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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的大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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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29)——白蛮与僮苗瑶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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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的大板床 于 2005/4/12 20:52: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作者 王钟翰

白蛮与僮苗瑶各民族

  第一节 白蛮与大理国
  
  一、大理建立前云南地区的政治局面
  
  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在云南地区盛极一时的南诏奴隶制度,由兴盛逐渐趋向衰落。在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表现得更加突出。
  897年,在广大奴隶和农奴不断的反抗斗争中,南诏国的权臣郑买嗣,指使南诏国王的近臣杨登杀死了隆舜王。
  902年又于杀死了南诏皇室的最后一个国王舜化真,并杀戮蒙氏亲族800余人,夺取了政权,建立“大长和国”(902—927)。
  “大长和国”的建立者郑买嗣是南诏清平官郑回的第七代孙。郑氏原为汉姓,在唐朝天宝年间南诏进攻雋州时被虏入洱海地区,充任南诏国王室官员。后郑氏家庭逐渐衍变成为滇西白族中的显贵。由于“大长和国”是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变建立起来的,奴隶主旧势力在社会上仍然具有较深的影响。909年郑买嗣死,子郑仁旻继之。旻在位17年,政治上毫无建树,还于914年发动了进攻四川的掠夺战争,后遭到挫败,损兵折将,数万无辜死于非命,进一步激起了各民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926年郑仁旻死,由郑隆亶继位。但这个郑氏第三代王在位仅两年,剑川节度使杨干贞便利用人民的不满将其杀死,灭了“大长和国”。
  杨干贞杀郑隆亶后,扶持清平官赵善政为王,建立了“大天兴国”(928—929)。
  赵善政才当了10个月的国王,杨干贞又迫不及待地废弃了这个傀儡,自立为王,号称“大义宁国”(927—937)。
  杨干贞称王后,不但没有把南诏末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起来,而且他为人“贪暴特甚”①,激起朝野怨恨,不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也愈演愈烈。广大奴隶和农奴,为反抗压迫掠夺,纷纷起来斗争,提出“减税粮”、“宽徭役”。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潜往滇东地区组织力量,联络滇东的“乌蛮”37个部落和各派地方势力,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②的许诺,答应在当国王后减轻各种赋税徭役,释放奴隶,从而争取到人民的支持。在石城(今云南省曲靖市)会盟誓师,以白族封建贵族董迦罗为军师,于937年二月,举行大规模的联合起义,挥师大理,所向披靡,推翻杨干贞的“大义宁”政权,建立了封建农奴制的大理国。
  从902年郑买嗣建立“大长和国”到937年杨干贞建立的“大义宁国”灭亡,仅仅36年间,即发生了三个小王朝的更迭。这是因为三个政权的社会经济性质基本上同属于奴隶制的余孽,从根本上讲,它们都不适应白族封建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的迫切要求,阻碍了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还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尚未被消灭的部分“乌蛮”奴隶主的势力,仍然影响着各个小王朝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致使南诏末期普遍存在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各村社农民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被统治民族与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等等,在王朝更迭初期,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缓和之后,又重新尖锐起来。加之,三个小王朝的统治者本身“暴虐无道”、“中外喊怨”①,从而加速了本身的灭亡。
  
  二、大理国的建立及其封建农奴制
  
  段思平为云南大理白族人,少年时代“甘贫度日”,生活很清苦。②在反对“大义宁”政权的斗争中,“凡牧牛、牧马、鸡鸣、犬吠等处,皆云段思平将为王”。③说明民间是拥护段思平的。与此同时,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和“东爨乌蛮”三十七部的首领们亦均表示支持他。
  段思平取得政权后,改国号为“大理”。他吸取了前三代小朝廷郑、赵、杨氏统治时期的经验教训,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治理国家。首先为废除奴隶制的苛政,“更易制度,损除苛令”,④清除了原“大义宁”政权中的维护奴隶制势力的顽固派,停止了旨在掳掠人口的掠夺性战争。对罪大恶极者严加惩处,表彰贞良,抚慰百姓。
  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制,段思平还大行分封亲属和臣属。如938年,封董迦罗为相国,封高方为岳侯,分治成纪(今记胜)、巨桥(今晋宁)、鄯阐(今昆明);封爨氏于巴甸(今建水)等。对三十七部首领也加以特别封赏。《滇史》载:“思平之得国,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即加恩三十七部蛮,颁赐宝印,大行封赏。”如封“乌蛮”(今彝族)首领阿而为罗婺部长(今武定、禄劝);封“些么徒”(属彝族)首领于河阳(今澂江)等。
  除上述分封外,对段氏族人则分封于“关津要隘”和“富沃之区”,替大理国王直接进行搜括和对各领主进行监视。被封的大、小农奴主,在其封地内,享有“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特权。为了扩大地盘,还经常兼并其它民族或部落的土地。在占有土地之后,有的把农奴们赶到别的地方去,有的则把农奴变为自己的耕农,再以田赋、地租、劳役、贡纳等各种手段,剥削和压榨他们。这些自耕农被固定在土地上,跟领主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各个大大小小的领主,设有许多私庄,大理国王的私庄名为“皇城”。私庄可继承,如武定、鹤庆、泸水、禄劝等地方的领主私庄,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在领主私庄内劳动的农奴,要抽出自己大部分劳动时间,用自己的耕牛农具,为领主耕种。各方领主和部落酋长每年必须向大理国王进贡金、银、犀、象、罗绮等珍贵宝物。领主之间常常相互攻伐,征派农奴和农民的劳役来广修城堡。在大理国王和层层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各族人民过着十分凄惨的生活。一百多年前,部分地区还保有“死手权”(“吃绝业”)、“初夜权”,甚至还有屠杀广大农奴和农民的“杀人坪”。上述历史遗迹,是大理政权统治下农奴们凄惨生活的剪影。
  段氏建立的大理国,疆域大体与南诏时期的版图相同。东至普安路横山(今贵州省普安县),西抵缅甸之江头域(今缅甸杰砂),南达临安路之鹿沦江(今越南菜州北部的黑水河)、北临罗罗斯之大渡河。段氏将南诏末期陷于分裂状态的各民族地区又统一起来,形成为西南地区事实上的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所不同的是,南诏国的统治集团系以彝族为主,而大理国的统治集团是以白族为主。
  大理国下设有首府、都督、节度。首府是大理;所设都督是通海(今通海)、会川(今会理);设节度的是永昌(今保山)、剑川(今剑川)、弄栋(今姚安)、银生(今景东)、拓东(今昆明市)和丽水(今缅甸达罗基)。后来又取消都督、节度建制,除保留首府外,下设八府、四郡、四镇。八府即会川(今会理)、建昌(今西昌)、谋统(今鹤庆)、统矢(今姚庆)、腾越(今腾冲)、鄯阐、威楚和永昌;四郡即石城(今曲靖)、秀山(今通海)、东川(今会译)、河阳(今澂江);四镇即蒙舍镇(今巍山)、镇西镇(今盈江)、成纪镇(今永胜)和最宁镇(今开远)。此外,在被统治范围内的其它各民族的部族和部落,则直接受各府、郡的管辖,并任命土长为首领,实行羁縻统治。
  
