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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韩毓海:读书人别被老百姓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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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如虎 于 2011-09-03 03:09:4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韩毓海:读书人别被老百姓惯坏了 来源:《北京晨报》2011年8月30日 韩毓海: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教育教养学部特任助教授、韩国高丽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他编剧的《毛岸英》荣获飞天奖一等奖。 提起韩毓海,不能不提到《五百年来谁著史》,作为一本普及型学术著作,从去年到今年,它的销售量已突破17万册,堪称是出版业的一个奇迹。   因为观点不同,大多媒体对此选择沉默,因为一道人造的立场,太多人在刻意忽视。然而,这却不能抹去《五百年来谁著史》的雄辩与理性光芒。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姊妹篇《龙兴》仍在反复修改中,可韩毓海却忙里偷闲执笔了《人间正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那是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等几位当代中国一流学者共同的声音。   在新中国出版史中,可能还从来没有这样一本书:几个普通人,将自己对党的理解自发地写出来,没有上级意志,没有机构指令,它的话题如此宏大,它的面貌如此“正统”,却在市场上赢得一片好评。   这是一本检讨历史经验的书,又是一本眺望未来的书。90年风风雨雨,究竟什么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该如何反思过去?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体制、价值、观念、道路等等大词正占领着话语空间,然而,曾经的道路真的是靠图纸作业走过来的吗?那些成功真的是几个概念铸就的?如果名词可以解释一切,中国近代史为何会这般挫折、苦痛与艰难?而凭着坐而论道,就能突破这个死循环?   在不知不觉间,我们正在忘记历史,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可究竟怎样把握人间正道?怎样才能不偏离人间正道?几位学者激烈的争论,最终凝聚成了这本厚重的书,抛开假问题,面向真问题,本书拓展了一条全新的启迪之路。   中国道路应该有个主语   北京晨报:《人间正道》的缘起是什么?   韩毓海: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上海学者周建民老师为建党90周年写了一篇稿件,交给胡鞍钢、王绍光和我看,当时的感觉是,周老师满肚子是理,就是讲不出来。一是他文风太老实,不易被读者接受,二是这个题目太不讨巧。   北京晨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成书呢?   韩毓海:因为对周老师的观点我们很认同,今天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总要有个主语,如果不提中国共产党,就找不到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动力和抓手,所以胡鞍钢建议我执笔重写。   北京晨报:当时想写成一本书了吗?   韩毓海:没有。一方面,这种题材的书,市场风险比较大,另一方面,还有政治风险。但作为学者,我认为这是个重要课题,很愿意去做这件事。就在我拖拖拉拉时,人民大学出版社先期投入费用,组织大家开了两次研讨会,这下没退路了,只好把它写完。我入党很晚,别人开玩笑问为何入党,这本书算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选择60%还是7%   北京晨报:对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   韩毓海: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都应回答的问题。如今整天骂制度的都是些什么人?我看主要是从制度中获得了利益的人,包括三种人,一是干部子弟,二是一部分官员,三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总之,越是日子过得好的人,抱怨越多,骂得越凶。我有一个朋友,是高干子弟,一生靠父母的光环生活,高考分不够,他照样能上大学,现在住别墅开好车,可天天给我发短信,骂这骂那。今天手机中很多“段子”并不是老百姓编的,恰恰是一些官员编的,只有他们才最了解情况。他们为什么能骂?因为生活压力小,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形成了一个“精英”圈子,但这个圈子最多也只占人口总数的7%。   北京晨报:那么不骂的人又有多少呢?   韩毓海:我给你举个例子:当年山西举全省之力修路,太原近郊有座高架桥,直接建在居民楼上面,当时承诺经济条件好了,马上搬迁。可一等就是20年,山西GDP从200多亿到突破一万亿,可老百姓天天还得忍着噪音污染,我去了很生气,说:共产党怎么能这么干事呢?可老乡马上说:这可不能怨共产党,共产党不让外国人打进来,有错误肯纠正,这就够了。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不骂共产党,他们占中国总人口的60%。   要认清哪头重哪头轻   北京晨报:可经常听不到这些正面的声音。   韩毓海:因为我们没搞明白哪头重哪头轻,天天和精英圈讨论,自然听到的都是7%的说法,可给他们的越多,他们抱怨越多。你看天天编段子的,要么是央视拿几十万月薪的主持人,要么是新富阶层,要么是睡到11点才上班的那些人,他们谁不是制度的受益者呢?所以我说,那些领导的孩子,是被爸妈给惯坏了;而许多中上级领导是弄臣,靠嘴上会说话会逗乐而得到提拔,是干部队伍中的赵本山,他们被领导给惯坏了;而部分知识分子,是被老百姓给惯坏了。他们骂,其实是嫌奶给得太少。那么,我们该对60%负责呢,还是该对7%负责?中国60%的人民养活着7%的精英阶层,不解决这60%的问题,任何民主都是假民主。前几天,我在香河买了套家具,送货上门的师傅已经60多岁了,非要自己扛,怎么也不让我搭把手。他说,你是教授,怎么能干这活儿?到了家里,他替我鸣不平:怎么大学教授住这么小的房子,这太不公平了。中国老百姓尊重读书人,可今天许多读书人日子过得好了,却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主动脱离百姓,所以我说他们被老百姓惯坏了。