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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资本主义的真相(张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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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慎书室主人 于 2012/2/1 11:15:4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中间地带
■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张夏准,新华出版社,2011

■目录
  序言(1)
  秘密1 根本就没有自由市场这回事(1)
  每个市场都有一些规则和界限在制约着选择的自由。市场之所以看起来自由,就是因为我们完全不在乎市场背后的制约因素,因而也就看不到它们的存在。市场到底多么“自由”
  难以在客观上界定,因为这是一个政治界定问题。
  秘密2 公司不应当根据老板的利益运作(11)
  股东通常是公司的老板,但是,和大多数随机应变的“利益攸关者”一样,他们常常根本不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除非他们是特大股东,出卖手中的股票将会严重影响公司的发展前途)。
  秘密3 富国中大多数人的实际回报都高于其应得的水平(23)
  富国和穷国之间存在工资差距,并不主要是因为个人生产率的不同,而主要是因为移民控制制度的存在。如果可以自由移民,那么大多数富国的工人就会而且肯定会被穷国的工人取代。换句话说,工资主要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
  秘密4 洗衣机对世界的改变要大于互联网(31)
  就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后果来看,互联网革命(至少现在)还没有像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那么重要,因为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极大地降低了家务的劳动量,从而使大批妇女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其后果实际上是取消了像家政服务这样的行业。
  秘密5 如果你把别人想得最坏你就会得到最坏的结果(40)
  假如世界充满了自私自利的个人——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可以找得到——那么人类的发展进程就会逐步慢下来,因为我们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行骗、抓骗和罚骗。世界之所以按照现在的样子运行,就是因为人们不完全是自私自利的动物,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学不这么认为。
  秘密6 宏观经济稳定并没有使世界经济更稳定(50)
  虽然人们声称价格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也被认为得到了遏制,但这一时期各国奉行的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毫无生机的经济增长。
  秘密7 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很少会使穷国变富(60)
  所有今天的富国几乎毫不例外地——其中也包括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是所谓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大本营——都是通过保护主义、政府补贴和其他今天它们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取的政策等手段发家致富的。
  秘密8 资本也有国籍(72)
  尽管资本越来越跨国化,但实际上大多数跨国公司仍然是从事国际活动的有国籍的公司,而不是真正的无任何国籍特征的公司。它们所进行的大部分核心活动,例如高端研究和战略谋划等,都是在本国国内进行的。
  秘密9 我们还不是生活在后工业时代(85)
  我们大多数人现在都在商店和办公室工作而不是在工厂做工,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也许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之中。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入经济发展的后工业阶段,因为我们的工业还没有达到无足轻重的程度。
  秘密10 美国的生活水平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98)
  除了卢森堡之外,美国普通民众的确要比其他国家的民众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享受着更多的服务。但是,考虑到该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与收入分配更平等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较,那么美国人在生活水平方面到底如何的判断并不是很准确。
  秘密11 非洲并非注定欠发达(107)
  所有可能影响非洲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障碍也一直都存在于今天的大部分富国里,例如,气候恶劣(比如北极和热带地区)、深处内陆腹地、自然资源丰富、民族分裂、制度效率低下、不良文化等。这些结构性因素似乎在阻碍着非洲的经济发展,因为非洲国家缺少必要的技术、制度和组织技能来应对这些因素的负面后果。
  秘密12 政府可以决定谁是赢家(119)
  政府可以挑选赢家,有时候还做得非常漂亮。但是,当我们以开放的心态环顾全球时,就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政府成功挑选赢家的例子。政府通过自身决策影响公司肯定不如公司自己作出决策,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印证。
  秘密13 让富人更富并不能让其余的人更富(129)
  “滴流经济学”这种思想根本经不起检验。尽管我们通常都会持有“利富政策将加快经济增长”和“惠民政策将减慢经济增长”这种两分法的观念,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利富政策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秘密14 美国高管的薪酬都高得离谱(139)
  美国高管的身价不仅被高估了,而且当其表现不佳时还会受到过度的保护。与许多人所认为的不同,这一切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因为美国的高管阶层已经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因此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其薪酬的多少。
  秘密15 穷国的人们要比富国的人们更具创业精神(148)
  生活在穷国的人们即使是为了生存也必须要具有创业精神……导致穷国贫穷的原因并不是个人缺乏创业动力,而是它们缺乏生产技术和发达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现代公司……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创业精神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活动,所以,缺少集体组织而不是缺乏个人创业精神已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大的障碍。
  秘密16 我们还没有聪明到可以让市场决定一切的程度(158)
  政府的调节行为甚至在像现代金融市场这样的复杂领域里通常都会起作用,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政府拥有必要的知识,而是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选择范围,以及需要处理的问题的复杂性,这意味着降低了我们把事情办砸的可能性。
  秘密17 强化教育本身并不能让一个国家更加富裕(169)
  尽管人们认为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真正决定国家经济繁荣的因素不是个人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是国家将个人集中到企业中去,并使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的整合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秘密18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事情不一定对美国有利(180)
  尽管公司部门非常重要,但是给予公司最大限度的自由且不说对国民经济会产生什么后果,甚至对公司本身也不一定有益。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调节措施都对商业有害。有时,政府是出于对商业部门的长远利益考虑才限制个别公司的自由的,这样它们就不能破坏所有公司都需要的共有资源了,例如自然资源或者劳动力。
  秘密19 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中(189)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为技术研发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通过为国营企业的活动制定计划,大多数国家实际上发挥着对本国大部分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的功能。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通过制定作为指导性计划的部门行业政策甚至国民经济政策来规划不同行业部门的未来格局。
  秘密20 机会平等并不一定公平(199)
  机会平等是构建公平社会的起点。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当然,个人都应当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成绩而受到相应的奖励,但问题是,他们是否真的是在与他们的竞争对手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的……除非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结果平等,否则机会平等的确意义不大。
  秘密21 大政府可以让人们对改变现状持更加开放的态度(209)
  欧洲人知道,即使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因外国竞争而倒闭,他们仍能够(通过失业救济)确保自己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并且还能够(在政府补贴下)通过再培训获得另一份工作,而美国人明白失去当前的工作可能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大幅降低,甚至还可能意味着工作生涯的终结。
  秘密22 金融市场的运作应当更加低效而不是高效(219)
  今天,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就是它的效率太高了。近年来的金融“创新”创造出了大量新的金融工具,从而使金融业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为自己创造丰厚的利润。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样,这些新的金融资产使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运作非常不稳定。
  秘密23 制定好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就需要优秀的经济学家(230)
  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能施行好的经济政策,而最成功的经济官员往往也不是经济学家。例如,在“奇迹”时期,日本和(一定程度上的)韩国的经济政策通常都是由律师施行的。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经济政策一直都是由工程师施行的。
  结论 如何重建世界经济(239)

■序言
  全球经济正处于衰败之中。尽管空前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避免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转化为全球经济的彻底崩溃,但是,这仍然是世界历史上第二大经济危机,仅次于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在本书还未完稿时(2010年3月),虽然有一些人断言世界经济不景气已经结束,但是持续稳定的经济复苏绝不是必然的。我认为,如果不进行金融改革,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仍将会产生新的金融泡沫,而实体经济仍将会处于资金短缺的状态。假如这些泡沫破灭,全球经济可能再次出现衰退(也就是“二次探底”)。那样的话,即使世界经济稳步恢复,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也仍将持续许多年。因此,无论是公司还是家庭,可能都需要经过若干年之后才能够平衡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政府也不例外,因金融危机而产生的庞大预算赤字将迫使政府大幅削减公共投资和福利开支,这将对经济发展、扶贫工作和社会稳定均产生负面作用,其影响很可能长达几十年。至于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和房子的人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重新加入到经济主流队伍中来了。上述前景的确不容乐观,让人忧虑。
  现在回过头来看,最终导致这场灾难的应当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世界经济的自由市场思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被告知,如果推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市场就可以产生最有效、最公正的结果。这种政策之所以最有效,是因为每个人都最清楚如何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为自己谋利;之所以最公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进程可以确保每个人能够获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结果。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应当给予商业最大限度的自由,因为与市场关系最密切的公司知道什么对它们的生意最为有利。如果我们让它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社会财富的创造就会最大化,因而也就会惠及社会的其他人。人们还告诉我们,政府干预市场只会降低市场的效率。因此,政府干预只能限制在特定范围之内,具体说就是,当财富创造活动受到平等主义误导时,政府才可以进行干预;当财富创造活动未受到平等主义误导时,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只能起到消极作用,因为政府既不掌握必要的经济信息,也不具有作出最佳商业决策的利益动力。总之,人们告诉我们要完全相信市场,不仅如此,还要让它自行其是。
  依据该建议,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过去30年里都采取了自由市场政策——将国有工厂和金融公司私有化,解除对金融和工业的监管,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削减所得税和福利开支等。自由市场政策的拥护者承认,这些政策可能会暂时产生一些问题,例如拉大人们的不平等差距,但是,通过创造一个更加生机勃勃和富裕的社会,自由市场经济最终会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俗话说得好,水涨船高。
  然而,这些政策所导致的后果与上述情况完全相反。这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将会在未来几十年里都难以愈合,关于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众所周知,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自由市场政策已经阻碍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拉大了人们的不平等差距,并且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在许多富国里,这些问题都被空前的信用扩张掩盖,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工资长期停滞不前和劳动时间不断延长,然而,在信用扩张刺激下的消费热潮带来的繁荣面前,人们很难看到这个事实。这些问题对富国而言已经是糟透了,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则更加严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活水平在过去30年里一直原地踏步,没有任何起色,而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在这一时期降低了三分之二。当然,在同一时期,也有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尽管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例如中国和印度。然而,我们应该清楚,这些国家只是部分地采取了自由主义措施,并没有完全奉行自由市场政策。
  因此,自由市场主义者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正如人们常常称呼他们的那样)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往好里说是部分正确;往坏里讲就是彻底错误。我将在本书中自始至终地证明,自由市场理论家传播的“真理”如果不是一些藏有私心的观念,就是建立在不严密的假设和主观狭隘的幻想之上的东西。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些自由市场主义者不可能告诉你的资本主义的真相。
  然而,本书并不是一本反对资本主义的宣言。批判自由市场思想并不等同于反对资本主义。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局限,但是我相信,资本主义仍是当今人类创造的最佳经济制度。因此,我批判的对象是特殊版本的资本主义,它在过去30年里主导着世界经济,这就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正如过去30年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自由市场并不是唯一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当然更不是最好的管理方式。本书将证明,除了该方式外,还存在着诸多可以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好的方式。
  尽管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迫使我们对自己管理经济的方式产生严重怀疑,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应该留给专家解决。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应该这样,因为要给出确切的答案需要人们具备多种技术领域的知识,其中的许多技术问题非常复杂,以至于专家也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所以,很自然,大多数人在对“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是否有效、二十国集团(G20)是否有必要、银行国有化是否明智或者高管的薪酬是否合理等问题作出判断之前,不可能有时间来学习所有的技术细节,也没有必要为此而接受培训。因此,当谈及像非洲贫困、世界贸易组织的运作方式或者国际清算银行的资本充足性原则等问题时,我们大部分人都插不上嘴。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掌握所有的技术细节,以便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行使我所称的“积极的经济公民权利”,因为我们不需要像决策者那样知道准确的行动过程。毕竟,尽管缺少专业的技术知识,但我们还是对许多不同种类的问题作出了判断。我们不需要为了了解食品工厂、肉店和餐馆里的卫生标准而必须成为流行病专家。经济学上的判断也大体如此——只要掌握了主要原则和基本事实,你就可以在不掌握技术细节的情况下作出自己比较有把握的判断。这里,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愿意摘掉新自由主义思想希望你每天都戴着的有色眼镜,因为戴上这副有色眼镜就可以让世界看起来非常单纯和美丽。但是,摘掉眼镜后,你就可以看到更加真实的现实世界。
  一旦你知道了根本不存在自由市场这种东西的事实后,你就不会被那些公然谴责政府调控政策的人们欺骗,而这些人认为调控政策会使市场“不自由”(参见秘密1)。当你得知积极行动的“大政府”可以增进而不是抑制经济活力时,你就会明白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毫无根据(参见秘密12和21)。如果你知道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后工业知识经济的环境里,你就会对某些政府不在乎甚至私下欢迎本国工业衰落的做法是否明智产生疑问(参见秘密9和17)。一旦你意识到“滴流经济学”*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你就会明白对富人过度减税的影响所在——这是一种简单的富人收人再分配,而根本不是一种可以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加富裕的方法,正如我们被告知的那样(参见秘密13和20)。
  客观地讲,世界经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现象,或者说不是历
 * Trickle- down economics,也称为“涓滴经济学”,这一理论认为,在实现国家富裕的过程中,财富会自上而下地流向普通百姓。
  史发展这个不可抗拒的力量作用的结果。然而,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工资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工作时间不断延长的同时,高管和银行家则大幅提高自己的收人水平,这也并不是某些永恒的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参见秘密10和14)。我们现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和对工作保障的担忧,这并不仅仅是通信和交通技术不可阻挡的进步造成的结果(参见秘密4和6)。在过去30年里,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越来越脱节,最终导致了今天让我们深受其害的经济灾难(参见秘密18和22)。穷国的贫穷并不主要是因为一些不可改变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例如热带气候、地理位置欠佳或者文化落后等(参见秘密7和11)。
  所有的人类决策,特别是那些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的人作出的决策,都是顺应了事情自然发生的规律,我会在后面解释这一点。尽管如此,但没有一个决策者可以确保他所采取的行动总是可以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已经作出的决策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都生活在十全十美的世界上。假如所有的决策都付诸实施,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问一问富人和强者作出的决策是否都建立在充分的论证和有力的证据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从公司、政府和国际组织那里得到正确的行动。如果不发挥我们作为“积极的经济公民”应该发挥的作用,我们就会永远都是强者决策的牺牲品,因为他们会告诉我们,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发生,就是因为它们必须这样发生,我们无法改变或制止它们,不管这些事情看起来多么令人不快和不公。
  本书旨在让读者理解资本主义实际运作的过程,以及如何才能使它更好地运作。但是,本书并不是一本“经济学简述”或者“经济学入门”之类的书,我力求在书中做到详略得当。
  本书之所以不是经济学简述,是因为我并不涉及众多的技术细节,而这些细节甚至连最基本的经济学人门教材都会作出解释。但是,这种对技术细节的忽略并不是因为我确信它们超出了本书读者的能力范围。我认为95%的经济学知识都是常识,但被人们复杂化了;甚至剩下的5%,作为基本的推理知识,如果不完全是技术细节,实际上也可以用大白话来解释。之所以忽略技术细节,主要是因为我相信学习经济学原理的最佳方式是利用它来阐释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我只是在涉及技术细节相关问题时才加以介绍,而不是按照教科书式的方法进行系统地解释。
  本书对许多大家早已接受而且被许多高级经济学教材视为理所当然的经济学理论和经验事实都提出了疑问,从这一意义上讲,本书的内容要比这些高级经济学教材更加深入。然而,对非专业读者而言,要求他们对“专家”所拥护的理论提出疑问、对该领域里大多数专业人员所接受的经验事实表示怀疑,这可能听起来有些离谱,但是,你会发现这样做实际上要比听起来容易,因为一旦你不再认为大部分专家所信仰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大部分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的确,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主要观点是“根本不存在简单的答案”,这一点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希望你相信的东西并不一样。但是,除非我们面对这些问题,否则我们将不会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只有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才能有效地捍卫自身的利益,并且以积极的经济公民身份去做更大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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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1 15: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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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学者:资本主义正在毁掉印度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2/0201/11918.shtml

    参考消息网2月1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刊发署名文章,作者印度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阿伦德哈蒂·罗伊在文中直陈,资本主义正在毁掉印度。

    文章描述说,这是一幢房子,还是一个家?是新印度的神庙,还是游荡着新印度幽灵的货栈?自从“安蒂拉”出现在孟买的阿尔特蒙大道之后,这里便和以往不一样了,发散着神秘和淡淡的威胁。“我们到了,”带我来这儿的朋友说,“向我们的新统治者致敬吧。”

    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安蒂拉”属于印度首富穆凯什·安巴尼。应该看看这些对它的介绍:有史以来建成的最昂贵住宅,27层楼,3处停机坪,9部电梯,空中花园,舞厅,健身房,6层楼的停车位,600名佣人。显然,“涓滴理论”失效了。但“喷涌理论”却起到了作用。正因如此,在这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最富有的100名印度人如今拥有的资产规模,相当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人们在背后议论着有关幽灵、厄运和风水的话题。我觉得这全怪卡尔·马克思。他曾说过:“资本主义……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再能够控制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在印度,有3亿人属于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身边游荡着25万因负债累累而自杀的农民的幽灵,还有8亿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只为给我们让路的农民。同样在我们身边的,还有那些每日生活费不足50美分的苟延残喘的人们。

    安巴尼的个人身家超过200亿美元,他持有信实工业公司的控股权,该公司市值达2.41万亿印度卢比(约合470亿美元),旗下拥有一系列全球业务。信实工业公司持有印度电信运营商Infotel宽带服务公司95%的股权,后者数周前收购了一家媒体集团的多数股权,该集团设有电视新闻和数个娱乐频道。

    奸商贪官相互勾结

    信实工业公司是少数掌控着印度的企业之一,这些企业中有些是家族企业,有些则不是。类似的重量级企业还包括塔塔集团、金达尔、韦丹塔、米塔尔、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埃萨尔,以及由穆凯什·安巴尼的兄弟——阿尼尔·安巴尼所有的另一家信实公司。它们竞相扩大自身业务,足迹遍及欧洲、中亚、非洲和拉美。以塔塔集团为例,它在80个国家开办有100多家分公司。它们是印度最大的民营能源公司之一。

