控制,消灭所有潜在的对手。对戈培尔来说,只要纳粹党掌了权,就应该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监视和指导新闻舆论上。他自己虽然也写一些文章发表,但这些文章本质上是指导性的,主要是陈述或重复党的路线,以及对敌斗争的主要论点。

    就文化方面而言,纳粹政权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宣传,但对文化事业本身却异常轻视。希特勒上台后,立即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党宣传头目,并设立了由其掌管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可却没有设立负责文化事业的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约斯特曾借其作品中的主角表达了纳粹当局对待文化的心声:“当我一听见,'文化’这个词,我就想立刻掏出手枪。”

    纳粹当权者还未坐稳他们的宝座,就已经开始推进意识形态的“一体化”进程。首先,纳粹分子借助于暴力,通过经济、行政剥夺对手的发言权或者实施暗杀,以达到清除对手的目的。报刊可以说是纳粹宣传工作中最为看重的一个舆论工具,纳粹政府上台不久,便加强了对报刊的控制。1933年10月4日,纳粹当局颁布了《报刊法》,规定只有纯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才可以取得编辑和记者的任职资格,而且配偶也不得是犹太人。对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或不愿意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编辑、记者,纳粹当局把他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大肆诛锄异己。戈培尔首先对德国最主要的报纸《伏斯日报》下手。《伏斯日报》是德国自由派的报纸,创办于1704年,腓特烈大帝、诗人莱辛都曾是它的撰稿人。在当时,《伏斯日报》的声望与影响堪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相媲美。纳粹当局借口报社投资方——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的老板是犹太人,于是将这家连续发行了230年的报纸,在1934年4月1日停刊。另一家驰名世界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也在1936年底也被迫歇业。德国的第三家自由主义大报《法兰克福日报》尽管在纳粹当局的威逼下委曲求全,被迫清除了犹太老板、编辑和记者,得以继续出版,但也只是苟延残喘地勉强维持到1943年。

    按照纳粹当局的《报刊法》规定,各类报纸的编辑们必须遵守“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的要求。(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48页)因此应该写什么样新闻与评论,不应该发表什么样的报道,各家报刊都必须接受纳粹当局的耳提面命,由此全德国的报刊不可避免地会显出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现象。尽管德意志传统文化中有迷信权威,盲目服从的特点,德意志民族又是一个受到严密管制和生性习惯于服从权威的民族,但对这样单调划一,枯燥乏味的报刊宣传,久而久之也感到了厌倦,报纸销售量一落千丈。由于失去了读者,很多报刊杂志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在第三帝国的头四年中,报纸的种类便下降到2671家,减少了将近一半。