这些精英圈的人永远在指责别人,总觉得老百姓差、党腐败,可没有老百姓、没有党,你的好处从何而来?   怕苦是时代之癌   北京晨报:为什么从体制中获益的人,反要咒骂体制?   韩毓海:因为没搞清“我是谁”,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胜利基础,可今天这个精神正被淡化。很多体制受益者怕走路,怕吃苦,不愿意到那60%人当中,听不到这60%的声音,只能天天听那7%,失去了自我。我们总在讲核心价值,什么是核心价值?艰苦奋斗才是核心价值,否则就搞虚了。我最近读《蒋介石日记》,他天天抱怨人民素质太差,水平太低,发自内心地着急,整天想着怎么提高人民,可北方大片领土沦陷,他却不愿飞到北京去,天天和江浙财阀混在一起,离人民这么远,不能和他们共命运,这怎么可能成功?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时,毛泽东让他去山西搞土改,他怕干不好,问该怎么办,毛说很简单,就是一刻不能脱离群众。我对山西情况比较熟,其中石峪县地处风口,环境恶劣,新中国成立60年,18任县委书记,上任第一件事都是拿起铁锹去种树,今天它被称为代北江南。看着那些郁郁葱葱的坡地,令人心潮澎湃,这才是人间正道。过去形容湖南人有四句话,叫“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作家韩少功把自己孩子放到乡下,说不能吃苦,不会读书,这还叫湖南人?可今天湖南成什么了?成了“娱乐大本营”,许多湖南人把孩子送到外省去读书,这应该反省。   西方如何走向强大   北京晨报:您强调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但更多学者在强调制度、文化,认为这是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   韩毓海:西方之所以强大,关键在两点,一是它的勤奋,二是它的斗争思维,这才是根本原因,制度与文化作用远没想象得那么大。我在美国工作时,从早上7:30一直忙到晚上7:30,两节课每天要重复讲三遍,身体不行的人根本坚持不下来。在纽约,我住的房子才7平方米,头天下飞机,第二天就要去上课。在美国,教授怎么了?和苦力没什么区别,美国没有中国这样的精英阶层,整天闲着没事干,到处品头论足,靠人文精神混饭吃,日本同样没有这个阶层,在美国,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就是失业的代名词,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他们年轻人的勤奋精神比我们强得多。再有就是斗争思维,美国电视上整天都是对打的节目,拳击都算温和的,自由搏击、泰拳之类,每天都是血淋淋的。勤奋与斗争思维才是西方走向强大的根本,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下转C04)   不要成了没有战略的民族 中国道路是走出来的   北京晨报: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如何贯彻勤奋与斗争思维呢?   韩毓海:中国近代遇到的问题前所未有,正如李鸿章所说,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不仅军事、经济不行,文化也不行,是全面失败。硬实力弱,软实力也弱,国家进入死循环。传统中国轻徭薄赋,可搞现代化,就要投资,就要加大赋税,人民不干,此外屡战屡败,要割地赔款,一个屈辱条约就要赔几亿两银子,据康有为计算,当时南方最好的工匠年薪才20两白银,北方工匠才12两,背上这个包袱,怎能不涸泽而渔?面对这一困境,就要在货币政策上进行调整,魏源提出自制银元,康有为提出废两改元,孙中山提出货币革命,1935年,法币出台,因没有经济基础,只能向英国大笔借款,法币一和英镑挂钩,二和美元挂钩,日本被隔绝在外,这是它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原因。然而,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1945年法币取消时,通胀已10多万倍,齐白石说他请一次客要花几千万,骇人听闻。可1939年,共产党领导的冀南银行成立,发行冀南票,这是人民币前身,到后来,国民党都存人民币,因为它坚挺。为什么?因为它不再和国外货币挂钩,不再被所谓的概念所引导,而是直接与土地和农民生产挂钩,一个困扰几代人的难题,就这样找到了解决之道。抗战时,日本鬼子找冀南银行,老百姓全家被杀也不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   组织是斗争的产物   北京晨报:为什么舶来理论没能解决的问题,却在实践中被解决了?   韩毓海:这个问题梁漱溟也思考过,他晚年说,最后才想明白,西方发达在于科技和组织能力,而组织的完善,必须依靠斗争。今天我们在思考西方富强时,常常简单归因为民主人权,这就忽略了根本问题。   北京晨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不是在学习西方吗?   韩毓海: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同样贯彻了斗争思维,邓小平说过,改革是要以我为主,如果以人为主,那就失败了。那一代领导人经历过战争,非常了解斗争思维。中国改革把握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即布列顿森林体系倒下,全球资本第一次自由流通,美国企业不肯投资美国,欧洲企业不肯投资欧洲,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所以我们把握了机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资本账户坚持不开放,外商盈利基本在本地投资和消费,有效地防止了金融危机,这正是斗争思维的体现。相比之下,苏联刚开始拒绝全球化,后来又全面倒向西方,苏联的经济根本问题在于太单一,是资源出口型经济,可政策来回翻饼,这个根本问题依然没解决,就是因为忽略了斗争思维,停留在概念争论、图纸作业的层面。就像中国宋代一样,靠价值观争论来应对实务,凭观点用人,提拔的都是司马光那样语言漂亮、永远正确却干不了实事的人。   正确认识美国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人似乎也走入了同样的误区,不谈实务,一切奉美国为圭臬,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点江山,在知识阶层中,自由主义几乎成了共同的话语规范,而这种单一化的视角,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韩毓海:关键是我们7%的人对美国了解太少,应该更深入地去观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刚开始去唐人街买菜,50美元够吃三天,可同事指责我说怎能去那里,把纽约大学的脸都丢尽了。