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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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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百姓家史】民国陪都的慈善家 面粉大王鲜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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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云端 于 2012-12-07 09:52:0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1990年5月25日,鲜伯良老先生在山城重庆溘然仙逝。

    记得在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三天的那个夜晚,鲜伯良老先生躺在病床上,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洪生,你大舅这一辈子,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他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他人,也对得起社会,心中无愧……我最大的愿望是有人能够将《我的回忆录》完成”。

    是夜,轮着我护守通宵。这是我的救命恩人鲜伯良离世前最后的期盼。面对他殷切的眼神,也为了给他一丝安慰,我自不量力地答应,一定尽力完成他的这个愿望。

    时如逝水,转眼间,20世纪叱咤重庆的“面粉大王”鲜伯良己逝世22周年。回望他的一生,我不禁感慨万千。

    鲜伯良出生在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家庭,他没有优裕背景,却 “知耻发奋”,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工商界的风云人物。

    他以投资债券起家,再用银行雄厚的资金做后盾,开办工厂、公司,经营面粉业;他运作手法灵活,通过收购小麦,掌控面粉市场,兼并濒危企业,扩大经营范围,确有“三分天下、我有其二”之势,被人们称为“面粉大王”。

    他深受梁漱溟[1]、陶行知[2]的“乡村建设”和“教育救国”理念的影响,也深受邻居刘子如[3]的启迪,捐款办学、资助贫穷人家的子弟求学读书;捐钱赠物给孤儿院、育婴园,救助失去亲人的孩子长大成人,并送其中有志者读书成材,而受政府表彰,获“兴学育人”奖,被人誉为“小孟尝、陶朱公”。

    他受良师益友张澜[4]、鲜英[5]的影响,同情中国底层老百姓的疾苦,救济贫苦乡民度过饥荒岁月;他赠送医药,让穷人抵御疾病痛楚,被先辈赞叹“干得漂亮”,被人誉为“及时雨、活菩薩”。

    他支持为国家、民族前途努力奋斗的进步青年,为他们排忧虑、解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危险,保护他们的安全,被人称为“救命恩人”。

    他把所挣的钱,几乎全部用于办学校和拯危济困的慈善事业而两袖清风。在民族生死存亡、抵抗日寇侵略时,他尽力贡献自已的力量和才智,为人们所敬仰。

    鲜伯良所做的这些事,在一言独尊的那段岁月里,不但鲜为时人知晓,而且被认为是“耻辱、罪恶”……

    鲜伯良是四川西充县地方志、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名人辞典》上记载的人物;是四川省政协、重庆市政协、重庆市中区政协文史资料记载的人物;是重庆市1至8届政协委员。

    1982年鲜伯良在世时,重庆大学牟敏昌[6]老师曾向他索取材料,要研究他和那段历史,而鲜伯良“自忖平生碌碌”[7]],未能很好配合。

    我大致依照牟敏昌拟出的“纲目”,由鲜伯良口述,经他的大女婿李同福和我笔录形成文字。鲜伯良在阅读后,亲笔题写了《我的回忆录》封面。

    遗憾的是,鲜伯良在世的那个年月,把回忆录示人的后果可以说是凶多吉少,令人心生余悸。牟敏昌老师“研究”的愿望落空了。

    1990年鲜伯良去世不久,西充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来函,要求鲜伯良的家人与之合作写《鲜伯良传记》。当时,鲜伯良之子、我的表弟鲜继锦与我商量,觉得过些年后再写也许会更好而回绝了他们。在此,特向重庆大学的牟教授和西充县政协致歉并感谢他们的好意。

    回忆录、传记,是当事人的历史,历史要真实,不讲假话。

    现在,社会提倡实事求是,我们终于迎来了可以实话实说的时代。

    鲜伯良生活在我国翻天覆地大动荡、大变革的二十世纪,这是我国内忧外患频繁、多灾多难的年代,他所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既有令人感到幸福的欣慰、也有切肤的伤痛。

    温故知新,我们回忆和记叙往事,不仅是对已逝岁月的留恋,更是给现在和未来提供借鉴,也是希望鲜伯良“富则兼济他人”的奉献情怀,能感召更多“先富起来”的人们,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使天下之人皆免饥寒之苦,蜗居之困,求医、上学之难。让“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指日可待。

    现在应该是让鲜伯良的故事为更多人所知道的时候了。我凭借鲜伯良“回忆录”的重要记载,结合与他相处33年的点点滴滴,尽最大努力,用了将近三年时间,赶在老人家辞世22周年之际,写成《面粉大王鲜伯良》的初稿,并准备在鲜伯良诞辰110周年时付印。

    在写初稿时,或因“切肤的伤痛”,个别亲属对写这本书的担心和阻扰我很理解。但我不能因此不去完成老人的遗愿。在写“”这本书搁笔之际,首先感谢鲜继芳、鲜继茜、毕家琨、鲜继韵、徐新生、鲜继锦、鲜继庚、鲜海菱、陈光玉、金武霖等亲友的帮助;尤其感谢鲜继渝、王三、李元勤、罗燚等的给力合作,才将初稿完成。也感谢张奇鲜、罗焱对全文的审阅、核勘上做出的努力。

    这本书的问世,实现了鲜伯良的遗愿,我也完成了任务。

    由于水平有限,定有诸多不妥之处,望亲友宽容,望读者理解,也希望鲜伯良老先生的在天之灵谅解。                    

    作者  罗洪生

    2012年9月25日于重庆新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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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07 12:16:4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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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07 15:37:50    跟帖回复:
3
    民国时期陪都重庆的慈善家

    面粉大王鲜伯良

    作者:落花生

    (1)拯困减税  张澜举荐鲜伯良  

    1936、1937年,即农历丙子、丁丑年,整个川北乃至全川久旱无雨,田地龟裂,千里荒凉,十室九空,饿殍遍野,粮尽食绝。有些地方竟出现盗食死尸的惨剧。“丙子丁丑年大天旱,饿死的人尸骨堆成山”是当时的史实所记载,民间传言更是数不胜数。连国外的记者也看见:旷野里,为了谋生,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到枯树上摘叶充饥,而可吃的树叶早已被捋光;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殓尸……成千上万的灾民流落到城镇街头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他们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一丝不挂、骨瘦如柴。大量灾民逃往异乡乞讨求生,地方政府仍向乡民强征农田赋税,使得广袤的四川大地千村薜疠,万户萧疏。

    大旱过后是大雨。地处川北的西充人刚刚熬过了两年前的旱灾,却又遇上了1938年的大水灾。两年赤地千里,一年洪水滔天,垂死挣扎后生命尚存的老百姓,在火热水深中倍受熬煎。

