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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儒学之限政方法和实效-----再评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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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yoo 于 2012/8/16 1:56:3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闲话国粹
儒学之限政方法和实效     
                     ――――再评易中天

易中天先生先前发过《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挑起此次论战。此文多有激愤之语,讲的已不是道理,更多的是情绪问题。最近又发《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已平实很多,必竟是回归学术,为易先生喜。

易先生发《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时,便回应了一篇《这样的学问不离奇吗――易中天批评》,也颇有激切之语,值得反思,同时在此至歉。今再回应新文,期以把问题弄清楚,学问是做不得假的,还要一点点地讨论。

(一)文化和政治

大而言之,政治是文化的一部分。小而言之,文化、政治二分,文化指纯学术,政治指实行之政。当然纯学术也有政治内容,这就是针对不同问题的具体划分问题了。

一个群体,必有其主导文化,以成其秩序。这种文化主要是指伦理、道德,伦理划分了人的权责分际,于中国文化而言这主要是由儒学/礼完成的。俗言:道德靠與论,法律靠权力。同时,法律的原则/基础是道德,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和保障。也可以这么讲,法律靠权力,道德靠法律。

大而言之,道德靠制度,这个制度是圣人作制度的制度,而不是简单的现在所言之行政制度。这个制度即有圣贤之言、之礼,亦有其律、其政。故可言道德靠法律、與论、行政制度等等。其实文政一体、文高政低,其下之礼律政皆相互交联成为一体不可拆分。

政治的合法(道)性源于文化。即政治至少要有个文化话语的问题,不可能以“老子就是有权力,老子就是钱多”来说事。现代人喜欢用“合法性”这个新词,这反映现代人看重法治,其实古代人用的是“得道、合理、合道”,这主要反映了古代重文化、重道德,认为政是从属于文化/道的。现代人的话语,潜意识里已谈化了文化的合法性问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片面化、同质化思维的结果,不能全面深入地看问题,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国人总要每个坑都跌倒,才能反思,甚至不反思,中国这几百年走的路太曲拆,没有一个坑能绕过去,这很悲哀。

政治是怎么形成的?天下是皇上们杀出来的,这就是力量的问题,是皇民的力量对比问题,这是问题的本质。在和平时代,平民的武器主要就是文化。政治的合法性来源即是如此。故人类社会史就是一个文化和权力的较量问题。一个是文化的力量,一个是政权的力量。二种力量的均衡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二者的不断较量,形成新的力量均衡,则又演变为另一社会形态。

文化与皇权的较量即然是历史主轴,则不存在儒学有无限权的问题。如果中国历史不是停在蛮荒纯靠武力的时代,也就不存在“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的问题,而只是多少的问题。



(二)中国传统的文政体系

在中国的传统体系中,文化是高于政治的,道统高于政统。政统必须要有道统的合理/合法性才能生存。这就是文化对政治的限制。制度中的礼、律、政都要有道统的基础和合法性,即礼、律、政都是以道德作为依据的。当然至少表面如此,话语系统如此,民心在此。这个文政大格局的确立,其功绩就是伟大的。

从“文高于政”的这个文化、历史的大格局看,就不会有“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的这种结论了。至于文政/仁政表面下有多少曲解,加入多少法家之权术?这个读点历史和法家就不难明白。曲解可以明着做,法术就上不得台面,只好偷偷来了。这种偷偷加入的法术,可以在《商君书》、《韩非子》中看得很清楚。

儒学的树立、文高政低的大格局确立,是儒学最主要功绩。此极立,则邪说再不能久立,转至台面以下。法家秦制十几年二世而亡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法家代表人物之韩非亦不得不言“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韩非之立论又有多少是不得不借孔子言事,其学说根本即借“世异时移”而在儒学的大前提下立论,翻一下《韩非子》就明了了。粗略检索一下《韩非子》,关于“仲尼”者54项,关于“孔子”者40项.......。若无孔子无儒学,韩非之术会至于何?法家之祸会如何猖厥。中国历史、人类社会史会如何改写?儒学之大,孔子之伟绩岂待言哉。


(三)儒学之限政方法

儒学限政不止于确立文高政低的大格局,这是对皇权最大的限制。还有很多具体的理论方法。

1,从学理言

儒学学理即限政,学术天下之公器,其学理即自足,学问指导权力,而非受权力指导。略列如下:

首先,儒倡性善,法言性恶。性善则人之生即有权利自由,导性恶,则人之生即有管理教导之必要。善恶之辩即种自主与管制之机,近代儒者多有言性恶、性无善无恶说,此本荀学、法家旧路,岂有它哉,此实不知儒学者也。此机本即有信仰高度,岂可妄动。