    其次,希特勒与戈培尔通过纳粹美学、纳粹语言学、纳粹教育学将纳粹党文化的语言进行创造性的组合,从而形成话语情境,再由这样的话语情境,引导、改变和暗示人们的思维,从而让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法西斯主义。纳粹党文化的最大创造,就是按照种族主义的原则,把文化分为“德意志文化”和“非德意志文化”,他们极力推崇和提倡所谓“德意志文化”,极力排斥和诋毁所谓“非德意志文化”。希特勒纳粹政权所提倡的“德意志文化”,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根据希特勒、戈培尔以及纳粹理论家罗森伯格的言论和解释,所谓“德意志文化”主要是指德意志人创造的文化成果,歌颂雅利安或日耳曼血统优越的理论和作品。因此,在纳粹语言中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使用抽去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如“人民”、“敌人”、“德国人”、“犹太人”、“犹太杂种”、“人民群众”、“日耳曼民族”。仅就希特勒和戈培尔经常挂在嘴边的“人民”而言,仔细琢磨,不难看出这个词汇的用意,它并非仅在于其数量的不可胜数,而且更在于其道义和价值色彩。因为在统治者口中,“人民”具有巨大的道义力量和价值观念,谁拥有了人民,谁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挟人民以令天下”。因此这个“人民”到底是谁?似乎人人都心里明白,但又谁也说不清楚。每一个“自我”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人民”,但每一个人又都随时可以被人称为“人民的敌人”。正因为“人民”具有道德的制高点和道义的正当性,因而在纳粹政权下,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它;又由于“人民”词汇的整体性和群体性,每一个人都认为或希望自己应该身属其中。因此“人民”一词便在纳粹的语言中有了新的含义,即“人民”不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灭“自我”,在纳粹党文化中,人体的存在——人本身就随着第三帝国语言的灌输和强化,失去了生存的正当性。借用戈培尔自己的话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哪一个德国人感到自己是属于自己的公民。”正是在纳粹政府的哄骗、迷惑和威胁下,无论那女老少,几乎所有的德国人的生活都受到了纳粹党文化的改造,产生出一种“完美的团体意识”,而这恰恰是极权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纳粹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对于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总是鄙夷地称之为“犹太害虫”、“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敌人”。正是这样的文化传播,在许多德国的青少年的心目中,只有血统高贵的雅利安种族才是最勇敢、最发达的人种,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其他民族都是邪恶的,堕落的,都是寄生虫,是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这些民族苟且偷生,那也只能按照雅利安人的意志行事。雅利安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奋斗,做世界的征服者,因为整个世界就如同被希特勒所称之为“纳粹运动最深刻的头脑”,“纳粹教父”罗斯伯格所说:“历史和人类未来的命运,都不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刘国柱:《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第68页)

    同时,纳粹语言总是用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采取“口号+形容词”的特别语法,来吹捧领袖,宣扬纳粹的成就,鼓吹狂热的爱国主义,叫嚣侵略战争。希特勒纳粹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极权主义与建立在独裁基础之上的领袖原则。一方面,希特勒将德意志和雅利安种族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即是那种最优秀的有各种美德的上层入物;第二等级是既无英雄主义又无卑鄙行为的广大中间阶层;第三等级则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希特勒认为世界历史就是由少数天才创造的,即第一等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正像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言:“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而这个“个人”就是超人,是高于一切人群之上的领袖,是民族和国家的中流砥柱。作为群众对领袖人物必须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对领袖不仅要忠诚,而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领袖统帅一切,号令一切,指挥一切,领袖的任何言论都是指导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指示,是时代的最强音。纳粹党为了贯彻领袖至上的原则,开展了对希特勒狂热的歌功颂德的运动,几乎所有的纳粹高官,纷纷向希特勒表忠心,纳粹理论家恩斯特.休伯说:“元首不是必须按其要求办事的某个特殊集团的代表,不是纯粹行政机构意义上的国家器官。他本人就是人民集体意志的传播者,人民的意志就实现在他的意志之中,他把人民单纯的意志转化为自觉的意志”。(徐大同:《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260页)纳粹政府的司法部长弗兰克也吹捧说:“我们必须经常问自己,领袖是如何指示的?这种对待领袖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要知道,希特勒的权威来自上帝,他是上帝特殊的选民。”(叶立煊:《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评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32页)戈培尔在1933年在希特勒44岁生日时发表的讲话,更是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个创造了历史性成就并将继续接受挑战的伟人。他(也)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幸运地被全德国人民所感激和热爱,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所理解。”“他的人格魅力像魔术一样抓住了每一个曾和他有所接触之人的心……那就让我对他说,对全德国说:我的元首!百万最优秀的德国人向您送去他们最诚挚的祝福,向您奉上他们的心。以及我们,您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在您的荣耀和爱周围团结起来。”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伟大的字眼:“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振兴”、“国家高于一切”、“德国人民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些被纳粹党文化重新诠释,带有法西斯主义烙印的语言词汇,通过各种各样的包装宣传,麻痹和毒害了德国人民的意识,被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头脑中,成为了自己的日常用语。第三帝国的纳粹语言对德国人思想的毒害远不止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重要的是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因为语言的纳粹化,实质上就是思维的法西斯化,当个人的话语系统被纳粹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所替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和自由的想象力。