    1941年夏,老百姓在苦难中还没喘过气来,四川省政府对田赋改用“征实”的办法,给西充县摊派了3万石谷子,并且要求把谷子运送到南充嘉陵江边的粮食储运处入库。这简直是给西充人雪上加霜。

    西充是一个地瘦、田少、人多的县,老百姓常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西充县原本缺粮,每年都要向相邻的南充、南部、射洪、蓬安和蓬溪等相邻县区乡镇采购谷物,人们才能维持生计。

    加之,当时正值抗日陪都设在重庆,中国政府机关及外省各学校、工厂以及沦陷区难民,都潮水般涌进四川。这成为四川自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后,又一移民大高潮。

    据简略统计,抗战前全国高等学校有108所,迁来四川的就有48所;国民政府及1000多万军民辗转迁川;黄河花园口决堤后,黄泛区难民1.5万多人,又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国民政府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大铁锅,用大桶大桶的大米稀饭赈济灾民……

    整个四川,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使地处川北西充的邻县,也买不到谷子。

    过去的田赋,有谷交谷,无谷交钱。现在改“征实”,就是田赋不能交钱,要交谷子。如同解放后的田赋叫“公粮”,要交谷子或麦子。

    久旱之后的大雨所引发的泥石流,砸断了西充到南充储运处的公路而不能通车。各乡镇到南充嘉陵江粮食储运处,近的好几十里,远的百多里,而且多是崎岖山路,交通十分不便。要把这3万石谷子,全凭人力挑运送达。对这种“征实”及运送,西充的老百姓实在是苦不堪言,难以承受。

    西充县属南充地区,在接到这种“征实”任务后,县乡各级官员,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想起了在丙子、丁丑年间,时任南充行政督察专员的鲜英和川北安抚会主席的张澜,是他俩的励精图治和募捐赈济,才保住了部分垂危灾民的性命……对解决这次困难,只好又一次寄希望于他们俩人。

    在大旱灾年,鲜英带头赈济灾民,他每月不但把数百银元的薪饷倾囊捐出,在外当官无钱拿回家,每每还要向夫人鲜金竹生要钱用。

    其时,鲜金竹生正在重庆大兴土木,扩建特园主楼“达观楼”之外的“平庐”、“康庄”多栋洋房,也很差钱。她抱怨地说:“你这个专员是牛工钱,哪有做官还要从家里拿钱用的道理?”鲜英理解夫人的困境,笑而不答。鲜金竹生虽无奈但仍把银子按数筹够交给鲜英。

    在大旱灾年,张澜眼睁睁地看见川北同乡饿死,“我怎能见死不救!”于是,他自荐出任川北安抚会主席,利用他曾当过四川省长的影响,向其他省市求援赈济。

    无力承受“征实”,西充县政府一方面向上级再次呈递了老百姓在旱灾、水灾中的饥饿惨况,派代表向区署和省府呼吁减缓征收,另一方面由县长杨廷椿亲自率县参议员、太平士绅李毅君等两位代表,火速赶到重庆,向鲜英和张澜求援。

    四川军阀的连年混战,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他企图乱中求治,一统四川。在鲜英当南充行政督察专员时,四川省长是军阀王缵绪[8]。由于王缵绪摆不平自立山头的其他军阀,希望鲜英为他奔走调停。鲜英不肯帮忙,王缵绪就责备鲜英不念同学和同乡情谊。鲜英处在两难之中,两边都是老朋友、老同事,为了向王缵绪表明决不贪恋权位,也避免两面为难,在七位师长酝酿发出“公开通电”的前夕,即1939年7月,他辞去了南充行政督察专员之职,从此不再担任国民政府的文武官员。

    鲜英毕生把张澜认作自己最尊敬的老师,张澜长期住在特园,凡有疑难问题,都向张澜请教。张澜向来关心南充和西充(张澜出生在南充县和西充县交界的张观沟,解放后张观沟划规西充县),很了解同乡的疾苦。当鲜英把西充县长杨廷椿亲自来重庆求救的情况向张澜讲述时,张澜微闭双眼,左右两拇指合托银须,伸直的两手掌和手指贴近两颊和双鬓,把脸围成一个方形。鲜英看见这个手势,便知道张澜心中的主意:解这道难题,还得请“伯良贤弟”才行。

    “这是表方(张澜字表方)老兄向别人提及我而惯用的手势”,一张四方脸的鲜伯良对我说。

    鲜伯良自从发达以后,向来桑梓观念深厚,特别同情贫困人家,而且在丙子、丁丑大旱灾时,已经对西充灾民大力赈济过。

    于是在鲜英、张澜和鲜伯良商定后,由鲜伯良立即随同西充县长杨廷椿等赶赴南充。

    当鲜伯良随同杨县长去见省府“特派大人” 时,才知道这位“督办长官”竟是他在刘湘[9]部队中的老同事、现任省民政厅长兼四川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的甘典夔[10]。鲜伯良本来事情繁忙,来到南充后才完全明白了鲜英、张澜非要他亲自出马不可的意图。

    老同事见面,话好说,事好办。经通融,甘处长当即表示将“实征”任务由3万石减为2万石。随即,鲜伯良又与南充粮食储运处处长奚致和周旋,向其讲明两万石粮食的运输全靠人力,实属困难。经过折算,用现金200万元充抵。并请好友奚致和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在南充当地购买两万石谷子,才缓解了西充缺谷之急和远运之难。

    然而,这200万元巨款,要在省府限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是很难筹齐的,杨县长和代表们个个心急火燎、一筹莫展。本来靠鲜伯良的“面子”减去了一万石,已经应该对鲜伯良感激不尽,可钱是硬头货,拿不出来呀!只好用“没办法的办法”——大家不约而同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救星”鲜伯良。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07 15:38:43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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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场面鸦雀无声。

    还是杨廷椿县长打破沉闷。

    杨县长说:“田赋征实,关系抗战命运。这次甘处长来西充传达了蒋委员长于本年9月7日从陪都重庆发出的‘虞电’称:‘省政府应负责严厉督饬各级主管下员加紧催收,务于3个月内将征购粮食征收足额。其能努力依限完成者,优加奖励。其怠玩失职致误限期者,应严辙惩。如阻挠征购及从中舞弊者,不论其人地位如何,就地以军法从事!’因此,我西充县政府各个机关部门印发了宣传‘征实’的小册子、传单标语,文告。全县的中小学师生、各级行政人员,都在进行宣传鼓动,说明‘征实’是为了抗日,为了不作亡国奴……这大大启发和提高了全县民众的爱国觉悟。10月中句后,我县级各官员分任务,全部到乡镇催促,各乡镇长督饬保长,保长督促甲长,甲长到户,层层把关负责……县参议员,负责乡绅和富户的带头工作。尽全力按期完成田赋征实任务……”

    随行的李毅君代表接过杨县长的话说:“鲜伯良先生,我们西充全县人民都请你能抽百忙的时间赶赴南充,为完成西充的田赋征实任务,出点子作指教。西充百姓,经过宣传,人人都乐意为抗日田赋征实。比如紫岩乡‘耕织富户’罗俊卿,他愿把一年织出来的50匹上等绸缎出卖后,全部买成谷子,交给国家,以支援前线将士打日本。这已经几十倍于他交的田赋了。可是令他为难的是,这谷子又在那里买呢?买了又怎样才能运送到南充去交呢?”