其次,儒学之政,为仁政。权力者只有有大德才是合道的/合法的。儒学为当权者设立模板。此模板即为圣之品格、为三皇五帝。圣之品格,即大仁、大智、大勇,即礼义廉耻孝慈诚信。三皇即为其现实模范,模范者,框限耳。

再次,中华文化大格局文高政低,细学理则重德、重智而轻权。儒学以德智为主,权力只能退于次,只能退于台面之下,这是对权力最大的限制。故古有推举制、察举制、科举制,无不是重德智限权力之实绩。

2,从实行言

儒学学理即有种种限制,更有全面之具体推行,首先,设礼教,规范人伦,帝王之家亦如此。再次以斯道斯德为依归立律、立行政。礼、律简易,现列其限行政者如下:

首先,“自天子以至庶人,一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故设帝师制度,育皇子、设讲筳。帝亦有师,亦须常学文化。

其次,祭孔尊文。祭孔是要帝王亲为的,是对文统、文高于政体系的承认。古代帝王只守其政,无一兼文政。中间只有秦皇稍有“以君为圣”的架式,不过他还没到这一步,只是采法家之术“以法治民,以吏为(新)师”而已。是只讲力利而不怎么讲道德的。

再次:确立文官制度。设三公六院分管行政,分权制衡。这点读二十五史就很明了了,不再赘述。

再再次,设推举制、察举制、科举制,以彰德智、抑权财,进贤良,通上下。科举制其行式于农业时代虽有皇家法术限民之法,却无疑是以儒学为章本。科举,无疑是公平而伟大的。

人类史,力量为决定因素。武力(权力)、财力、智力、德力,四者从低到高是发展基本规律,原始尚武力,近代资本主义尚财力,唯儒学尚德智,以德智为权力,限财力、武力。这正是中华文明能长盛几千年之根本保障。

林林总总,儒学限权遍及礼、律、政,保守而言中国于1700年以前是世界中心,乾隆(1711-1799)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占全世界的(GNP)51%。民国初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GNP)27%(网络资料)。儒学之限政岂可曰徒劳,儒学之功又岂止于限政。


(四)结语

董仲舒曲为时用,屈民权、倡迷信,改儒学基本学理,退步太大,的确是得不偿失。董学已被唐宋之儒摒弃,排除出道统,今若以董学而攻击孔孟儒学,这就是对儒学基本脉络视而不见了,此论甚明,不必多言。(韩愈做《原道》,排除董于道统,理学继之)

本文的批评主要不是针对易中天先生的文章,是针对问题的。当然更不是针对易先生个人,在我看来易先生反比很多自称儒家者更有风骨,更像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更象儒家。这主要是认识的问题,故粗谈几点,希望拙文能对此问题之解决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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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8/19 3:05:23    跟帖回复:
       沙发
    老易那篇文章,基本上没有几句不是胡说的。

    宪政不是什么“民主”,宪政最早就是契约,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有关于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就是有宪政。在这个意义上,封建制都是宪政。至于所谓“普选权”,这是宪政以后很久的事。周天子和诸侯不是宪政?齐桓公九合诸侯不是宪政?蔡丘之盟的盟约不是宪政?

    附蔡丘之盟:

    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关于诸侯的权力继承)
    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关于道德教化)
    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关于诸侯的道德)
    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关于公共职务的公开与平等,法治问题)
    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关于国际关系,裁军,救援邻国)

    儒家认为“天下为公”,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独尊这样的儒家思想,这不是宪政?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8/19 3:08:08    跟帖回复:
       第 3
    信口开河的人,都不太可靠。君子有不忍人之心,怎么可能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就判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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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yoo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8/26 14:34:43    跟帖回复:
       第 4
    廓清宋明,直归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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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yoo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8/30 22:45:12    跟帖回复:
       第 5
    宪政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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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yoo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9/6 16:28:01    跟帖回复:
    6
    文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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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9/12 20:43:10    跟帖回复:
    7
    普及文化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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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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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传统文化的复兴

     

    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两种,一种是学理上的开新,解时代之问。这种兴只是个人之事。再一种就是大众意义上的复兴,大众总是生存第一,实力说话,而穷富主要是相对的。穷时便自惭形秽,自认诸事皆错。富裕时便趾高气扬,诸事有理。对于事理是不怎么清楚的,一百年前抛弃传统文化如此,今后重拾亦如此。故传统之复兴,还有待于富裕之后。

     

