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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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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2009 于 2012/12/1 18:29:2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本人也是上海人):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 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罢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 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藉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 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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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1 18:38:0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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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更缺乏诚信是毋庸讳言的,不必归咎于市场经济。但中国人缺乏诚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中国人缺乏是非观的表象。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将中国人的国民性总结为“愚弱”,即愚蠢与懦弱,愚蠢是因为没有是非标准,懦弱则是因为不敢为是非而抗争。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的表层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人对个人观念、身心态度、公私利益、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的认识都沉淀在这种深层结构中。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另外,孙隆基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大一统社会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果,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导致了个人对政府的依赖,结果便是独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缺乏是非标准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近两年来出现在安徽的偷盗村、云南的拐卖儿童村、福建的诈骗村,便是彻底丧失是非标准和荣耻底线的恶果。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超越意识”,尤以儒家为最,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是导致中国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层原因。而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强政府更与儒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缺乏是非从而缺乏诚信的深层原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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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1 22:31:51    跟帖回复:
       第 3
        中国传统道德的虚伪性  2010-02-17 21:10:01|  分类: 闲言碎语|字号 订阅

        中国的传统道德相对于西方来说,有两个不同基本点。第一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缺乏宗教归宿和生长的基石;第二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传统。由此切入中国的传统道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儒家道德说得那么好,但是在现实中的结果却是那么糟糕。说中国的道德是虚伪的,是因为,这种道德说的与做的严重分离。也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道德成了中国人做坏事的最好的遮羞布。                

        再谈中国传统道德的虚伪性

        几年前写过一篇《道德虚伪的社会根源》,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本来有几个杂志都想要发表的,但是,由于种种玄机,终于没有能够发表。但是,里面蕴含的问题还是有必要再继续探讨下去的。

        中国的传统道德相对于西方来说,有两个不同基本点。第一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缺乏宗教归宿和生长的基石;第二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传统。由此切入中国的传统道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儒家道德说得那么好,但是在现实中的结果却是那么糟糕。说中国的道德是虚伪的,是因为,这种道德说的与做的严重分离。也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道德成了中国人做坏事的最好的遮羞布。

        道德归根究底是人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取向的问题。中国的传统道德几乎完全是建立在以皇帝与家族的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伦基础上。核心价值是以皇帝及官本位为价值取向。其价值取向是单向的,即只有向上的义务,而没有向下的责任。从上至下都是追求实用的,道德也就成了世俗功利的工具。在这里最为清晰的线索就是:人们追求道德美誉的动力在于做高官、享受厚禄。因为,做高官、享受厚禄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有道德。在孔子那里本来道德是讲“仁爱”,讲“克已复礼”的,也是用来讲“安贫乐道”的,去私为公利他人为出发点,以利已为归宿。但是,当这些一旦成为了“做高官、享受厚禄”的必要条件的时候,道德的悖论就这样出现了。人们追求道德的目的往往是因为经由科举考试决定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这里所谓的书就是圣人的道德格言。追求道德的方式就是背诵圣人的道德格言。

        立人之本,在于明人伦。学会做人是学会做事的重要前提。否则再有本事也会因为没有事做而被闲置。因为中国政治制度及价值追求始终是“伯乐相马”。所以明白自己在人伦中处于什么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的道德就在于理清这种关系。所以实际上所谓道德就是这种在等级森严的官本位社会体系中学会生存的本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学会伪装是十分必要的。

        西方道德的前提是将人定性为有原罪。公开承认人性存在邪恶的一面。一切的德性最终归宿在于上帝。并且个人的德性无论怎样修炼都不可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有人想企图做“圣人”的可能性。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决定了人必须去面对自己丑恶的一面。而且必须拿出办法来对付这种可能恶的人性,特别是人的恶,在权力的催化剂的作用下,可能做出罪恶滔天的事情来的时候。他们把完美的道德只归于上帝,对世俗中的人,特别是掌握了公共权力的人,则永远抱着怀疑的、不信任的态度。但是,在这种不信任的制度下,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是可以信任的。束缚着权力的本来扩张性,才可能使社会公正,也才可能使人性变好。因此,西方道德的前提是法治。而法治就是要将政治与德性分开,并作不同处理。他们对掌握了公权的人处处提防,层层监督,几乎没有自己个人的隐私。个人德性如何也不与政治直接相关。这种政治是经验理性的结晶。对于掌握了公权的人并不要求其完美,但是必须以不触犯法律为底线。因此,适应西方法治制度的德性只能是公德而不是什么个人修养的私德,虽然私德对公共人物有时也是一种公共要求。而我们从对权力的无条件的“服从”与“信任”出发,特别是对政治权力的崇拜出发,导致的却往往是人间的灾难结局。