    鲜伯良插话说:“罗俊卿是我的亲戚,他是我五妹夫的哥哥。”

    李毅君又接着说:“鲜先生,这次‘征实’我去农户家调研,这天正当太平场,遇着一对姓赵的老年夫妇,他俩人各背了一背篼红苕往回家的路上。我问:“你们今年收成和生活咋样?”

    赵老头回答说:“天公不作美,谷子欠收。但是西充是‘苕国’,红苕大丰收。再多采两把苕叶,肚子也可以填饱。”

    “今年纳粮要交谷子,你家有谷子交吗?”

    “没有谷子交,我们也要想办法交。”

    老头的老伴接着说:“不瞒你当官的,我那在前线打日本的儿子赵勇胜,青年人爱国我们就不爱国吗?因此我老俩口今天背了两背篼红苕赶场去卖,卖了买谷子交田赋。哪晓得市埸上全是卖红苕的,没有卖谷子的。这红苕也卖不脱,我们只好背回家,待下个场,把猪儿牵去卖……”

    老头兴奋地抢着说:“军队在前线打仗,要吃饱肚皮才有力气拼杀敌人。赶走了日本鬼子,我们太平场的人才有太平的日子。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买到谷子,交谷子。”

    “想不到你们两位老人还有这么高的觉悟啦!这话是谁教你们的?”

    “嗨哟,长官,这还要人教吗?”

    两位老人一同指着不远处的太平中心国民小学说:“这所小学是我们西充首富鲜伯良大老爷资助办的,我的幺儿赵勇利在那里读书,学生们演的‘文明戏’,跳的‘锄头舞’,边跳边唱就唱得很清楚:‘手把那个锄头除野草啦,锄头底下有文章哟,野草锄尽好长粮啦,粮食送到大前方哟,将士吃饱好打小日本啦,我国同胞不作亡国奴!不作亡国奴!’”

    鲜伯良对我讲在这儿说:“我听了李毅君代表讲这段话时,心中突然冒出两股热血。于是自问‘难道我还没有你大爹罗俊卿和赵老头爱国吗?’”

    就在李毅君代表还没把故事讲完时,鲜伯良立即作出决定,为彻底解除乡人之危,慷慨承诺,从他正在筹建的复华银行拨款200万帮助西充完税。

    鲜伯良这个义举,既解了好友张澜、鲜英之担忧,也不为难老同事甘典夔回省府交差;而西充县的上上下下,从县大老爷到普通百姓,无不额手称庆,一再表示感谢。

    事后,张澜和鲜英欣喜不已地说如下了一场“及时雨”。张澜更是当着鲜伯良的面,伸出大姆指赞叹“伯良贤弟干事漂亮”!

    1942年春,鲜伯良回老家西充看望父母。西充的父老乡亲得到消息后为迎接他的到来,把县城里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张灯结彩,尤如过节。在西充城东门外,欢迎鲜伯良入城的县官和乡民,不顾严寒,在公路的两旁排了三里路的长队等候。鲜伯良乘坐的轿车到达时,见此情景忙下车感谢,有的老人更是跪地磕头迎接。鲜伯良感动万分,立即一一扶起他们,并叫随从在轿车后背厢里取出准备回家孝敬老父母的两千块银元,一个不留的分发给队列中的老人们,以表示内心的谢意。

    鲜伯良在西充父老乡亲最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为西充全县完税的义举,他自己从未向亲友和子女提起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是市政协委员、鲜伯良的四女婿毕家琨,在《重庆市中区文史资料》第5辑上读到由龙明桥先生写的《面粉大王鲜伯良》一文,文中写了鲜伯良做的诸多善事,如上叙帮西充完粮税的事等。毕家琨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把这篇文章复印给了我。而我,却是三十年前早就知道了。

    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一年。入我从重庆第六中学(求精中学)高中毕业,利用高考后的时间回西充老家看望弟、妹,才知道二伯父母和两个堂兄妹被活活饿死的事。我老家相邻的两个院子罗家户和孙家户的14户人家里,己被饿死了近20人,还有几位老人正躺在床上等着断气。

    返回重庆的前一天晚上,在西充太平公社酒厂作技师的三姨父黄宗煜与我聊了大半夜。老人悄悄地说:这两年饿死了这么多人,其实要说天旱,哪有丙子、丁丑年严重?这两年,西充农民好苦呵!有个公社干部,完不成粮食统购任务,为农民说了两句实话,就是‘小彭德怀’,就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被吊打斗逼,拆毁房屋……人被饿死了许多,却不准外出乞讨为生。如有人胆敢离村乞讨,被村干部抓回来后,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挨批斗被吊打。有的人本来只有一口气,就被当场批斗吊打死。没有死的,回到家躺在床上哎哟哎哟地叫了两三天,又痛又饿,不死才怪!

    黄宗煜更加小声地对我说,西充X区的粮仓被饥民抡劫,领头人说,连米汤都没有一口喝,与其在屋里等着饿死,不如去抢粮仓,就是抓住被判死刑,总在死前吃了一餐饱饭,不当饿死鬼;如果当场被打死,那也死得干脆!这日子,迟死不如早死……

    领头抢粮仓的汉子(黄说的名字,我忘记了)个子高大,平时的饭量顶两个人,干活顶三个人。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好汉。经他这一号召,在床上挣扎的人,半夜三更爬了起来跟着去抢粮仓。守护粮仓的人,有可能心知肚明,一直视而不见,等饥民们抢走粮食后的第二天才通知区政府。县公安局查了一个多月,把带头的人查出来捆绑入狱。

    那汉子告别乡亲,昂首阔步,面无俱色。乡亲饱含泪水,像送亲人一样看着他离去。(县里把这汉子关了三年,释放出来当“坏份子”管制。)

    三姨父特别小心翼翼地对我说:“这事情,你只能悄悄给伯良一个人讲。我的儿子黄楷模、黄炳模,他们是解放前入了共产党的,现在已是地师级的干部,特别给我们打招呼:‘老党员家属,不能叫饿。不准给外人讲农村的情况’。好在,伯良和你不是外人。你们在大城市里好呵,每个月政府要供应二三十斤粮食。”