    由于“喷涌理论”原则并未对企业间的交叉持股予以限制,因此,当前你所拥有的越多,将来你能够拥有的也就越多。与此同时,一桩桩丑闻接连曝光,在令人痛心的细节中,人们看清了企业是如何收买政客、法官、政府官员和媒体的。民主已被掏空,只剩下了形式。储量巨大的铝土矿、铁矿石、石油和天然气原本价值数万亿美元,却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各家企业,违背了即便是扭曲后的自由市场逻辑。贪腐的政客和企业勾结起来,在低估资源储量的同时,也低估了这些公共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他们侵吞的公款高达数十亿美元。还有抢占土地——居民被迫迁离,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的土地被国家“征用”,随后被交给私人企业。(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概念很少适用于穷人。)群众开始造反,许多人配备了武器。印度政府已表示,它将派军队予以镇压。

    假借慈善误导舆论

    文章称,面对种种民怨,企业自有一套“高明”的应对策略。它们从利润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用于创办医院、教育机构和信托基金,信托基金反过来又为各种非政府组织、学者、记者、艺术家、电影制片人、文学活动、甚至是抗议活动提供资金。这是一种借助慈善活动、将舆论引导者拉拢到自己势力范围的伎俩。通过对常态进行渗透和移植,如此一来,挑战它们似乎就和挑战“现实”一样荒唐可笑了。接下来,“别无选择”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塔塔集团及其子公司拥有印度规模最大的两家慈善信托基金,它们向财务拮据的哈佛商学院捐赠了5000万美元。金达尔及其子公司(业务主要涉及矿产、金属和能源领域)开设有金达尔全球法学院,不久还将开办金达尔政治与公共政策学院。而向社会学家提供奖学金及研究基金的新印度基金会,其资金来源则是软件业巨头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

    转移方向应对民怨

    找到办法如何应对政府、反对派、法院、媒体以及自由主义观点后,剩下来要对付的,就只有愈演愈烈的动荡局势了,也就是“群众力量”的威胁。你们会如何驯化它?你们如何让抗议者变成乖乖听话的宠物?你们如何平息人们的愤怒,让它改变方向,进入死胡同?由安纳·哈扎雷领导的反腐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多为中产阶级,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一项由企业赞助的全天候媒体活动称其为“人民的声音”。这场抗议活动呼吁立法,削弱残留的一点点民主。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同,它未曾对私有化、企业垄断行为或是经济“改革”有过半句抗议之词。其主要的媒体支持者,成功地将关注焦点从骇人听闻的企业腐败丑闻上移开,利用公众对政客的抨击,要求幕后操控势力进一步退出政府,并呼吁加大改革和私有化力度。

    资本主义毁掉地球

    在推行这些“改革”的20年里,印度经济虽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增长,但失业人口依然大量存在——营养不良的印度儿童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多,其8个邦的贫困人口数量,超过了2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人数总和。如今,全球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印度经济增速大幅降至6.9%,外资纷纷撤离。

    文章最后说,资本主义真正的掘墓人,原来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是存在于其自身错觉中的红衣主教,他们将意识形态变成了宗教信仰。他们似乎难以理解现实,也难以领会思潮变化的精髓。这种变化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毁掉这个星球。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1 21:52:31   
       第 3
    ■秘密1 根本就没有自由市场这回事
     他们对你说的谎言
      市场需要自由。当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并规定市场参与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时候,资源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利用。如果人们不能做对自己最有利可图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失去投资和创新的动力。因此,如果政府给房租规定一个上限,那么房东就会对养护房屋或者修建新的房屋失去兴趣。或者,如果政府限制可以出售的各类金融产品,那么合同双方就不能获得因自由合同而带来的潜在收益,而本来他们可以通过用来满足特殊需求的创新交易使自己受益。正因为如此,就像富有创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的名字所表达的那样,人们必须能进行“自由选择”。
     他们没有告诉你的真相
      自由市场根本不存在。每个市场都有一些规则和界限在制约着选择的自由。市场之所以看起来自由,就是因为我们完全不在乎市场背后的制约因素,因而也就看不到它们的存在。市场到底多么“自由”难以在客观上界定,因为这是一个政治界定问题。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宣称的捍卫市场自由并防止政府出于政治动机进行干预,这种基本主张是错误的,因为政府常常卷入进来参与经济活动,而那些自由市场主义者也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深受政治动力的影响。因此,破除客观上存在着一个被界定为“自由市场”的东西这个神话,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第一步。
     劳动力应当自由
      1819年,一项新的针对监管童工的立法议案——《棉纺厂管理法》——被提交到英国议会讨论。根据现在的标准,这项议案所建议的监管措施只不过是“蜻蜓点水”,并非实质性的管制,因为该议案禁止雇用的童工是那些不满9岁的孩子。大一点的孩子(10-16岁)仍将被允许工作,但是其工作时间被限制在每天12个小时之内(的确,从当时的情况来讲,他们对这些孩子已经相当仁慈了)。但是,这些新规则仅适用于棉纺厂,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棉纺厂对工人的健康极为有害。
      然而,这项议案在英国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反对者将它视为对合同自由神圣性的玷污,是对自由市场的基础的破坏。为了对抗这项议案,一些贵族院(上议院)议员提出了“劳动力应当自由”的观点来加以反对,其基本论据是:孩子们想(需要)工作,工厂主也想雇用他们。难道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富国,即使是最忠实的自由市场拥护者,也不会将重新启用童工作为他们大力宣扬的市场自由化建议的一部分。但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洲和北美第一次推行严格的童工监管制度时,不少有名望的人都认为该制度违反自由市场原则。
      如此看来,市场“自由”就像美人一样只存在于那些能够看到她的观众的眼里。如果你相信儿童不必工作的权利比工厂主想雇用谁就雇用谁的权利更重要,那么你就不会认为禁止雇佣童工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侵害。如果你的想法恰恰相反,那么你就会看到一个“不自由”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又在被误导的政府监管政策的束缚之下。
      我们不必回到两个世纪以前才能看清楚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管理条例,在首次提出的时候被视为破坏自由市场的行为。当环境管理条例(例如对汽车和工厂排放标准的规定)在几十年前开始出现的时候,也同样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被视为对我们自由选择权的严重侵害。反对环境管理条例的人们质问:如果人们想开大排量的汽车,或者,如果工厂发现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方法更加有利可图,为什么政府要阻止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呢?今天,大多数人都会将这些管理条例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对别人造成伤害的行为,无论是多么无心(比如环境污染),都必须加以限制。他们也会认为在很多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前提下,谨慎使用能源资源是一种非常明智的行为。此外,他们还可能会认为减少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同一个市场可以被不同的人视为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那么的确就不存在客观界定该市场自由度大小的方法了。换句话说,自由市场是一种幻觉。如果某些市场看起来自由,那只是因为我们完全接受了支撑市场的规则,因此,这些规则也就被人们视而不见了。
     钢琴丝与功夫大师
      像许多孩子一样,我小时候对香港电影里所有能摆脱地球引力的功夫大师都十分着迷,我也对这种现象产生过怀疑。但是,当得知那些功夫大师实际上都是借助钢琴丝才能飞檐走壁时,我失望到了极点。
      自由市场与此有些类似。我们接受某些规则的合法性是那么彻底,以至于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如果仔细检查,我们就会发现,市场实际上是被这些看不见的规则——至少其中的许多规则——支撑的,没有规则就没有市场。
      首先,我们在哪些物品可以交易方面制定有非常多的规定,而不仅仅是禁止毒品和人体器官等“明显的”非法物品的交易。在当代经济体中,选票、政府公职、司法判决不能用来出售,至少不能公开出售,尽管过去许多国家都可以这么做。大学入学资格通常不能用来出售,尽管在某些国家可以购买大学入学资格——要么(非法地)通过向大学招生人员行贿的方式,要么(合法地)通过向大学捐款的方式。此外,许多国家还禁止武器或酒精买卖。即使是药品,通常在上市之前也都必须被证明安全可靠,之后,政府才会公开颁发许可证。然而,所有这些规定都可能引起争议,就像禁止买卖人口(奴隶贸易)一样,而这也才刚刚是一个半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与市场活动,实际上,对于哪些人可以参与市场活动也制定有相应的规定。现在,童工管理条例禁止儿童进入劳动力市场。对于人命关天的专业工作,例如医生或者律师,必须拥有专门的营业执照(有时必须由专业协会而不是政府来颁发营业执照)。许多国家只允许那些拥有一定数量资本以上的公司开设银行。即使是股票市场,也存在着什么人可以进行交易的规定。你不可以带着一袋子股票来到纽约股票交易所,等把股票价格抬起来之后再把它卖掉。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正是政府对股票市场的监管不力才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此外,相关法律还规定,公司必须在若干年内满足一系列要求、符合严格的审计标准之后,其股票才可以上市交易。而且,股票交易只能在合法的经纪人和商人之间进行。
      贸易条件也规定得非常详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最初移居伦敦时,让我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是,人们对于自己已经购买但后来又不喜欢的商品可以要求全额退款,即使这件商品不存在任何缺陷,人们也可以这么做。这在当时的韩国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在个别的专卖店里。在英国,消费者改变主意的权利被认为比销售者避免承担将消费者不想要(尽管不存在缺陷)的产品退还生产厂家的成本更重要。同时,我们还有其他许多用来调节交易过程的方方面面的规定,例如,在产品的责任、交货的延误、贷款的拖欠等方面,都制定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此外,在许多国家,针对销售地点也有具体的规定,例如对小商贩地点的限制,有的规定还禁止小商贩在居民区从事商业活动。
      在价格方面,我们也制定有相应的规定。当然,我在这里所谈论的不仅仅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既爱又恨的现象,例如租金控制或最低工资的问题。
      我们知道,富国工资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移民控制因素,而不是由包括最低工资立法在内的其他因素决定的。那么移民数量的最高限额又是如何决定的呢?当然不是由“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如果对移民数量放任不管,那么富国中80%-90%的本国工人将被那些更廉价而且常常是更能干的移民取代。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移民问题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解决的。因此,如果你对政府在本国经济的自由市场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还心存怀疑,那么你就应该抽时间想一想我们的工资从根本上讲都是由政治决定的这一问题(参见秘密3)。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存款利率不断调低,贷款利率在许多国家都非常低(假如你能货款或者你的货款是可变利率货款)。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人们突然不需要贷款、银行不得不降低贷款利率吗?
      当然不是,因为减息是政治决定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刺激需求。我们知道,即使是在平时,大多数国家的利率也是由中央银行来决定的,这意味着有政治考量因素在起作用。换句话说,银行利率也是由政治决定的。
      如果工资和利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治决定的,那么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也都是由政治决定的,因为工资和利率影响着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
     自由贸易公平吗
      有时,我们可以遵守规定,但不一定认可其背后的道德价值观。19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对自由贸易实施高关税限制措施,奴隶主非常愤怒,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在自由市场上贩卖人口并没有什么过错。对那些认为可以有权占有人口的人们而言,禁止奴隶贸易从客观上讲就等同于禁止商品贸易。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商店的老板可能也会认为,要求“无条件退货”是政府限制市场自由的一项非常不合理而且难以承受的规定。
      这种价值观冲突也存在于当今关于“自由贸易-公平贸易”的争论之中。例如,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从事的国际贸易活动可能是自由的但不是公平的。在这些美国人看来,通过向工人支付过低的工资并让他们在不人道的环境中工作等方式,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反过来中国人也可以认为,拥护自由贸易的富国试图通过限制所谓的“血汗工厂”的产品的进口和设置人为的障碍来阻止中国商品的出口,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因此,中国人会认为禁止自己充分利用手中所拥有的最大资源——劳动力——是不公正的。
      当然,这里的困难是,对于如何界定“过低的工资”或者“不人道的工作环境”,大家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国际差距,美国的“饥饿工资”水平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工资水平了(中国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美国平均工资的10%),对印度而言简直就是非常高了(印度的平均工资仅有美国平均工资的2%)。确实,大部分具有公平贸易思想的美国人可能不会购买由他们自己的祖先制造的商品,因为那些人不仅工作时间极长,而且还处于不人道的工作环境之中。众所周知,直到20世纪初,美国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还是在60个小时左右。当时(准确地说是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纽约州一项限制面包店工人每天最多只能工作10小时的法律违宪,理由是它“剥夺了面包店工人想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的工作自由”。
      如此看来,关于公平贸易的争论,实质上针对的是道德价值和政治决定,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也就是说,尽管公平贸易属于经济问题,但它也并不是可以由那些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所能彻底解决的。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持一种相对主义立场,也不意味着因任何事情都有其一定道理而不去批评任何人。我们可以(包括我自己也的确)对中国(或就此而言的其他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可接受性持有自己的看法,并且也可以试图去做些什么,但不要认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绝对错误的。尽管中国负担不起美国人的工资水平或瑞典人的工作环境,但是它的确可以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诚然,许多中国人并不接受当前所处的工作环境,因而要求政府实施更加严格的管理。但是,经济学理论(至少自由市场经济学)不能告诉我们目前中国“合适的”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应当是什么标准。
     只有法国才会这样做
      2008年7月,随着国家金融系统的崩溃,美国政府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抵押贷款公司注入了2000亿美元的资金,并将其国有化。看到这一情况后,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吉姆·班宁(Jim Bunning)公然将此行为贬为只有在像法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度里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法国的确非常糟糕,但是,2008年9月19日,班宁参议员可爱的祖国本身也被共和党的领袖变成了“邪恶帝国”。根据当天小布什总统宣布的计划——该计划随后被命名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美国政府将动用至少70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来购买阻塞金融系统正常运转的不良资产。
      但是,小布什看问题的思路和别人不太一样。他认为,该计划不是让美国更加“社会主义”,它只是在延续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而这种制度则是“建立在某种信念基础之上的,即联邦政府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对市场进行干预”。在他看来,对大量金融机构采取国有化的措施只不过是政府必要时需要做的事情之一。
      当然,小布什所言只是政客的欺人之谈的一个极端例子而已,他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干预行动之一说成是市场进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小布什通过这些话让人们看到了自由市场的神话赖以存在的脆弱基础。正如他的陈述非常清晰地表明的那样,什么是必要的、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相符的国家干预行动,的确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因为对自由市场而言,我们还没有科学界定的边界。
      假如可能存在的市场边界没什么神圣的话,那么试图改变这些边界就会像试图捍卫这些边界一样也具有合理性。确实,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始终为市场边界而争斗不已的过程。
      今天,许多市场之外的东西都被政治因素而不是市场进程本身推入了市场之内——人口、政府公职、选票、司法裁决、大学入学资格或者未经允许而生产的药品等。现在仍有人试图非法地(对政府官员、法官和选民行贿)或者合法地(雇用昂贵的律师以求打赢官司,向政党捐款等)购买一些特殊的商品。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目前的趋势是在朝着越来越非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对仍在交易的商品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方方面面的规定越来越多。与几十年前的情况相比,现在我们在商品领域里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定:谁可以生产什么商品(例如对合法的或者进行公平贸易的生产商颁发许可证书);如何生产商品(例如对污染或者碳排放的限制);如何销售商品(例如对产品标签和退款的规定),等等。
      此外,市场边界的重新划定的过程有时是通过激烈的暴力冲突进行的,这反映了市场的政治本性。美国人为了推行奴隶自由贸易(尽管货物自由贸易——或者关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打了一场内战。英国政府为实现鸦片自由贸易也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童工管理条例之所以能够通过,就是因为社会改革家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但是,让政府公职或选票的自由市场非法化现在遇到了政党的强烈抵抗,因为政党需要政治贿选和政治分赃,也就是通过贿选赢得选举胜利,用政府公职来奖励忠实的追随者。因此,只有通过政治激进主义行为、选举制度改革和政府用人制度改革的方式,我们才能消除上述做法。
      认识到市场的边界模糊且不能用客观的公式加以界定这一点后,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明白,经济学原来并不像物理学或化学那样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政治实践。自由市场经济学也许希望你相信市场的应用边界是可以进行科学界定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假如你所学的专业的边界不能进行科学界定,那么你所学的东西就不是科学。
      如此看来,反对新规定就等于不应该改变现状,尽管某些人认为现状非常不公平。反过来看,假如说取消现有的规章制度就等于说是拓展市场范围,那么这意味着有钱人在这一领域将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因为市场是根据“一美元一张选票”的原则而不是别的原则运作的。
      所以,当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宣称某一项规定之所以不能采纳是因为它限制了相关市场的“自由”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政治观点,即他们拒绝所提出的法律议案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身着的思想外衣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其政见的确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只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真理,同时诱导人们相信其他人的政见则是政治性的主张。但是,客观地讲,这些人与其对手一样都是被政治因素驱动的。
      因此,丢掉市场客观性的幻觉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第一步。