  三、大理国的经济情况
  
  大理国的社会经济比南诏国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农业上突出地表现在重视水利建设和扩大土地开垦。当时在洱海地区修筑了不少水利工程,比较著名的有品甸、云南(今祥云)的段家坝蓄水和青湖蓄水,“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①赵州(今凤仪)的神庄江,“灌田千顷,以至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②白岩(今弥渡)的赤水江蓄水库,使农业生产出现禾麻蔽野、岁岁丰收的景象。水利的兴修,改善了耕作条件,为扩大耕地面积提供了前提。从而使居民辏集,人口增加。
  1074年,四川峨嵋进士杨佐受政府委派前往云南买马,抵统矢府(今姚安)一带,目睹有不少人正在开荒种地。从统矢府又到洱海,沿途所见当地的农业生产,无论耕作技术或粮食产量,已同四川农业发达的资中、荣县等地水平接近。
  在畜牧业生产方面,大理饲养的马匹“为西南蕃之最”。③从北宋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匹马通过“罗殿”、“自杞”(均在贵州)售于宋朝。岳飞同金人交战,所需战马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大理。马匹多为白族、彝族劳动人民畜养。除马以外,牛的饲养也很发达,当时到过大理国的内地人,都惊叹这里“牛马遍点苍(山)”。④
  大理国手工业最突出表现在冶金方面,闻名全国的“大理刀”,它是输入内地的主要商品之一。其锋利程度,被誉为“吹毛透风”。冶铜技术比南诏国时也有提高,大理国贵族大量制造铜佛像,其造型精致美观。
  其它精美的手工业品也获得内地的好评。用象皮制造的甲胄,式样精巧,质坚如铁,刀箭不易穿透。《岭外代答》说,“苟试之以弓矢,将不可彻,铁甲殆不及也。”所制披毡、马鞭、鞍辔等驰名中原,销路颇广。大理人也长于漆雕,雕刻的漆器,图案精细,玲珑剔透,直至明代还视为珍宝,被誉为“宋剔”。元、明两代的宫廷漆匠,很多是从云南大理国征召去的,有“滇工布满内府”①的美称。这些高级漆匠的技艺,都是从大理国时期继承和发展下来的。
  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以大理城为中心,西至身毒国(印度),东南抵交耻(今越南),南临大海,分别同印度、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波斯(伊朗)等国家进行贸易交往。与中原的贸易有西川、邕州两条道路,其中又以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横山寨的互市榷场最为繁荣。当时输往内地的有大理刀、甲胄、披毡、鞍辔、马鞭、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贵重药材,还有马、羊、鸡等畜禽,而尤以马为大宗。大理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汊文书籍、缯帛、磁器、沉香木、甘草和各类奇巧的手工艺品。内地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的传入,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经济的繁荣。由于商业发展,作为与内地经济联系的中心鄯阐城(今云南省昆明市)已发展成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被马可波罗誉为“城大而名贵,商工颇众”。②此外,还有大理、威楚、永昌等商业城镇,以及围绕这些城镇而形成的一些定期的农村集市贸易。
  