        与西方相比,中国人的道德不同点就在于,孟子一说到人性,就是善有“四端”,为追求善而忽略了恶。善也就无形中成了恶的幌子。所以对现实中的恶的存在,只能转化为潜规则。表面上谈得冠冕堂皇,实际上不堪入目。这种道德高调与现实的无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孔子是这种道德高调的始作俑者。他说自己经过个人修养,可以在七十岁时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天人合一”境界,所以也就有后来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的道德高标。因此,我们的道德作用是产生掌握公权的政治人物。我们要求那些掌握公权的人上人德性完美。但实际上人性中必然含有永远也除去不了的兽性一面,恶的一面。其实不完美乃人的德性中的应有之义。但是,为了达到权力的竞争力,不完美的人性,必然会被掩盖,这种掩盖就是道德虚伪性的来源。他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惜上下合力来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整个社会矫饰虚伪之风盛行。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文化中要做到真正的“诚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正诚实,那么就会被取笑为书呆子。一种道德失去了“真”作为前提,那么“瞒与骗”就是道德教育的最好法子。为了回避“真”,我们的道德教育不惜把人们的理智去掉,变成毫无逻辑思维能力的一个浑浊道德高标主义与道德优越感拥有者。道德榜样成了这种道德的主要方法。我们只要服从,然后模仿。道德教育在这里成了愚民的法宝。

        许多时候,所谓学会做人其实就是学会造假,学会说假话,学会做假事。学会说那些让上司高兴,但是并不一定真实的话。说假话,办假事,做假人,成为了我们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与理想追求。因此,“教育的四个支柱”的核心,自然在中国就变成了“学会做人”。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发行的《教育财富__蕴藏其中》中提到的“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强调合作能力与和谐相处其实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学会做人就是学会了解与运用真正起作用的潜规则。

        但这并不完全在个人的错,还在于一种虚伪的文化传统,虚伪的道德对人的塑造。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真诚的信仰,那么一切都是可以的。没有了罪恶感,唯一的信仰就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我们有时也崇拜一个人,信赖一个人,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品质有多高尚或者对人类的贡献有多大,而是因为他掌握了最具有合法伤害人的能量与权力。因此我们信赖的人、崇拜的人却常常反而无所信赖与崇拜。我们这个民族最崇敬的神常常是阎王爷,而不是造福于人的土地公公。对于土地公公这种神,我们的神话里都是对他轻视甚至侮辱的。我们随便给一个冷馒头就把这个好神给打发了,但是面对阎王爷却是倾其所给,始终毕恭毕敬。我们信赖的人,其实自己却从来没有什么信仰。他们唯一信仰的就是保护好对他人合法伤害的权力。人们追求的也正是这种合法伤害的权力。没有了上帝的民族,是什么人间罪恶的事都可以做出来的。他们利用自己追求到的这种合法伤害权力,在伤害他人中取乐度日,而且世代相传。

        没有了科学精神作为核心价值的传统道德,就不要指望这种道德里会有什么“真”,求真是科学的精神支柱,求真也是正视现实问题的前提。一切结论都要从现实实践中去归纳得出。人的思维方法都是围绕着如何才能求真而来展开的。所有的道德都是因为有了真。一切真正的道德标准,都是有利于人的生长,而且是所有人的生长,而不是个别人的生长。如果一个人成功以十个、百个甚至普天之下的人的牺牲为代价的,这肯定不是人性的道德的社会。但是,中国的道德恰恰就是要成全少数人,而损害多数人。并且以普遍的生长条件作为征伐对象。人的合理欲望成了道德克制的对象,而克制了的欲望却又巧妙地回到了那些独夫民贼那里。灭小民的个人小私,以成权贵们的大欲。终于发展到了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以理杀人的恐怖非人性的道德。终于发展到了现代版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后理学不道德的道德社会。