    这时,自已身上仅留几两,整的5斤粮票送给了三姨父。后来听说,三姨父也舍不得用这粮票,却被四川省事先不公告,就宣布“省粮票作废”。 人们从牙缝里省下的粮票,地方政府如此不讲诚信,大家心如刀割。

    黄宗煜讲的是实情。因为这次我回西充,得知大伯母罗蒙氏,因饿得发慌,在给生产队红苕地锄草时,偷吃了一根生红苕,有人向生产队举报后,队长张正茂当即叫来全队人,在红苕地边召开现场批斗会。烈日当空,晒得众人汗水长流,古稀之年的大伯母,当場被斗得晕到在苕地里。队长张正茂说罗蒙氏装死,用脚狠狠地踢了两脚才散会。几个地富老人,把大伯母扶回家中……大伯母苏醒过来后,受不了这种百般的羞辱,投堰塘自杀身亡。

    回到重庆后,我一个人进屋去见鲜伯良。

    土地改革时,我爸爸妈妈双双辞世,我们兄妹四人成为孤儿,我排行老大,当时12岁,最小的弟弟还不到两岁。大舅鲜伯良收养了我,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寄养在其他亲戚家里,天各一方。这次回乡,我看见寄养在二伯父母家的妹妹罗曼萍,因两位老人家都被饿死,由大伯母罗蒙氏(大伯父土改时自杀死)收留;罗蒙氏自杀后,曼萍只好跟着五伯父母;可是五伯父母的亲生女罗洪英已被饿死,我怎忍心让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曼萍跟着五伯父母让她也饿死呢?

    我没有征得鲜伯良的同意,将曼萍的户口迁到了重庆。这意味着鲜伯良要负担我的同时,还要负担曼萍的所有费用。如此大事我“先斩后奏”,心里十分忐忑不安(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鲜伯良被打成“老虎”,家中有五六个子女都在读书。七八口人生活也困难)。

    我一见鲜伯良,他就向我了解西充父老乡亲的情况。我遵照三姨父黄宗煜的“指令”,请他到里屋,将西充老家的状况悄悄地讲给他一个人听……

    我说,饥饿席卷大地,饿死的人不少,亲人们饿得连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吃力地将死尸拖出屋去扔在路旁的小沟里,铲点土盖盖脸,眼见着野狗把尸体吃掉。有个别饿得要命的,把死人的尸体悄悄吃掉。“人吃人”的惨剧时有上演!

    我如实地讲着,老人家仔细地听着。

    这时,我把罗蒙氏因饥饿偷吃一根生红苕被批斗致死的事讲给他听。罗蒙氏是我大伯罗俊卿的妻子,鲜伯良认识她。1960年秋,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后,是鲜伯良叫我回乡,去探望我的弟妹和伯父母。

    说到我二伯父母、大伯母和五伯父的女儿的死,以及曼萍挨饥受饿的惨况,我泪流满面。鲜伯良的眼眶里也饱含着泪水。他急切地问我:“你说罗曼萍现在跟着你五伯父母,可他们连自已亲生女儿都被饿死,他们养得活罗曼萍吗?”

    我埋头不语。

    “你怎么不开腔呢?”鲜伯良追问着我。

    我摇着头哭出声来,我喃喃地回答说:“跟着,跟着他们……跟着她,她,她的大舅!我没有经你允许,已经把曼萍的户口迁到重庆来了。”

    鲜伯良不但没责备我,还忙问道:“人呢?罗曼萍没有同你一道来重庆吗?”我急忙走出门外,把衣衫褴褛的曼萍带到鲜伯良面前……俗话说“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好亲不如郎舅亲”,十岁的小姑娘,第一次见到自已的亲大舅,痛哭着扑到他的怀里。

    鲜伯良不嫌小姑娘脏兮兮的一身和满头的虱子,似慈父般地说:“你不要哭了。你哥做得对,你的堂姐和伯父母被饿死了,你一个小姑娘,来到重庆跟着大舅是对的。”随即,鲜伯良叫来了他的小女儿鲜继韵,让她“带表妹去洗个头、洗个澡,换套衣服。”

    鲜伯良从他写字台的抽题里,拿出户口簿,取出他的私章,叫我代他写个申请,去给罗曼萍上户口。.

    鲜伯良对我说,“洪生,你妹妹是一条活鲜鲜的生命,你是应该知道我的,外人我都同情,何况是我外侄女,我能见死不救吗?你回西充听到的这些事,不准给外人讲”。我们城里的人,也知道农村有饿死人的事,但都是说“不准给外人讲”。因为那个年头,说政府负面的话,会带来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甚至会牵连三亲六戚。

    鲜伯良沉默了好一阵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讲出了1941年他帮助西充全县老乡完税的上述故事。

    他说“只要你给老百姓一点好处,他们一辈子都会记住你的。”当他回忆到此事时,总是说自己还欠了西充父老的感情。并一再说自已“只不过做了一点好事,那种感恩的场面,真是毕生难忘”。而此时,他再也无力回报乡梓,内心充满了愧疚之情……我看到他的老眼里又涌出了泪花。

    从这天起,鲜伯良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述了他几十年里的一些故事。有很多事,我还把它用笔记了下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07 15:45:1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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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乡下闲人  耕读不成去重庆

    鲜伯良的老家在川北西充县太平乡鲜家沟。

    鲜家沟的沟顶,有一座山叫洛玉山。洛玉山上林木葱郁,几十里外,都能看见这座林海。山顶的树林深处藏着一个巨大的石馒头,馒头中有一洞穴约七八平方米,洞穴正面石壁上有一尊神像,估计至少有上千年历史,神像被风化得似有若无,因此无人供奉祀拜。

    半山腰中,有一汪清泉,水声叮咚,滴入池中清澈见底。来自大山的泉水,夏凉冬暖,十分甘甜,这是鲜氏院子七八户人家的饮用水。路过这里的行人,都要用放在池边的竹筒,饮上几口,不管行人有多累,喝过山泉后均会倍觉神清气爽。

    鲜伯良的祖屋,就在这清泉旁边,房屋四周被浓密的柏树包围着。鲜伯良发迹后无论多么富有,请他父母到重庆过清闲的日子,他父母在重庆住不到三个月,就吵着要回鲜家沟,他们离不开故土,离不开故土上的这一泓清泉。

    鲜伯良的祖辈都以务农为生。

    父亲鲜春城农忙時下地干活,闲时赶场卖土布,以补家用。他对人宽厚,做生意卖布从来不挣“黑心钱”,按他的口头语“不亏人”。他不畏艰难困苦,少言少语,但若欺他过甚,他也敢说敢骂。乡邻们都知道他是“猫儿毛脾气”的好老头。