    “必须清除我们曾经信仰过的东西”



    著名俄罗斯诗人纳松德曾经感叹道:“世界上没有比语言的痛苦更强烈的痛苦了。”这种痛苦不仅是指没有恰当的语言符号将思维外化,而且是指那种将人类最活跃的思维,用僵化的、官方化的、带有强制暴力性的语言固定化和程式化。当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用一种腔调,一种模式,甚至同一种语气和口吻来表达各自不同的思想时,绝对会让人感到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就好像人们不是生活在绚丽多彩的人间社会,而是置身于受人操纵的冷冰冰的玩偶世界。

    人的思想总要靠语言来表达,因此对语言的探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人本身的探索。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指出,“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出于无知,亦非洗脑的魔力。” 在任何社会状态下,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利益的多样化和对现实生活的考虑是他们的特点。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更加关注的并非是遥不可及的“人类大同世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否有一种最低限度的维护基本人权和稳定生活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制度,以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因此,“在历史上许多黑暗的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第9页)对于第三帝国而言,要想把民众引入纳粹党文化的轨道,控制和统治民众的思想,在舆论宣传方面必须要有打动他们的地方。阿伦特分析说,纳粹的宣传不同于教会的宣传,希特勒的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谎言加恐怖的特点。当谎言在编织前就预设了谎言逻辑时,听起来就会比真理更有魅力。阿伦特还指出,这种邪恶性的宣传是由极权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这种谎言所吸引。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对未来生活的创新,在于投身公共领域去感受充满无限可能性以及不可预测性。而极权主义敌视生活和个性,它用单一性、一致性和封闭性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丰富性,它用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消灭了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话,消灭了自由。

    希特勒上台之后,就将其宣传逐渐变成“权力宣传(power propaganda)”并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43页)任何公民若不服从纳粹的宣传准则,轻则丢饭碗,重则进监狱。阿伦特揭示了这种宣传的实质:它不仅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要“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第344页)它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她发现组织性的恐怖会使普通民众“参加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安全。纳粹在制造政治罪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按照马斯洛(A.H.Maslow 1908~1970)的理论,在生存和理性之间,生存是第一的。第三帝国将谎言与组织的结合完美无缺,因此十分奏效!这就使得纳粹党文化的宣传既恐怖,又厚颜无耻,而且理直气壮。

    二战之后,欧洲的一些哲学家转而开始研究对德国纳粹语言学的研究,他们就是要通过分析政治语言的语法和词条,探究那些曾经蛊惑过成千上万民众的空洞语言,是如何造成思想的贫乏和歇斯底里的狂热的。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对于曾经流行过的第三帝国语言,确有必要进行深入解剖,因为只要还存在奴役人的自由,还存在极权专制制度,就必然还会发生用洗脑的语言来控制人的思想的危险,还存在用谎言和恐怖将人们引入自我欺骗和自我愚昧的可能。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1/22 21: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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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眼铲铲队好厉害啊,一下子回复全铲光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1/22 21:58:39   
    12

    6、“路西法效应”与“耶路撒冷的审判”

    作者:赵刚   来源:《书屋》2009年6期



    “路西法效应”



    1971年,8月14日,周日。美国加利福尼亚。

    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夏日清晨的宁静,警车在大学生汤米•怀特洛的家门口戛然而止。睡眼惺忪的汤米从床上被拉起来,警察向他宣读了逮捕令,他陷入了一桩罪行严重的案件。面无表情的警官向汤米口述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经过搜身,汤米的双手被扣上了手铐,警车呼啸而去。一小时后,经过登记和留印指纹,汤米被蒙上眼睛,押送到斯坦福县监狱。

    在监狱里,他被脱光衣服,喷洒了消毒剂,穿上印有表示身份号码的囚服,汤米失去了自己的姓氏,变成了647号囚犯。另外8名大学生也这样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同一所监狱。