  四、大理国的文化和宗教
  
  大理国统治下的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大理国文化可以洱海地区主体民族的白族作为代表来加以介绍。
  《蛮书》云:“言语言、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即是说,从语言上看,白族语言跟汉语最为接近,蒙舍诏彝族的语言差别大一些,其它民族的语言差别就更大了。
  白文是否存在,至今仍看法不一。③巍山一带发现的南诏字瓦,上面刻的文字有:■、■、■、亏,究竟属哪一种文字,尚无定论。纳西族学者方国瑜认为:“■文(指白文)之书,今不得见,然从前人记述,知为汉字写■音,……即用汉字记焚音,称之为■文,非别有一种文字。而■语中汉语成分较多,故所谓■文,其同汉语者,写汉字,解■义。”。如《蛮书》中记载永昌(今保山)、洱海地区白族商人的诗歌: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秋时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其中的“穹赕”、“络赂”是白语,“穹赕”即怒江坝子,“络赂”即资金。
  大理国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很深,今存大理国时期的许多碑刻,如大理《赵氏墓碑》、姚府《兴宝寺德化碑》、《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等,全是用汉文撰写的。碑文措词生动,镌刻细腻,堪称碑刻之上乘。许多清平官、诗画兼通,极有文彩。如白族杨奇鲲写的诗可与汉族名家诗句媲美。诗句有:“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猿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再留停。”隽永可诵。
  大理国统治者为了发展封建文化,还专门派人到内地购买经、史、百家和医药、历算等书籍,而且数量很多。后来,内地一些重要书籍,由于五代时动乱丧失了,元朝征书,便是从西南地区找到了不少。如唐太宗亲撰的《帝范》一书,计12篇,在五代动乱中,有的丢失,有的残缺不全,是自族人响应元政府的征书号召把它献出来,得以完整地流传于后世。
  大理国的雕刻绘画,在南诏国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剑川著名的石宝山石窟浮雕,有一部分就是大理国时期最后完成的。昆明古幢公园的石幢浮雕,是大理时期的代表作。石幢高7米多,七层八面,下宽上窄,呈八角椎形。上面雕有许多寺字楼阁和众多佛像,最大的天王像高约1米,最小的佛像不足3厘米,佛像大小姿态各异,表情生动逼真,造型优美,刀痕遒劲,巧夺天工,可谓西南地区古代艺术之珍品,日本人把它称之为中国古代“绝无而仅有之杰作”。
  在绘画方面,大理时期已出现了世代相传的专业画工。他们在洱海的佛寺中,绘制了瑰丽的壁画,迄今留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专业画工张胜温作的《大理梵画长卷》,又称为《张胜温画卷》,高0.33米,长16余米,134开,计628个佛面,线条工细,色彩鲜明,形象栩栩如生,明人誉为“绘事精致,金壁辉煌,耀人耳目,瞻对如生,足与顾虎头、李伯时相颉颃”。①清高宗弘历也称赞它“傅色涂金,并极精彩”。②
  1944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将此画在重庆展出,哄动一时,为稀世瑰宝。
  佛教在南诏国时传入云南,至大理国时普遍流行。它取代了原始的巫鬼教而成为正宗。大理佛教主要是瑜珈密宗。僧侣被称为“师僧”。在佛堂中教儿童念佛经。一些大理国王在失意时,甚至禅去王位而皈依佛门为僧,如段氏22传,竟有8人走入佛门,在中国历史上均属罕见。白族封建主的子弟出家当和尚的也很多。文学作品中,多引用佛经成语和典故。一切雕刻、绘画、音乐艺术、民间传说等,无不渗进佛经的内容。白族知识分子则多自称为“释僧”,攻读佛经和儒书之后,由大理国设科选士通过而被任命为官吏。大理国的统治者好佛、崇佛,段思平天天拜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对佛教在云南地区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普遍流行,使佛儒结成一体,当时儒生无不崇奉佛法,僧侣也必诵读儒书。所以如此,是由于儒家宣扬的“德治”和“仁政”,实质就是讲“贫而无怨”、“富而不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同佛教粉饰太平,用忍受苦难和侮辱的不抵抗主义来宣杨“成佛”的说教是一致的。在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佛教从维护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解释这种不平等,正好跟儒家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伦理道德殊途同归。
  大理国时的佛儒结合,是其地主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可知,白族地区不但佛教思想浓厚,而且这也是崇拜孔夫子的社会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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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理国的分裂割据与“后理国”的建立
      
      大理国建立后,随着白族聚居区生产进一步发展,各地区、各领主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白族各封建主和其它民族的一些贵族领主,经济和政治地位也相应地得到巩固。例如,滇池地区的高氏家族,洱海地区的杨氏家族,就发展成了东、西部的两大霸主,他们同“大理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至发展到同段氏王族分庭抗礼、争夺权力的地步。
      1063年,洱海的封建主杨允贤发动叛乱,妄图取代段氏王位。大理国王段思廉在诸侯据地自雄、王室力量极大削弱的情况下,无力对付杨允贤的发难,只好借助东方岳侯高智升(高方的后裔)的兵力,才平息了杨允贤的叛乱。为此,段思廉封高智升为鄯阐(今昆明市)侯,承认高氏在本地区拥有世袭领地权,还忍痛将王室直辖领地的一部分(白崖、茹甸,均在今弥渡县)也封给高氏家族,这进一步促成了段氏统治的危机。
      1080年,已经被平息下去的洱海杨氏家族势力,又东山再起。杨义贞发动政变,杀死段思廉,自立为“广安皇帝”。
      杨氏家族的复出,危及到其它被封诸侯的地位,于是,高智升联合“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再度发起对杨氏家族的讨伐,灭了杨义贞,复立段氏。但高智升却趁机把势力从滇东伸入到滇西的洱海地区。高智升表面上拥立段氏为王,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布燮”(宰相),坐镇洱海,把东部的滇池地区,交给儿子高升泰经管。高氏遂成为云南东、西部地区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诸侯,并遍封其子孙于“八府、四郡”,除边远地区和三十七部外,几乎全部控制了大理国政权的辖区。大理国的重要官员,也几为高氏豪门垄断,故号称“一门之盛,半于大理”。
      1094年,高升泰权柄自擅,以“群臣请立”为口实,废段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
      高升泰篡位后,遭到除高氏以外的白族封建主和其它民族部落领主的反对,尤其是靠近高氏领地都阐的“乌蛮”三十七部的强烈反对。他们根本不接受高氏“大中国”的支配。在强大压力下,高升泰在位两年即郁郁病死。1096年,其子高泰明不得不遵照遗嘱,拥立段正明之弟段正淳为国君,重建大理国,史称“后理国”。
      段氏虽然复位,但依旧大权旁落,实权仍操纵在高氏手中。高家世袭“布燮”,被封为“中国公”,赏罚政令皆出其门。段氏王位形同虚设。
      当自族中的封建主频频进行割据称霸时,其它民族的部落贵族,也纷纷效尤。“乌蛮”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建立“罗殿国”;“些么徒”部统一了滇池东南地区,建立“自杞国”;邛部(今四川省西昌市)的贵族扩充武装,攻劫邻部,“闭其境以专利”,自称“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金齿百夷”的贵族叭真,兼并了周围各部,建立“景陇金殿国”。从而,形成了所谓“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①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各领地之间的闭关自守,使一些部落首领在所属领地内得以长期保持落后、野蛮的剥削形式,延缓了社会经济发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
      