    ■秘密2 公司不应当根据老板的利益运作
     他们对你说的谎言
      股东拥有公司。因此,公司应当根据股东的利益运作,这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主张,因为股东并没有固定收入的保障,这一点与(拥有固定收入的)雇员、(拥有特定收入的)生产厂商、(收取固定利率的)银行和其他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都不一样。股东的收入随着公司业绩的变化而变化,这促使他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确保公司生意兴隆,因为如果公司破产,股东将一无所有,而其他的“利益攸关者”还可以多多少少得到一些东西。因此,是股东而不是公司里的其他人在承担一切风险,也正是风险因素迫使股东不得不追求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目标。所以,当你为股东管理一家公司时,如果公司的利润(除去所有固定开支之后剩下来的那部分收入)达到了最大化,那么实际上也就实现了公司对社会贡献最大化的目标。
      他们没有告诉你的真相
      股东通常是公司的老板,但是,和大多数随机应变的“利益攸关者”一样,他们常常根本不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除非他们是特大股东,出卖手中的股票将会严重影响公司的发展前途)。其结果是,股东——特别是较小的股东,但又不仅限于此——通常都愿意采取那种以牺牲长期投资为代价来确保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战略,因为这样做,他们就可以从这些利润中获取最大的红利。很明显,股东这种降低可以用来再投资的剩余利润总量的做法,实际上是进一步损害了公司的长远利益。因此,根据股东的利益管理公司通常会削弱公司的长远发展的潜力。
     马克思与资本主义
      你也许注意到了许多英语国家的公司名称经常带有“L”这个英文字母的现象,例如:PLC、LLC、Ltd,等等。在这些首字母缩写词里,“L”代表的是“有限”的意思,是“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的缩写形式——例如,上市有限公司(PLC)、有限责任公司(LLC)或者干脆直接称为有限公司(Ltd)。有限责任的意思是,如果公司破产,投资该公司的人所遭受的损失只是他所投资的那部分资产(也就是他们手中拥有的“股份”)。
      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两个带有“L”字母的缩写词(limited liability)才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成为可能。今天,根据这种形式组织商业企业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在过去可不总是这种情况。
      在有限公司——起初称为股份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于16世纪的欧洲出现之前,商人在创业之初都必须承担所有风险。这里说的所有风险,实际上指的是商人拥有的一切,不仅仅是个人财产(因为无限责任意味着破产商人不得不卖掉所有个人财产来偿还全部债务),还包括个人自由(如果这些人还不起债,就要因此而蹲监狱)。
      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存在,当时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创业,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幸的是,即使是在有限责任出现之后,要在现实中立即推行这一制度却非常困难,该制度直到19世纪中期才逐步推广开来,因为我们知道,一开始人们在创建有限责任公司时,还需要皇家颁发的特许状(或者,如果你生活在共和国,你就需要政府颁发的特许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如果不百分之百地拥有公司,就很容易冒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用来冒险的部分金钱并不属于自己。
      此外,在有限公司中,那些不参与管理的投资者在监管公司高管方面将会变得越来越缺乏警惕性,因为(各自投资的)风险是被公司高管集体掩盖起来了。作为经济学之父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守护神,亚当·斯密(Adam Smith)正是基于这些理由而坚决反对有限责任制度。他的一句名言是,“(股份)公司的董事……作为别人钱财而不是自己钱财的管理者,可以预料,他们绝不会像私人合伙公司(private copartnery,一种需要履行无限责任的伙伴关系)中的合伙人时时刻刻都小心翼翼地看管自己的钱财那样来看管别人的钱财”。
      因此,当时的国家只将有限责任授予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利益具有重要影响的特大型风险公司,例如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其主要竞争对手是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臭名昭著的英国南海公司,这些公司在1721年制造的投机泡沫使有限责任公司的名声在其后很长时间里都非常糟糕。
      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铁路、钢铁和化学等大型工业的出现,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对有限责任制度的巨大需求,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如此庞大的财力独自建立一座钢铁厂或者修建一条铁路。
      因此,瑞典在1844年首先开始推行有限责任制度,大英帝国紧随其后,在1856年开始效仿。之后,主要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欧、北美等开始普遍采用有限责任制度。
      然而,人们对于有限责任的怀疑依旧挥之不去。根据一部很有影响的介绍西欧企业史的书所称,直到19世纪末期,即在各国普遍采用有限责任制度几十年之后,大英帝国依然有少数企业管理者和老板一样,对于通过有限责任的方式来限制债务责任感到忧虑,不愿进行尝试。
      有趣的是,最先意识到有限责任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人之一竟然是马克思。与当时许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以及在他们之前的亚当·斯密)反对有限责任制度不一样,马克思很清楚,有限责任制度既可以为新出现的重化工业筹集到所需要的大量资本,又可以降低个人投资者的风险。1865年,当股票市场在资本主义大戏中还只是扮演着小角色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极有远见地宣称,股份公司形式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与自由市场的反对者一样,马克思不仅意识到了而且还批评了公司高管利用有限责任制度进行过度冒险行为的倾向。但是,马克思将这种现象视为因制度创新而带来的巨大物质进步的副作用。当然,马克思为捍卫“新”资本主义而反击自由市场的批评者,有他自己隐蔽的动机,因为他认为股份公司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转折点”,它可以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因而有可能将资本家排除在一边(实际上资本家现在已经不再管理公司的具体业务),同时又不会危及资本主义取得的物质进步。
     资本家阶级的消亡
      目前来看,马克思的预言——基于股份公司之上的新型资本主义将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是,他的另一个预言——有限责任这项新制度的普及将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被证明是极有预见性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限责任制度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这导致了资本主义从一种制度转变为另一种制度,即从亚当·斯密时期最多由几十个雇员构成并且只有一个雇主管理的制针厂、肉店和面包店等转变为拥有成百上千雇员——包括高管本身——并且组织结构复杂的大型公司。
      起初,人们长期担心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动力问题——拿别人钱财赚钱的高管将会过度冒险——似乎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在推行有限责任制度的初期,许多大公司是由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企业家管理的,例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或者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他们通常都拥有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尽管拥有公司部分所有权的高管仍会滥用职权和过度冒险,但是有一条底线可以有效制约他们,因为在拥有大部分公司股份的前提下,他们如果作出过度冒险的决策,就肯定会伤害到自身的利益。而且,许多拥有公司部分所有权的高管都是一些具有超常能力和远见的人,因此,即使是在不完全受到物质刺激驱动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也常常会比大多数拥有全部所有权且完全受到物质刺激驱动的高管作出的决定更高明。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新型的专业高管阶层开始形成,并逐步取代了那些个人魅力无穷的企业家。尽管在一些欧洲国家,例如瑞典,创立公司的家族(或者他们拥有的基金)仍在公司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对任何人而言,要想拥有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将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法律只允许发行具有较小投票权的新股票(通常是10%,有时甚至是0.1%)。由于发生了这些变化,专业高管开始在公司中扮演主要角色,而股东在决定公司运营方面则变得越来越被动。
      早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就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管理资本主义的身份来源问题,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名人所称的“业界巨头”——开始逐步被职业官僚(私营部门的官僚毕竟也是官燎)取代。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些受雇的高管是在根据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法定业主(股东)的利益来经营公司。人们认为,当这些高管应当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时,他们却在推动公司的销售规模和自己的奖金最大化(首先是实现公司规模的最大化,然后是实现个人声望的最大化)。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直接参与到了形象工程的事务中去,这些工程尽管极大地提高了他们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对公司利润的增长和公司价值的提升(主要以公司在股票市场中的资本化程度来衡量)毫无帮助。
      一些人将专业高管的崛起视为一种不可避免但可能又不完全受欢迎的现象。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美国经济学家,以其“企业家理论”*(参见秘密15)而闻名于世。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在公司研发领域中科学原则的确立,早期资本主义那种英雄般的企业家将被官僚式的专业高管取代。熊彼特相信,这将减弱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但他又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是一位出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经济学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著书时也曾指出,由专业高管管理的大型公司的崛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而能够为这些企业提供“抗衡力量”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强化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工会力量。
      但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更加彻底的私有制的拥护者也认为,高管必须以公司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管理动力需要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重新设计。为此,不少头脑聪明的人开始研究这一“动力设计”问题。
      *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
      然而,事实证明要获取“圣杯”绝非易事,因为高管总是可以寻找到一种只根据合同字面意思而不是合同精神行事的方法,尤其是当股东不那么容易证实公司利润情况不佳,到底是因高管不重视利润还是因遭遇不可抗力的因素时,更是如此。
     是“圣杯”还是“非神圣联盟”
      最后,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圣杯”这个无处寻觅的稀世珍宝终于被找到了,这就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也就是专业高管获取回报的多少应当与他们能够提供给股东的利润的大小挂钩。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大幅削减公司成本,即工资、投资、存货、中层管理人员等。其次,公司利润的最大部分应当通过红利和股票回购的方式分配给股东。为了鼓励高管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公司内部优先认股权在高管薪酬中的比例就应当提高,这样,他们的利益就会与股东的利益更加一致。这种看法并不仅仅是股东提出来的,而且也是许多专业高管所倡议的,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商业人士杰克·韦尔奇(JackWelch),他长期担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并在1981年发表演讲时因首创“股东价值”一词而备受称赞。
      在韦尔奇发表“股东价值”演讲后不久,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很快就成为美国商界的时代精神。一开始,这一原则无论对于高管还是对于股东都的确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尽管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大幅攀升,而且从此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股东以红利的方式获得了更大部分的利润,同时还认为自己手中的股票在不断升值。众所周知,20世纪50-70年代,已分配利润在美国全部公司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处于35%-45%之间,但是70年代末期之后开始上升,现在已经上涨到了60%左右。与此同时,高管获得的薪酬也已经提升到了极高的水平(参见秘密14),这时,股东不再过问高管拿多少报酬了,因为他们非常满足于持续上升的公司股票价格和获取的越来越多的红利。这种做法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因为英国公司的权力结构和管理文化与美国非常类似。但是,其他国家就不那么容易仿效美国的做法了,我们一会儿就会搞明白其中的原因。
      现在,专业高管与股东之间的这种肮脏联合及其所获取的利益是以牺牲公司其他利益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利益攸关者的力量在其他富国里相对强大一些,所以,这也是美国的做法在这些国家迟迟难以扎根的主要原因)。随着工作职位的大量削减,很多工人遭到解雇,这些失业人员被重新雇用时便成为非工会成员,因而得不到工会的保护,工资水平更低,福利待遇更差,而且工资的增长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来自中国和印度等低工资国家的工人的竞争压力)。同时,供应商及其工人的利益因采购价格持续走低也受到相应的挤压,政府因此不得不降低税率和/或为其提供更多的补贴,否则,公司就会威胁迁往税率低和/或政府补贴高的国家里去。结果,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参见秘密13),公司表面上持续繁荣(当然,2008年走到了尽头),在这种背景下,绝大部分美国人和英国人只要通过极低利率的借款就可以享受到(表面)繁荣带来的实惠。
      尽管将收入再分配直接转化为利润的做法非常糟糕,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一直在增大,当然,这部分利润并没有用到扩大投资规模中去(参见秘密13)。因此,从那时以莱(1990-2009年),投资在美国国民产出中的比例实际上在下降,而不是上升,即从20世纪80年代的20.5%减少到现在的18.7%。假如这种低投资率能够通过更有效地利用资本推动经济更快增长而得到补偿,那么这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均大约2.6%降低到1999-2009年间的年均1.6%,而1999-2009年则是“股东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盛时期。在英国,公司行为也在发生着类似的变化,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英国正在遭受所谓的“英国病”之苦)的2.4%降低到1990-2009年这一时期的1.7%。所以,根据股东利益管理公司的原则从根本上不利于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它忽视了收入再分配的问题)。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最糟糕的事情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甚至对公司本身都造成了伤害。由于“开源”更困难,因此,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节流”,主要是通过裁减工作岗位以减少工资支出和通过投资最小化以削减资本开支这两种方式。但是,创造更大的利润只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开始,因为利润的最大份额需要以更大份额的红利的形式分发给股东,或者,公司使用部分利润购买本公司的股票,借此保持股票价格一直处于不断上涨的状态,因而可以将更多的利润间接地重新分配给(那些意识到更高的资本收益可以通过出售自己手中的部分股票实现的)股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美国公司用以回购本公司股票的利润通常不超过总利润的5%,但是从此以后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7年达到了90%,2008年更是上涨到了280%的荒谬程度。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是一位美国商业经济学家,据他估计,假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86-2002年期间不是因回购本公司股票花掉204亿美元而是将这部分钱存入银行(年利率为税后2.5%),那么它在2009年就用不着为延迟破产需要的350亿美元而犯愁了。在所有这些利润的闹剧中,专业高管获取了丰厚的利益,因为他们自身借助公司内部优先认股权的方式拥有了大量股票。
      显然,这些做法都损害了公司的长远利益。首先,削减工作职位短期内可能会提高生产率,但长期来看带来了很多负面结果。其次,工人数量的减少意味着劳动强度的增大,容易导致工人因劳累过度而经常出问题,这样就会降低产品质量,影响公司声誉。更重要的是,由于经常担心自己被公司裁减而导致工作保障感的降低,严重挫伤了工人学习和提高专业技能的积极性,这从根本上损害了公司的生产潜力。第三,分发更多的红利和回购越来越多本公司的股票减少了公司的留存利润,而留存利润则是美国和其他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公司的投资的主要来源,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减少投资。当然,因减少投资而产生的影响在短期内可能还感觉不到,但是长远看将导致公司技术落后并威胁到公司自身的生存。
      然而,难道股东就不担心这件事吗?如果公司最终衰败下去,作为公司的老板的股东不是将失去更多的利益吗?我们知道,作为一项资产的拥有者,无论这项资产是一套房子、一片土地还是一家公司,关心其长远价值不正是他的全部意义所在吗?假如业主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现状维护者就会认为,这肯定是业主希望看到的结局,而无论这种事情对局外人来说看起来多么不正常。
      不幸的是,尽管股东是公司的合法所有人,但是他们在众多利益攸关者中是对公司生存能力承当义务最少的那部分人,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最容易退出公司的那部分人,只要他们明白不长期死守亏损的企业这个道理,只要在必要时以极小的代价出售手中的股票,他们就可以全身而退。相比之下,对其他利益攸关者来说,例如工人和厂商,退出公司去做另外的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工人很可能掌握着公司需要的精湛的专业技能,而厂商则拥有该公司做生意所依靠的设备。因此,从长远看,他们在公司生存力方面面临的风险要比大多数股东大得多。这就是我认为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对公司和公司的其他利益攸关者来说都有害的原因。
     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
      有限责任制度通过“能够使人们聚集大量资本”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进步,原因在于它为股东提供了一条安全退路,股东借此可以降低各种投资风险。但也正是这条安全退路才使得股东在维护公司长远利益方面非常不可靠。
      这也是除英美之外的大部分富国要千方百计降低自由流动股东( free- floating shareholders)的负面影响,同时还要通过种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法维护甚至创建长期股东的原因。在许多国家,政府或是通过直接方式(例如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或是通过国有银行控制企业所有权等间接方式(比如法国和韩国的做法)获得关键企业的大部分所有权,并扮演着一个稳健股东的角色。正如上面所提及的那样,像瑞典这样的国家,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了“股票类别不同投票权不同”的原则,因而公司创始家族能够对公司保持相当大的控制权,尽管公司的额外资本在不断增长,但这种增长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在某些国家,工人在公司的管理层有正式的代表,他们拥有的长远利益比变化不定的股东利益更明显。(例如在德国公司的监事会就有工会的代表)。在日本,公司通过在友好公司之间相互交叉股东利益的方式可以将自由流动股东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其结果是,这些国家的专业高管和变化不定的股东都发现他们彼此间很难形成“非神圣联盟”,尽管他们还是喜欢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模式,因为这可以为他们带来明显的好处。
      这些国家的公司即使不受这些拥有长远利益的股东的控制,至少也是深受其影响,因此它们不能像美国和英国的公司那样可以随意解雇工人、挤压厂商利益、忽视投资并将利润用于发放红利和回购股票。这一切都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公司从长远看要比美国或英国的公司更具生存能力。现在,让我们想一想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例子。这是一个曾在世界汽车工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公司,在股东价值最大化实践的作用下,它持续减少和抑制投资(参见秘密18),最终导致彻底破产。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短期型管理战略的弱点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已经显露出来,然而,这一战略一直推行到了2009年公司破产,这是因为此举虽然是在削弱公司的生存能力,但是它既可以让公司高管高兴,也可以让公司股东满意。
      因此,根据自由流动股东的利益管理公司无论对国民经济还是对公司本身而言,既不公平也无效率。正如杰克·韦尔奇最近所承认的那样,股东价值可能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2 8:45:13    跟帖回复:
       第 4
    楼主继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2 9:54:22   
       第 5

    文章提交者:bizw 加帖在 中间地带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楼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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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帮顶!我把书拆了,慢慢扫描,慢慢OCR。如果未能坚持,网上可以搜到这个书的英文版,感觉比汉语版顺畅。这个韩国人的英文词汇量似乎不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2 10:11:20    跟帖回复:
    6