美国同样存在着等级的现象,许多人也在抱怨。纽约大学的教学楼电梯很窄,一次要等10多分钟,后来一打听,它原来是车衣厂,1931年发生火灾,电梯太窄,死了200多女工,因为地价特别便宜,被大学买了下来。这要放在中国,要算是罔顾学生生命安全了。在曼哈顿地铁里,经常能看见大老鼠,冬天时,街边躺满了流浪汉,我有一次在路上走路,后面跟的黑人突然就不见了,原来他躲进下水井去了,那里比较暖和。确实,美国很自由,但美国自由和法国自由是不同的,美国是被动自由,保护的是强者,如果你相貌好、身体壮、脑子聪明,法律就保护你,所以美国总统都是帅哥,可如果你天赋不行,你就享受不到这个自由。   奥巴马是个好人   北京晨报:但美国毕竟创造了奥巴马这样的神话。   韩毓海:对。我在美国时听过奥巴马的演讲,如果我能投票,我也会投给他,他的语言太有煽动力了。他现场带着一个叫雪莉的小女孩,来自阿肯色州,母亲得了癌症,每次问母亲想吃什么,母亲就说想吃豇豆罐头,因为怕说好的,家人就会经常买,花掉更多的钱,因为治病已经让家里变得很穷了。奥巴马问:这难道就是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吗?这是我们的羞耻。奥巴马话音一转,说乔布斯用私人飞机带他去硅谷玩,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私人飞机,居然这么舒适,在硅谷,可以点自己想吃的菜,可在美国南方,却是工厂倒闭,全家人没有饭吃,他说美国正在被撕裂,正面临着第二次南北战争,可有人却说,要给他们机会,再给他们8年,可我们要说:够了。奥巴马每讲完一段,下面就一片山呼海啸,他不赢得选举是不可能的。他是个好人,但他许多改革计划根本推不动。确实应重视他选举获胜这个事实,但也应看到民主与基层人民越来越远,斗争思维弱化,政治家们全靠嘴上功夫,落实不了。   重拾我们的民族精神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国人都有一个美国梦,您怎么看?   韩毓海:其实他们真去了美国就明白了,中俄的纨绔子弟与美国人民的反差相当大,在美国,你就是当资本家也很不容易,非常辛苦。美国、日本孩子非常勤奋,可我们的孩子却丢掉了勤奋的传统,只会抱怨,把自己定位为强者,总想到了美国就好了,真正去过美国的人知道,在美国谁会这么舒服?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能想当然。   北京晨报:但现实确存在着一些问题,让人灰心,这也不能无视吧?   韩毓海:阿克顿勋爵说过,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今天谁拥有绝对权力?是银行,在今天,不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问题,而是银行与人民之间的问题。现实是开发商、消费者都被银行掌控,社会出现了食利阶层,这在好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被允许,确实需要认真去解决。   勤奋才能超越历史宿命   北京晨报:那么,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   韩毓海:问题的关键,还是官员不勤奋,不深入基层,不会干,不想干,所以什么事都委托给所谓的“行家”干,这就脱离了群众。今天出现的“小官大贪”现象应引起高度警惕,山西有个科级干部,贪污了几个亿,其实他给上级最多也就是两条烟,就把他们给糊弄了。这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情况,许多朝代都存在,就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职位很低,却黑白两道通吃,左右逢源,最终搞出那么大的动荡来。今天应警惕的不是腐败,而是不作为,官越小越腐败,关键在于上级缺乏监管,可上级干什么去了?无非是忙于开会、念文件,空话传达空话,浮在上面,只听7%的意见,结果被食利阶层和空谈阶层所左右。只有官员走向基层,真正勤奋起来,我们才能超越历史宿命。   人民不是消费者   北京晨报:今天中国社会的戾气正在上升,您是否关注了这一现象?   韩毓海:是这样。就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火车晚点了几分钟,结果顾客上去就要打乘务员。为什么?因为今天大家把人民理解为消费者,而不是劳动者,这种逻辑在美国也行不通。人民是劳动人民,因为是消费者,就可以打劳动者,这是对人民这一概念的误用。此外,今天年轻人累,大城市财富的创造者没能得到更多财富,使他们心情不好。   北京晨报:除了个体原因外,是不是也有大环境方面的问题?   韩毓海:有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关注战术,不关注战略,谁也不谈5年后、10年后怎样,每个人对明天也没有预期,这就很容易产生戾气。“三年自然灾害”时,国家承诺3年解决问题,有了预期,再困难大家也挺过来了。其实这次“十二五”规划非常好,提出了明确的战略主张,可谁在看呢?大家都不关心长远,我们成了一个没有战略的民族。   北京晨报:引入西方式的价值观,会不会解决这个战略缺失的问题?   韩毓海:这个行不通,我们要实实在在研究真问题,不能搞虚的,人民关心的是教育、养老、住房、医疗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曾遭遇过戾气上升的问题,它们也不是靠制度调整来解决问题的。比如《北国之春》,当年就是日本民工的歌曲,他们在大城市受挫折,怀念故乡,后来日本推出了廉租房政策,我在日本当教授时,七八十平米的廉租房月租才2000日元,电器配备齐全,这样怎么可能还有戾气呢?戾气是经济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不能迷信自由民主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陈辉/文) 注:韩毓海、王绍光等四位学者近日出版了《人间正道》一书,对中国共产党超越传统文明、超越苏联模式、超越西方发展道路的问题有系统论述。 《人间正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定价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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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09-03 13:30:1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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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丹:毛时代的演出,毛时代的观众 
 