        中国的传统道德由于没有了科学思维作指引,所以中国圣人著作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没有理论框架与逻辑联系。一句句零星的、混沌的、独断论,它们互相矛盾着,并不讲理。背诵圣人的道德格言教条成了学习道德的方法。灌输成了人们热衷于的道德教育方式。没有理性,没有思考能力与方法。榜样教育其实成了愚民教育。历代专制、封闭的中国传统社会,其统治的最好法宝就是愚民。他们禁绝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言说。总是喋喋不休地向人们灌输一些大而空疏的漂亮道理。强迫人们去接受这些所谓的“主旋律”,而且不服从者不得食。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是看其服从的程度。惟命是从成了道德表现的主要方式。

        其实,在人的天性中固然会接受一些思想和观念,人也固然会去学习一些榜样。这是人的学习性与社会的固有特性,就像美国的班杜拉所说的榜样学习。但是,这些都必须是以个人的自由、主动思考和选择为前提的。人可能会错误思考,从而作为错误的选择,从而产生错误的行动,但是这并不可怕。因为,只要这种错误的后面没有绝对权力,那么一切错误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灾难。一切错误都可能很快就得到修正,甚至修正在萌芽状态。但是,一旦绝对权力犯了错误,就不容易更正过来。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社会里要把人的道德提到这样高的水平的原因。但是,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绝对权力产生病态的道德。太监道德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我们被迫向强权制造出来的病态榜样学习。这里的人没有了人的丰满性与生动性,而是成了不断地按照权力运行的规则被修改着的偶像。他们随意对这种榜样增添着或者减少着一些东西。一切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象太监那样令人放心,像太监那样无牵无挂,像太监那样死心踏地。人的生机活力没有了。因为,人都成了权力的工具。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制造这些工具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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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中国人性格的女性化特征。
    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  
    作者:高旭东  
        正如尼采把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上升为形而上学一样,我认为,与充满阿波罗理性光照的西方文化与文学相比,中国文化更象月亮,中国文学则是夜色朦胧的月亮文学。追溯到中国神话中,就是著名的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于是,柔和的月亮便成了中国人理想的缥渺的仙境,这个仙境也就是中国文学追求的佳境;而太阳则以其暴烈而为人所躲避,所以中国诗歌中很少太阳的意象,甚至民间也把暴君与暴日相比。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杜撰,凡是对中西文化有深刻反省的人,几乎无一不感到中国民族的阴柔性格与西方民族的阳刚性格。鲁迅曾以西方刚直、主动、独立、好动与好斗的阳刚文化精神对中国以家为本的柔弱、圆曲、好合群、好安宁与好粉饰的阴柔性格,进行了猛烈的冲击。郭沫若也说:"中国人的好服从,中国人的好依赖,中国人的好小利,中国人的好谈人短长,中国人的除了家事以外不知道有国事,……这些都是女性的特征,然而不已经完全都表现到男子的性格上来了吗?" 林语堂说:"中国人的心灵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中国人的头脑,就象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词藻,喜欢妇女的语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他们对谚语很感兴趣,它象妇女的交谈……" 孙隆基说:"中国男性有女性化的倾向","象中国人这种女性化了的男性,往往也是被弱化了的男性……"

        中国阴柔的民族性格、中国的月亮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呢?应该说,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塑造起作用最大的,要数孔子和老子。孔子礼教的根本,是以忠孝与慈爱双向和合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中国的阴阳观念,夫为阳,妇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君为阳,臣为阴。于是,在君主这轮太阳面前,全国人民都是月亮,都应该躬行"臣妾之道"。尽管孔教是站在"阳"一面说话的,但是,正因其站在"阳"一面说话,所以才让全国臣民安于家庭、本分、老实、合群、依赖并感恩于太阳的光芒(皇恩浩荡),而不能刚硬、主动,独立、好斗以致"犯上作乱"。尽管孔教是"刚、仁"并举,以"刚毅木讷近仁",推崇"君子以自强不息",而且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也是一个勇士,但是后儒阐发的并非是儒家刚的一面,相比于颜渊、曾参,子路也没有获得什么地位。因此,总的来看,儒家并不置重刚直僵硬的外向性格,而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内向性格,以含而不露、温文尔雅为君子的理想人格,以"温柔敦厚"为诗教。所以许慎的《说文解字》才以"柔"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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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沿着"儒者,柔也"的路线。老子进一步塑造了中国阴柔的民族性格。正如孔子以安静为"仁者"的特征,老子让人守静而去动,以"清静为天下正" 老子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静"的妙处:雌性之所以经常战胜雄性,就在于安静而居下 。老子认为,要想静而不动,就应该自然无为、雌退不争:"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否则,"揣而锐之,不可常保", 因为"枪打出头鸟"。 于是,只有象雌性那样处于沟谷的地位,才能达到了永恒的道德:"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 因为只有委曲才能  保全,只有卑下才能充盈:"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 这就是"反者道之动":你想做上上人就要有下下德。因此,老子便大谈柔弱的妙处:"弱者道之用"。老子最爱用水作比喻来说明柔弱之妙了:"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柔弱不争,甘愿向低处流,甘居最卑下的地位。然而,按照"反者道之动"的原理,由于水太柔弱了,"抽刀断水水更流",所以谁也奈何不了水。相反,滴水能够穿石:"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故"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总之,"梁弱胜刚强"。 这也就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弱胜强"。