    夫子曰:先富之,后教之。富之是满足低层的欲望,教之是满足高层次的欲望。这是很有道理的。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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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yoo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0/16 23:59:4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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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0/26 13:02:2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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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0/26 23:50:07    跟帖回复:
    13
        huyoo说:“一个群体,必有其主导文化,以成其秩序。”这话只对了一半。每一个族群,相同的认知自然会形成主导文化,其传统便由此而来。但秩序却未必由自身文化形成,更多的时候,秩序是权力的结果。比如中国秩序从中华道统转向社会主义,就不能说是主导文化形成的。否则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就不会存在文化冲突了,其文化与秩序改变亦为外力之结果,而非文化趋同也。
        但huyoo又说:“法家秦制十几年二世而亡就是最好的证明。”秦重法家,行严刑峻法二世而亡,证明秦推行道德靠法律不行,烧书以禁止自由思想,坑杀知识分子也是法律行为。那么你的“法律靠权力,道德靠法律”的论调就自相矛盾,不合逻辑。文革中,领袖的话就是法律,造反派的道德力量皆来源于领袖个人意志,也就是说,不管法律还是道德都是最高权力之实施,而权力形成于高度集权体制。所以,毛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百代皆行秦政法”,总认为秦制很好。毛左至今仍然怀念文革横扫一切的年代,什么法律,什么道德,毛主席一发话,红卫兵就扑上去撕咬了。结果打倒孔家店行不通,法家不吃香了,于是又回归于尊孔读经,儒家又扬眉吐气了。但基本原则始终不变,无论怎样变化,皆以权力为中心,不管法家还是儒家,皆权力之奴婢,法家执政或儒家主政,均无体制变化。你所谓的“道德靠制度,这个制度是圣人作制度的制度”,即是道德必须变成法律而强制执行的逻辑,秦王朝的法家就是这样做的,韩非子即是秦始皇和毛泽东眼中的圣人。
        这种观点并不陌生,也曾经是历史。基督教社会也经历了由主导文化形成秩序一统的岁月,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就是教会权力高居世俗权力之上,完全消灭了古希腊罗马的公民社会,凡是不符合教会标准的道德都是有罪的,教法有判定异端之权,违反教法者有性命之忧。宗教原本就是道德要求,其宗教律法是对信众的道德约束,但宗教裁判所掌握了司法权,道德即成不可动摇之法律。道德标准的最高解释权属教皇,一般的解释权归教士,教权至上,道德解释权就变为生杀在手的统治权了。毛泽东握有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可以随意判定彭德怀、刘少奇及林彪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是十恶不赦之在罪,断无生活可逃也。所以,解释权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重要的权力,谁道德高,谁道德低,往往是解释权力之下的一句话而已。
        为什么儒学不该成为国教,不可高居思想垄断地位,原因不在于理论本身之优劣,而是某种思想不应垄断政治权力,那一定会演成暴政。秦二世而亡固然是教训,但儒学高居国教地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仍然处于兴亡更替的轮回之中。昏君少了吗?暴政少了吗?儒学起到限政作用了吗?越是昏暴之君,越认为自己是道德楷模呢?他们有几个不尊孔读经呢?这些都不是教训?
        忽悠(huyoo),你绕来绕去,总会把自己绕进去,高推道德义理,却缺乏权利意识,你不懂公民权利才是制约滥权之利器,民权高于主权才是社会公器为民众服务之基础,这需要有一套权力制衡体系,道德不能靠法律,那是宗教管的事。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有道德约束力,信了上帝皈依佛祖,自然会守诫命,提升道德水平。舍此之外,全是乌托邦。为什么美妙的道德会演变成暴政,不是乌托邦不好,而是太好了,好到无懈可击,谁会反对人人享受公费医疗免费分房又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呢?人人发扬集体主义高尚道德,人人都献出全部的爱,共同建立人人享受和谐幸福富裕的社会,谁又能不向往呢?但实现美好梦想的前提是必须放弃个人权利,由圣贤带领群众实现伟大目标,以集体主义取代个人自由,财产公有,集体劳动。可悲的是,消灭了思想自由,消灭了财产权利,每个人都成为贡献义务的圣人,没有竞争,没有市场,人异化为工具,低效益导致巨大浪费,终于无力支持集体主义模式。结果是想吃饱饭都成大问题,苏联解体时的粮食产量竟然不如十月革命前。
        而民权制度从来不是最美好的,总是乱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语,立法院甚至上演“全武行”,议员一点素质都没有。总统不受尊重,选民扔鸡蛋扔鞋子,还要赔笑脸,决不敢回扔给投票人。人人为名利工作,没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全是自私自利,让人看不顺眼。但它毕竟给每个人提供了公平的选择机会和公正的游戏规则,你是黑人,竟然想入主白宫坐进总统椭圆形办法室,那就必须不停地为选民服务,从基层做起,争取选民提升知名度,不停地挨骂受气,到处陪上笑脸,当上总统也一样要低调面对纳税人,自己打伞,永远听不到三呼万岁的声音。民主虽然乱,却是一点点在进步,台湾的竞选口号是:“选票代替子弹!”一切竞选程序都在阳光下和平进行,改朝换代再不会血流成河了。