作者:郑丹    文章发于:人文与社会   


那大概是1971年初冬天的事情。

我身怀六甲,即将临盆,于是向组织上告假回家待产。想不到军代表找我谈话,说等你休完产假回来,我们这边的运动也结束了。你,有什么想法?

从省艺校毕业之后,我便被分配到贵州省杂技团乐队担任二胡演奏员。我到省城工作和生活,时间不算长,不过两年多。那时候正赶上全国文艺院团进行斗批改运动,我们团和省黔剧团被分到一个组,由军代表带领,下放到晴隆县一个偏僻的农村里进行思想改造。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整风、学习和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省,上面希望看到我们脱胎换骨的新姿态,这时候军代表问我的想法,我说,我想好了,自我改造,要求下靠地方,到基层我的老家去。

我的表态让组织很满意。然而改造归改造,人情归人情。私底下同事朋友们个个惊讶,纷纷背着领导来说我傻:人家都是争着往省城调,你下靠了,想调上来就难了。还有朋友忧虑:你到下面去,那你的专业不是就丢了?

无论什么时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都是人之常情。我从偏僻的小县城考入省城读书,还分配到省里的文艺团体工作,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无疑是麻雀变凤凰了,现在要返回去做麻雀,可不算傻瓜么?

但是,离开省城下放,对我来说并不是多么痛苦的选择。家乡有我全部的亲人,何况爱人--那个时代夫妻之间大家都习惯称呼为爱人--大学毕业后被分回家乡一个农村中学教书,我们分居已经很久,由奶奶带着的儿子还小,现在女儿又将出生,我回去显然更为现实。说到专业,我们天天在这个村子里,不是学习、批判,就是看着小煤窑里时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不断抬上人来的惨剧,不也没有什么专业可说?

下去就算是当个音乐老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好--我这样想的。

文艺要到广大农村群众中去

我没想到,我的回乡竟让县委宣传部长那般的欢喜。他马上把县文化馆馆长叫来,两人都很兴奋,说你来了,太好了--我是那个小县城里来的第一个科班毕业的艺术专业人才。

文化馆刚刚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是在原来县黔剧团的基础上,再招收了一些有文艺才能的中学生,还有分配到农村的大学生组成的,正缺专业人才,尤其是编导人才。我一去,不由分说便成了编导。

在学校我学的专业是音乐。当时国家要求文艺院校的学生必须一专多能,我们在校都学习过舞蹈、表演的课程,但是专业的编导,我还真不会,可是还有谁能比我更"专业"呢?我只能拼命去看《东方红》这样的电影来学习。

就这样,我成为文化馆里的"一把抓":舞蹈、歌剧的编导,乐队演奏员,作曲,独唱,兼舞蹈、话剧演员。很快,我的第一个舞蹈《苗家姑娘上大学》也编出来了,演出的对象,便是乡村里的农民们。

七十年代,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广大文艺工作者都要下到工厂,下到部队,尤其是要下到农村去,全国都在学习乌兰牧骑,成立农村文艺工作小分队。我们文化馆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每月必须到农村演出十次以上,另外还要辅导农村文化站的工作。

那时候乡野之间道路不发达,我们送文化下乡,就靠两条腿,大家自己背着演出的服装、乐器和道具,一次下到一个区--现在都改叫乡了,走到一个村子演一场,然后接着赶往下一个村子去。什么时候赶到就什么时候开始演。

演出一般在村里的打谷场上进行,条件好一点的村子,会为我们搭个台子,没有台的,我们在场上围个圈子就开演。我们还专门创作了一个歌舞短剧,就叫《打谷场上》,团里一位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写的剧本,我作曲兼编导,故事讲的就是打谷场上发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我们创作演出的原则:要结合农村生活,随时随地取材,从农民最熟悉的生活里去创作节目。所谓送文化下乡,并不是一种从上到下的高姿态,而是走进他们,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的节目通常由这样几部份组成:由发生在田间地头的阶级斗争搬演成的歌舞短剧,其实就是今天的小品,只不过那时候不这么叫罢了。我们那里又是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以歌舞节目比较多,用歌舞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另外我们还演一些贵州花灯,还有些演唱、独奏节目等等。通常这样一台节目足够我们走乡串村地演很久,有时候还边走边采风,有新题材便创作新的节目。

每次我们下去,农民们都特别欢迎,每到一处,满山遍野都站满了人。听说我们要去演出,农民们老早打着火把就来了。贵州是山区,山多,一个村里的人,在深山野林里东藏一户西住一家的,要到公社看演出,好多人家得头一天就提前赶路。我们是流动演出,路上走着的时间也没有准头,老乡们经常站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不差,一旦走到地方,看见等着我们的老乡,也顾不得吃饭休息,立刻上妆演出。演完之后,满山坡满场地的老乡久久都不愿离去。那样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演完之后,正该赶到另一个公社演出,可是一早就下大雨,行路很难。我们正犹豫之际,那边公社来电话了,说老乡们都赶来了,在雨里等着呢。公社里还特意给我们派来两匹马,专门驮演出器材,说是不能让城里来的"艺术团的"太累了。"艺术团的",是那时候乡下的人们对我们的称呼。

泥泞的道路很难走,西南山区的黄泥一遇雨,不是一般的粘和滑。一匹马在泥泞中还摔断了腿,我们在雨中赶路非常艰难。已经是中午了,我们才到了那个苗族寨子,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满山遍野的苗族农民,有的几个人挤在一块破塑料布下,有的就揪块芭蕉叶顶在头上,有的举个树枝挡着,有的干脆什么遮挡都没有,全部在雨里站着,从上午一直等着我们,连午饭也不去吃。

寨子里的人们怕我们受寒,给我们熬好了大锅的红糖姜汤。我们哪里还顾得上喝?立刻给老乡们演,其他的,演完再说!演出是露天的场地,雨还不停地下,淋湿了我们的头发,淋花了我们的妆,但是看到下面的观众们笑啊,拼命发自内心的鼓掌啊,我们也拼尽全力,身心投入来为他们演出--大概所谓的伯牙对子期也不过如此吧。

演完了既定的节目,农民们全部不愿走。他们拥到台边,用手扒着台子,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不停地说:"再来个嘛!再来个嘛!"雨仍然未停,我们脸上的妆都淋没了,丝绸做的演出服也淋毁了,苗家舞蹈中小花伞的颜料和着雨水淌在我们的脸上、衣服上,花花绿绿的。但是谁还在乎这些呢?我们演,把每个人所有能演的都演出来,哪怕是平时谁会唱个什么歌,都上去演!一直演到天都黑了,我们实在掏空了自己无可奉献,那下面站着的老乡们还是拼命地鼓掌,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芒,扒着我们的舞台不愿离去--那是我有生以来演得最好、演得最投入、与观众的互动最真诚的一次演出!