      六、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
      
      南诏国亡后的第五年(907),唐王朝覆亡,中国陷入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无力顾及西南。
      937年大理国建立时,内地仍处于纷争的状态。
      960年宋朝建立,并很快成为全国统一的政权,从而为内地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客观上,大理国属下的各民族人民要发展经济文化,必须同内地的汉族人民保持密切联系。
      965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大将王金斌率军进入四川,打败了五代十国以降割据西南一隅的后蜀政权,解除了云南与内地之间往来交通的障碍。大理国立即派建昌(今四川西昌市)府主将演习持书牒向宋朝表示祝贺。968年,又向宋朝呈送公文,要求通好。
      976年,“大理”首领百万(白王)多次遣使入宋,宋太宗赵灵因而册封其为“云南八国郡王”。
      982年,宋太宗命黎州(今四川省汉源县)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国入贡于宋。随着官方正常关系的建立,民间的交往也日趋频繁。黎州边境和峨嵋县西10里的铜山寨,遂成为彝、白族与内地汉族进行商业交往活动的市场。邓部州(今四川省越西县)的彝族以贩马入西川而“仰此为衣食”。①
      1074年,峨嵋进士杨佐应募出使大理国招买战马,进一步加强了宋朝同大理国的联系。
      1115年,大理国王段和誉派遣李紫琮、李伯祥为正副使,携带马380匹,以及麝香、牛黄、细毡、甲胄、弓箭等多种物品,到达开封,诣宋进献,请求册封。翌年,宋朝即封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②并举行隆重的册封礼仪,宋朝与大理国之间的藩属关系正式建立。大理奉宋朝正朔,使用宋朝历法,设立了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和官员。
      但是,宋朝是一个政治、经济上比较衰弱的王朝。北方和西北被辽和西夏占据,后来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取代辽朝,给宋朝造成更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宋朝政府中的一些大官僚认为,对西南方的大理也必须戒备。他们总结唐朝覆亡的历史经验说:“‘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祸生于无备。汉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③这一历史教训,使后来的王朝对北方和西北的“狄”保持了警惕,但却不知道祸患生于没有防备之处;唐亡于黄巢,而祸根却在于调徐州的驻军去桂林戍守南诏。因不能按期调防而发生兵变,才引起农民起义,导致唐朝灭亡。事实上,桂林兵变是唐王朝政治腐败的产物,与南诏对内地的侵扰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由于有这种戒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理国与宋朝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只因急于抵抗来自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进攻,宋朝迫于需要战马(南渡后,宋朝所需战马,更直接仰赖于大理国),才于1133年在广西邕州横山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设置“买马提举司”,专门负责向大理国购买战马。横山寨的马市交易,比之北宋时在黎州边境的交易更加频繁,规模更大。如1136年5月,大理国派人到邕州卖马1000余匹,随行的有6000余人。还携带去大批大理国的土特产品、麝香、胡羊、长鸣鸡、被毡、云南刀和各种药材出卖,购回锦增及诸多的汉文书籍。
      1173年,大理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磐若师等人到广西横山寨售马,购回《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本草》、《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初学记》等一大批汉文书籍。大理与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互通了有无,繁荣了两地的经济文化,特别是大批汉文书籍流入西南地区,促进了西南地区诸民族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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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4/12 21:12:00   
       第 3
    第二节 僮、苗、瑶等民族的出现及其发展