        西方人自古就具有善于征服的刚强性格,古希腊人征服爱琴世界并以武士建立城邦,贵族出于武士,所以希腊人不仅崇尚智慧,而且特别推祟刚勇。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给柏拉图以及后来的浪漫派以持续不断的灵感。苏格拉底的殉道精神,柏拉图对勇力的推崇,中古骑士置重勇敢的传统,表明了刚勇在西方人格建构中的显赫地位。基督教特别瞧不起"文士",而推崇"有权柄的人" (类似后来尼采之所渭"权力意志")。因此,基督教的坚信精神,基督以生命和鲜血为众人赎罪的殉道精神,是刚硬僵硬而没有多少弹性的文化品格。而反传统的浪漫派更强调意志的强力,从而把西方阳刚的文化性格推上了极峰。因此,与中国人的合群性、依赖性相反,西方人具有人格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与中国人礼让、雌退的被动性相比,西方人具有勇于进取的主动性、勇于占有的攻击性,甚至是侵略性;与中国人以家为本的好安宁、好静的民族性格相反,西方人具有走出家庭的冒险精神。中国人象女性一样爱粉饰,好面子,注重含蓄性,从而造成了弹性的文化品格;而西方人则率直、外露,具有刚直僵硬的文化品格。

        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对事物进行精确的科学分析,而善于直观地把握"现实的总和"。因此,中国人擅长总体的模糊直观,直觉思维比较发达;而西方人擅长科学,逻辑和思辩能力强,理论思维比较发达。中国人的思想品格是庸常的(中庸之道),理论联系实际的,胸膛是贴紧大地的;而西方人则欲超越大地,思想的翅膀直欲飞向崇高的蓝空。中国人的理性也是一种"历史(经验)加情感(人际)的理性"(李泽厚语),而不象西方的科学分析理性以及脱离了感性而在超验的理性王国自由翱翔的思辩理性。因此,实用技术为中国人的智力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所。但是,具象较之抽象、直觉感悟较之逻辑分析,更接近艺术。因此,中国人那种模模糊糊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本身,美学的色彩就大于科学的包彩。正如歌德所说的:"妇女的天性就是这样,它跟艺术非常接近" 因此,与西方阳性的分析的科学文化精神相比,中国阴性的综合的艺术文化精神是外化于一切方面的。林语堂说:"一个中国法官必不能把法律看作一个抽象体,而一定要把它看作一个可变通的量,应该具体地运用到某一个人身上",所以"中国的司法是一种艺术,不是科学" 海外的文化研究者指出,中医也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

        我们再回首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太阳主动地发出热烈的光芒,使万物澄清于光明之中,骚动于白昼之中;它以理性之光驱除了模糊与混沌,委婉与含蓄;它以真实的光束充塞了世界,撕破了一切粉饰的面纱,给万物以明晰性、确定性和个性……这不正是西方文学所追求的真实而崇高的境界吗?西方文化的明晰性,西方逻辑体系式的文学批评,难道不令人想到太阳的太芒吗?与此相反,月亮被动地发光,柔和、宁静、清爽,使万物笼罩在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夜色之中,同时也给一切丑恶披上了一层幽玄的天衣,在月光下,一切事物都显得优美、飘忽而没有定性……这不正是中国文学所追求的含蓄、蕴籍、清逸、淡远、宁静、空灵、妙悟的艺术境界吗?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印象感悟式的文学批评,难道不令人想到朦胧的月色吗?甚么"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甚么"妙在有意无意之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甚么"水中之月"、"镜中之花","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不仅如此,象"气""风骨""神韵""滋味"等等批评概念,都难于进行语义分析,而只能靠直觉体悟。体悟是因人而异的,因而就很富有弹性、随意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朦胧性。而西方的文学批评总与时代的科学水平相联系,具有确定性和逻辑性。