那天演出完之后,寨子里杀了公社唯一的一头猪来招待我们,最肥的猪肉用辣椒炒了,大片大片厚厚的肥肉亮晶晶地堆在我们的碗上,村里的人们却谦逊地招呼:"老师,吃辣子,吃辣子。"眼里满是真诚,可是都不好意思直视我们的眼睛。

招待我们剩下的肉,公社里每户人家都分到一小块,拿回去熏成腊肉,过年就有荤腥了。只是不知道我们下一次去演出的时候,这一点儿肉会不会又成了招待我们的佳肴?那时候农村太穷了,得一丁点儿肉也不容易,但是每次下去演出,我们总被当作最金贵的客人,村子里总是挨家挨户地找到仅有的一点儿腌腊肉,贡献出来用辣椒炒了给我们吃。至到现在,我一想起老乡们那真诚朴实的招待,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一双双不太好意思直视我们的眼睛,在招呼着:"老师,吃辣子吃辣子!"

农民对我们这样的热情,对文化这样的渴求,让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村里的干部经常会因为路不好走,怕我们来不了,亲自赶马车来接我们。有一次因为路滑,拉车的马被别断了腿,长春公社的书记竟然自己充当马力,生生在泥泞中把一大车演出行李拉回了村子,我们只能拼命在后面帮他推车。这时候,大概唯有"拼命"这歌词,才能恰好地形容我们彼此间的感觉?他们拼命地欢迎我们,对我们好,我们也拼命地为他们演,走到哪里都愿意去。我们和农民,心是相互贴在一起的,这绝不是宣传上的套话。

我常常会想起,我们演出完了的夜里,睡在村里的大通铺上,看到山间的皎月升起,那么宁静安详,特别美好。经常的,我们每个人这时候都激动得睡不着,--每一次演出完了都睡不着啊!心里满满的,特别踏实,觉得自己又做了些有意义的事。多年以后,我依然从事着群众文艺工作,也感受过成功与掌声,但是至今没有一次掌声、没有一次观众的热情,能够与那时候老乡们的真挚与纯朴相比。

所以,虽然我们每个月都有一半时间在乡间奔走演出,有时一个月都在乡野里回不了城,但是我并不觉得很辛苦,也不抵触,觉得这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是有意义的工作。

唯一的缺憾,就是回家太少,年幼的孩子照顾不多。儿子基本上托给奶奶带,女儿还在襁褓里,就常常跟着我上山下乡,演出的时候,不上场的人就轮流帮我抱她。为这个,在女儿的记忆里,至今有这样一幅深刻画面:我们搭上一辆卡车下乡,孩子被母亲扶着站在车厢里,一瞬间看见对面过来的车子煤堆上,坐着从乡村中学搭车回县里的爸爸,夫妻父女就这样,在两辆相向行驶的运煤卡车上相望而过。

轻家庭而重社会,这是我们那一代的人生。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主张的是女性要走出家庭,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解放之后,这个观念实行得更为彻底。对我个人而言,并非家庭不幸福,并非不贪恋家庭团圆的温馨,然而与家庭舒适同样重要的是,当我真正走入大众在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为的时候,感觉是充实的。所以,遗憾,却并不后悔。

 

把全县的文艺骨干集合起来

七十年代,至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地方,也许思想单一,文化生活却相当活跃:从县里、地区到省里、全国,每年的文艺汇演不断,元旦、春节、五一、六一、国庆都会有演出;除此之外,全年里歌咏比赛、团体操比赛不断,有成人的,也有学生的;还有各个节庆的文化集会需要举办。这都是文化馆的工作范围,既要组织,也要辅导。我们也因此一年忙个不停,

我刚到文化馆不久,正赶上六一儿童节省里汇演,要给孩子们编排一个舞蹈。那个年代的文艺节目,需要教育孩子的阶级觉悟,于是我们便设计了一个农村里的地主婆,假装在玉米地里打猪草,暗地偷公社的粮食,结果被孩子们抓住的故事。这是那个年代里最常规的一种故事模式,有些特别的是,当时主管的领导正喜欢芭蕾,于是说,郑丹,你编个芭蕾吧。

也许今天的人们听说这样跳芭蕾,大家难免哈哈一笑。但是那时候,芭蕾这种西方的贵族艺术,在中国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普及率,不仅用来表现农民革命、阶级斗争,而且连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只要想跳舞,都有可能立起脚尖。就在我调回到县里之前,县里一中的学生们已经自己排过芭蕾舞剧《白毛女》了,有些学生就来自农村。那时候的文艺生活,的确有其荒诞和简单粗暴之处,但对应现实回头反思,从分享的层面上说,那又何尝不是一种健康的文艺精神,何尝不是一种今天没有的丰富呢?

全国推广样板戏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样的剧目,在那时除了有电影,还有完整的演出台本出版。里面不仅有剧本、唱腔、乐谱,还有每场的舞台场记,舞蹈精确到音乐每一拍的动作说明都写得很清楚。此外还有舞台调度图、舞台美术图,甚至细到每个人物的造型、化妆和服装,全部标准化地连图带文给标出来。只要照书排演,虽有优劣之差,但大样子差不到哪里去。我靠着新华书店里买的《红色娘子军》台本书,给文化馆的小学员们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序幕。孩子们把"常青指路"跳得像模像样,演出时极受欢迎。

小孩年龄小,教芭蕾容易一些,我们在小学里选了一批条件不错的学生,训练了一阵,也把原创的阶级斗争芭蕾舞跳出来了,最终在省里的汇演获了奖。那时候的芭蕾鞋做得挺漂亮,是我专门到省城买的,平时训练用的是布面的,演出用的就是缎面的了。不过,在我们的概念里,芭蕾不过也就像跳彝族、苗族舞,区别不过是,需要的时候立着脚尖跳,演完也就放一边去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的乐队。我们乐队里什么乐器都有,二胡、小号、扬琴、月琴、手风琴、大提琴、小提琴、黑管,谁会什么乐器便奏什么乐器,中西合璧,一派和谐。这可不是我们的独创,那时候演样板戏的专业乐队里就是中西混搭,所以对这种的乐队形式,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或特别。还要强调一下,我们不是大齐奏,还是分谱的,水平不能说很高,但至少没有跑调的。不过最初没有人会大提琴,乐队里少个贝斯终究缺点什么,于是我还自学了大提琴来抵挡一阵。后来同事余凤仙特意钻研了大提琴,乐队这个缺才算补上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1-09-03 13:30:3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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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一专多能是普遍现象,常常这个人在台上跳完舞,一下场坐在乐队拿起二胡接着拉;那个人前一分钟还在弹月琴,下一分钟就上台说起了快板书。要说我们哪里来这么多文艺人才?从各处抽调。