    中国人还是读汉语版来得方便。

    楼主辛苦。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2 14: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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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3 富国中大多数人的实际回报都高于其应得的水平
      他们对你说的谎言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获得回报的多少主要依据其生产率的高低而定。铁杆的自由主义者可能难以接受一个事实,即在做同样工作的条件下,为什么瑞典人的工资是印度人的工资的50倍,但这就是他们相对生产率的反映。任何人为地降低这些差距的尝试——例如通过在印度推行最低工资制度——只会导致对个人才能和努力的不公平的和无效的回报。我们知道,只有自由劳动力市场才能公平而有效地回报每一个人。
      他们没有告诉你的真相
      富国和穷国之间存在工资差距,并不主要是因为个人生产率的不同,而主要是因为移民控制制度的存在。如果可以自由移民,那么大多数富国的工人就会而且肯定会被穷国的工人取代。换句话说,工资主要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硬币的另一面是,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穷人,实际上不少穷人在工作能力上要比富国的穷人更胜一筹,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富人,因为大部分穷国的富人在工作能力上不如富国的富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富国的富人就可以认为自己非常出色而沾沾自喜了。富国的生产率之所以很高,就是因为它们依赖的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集体制度。如果要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我们就应该首先打破个人所得都是其自身价值的反映这个神话。
      开车直行……或者躲开牛群和黄包车
      印度新德里的公交车司机的时薪大约是18卢比,而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公交车司机的时薪则是130克朗左右,这在2009年夏季时相当于870卢比。换句话说,瑞典司机的工资大约是印度司机的50倍。
      自由市场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某种商品比另一种商品价格高,那么肯定是因为更贵的东西质量更好。换句话说,在自由市场上,所有的商品(包括劳动力服务)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所以,如果一名瑞典司机(我们暂且称他为斯文)的工资是一名印度司机(我们暂且称他为拉姆)的工资的50倍,那肯定是因为斯文的工作效率是拉姆的50倍。
      一些(尽管不是全部)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可能会承认,出于时尚或者狂热的原因,人们在短期内可能会愿意为某种商品支付过高的价格。例如,人们在最近的金融繁荣期间为购买那些“不良资产”支付了高得可笑的价格,因为他们都深深地陷入了这股金融投机的浪潮之中(正是这种金融繁荣最后演变成自20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这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可能会认为,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人们迟早会认识到商品的真正价值(参见秘密10)。同样,即使是某个不称职的工人通过欺骗手段(例如伪造证书或者在面试中说慌)而获取了一份工资很高的工作,他也会很快被解雇或者被他人取代,因为事情很快会证明他的生产率与他获得的那份工资严重不符。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如果斯文的工资是拉姆的50倍,那他的工作效率肯定是拉姆的50倍。
      但是,事情果真如此吗?首先,一个司机的开车技术是另一个司机的50倍可能吗?即使我们能够找到一种量化开车技术的方法,这种生产率差距在驾驶过程中就真的存在吗?如果我们将迈克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和刘易斯·汉密尔顿(Lewis Hamilton)这样的专业赛车手与刚刚拿到驾驶证且开车还很不协调的18岁的小伙子相比较,也许会存在着50倍的差距。但是,我还是想象不到一名合格的公交车司机的技术怎么就可能是另一名公交车司机的技术的50倍。
      这里,如果还有什么不同的话,拉姆有可能比斯文的开车技术更熟练。按照瑞典的标准,斯文肯定是一名好司机,但是他在开车的过程中曾经躲闪过牛群吗?而这种事情拉姆经常干。就斯文而言,在开车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要求他直行(好,我们可以考虑周六晚上他需要做出几个躲闪醉酒驾车司机的高难度动作)。但是,拉姆在开车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几乎每分钟都是在牛车、黄包车和驮着三米高柳条箱的自行车中间缓缓而行。因此,根据自由市场的逻辑,拉姆应该比斯文的工资更高,而不是相反。
      作为对这种现象的回应,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斯文之所以工资高,是因为他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也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积累起来的技能和知识更多。的确,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斯文高中毕业,拥有12年的学龄,而拉姆或许连读写都会感到困难,因为他总共才读了5年书,而且还是在印度落后的拉贾斯坦邦的村庄里完成的。
      但是,斯文因多上7年学而多出的额外人力资本与公交车司机的工作毫无关联(参见秘密17),因为他不需要为了熟练地开车而掌握任何有关染色体或者1809年瑞典与俄罗斯战争方面的知识。所以,斯文额外的人力资本也不能解释他的工资就应该是拉姆的50倍这一事实。
      坦率地讲,斯文的工资是拉姆的50倍的主要原因是保护主义——瑞典工人通过移民控制制度而避免了来自印度和其他穷国的工人的竞争。当想到这一问题时,你就会意识到没有理由不认为所有的瑞典公交车司机,或者就此而言,瑞典的大部分劳动力(以及所有其他富国的劳动力)都有可能被一些印度人、中国人或者加纳人取代。这些外国人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对能够得到瑞典工人标准工资的一部分而感到高兴,不仅如此,所有这些外国工人都至少能够把工作干得与瑞典工人一样好,甚至更好。这里,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像清洁工或者清道夫这样的低技术工人有能力取代富国的同行,与此同时,在中国上海、肯尼亚内罗毕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还有大量的工程师、银行家和软件设计师等在那里,他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斯德哥尔摩、林雪平和马尔默等瑞典城市的同行。但是,这些工人不能进入瑞典的劳动力市场,因为移民控制制度的存在,他们不能自由地移民瑞典。其结果是,瑞典工人可以拿到是印度工人50倍的工资,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拥有是印度工人生产率50倍的能力。
      房间里有大象
      我上面讲的公交车司机的故事揭示了“房间里有大象”*的事实。
      它表明富国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严重依赖于现有的对劳动力市场最严厉的控制措施——移民控制制度。不仅如此,当人们谈论自由市场的优点时,移民控制制度不是被许多人看不到就是有意被其他人忽视。
      *西方谚语,指众所周知但被故意忽略不提的事情。
      我前面已经论证过(参见秘密1)根本就不存在自由市场这回事,而且移民控制制度的存在也揭示了在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我们难以看到的市场调节强度。
      当经济学家抱怨最低工资立法、工作时间规定,以及工会强加给劳动力市场的各种“人为”进入障碍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提及移民控制制度,而这才是阻碍自由市场正常运作的令人厌恶的规定之一,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倡议取消移民控制制度。但是,我认为,如果他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自由市场原则,他们就应该倡议自由移民制度。事实上,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敢于哪怕是证明一次我在“秘密1”中所表达的观点,即市场的边界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与那些希望调节市场的人一样都被“政治化”了。
      当然,批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在移民控制制度上自相矛盾,并不意味着我主张取消移民控制制度,我并不需要那样做,因为(你们可能现在已经觉察到)我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国家有权决定接受移民的数量以及哪些劳动力市场可以允许移民进入。众所周知,所有社会吸收移民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不仅如此,移民常常都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要求一个国家做超越其接受移民能力限度的事情肯定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吸收移民速度过快不仅会导致工作职位竞争强度的突然增大,而且还需要扩大民用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例如住房和医疗设施,这将会与移民接受国原有常驻人口产生紧张关系。难以量化的民族身份问题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国家具有不可改变的民族身份,这种身份不能改变,也不应该改变。然而,假如在同一时间有过多的移民涌入某国,该国将会在创立一个新的民族身份上出问题,如果国家缺少统一的民族身份,那么维持社会团结就会非常困难。这意味着必须控制移民的速度和规模,否则国家就会产生民族身份问题。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当前富国的移民政策就不需要改变了。尽管任何社会吸收移民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这不意味着总人口就是固定不变的。通过对移民采取不同的社会态度和政策,任何社会在移民问题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更加开放。就移民构成而言,发展中国家认为,大多数富国都接受了太多“不该接受的”移民。一些国家实际上是通过阴谋计划在出售护照,只同意那些能够带来超出一定数量的“投资”的移民的移民申请。显然,这项阴谋计划只能增加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遭遇的资本短缺困难。此外,富国还非常愿意接受具有较高技能水平的移民,这无疑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状况,因为,相对于普通移民而言,这些具有较高技能水平的人才如果留在本国,本可以为自己的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该国的穷人吗
      我所讲述的公交车司机的故事不仅戳穿了自由市场上绝对奉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神话的虚伪性,而且还为我们深入探讨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许多人都认为,穷国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该国的穷人。的确,穷国的富人尤其将本国的贫困归咎于穷人的无知、懒惰和碌碌无为。如果他们的同胞能够像日本人一样勤奋、像德国人一样守时、像美国人一样富有创造性,那么他们的国家也将是一个富国。
      从算数上讲,这种说法也对,因为穷人的确是拉低国民收入平均水平的那部分人。但是,穷国的富人很少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之所以穷不是因为该国的穷人,而是因为他们自己。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我所讲的公交车司机的故事,斯文的工资是拉姆的50倍,主要原因是斯文与其他人共享的劳动力市场规定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是印度同行的50倍。
      尽管瑞典的平均工资是印度平均工资的50倍,但是大部分瑞典人的工作效率肯定不会是印度同行的50倍,甚至他们中的不少人,包括斯文,都还可能技不如人。然而,有一些瑞典人——那些在像爱立信电信公司、萨博汽车公司和瑞典轴承公司等世界著名大公司工作的高管、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效率是印度同行的数百倍。因此,瑞典的平均国民生产率最终是印度的50倍。
      换句话说,穷国的穷人在生产率上通常都胜于富国的穷人,而穷国的富人却做不到这一点,是富人相对较低的生产率导致了这些国家的贫穷。所以,他们对其本国穷人的诽谤——他们的国家之所以穷完全是因为穷人的存在——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开脱罪责。穷国的富人不应当责备本国的穷人拖累了国家发展,而应当问一问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富国的富人那样努力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这个问题。
      最后,提醒富国的富人一句——除非他们因沾沾自喜而听不进忠言——他们本国的穷人之所以能够享有较好的工资待遇,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移民控制制度非常严格,以及他们国家的生产率非常高。
      即使在富国个人生产率真的比穷国个人生产率高的部门里,这一高生产率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度而不是个人本身。当然,也不仅仅是因为富国的一些人更聪明、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就比穷国同行的生产率高出数百倍,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富国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具有更先进的技术、更合理组织的公司、更优越的制度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这么一个经济环境中——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几代人集体努力的结果(参见秘密15和17)。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是一位著名的金融家,他在1995年一次电视采访中就此问题有过一段精彩的表述:“我个人认为,我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个社会。如果你把我放在孟加拉国或者秘鲁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你就会发现我的才华在一个错误的土地上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30年之后我还是在不停地奋斗。现在我碰巧是在一个对我的工作绩效给予很高回报,而且是非常不成比例的高回报的经济体制中。”
      所以,我们实际上又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个人回报并不是他个人价值的充分体现。不论在穷国还是在富国,大多数人的实际回报都深受移民控制制度的影响。即使是那些不容易被取代的富国公民——我们可以说他们获取的回报与其付出相符(虽然可能不符,参见秘密14)——他们的生产率也非常高,但这都要归功于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社会和经济体制,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出类拔萃和努力工作才使他们具有很高的生产率。
      有这么一个广为人们接受的主张——只有让市场放任自流,每个人才可以凭借个人价值而获得公平合理的回报。当然,这只是一个神话。
      只有当我们彻底摆脱这个神话并紧紧抓住市场的政治本质和个人生产率的集体属性时,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历史遗产和集体行动因素,而不仅仅是个人才能和努力,在决定如何奖励个人这个问题上都应当给予适当的考虑。

    ■秘密4
      洗衣机对世界的改变要大于互联网
      他们对你说的谎言
      近期发生在通信技术领域里的革命,以互联网为代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运作方式,导致了“距离的终结”。在其所创造的“无国界世界”上,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的传统惯例和国家政府所具有的功能都不那么管用了。这次技术革命界定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除非国家(或者公司、个人)以同样的速度发生变化,否则,它们将会被淘汰出局。我们——作为个人、公司或者国家——将不得不变得比以往更加灵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实现更大程度的市场自由化。
      他们没有告诉你的真相
      谈到变化问题,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最近发生的事情视为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但这常常与事实不符。相对而言,最近在通信技术领域里取得的进步实际上还没有19世纪末的技术进步——有线电报——更具革命性。但是,就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后果来看,互联网革命(至少现在)还没有像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那么重要,因为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极大地降低了家务的劳动量,从而使大批妇女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其后果实际上是取消了像家政服务这样的行业。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不应当喜新厌旧,因为这会使我们在国家经济政策、公司政策和我们自己的事情上作出各种各样的错误决定。
      在拉丁美洲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女仆
      据我的一位美国朋友称,20世纪70年代,在她上学时使用过的一本西班牙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当然是西班牙语):“在拉丁美洲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女仆。”
      当你认真思考这句话时,就会发现它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难道女仆在拉丁美洲也拥有女仆吗?也许存在着我没有听说过的某种类型的女仆交换计划,即一些女仆轮流为对方做女仆,这样,女仆就都可以拥有一个女仆,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我明白为什么一位美国作家要对我说这些。穷国中有比富国中更高比例的人口拥有女仆。富国中,一位小学教员或者一位年轻的小公司高管绝不会梦想雇佣一个全职女仆,但是他们在穷国的同行就可以拥有一个甚至两个女仆。尽管这方面的数据很难获取,但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巴西劳动力的7%-8%、埃及劳动力的9%可能是被雇为家庭佣人的。与此相应,德国的比例是0.7%,美国是0.6%,英格兰和威尔士都是0.3%,挪威是0.05%,而瑞典更低,是0.005%(除了德国和挪威的数据是2000年之后的,其余数据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所以,根据比例来说,巴西在拥有家庭佣人的比例方面是美国的12-13倍,埃及是瑞典的1800倍。怪不得许多美国人都认为拉丁美洲的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女仆,而一位在埃及的瑞典人甚至会认为这个国家的家庭佣人之多简直可以用“泛滥成灾”这个词来形容。
      有趣的是,过去富国里的家庭佣人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的情形,与你现在看到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形非常相似。例如,在1870年的美国,大约8%被“有偿雇佣”的人都是家庭佣人。德国直到19世纪90年代大致也是8%的比例,但是此后这一比例急剧下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主阶级力量更强大,因此,“仆人”文化现象要比其他国家都更长久,在1850-1920年间,被雇佣为家庭佣人的劳动力的比例甚至更高,达到了10%-14%。
      富国的家庭佣人越来越少(当然是按照比例来衡量)的主要原因——考虑到在相同收入水平情况下国家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现象,无论今天还是过去这都不是唯一原因——是劳动力价格的相对升高。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而言,“人”(更确切地说是他们提供的劳动力服务)比“物”更加昂贵了(参见秘密9)。其结果是,在富国,家庭服务变成了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奢侈品仍处于廉价状态,甚至中产阶级都可以消费得起。
      洗衣机闪亮登场
      现在,无论“人”和“物”的相对价格如何发生变动,如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没有大量家用电器——以洗衣机为代表——上市,富国中的家庭佣人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就不会降低得那么剧烈。无论多么昂贵(相对而言),也许人们都得雇人洗衣服、打扫房子、为房子取暖、烧火做饭等,因为如果这些事情不用机器去做,就必须雇人去做,否则你就得花很多时间亲自去做。
      毫无疑问,洗衣机为人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尽管这方面的数据很难获取,但是,由美国乡村电气化局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撰写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随着电动洗衣机和电熨斗的推广和普及,一次洗38磅重的衣服所需要的时间降低为原来的1/6(从4小时减少到41分钟),熨衣服所需要的时间降低为原来的2/5(从4.5小时减少到1.75小时)。自来水的出现意味着女人无须花费大量时间取水(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数据,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取水所花费的时间平均每天达到了2小时)。真空吸尘器使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更加彻底地打扫房间,而在过去我们必须使用扫把和抹布并且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液化气/电气厨灶和中央空调系统极大地节省了人们的时间——包括取材、生火、保持炉火正常燃烧以及事后清扫等为取暖和烧饭所需要花费的一切时间。今天,富国的许多人甚至都购买了洗碗机。洗碗机的发明人是一位名叫拉宾诺(I. M. Rubinow)的先生,他是美国农业部的一位雇员。1906年,他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就指出,洗碗机将是“人类真正的恩人”。
      正如电、自来水和管道煤气一样,家用电器的大量出现,彻底改变了先是女人然后是男人的生活方式。这使大量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例如在美国,在外工作且处于黄金工作年龄段(35-44岁)的已婚白人妇女的比例从19世纪90年代末期的几个百分点上升到今天的近80%。正如上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通过促使社会吸收越来越少的人充当家庭佣人,它还极大地改变了女性的职业结构——例如,在19世纪70代,几乎一半的美国妇女是作为“女佣人和女侍者”被雇佣的(我们应当清楚,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女佣人而不是女侍者,因为当时餐饮业还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之中确实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因而也降低了人们招收男童工的偏好,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妇女教育的投资,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提升了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程度。即使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妇女最终选择待在家里照看孩子,她们在家中的地位也要比以前更高,因为她们对丈夫具有了比较可信的威胁的能力,一旦决定离家出走,她们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当然,随着外界就业机会的增多,生儿育女的机会成本随之上升,结果造成家庭养育的孩子越来越少。这一切都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家庭运作模式,共同促成了真正的巨变。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变化的发生仅仅是因为——甚至主要是因为——家用电器技术出现变革。口服避孕药和其他避孕用品可以使妇女能够控制生育孩子的时间和频率,从而对妇女接受教育和参与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还不会产生非技术性后果。即使是伴随着相同的家用电器技术的发展,不同的国家在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和专业结构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主要是受到了对中产阶级妇女参加工作的接受程度(贫困妇女常常选择工作)、对有偿工作和养育子女采取的税收鼓励措施,以及儿童保育费用的高低等这些社会习俗因素的影响。然而,说了这么多之后,千真万确的一条真理是,如果没有洗衣机(和其他节省家务劳动量的家用电器技术),妇女在社会和家庭运作模式中的角色就不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洗衣机打败了互联网
      与洗衣机(还有公司)给人们带来的变化相比,互联网引起的变化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是根本性的,尽管许多人认为它彻底改变了世界。当然,互联网的确改变了人们工作之外的休闲方式——在网上冲浪、在脸谱(Facebook)上与朋友聊天、在网络即时语言沟通工具(Skype)上打电话、与远在五千英里之外的某个人打电子游戏,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互联网还极大地提高了我们获取有关保险单、假期、饭店,甚至西兰花和洗发水的价格等信息的效率。
      但是,当谈到生产过程时,我们还不清楚互联网的影响是否具有如此巨大的革命性。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对某些人而言,互联网非常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我自己也有亲身体会,多亏有了互联网,我才能够和我的朋友伊恩·格拉贝尔(Ilene Grabel)教授共同撰写一本书。尽管她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大学教书,但是,我们只需要一次视频会谈和一两次电话沟通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了。然而,对很多人来说,互联网并没有对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多大的促进作用。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寻找互联网对人类整体生产率产生的积极影响,正如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所言:“证据众多,随处可见。”
      你可能认为我作的比较有些不公正,因为我所提到的家用电器已经出现至少几十年了,有的甚至上百年了,并且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互联网只不过才出现了二十几年。这种说法有些道理。正如著名的科学史专家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ton)在他那本引人人胜的书《历史的震撼:1900年以来的技术和全球历史》(The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1900)中指出的那样,一项技术的最大用途,也就是它产生的最大影响,常常是在该项技术发明几十年之后才能完全看清楚。但是,即使是就中期影响而言,我仍然怀疑互联网是否就像我们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技术。
      互联网的影响也不敌电报
      就在1866年跨大西洋有线电报服务开始之前,人们从“池塘”
      (大西洋)的一边传递信息到另一边需要大约3周的时间——也就是乘帆船跨越大西洋所需要的时间。即使是通过轮船(直到20世纪90年代轮船才开始普及起来)的方式走“快递”,人们也得花上2周的时间(当时最快的纪录是8-9天)。
      有了电报,一条300字的信息传递所需要的时间可以降低到7-8分钟这个水平上。当然,这个时间还可以更快。《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1861年12月4日报导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7578字的国情咨文从华盛顿特区传递到全国各地只需要92分钟,平均每分钟传递82个字,因此,这一速度可以使你在不到4分钟内发送完300字的信息。但是,那只是当时的一项最高纪录,实际上当时平均每分钟只能发送大约40个字,这样,我们就需要7.5分钟才能发送完一份300字的信息。即使如此,从2周减少到7.5分钟也提高了2500多倍的传递速度。
      现在,互联网将一份300字的信息的传递时间从传真机所需要的10秒钟降低到了大约2秒钟,但这也只是提高了5倍的传递速度。当涉及较长的信息时,互联网降低信息传递速度的幅度更大——互联网可以在10秒钟内传递一份大约30000字的文件(要考虑到它的上传因素),而传真机则需要16分钟以上的时间(或者说1000秒钟)才能完成,因此,传送速度只是提高了100倍。但是,如果将这一表现与电报取得的提高2500倍的信息传递速度的成绩相比较,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很明显,互联网具有其他的革命性特征。它可以让我们以更快的速度传递照片(电报或传真机都无法做到)。另外,我们还可以在许多地方使用互联网,非常便利,而不仅仅是在邮局。更重要的是,利用互联网,我们还可以从大量不同的信息来源中获取我们想要的特殊信息。然而,就纯粹的速度提高而言,互联网的革命性远远比不上不起眼的有线电报那么巨大(更比不上无线电报)。
      我们之所以极大地夸大互联网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它正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这么做,人类总是容易被最新最时髦的技术冲昏头脑。飞机和广播的出现带来了“距离的终结”和“边界的消失”,很多人都为此感到兴奋不已。早在1944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就对这些人提出了批评。
      要从长远的角度看待变化
      如果人们错误地认为互联网的影响比电报或洗衣机更大,那么谁会在意这种看法?但是要知道,人们通常都更重视最近发生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观点的扭曲只是人们的个人看法问题,那倒无所谓。但是,如果这些扭曲的观点最后会误导人们使用稀缺资源,那么就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着迷,使一些富国——特别是美国和英国——错误地下结论认为制造物质产品已经太过于“昨天”了,它们现在应当尽可能依赖“想法”而生存。正如我在“秘密9”那一章里所讲的那样,这种对“后工业社会”的信仰已经导致了这些国家过度地忽视了制造业部门,因而对它们的经济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更令人担心的是,富国里的人们对互联网的痴迷,已经让国际社会开始担心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公司、慈善基金会以及个人也开始为发展中国家捐钱购买电脑设备和互联网基础设施。但问题是,这是不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东西。也许捐赠一些不那么时髦的物品,例如打井设备、简易电网、廉价洗衣机,要比给每一个孩子发一台笔记本电脑或在农村地区建立互联网中心等更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当然,我不是说那些东西肯定更重要,而是说许多捐助人并没有经过认真评估其捐助资金用于其他方面的长远成本和收益就异想天开,不看对象的实际需求就匆匆推行慈善项目。
      再举一个例子,对新生事物如痴如醉导致人们相信通信与交通技术的最新变化非常具有革命性,正如日本商界领袖大前研一(KenichiOhmae)的名著的名字一样,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无国界的世界(Bor-derless World)”里。其结果是,在过去的大约20年中,许多人开始相信,无论今天世界发生什么变化,都是重大技术进步的结果,阻止它就像试图让时光倒流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怀着对这样一个世界的憧憬,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取消一些对资本、劳动力和跨国货物流动的必要限制,结果带来了许多问题(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参见秘密7和8)。
      但是,正如我所表明的那样,最近在这些技术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其革命性还不如一个世纪前发生的相应的变化那么大。事实上,在一个世纪之前,尽管在通信和交通技术方面落后一些,但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就已经比20世纪60-80年代高得多了,这是因为各国政府,特别是大政府,在20世纪60-80年代都对货物跨境流动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因此,决定全球化程度(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的开放程度)高低的因素是政治,而不是技术。但是,如果我们的观点因我们陶醉于最近刚刚发生的技术革命之中而受到歪曲,那么我们就看不清这一点,并导致我们执行错误的政策。
      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国际层次上,理解技术发展趋势对于制定经济政策非常重要(在个人层次上,作出正确的职业选择也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对最新事物的痴迷和对已经普及的事物的漠视,会导致而且可能已经导致我们作出了各种错误的决定。我这里特意通过让不起眼的洗衣机与互联网相对照,就是有意强调这一点。我希望我所举的例子可以让你明白,技术力量对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方式远比我们认为的更为复杂。