        中西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的特征,表现在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类文体中。我们先看戏剧。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也综合了中国月亮文学的许多特征;从戏剧故事和人物上看,首先令人感到的是"阴盛阳衰"。从元明到清代,只有《水浒》戏中的李逵、武松与三国戏中的关云长等个别人物,尚有些阳刚气,但也正如孙隆基说的:这些人物是不近女色的"中性人物"或"无性人物",而且沈璟的《义侠记》中的武松,经常感慨君恩未报,在逼上梁山后述日夜盼招安,躬行的也是臣妾之道。而大部分好戏曲所表现的都是"阴盛阳衰"。这些戏曲中的女主角,或者表现出一种女性的坚贞,这种坚贞使得男性自愧不如(《秋胡戏妻》中的梅英,《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或者能够"以柔克刚",而其法术不是心计(《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就是孟姜女式的泪水(《窦娥冤》中的窦娥)。相比之下,戏曲中的男主角是那么微不足道,女性气十足。甚至《梧桐雨》中的唐明皇、《汉宫秋》中的汉元帝,也是一派悲秋落泪式的女性情调,简直与魏文帝的思妇诗《短歌行》是一种情调。而象梁辰鱼《浣纱记》中的高人范蠡,则晓得功成身退的雌退软缩道理。中国戏曲中男性的主要形象,恐怕还是《西厢记》中的张君瑞这类"白面文弱书生",他们在舞台上的扮相住往是唇红齿白,面泛桃红,用一种尖细的女声演唱,道白也是柔声细气,并伴着扭捏的女性姿态。特别是中国戏曲中的角色反串,譬如京戏中的男扮女装,越剧中的女扮男装,令人感不到一点阳刚气。从布景和舞台动作上看,中国戏曲也是虚拟的,非常富有弹性、随意性和模糊性。与此相反,从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洛米修斯》盗火给人类,忍受着苦难与宙斯的抗战,到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的杀父妻母;从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死还是活,这是个问题",到易卜生的《勃兰特》的"A1l or nothing!"--"不能完全,宁可没有!"以及《国民公敌》中以个人独战多数,阳刚的文化精神一直占居主导。从布景与舞台动作看,西方话剧也是以写实的明晰性为主导的。

        我们再看小说。中国小说中的英雄,按老子"曲则全"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教训,以能够忍受屈辱为理想,否则就不免被讥为"不识时务",而"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丈夫能曲能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就成为中国英雄的美德。象韩信少时辱于胯夫,张良受兵书时辱于长者,甚至周文王为姜子牙拉车,都是中国小说所乐于描绘的。在《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中,诸葛亮、吴用(智慧)与张飞、李逵(刚勇)之所以对刘备、宋江服服贴贴,就因为刘备、宋江有合群的力量,而其法术则是"温柔敦厚",善于用泪水感化人,也就是"以柔克刚"。中国小说中理想的"高人"'一般应具有忍让大度、功成身退的襟怀(范蠡、张良等),否则就会受害遭殃。中国小说为表现英雄人物或理想人物所选择的事件,也不是主动性和进攻性的,而是礼让雌退的,如萧何月下迫韩信,刘备三顾茅庐。中国的理想军师在出好主意的时候,也往往不先开口,而要等别人来问。不过,中国月亮文学的代表,在小说中要数《红楼梦》了。正如老子赞美软弱温柔的水性,宝玉把男人比作泥土,而赞美女孩儿象水一样清爽。于是,宝玉就象迷恋花丛的一只蝴蝶,为鲜花之盛而心醉,为落红之局而悲苦。大观园作为宝玉迷恋的大花园,也就是一个女儿国。《红楼梦》中的人物,也都是弱质型的,宝玉是文弱书生,宝钗也不离药物,黛玉几乎就是药物培植起来的一根纤细怕风的水草。于是,流泪、吐血,就使《红楼梦》笼罩在一种阴柔纤弱的艺术氛围中。与此相反,从中古骑士传奇到现实主义小说,理想的主人公往往是与众不同的,甚至是独战多数的的强者。作为西方小说的灵感来源,希腊史诗中的大英雄都是勇敢的具有荣誉感的强者。中古的骑士小说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一是他们对女性的衷情,那种执着的追求,一是骑士的无所畏惧的勇敢和对荣誉的看重,因为任何对骑士荣誉的伤害受都可能导致决斗。这种阳刚的文化精神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中也被发扬光大着。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据说是概括了一代觉醒者的典型,而毕巧林那孤立无援的个性精神,使他不断地与人群发生冲突,他热切追求的女性到手之后就是厌腻和更深重的痛苦,后来他如骑士一样站到了与人决斗的位置。斯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与巴尔扎克诸多小说笔下的拉斯蒂涅,充满了主体意志的扩张性,性格上的侵略性,对所追求的女性的占有性。在纪德、黑塞、萨特、加缪等现代作家的笔下,这种文化精神在痛苦的呻吟中仍发出强力的雷声。加缪《局外人》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的毕巧林。而在萨特的小说中,我们既发现一个人在"别人就是地狱"的厌烦中莫名其妙地枪杀同类,也看到在牢狱中即使不再为正义感所动的时候那种仅仅为了自己的意志而不屈服的人物。