我们虽地处偏远,然而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可不少,大学生里人才多,有的会拉小提琴,有的会吹黑管,有的会拉手风琴......许多分配到农村或工厂的文艺骨干,直接就被调到文化馆了,遇到单位离不开的人才,每到文艺调演的时候,便靠县委宣传部直接发函给他所在的单位,抽调到文化馆一段时间,进行排演。那时候大家对参加文艺演出都很投入,所以各单位对于抽调都一概支持。

歌舞演员,我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学,或者农村文化工作站去挑选有潜质的文艺分子。在城市里的学生,被选进文工团自然算不得多么了不起,但对于农村的孩子,那就是进城吃公粮了。文化馆里有几个演员就是从农村选拔出来的。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往事。一位区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的官,想把他的女儿送进文化馆来。我们考核过后,我觉得这姑娘形象不行,嗓音和形体条件也不好,就不同意调她。谁知这家颇有关系,因为所在的区盛产大米,就送了当时的主管领导很多大米。那时候大米很稀罕,我们日常都只能吃碎苞谷掺米做的饭。领导被人家搞定,就决定调人。可是因为我的不同意,那家人于是又到我家里送礼,还威胁要告我,闹得不可开交。

人家把状告到了县委宣传部,说我打击贫下中农,这可是个严重的罪名。宣传部长找我谈话,说,算啦,你得罪不起人家的。我说,她专业不行,我就是不同意。最终状告到了县委书记那里,书记当即表了态:这种事情我们插不上嘴,要听人家专业的。

那个女孩终究没有调成。农村人总希望进城改变命运,但是不靠自身的才能而走歪门邪道,这样对别人是不是不公平?

放到今天,我一个人的坚持竟然就能抵制这事,那真是奇迹,几乎不太可能。当时,我不过文化馆的一介普通员工,没有一官半职,就凭我是专业人员的良心,领导就不敢随便调一个人。

 

充满了色彩的文化记忆

故乡很小,整个县城建在一片东高西低的山坡上,站在南城外塔山上,可以一览全城,而且会担心,它哪天会叽里咕噜滚到西边山脚的河里去。

形容七十年代的这个地方,贫穷、落后、闭塞、单调、压抑,都可能是准确的词。然而为什么我的记忆中,有关文化生活的多彩的感受,会远远深过前面那些准确的形容呢?这是不是因为我所在的是一个偏远山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歌舞之乡的缘故?

印象最深的就是少数民族的各种节日,尤其是苗家的节日,什么"跳花坡"、"踩堂"、"探花房"等等习俗,从来并未因文革而中断。每逢正月十五、三月三、四月八、端午节都是他们恋爱迎亲会亲家等等的世俗节日,他们跳舞、唱山歌、谈恋爱。唱得好听,跳得精彩,形式多样,热闹活泼,也让我们这些城里人饱了眼福。我们一边下乡为他们演出,一边跟着他们学会了好多东西。

我是半路出家的编导,为自己懂的不多着急,就买了些皮蛋(这已经是我拿得出的稀罕的礼物了),跑到省里去找人,希望人家有机会可以推荐我到专业院校进修。但是人情就是这样势利,我既然"下去"了,人家上面的人又凭什么帮我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滋养我的,还是从生活里来的这些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苗族人三月三的"探花房",是苗族姑娘的成人礼,家里会专门为她布置一间花房,闻讯而来的男孩子们,就在她的楼下吹芦笙跳舞,唱山歌逗她。姑娘喜欢谁的话,就邀他上楼,两人唱歌,弹口弦,谈情,再约到端午节的花坡上去。到了跳花坡的时候,姑娘们都缠着自己绣的最精美的腰带出门,小伙子喜欢哪个姑娘,就会去抢她的腰带。姑娘喜欢哪个小伙子,最后就会把腰带挂到他脖子或芦笙上。经历了唱歌、芦笙舞的姑娘小伙们,在山坡上撑起一把把花伞,一对对在伞下谈情唱歌......这些生活里的载歌载舞的场景,直接催生了我77年创作的舞蹈作品《栽孃》,描写苗族的姑娘小伙子们,如何经过一番歌舞的攀比、试探,最终一双双在花伞下谈情。

就因为这节目是从村民们的生活里来的,《栽孃》的演出效果好极了:小伙子逗姑娘的时候,大家都在下面起哄;斗芦笙的时候他们真的当起了裁判;当小伙儿认错伞底下的姑娘,大家哈哈地笑得特别开心;当有情人一对对撑着伞远去的时候,大家凝神屏气,过了很久,才热烈地鼓掌,拼命地鼓掌。

这个节目的创作和演出,是跟他们最好的交流,一边演出一边采风,能够让我们汲取了最丰富的民间文化的营养。

还有,经常伴着我们走在乡间的,是山野间脆生生、火辣辣的山歌。生活在那地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走在路上从不会寂寞,走在哪里,都会有人唱山歌,有时候自己抒情,有时候同你调笑。

有一次,我和同事小潘正走在去文化站辅导的路上,忽然听见山上正在收割的农民唱起了山歌:"城里姑娘么下乡来,脚上穿双么白球鞋,胶线包包么装少午哇,包子馒头么露出来--"

那时候,最时髦的鞋大概就是白网球鞋了,另外,我们那时的年轻女性,时兴用彩色塑料线织成花包包来背,"少午"是当地土话,指的是下午加餐的吃食,实际就是我们背着在路上吃的干粮。一听这歌就是成心拿我们消遣呢。