    ■秘密5 如果你把别人想得最坏你就会得到最坏的结果
      他们对你说的谎言
      亚当·斯密有句名言:“不要指望肉店老板、啤酒店老板或面包店老板会大发慈悲地给我们饭吃,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然而,市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私的个人只顾自己(最多顾及家人)的能量来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共产主义之所以遇到挫折,是因为它拒绝承认人类的这种本能,不仅如此,它还根据“每个人都是无私的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利他的”这种假设来管理经济。因此,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经济体系,就必须把人想得最坏(也就是说,人是自私的)。
      他们没有告诉你的真相
      利己主义是大多数人最显著一个的特点。但是,它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动力,甚至也不常常是我们的主要动机。的确,假如世界充满了自私自利的个人——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可以找得到——那么人类的发展进程就会逐步慢下来,因为我们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行骗、抓骗和罚骗。世界之所以按照现在的样子运行,就是因为人们不完全是自私自利的动物,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学不这么认为。因此,我们需要设计一种经济体制,它在承认人们通常都是自私自利的同时,应该充分挖掘人类的其他动机,尽可能地把人们的善意释放出来。因为事情可能往往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别人想得最坏,我们就会得到最坏的结果。
      如何(不)管理公司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一次由世界银行主办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东亚的增长奇迹”。辩论的一方是像我这样的人,这一方认为政府通过为汽车和电子这样的工业提供保护和补助等与市场需求背道而驰的方法对市场进行干预,这在东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辩论的另一方是支持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发生在东亚的政府干预往好里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往坏里讲就是害处多于好处。他们还认为,更重要的是,即使东亚奇迹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归功于政府的干预行为,这也并不意味着东亚国家奉行的政策就可以推广到其他国家去,因为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都是利己主义者(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最关心的是扩大自己的权力和提高自己的威望,而不是促进国家利益。此外,他们还认为,政府干预之所以在东亚成功,就是因为政府官员出于历史原因非常无私和能干(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对此,甚至有些支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一事实。
      当时,会场里有一位看起来十分高贵的日本人一直在聆听这场辩论。当听到这一问题时,他开始举手发言。他首先作了自我介绍,称自己是神户钢铁公司的一名高管,该公司是当时日本第四大钢铁厂。他批评经济学家误解了解现代官僚的本质——无论是政府官僚还是私营部门官僚。
      这位神户钢铁公司的高管指出(当然,我不是在为他辩护):“我很抱歉指出这一点,但是你们这些经济学家根本不了解这个现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是一名冶金学博士,在神户钢铁公司已经工作了近30年,因此,我对于炼钢专业略知一二。但是,我认为我们公司现在规模过于庞大和复杂,公司里有一大半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连我都搞不清楚。至于其他高管——学会计学和市场营销学专业的高管——他们对于公司的运作根本就一无所知。当然,董事会每天都例行公事地审批雇员提交上来的大部分计划,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雇员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工作。如果我们假定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促进自己的利益而且公司始终对雇员的动机表示怀疑,那么,我们的公司就会逐步走向衰落,因为我们将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认真细致地研究我们根本不懂的建议。假如你相信‘人是自私的’,那么你肯定管理不了一家大型的官僚机构,无论它是神户钢铁公司还是你们的政府。”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而已,但是,它对于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证词,因为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假定自我利益是人类唯一重要的动机。下面,我详细阐述一下这个问题。
      自私的肉店老板和面包店老板
      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础是假定所有的经济行为体都是自私的,就像亚当·斯密对肉店老板、啤酒店老板和面包店老板所作的评价那样。他们认为,市场体系的奥妙就在于它可以对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自私自利或者贪婪,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因势利导,并将其转化为有用的和对社会有益的东西。
      考虑到自私自利的本性,店主都想着要多收取顾客的货款,工人都千方百计地消极怠工,专业高管都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取薪酬和名声而不是利润,因为利润最终会流向股东手里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腰包。但是,市场的力量严格限制这些行为——如果不能完全禁止:假如店主在其商店附近存在竞争对手,他们就欺骗不了顾客;工人如果知道很容易被他人取代就不敢偷懒;受雇高管如果是在起伏不定的股票市场中管理公司,就难以从股东身上获利,因为股票市场肯定会通过接管的方式让那些赚取较少利润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的高管失去工作。
      对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来说,政府官员——政客和政府官僚——在此方面也存在着非常大的挑战。政府官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之所以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尽管政客的确面临着彼此竞争的问题,但是,选举并不是经常举行,因此选举对政客的约束效应非常有限。其结果是,他们以牺牲国民福利为代价追求自身权力与财富的政策空间非常大。说到职业官僚,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空间甚至更大。即使他们的政治主人——即政客——试图迫使他们执行一些能够迎合选举需求的政策,他们仍然能够通过种种方式应付政客,就像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系列喜剧《是,大臣》(Yes,Minister)及其续集《是,首相》(Yes,Prime Minister)里精彩描述的那样。但是,与政客不同,这些职业官僚即使不是终身制,也比政客拥有更高的工作保障。因此,对于不愿做的事情,他们只需要通过“推迟”这种手段就可以把这件事拖到其政治主人下台为止。这就是我在本节一开始提到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那次日本会议上对此表达关切的症结所在。
      因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建议,由政客和官僚控制的那部分经济应当最小化。根据这种观点,解除经济监管并采取私有化措施,不仅在经济上更有效率,而且在政治上也更有意义,因为这些措施将政府官员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利用国家作为促进其自身私利的工具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限度。有些人——所谓的“新公共管理学派”(New PublicManagement School)——更进一步,他们甚至主张政府管理本身也应当受到更大的市场力量的制约:一是对于官僚应该更加大胆地使用绩效工资和短期合同;二是对于政府服务应该更加经常地使用外包形式;三是对于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职员应该更加经常地互换。
      我们可能不是天使,但是……
      追求自我的“个人主义”这一命题,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它与我们的个人经历存在许多共鸣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被小贩欺骗过,例如卖水果的小贩总是把一些腐烂的李子装在纸袋子底部,或者酸奶公司过分夸大产品的保健作用。我们知道了太多的官员腐败现象,以至于我们不再相信公务员都是在为民众服务。当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都会有懈怠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人总是因下属或助手想尽办法寻找各种理由不认真工作而苦恼。但是,最近我们在新闻媒体上看到的消息告诉我们,专业高管,甚至是所谓的代表股东利益的头面人物,例如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和通用汽车公司的里克·瓦格纳(Rick Wagoner),也不都是在全心全意地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参见秘密2)。
      的确,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有大量的证据——不仅有逸闻趣事还有系统的证据——表明利己主义甚至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人类动机。可以肯定的是,利己主义是人类最重要的动机之一,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动机——诚实、自尊、利他主义、爱情又怜悯、信仰、责任感、团结、忠诚、公德心、爱国主义,等等——这些动机有时甚至要比利己主义更重要。
      我之前所举的神户钢铁公司的例子表明,这家公司在信任和忠诚而不是怀疑和利己主义的基础上被管理得非常成功。如果你认为在一个压抑个性、违背人性的“工蚁”国度(指日本)里,这只是一个极端例子,那么,你可以随便挑选一本关于商业领袖的书或者成功商人在西方国家出版的自传读一读,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过你必须时时刻刻怀疑人们并且监督他们是否偷懒或欺骗吗?没有,他们可能谈论最多的是如何接近雇员、鼓励他们、改变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并促进他们增强团队协作精神。称职的高管都清楚人们并不是目光短浅且自私自利的机器人,因为他们知道人们具有“善良的”一面和“邪恶的”一面,而高级管理的秘密就在于“扬善抑恶”。
      还有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例子可以解释人类动机的复杂性,那就是“照章办事”,即工人严格按照管理他们任务的章程工作,其结果是工厂的产量逐步降低。你可能还不明白为什么工人照章办事会伤害到雇主的利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半罢工的方法——也称为“意大利式罢工”——是以降低产量的30%-50%而出名的。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就业合同(规章)里规定得清清楚楚,因此,所有生产过程都必须严重依赖工人主动做事的善意,而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在就业合同里出现的。另一方面,当规章制度过于烦琐时,工人就可能会提出建议走捷径以便能够简化程序。所以,隐藏在工人背后的无私行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对工作的热爱、对手艺的自豪、自尊、重视与同事的团结、对高管的信任或者是对公司的忠诚等。但重要的是,假如人们完全以自私的方式行事,就像自由市场经济学中所假定的自私行为那样,那么公司和我们的经济肯定都会逐步衰落下去。
      由于不理解工人动机的复杂性,早期大规模生产时代的资本家普遍认为,要想彻底剥夺工人在工作速度和强度以及耍小聪明上的判断力,就必须让传送带最大限度地运转。但是,那些资本家很快就发现,当工人被剥夺了自主权和尊严后,他们就会用消极怠工、懒于思考甚至不合作来应对。所以,以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人群关系学派”(HumanRelations School)为开端,该学派高度重视雇主与工人之间以及工人内部之间有效沟通的需要,许多管理理论也应运而生,这些理论强调了人类动机的复杂性,并提出了不少充分发挥工人长处的建议。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理论就是所谓的“日本生产制度”(有时也称为“丰田汽车生产制度”),该理论将工人视为有道德的人,并赋予他们责任和信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人的善意和创造性。其结果是,在日本的企业制度中,工人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控制生产线的权力。他们还被鼓励就改进生产过程提出合理化的建议。这种方法使日本公司取得了非常高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非日本公司在模仿它们。由于没有把工人想得最坏,日本公司可以使工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长处。
      有道德的行为是一种错觉吗
      所以,如果你到处看一看并且想一想,就会发现世界似乎充满了有道德的行为,而这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假定背道而驰。当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面对这些有道德的行为时,他们常常将其视为一种“错觉”。如果人们看起来似乎在按照道德标准行事,那么这些经济学家就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旁观者并没有看到那些与之相应的看不见的赏罚因素在发挥作用。
      根据这种思路,人们仍然是利己主义者。如果他们根据道德标准行事,那么这不是因为他们信仰道德规范本身,而是因为那样做对他们个人来说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回报,最小限度地受到惩罚。例如,假如商贩在甚至没有法律制裁或者不存在竞争对手抢生意的情况下也不欺诈顾客,那么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就信仰童叟无欺的道德原则,因为他们知道打造一个诚实商贩的好名声可以使财源滚滚而来。再举一个例子,许多游客之所以在外面行为不端但在家里规规矩矩,不是因为他们回家后突然变成了正派的人,而是因为他们不再是当地谁都不认识的游客了,正是由于害怕受到指责或者被熟人鄙视,他们才会在行为上小心翼翼。
      这话有些道理。的确存在着不会立刻见效的赏罚行为,但是,人们还是照着做了。然而,这种推理最终还是不能成立。
      事实是这样的,即使不存在看不见的赏罚机制,我们中的许多人仍会老老实实地做人。例如,为什么我们——或者至少那些擅于跑步的人——不会乘完出租车不付钱就跑掉呢?出租车司机不可能跑出去很远来追赶我们,因为他不可能把车子丢在一旁很长时间。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大都市里,你的确不可能有机会再次遇到相同的司机,所以,你不必担心未来会遭到那位出租车司机的某种报复。考虑到这些因素,仍然存在着很少的打车不付钱就走人的现象的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再举一个例子,在外国度假,你可能会遇到没有欺骗你的汽车修理工或者小摊贩,我们除了宣传他们诚信待客的好名声外,甚至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报答他们的机会——当你连土耳其修车厂的名字都不会写,或者是你彻底忘记了遇到的柬埔寨卖面条的女摊主的名字时,她甚至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卖面条,你要想报答他们尤其困难。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充满了自私的个人的世界上,无形的赏罚机制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对别人的行为进行赏罚的确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而只有个人才会采取这种赏罚行动,但是,如果能够提高人们的行为标准,那么它所产生的益处将会惠及每一个人。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上面举过的例子,如果你作为出租车司机想要追赶并把逃之夭夭的乘客痛打一顿,你就可能会冒非法停车而被罚款甚至车子被人乘机开走的风险。即使你惩罚了那位乘客,你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再遇见那位乘客了,那么你从那位乘客改过自新后的行为中能获取什么样的好处呢?
      到处宣扬土耳其修车厂的好处将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你再也不去那个地方旅游,那么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呢?因此,作为追求私利的个人,你肯定会选择等待别人傻乎乎地自己花费时间和精力对那位不像话的出租车乘客或者那个偏远的修车厂实施私人正义行动(privatejustice),而不是自己付出代价。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是自私的个人,那么他们也都会像你一样行事。其结果是,没有人会对别人的善恶行为进行赏罚。换句话说,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认为是这些看不见的赏罚机制创造了一种道德错觉。然而,这种错觉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们的确无私而高尚,尽管那些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人类属于自私的并且无道德的动物。
      道德并不是一种错觉。当人们以大公无私的方式行事时——不欺骗顾客,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努力工作,或者作为一名低收入的政府官员拒绝收受贿赂——我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全部)之所以会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当然,看不见的赏罚机制的确很重要,但是它们不能解释所有的——据我看来,甚至大部分的——无私行为,因为如果我们完全自私而且原因过于简单,那么无私行为根本就不会存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断言:“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男人和女人,还有家庭。”与之相反的观点是,人类从来都是作为被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个体而存在的。我们天生存在于受一定道德规范约束的社会之中,当然,在我们社会化的过程中,这些道德规范也在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内在化”。
      诚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否认利己主义是人类最重要的动机之一。
      但是,如果每个人真的都是在竭力为自己谋利而不顾他人,那么这个世界可能早就停滞不前了,因为生意中将充满欺诈,工作中将处处人浮于事。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在设计我们的经济制度时以这种假定为基础,那么结果很可能是该制度一种更低效而不是更高效的经济制度。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人们就会认为他们不再被视为有道德的人,因而就会拒绝以道德的方式行事,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花费大量的资源去监督、鉴定和惩罚相关的人们。所以,如果我们把别人想得最坏,我们就会得到最坏的结果。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3 9:39:41    跟帖回复:
    8

    等看6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3 11:59:32    跟帖回复:
    9
    注意阴谋家




    转至第2楼第 2 楼 肃慎书室主人 2012/2/2 8:55:15 的原帖:战果辉煌呀!
    挺韩的还有:、姚晨、范冰冰、易中天、。这个名单要列足。以便将来再看他们的言论,好经验性地减扣可信分。

    你就是浑水摸鱼的酷爱猫粪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3 13:37:34    跟帖回复:
    10

    反浑水摸鱼——韩寒问题,无关于“公知群体”如何

     

    1、公知群体是一个社会的主要批评群体

    韩寒是一个公知,大讨论里发言较多的人,包括批评韩寒较多的我们这些网友,一般也是公知——公知有专业化的,也有业余性的。

    公知不是什么神秘存在,对公共事务大量发言的文化人,就是公知。韩寒还是赛车手,我们很多批评韩寒的人,可能比他花在“公知”事情上的时间和精力更多。

    应该了解,公知本身并不代表正义,公知有不同思想倾向,孔庆东也是一个公知。

    总体上看,公知群体,是批评社会最多的人们,也是批评官方最多的一个人群。这是论主流。

    对公知群体,有些特殊的官府人士,很讨厌他们。

    支持社会正义的良知人,除了糊涂,谁会反对公知这个群体呢?