      一、僮、仲家名称的出现及僮族社会
      
      随着北方契丹,女真、党项各民族的崛起和吐蕃封建政权的形成与大理国的兴衰,中东南地区现代各民族也逐渐形成。最明显的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僮(今作壮)族及其与有紧密关系的仲家名称的出现,表明这两个民族在当时作为民族共同体已客观存在。
      宋人朱辅《溪蛮丛笑》的叶钱序中存五溪之蛮“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的记载,表明在五溪地区一带已有着僮人的存在。《元史·地理志》新添葛蛮安抚司条后载有,“栖求等处仲家蛮”①之语,新添葛蛮安抚司为元至元年间置,治所在今贵州贵定县,管辖范围甚广,但“栖求等处”的地望,疑当在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壮(僮)族、②布依(仲家)族③是同出于古代百越的人口较多的两个民族,僮、仲家名称的出现,是现代壮侗语族各民族开始形成的标志。
      僮族来源于唐代的“西原蛮”(亦称“僚”)是古越人的后裔。宋代广西地区的僮族有依、黄、莫、韦、周等大姓。自唐代建立羁縻州峒,“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④以降,宋代一依其旧,所设羁縻州、县、峒以在广南西路邕州左、右江一带为最多。据《宋史·地理志》载,左江道领27州,4县,11峒;右江道领17州,1县。依氏主要居住在安平、武勒、思浪、七源等州。黄氏主要居住在安德、归乐、归城、田州等州。莫氏主要居住南丹等州。上述地区至今也还是壮族的聚居地。
      当时的僮族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使用富有地方特色的踏犁翻土。犁柄左侧装有短木,以便脚踩使犁入土。踏犁翻土费时费力,翻土5天才有牛犁一天的效率。⑤善于织布,有佳丽厚重的緂,著名的柳布、象布以及轻凉去汗的练子等等。土产生金、银、铜、铅绿、丹砂、翠羽、峒緂、綀布和茴香,果诸药。首领已经世袭,分管各寨,其上总属于“提举”。土官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等,此外还有“同发遣”,“权发遣”等官,为宋朝在羁縻州县袭用的正规官制建置。宋时提举以汉官充任,左江二提举,右江一提举,职责是管辖、约束诸峒酋长与峒丁。据《岭外代答》载,到12世纪后半期时,“官名提举,实不得管一丁,而生杀予夺尽出其酋”,⑥反映出当地地方统治势力还十分强大。
      在僮族地区的村寨中,耕地计口分给,除了自己开荒的以外,不能随意典卖,称作“祖业口分田”。知州另有“养印田”。知州以下无印章的,则得“荫免田”。土官的职分田都由峒民无偿耕种,而知州,权州等人则坐享其成,在每个村团中又推一人为长,称作“主户”,其余百姓都叫作“提陀”。百姓家中的壮丁,平时耕作、战时出征,称作“峒丁”,又叫“田子甲”或“马前牌”,是土官统治的武装力量和私人卫队。广西左、右江45溪峒在1065年(宋治平二年)时,每峒以30人为1甲,置节级统率,10甲置指挥使,50甲置都指挥使,总共以峒丁44500人为定额。其后每州多者500人,少者二三百人,土官能指挥的峒丁,总数在10几万人以上。峒丁能吃苦耐劳,善于攀登,武器有桶子甲、长枪、手标、偏刀、山弩、竹箭等等。是一批过着半军事化生活的农民。峒丁中除了提陀民户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战斗中的俘虏和通过买卖所得的人口,使之自相婚配,给田耕种,并教以武艺,世代有隶属关系的家奴,又叫家丁,是地位最为低下的一个阶层。“峒丁有争、各讼诸酋”,①若不能决,可上讼至寨官、提举、或邕州都督府。实际上往往“生杀予夺,尽出其酋”。②
      在封建领主的重重剥削压迫下,广西僮族生活简陋贫困。住的麻阑,又称“干阑”,是一种编竹片为楼板、顶苫以茅草的二层楼房,上层住人,楼下饲养牛、猪、鸡。室内无桌椅床榻,只有一张牛皮为褥席,冬盖鹅毛被,着棉花衣,夏时穿用芭蕉、竹子、苎麻纤维纺织制作的衣服。以手搏饭而食,掬水而饮。
      宋代僮族因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依照汉族方块字的构成方式而创制的“土俗字”,日趋完备。土俗字可以表达僮语的语音和语义,夹在汉字中应用,在僮族上层中有了一定的传播。据当时史书记载,其土俗字的形制可举例如下:■,音矮,不长之意;,音稳,坐于门中稳的意思;奀,音动,人瘦弱的意思;■,音终,人死亡之意;■,音大,姐姐之意等③。其中除了少数象形字外,绝大部分都是会意字、形声字和借用汉字。从中可以看出,旧僮文土俗字与汉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过长期发展,土俗字也在民间流行,用于书写帐本、契约、情书及记录民歌、写作壮剧等等。据近年来对旧僮文土俗字(古壮字)搜集整理后的统计,包括正体字、异体字在内,共有土俗字1万多个。其中正体字约5000个,说明在汉字基础上创制的旧僮文土俗字已有了相当完备的发展。
      