    所有这一切都是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菲利普•津巴多出生于美国纽约,是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现任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曾获普通心理学终生成就奖。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在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15美元,期限为两周。”结果共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 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汤米和其他8名大学生就成了“罪犯”,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一切准备就绪,“斯坦福监狱实验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开始。

    8月14日,星期天。身穿笔挺帅气的卡其制服,胸前挂着口哨,戴着深色Ray—Ben(雷朋)太阳镜,腰里别着警棍和手铐,9名看守的装扮绝对可以乱真。不过这些“看守”没有受过任何专门的职业训练,对如何做监狱看守员,他们只是从电视、报刊杂志上见过。在前一天,津巴多教授以管理者的身份对9名看守们做出如下要求:所作所为尽可能贴近真实,但不能使用暴力维持监狱秩序。具体负责实验者也进行了交代,看守的职责就是“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但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例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不要侵犯人权之类)当回事。

    周日上午,看守们兴奋而紧张地期待着“囚犯”的到来。当这些穿着白色囚服的犯人站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已经丧失了真实姓名,不叫汤米、保尔或是约翰,而是“647”、“981”或“5705”,9名囚犯均戴有脚镣,为的是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这个方法奏效了。

    8月15日,星期一。刚刚过了第一天,看守便实施了第一次惩罚:如果有谁忘记指示或床铺整理得不合格,就要做10个、20个或是30个俯卧撑。监狱里立刻弥漫出紧张气氛。整个上午,囚犯们都把自己关在牢房中,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体罚。面对反抗,看守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这一切超出了囚犯的承受极限,“8412”号囚犯大叫“我受不了!”开始失声痛哭。不过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到底是真戏假作,还是确实真的精神崩溃?甚至连津巴博士多也没了主意。最终,实验组只好决定让这名“囚犯”退出实验……

    8月16日,星期二。实验监狱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犯人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包括替换“8412”号新来的囚犯。整个监狱简直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这是必然的,为了惩罚反叛者,看守不允许他们上厕所。与此同时,试验者又放风来,说被放出的“8412”号囚犯将尝试帮助狱友越狱,从而使看守们草木皆兵,监狱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有3名囚犯开始出现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的应激症状,当1名囚犯听到假释委员会拒绝他的假释请求时,竟然全身起了皮疹。

    8月17日,星期三。监狱里虽没有正面冲突,但紧张气氛依旧。看守们的惩罚措施越来越别出心裁。他们开始强迫犯人玩跳山羊,这对于只穿囚服而没有穿内衣的犯人来说不啻一种侮辱。此外,他们还有的强迫犯人背着两名狱友做俯卧撑……

    这时一名犯人出现了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状。津巴多教授发现后,没有任何迟疑便将其释放,并马上找人替代了他。

    三天内已经有五人退出!

    8月18日,星期四。实验继续,看守看似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津巴多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当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来实验现场,眼前的景象让她错愕不已。她愤慨地对津巴多说:“你在折磨这些男孩子,这简直太可怕了!”

    津巴多听到后,信心也有些动摇了,但仍想将实验进行下去。直到他发现看守们有玩出新的花样,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这大大超出了津巴多容忍的极限,监控屏幕前的他被这一幕惊呆了,侮辱和暴力已经达到无可复加!他下决心结束这一切,第二天一早,他便宣布实验结束,比预期提前了9天!

    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9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到底是为什么呢?