        诗歌是以广义的意象取胜的,而朱光潜曾经对中西诗歌所采用的不同自然意象有一个简明的比较:"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由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 固然,中国也有写日的诗歌,特别是屈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虽九死其尤末悔"的《离骚》,就出现了对太阳意象的神话描写;但是与西方浪漫派诗人的个性精神相比,屈原也显得富有依赖性,当他依赖的楚王不用他"帮忙"时,他只好发牢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这与富有依赖性的女子对遗弃她的男主人的感情几乎相似,所以后世经常以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来比喻不被君主重用反而被其疏离的文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说《离骚》充满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 而且比起少之又少的写日的诗歌来,中国写月的作品几乎多得不可胜数。你看,"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杨柳岸,晓风残月";你听,"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明月别枝惊雀,清风半夜鸣蝉";你听,"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此刻,不由得你不感叹:"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但事实上,天地并非"有大美而不言",天空中雷鸣电闪,狂风暴雨;大海里波澜壮阔,时处有惊涛骇浪;山峰高入云天,陡峭欲裂,石崩或雪崩在吞没着行人;而岩浆在地下奔突、运行,一旦发作,"玉石俱焚"……。这些西方诗歌中乐于描绘的自然,在中国爱夜的月亮诗歌中是比较少见的。这那里比得上我们女性化的"春江花月夜"呢?你看,即使"连海平"的"春江潮水",也显得那样柔静、美好……

        中国文学是偏于阴柔的月亮文学,但是,追求"西化"的"五四"文学革命却以西方的太阳文学对中国的月亮文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陈独秀说:"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论空无……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因而呼唤新青年的自强性和抵抗力。 鲁迅则以拜伦、尼采等"摩罗诗力"对中国诗歌(包括屈原)进行了整体性的否定。于是,受西方影响的太阳诗歌在中国新诗中大量出现了,这是中国传统诗歌所没有的现象。郭沫若《女神之再生》一诗的结尾就出现了近10次太阳,《我们在赤光中相见》中出现了3次太阳,而只有14行的《太阳礼赞》就出现了10个太阳的词汇,其中8个是一口气喊出来的。中国传统诗歌在表达思乡之情的时候,几乎都用月亮的意象,所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闻一多的《太阳吟》则是借用太阳的意象来表达远在海外的游子思乡之情,而且在36行诗中太阳一词竟然出现了24次。艾青的诗歌中太阳的意象非常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太阳》、《向太阳》、《黎明的通知》等等,都是新诗中的佳作。尤其是《太阳》一诗,不但大气磅礴,而且韵味无穷:

        从远古的茔墓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

        当然,如果从更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着眼,那么,阴柔与阳刚并不代表价值的优劣。过于阴柔的民族性格容易导致忍从、内向和封闭,面对外来的挑战而无力迎战。中国的民族性格虽然和西方文化相比显得阴柔,但是在上古和汉、唐时代还具有雄健的性格,可以说是比较理想的阴阳调和,但是自宋代之后,民族性格就越来越内心、封闭和阴柔,以至于到了近代不堪西方列强的欺凌,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方阳刚的文化性格冲击中国阴柔的文化性格,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过于阳刚的民族性格,又容易导致无休止的攻击和占有,从而导致霸权主义和对其它民族的欺凌乃至侵略。因此,中西文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对话的基础上达到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阴阳调和,应该是中西乃至各个民族文化融合的理想。