      二、苗、瑶、畲名称的出现、分布与社会状况
      
      与壮侗语族各民族形成的同时,苗瑶语族的苗、瑶、畲各民族也逐渐形成,明显的标志是苗、瑶、畲的名称都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
      继古代三苗的“苗民”名称之后,与现代苗族有着直接关系的“苗”族之称最早出现于唐宋时期。目前对唐人樊绰《蛮书》卷十中的“黔、泾、巴、夏四邑苗众”中的“苗”字是否为族称,还有不同解释。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宋代,苗、瑶、畲等名称已先后出现。朱熹(1130—1200)在《记三苗》短文中有“顷在湖南,见说溪峒蛮瑶,略有四种,曰僚、曰仡、曰伶、而最轻捷者曰苗”的记述。朱辅《溪蛮丛笑》的叶钱序言中,亦载当时五溪蛮中有苗、瑶、僚、僮、仡佬5种不同称呼,并在“左右押衙”和“沤榔”条目中提到苗、瑶族的情况。南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与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有“瑶”、“瑶乐器”、“木契”、“瑶斑布”、“款塞”、“踏瑶”等专条,记载了12世纪以前广西瑶族的种种情况。曾在漳州作官的刘克庄(1187—1269)在《漳州谕舍》一文中,云“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娏蜑,在漳者曰畲”。“(西、南)二番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槃护孙者”①。文天祥(1236—1283)也有“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②的记载。“輋”为广东地方俗字,指山区搭棚居住的人。③“輋”与“畲”通,“輋民”也就是“畲民”。表明与苗、瑶族出现的同时,畲族的名称也开始出现。一般认为,苗、瑶、畲三族,皆出自“长沙武陵蛮”。
      这一时期苗、瑶、畲三个民族的分布格局已基本形成,大致是畲族偏东,居于福建和广东东部等地;瑶族位中,居于湖南、广西东部和广东的北部等地;苗族偏西,居于湘西与贵州等地。总的来说,大多住在山区,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信奉自己的祖先槃瓠。
      早在7—8世纪,唐王朝已于福建畲族地区设置漳州(686)、汀州(736)等,说明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随着内地居民的迁入,④和王朝官吏的“劝农桑、定租税”,⑤生产逐渐有所提高。到12世纪末,漳州畲族中已出现拥有户口30多家的酋长,成为当地的统治者,“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⑥即归服宋朝,愿意入当地版籍,成为封建统治下的百姓。
      宋代瑶族有几个较大的聚居区:一是现湖南省中部的梅山地区,“其地东接潭(长沙一带),南接邵(邵阳一带),其西则辰(沅陵一带),其北则鼎(常德)、澧(澧县)”。⑦1072年(熙宁5年),宋朝派章惇开梅山,登记主、客民凡14809户,田共260436亩;在上、下梅山分建新化、安化二县,“均定其税,使岁一输”。⑧在开伐梅山的过程中,瑶族有的向湘南及广西等地迁徒,有的就留在当地逐渐被同化于汉族之中。
      另一个瑶族的大聚居区,在今湖南南部以及与之紧邻的广西、广东一带广大山区,史称“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⑨瑶族有邓、黄、唐、房、盘诸姓。
      1043年(庆历三年),瑶民起事反抗官府,受到官兵的捕击招抚。其后,唐和等人又复起事,从1045—1047年(庆历五至七年)经多次战斗,终于以接受朝廷封给的峒主、银青光禄大夫等官职告终。瑶族人民蕃衍在此生息,南岭山脉一带至今仍是瑶族的主要居住地区之一。
      此外,在湖南的辰州(今沅陵县)、沅州(今芷江县)、靖州(今靖县)等地溪峒,亦多为“熟户、山瑶、峒丁”的居住地,其中不仅有瑶族,也有现代的土家族、苗族等民族成分在内。瑶族在1163年(宋隆兴初)左右,就与当地汉族大户交往,大户为了“规免税役,多以产寄瑶人户下”,①利用瑶族不纳税服役的条件,逃避应担负的赋税劳役。1214年(嘉定七年)臣僚向宋宁宗赵昀反映,熟户、山瑶、峒丁原来“皆计口给田,多寡阔狭,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罚。一夫岁输祖三斗,无他繇役”,②但后来山瑶、峒丁将份田出售给附近的汉民,官府因常赋之外,又得另行收税,所以不加处置。而失去份田的山瑶、峒丁之常租却仍旧挂于户籍,要依然输税,在追缴严厉的情况下,往往与居住于深山的瑶民结合起来,进行反抗,成为当地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建议要注意维护旧制,以求得边境的安宁。这一地区现在仍有瑶族居住,但聚居程度不及前者为高。
      尽管苗族名称至迟在12世纪已出现,但大多数史书中仍将苗人混杂于五溪蛮,或以地为名的诸如辰、沅、靖州蛮、北江蛮、南江诸蛮等名称之内。其中既有苗瑶系统的族体,也有廪君蛮、板楯蛮或其它蛮人成分在内。从而可以看出,当时苗族已广泛散布在今湘西、贵州等地。五溪蛮因其地有雄、樠、潕、酉、辰等五溪而得名,约相当于今湖南省沅江上游一带。原来主要是信仰槃瓠传说的民族,后有巴人后裔迁入,形成多民族杂居局面。前述宋时记载当地已包括有苗、瑶、僚、僮、仡佬五种人在内。辰、沅、靖州蛮情况亦大略相似。据记载,靖州蛮有首领蛮酋统帅其民,“男丁受田于酋长,不输租而服其役。有罪则听其所裁,谓之草断”。“田丁之居,峭岩重阜,大率无十家之聚”,③基本已确立了封建领主制度。作为酋长的领主,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向酋长领取份田耕种,并担负一定劳役的田丁,还要按酋长的意志受其“草断”,是有着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农奴“病不谒医,但杀牛祭鬼”;实行姑舅表婚,以及兄终弟及的弟娶寡嫂婚。各属一定的社会组织“门款”,门款之间互相战斗,“志在于掠而不在于杀”,以获得对方财物而进行拼搏厮杀。记载还指出,“荆湖南、北路,如武冈、桂阳之属瑶民大略如此”。④由此可见,12世纪时湖南一带苗、瑶等民族有的已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前期。
      据《宋史》载,北江蛮首领为彭氏,世有上,中、下溪州,其下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靖、感化、永顺、懿、安、远、新、给、富、来、宁、南、顺、高等17州,共20州。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其余19州皆隶属之,统称“誓下州”。彭氏为土家族大姓,但其统治下还有不少苗及仡佬等族居民。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⑤共16州之地,其中叙、峡、中胜、元4州首领为舒氏;奖、锦、懿、晃4州的首领为田氏;富、鹤、保顺、天赐、古5州首领为向氏。大州拥有千户人家,如富、叙、峡3州,其余诸州居民都不满百。三姓首领互相攻击仇杀,朝廷利用其连年战争,治下百姓都思归化的心理,于1072年(宋熙宁五年)派章惇进行察访。1074年在逐渐招降各州的基础上,先后设置沅州,诚州。后又废诚州为渠阳军。但至1086年左右(宋元祐初),因当地各民族纷起反抗,宋朝执行柔远政策,将这里的州县弃而不问,恢复了各民族首领各自统治其地的状况,“自乾兴(1022)以来,或叛或服,其类不一”。⑥
      