    津巴多教授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验开始时,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指导者就指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看守与囚犯。“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 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其中一个看守如此说道。

    尽管参与实验的大学生们都没有参观过真实的监狱,也从未因犯罪入狱有过牢狱体验,但仅在短短的6天之中,他们便学会了某些东西,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

    作为权势者和管教者的看守,通过管理囚犯的职责,取得了限制囚犯的自由,掌握了处置囚犯举止行为的特殊意志,使囚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们发现,通过强制原则,会高度、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担任角色的任务,包括公开地惩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在实验中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作为无权势者的囚犯面对权势者所建立的监狱与狱规(可以延伸至类似监狱情境的社会结构),囚犯们只能“回应”——这种“回应”只能遭致两种选择:反抗或是顺从。前者,带来的是惩罚;后者导致的是自主性和尊严的丧失。就在试验的第三天,“罪犯”们竟然开始相信“看守”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过程中,津巴多博士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情形: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 ——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
    (待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1/22 2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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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的审判



    1961年,4月。以色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

    以色列政府成立了特别法庭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刑事审判。审判从4月11日开始至12月15日结束,时间长达229天,先后开庭114次。法庭审判中参阅了1500份记录和来自16个国家的近百份辩方证词,听取了100名指控人的指控,多个国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全程报道。

    阿道夫•艾希曼,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在二战盟军所列的众多的战犯名单中,比起纽伦堡大审判中第三帝国的高官们,他算不上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然而,对犹太人来说,尤其是经历过二战、惨遭纳粹重重磨难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来说,一提起这个名字,便立刻会从内心涌起一股抑制不住的恐惧和愤怒。艾希曼本人并未亲手杀死过犹太人,但作为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成员,他在大屠杀中的作用却是极为突出,他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迫使犹太人外迁。仅在奥地利工作一年半的时间里,艾希曼及其手下就把15万犹太人赶出了世代居住的家园。由于工作出色,艾希曼受到盖世太保海德里希•缪勒的赏识,被调回柏林总部B-4课专门负责犹太事务与肃清事务。在纳粹统治时期,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通过艾希曼的策划被运往欧洲各处的死亡集中营,在犹太人眼中艾希曼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是超级死神。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之所以成为历史著名案例并非是其规模的效应,而是20世纪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对此案所做出的深刻分析以及她那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关于平庸的罪恶的报告》。

    当时,汉娜•阿伦特是著名作为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的特派记者跟踪采访艾希曼审判案件的。审判期间,汉娜•阿伦特坐在观众席上,冷静地观察着在法庭上防弹玻璃罩下这个身材瘦削,年过半百,额角很高,牙齿歪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竭尽全力保持镇静的男人;认真地倾听着这个杀人犯浑浑噩噩又不加思考的陈词滥调,分析着他那惯用的官方用语和措辞。

    在人们眼中,像艾希曼这类冷酷无情的杀人犯,必定是一个道德败坏、凶神恶煞的魔鬼。但据阿伦特的观察,“艾希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只是一个平庸无奇的技术官僚。让人煞费思量的是,就这样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怎么会干出如此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事情?

    恰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文学大师海因里希•伯尔所言:艾希曼“原属平庸之辈……他本可以默默无闻地做个保险公司的职员,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业务,或是到一家小报担任地方新闻编辑,报道点事故或火灾什么的消息,要不就当个洗染店的经理,客客气气地把洗干净的裤子送到顾客手里。”“他(艾希曼)不是杀人犯,因为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有杀人动机……他不是案犯,却犯下了一桩策划并实施大屠杀的罪案。”事实上,阿道夫•艾希曼与“汉堡及其近邻的居民一样都是需要衣食住行的寻常百姓。他们都曾上学、存钱、打电话、乘电车、看电影、亡命天涯、祈祷上帝、闲得无聊、盼望下班……也都每天早晨看天气、吃早餐、然后情愿不情愿地去上班……”他们只是在做,无思考地做,高效率地做,四处忙碌,“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芝加哥的肉牛屠宰厂”,但不知道究竟自己在干着什么。( 伯尔:《伯尔文论》,北京三联,1996年,第81页)