        参考文献:

        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林语堂《中国人》(《吾士吾民》)郝志东等译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香港壹山出版社

        《老子》

        《新约·马可福音》

        歌德《浮士德》

        朱光潜《诗论·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本文原载《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3期,后被《文艺理论研究》等刊转摘,作者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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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 奈我地球上中央之国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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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人缺乏信仰。信仰需要形而上学的精神,需要坚持原则绝不动摇的精神,需要坚定的意志。而中国人恰恰就缺乏这些。中国人为了在夹缝中生存,在物质匮乏而又必须首先尊重尊长的情况下,只有充分发挥个人的智慧。这种中国式的智慧因此变得促狭、狡狤、圆滑、世故。总之,中国式智慧的特征就是圆滑世故、灵活变通、不择手段。基本特点就是不讲原则,没有信仰。
        信仰需要一种内审的精神。但是一个高度重视外部利益的民族是不会产生内审习惯的。内审与精神生活是否丰富有关,与灵魂的净化有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不可谓不丰富,但对灵魂的概念却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死人才有灵魂,而且,死人的灵魂特别活跃,可以为恶,可以为善;活人即使有灵魂也不重要,因为活人的灵魂常住人体内,不会出来作恶的。至于灵魂在人体内都做些什么,我们很少关心的。有人可能不同意上述分析,因为大家都知道道家、儒家都讲究修身养性。区别也就在这里:身与性是就身体而言的,充其量是在道德层次上讲的;而灵魂概念则是从精神世界的形而上学层次上讲的。没有信仰、不讲原则的中国人不仅可以背叛尊长,甚至也可以背叛自己。这就是为什么那么重视”亲亲、尊尊” 的中国人”犯上作乱”的原因,也是具有某种”人文精神”的中国人喜欢自虐和虐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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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春秋性格
        孟尝君在薛邑,招揽各诸侯国的宾客以及犯罪逃亡的人,很多人归附到他的门下。