     

    2、有人想利用韩寒事件打击公知群体,没有什么特殊“居心”吗?

    现在,有人想利用韩寒事件来打击“公知群体”这个现象(酷爱猫粪 [转帖]好文:公知集团全军覆没于韩战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081304&page=1&1=1#8081304)。

     

    注意:


    转至第2楼第 2 楼 肃慎书室主人 2012/2/2 8:55:15 的原帖:战果辉煌呀!
    挺韩的还有:、姚晨、范冰冰、易中天、。这个名单要列足。以便将来再看他们的言论,好经验性地减扣可信分。

    你就是浑水摸鱼的酷爱猫粪?

    你是猫坛里正义的最凶恶敌人。你利用韩寒事件胡乱打击“公知群体”。本来,多样性理解是正常的,无关于什么公知不公知,却对“公知群体”乱泼脏水。
    你胡乱打击为社会正义说话的主要群体,是不是恶棍?请你辩论。


    批评韩寒最多的,不是你,而是一批公知!

    看看清华大学肖鹰的博客吧http://xying1962.blog.163.com/blog/static/1384454902012031230202/?personalRecomBlog
    ,看看凯迪荷马阁http://user.kdnet.net/index.asp?userid=11830943#post他也是荷马唱歌http://user.kdnet.net/index.asp?userid=10889537#post因为批评韩寒而账号长期被锁定)、南云楼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077865&page=1&1=1#8077865、刘松萝http://user.kdnet.net/index.asp?userid=327840#post等公知网友对韩寒的大量批评吧,其实,猫坛批评韩寒的,大多是公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3 13:45:54    跟帖回复:
    11
    肃慎书室主人”:

    你长期来是一副阴谋家形象!

    你长期以来不是猫坛里正义的最凶恶敌人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3 13:57:37   
    12

    第 22 楼 bullcar 2012/2/3 13:51:54 的原帖:

    “肃慎书室主人”:

    你长期来是一副阴谋家形象!

    你长期以来不是猫坛里正义的最凶恶敌人吗?

    你还是用ID肃慎书室主人”吧。

    你突然  酷爱猫粪  了?

    你是狗改变不了吃死的本能?

    转至第48楼


    你不是爱好辩论吗?

    08年在中华网发表“凯迪真相”的造谣文,一些人认为是你干的!