    母亲李高珍,秉性和善、勤劳刻苦;俭朴贤良,抚育五女三男,虽然不甚富裕,却省吃俭用,救济贫苦,有求必应,深为乡邻们称颂。土地改革时她被划为地主,但工作组发动穷人斗争她,无人愿意参与,乡邻们都说她是“阿弥陀佛”的好人。

    鲜伯良发财后,父母年岁已高,不再卖布和种田地,把祖上的几亩土地租给洛玉山丫口那边一位姓赵的穷苦人。这姓赵的家里有四口人,老母亲和他夫妇俩以及一个脚残的女儿。赵氏夫妇很勤劳,鲜春城就是看上他们虽然勤劳却依旧食不果腹,才把自已的土地租给他家做。形式上是租,实质上是救助。因为赵家人租鲜春城的田土,从来不交租子,只是新米出来,新玉米摘下来,送点给鲜家偿偿新也就罢了。逢天旱雨涝的年成,鲜春城还要救济他家。赵家人对鲜家也很好,主动在鲜家的一小块菜地上按要求种了各种菜蔬送过去。除此之外,鲜家的饮用水也是赵家在清泉池里挑去。赵家更知恩图报的是,土地改革运动中,鲜春城被划成地主,土改工作团没有摸清实情,叫姓赵的去批斗鲜春城,姓赵的说:“你们就是枪毙了我,我姓赵的也要‘良心’!我种他鲜春城老头二十多年的田地,他们连租子都没有收我一颗,有几年还倒贴给我……”。工作团把姓赵的奈何不得,又听到鲜春城尤其是李高珍在穷人中口碑很好,只好把鲜春城两口子划为开明地主。

    鲜伯良受父母亲的教育和熏陶,自幼就同情贫困乡邻。小时候他在小溪沟里捉到鱼,无论大小和多少,他都会给比他家困难的小伙伴;母亲给他的麦粑,也爱与小伙伴分享。有一年冬天,鲜伯良把自已的衣服,脱给路边一个冷得发抖的乞丐,回家去父母亲没有责备他,只是说“不要把自已整凉了”。鲜伯良却说,“我脱了衣服后是跑步回的家,这身上还在冒汗呢,不会整凉”。

    鲜伯良于1903年5月出生在祖房堂屋右边的一间木屋里。木屋无楼,开间5米,深10米。隔内外套间。外屋两扇木门对开,两侧有田字格木窗。里屋偏左是单扇门,开个园窗。在屋顶有三片玻璃亮瓦采光。跟其他木房并无异样。鲜伯良就出生在这间屋里。

    鲜伯良排行第四,但在男性中为老大,称伯。上有三个姐姐,下有四个弟妹。我的母亲鲜文秀,在女性中排五,嫁到罗家以后称“罗五姐”。

    鲜伯良六岁在三教庵小学启蒙读书。启蒙老师姓何,是清朝秀才,识字、背诵、写作,全是八股格调。作业的题目,都是照搬四书上的原句。秀才先生鄙视新学,对具有新思想的读书人瞧不起,认为他们薄学无德。1914年鲜伯良去县城考高小,考题是《读书宜先立品》。他按先生教的八股格式,顺序而写,不敢发挥,文理都没有抖清,最后是落榜而归。回家后,灰溜溜的鲜伯良,见了人埋着头,脸红得像关公。虽然何先生推荐去赴考的五人,个个都名落孙山,但鲜伯良认为这是他人生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于是在学校少言寡语,认真读书。秀才先生接受教训也变了调门,不再练习四书上的题,而以记事体、论说体命题练习作文。

    1915年鲜伯良再次赴县城考高等小学,考题是《业精于勤》,这个题目就有写的了,鲜伯良奋笔疾书,按时交卷。不日布榜,鲜伯良是全县第五名。回家后母亲格外高兴,杀鸡慰劳。尤其是父亲,赶场卖布回家听到这个消息,答应去县里读高小时给他做套新衣服。这是鲜伯良人生中得到的第一个奖励,他内心充满了喜悦。

    按照鲜伯良的说法,他“从小就有个正确的荣辱观”。儿时与伙伴们游戏,互有输赢,从不计较,而这“读书考学是正事,马虎不得”.三年高小读完后,鲜伯良想去顺庆(南充)考府属联中。鲜春城去求教何先生,这秀才却说:“现在读书又不能当官,何必花钱费时去读中学?”就是这么一句话,阻挡了鲜伯良的志愿,跟着鲜春城去赶场卖布。

    鲜春城卖布逢一、四、七赶附近的太平场。在太平他买了一个小门面,里面放满了白色的、蓝色的、青色的、咖啡色的窄扣门土布。有人看准了颜色,议好了价钱,他一定会问买者做上衣还是裤子,是大人还是小孩,大人的高矮肥瘦,小孩的年龄,男女等等,他都要问明白。鲜春城说,扯多了浪费,扯少了不够,凡他建议买多少,十之八九没有差错。加上他从不短尺寸,往往在最后一尺,都要加长三四寸。所以,很多人都愿到鲜姓的这个小店买布。

    鲜春城把“做生意,不亏心”的生意经讲给鲜伯良听,这对鲜伯良后来在重庆做生意“不亏心”,而实行“薄利多销”,影响很大。他逢二、五、八赶古楼场,三、六、九赶仙林场,逢十进货就不去赶场。鲜春城进货是由上家送到太平场的店中。赶古楼场、仙林场时就要自已把布匹背过去。每次要背货都是父子两人换着背。古楼场、仙林场没有店,是在街上摆摊卖布,卖不完的货就寄放在熟人处。

    刚开始鲜伯良对卖布还是有兴趣,可卖了半年以后,便觉得做这种生意没有奔头,尤其是古楼、仙林两个乡场卖得不多,他耍赖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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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11月,不到13岁的鲜伯良在读高小时,由父母包办结婚做了小女婿,妻子比他大5岁。那时农村有个说法,“女子16岁是头道年月,18岁是二道年月,过了二道年月结婚不吉利。”女家催着完婚。年幼的鲜伯良听父母安排,就这样草草成家。

    1918年高小毕业后,他不能去顺庆考中学,又不愿去卖布,于是父母逼着分家。鲜伯良不愿干农活,分家后由体弱多病的妻子下地劳作,他在家里煮饭。不到半年时间妻子病故,由此他深刻地体会到当农民的艰辛。妻子过世后只身一人,鲜伯良又回到父母身边与父母合住。