        huyoo居然声称“保守而言中国于1700年以前是世界中心”,不知道你这种论断由何而来,有什么历史依据。1700年是中国清康熙三十九年,仍是皇权专制,文字狱盛行,毫无民权可言。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已开始向西方学习,进行军事政治教育的西化改革。欧洲的尼兰德共和革命已经发生了一百多年,革命成果是建立了联省共和国。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过去了二百年,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殖民大帝国。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已经发生了近五百年,《自由大宪章》的作用是限制王权,建立法治,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国王如果违反宪章,公民有权使用武力。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不流血的方式迫使詹姆斯二世逊位,宣布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通过《权利法案》,奠定了君主立宪体制。170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强大起来,处于产业革命前夜了,而中国还是纯农业社会。再往远说,古希腊的公民大会起源于公元前11-前9世纪的荷马时代,由王或议事会召集,全体成年男子参与国事,决定部落各项重大问题。而公元前551年孔子才出世。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修建于约公元前2589-约前2566年,而那时中国还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无任何信史记载和确切的考古资料佐证,建筑水平能超过金字塔。最有说服力的是仰韶文化遗址,中华正处于新石器时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两河文明也早于仰韶文化,与中国的河姆渡文化差不多,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被历史学家称作“早期高度文明”,已是城邦国家,有石碑上的铭文为证。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肯定是部落形式,打磨石头的人群是不需要城邦的。
        世界历史上,无论文化还是经济,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世界中心,最多不过亚洲东南亚中心而已,世界中心的桂冠是中国人自己带上的,因为中国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族群的文明成就值得一提。但的话语逻辑就是信口开河,他们认为中国第一就是第一了,而第一的标准是:“乾隆(1711-1799)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占全世界的(GNP)51%。”尽管huyoo自豪无比,但还是弄错了,“国民生产总值”应该是GNP,国内生产总值才是GDP。清朝闭关锁国,没有国外净要素收入,谈不到GNP层次。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有多少误差暂且不论,仅就人均GDP而言,中国当时也不可能处于第一。1700年的中国人口约1.6亿,当时欧洲的人口约1亿,英伦诸岛的总人口仅为900万。中国现在的GDP是世界第二,但GNP统计口径的数据还比不上日本,因为中国GDP有一部分是日本的GNP,中国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英国在康熙前世的十七世纪,中等农民家庭年收入为五十英镑,那时的一英镑大约为十克左右的黄金,中国人中等家庭收入有多少呢?有没有五百两银子啊?那时朝廷的岁入不过几千万两库平银,平均一家不过一两银子。按三十税一的税率,按一千万户的中等水平计,也至少应该有一亿五千万两以上的税银入库。而实际情况是,康熙三十九年(1704年),人丁户口二千零四十一万余,征银两千七百四十一万余两,还有盐税和铸钱收入,统共不过三千万两,平均一户不到二两银,因为蒙藏地方及一些边远穷困地区是不征税的。一百多年后的1870年,主要工业国中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32%,法国10%,德国13%,俄国4%,美国23%,剩余的份额为18%,中国占多少不知道,但肯定少于俄国,基本无统计价值。1825年,英国的国外投资净收入高达2.5亿英镑,中国基本为零。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又该从何说起呢?
        知识准备不足,即是你这“忽悠(huyoo)”之软肋,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把式,啥也敢下定义,自以为是,典型的阿Q式“先前阔”意识。依我看,你还是先过了民主启蒙关,再教导别人不迟。国学是一个严肃话题,不是讲三国演义,研究儒学要有学术精神,需要广博的知识支持,否则一定是瞎忙一场。若是闲来无事消遣一下,自娱自乐未尝不可,有传授知识之心,就不必了。因为你比易中天差远去了,人家至少还有民权意识,有国学常识。而你不过是个妄想复辟古制的帮闲罢了。
    回帖人:
    huyoo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0/31 23:54:42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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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zz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1/1 7:33:1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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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新东西,又自己顶自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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