    对艾希曼的道德标准如何判断,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当时,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小说《萝莉塔》(LOLITA),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系教授纳波柯夫(Vladimir Nabokov)。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中年学者与一个只有12岁的继女之间发生的不伦之恋。由于题材过于敏感,因此没有一家美国出版商愿意沾手,最后小说只得在英国出版。小说一经出版,立即遭到抨击,《星期日快报》主编戈登(John Gordon)撰文指出:《萝莉塔》是其一生读过的最淫秽下流的书籍,“是肆无忌惮的色情文学”。不过,也有叫好者,《星期日泰晤士报》将《萝莉塔》评为“最佳文学作品之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牢狱候审期间,一名以色列狱卒受好奇心驱使,把这本充满争议的小说,交给艾克曼阅读,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只过了两天,艾克曼便把书交还给狱卒,轻蔑地说道:“好一本污秽的书!”因此,在阿伦特看来,这个被认为是恶魔的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不过是庞大的纳粹官僚机器内的一颗“螺丝钉”。

    对于艾希曼的审判,汉娜•阿伦特睿智地提出了一个前人未曾思考过的二律背反的问题:正常人也会成为杀人犯。

    在一般人看来,凡是正常人都不会成为杀人犯。杀人犯必定是那种怀有阶级仇、民族恨的阶级敌人,或是某种心理变态的恶魔。所以,如果说艾希曼是杀人犯,就不可能是正常人。而汉娜•阿伦特恰恰通过法庭调查了解到,并且许多心理学家也都证实,艾希曼是一个心智极为正常的普通人,同时监狱的牧师还发现艾希曼具有明确的观念。因此,阿伦特提出了“正常的”人也能成为杀人犯,而且可能成为屠杀成千上万人的罪大恶极的刽子手。这种“平庸之罪”较比恶魔犯罪,对于人类的危害更加严重。

    这样,汉娜•阿伦特就把问题尖锐地摆在了社会公众面前:她以“平庸之恶”这一说法概括了上述的思考,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之所以“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恶劣的品质,相反阿伦特注意到,艾希曼是一个非常有礼貌、有教养的人,即使在法庭上,他回答问题时也“不忘记用对方的头衔来称呼对方。比如一直是小心翼翼地答道:'是,大尉。’'但是,栏检察官先生’,几乎是条件反射似地不加思考却非常讲究客套的对应。”(《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吉林人民出版社 180页)在第三帝国的背景下,艾希曼完全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他没有任何理由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有罪联系在一起。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所以成为作恶多端的杀人犯是因为他是无思想的人,不仅停止了思考能力,而且还对权威绝对服从。

    审讯期间,艾希曼再三声称,自己的职责只是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在整个官僚体系中,任何人都不会质疑上级的指令。自己作为其中一份子,纯粹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考虑怎样“解决犹太人问题”。换句话说,阿道夫•艾希曼只是极权专制制度的一个工具,即使他突然消失,纳粹政权也可以随时找到其它合适的人选,去替补这个人的位置。

    阿伦特分析,艾希曼之所以成为官方政策的有效执行者,其中有两大关键性因素:首先,他无条件地接受了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鼓吹的观念,大规模地杀人,尤其是杀犹太人是一种英雄之举。要完成这个无比荣耀的事业,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以及对元首的绝对忠诚。其次,当艾希曼逐渐习惯于看到身边尸横遍野时,他采取了(如自己描述的)“另一种个人态度”:“我们已经不在乎自己今天还是明天死去。”按照第三帝国的定义,视生命如草芥,已经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英雄行为。换句话说,对于生命的漠视,对于他人悲惨命运的麻木,已经在艾希曼观念中认为是极为正常的。