    那时西充农村把高小生当秀才看。鲜伯良这个“秀才”,文,干不了什么,又无人雇用。武,体力不能胜任,也不会种地。只好逢场天与同学喝喝茶聊聊天,有时候搓上几圈麻将……如此无奈地虚度光阴。妻子去了后,也有人上门介绍对象。但父母决意要为他找个会干农活的姑娘,最好是前娘后母夹磨出来的。因为在困境中长大的女子,才能吃苦,才能干农活。先后有人介绍了20多起,那时他游荡社会,不务正业,自然有很多女子瞧不起他。有瞧得起他的,他和父母又瞧不起别人。正如鲜伯良说的“不但君择臣,臣也要择君”。

    离鲜家20多里远的李家院子,一位名叫李升山的乡绅,在乡场上看见鲜伯良搓麻将时的机敏灵醒,总觉得这位青年只要“走上正道,必有出息”。于是托人到鲜家提亲,愿将女儿嫁给鲜伯良。

    鲜伯良知道李家是书香门第,女儿是后母教养。但不知女方模样如何?于是趁去乡场打牌之时,特意转到李家偷看,见李家姑娘样儿也还乖巧,于是壮着胆子与姑娘攀谈,没说两句,姑娘脸红了……他们都相中了对方。双方父母很乐意。这门亲事便成了,嫁给鲜伯良的姑娘就是与他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李筠。

    鲜伯良静静思考着:那么多人都瞧不起我的“游手好闲”,惟独李升山能在打牌的场所看得起我。他立志今后浪子回头金不换,一定搞个“名堂”出来让人看看,以报“泰山”知遇之恩。

    1920年,四川保路同志会的组织者之一的罗纶[11]宦倦回乡,在西充倡议攺革县事,成立县自治会。他认为教育可以救国,首先做的事情是办了两个速成师范班。

    鲜伯良读书之心复萌,前去应考,若能完成师范学业,当个乡村教师也受人尊敬。于是,他偷偷赶赴县城应试,终于如愿被录取,心中真是感到无比髙兴。可是开学时父亲鲜春城不支持他去读书而百般阻挠,鲜伯良得到了母亲李高珍暗中的支持,家里作主的人是母亲,他读师范的愿望实现了。

    鲜伯良在速成师范奋发努力,1921年毕业后,自感学识浅博,不堪为人师表。又考虑到教书先生每年的“六腊之战”—暑假和寒假期间,教师与教师之间为争取任职的竞争--自家没有后台支撑,是争不赢人家的。务农不成,教书不行,只能选择向外发展的上策。

    1921年7月,鲜伯良向母亲要了两个大洋,又把妻子李筠的私方钱一个大洋哄到手。怀揣着三个大洋,鲜伯良借口说去帮父亲进货,离家而去。

    几天后,当他母亲和妻子发觉他不是去进货,全家人为他的去向着急,经四处寻觅,才知他已离家出走。原来,在几天前,鲜伯良在远房堂兄鲜俊生的父亲处,打听过鲜俊生的通讯处。大家猜测,鲜伯良去了重庆。

    鲜伯良独自一人,由太平场步行到西充。从西充到重庆,虽有公路,也可搭车,但身上只有三个银元,他想,万一到重庆找不到鲜俊生又咋办?于是只好步行。西充到南充,他步行了一天,由南充到重庆,他步行了近十天。当他到达重庆时,把布鞋的底也磨穿了,双脚打了好几个血泡。

    到了重庆,在十八梯没有找到鲜俊生,他的三个大洋已快用完了,只好决定去朝天门码头下苦力以维持生计。

    他走到朝天门,看见苦力们帮主人提箱子时那副乞怜的眼光,他全身的毫毛都竖了起来,主人们火辣辣的眼光尤如芒刺扎在他的皮肤上。他觉得自已枉读了诗书,空有满腔热血,还大言不惭地说要搞个名堂出来。他一直不好开口帮人提箱扛物,就在码头的鹅卵石上走来走去。

    阵阵江风吹来,万般无奈的鲜伯良看着去弹子石的渡船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携老带幼,多么幸福!而自已跑来重庆“创业”,在这里上不沾天,下不沾地,举目无亲,囊中羞涩,也无脸返回家中。就在他觉得凄苦无助之际,说来也巧,他一眼发现从弹子石到朝天门下船的人中有鲜俊生,他觉得这简值是不可思议的事,真是天不绝无路之人,这是他运气来了的前兆!

    他飞也似的跑向鲜俊生,口里还未喊出“俊生哥”, 先紧抱着他,高兴得连说“找到了,找到了!”

    鲜俊生大鲜伯良四岁,他们是三教庵学堂的校友,鲜俊生高鲜伯良两个年级。鲜俊生毕业后不甘在鲜家沟务农,一过路人见他人高马大有的是力气,就把他带到重庆铜元局码头当了搬运工。由于鲜俊生有些文化,不到一年,他学会了记帐,成了码头的一个小头目。

    兄弟俩见面,格外高兴。没有几天,经堂兄介绍,鲜伯良在重庆铜元局当了工人。

    做工人的活,鲜伯良不如鲜俊生能干,没过几个月,经人介绍,他去刘湘统领的川军十师第四混成旅一个营部作司书工作,这样一来,鲜伯良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3)知耻奋进  能效范雎待须贾

    鲜伯良毫无优裕背景,祖辈世代务农,仅有速成师范文化,但他在命运多舛时,能知耻而奋进;事业通达时,能知恩图报,直至以德报怨于人。他的人格品行,深受世人尊崇。在他教育晚辈时,总是爱讲他那个“能效范雎之待须贾”[12]的故事。

    1921年冬天,鲜伯良当营司书,要造士兵们的花名册上报师部。这份花名册不是照名字抄写完事,而是要按营长的要求将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士兵们的姓名、性别、籍贯、出生年月日、入伍的时间等编造成册交上司审核后领军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弄虚作假,他记住营长的话,“你要编得滴水不漏。弄完后先交给我看一看。”

    他艰难地边想边造着假,造了三天,脑袋想痛了,手指写麻木了,还未完成任务。师部主管司书的邓佐卿来催要了两次花名册他还没有完成。于是,邓佐卿生气地当着众人痛斥鲜伯良:“你文不能眨眼,武不能抠疮,你还要懒!”这种批评,真把他挖苦得钻心透骨的痛,却又不敢反驳。但这句话让他牢丁记了一辈子,也成为他奋发向上的原动力。

    当天夜里,鲜伯良睡在床上,辗转反侧,通夜难眠,思想斗争激烈:干下去吧,叫人难受;不干,又往哪里走?回家,没有给父母争气,反让二老操心,也让亲友耻笑,更无脸去见“泰山”,比较一下还是留下好。邓佐卿骂懒,虽然与事实不相符,但得自我检查,看还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好,从今天开始,我应该更加用心努力地干。