    你应该请方舟子来分析。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2/2/3 16:07:21 编辑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3 17:10:58   
    13
    秘密6 宏观经济稳定并没有使世界经济更稳定
      他们对你说的谎言
      直到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一直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头号公敌。
      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之苦。即使是没有达到恶性通货膨胀的规模,高通胀的波动性所导致的经济不稳定也会严重阻碍投资和经济增长。幸运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之害已经被消除了,这多亏了各国在政府预算赤字上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以及在政治上越来越相互依赖的各国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严格控制。考虑到经济稳定对于长期投资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这一因素,驯服通货膨胀之怪可以为更长远的经济繁荣打下牢固的基础。
      他们没有告诉你的真相
      尽管通货膨胀可能得到了遏制,但是,世界经济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我们在过去30年里热情洋溢地宣布成功控制住了价格波动的局面,但忽视了同一时期世界经济表现出来的极度不稳定性。例如,世界各地不时发生金融危机,其中包括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少人因债台高筑、公司破产和失业而自尽。因此,过度重视通货膨胀现象就会使我们偏离对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更重要的问题的关注。就业形势在“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名义下变得更不稳定,从而导致不少人的生活也随之变得漂泊不定起来。虽然人们声称价格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也被认为得到了遏制,但这一时期各国奉行的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毫无生机的经济增长。
      那是放钱的地方——难道不是吗
      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以煤和钢闻名世界的德国鲁尔区,其原因是德国在1922年大幅削减了《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数额,也正是该条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但是,假如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想要钱,他们应该去占领德国的银行——毕竟,“那是放钱的地方”,正如美国著名的银行抢劫者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在被问及为何抢劫银行时所回答的那样——而不是占领德国的煤矿和钢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德国的通货膨胀。
      众所周知,自1922年夏季以来,德国的通货膨胀开始逐步失控。
      生活费用指数(CLI)在1922年下半年的6个月里上涨了16倍。当然,德国之所以产生恶性通货膨胀,至少部分原因是法国和比利时对德国提出的不堪重负的战争赔款要求。但是,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占领鲁尔区就完全具有了合理性,因为占领的目的在于确保德国的战争赔款能够以煤和钢等实物来支付,而不是以不那么值钱而且币值又在急剧下降的纸币来支付。
      从经济学上看,他们这样做是对的。但是,鲁尔区被占领之后,德国的通货膨胀彻底失控,到1923年11月开始采用新货币地租马克(Rentenmark)时,德国的物价又上升了十亿倍(没错,是十亿倍,而不是一千倍或者一百万倍)。
      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对德国、世界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烙印。人们基于正当的理由认为,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为纳粹的崛起打下了基础,因为恶性通货膨胀使魏玛共和国名誉扫地。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暗示,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恶性通货膨胀对德国造成的伤害之一就是联邦银行——也就是二战后西德的中央银行——对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极为反感。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诞生最终导致了欧元区国家中央银行的实际消亡,但是,德国仍然一直要求欧洲中央银行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即使是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德国也坚持这一货币政策,直到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才迫使德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一起联手采取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政策。因此,当我们谈论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时,我们是在谈论那次事件产生的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冲击波,其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德国,还有其他欧洲国家、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
      通货膨胀到底有多糟糕
      德国并不是唯一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在关于金融的新闻报道中,阿根廷已经成为现代恶性通货膨胀的代名词了,但是其最高的通货膨胀率也只有大约20000%。比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是二战刚刚结束后在匈牙利发生的通货膨胀,还有2008年在罗伯特·穆加贝( Robert Mugabe)总统执政的最后的日子里发生在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
      恶性通货膨胀削弱了资本主义的根基,因为它把市场价格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噪音。1946年当匈牙利通货膨胀处于高峰时,价格变化的速度达到了每15个小时就上涨一倍的程度,而德国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最糟糕的时候也只是每4天价格才上涨一倍。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讲的那样,价格信号不应该被当作绝对的指标,当然,当价格突飞猛进地上涨时,我们也不可能会有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环境。然而,恶性通货膨胀常常是政治灾难的结果或者原因,例如希特勒或者穆加贝。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要拼死避免恶性通货膨胀。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恶性通货膨胀。当然,有人会担心,任何通货膨胀如果放任自流,都可能逐步演变为恶性通货膨胀。例如,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作为时任日本中央银行行长的速水优(Masaru Hayami)先生,非常著名地拒绝了放松货币供应的做法,因为他担心爆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尽管日本当时实际上正处于通货紧缩(价格不断下跌)的关键时刻。然而,实际上当时并没有证据显示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不可避免——甚至不太可能。没有人会认为恶性通货膨胀是好事,甚至可以接受,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通货膨胀——无论程度如何——都是坏事,这一点还很值得怀疑。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试图说服全世界的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他们将其界定为最低限度的(最好是零)通货膨胀——经济稳定,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害。他们所推荐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大致在1%-3%之间,这是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所建议的,他曾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和1994-2001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
      但是,实际上,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低水平的通货膨胀就会对经济发展有害。例如,甚至一些来自芝加哥大学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提交的研究报告也提出建议,认为低于8%-10%之下的通货膨胀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另一些研究报告则将这一门槛提得更高,达到了20%甚至40%。
      个别国家的经历也表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一致的。例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巴西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42%,但它是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人均收入年均增长4.5%。在同一时期,韩国的人均收人年均增长7%,但是其年平均通货膨胀率接近20%,这实际上比当时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还要高。
      但是,也有证据显示,过度的反通胀政策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实际上的伤害。例如,自1996年以来,当巴西——刚刚遭遇过一个时期快速通货膨胀的打击,尽管还达不到恶性通货膨胀的规模——开始通过将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提高到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水平(平均每年为10%-12%)这种手段来遏制通货膨胀时,它的年均通货膨胀率虽然降低到了7.1%,但是它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人均年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3%。南非从1994年以来也出现了类似的经历,当它开始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时,其利率也提高到了上面所提及的巴西的水平。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如果走过了头就会在实际上降低投资数额和经济增长率。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常常试图通过提出“经济稳定鼓励储蓄和投资,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来证明他们在通货膨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的正确性。所以,为了证明被界定为低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稳定是东亚经济(正如你在上面看到的那样,这个说法实际上不包括韩国)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世界银行在1993年的报告中认为:“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长期规划和私人投资,影响实际利率和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有助于增加金融储蓄。”但问题的实质是,把通货膨胀降低到尽可能低的——较低的一位数——水平上这一政策阻碍了投资。
      众所周知,8%、10%或者12%的实际利率意味着潜在的投资者将会发现非金融投资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这种投资很少能够带来超过7%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利可图的投资就是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特点的金融资产。尽管金融投资可以一时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难以持久,因为这些投资最终都必须得到那些参与实体经济领域活动的并且具有生存能力的长期投资的支持,2008年的金融危机(参见秘密22)已经非常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
      所以,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故意利用人们对恶性通货膨胀的合理恐惧心态来推行过度的反通胀政策,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样做肯定会得不偿失。的确,通货膨胀是很糟糕,但是反通胀政策更糟糕,因为反通胀政策不仅阻碍投资和经济增长,而且也不能实现该政策力图要实现的假定目标,即强化经济稳定。
      虚假的稳定
      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的治理工作在许多国家一直处于政府政策议程中的首位。不少国家都被要求控制政府开支,以免预算赤字为通货膨胀火上浇油。这些国家还被鼓励给予本国的中央银行政治上的独立权,以便使它可以在政治家面临难以抗拒的民众抗议时大幅提高利率。
      当然,与通货膨胀作斗争需要时间,但近年来,通货膨胀之怪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被驯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在1990-2008年间,162个国家中的97个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都降低了。这里,富国与通货膨胀的斗争尤其成功,因为所有富国的通货膨胀率都降低了。经济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大部分成员国都属于富国,尽管并非所有的富国都属于该组织)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7.9%降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几年的2.6%。所以说,整个世界——尤其是当你生活在富国里时——已经变得非常稳定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只把通货膨胀作为经济稳定的唯一指标,那么世界变得更加稳定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根据我们大多数人的经历,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稳定。
      我们的一种感觉是,在过去30年里,自由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之所以变得更加不稳定,就是因为反通胀政策的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越来越频繁和猛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现在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是马里兰大学的一名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称,在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如果按照通货膨胀标准来衡量,那么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发生过银行危机,尽管那时的世界要比今天更加不稳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之间,也就是通货膨胀正在许多国家肆虐的时候,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的比例上升到了5%-10%,考虑到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这至少表面上证实了当今世界的通货膨胀中心论这一观点。但是,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突然上升到了20%左右,当时我们本应该最终驯服通货膨胀之怪并实现难以捉摸的经济稳定这一目标。通货膨胀率在2005年前后的几年里大体上降到了零,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上升到了35%(而且在本书写作之时,即2010年初,这一比例很可能更高)。
      与此同时,我们的另一种感觉是,世界在过去30年里之所以变得更加不稳定,就是因为许多人的工作无保障在这一时期明显增大。在发展中国家,工作保障一直都很低,但是在所谓的“非正式部门”——即所有那些未注册的既不交税也不守法的公司,包括那些为员工提供工作保障的公司——工作缺乏保障的比例在同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里明显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过早地推行了贸易自由化措施,从而破坏了这些国家产业里大量的“正式”工作。在富国,工作无保障在20世纪80年代也上升了,原因在于不断攀升的(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失业率,而失业率的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限制性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结果,我们知道,这种政策将通货膨胀的治理工作提高到了首要的地位。
      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不断下降,但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比,工作的无保障却一直在上升。
      出现这种情况,存在着许多原因。首先,在绝大多数富国里,临时工作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尽管这一比例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大。其次,尽管现在有工作的人可能会在同一工作岗位上待上几乎(虽然不一定)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同行一样长的时间,但是失业变得越来越非自愿化,至少一些国家是这种情况(尤其是美国)。第三,在英国和美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工作基本上都是有保障的——例如管理性的、行政性的和专业性的工作——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变得不那么有保障了。第四,即使是工作本身仍然很有保障,但其性质和强度在不断地变化,甚至变化很大——通常是朝着越来越糟的方向变化。
      例如,一份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研究报告称,近三分之二的英国工人承认他们的工作速度和强度在过去5年里明显增大。最后,这一点仍然很重要,在许多(尽管不是所有)富国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为人们提供的大众福利待遇明显遭到削减,这使人们感到工作更加没有保障,尽管客观上失去工作的概率和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问题是,价格稳定只是经济稳定的指标之一。事实上,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指标,因为对他们来说,最能打乱其生活节奏的事件莫过于像失去工作(或者是彻底改变工作)或者在金融危机中房子被收回这样的事情,而不是物价上涨,除非是达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规模(平心而论,你真的能够区分4%和2%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别吗)。这也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稳定的感觉,而反通胀的勇士却说它可以带来稳定的原因。
      现在,价格稳定(即低通胀)与非价格形式的经济不稳定日益突出同时共存——例如银行危机更加频繁地发生,工作无保障性增大——并非是一种巧合现象,因为产生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都是来自同一个自由市场政策的建议。
      在上面引述过的研究成果中,罗格夫和莱因哈特认为,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的比例与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密切相关。这种不断增长的国际资本流动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努力实现的一个关键目标,他们相信,资本跨国流动的自由程度的增大将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参见秘密22)。
      因此,他们推动资本市场对世界开放,尽管最近他们在有关发展中国家方面的这一立场有所软化。
      同样,工作无保障的增大也是自由市场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20世纪80年代富国的高失业率表明工作无保障性是严厉的反通胀宏观经济政策的产物。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这一段时间里,虽然失业率下降了,但是非自愿性的失业的机会上升了,临时工作的比例增大了,人们更加频繁地变换工作岗位,许多工作的劳动强度都增大了——这一切都是为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和经济效率而改变劳动力市场规则的结果。
      自由市场政策——通常以新自由主义政策而闻名——之所以强调较低的通胀率、更大的资本流动性和更高的工作无保障性(被委婉地称为更大的劳动力市场弹性),就是因为它是专门为维护金融资产持有人的利益而设计的。通货膨胀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就是因为许多金融资产在名义上是与回报率直接挂钩的,而通货膨胀会减少它们的实际回报。争取更大的资本流动性,是由于金融资产持有人比其他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本持有人具有获取更高回报率的能力,也可以说是他们拥有可以用更快的速度转移自身资产的能力(参见秘密22)。之所以需要更大的劳动力市场弹性,是因为从金融投资人的观点看,更便利地雇用和解雇工人可以使公司更快地进行重组,这意味着可以更快地出售和购买公司,不仅可以获取更大的金融回报,同时还可以保持短期资产负债表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参见秘密2)。
      应当说,旨在增强价格稳定性的政策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尽管这些政策提升了金融不稳定性和工作无保障性,但是假如这些政策能够像反通胀勇士所预测的那样可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那么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低通货膨胀时期,相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通胀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仍然是非常缓慢的,这是由于大多数国家投资下降(参见秘密13)。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即使是在通货膨胀完全被驯服的富国,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也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3.2%降低到了1990-2009年间的1.4%。
      总之,处于中低位的通货膨胀并不像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可怕。将通货膨胀努力控制在较低水平上的做法将导致投资减少、经济增长率下降,而这与低通货膨胀将促进经济稳定、经济稳定将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主张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低通货膨胀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并不一定真的能够带来经济稳定。例如,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作为自由市场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关键因素是通货膨胀的治理,但这样做会增大金融不稳定性和工作无保障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世界的确是变得更加不稳定了。更糟糕的是,所谓的通货膨胀的治理产生的经济增长强化效应并没有实现。
      因此,我们不应该再被通货膨胀之怪困扰了。通货膨胀之所以被当作妖怪,就是因为它可以用来为推行主要服务于金融资产持有人利益的政策提供正当理由,但要知道这种政策的实施损害了世界的长期稳定、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的幸福。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3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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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7 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很少会使穷国变富
      他们对你说的谎言
      从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之后,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有时甚至公开采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发展国家经济。它们试图通过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禁止外国直接投资、进行政府补贴甚至将银行和工厂收归国有等措施来人为地发展超出其能力的钢铁和汽车等工业。
      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前宗主国都是追求自由市场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从情感上讲,它们的这种做法让人难以理解。因此,这种战略往好里讲是造成了经济的滞胀,往坏里说则是导致了经济灾难,因为它们的经济增长是毫无生机的(如果不是负面的),而受保护的工业也并没有因此而“增长”。值得庆幸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部分国家清醒起来,并开始采取自由市场政策。当你思考这一问题时,你就会认为这就是从一开始就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所有今天的富国,除了日本(或许还有韩国,人们在此问题上看法不一)之外,都是通过采取自由市场政策,尤其是通过与世界各地进行自由贸易的政策来实现发家致富的目标的。其结果是,完全信奉这种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目前都表现良好。
      他们没有告诉你的真相
      与人们通常相信的事实相反,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在起初的国家主导型发展阶段要优于后来的市场导向型改革阶段。的确发生过因国家干预而造成重大失败的案例,但是,与市场导向型改革阶段相比,大部分国家在“过去悲惨的日子”里的经济增长更快,人均收入分配也更公平,金融危机也更少。然而,几乎所有的富国都是通过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发家致富的说法也不准确,在某程度上反着说可能更准确,因为所有今天的富国几乎毫不例外地——其中也包括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是所谓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大本营——都是通过保护主义、政府补贴和其他今天它们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取的政策等手段发家致富的。因此,到目前为止自由市场政策很少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相信未来也将是如此。
      两个案例
      这里是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情况。作为一名经济分析师,你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它们的发展前景。你将会对这两个发展中国家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甲国:直到10年前,该国还是一个高度保护主义的国家,平均工业关税税率在30%以上。尽管最近削减了关税,但是,仍存在着许许多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贸易限制措施。该国对跨国资本流动、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国有银行部门实行极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对外国拥有的金融资产也制定了不少限制性规定。设在该国的外国公司常常抱怨它们受到了歧视,因为当地政府对它们实行有差别的税收和管理政策。该国没有选举并且到处充斥着腐败现象,财产权既不透明又复杂凌乱。尤其是,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很不得力,这使它成了世界盗版之都。该国还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其中有不少国有企业严重亏损,但是一直得到政府补助和政府给予的专利权的保护。
      乙国:该国的贸易政策确切地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最严重的保护主义,平均工业关税税率在40%-55%之间。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都没有选举权,贿选和骗选现象蔚然成风。腐败猖撅,执政党公然将政府公职出售给其财政资助人。该国从未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招募过一个公务员。公共财政也不稳定,政府拖欠贷款的行为屡屡发生,这导致外国投资人投资信心严重不足。不仅如此,该国还严重歧视外国投资人。尤其是在银行业,外国人被禁止担任董事长,外国股东甚至不能行使投票权,除非他们在该国居住。该国也没有制定一部竞争法,因而允许卡特尔和其他形式的垄断组织无节制地发展。该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谓漏洞百出,尤其是因拒绝保护外国人版权而臭名昭著。
      应当说,在这两个国家里,诸多可能阻碍其经济发展的因素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例如,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国投资人的歧视、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缺乏民主、腐败、缺少知识界精英,等等。
      据此,你会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已濒临发展灾难(developmental disasters)的边缘。但是,如果再仔细想一想,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甲国就是今天的中国——有些读者可能已经猜到这一点了。但是,没有一个读者会猜到乙国就是美国——也就是1880年左右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比今天的中国还要贫穷。
      尽管存在着所有所谓的反发展政策和制度(anti- developmental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但是中国在过去30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而1880年左右的美国则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很快就变成了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所以,19世纪后期的超级经济明星(美国)和今天的超级经济明星(中国)所使用的政策处方都与今天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正统理论背道而驰。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自由市场理论不是被今天二十几个富国从自身过去两个世纪的成功的发展经验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吗?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回到历史中去。
      已故总统不会开口讲话
      有些美国人把美钞称为“已故总统”,或者“过世总统”。当然,这样的称呼不是太确切。显然,钞票上的总统都是已故总统,这没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其头像用来装饰美元钞票的政治家都是美国的前总统。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人类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纸币(100元美钞)上印有自己的头像——从来没有当过美国总统。当然,他原本完全是可以当总统的。我们知道,他是美国开国之父中最年长的一个人,也许还是这个新生国家中最令人尊敬的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尽管对富兰克林来说,自己年纪过大,而且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政治地位也很高,这使他难以在1789年竞选第一任总统,但是客观地讲,在竞选第一任总统上,他也许是唯一有能力挑战华盛顿的人。
      让人们真正感到吃惊的是,印刷在美钞上的总统中居然还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的头像被印刷在10美元的钞票上。与富兰克林一样,汉密尔顿也从未当过美国总统。但他又与富兰克林很不一样,因为富兰克林的生活经历已成为美国传奇,而他毕竟不是富兰克林。我们知道,汉密尔顿只不过是一个财政部长,尽管他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但是,他夹在美国已故总统中间干什么呢?
      汉密尔顿之所以夹在美国已故总统中间,是因为他是现代美国经济制度的缔造者,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也未必知道这一点。在成为财政部长两年后的1791年,当时他只有33岁,可谓风华正茂,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在这份报告里,他为年轻的美国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他认为,“处于婴儿期的工业”*——就像美国的其他工业一样——在能够站立之前需要政府的保护和培养。汉密尔顿的报告不只是在谈论贸易保护主义,他还为扩大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例如开挖运河)、发展银行系统、促进政府债券市场进行辩护,保护主义是他的战略的核心内容。考虑到他的观点,如果汉密尔顿是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一位财政部长,他将会因为自己的异端行为而受到美国财政部的严厉指责,他的国家甚至也可能因此而遭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拒绝给予贷款的厄运。
      但是,有趣的是,汉密尔顿在此方面并不是孤家寡人。所有其他的“已故总统”也都将受到今天的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自由市场信条维护者的批评。
      众所周知,1美元纸币上的头像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华盛顿坚持身着美国服装——他在康涅狄格州专门定做了一套衣服——而不愿穿着高贵的英国服装。今天,这种做法可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政府采购要透明的原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是华盛顿任命了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的,他完全清楚汉密尔顿在经济政策上的观点。汉密尔顿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是华盛顿的副官,此后一直是他最亲密的政治盟友。
      * infant industry,或称为幼稚工业,为了使于理解,本书在编辑时统改为初创工业。
      在5美元钞票上,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的头像,他是一位著名的保护主义者,在美国内战期间,他把税率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50美元的纸币上,是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总统的头像,他因是内战英雄而成为美国总统。他不仅无视英国要求美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压力,而且还理直气壮地反驳说:“在200年之后,当美国生产的东西都不需要保护时,美国才会采取自由贸易政策。”
      本杰明·富兰克林虽然在保护初创工业的问题上与汉密尔顿意见不一,但是,他坚持通过高关税保护初创工业则是另有原因。当时,美国几乎免费的土地迫使美国的制造业必须支付比欧洲平均工资高约4倍的工资才能挽留住工人在工厂工作,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溜之大吉,到乡下去建立自己的农场(这可不是开玩笑,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都是农民出身,参见秘密10)。因此,富兰克林认为,美国的制造业在这种背景下难以生存,除非受到政府保护,使其免受来自欧洲低工资工人的竞争,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这正是罗斯·佩罗(Ross Perot)在1992年总统选举过程中使用的旨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逻辑,他是一位腰缠万贯的政治家,他的这一逻辑使他在选举中获得了18.9%的选民的大力支持。
      但是,你可能会提出这样问题:托马斯·杰斐逊总统(Thomas Jef-ferson,他的头像印刷在很少见的2美元钞票上)和安德鲁·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他的头像印刷在20美元的钞票上)这些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守护神就一定能够通过“美国财政部的测试”吗?
      托马斯·杰斐逊可能会反对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是,与汉密尔顿赞同专利制度不同,他极力反对专利制度。杰斐逊认为思想“就像空气一样”,因此它不应该属于任何人。考虑到今天大多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对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高度重视这一因素,他的观点肯定会在“已故总统”中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作为“普通人”的保护者和财政保守主义者(他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还清了联邦政府的债务),他又怎么样呢?