    艾希曼的这种无思辩能力,还表现在对于什么是纳粹党,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他一直是浑浑噩噩。他供称,恩斯特•卡尔腾•布鲁内尔建议他加入纳粹党,当时他就想“为什么不呢?”至于为什么要加入,艾希曼不明就里。加入了纳粹之后,艾希曼还保持与犹太女友共同经营生意。但加入纳粹并未给他生意带来任何好处,反而由于是纳粹党成员,他必须与女友分手。缺少了女友的资金支持,艾希曼的生意一落千丈,最终破产。至于他加入党卫军也并非出于政治企图,而是生意破产后,在奥地利实在混不下了,只好跑回德国谋求生计,当上党卫军中一名听差。他丝毫没有想到,党卫军会得势,自己会出人头地。就是像艾希曼这种丧失思辨能力的人,因周围的社会化境和政治氛围,以及身边的多数人都毫无异议地拥戴纳粹,支持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命令,因此,也变得毫无顾忌地为非作歹,行凶作恶。

    在纳粹极权统治下,良知在德国彻底地丧失了。在一个以某种意识形态为社会主导,以设定的理想为终极目标,以唯一的并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的政党为统治的党(这个政党一般是由一位独裁者领导),并通过党的层级系统全面控制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文化及教育等部门)的背景下,毋庸置疑,这个社会秩序完全是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达成的,私人空间也肯定会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而当这一切发生时,这个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为基础的专制体制将更加具有效能。不言而喻,在第三帝国中,黑与白是颠倒的,良知与罪恶也是颠倒的。由此,在第三帝国中那些奉公守法的具有“良知”的公民,对黑与白,良知与罪恶的认知自然也是颠倒的。他们普遍关心的是国家能否保障自身的工资待遇与福利水平;自己的国家能否在战争获胜;战争是否会危及自己的家人的平安和社会的稳定。至于犹太人的生与死、甚至灭绝,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苦难和沦丧,他们并不认为与自己有多少关系。艾希曼本人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也就是说,他完全服从帝国的法律,忠诚自己的国家元首,听从纳粹党的安排,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践行了第三帝国公民应尽的义务,既然如此,问心无愧,何罪之有?阿伦特对此强调:在希特勒的德国,法律被彻底颠覆,以至于一种“良知”的声音开始告诉人们:“你们应该杀人。”她分析道:“邪恶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了被多数人所认同的品性——诱惑的品性。” 正是善恶是非的颠倒,在大多数文明中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德国变成了“诱惑”。实际上,如果存在着所谓“诱惑”的话,那么它就是不去杀人的诱惑,不去出卖邻居、家人的诱惑,不去打、砸、抢、烧犹太人商店、教堂的诱惑。阿伦特将艾希曼视为平庸之恶的一个典型,因为从他的身上如此清楚地显示出,当一个政治体制腐败堕落的情景下,在此状态下生存的每个人,如果“缺乏思想——某种绝不等同于愚蠢的东西——预先就注定使他成为那一时期最罪大恶极的罪犯之一”(【美国】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阿伦特》中华书局64页)

    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曾对现代条件下人类生活的一般状态下过一个定义:没有思辨能力、“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遵循这样的思路,艾希曼的罪恶就并非是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由于极权主义体制下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恶行,在这种体制中下越是“好”公民,越是体制的拥戴者,其人性的丧失与蜕变就越加厉害。

    汉娜•阿伦特的这一结论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在纳粹时代曾有无数受过高等教育或职业训练,有着良好教养的“知识分子”狂热地投身于纳粹的“运动”,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中间甚至还有不少具有博士学位的家伙,有的还拥有双博士学位。例如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担任“医生”的党卫军军官中,其中有28位具有博士头衔。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医学界、生物科学界的不少科学家以学术、科学为幌子为纳粹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出谋划策,尽忠效力;德国史学界的学术权威也曾为迎合纳粹的“东部政策”、“德语文化圈”“民族共同体”的政策从事研究,为希特勒开辟东方战线制造历史依据;当第三帝国发动奴役欧洲的战争时,这些人又编造种种学术谎言为希特勒的“西方政策”制造借口。从纳粹体制的罪恶与责任的层面,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审判进行了严肃的审视,并以此深入到个人良知的内省。诚如她的早年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曾经分析过的,在纳粹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戴着假面具生活,——想活下去的人谁都不可避免要这么做,这就带来了道德有罪的问题。”例如:人人见面互致问候的“HI,希特勒!”这种德意志式的问候礼;对纳粹权威的尊敬与服从;在希特勒统治下使用的纳粹党文化的套话、官话;由于恐惧而取悦于纳粹政权的种种表现;甚至为了保住自身的名誉、地位、利益而不惜告密、出卖自己的朋友、同事、家人等。雅斯贝尔斯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患有健忘症的人在这些事情上会欺骗自己,因为他们想欺骗自己。戴假面具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