        孟尝君宁肯舍家弃业也要给他们丰厚的待遇,因此天下的贤士无不心向往之。

        他的食客有几千人,待遇不分贵贱一律与自己相同。

        孟尝君每当接待宾客,与宾客坐着谈话时,总是在屏风后安排一侍史,让他记下孟尝君与宾客的谈话内容,记下所问宾客亲戚的住处。

        宾客刚刚离开,他就派人到宾客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

        有一次,孟尝君招待宾客吃晚饭,有个人遮住了灯光,那个宾客很恼火,认为饭食的质量肯定不同,放下碗筷就要辞别而去。

        孟尝君立即站起来,亲自端着自己的饭食与他的相比,那个宾客惭愧得无地自容,就以刎颈自杀表示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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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2 12:08:0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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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士冢
        相传为春秋时齐国的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三勇士之墓,位于齐都镇南关村东。一坟三墓,东西并列,墓高12米,东西111米,南北55 米。四周有围墙保护,南设圆门、影壁。墓前有“三士冢”石碑,影壁刻有诸葛亮的《梁父吟》,诗曰:“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还摹刻汉画像“二桃杀三士”。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记载了“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齐景公时,有三个勇士,名叫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他们都为齐国立有很大的功劳。但后来却勇而无礼,连晏子也不放在眼里。晏子怕他们将来危及国家,便去见齐景公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收养有勇力的武士,对上讲究君臣的礼仪,对下讲究长幼的人伦道理,对内可以防止强暴,对外可以威慑敌国,君主得益于他的功劳,百姓佩服他的英勇,所以使他们地位尊贵,奉禄优厚。现在君主所养的勇士,对上没有君臣的礼仪,对下不讲长幼的人伦道理,对内不能够禁止强暴,对外不能够威服敌国,这三个人是危害国家的祸害啊,不如除掉他们。”景公说:“这三个人武艺高强,要擒擒不了,要刺刺不中,如何是好?”晏子说:“这三个人都是凭自己的力量攻击强敌的,不懂长幼的礼仪。”于是请求景公派人给他们三人送去两只桃子,让他们论功而食。景公使人馈二桃,因三人分食缺一便说:“三位为什么不计算各自的功劳而吃桃子呢?”公孙捷仰天长叹道:“晏子,真是个聪明的人!他让景公用这种办法来比量我们的功劳大小。不接受桃子是没有勇气,接受吧,人多桃少,我何不说说自己的功劳来吃桃子呢?我曾有一次空手击杀一只大野猪,一次徒手打死一只母老虎,像我这样的功劳,完全可以独吃一只桃子了。” 说完拿过桃子站了起来。田开疆说:“我手持武器曾两次打败敌人三军,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独吃一只桃子。”说完也拿过桃子站了起来。古冶子说:“我曾随从国君渡黄河,一头大鼋叼走左骖潜入砥柱山下的激流中。我就一头潜入水底,逆水潜行百步,又顺流而行九里,终于捉住大鼋,把它杀死了。我左手握住马的尾巴,右手提着鼋头,像鹤一样跃出水面,船夫们都说:这是河神!像这样的功劳,也可以独吃一只桃子吧。二位何不把桃子还回来。”抽出宝剑就站立起来。公孙捷、四开疆齐道:“我们的功劳不及您,拿走桃子而不谦让,这是贪心;既然这样而又不敢一死,这是没有勇气。”二人都还回手中的桃子,自刎而死。古冶子说: “二位都死了,我独自活着,这是不仁;拿话羞辱别人,而夸耀自己的功劳,这是不义,行为违背了仁义,不死,就是怕死鬼。”说完也把桃子交了回来,自刎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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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2 13:07:3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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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孝正:【三个不可低估】

        千万不可低估官员的腐败程度,

        千万不可低估人民的愚昧程度,

        千万不可低估学者的堕落程度!

       今天的局面是所有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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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2 13:14:4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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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2 13:23:1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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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挺长的哈。要之,中国人素质差。不过,台湾人好像基本也都是华人吧?咋就没听说过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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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2 13:45:32    跟帖回复:
    14
        转:中国人的权力观

        作者:许忠明

        权力对于中国人的束缚是触目惊心的,是深入骨髓的,如果我们把目光放的长远一些,这种结果马上可以显示在我们面前。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宇宙间万物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内部不同类别的事物和不同领域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同体、同构、受共同的规律支配,而权力则处于这个整体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地位,它渗入一切,涵盖一切,支配一切,一切以权力为中轴旋转,其他一切又反过来都对权力发生影响,构成一个互反馈系统。权力具有支配一切、规范一切的功能。一切都统一于权力。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学而优则仕”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权力最终蒙蔽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国历史上不缺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却鲜有为真理而献身的智慧之士。

        权力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当权者和知识分子构成了惊人的诱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实际上,中国的“英雄”们纷纷匍匐在权力的脚下,成为权力的奴仆,为此搭上身家性命者不计其数,一部中国历史因此成为一部争夺权力的历史,权力对社会造成了极度的扭曲。

        在西方的传统中,政治远没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希腊罗马城邦时代,政治处于相对较为重要的地位,但即使在那里,政治也没有吞没一切的地位。经济、伦理、宗教、教育、科学、艺术等领域只是在与城邦有关时,才属于政治,与城邦事务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出现了独立的经济生活、宗教生活等私人生活以及独立的教育、科学和文艺的萌芽。希腊哲人为人们留下了终身追求知识的不懈探索精神,“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是一个鲜活的写照。面对权力的盛情邀请,犬儒们毫不动心,“我需要你做的就是一件事情,请不要挡住我前面的阳光”,阿基米德面对士兵的钢刀,镇静地要求,“我做完这道题再杀我不迟”。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人对权力的蔑视,对真理的追求。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轨道,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可以想见,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成为权力的附庸,这些领域的主体地位是无法体现的,也是不能得到健康发展的,他们必将随着权力的起伏而起伏。中国当下的高校、科研部门的衙门化、官僚化愈演愈烈,权力正在蚕食着我们宝贵的创造力,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长期没有重大原创性成果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民族前途难以预测,无不于此有关。

        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勋爵对权力本质的揭示,穿越时空,延续至今,仍然振聋发聩。“绝对权力会败坏社会道德。历史并不是由道德上无辜的一双双手所编织的一张网。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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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2 13:47:1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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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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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要为世界制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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