      三、黎族名称的出现及社会发展
      
      唐德宗(780—805)时,杜佑任岭南节度使,“朱厓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①这是史书中最早出现的黎族名称。朱厓即朱崖洲,指海南岛。刘恂(887—903)《岭表录异》紫贝条中,亦有“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②的记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四广东人称:“按俚讹为黎,声之转也久矣。”清人李调元《南越笔记》,檀萃《说蛮》,道光朝修《广东通志》等均持黎即古代俚人之说。
      黎族名称虽早见于唐代,但较为普遍使用则始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儋州)……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③系对黎族名称来源的又一种解释。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赵适《诸蕃志》以及苏轼在海南岛(今改省)所作的诗文中,也都提到黎族的名称及其情况。表明到9世纪时,海南岛黎族已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存在,并为当时的人们所记述。
      到12世纪时,海南岛黎族的发展已不平衡。封建统治者按对其统治和控制的程度不同,“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④“生黎”、“熟黎”的划分显然是一种带侮辱性的称呼。《岭外代答》亦称:“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⑤当时在海南岛建有琼、儋、万安、崖四州,其后州改称军或县,故又有海南四郡岛土蛮之称。熟黎所居“半险半易”,⑥有湖广、福建的移民溶于其中,能通汉语。生黎则居住山岭深邃之处,外人很少到达。黎族从事粗放的刀耕火种农业和山区狩猎,然纺织业比较发达,以木棉(棉花)织成青红色纹道相间的“黎单”,和以彩色丝线与木棉挑织而成的“黎幕”,在当时已是著名的土特产。中原地区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市华泾镇)童养媳出身的棉纺织改革家黄道婆,曾于宋未在海南岛崖州(今县)居住40年,学会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纺织技术,返回家乡后改革轧棉、纺线工艺,推动了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崖州当时居住着讲临高话的土著,是属于讲壮侗语族语言的古代越族的后裔。附近也住有黎族。在民族的纺织工艺文化交流中,海南岛的各民族人民有着一份光荣的贡献。黎族妇女梳高髻,以彩色吉贝(棉布)作上衣,筒裙、佩铜制项圈、耳坠,成年时要举行“绣面”仪式,即在脸上刺以花纹。男子亦椎髻赤足,执刀荷枪矛,腰缠花布。住二层的干阑式“阑屋”,上层住人,下层养畜。婚姻缔结以折箭为定。有丧亲属不哭亦不吃饭,吃生牛肉以象征哀痛的习俗。葬以鸡蛋掷地,不破之处为吉,于其地作土葬。借贷必须归还,且已实行一年还息一倍,次年又转为复利的高利贷制度。当时黎族多王姓,“熟黎”首领王二娘,但夫名不显。“家饶财,善用众,能制服群黎”,⑦为黎族地区36峒的都统领。琼州官府有令,必须通过王二娘才能下达执行。
      王氏祖辈在宋皇祐年间(1049—1054)即已“归顺王化”,受朝廷委任。1171年(乾道七年)王母黄氏被封为“宜人”,1181年(淳熙八年)王二娘袭封“宜人”。二娘死,宋于1216年(嘉定九年)五月,又“诏宜人王氏女吴氏袭封,统领三十六峒”。①36峒由女性首领三代袭封,似当时黎族实行女系继承,但从《宋史·蛮夷传》有“黄氏年老无子,请以其女袭封,朝廷从之”之语,很可能当时黎族地区主要还是父系继承,不过男女比较平等,如果没有儿子,则女儿也可继承而已。“生黎”地区“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②还保留着生产资料共有,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关系。各峒有峒首领导。
      1174年(淳熙元年)“五指山主黎洞首王仲期率其傍八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归化,仲期率与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诣琼管公参,就显应庙研石歃血约誓改过”。③王仲期的祖父在宣和年间(1119—7125)已“纳土补官”。此则又一次向官府“归化”。嗣后,黎族社会有了缓慢的发展。
      