小潘是个反应很快的女孩子,立刻和了原调原韵唱了回去:"乡下姑娘么进城来,脚上穿双么水草鞋,麻布口袋么装少午哇,苦荞粑粑么露出来--"只听见对面山上嘻嘻哈哈一笑,就没声了。

因为念及乡里人生活太苦,我常常觉得这个回敬的对歌,有点像是嘲笑人家,但是那一来一往的对歌和调侃,又有说不出的亲近和幽默。这样的对歌,我们一天总能遇到一回。

最擅长唱歌的是赶马的车夫,我们那里称之为"马哥头"。"马哥头"们赶着马车,路上消解寂寞的最好方式就是唱歌,一路看见什么唱什么。最爱逗路边的姑娘,唱得人家脸红心跳,或者停下来骂人拿石头丢他,他便哈哈大笑,快活地逃走。

还有一次,我们走得太累了,很运气,搭上了一个马哥头的空车。那天雨后新晴,山青水绿,天地之间一片安静,只听得马蹄在路面上"踢踏、踢踏"的声音。路上,远远的桥边有一家烟酒小铺,马哥头突然敞开了歌喉:"哥家住在么大桥边,又卖烧酒么又卖烟,有钱来么你喝杯酒啊,无钱来么你咂竿烟--"

悠长的歌声飘荡在青山翠谷间,荡出一声声的回音,说不出的和谐美好。我们也忍不住跟着他,一声一声地唱着,享受着悠悠山谷外远远传来的回音,仿佛天地在与我们对话。

这位马个头歌中唱到的糖果烟酒小铺,那时候在县城里。或者马路边,都很常见。赶路疲惫的人们,常常靠在铺子边,打一杯水酒喝,或者卷一支纸烟吃,几毛钱几分钱的,丰俭由人。这样的情景,曾经是那个小县城经年不变的图画。

我其实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人善于唱山歌。我自己的母亲,就是极会唱的。她有一把小二胡,还有一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她都会演奏。但是她最爱弹着那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唱歌,独自唱着《苏武牧羊》什么的。每到端午节,城北桥头的古银杏树下,总聚着一群人在那里对歌,每每的,我母亲总是最后唱赢的那一个。

七十年代,我们过节的风俗并不因贫穷而省俭,每当我们一家人,喝完雄黄酒,吃完晚宴,依着传统习俗"游百病"走到城北桥头的时候,总听见人家喊:"哟,你家郑幺娘又唱赢了!"母亲看见我们,便会跑过来抱住两个外孙,说:"幺,我的乖儿,你们来了!"招呼完我们,她又会回去继续对歌,直至午夜才尽兴而散。

或许就是这些从不消散的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丰富的文化生活?端午是这样有趣,春节元宵更是热闹。除了传统的那些娱乐项目,和必不可少的文艺演出之外,我们文化馆还配合节日,组织很多文化活动,比如年年春节至元宵的灯谜大赛和舞龙的表演。

我爱人是猜谜的高手,这样的猜灯谜活动,通常的奖品是烟卷和糖果,这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常胜,学会了抽烟。有了孩子之后,他都觉得自己去猜谜是欺负人,但又丢不下好玩之心和那点奖励的香烟,于是就让孩子们去看了灯谜回来,他告诉孩子去领奖。

灯谜由文化馆的人四处搜集,或自己创作,都用毛笔写在五色的彩纸上。一串串的彩纸挂在绳子上,挂满了文化馆的院子和排练场。人家见两个学龄前儿童老是扯了灯谜彩纸去领烟,都觉得不像话,仔细一看恍然大悟:"难怪,刘扬忠家的嘛!你家爹咋会不自家来?"我爱人还一直取笑那些灯谜出得没文化:"神拿石头打人"猜一词牌名,谜底是什么?"菩萨蛮"!

元宵的舞龙是文化馆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都是夜里才舞。大龙灯扎得漂漂亮亮,还有鼓乐队敲敲打打。跟在公家龙灯后面的,是爱玩的百姓自己扎的"草把龙",没有公家的亮眼,却在上面插了很多点燃的香,舞起来也是一团红线,让人眼花花的。

有几年为了增添舞龙的绚丽的效果,在大十字、小十字这样的重要街口,都有烧得旺旺的火炉,里面熬着铁水,用勺子盛了火红的铁水,用木板在勺子下猛向上一拍,铁水散向空中绽放开来,如同国庆礼花一般好看。可惜好是好看,祸害可不小。那铁水往往还没冷却就撒了下来,慌得底下看热闹的人群,又是叫又是躲。我倒不记得元宵过后有多少人说被烫的,只记得小女儿后脖子里落了个铁粒,烫了个大水泡,好几天才好。后来大概撒铁水伤民伤财,就不用了。再后来,不知为什么,舞龙的表演也渐渐没有了。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慢慢马路多了,房子多了,汽车多了。路上的"马哥头"越来越少,路边的烟酒铺都变成加油站和超市,也就渐渐听不见马哥头的歌声了。不知道是不是出去打工的人多了,山间调侃路人的歌声也稀少了。母亲去世了,早在她去世之前,端午城北的歌会也不见了。春节的灯谜会猜的人越来越少,规模渐渐小到没有了。我离开故乡太久了,听说苗族的"跳花坡"等节日,在这些年倒是越办越大,成了当地一项重要的特色活动了。

我们县城依然挺立在那斜斜的山坡上,从未像人担心的那样,滚到西边山脚的河里去,只不过原来破旧的茅草屋和青瓦白墙的房子,全部变成了一样难看的水泥楼房。

那个地方小归小,却有一个豁朗的名字--大方。

 

因为单纯,所以快乐

1975年,我爱人终于从农村中学调到城里的师范学校教书,我也一同调去当音乐老师。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群众文化工作的结束,而是我以师范学校为阵地,又开始了新的文艺工作。