      不幸的是,尤其是对他的粉丝而言,即使是他也通不过美国财政部的测试。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美国的平均工业关税税率处于35%-40%之间。此外,他还是臭名昭著的排外分子。1836年,他撤销了半公立的(第二)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SA,其中美国政府拥有20%的股权)的营业执照,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它“过多”地被外国投资商(主要是英国人)控制。多少才算是“过多”?也就是30%。如果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总统也撤销一家银行的营业执照,其理由也是因为美国人拥有了该银行30%的股权,那么,这肯定会让美国财政部愤怒不已。
      说的不错,情况的确如此。我们知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每天都是在使用一张“汉密尔顿钞票”或一张“林肯钞票”打车和购买三明治的过程中度过一天的,“华盛顿钞票”常常作为找回的零钱,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令人尊敬的政治家都是一些肮脏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而贸易保护主义这种现象则是美国的新闻媒体、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力量现在都喜欢严厉谴责的对象。纽约的银行家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纷纷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发表文章抨击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有些滑稽可笑的排外动作,但是当美国人在用一张“安德鲁·杰克逊钞票”购买一份《华尔街日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位已故总统比现在的查韦斯总统还要排外得多。
      当然,已故总统不会开口讲话。但是,假如可以讲话,他们可能会告诉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的继任者今天所推行的政策正好是他们过去坚决反对的,其目的在于将一个二流的并且依赖奴隶劳动力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
      照我说的做,不要照我做的做
      当人们提醒说美国过去曾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国家时,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通常会反驳说,尽管奉行了保护主义政策,但是美国毕竟成功了,而且主要不是因为保护主义才获得了成功。他们指出,无论如何,美国都是注定要快速增长的国家,因为它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吸纳了大量干劲十足且吃苦耐劳的外国移民。此外,他们还认为,美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允许国内公司之间一定程度的竞争等,都多多少少减轻了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
      然而,这种回答有它自身的问题,尽管回答比较生动,但美国并不是唯一通过奉行与自由市场理论背道而驰的政策获得成功的国家。事实上,正如我下面将要详细阐释的那样,大多数今天的富国都是通过奉行这样的政策获得成功的。由于各国条件各不相同,我们不太可能说,它们都共同拥有某些特殊条件可以消除保护主义或者其他“错误政策”
      的负面影响。美国也许得益于其国内庞大的市场,但是对于小小的芬兰或者丹麦又该如何解释呢?如果你认为美国受惠于国内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你如何解释像韩国和瑞士这些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呢?如果移民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积极因素,那么所有其精英流失到美国和其他新世界(New World)的国家或地区——从德国到中国台湾——又该如何解释呢?所以,“特殊条件”这个论点根本站不住脚。
      许多人都认为英国是创造自由贸易的国家,但是它的繁荣也是建立在类似于汉密尔顿主张的那些政策基础之上的。当然,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尽管汉密尔顿是将“初创工业”论点理论化的第一人,但是他的许多政策都是从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那里复制过来的,沃波尔是所谓的第一任英国首相,他在1721-1742年间领导着英国。
      我们知道,在18世纪中期,英国进入到了毛纺工业阶段,但是,当时的高技术工业主要被“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相当于今天的比利时和荷兰)主导,这迫使沃尔波尔及其继任者不得不借助关税保护、政府补贴和其他支持手段来帮助国内毛纺工业发展。因此,在政府的扶持下,该行业很快成为英国出口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这使英国有能力进口其所需要的食物和原材料,因而满足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的基本需要。英国只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当时它已经在世界上占据了绝对的工业主导地位。同样,美国在争取获取优势地位的大部分时间(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里是当时世界上奉行保护主义政策最为严重的国家,而英国在经济崛起的大部分时间里(从18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也是奉行保护主义政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实际上,所有今天的富国都使用了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等手段来促进它们的初创工业发展。其中不少国家(尤其是日本、芬兰和韩国)还严格限制外国投资。例如,在20世纪30-80年代,芬兰通常将所有外国所有权超过20%的企业正式归类为“危险企业”。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法国、奥地利、芬兰、新加坡等)利用国有企业这种手段来促进关键工业的发展。新加坡以自由贸易政策和对外国投资者持欢迎的态度而闻名于世,但是它所生产的20%的产品都是通过国有企业实现的,而国际平均水平则是10%上下。此外,今天的富国过去在保护外国知识产权方面做得也不是很好——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在许多富国里,法律允许获得别人的专利权,只要那个“别人”是外国人就行。
      当然,也有例外。荷兰、瑞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中国的香港并没有采用保护主义政策。但是,即使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不并是在奉行今天所谓的正统的自由市场理论。荷兰和瑞士认为专利是一种人为垄断,与自由贸易原则背道而驰(奇怪的是,今天大部分奉行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总是遗忘这一点),因此,它们一直到20世纪初还在坚持奉行拒绝保护专利的政策。尽管中国香港并不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采取拒绝保护知识产权政策的,但是直到最近它在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甚至比前面提到那些国家都还要严重。我敢肯定你知道某人——或者至少你的朋友知道某人——在香港购买过盗版电脑软件、走私的劳力士手表等东西。
      大部分读者可能会发现我的历史陈述与人们的直觉不符,因为在自由市场政策最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观点的不断熏陶下,他们会发现这一问题非常神秘,也就是说,今天的大多数国家如何继续通过使用所有过去那些所谓的坏政策——例如保护主义、政府补贴、对工业进行监管或者采取国有化措施等——使自己富裕起来。
      答案存在于这个事实之中,即考虑到这些国家在当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些坏政策出于多种原因实际上是好政策。首先,汉密尔顿提出的初创工业论点非常有道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早先出版的《撒玛利亚恶人》*(Bad Samaritans)一书中“我六岁的儿子应当找一份工作”这一章里进行了非常详细地阐释。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送孩子上学,而不是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成年人进行竞争,发展中国家在其家具生产厂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独立竞争之前也需要得到保护和培育。其次,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市场出于多种原因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交通不便利、信息不通畅、市场规模小且易于受大户操纵,等等。这意味着政府应当更加积极地调节市场,有时甚至需要有意地创造一些市场。最后,在这些发展阶段,政府本身需要通过国有企业做很多事情,因为此时还没有足够多的有能力的私营公司可以承揽大型的高风险工程(参见秘密12)。
      *中译本名为《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200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除了它们过去的这段历史外,富国还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它们的边界,让它们的经济完全暴露在激烈的全球竞争面前,并且在对外援助中和富国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中对发展中国家提出附加条件,同时还利用其文化主导地位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意识形态。为了推行富国在自身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时拒绝奉行的政策,它们告诉发展中国家说:“照我说的做,不要照我做的做。”
      一个欲速则不达的经济增长理论
      当我们揭露了富国虚伪的历史之后,一些自由市场的辩护者也会反驳说:“你说的没错,保护主义和其他干预主义政策在19世纪的美国或20世纪中期的日本的确发挥了作用,但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推行这些政策时不是也很糟糕吗?”他们断言,过去发挥作用的东西在今天不一定就会发挥作用。
      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去悲惨的日子”里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时干得还相对不错。实际上,它们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表现要优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奉行更加开放和自由政策的经济表现。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外(我们可以从倾向富人的改革的本质中预测到这一点,参见秘密13),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都发生了突然减速的现象。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人的年均增长率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3%降低到1980-2000年间的1.7%,而这一阶段正是推行大量自由市场改革措施的阶段。当然,在这一阶段,发展中世界还是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机会,因为1980-2009年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率毕竟达到了16%,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两个经济巨人在推行自由化措施的同时并不信奉新自由主义政策。
      那些忠实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地区——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其经济增长的表现还远远不如“过去悲惨的日子”里所取得的成绩。众所周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3.1%,但在1980-2009年间,这一增长率降到了1.1%,仅仅是前者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即使是这一增长率也是多亏了该地区那些在进入2000年后的最初几年里就明确拒绝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例如,阿根廷、厄瓜多尔、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它们的经济因此而获得了快速发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在“过去悲惨的日子”里是1.6%,但是在1980-2009年间的增长率只有0.2%(参见秘密11)。
      综上所述,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政策很少发挥作用。大多数富国在自身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根本不采用这些政策,而这些政策在过去30年里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拉大了它们国内的收入差距。
      因此,没有国家是通过采取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政策而变富的,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秘密8 资本也有国籍
      他们对你说的谎言
      全球化的真正英雄始终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正如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是那些经济活动超越了本国国界的公司。这些公司的总部可能还建在公司成立时的母国境内,但是其大部分生产和研究活动已经不在本国境内了,其雇用的人员来自世界各地,其中还包括许多公司的高层决策者。在当今资本无国籍身份这样一个时代里,对外国资本奉行民族主义政策往好里说不会起作用,往坏里说会起反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歧视外国资本,那么跨国公司就不会在那个国家投资。这样做的意图可能是要通过扶持本国的民族企业发展民族经济,但是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损害了民族经济,因为它阻止了本国建立自己最有效率的公司。
      他们没有告诉你的真相
      尽管资本越来越跨国化,但实际上大多数跨国公司仍然是从事国际活动的有国籍的公司,而不是真正的无任何国籍特征的公司。它们所进行的大部分核心活动,例如高端研究和战略谋划等,都是在本国国内进行的。公司的大多数高层决策者也都是本国公民。当它们不得不关闭工厂或者裁减工作岗位时,通常都是最后才在本国进行,当然,这么做也是出于不同的国内政治原因,特别是经济原因。这意味着母国是从跨国公司中受益最大的实体。尽管跨国公司的国籍并不是决定其行为的唯一因素,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资本的国籍,那么我们就会处于危险之中。
      卡洛斯·戈恩的全球化生活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1954年出生于巴西的波多韦柳市,父母都是黎巴嫩人。6岁时,他和母亲一起来到了黎巴嫩的贝鲁特。在那里读完中学后,他去了法国,并且从法国两个最有名望的教育机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巴黎矿业大学那里获得了两个工程学学位。毕业后,他于1978年进入法国的米其林轮胎公司工作,并在那里工作了18年。
      戈恩先是使该公司无利可图的南美业务起死回生,然后又成功地将该公司的美国子公司与联合皇家古立德公司进行合并,从而使该公司在美国的业务规模扩大了一倍,他也因此获得了有效管理的好名声。
      1996年,戈恩加入了法国的国有企业雷诺汽车公司,并在振兴公司业务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并进一步巩固了他原有的削减成本毫不留情的名声,同时还赢得了一个“成本杀手”的绰号,当然,他所使用的实际方法要比那个绰号表示的含义更人性化。当雷诺汽车公司在1999年买下亏损的日产汽车公司之后,戈恩被派往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去收拾残局,重整旗鼓。一开始,他非日本式的管理方式遭到了公司员工的强烈抵制,例如解雇工人,但是几年之后他居然让公司起死回生了。从此以后,他完全被日本人接受,并且还被打造成了一位日本动漫中的英雄人物。2005年,他再次让全世界惊叹:返回法国后,他做了雷诺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同时还担任了日产汽车公司的联席董事长——这相当于一个足球教练同时执教两支球队。
      卡洛斯·戈恩的奋斗故事可以写成一部个人生活全球化的戏剧。人们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移民,有时是移民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去,就像戈恩的家庭所经历的那样。有些移民,例如戈恩的母亲,最后又返回了自己的祖国。这一点与过去移居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完全不同,因为移居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不再返回意大利,并希望他们的孩子彻底美国化,因而不允许他们的孩子学习意大利语。现在许多穷国的年轻人聪明过人,踌躇满志,他们来到富国学习深造,就像戈恩所做的那样,为的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近来,对许多为设在国外的本国公司工作的高管而言,身处国外常常意味着生活和工作都在异国他乡(甚至要经常穿梭于两个外国之间),因为他们所属的公司是一家跨国公司。例如,戈恩就是一位出生于巴西的黎巴嫩移民,他在巴西、美国和日本同时为两家法国公司工作。
      有人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资本的国籍已变得毫无意义。
      公司在建立之初可能将总部设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里,而且也可能一直将总部设在那里,但是公司的业务活动已经超越该国的国界,不再受国界的约束。现在,公司依据哪里回报率最高的原则将业务活动拓展到哪里。例如,雀巢公司作为一家瑞士超级食品公司,尽管总部设在了瑞士的沃韦镇,但是,其在瑞士的产量不足公司总产量的5%。即使我们把欧洲而不是瑞士作为雀巢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它在这个大本营所获得的收入也不过是其总收入的30%左右。近来,跨国公司在母国之外不仅仅从事像生产这样相对低端的活动,而且越来越多的像研发这样的高端活动也开始放在国外进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例如中国和印度,甚至像戈恩这样的高管也开始从国际人才库中招收,而不再是仅仅局限于母国人才库。
      结果是公司不再具有国家忠诚的倾向。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公司不顾一切,即使一些做法可能会伤害到母国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例如在母国采取关闭工厂、大幅裁员甚至雇佣大批外籍工人等措施。鉴于此,不少人认为,对外籍公司进行限制,就像许多政府过去通常做的那样,并不是一种明智的行为。只要公司在本国境内能够创造财富、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东道国就不应该在意这些公司是本国公民拥有还是外国人拥有。当所有大公司出于追求更大利润的动机而愿意到任何国家投资设厂时,如果此时你的国家对外国公司的投资采取限制措施,那么,这将意味着你的国家不可能从这些外国公司身上获得任何好处,尽管这些外国公司原来看好你的国家的投资前景。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难道不是吗?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故事
      戴姆勒-奔驰公司是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是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公司,1998年,两家公司正式合并。实际上,是戴姆勒-奔驰公司完全接管克莱斯勒公司。但是,公司合并是作为门当户对的“婚姻”加以公布的。在新组建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董事会中,德国人和美国人各占一半。然而,这种局面仅仅维持了几年。很快,德国人在董事会中的成员数目开始大幅超越美国人——通常是10-12个德国人对1-2个美国人,具体还要看不同的年份而定。
      不幸的是,此次收购并不是非常成功。2007年,戴姆勒-奔驰公司将克莱斯勒公司出售给了塞伯拉斯公司,这是一家美国私人股本基金公司。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塞伯拉斯主要使用美国人来组建克莱斯勒公司的董事会(当然,戴姆勒公司也拥有一定的代表,因为它仍持有克莱斯勒公司19.9%的股权)。
      结果,塞伯拉斯公司未能使克莱斯勒公司起死回生,克莱斯勒公司也在2009年破产。在美国联邦政府以及由意大利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公司所属的一家大型证券投资公司提供的财政支持下,克莱斯勒公司再一次进行了重组。当菲亚特公司成为克莱斯勒公司的主要股东时,菲亚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马尔奇奥尼(Sergio Marchionne)就成为了克莱斯勒公司新的首席执行官,菲亚特公司同时还任命本公司的另一位高管加人由9名成员构成的克莱斯勒公司董事会。鉴于菲亚特公司目前只拥有20%的股权,但是它享有可以将股权增加到35%,最终可以拥有51%股权的选择权,因此,意大利人在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菲亚特公司所有权份额的上升而扩大,这一点是非常可能的。
      因此,对克莱斯勒公司而言,曾经作为美国的核心公司之一,却在过去的十年里几经沧桑,先是被德国人收购和管理,然后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未来还很可能被意大利人掌控。所以我们说,根本就不存在“无国籍”资本这回事。当被一家外国公司接管后,即使是强大的(前)美国公司最终也要被外国人支配(你想一想之后就会明白这就是接管的意思)。在大多数公司里,无论它们的业务多么具有跨国性,其高层决策者仍会是本国——也就是指拥有公司所有权的国家——的公民,尽管远程管理(当收购公司不向被收购公司派遣高管时)会降低管理效率,但是向外国派遣高管的成本更高,特别是当两国间的物质条件和文化差异巨大时更是如此。这里,卡洛斯·戈恩无疑是一个例外。
      公司所具有的“本土情结”不仅仅局限在高层决策者的任命方面,在研发方面也非常强烈,因为研发能力属于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公司的绝大部分研发活动都在母国国内进行。即使是需要在国外重新部署研发活动时,通常也主要是将它们重新部署在其他发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公司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区情结”(这里的地区指的是北美、欧洲和日本,在此方面,这些地区和国家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最近,越来越多的研发中心也开始设立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但是其所从事的研发活动基本上属于高端技术的低端水平。
      即使在生产方面也大体如此,公司最容易做的事情最有可能重新部署到国外去,但是,大多数跨国公司仍然坚定地以母国为基地。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例外的公司,例如雀巢公司,它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国外生产的,但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外现象而已。在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中,生产型的公司不足三分之一的产品是在海外生产的。在日本公司中,这一比例低于10%。在欧洲,这一比例近来上升很快,但是欧洲公司的大部分海外产品都是在欧盟内部生产的,因此,这种现象应当更多地被理解为是“为欧洲新国家而创建国家公司”的过程,而不应当被理解为是欧洲公司真正开始了跨国化进程。
      总之,完全跨国性的公司基本上不存在。绝大部分公司的绝大部分业务都是在母国国内完成的,尤其是在像战略决策和高端研发等高级活动方面,仍然都是以自己的国家为中心展开的。所谓的“无国界世界”
      之类的论调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夸张。
      为什么公司会有本土情结
      在如此全球化的世界上,为什么公司还会有本土情结?自由市场理论认为资本的国籍并不重要——也不应该重要——因为公司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因此,爱国主义对它们而言是一件买不起的奢侈品。有趣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也认为资本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和扩大自身再生产非常愿意打破国界。尽管语言完全不同,但是信息是一样的——金钱就是金钱,所以,公司为什么要做有利不图的事情,难道就是因为这样做对自己的祖国有利吗?
      但是,我们有许多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公司做事时会带有本土情结。首先,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公司高管都感觉自己对于他们所属的社会具有某种个人责任感。他们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为自己规定了这种责任——爱国主义、团体精神、贵人在道德上应有的义务,或者是希望“以某种方式回馈使他们成为今天的他们的那个社会”——当然,他们对责任的感觉的程度可能各不相同,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他们都有这种感觉。只要大部分公司的大多数高层决策者都是公司所属国的公民,那么他们的决策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本土情结。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承认利己主义动机之外的其他动机,但是道德动机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而且要比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让我们相信的东西更重要(参见秘密5)。
      除了高管的个人情感之外,公司也常常对自己在其中成长起来的母国怀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公司,尤其是(但不限于此)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都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公款的资助(参见秘密7)。许多公司在从事特殊类型的活动时都直接受到了政府的关照,例如设备投资或者工人培训。他们有时直接接受公款资助,例如1949年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1974年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2009年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或者,它们可能通过关税保护或法定专利权等方式获得了间接的政府补贴。
      当然,公司通常不愿意提及此事,甚至还有意掩盖这段历史,但是不管怎样,在有关各方之间都始终存在着一种无须说出口的默契,这就是公司因对母国的历史欠账的确应该对母国负有某种道义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民族企业在被期望为母国做一些虽不属于法定义务但有违背自身(至少是短期)利益时,这些民族企业对政府和公众发出的道德劝诫要比外国公司持更加开放的态度的主要原因。据报道,2009年10月,也就是在2008年秋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韩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发现很难说服外国银行向中小公司发放更多的贷款,尽管它们像本国银行一样都与该机构就此事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尽管道德和历史原因非常重要,但是本土情结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因素——公司的核心能力不能轻易跨出国门。
      通常,一家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跨国公司并开始在外国开展业务,就是因为它在东道国使用的一些技术和/或组织能力是东道国所不拥有的。这些能力通常体现在具体的人员(例如高管、工程师、技术工人)、组织(例如公司内部规则、组织程序、“制度记忆”*)和相关公司的网络(例如供应商、金融家、产业协会或者甚至是跨越公司界限的老朋友关系网),所有这些东西都不会轻易地转让给另一国。
      我们知道,大部分机器转移到国外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将技术工人或者高管移居他国的成本非常高,而将组织程序或商业网络迁移他国更是难上加难。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当日本汽车公司开始在东南亚建立子公司的时候,它们要求分包商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子公司,因为它们需要可靠的分包商。但是,这些体现在人员、组织和网络上的无形能力通常都需要适宜的制度环境(法律制度、非正式规则、商业文化)才能有效运作。然而,无论公司有多么强大,它都无法将制度环境迁移到另一个国家去。
      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需要高水平的人员和组织能力以及适宜的制度环境才能进行的高端活动基本上都限制在本国国内。所以,本土情结并不仅仅是因为情感依恋或者历史原因而存在,它的存在还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
      * institutional memory,一些人拥有的一系列事实、观念、经验和技能等。
      “黑暗王子”变心了
      以信奉马基雅维利政治而闻名的彼得·曼德尔森勋爵(Lord PeterMandelson)是英国政府实际上的副首相(当我还在撰写本书时,即2010年初),他是非常令人尊敬的工党政治家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Morrison)之孙。曼德尔森是所谓的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下的新工党崛起之后的首席政治顾问。他的政治嗅觉极为敏感,在利用政治情绪变化和伺机发起有效的政治运动方面具有过人的本领,加上他处事果断、冷酷无情,这些都使他获得了“黑暗王子”的绰号。
      曼德尔森的内阁生涯辉煌而不平静,曾两次因被怀疑涉及腐败丑闻而辞职,之后,他于2004年退出了英国政界,前往布鲁塞尔出任欧盟贸易专员。在此之前的1998年,他还曾经因临时担任过英国贸易及工业大臣而树立起了重商政治家的形象,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他逐步确立起了成为当今世界上坚定支持自由贸易与投资的领军人物之一这一地位。
      2009年9月,曼德尔森在一次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他在2009年初突然决定返回英国政界并担任商务大臣,实际上是向世人发出了一道冲击波,因为他改变了过去的立场——由于英国对外国所有权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英国的制造业因此而成为一个失败者”,但是他同时也非常清楚,对外国所有权进行限制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曼德尔森吗?是否是他的直觉告诉他现在是到了打民族主义牌的时候了?或者,是否是他终于明白他和其他英国决策者都应该在这一问题上早点醒悟——国民经济中如果出现了过多的外国所有权必将有害无益?
      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认为,公司具有本土情结并不一定意味着东道国就必须对外国投资进行限制。的确,考虑到本土情结因素,外国公司进行的投资可能对东道国来说不是最理想的商业行为,但是投资就是投资,它必然会增加产量,创造就业机会。如果限制外国投资商的投资行为——例如告诉它们不允许在某些战略工业领域进行投资,禁止他们拥有大部分股权,或者要求他们转让技术——外国投资商就会到别的国家投资,你将会失去它们原本可以为你创造的工作机会和财富。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本国公司数量有限,不能进行类似的投资,因此,不能因为许多人都认为让外国公司进来不合适就拒绝外国投资。
      也许外国公司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比较低级,例如组装业务,但是对东道国来说有投资总比没有投资好。
      这种思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得出对外国投资不应该进行限制的结论之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考虑(这里,我们先把证券投资放在一边不谈,因为这种投资是对公司股票的投资,旨在获取金融收益,不涉及直接管理的问题;我们的焦点是外国直接投资,通常被界定为获取了某公司10%以上的股权,并直接参与公司管理事务)。
      首先,我们需要牢记的是,许多外国投资都是所谓的“褐地投资”,即外国公司购买现有公司,而不是“绿地投资”,即外国公司建立新的生产厂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褐地投资”占据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当国际并购浪潮处于高峰时(2001年)甚至达到了80%。这意味着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都是控制现有公司,而不是创造新的生产力和工作机会。当然,新老板会注入更强的管理和技术能力,能使处境困难的公司起死回生——就像我们看到的日产公司在卡洛斯·戈恩的领导下起死回生那样——但是,人们在收购公司时通常都是希望利用被收购公司现成的能力而不是创造新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一旦你的民族企业被外国公司收购之后,外国公司的本土情结将使该公司根据国内优先原则而对你的民族企业的长远发展限定一个最高标准。
      即使是在“绿地投资”项目中,公司的本土情结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的确,“绿地投资”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力,因此,从理论上讲,投资要比不投资好。但问题是,决策者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要考虑好这样做将对未来本国的国民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不同的商业活动对于技术革新和生产力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你今天的所做将会影响你未来的所为,关键是你从中获取了什么东西。正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产业政策专家中流行的一句话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认为无论是生产薯片、木片还是芯片都无关紧要。实际的情况是外国公司在你的国家很可能是在生产薯片或木片,而不是芯片。”
      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应当注意,由于其民族企业尚处于欠发达阶段,最好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一定的限制,至少在一些产业领域要有所限制,同时要努力提高本国民族产业的水平,这样才可以使它们成为可以取代外国公司的可靠投资商。当然,这样做会在短期内使本国丧失一些投资机会,但从长远看,它可以使本国从事越来越多的更加高端的商业活动。结果甚至可能会更好,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要求外国投资附带一定的条件,要求它们帮助本国更快地提升民族企业的能力——例如可以要求建立合资企业(这可以促进管理技术的转移)、转让有用的技术或者对工人进行培训等。
      现在,说“外国资本不如民族资本好”不等于说我们永远都选择民族资本而拒绝外国资本,这是因为国籍并不是决定资本行为的唯一因素,而资本的意图和能力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也非常重要。
      假如你正在考虑出售一家半死不活的国有汽车公司,那么对你来说,理想的目标就是你希望新老板从长远的角度愿意且有能力提升公司的能力,因此,可能的买主如果是现有汽车制造商,它最好是拥有这样做的能力,无论是民族资本还是外国资本都可以,但不要是金融资本,例如私人股本基金公司。
      近几年来,私人股本基金公司在公司收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它们并不拥有任何具体产业的专业技术,但从理论上讲,如果它们是从长远考虑而收购某一家公司,那么它们就会雇用产业专家担任高管,并要求高管提高公司的能力。然而,事实上,这些私人股本基金公司通常都无意为了被收购的公司的长远利益而提高该公司的能力。它们收购公司的目的是能够在重组公司并使其有利可图后的3-5年内将其出售。考虑到时间因素,公司的重组通常涉及削减成本(尤其是解雇工人和控制长期投资),而不是提高公司的能力。这种重组很可能伤害到公司的长远利益,因为它削弱了公司维持生产力增长的能力。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即私人股本基金公司收购公司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进行资产剥除,也就是不顾公司的长远利益而将公司有价值的资产出售。现在臭名昭著的凤凰投资控股公司从德国宝马汽车公司收购英国罗孚汽车公司后的所作所为,就是这种做法的经典例证。
      当然,这不等于说已经在产业领域中运作的公司就应该始终怀有提升被收购的公司的长远能力的意图。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2009年破产之前的10年里收购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汽车公司,例如瑞典的萨博和韩国的大宇,其目的是要获取这些公司长期积累的技术,而不是提升它们的能力(参见秘密18)。但是,近年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像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这样的产业公司在金融领域赚取的利润已经超过了它们在产业领域的收益(参见秘密22),所以,某一具体产业领域里运营的公司的收购行为并不是对该产业承担了长期的义务。
      如果有一家在同一产业领域里运营的外国公司怀着认真负责的长远承诺计划收购你的民族企业,那么将民族企业卖给这家公司可能要比卖给本国的私人股本基金公司更好。但是,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民族企业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将会更有利于本国的国民经济发展。
      所以,尽管全球化被人们描绘得天花乱坠,但是公司的国籍仍是决定公司高端活动——例如研发和战略谋划等——在哪里开展的关键。当然,国籍也不是决定公司行为的唯一因素,因此,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例如投资商是否有在相关产业领域进行过投资的记录,它对被收购的公司的长期承诺到底履行得怎么样,等等。虽然盲目拒绝外资是一种错误的举动,但是把经济政策的制定建立在资本不再拥有国籍的神话之上无疑是一种更加天真无知的行为。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2/3 20:43:2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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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在网上发表文章的自由,我的长文常被删了,浪费我时间,所以改写放屁式的评论,本人不欣赏资本主义的真相,资本主义的定义和说法都是争论的话题,何来真相?许多人揭真相都是个人的自说自话,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那更是笑话一样,许多事情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是一本糊涂账,人生苦短,地球过客一瞬眼,都放个屁而己,一个人屁,从化学上分析起来,里面有多种成分的气体,臭味是什么什么造成的,屁里面有小量元素,屁的造成原因,对人体影响、一钻到屁里就是一本洋洋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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