    日月轮回。十几年以后,遭受过奇耻大辱的鲜伯良进人他人生的发达时期。

    1936年,曾经侮辱过他的邓佐卿登门拜访,对当年的不敬之辞心怀歉意,对鲜伯良的成功则充满敬慕。这时的鲜伯良已经是江海银行经理和复兴面粉公司总经理。

    鲜伯良真诚的款待前来造访的邓佐卿,他吩咐复兴面粉厂张迪元厂长等人乘座福特轿车在前开道,他陪同邓佐卿乘坐奔驰轿车在后,直奔银行和企业大亨们经常进出的陕西街 “留春幄大饭店”[13]。

    鲜伯良一行到了大饭店门口,侍者打开车门,将他们迎进贵宾厅。饭店老板沈通远看见常客鲜财神到,非常欢喜,亲自把鲜伯良引到供贵宾们洽谈业务的“春豪”雅间。邓佐卿进入雅间,看见这里的装饰之豪华,门窗之靓丽,桌椅之典雅,金杯玉盏之精致,令他这个过去的营级军人,现在的小船老板大开眼界。加上这么有名的大饭店老板对鲜伯良也如此尊敬和奉承,邓佐卿没有料到他原来看不上眼的下级,如今已是这么体面的人物。

    当鲜伯良请邓佐卿入上座時,邓再三推谢不敢入座。

    鲜伯良真诚地说:“你过去是我的上级,今天是我的客人,是请都请不来的贵宾,这桌酒席是专门招待你而设的,你不入上席,我们都不好就座。”

    邓佐卿仍不肯入座上席。

    张迪元厂长过来解围说:“请鲜总经理和邓老板一同坐在上席”。大家这才依次就座。

    点菜时,鲜伯良示意张厂长要了“留春幄”的招牌菜鸡皮鱼肚、龙虾、霸王别姬等,将很大的一张餐桌摆得满满当当。

    鲜伯良知道邓师司书喜欢喝泸州老窖,便吩咐沈老板取来最好的老窖酒斟满酒杯。席间,鲜伯良只字不提邓佐卿过去曾经骂他的事,而是互相讲诉分别这么多年以来的各自人生阅历,整个酒晏的氛围轻松热烈。

    临别前,鲜伯良托沈老板买来名贵点心送邓佐卿,以表示从内心感谢他的“教导”之恩。

    鲜伯良曾数十次对我和他的子女讲这个故事,其目的是教育晚辈要感激批评、甚至笑话自已的人,化羞辱为动力。

    恩欲报,怨欲忘。“我能效范雎之待须贾,而以德报怨。因为,正是受邓佐卿的严厉训斥刺激,才鞭策了我奋发上进,取得了后来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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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少年老成  胡郑兰争要司书

    1922年1月,由于鲜伯良的勤奋虚心和稳健务实,他所在的川军第四混成旅的胡营长和郑连长都在上司那里争着要他去当司书。他知道名义上连司书比营司书小一级,但连队里有伙食津贴,待遇比营司书还高。加上他与郑连长私交很好,于是便委婉地谢绝了胡中信营长的邀请,去郑连长名下当了司书。

    不久,兰成礼升任营长,他向团长反应“我所带领的营是新成立的,很缺人才,鲜伯良在连里当司书是大材小用,应该把他调到我的营里当军需”。

    团里争求鲜伯良意见,他想军需是中尉级别,要统率几个后勤兵,算是沾了点官气,他愿意去兰成礼的营上任。当他穿戴上中尉级别的衣帽时,顿时觉得自己长高了一截,有些神气活现。

    1922年7月,四川军阀熊克武[14]统率的一军和刘湘统率的二军打起仗来。刘湘节节败退,不到半年,就从简阳龙泉驿退到重庆浮图关。

    十师混成旅属二军,后勤虽然没有上战场,但是队伍被打散了,鲜伯良不愿继续混下去,向兰营长请了假,由重庆回西充老家过年。

    1923年的旧历新年刚过,胡中信得知鲜伯良已回西充,抢在他返回兰成礼的营部之前,派专人送亲笔信到鲜家,请鲜伯良到西充县城东街 “吉祥酒楼”相見。鲜伯良赶到县城,見到老友胡营长后,相互拜年问好,显得异常亲热。

    在胡营长专门为鲜伯良举办的晏席上,他举起酒杯向鲜敬酒说:“伯良兄弟,这次我來西充招兵,完全是冲着老弟在西充的人脉关系。我的旅長何金鳌,开始在涪陵收招旧部补充新兵、扩大队伍,何旅長答应我,招到一团人,由我任团长。总之‘喝得风来大家凉,水涨船高!’到那时我绝不会亏待老弟!”

    听完胡营长的话后,鲜伯良心里高兴极了。他心想,只要有个差事干,哪管他喝的风儿凉不凉,水涨了的船儿高不高。

    胡营长又说:“大年过完,你立即到西充双凤场去,成立募兵处。”

    双凤募兵总部大旗竖起来了,并委派了十几位募兵员到西充各场镇去招兵,双凤总部只留鲜伯良和几个差遣兵。在募兵处,鲜伯良担子最重,募兵员来往文件要办理;募兵员到了与他接头;新兵来了点名上报名册;发新兵招募费、去涪陵的路费、伙食住宿费等,全由他按人头数打理,从早忙到晚忘记了劳累。

    农历二月中旬,他们在西充招到八百名新兵后收起大旗,鲜伯良跟着胡营长,带着最后报到的新兵奔赴涪陵。大队伍路过重庆,在朝天门码头找到几条兵差船,鲜伯良带着几百人上了其中一条船,由于船上的舵手技术不好,船桨也不够,在顺江而下时水流太急,船撞在石滩上几乎翻掉,经一船人奋力抢救,才幸免于难。当晚他们几百人只好住宿在巴县木洞。

    第二天清晨,勤务兵悄悄告诉鲜伯良:“胡营长叫你去坐他那条船。”鲜伯良上船一看,只見船上有胡营长的叔父胡君迓、勤务兵杨洪勋、他很赏识的庞厨师和在重庆约去营里当副官的徐哭非。胡营长在船上备了酒肉菜饭。

    鲜伯良想,营里的军医--胡营长的岳父都未邀约在这条船上,胡营长真瞧得起他。到后来他才明白,之所自已如此受到器重,是因为募兵的一切费用,都要靠他做假帐报销。

    他们到了涪陵后,胡营长让鲜伯良关起门做了一个星期的假帐,报销了三千多元募兵费,胡营长从中就赚了一千多元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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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为找银子  独行深山真惊险

    1924年9月,堂兄鲜俊生任云阳县禁烟查缉处江口卡员,鲜俊生知道鲜伯良有点小聪明,又是自家兄弟,便约他去江口,齐心合力好干事。

    鲜伯良向胡营长请假,胡不同意。鲜伯良深知胡荣长的性格,便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你让我去吧,等我找到钱后,再来给营长效力”。