师范学校对我的工作百分百信任和重视,没有教材我就自己编,没有乐器就给我经费。我和爱人带着女儿专门去省城和四川采买了一趟器材,什么笙啊、扬琴、手风琴、二胡的买了一堆回来,再买本教材就教学生练乐器。

当地的文艺汇演十分的频繁,自从我去了师范学校之后,就把学校的文艺活动搞得非常红火。而且,由于我们夫妻同一单位,似乎更有了夫妻合作的意思。每次演出我们都有新作品,我作曲,爱人写歌词。唱点送红军之类的歌,那时候跟红军有关的歌曲都比较抒情,旋律好听,像什么《长征组歌》,《映山红》什么的,我们那时候的写歌风格也走的是那种路数。

在每年全县的各种文艺汇演中,师范学校的演出总是力拔头筹,质量最高,也最受欢迎。每次演出不是在经常举办篮球比赛的球场坝,就是在老电影院,有时候也会在县委礼堂。每至演出都挤满了观众,这时候,也是门口卖瓜子的小摊最赚钱的时候。县城很小,大家又都爱看文艺演出,一旦你粉墨登场,台上的"光辉形象"到第二天就会成为一条街上八卦的话题。

那段时间我偏好排演歌剧,给学生成功排演了歌剧《江姐》的片段之后,又排了部叫《刘四姐》的小歌剧。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这次是师生同演,我自己扮演深入虎穴的女游击队长刘四姐,我爱人在中学大学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就由他扮演剧中第一反角肖司令。剧中肖司令最终被刘四姐一枪结果了性命,于是八卦来了。演完之后全县都在说那个"刘扬忠一枪被他家婆娘打死"的戏,弄得6岁的儿子气呼呼几天不理我们,死活不肯再看那个演出,连演出后发的糖包子这样金贵的东西,他都不肯吃。

我们的演出,服装、道具、舞美,无一不出自自己的手笔。那时候演出服都讲究,大多都是丝绸做的,我们自己买了料子和花边,自己设计样子请裁缝做。耳环就自己买珠子穿,没有人打耳洞,就拿线串着,挂在耳朵上装样子。盒子枪都是我爱人的手工,自己拿木板画了样子锯好,打磨之后用墨汁涂色,简直可以乱真。

其实,在那个文艺活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我们小县城里哪个单位演节目不是如此呢?那时,个个敢表现,也个个都是文艺多面手。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学校校长请我帮他们学校排演一个节目参加汇演。我爱人便拿孩子们最爱看的一本小人书《会摇尾巴的狼》,编了一部童话歌舞剧,我给他们谱了曲,编了舞,把5岁的女儿也拉进来演了小白兔。演出很成功,一家四口以这样的方式圆满地合作了一回,大家觉得上台演出是天经地义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若是换到如今,我还会有这样的勇气么?即便我有,家人孩子们恐怕都不会那么配合了。

今天,我不需要证明自己在那个年月多么的有头脑,或许正因为简单,人没有太多的杂念,所以有最单纯的快乐。那些年,我从来没有因为排演节目取过报酬,也从来没有计较过,自己付出的,比别人多还是少,没有担心过自己是不是太出风头的问题。我安心于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个工作让自己、让周围的人、让台下的观众都感到快乐,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这大概是我对那段岁月缺乏痛苦记忆的原因。

1976年的一天,我正随着文化馆在地区进行汇演。演出进行了一半,突然听见外面高音喇叭响了起来,人群在欢呼,一向对演出极为专注的观众开始呼啦啦往外跑,这让台上的我们错愕莫名。突然有人对我们大喊:"别演了,中央出大事了!快出来吧!"场内人全部跑了出去,我们画着妆穿着演出服也从舞台上跑了出去。

出去才知道,"四人帮"倒台了。那真是惊天的大事,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演出中,在演出的间隙里也激动地讨论个不停。这一年的悲伤和惊愕太多,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这么快乐的消息作为结束没什么不好。

很多从前不让放的电影,开始反复放映,广播里,像是要把从前没能放的歌一口气放完,满大街都是欢歌笑语的。我们家也借了个朋友的唱机,一天到晚大喇叭里放着文革前的老唱片,还有不少那时出品的红色塑料薄膜唱盘。方圆百米的街坊邻居都跟着我们天天听音乐,倒也没有哪家嫌吵的。

我们的文艺演出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在那一段时间里,由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演了很多出话剧,剧本很快刊登出来,于是我们紧跟潮流。

我又被调回了文化馆,开始主演话剧。我们一口气排了《深夜静悄悄》、《于无声处》直到后来的《权与法》等一批新时期话剧。西南人普通话说得不好,憋着一口方言普通话演戏,经常笑料百出,无论是观众还是我们自己,有时会笑场笑到演出无法进行。但是演出还是非常受欢迎,于是我们文化馆毫不含糊地做了两三年的话剧团。当然,区里省里的汇演,我们唱歌跳舞创作依旧不耽误。

1978年春,我丈夫在他爷爷的葬礼上收到了研究生录取的电报。这是个对我们全家都影响重大的消息,几年后,我们都跟随他离开了这块文艺活动格外活跃的土地。1983年,我原单位的同事到北京参加全国乌兰牧骑文艺调演,我原来参与编导的一个仡佬族风情歌舞《打亲敬酒》获了奖,他们给我送来一个奖品,是一盏台灯。

后来不太听说有全国汇演的举办了。我原来的单位,据说也逐渐散了,家乡的文艺汇演渐渐也没有那么热闹了。

我与丈夫的合作终究成为一段过去了的往事。我们最后一次合作,大概是在1977年秋天,政府在那时候曾经想向全国征集新的国歌,县委宣传部领导很郑重地把我们夫妻叫去,让他写词,我谱上曲,然后送到上面去。到底写了些什么,如今我完全不记得。就像今天,很多人都不记得,我们一度差点把国歌换掉。

但我不会忘的是,那个过去的年代,我有过毕生最真的演出,最好的观众。时时想起,还分外地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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