      四、澎湖的设治与毗舍耶人社会
      
      自隋唐以降,史称台湾为“流求”。赵汝适:《诸蕃志》卷上称:“流求国,当泉州之东,舟行约五、六日程……旁有毗舍耶,谈马颜等国。”据考证,毗舍耶为台湾的一个别称,谈马颜即红头屿,现称兰屿,亦为台湾地方的一部分。台湾附近的澎湖岛,亦作平湖或彭湖。10世纪期间,由于辽宋连年战争,社会动荡不安,沿海人民渡海赴台湾,澎湖求生者日众。特别是到了南宋,汉人大量南迁,促使福建沿海居民向外发展。“(相传)自南宋时,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为飓风飘至(台湾),各择所居,耕凿自赡”。④澎湖、台湾一带在宋朝由宋官府进行“编户”,施行诉讼判决等行政管理。“台湾之北(应为“之西”)曰澎湖,二岛相连,互为唇齿,在宋时编户甚蕃”;⑤“澎湖屿……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⑥1171年(宋乾道七年),南宋泉州知府汪大猷为了加强海防,对澎湖地区改变过去“春夏遣戊,秋暮始归”⑦的办法,在该地“建屋二百间,遣将分屯”,⑧曾任福建提举泉州市舶司的赵汝适在1225年(宋宝庆元年)著的《诸蕃志》载,“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⑨明确记述了澎湖地区与晋江县的隶属事实。清乾隆时人朱景英曾亲自在台湾发现“台地多用宋钱,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⑩说明当时台湾与大陆内地存在着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
      早在3世纪上半叶,三国的吴国孙权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直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11)亶洲指日本,夷洲即今台湾。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不仅记载了夷洲的地理位置、气候,而且详细记述了那里的土著“山夷”的生产、生活情况,诸如“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用鹿角矛战斗,磨青石作箭头、刀斧和装饰品等等;已能酿酒、织布;行母系外婚,有猎头,嫁女凿齿等习俗。7世纪初,海师何蛮与隋羽骑尉朱宽,后又有武责郎将陈棱率军至流求。当时土著中已有可老羊、鸟了帅等名号的首领,前者为王,统管各洞村;后者为村寨领袖,以善战者充任;但“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①农业种植稻、梁、麻、豆等,喂有猪、鸡,而无牛、羊、马、驴等大牲畜。由于少铁,只能在骨角上镶以薄铁刃使用。有男子去毛髭,女子纹手,杀人祭神等习俗。在南部,还有邻里共食死者之习惯。
      11和12世纪时流求、澎湖的毗舍耶人,为台湾土著之一,当时仍处于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虽已开始使用铁器,但因铁来源困难,所以“临敌用标枪,系绳十馀丈为操纵,盖惜其铁不忍弃也”。②在淳熙年间(1174—1189),毗舍耶之“酋豪”曾率数百人突来泉州的水澳、围头等村,寻求“铁器及匙筋”,“见铁骑则争■其甲”,③可见对铁质工具的重视。毗舍那人还不会制造船舶,只缚竹为筏,在海上航行。与外界不通贸易,过着采集、狩猎,赤身裸体,文身黥面的艰苦生活,甚至尚有残存的食人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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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①《南诏野史》。
      ②《南诏源流纪要》。
      ①《南诏野史》。
      ②关于段思平的出身,说法不一:一说出身于贵族之家,如《滇载记》、《云南志略》、《玄峰年运志》皆持此说;二说出身于牧奴或平民,如《南诏源流记要》、《白古通记》持此说;三说出身于没落贵族,如《南诏野史》、《白史》持此说。三说均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认为第二说法较合理,故从之。
      ③《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74页。
      ④《滇史》卷七。
      ①郭松年:《大理行记》。
      ②同上。
      ③《桂海虞衡志·志兽》,第91页。
      ④《南诏野史》。
      ①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六。
      ②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第2卷。
      ③尤中认为,唐朝初年已有白文,它是在借用汉字的基础上结合白族语言创造出来的。见《中国西南民族史》,第246页。
      ①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3册,第975页。
      ②同上书,第369页。
      ①(元)《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
      ②《宋史·大理国传》卷四八八,第14073页。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中,第6295页。
      ①《元史》卷六三,第1556页。
      ②僮族,在1965年10月改为“壮族”。
      ③仲家,在1953年冬正式确定用“布依”族名称。
      ④(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篇。引自《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第179页。
      ⑤(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踏犁,《丛书集成》初编3118,第42页。
      ⑥(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峒丁条,第34页。
      ①《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第234页。
      ②《岭外代答》卷三、峒丁条;《丛书集成》初编,第3118册,第34页。
      ③范大成:《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等书土俗字条。
      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漳州谕畲》。
      ②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一,《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
      ③胡曦:《兴宁图志考》輋人条:“輋本粤中俗字,或又书作畲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广东)上,“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复居息为輋”。
      ④(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畲民条:“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畲客。”
      ⑤《资治通鉴》卷二九五,唐纪七五。
      ⑥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漳州谕畲》。
      ⑦《宋史》卷四九四,第14196页。
      ⑧同上书,第14197页。
      ⑨《宋史》卷四九三,第14183页。
      ①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
      ②《宋史》卷四九四,第14196页。
      ③(宋)洪迈:《容斋四笔》卷十六,《渠阳蛮俗》条。
      ④同上。
      ⑤《宋史》卷四九三,第14180页。
      ⑥《宋史》卷四九三,第14182页。
      ①《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第5087页。
      ②《岭表录异》卷下,第20页。
      ③《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儋州,风俗。
      ④《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第220页。
      ⑤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条,第19页。
      ⑥《岭外代签卷一,黎母山条,第6页。
      ⑦《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第221页。
      ①《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三,第14220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朱初平奏言。
      ③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条。
      ④郁永河:《裨海纪游》。
      ⑤《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一一○,台湾府部,杂录。
      ⑥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引范于长:《皇朝郡县志》。
      ⑦周必大:《周文忠公全集》卷六七,《汪大猷神道碑》。
      ⑧楼钥:《攻瑰集》卷八八,《江大猷行状》。
      ⑨赵汝适:《诸蕃志》卷四,《毗舍耶条》。
      ⑩朱景英:《海东杞记》卷四。(11)《三国志》卷四七,第1136页。
      ①《隋书》卷八一,第1824页。
      ②《宋史》卷四九一,第14127页。
      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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