    《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则新闻,60年前美国一位CIA的情报官员在法兰克福的一所公寓里发现了一本相册,相册的主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纳粹官员,名叫Karl Hoecker。2006年,这名情报官员将这本相册捐给了美国《犹太人屠杀纪念馆》。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纳粹集中营的军官相册,一定会记录集中营里受害者的惨状,或是保留焚化炉、毒气室的写照。
    恰恰相反,相册中的照片全部是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里,那些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和助手们的生活写照。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穿戴整齐,相貌端正的年轻男女,在集中营附近的度假营地嬉戏。他们快乐地吃着浆果,拉着手风琴,唱着歌。看着照片,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活泼可爱的青年就是刽子手,而那些可怜的受难者就近在咫尺。

    相册的主人Karl Hoecker在照片中非常庄重地装饰着圣诞树,俨然就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和友善的邻居。谁能想象,就是这个人曾亲手屠杀了上千名无辜的犹太人。正如汉娜所描述的:正因为艾希曼太“平常”,“因而显得格外可怕,……他比想象的更接近地狱的生活。”

    无论是“路西法效应”还是“耶路撒冷的审判”都表明,社会情境和社会角色,即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中,人的意识和行为是如何受到制度的规范和调节。人作为社会动物都要归属一个群体,重要的是无论任何群体都有一套社会规范(或是潜规则),无论何人,只要在体制内,就不得不遵守这些规范。因此,制度一旦形成,人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其塑型。制度的塑型功能甚至会延伸到人的心理、意识、观念等精神领域。一旦制度转型,不仅社会的规则会随之改变,甚至会重构,而且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精神境界也随之再塑。这就是人与制度之间相互的关系。人设计了制度,但反过来人又要受到制度的制约和重塑。

    在“SPE试验”中,当津巴多博士说“好人”变成“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们或是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或是认为不过是按照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掩饰施虐和施暴的残酷,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常态。 
     
    一个好的制度,当然要能保证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社会的正义、公平与公正。当制度不能保证公民的自由、安宁、体面、和谐的生活时,当一个制度不能扼制或者根除屠杀无辜的邪恶以及“丛林法则”的强盗逻辑时,那些反人类、反人性的罪恶势力必然会令人恐惧地在社会中滋生、蔓延,不仅社会上原有的邪恶分子更加邪恶,甚至那些被看作最为弱小的普通人也会受到感染,在某个时间、某种场合、令人意想不到地显露出强盗或是流氓的峥嵘面目。因为,制度已经教会他们要想在狼群中生存,只有把自己也变成狼。然而,把生活中除了个人原因以外的种种不幸、苦难、烦恼,恶行都归结于现存制度的缺陷,也是将人与制度之间复杂的关系简单化了。

    一个社会的制度的文明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也来取决于人自身的文明程度。倘若一个社会以“丛林法则”视为行为准则,普遍缺乏人文关怀;倘若一个国家自大狂妄到唯我独尊的地步,拒绝接受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排斥一切外来进步与文明;倘若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苦难和灾祸熟视无睹,甚至幸灾乐祸,缺少同情与慈悲心怀,那么,这个社会、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建立起文明、先进的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西法效应”与“耶路撒冷的审判”给与我们的思考值得永远汲取。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1/22 22: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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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1/22 22:10:23   
    15
    好文,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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