    胡营长听他这样一说,也不便强留。临别时给他饯行,又给了路上的盘缠。鲜伯良辞别胡营长后直奔云阳。从涪陵出发的苐二天,在去江口的木船上,鲜伯良遇見几个北洋军溃败下来的伤病员,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狼狈至极。他们头上包的纱布渗透着血迹,手里拄着树枝做的拐杖,相互挽扶着。鲜伯良是慈悲心肠人,很同情这些溃败的北洋兵。他想:到了江口还愁没钱用吗?于是他倾囊相助,将随身所带的钱都给了他们,伤病员们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点头称谢。

    到了云阳后,他在禁烟查缉处认识一位姓冯的卡员,才知道云阳到江口还要经过云安、南溪、长洪才能到江口,这90多里的旱路,没有船行。他向姓冯的卡员借了1元路费,第二天早晨背起行囊,步行去江口。

    云阳到江口的路人烟稀少,过云安场就进入了羊肠小道的山路,左边岩下是河,水流湍急,右边是笔直的高山,路从半山开劈。其中一段山路,大约二十多里,呈几字形,要沿着山折进又沿着山拐出,虽然山对面可见行人,但相隔甚远,大声吆喝也只能听见自已的回声。行人在峡谷中弯进走出,路程要远很多。四川人有句话俗叫“看到屋,走得哭”,说的就是这种盘山路。鲜伯良在渺无人迹的狭窄山路上爬坡上坎,他想,假如现在有人喊:“站住!要钱还是要命!”那也只好把仅有的一元钱和行囊全部交给他,保住性命是第一重要的事。

    传说秦末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汉军的粮食,就是通过山下这条小河运送的,纤夫们光着身子在河边崎岖的山路上爬行,为汉军的胜利作出贡献,江口还为刘邦建了髙祖庙。

    在这条险峻而寂寞的深山路上,鲜伯良孤独地行走着。不時从树上有一片枯叶落下,好像有人走动;不时有一块沙石滚下,恐是狼虎来了……最令人讨厌的是丛林中枯树上那只乌鸦哇!哇!哇!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孑然一身离乡背景、凄怆恐俱之情在鲜伯良心中油然而生。

    90里山路走了一天多鲜伯良才到了江口,见到鲜俊生后如释重负,旅途的劳顿烟消云散,满身轻松的鲜伯良立即买了一元钱的邮票寄还冯卡员,并附信致谢。

    鲜伯良在江口工作不到三个月,禁烟查缉处被撤销,他不但票子没有捞到,却还平添了一段涉险的人生经历,使他终生难以忘怀。

    无奈之下鲜伯良只好返回重庆,他无颜再去見胡忠信营长。

    鲜伯良在初出茅庐时,胡忠信营长就十分器重他。他苦无机会报其知遇之恩。1928年胡忠信所在的川军第10师垮了台,回西充家中赋闲,鲜伯良眷念旧情,拜托21军军部袁斌参谋长介绍胡到炮兵旅,当上了少校机关连连长。机关连是特种部队,特种部队杂支多,胡中信任连长两年,便捞了三四千元的好处费,担心事情败露,他辞职还乡。

    胡中信用贪来的钱在他的老家买了200多亩田土当上了田舍翁。鲜伯良本意是报答他的知遇之恩,结果却帮了倒忙。解放后在土改时胡中信被划成地主,吃尽苦头。这事让鲜伯良心中十分内疚,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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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山穷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25年1月,无颜去见胡中信的鲜伯良绞尽脑汁也没想明白去哪里谋生,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

    那一年恰逢鲜英替刘湘当代表从北平回重庆来办实业,鲜英是鲜伯良的堂兄,知道鲜伯良少年老成,做事努力用心,便推荐他到“新文化印社”作总务主管。鲜伯良大喜,碰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新文化印社主要业务是印刷《新蜀报》,鲜英是新文化印社和报社的董事长。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张澜就从北平写信给鲜英,让鲜英在重庆和陈愚生一起创办报纸,在四川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蜀报》的名称由此而来。

    《新蜀报》1921年2月1日,在重庆正式出版。在创刊时,就明确提出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主张破除一切旧的封建迷信、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支持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谴责买办商人顾凶毒打爱国学生。

    《新蜀报》曾先后邀请陈毅、肖楚女、周钦岳、漆南熏等进步青年担当主笔。吴玉章、杨闇公、恽代英、张闻天等人都在报上撰文宣传进步文化思想。

    《新蜀报》是重庆宣传民主的先驱。许多进步人士,先后在该报发表文章,较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主张。

    1927年“3.31惨案”发生,新文化印社经理宋兰轩被赶跑,经印社发起人鲜英、罗纬等一致推荐,由鲜伯良升任经理一职。他上任“新文化印社”经理后,勤勤恳恳的用心经营,当年即有盈利。鲜伯良用赚来的钱为印社添置了印刷机和铜字模,老板和编辑们对他这位“新来的”倍加赞赏。他购买来的印刷机和铜字模,对报纸的精美印制“功劳不小”,以至于他离职后的几任社长,都知道这是前任“总务、经理鲜伯良”给报社办的一件大好事。

    鲜伯良在与报社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过程中自觉学识浅薄,决心努力增进知识,他尽可能抽时间读书习字。在《新蜀报》付印前,他每字必读,每文必看,有不明白的地方则像小学生似的请教撰稿人,那些编辑和记者也喜欢上了这位勤奋好学的年青人。

    鲜伯良结识了《新蜀报》的社长、总编辑周钦岳[15],也认识和敬佩肖楚女[17]。鲜伯良因为好学而受到了他们的关注和赞赏。

    1960年,我在重庆六中读高三,学校请来全国政协委员、重庆政协常务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重庆老一辈教育家萧华清16]先生以学者的身份,给全校同学作《理想.前途.勤奋》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中他两次提到《新蜀报》和周钦岳。我知鲜伯良年轻时在《新蜀报》工作多年,便回家去问鲜伯良认不认识萧华清和周钦岳,他告诉我:“萧华清是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当然认识。周铭岳解放前作《新蜀报》的老板十多年,也当然认识。我年轻时爱看周钦岳的文章。《新蜀报》那群知识分子,对我影响很大。周钦岳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时,有次开市政协会议,我们在政协休息室见面,他主动向我握手打招呼,我们回忆《新蜀报》的事,他还记得把我叫‘总务、经理’,我叫他‘总编、社长’。肖华清和周钦岳的话,你们青年人听得。”

    近朱者赤。鲜伯良从最初出远门挣钱是为自已有个出息,给家庭父母争气,到此时则萌发了为社会作奉献的思想。 他毕生信奉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他人”的人生观,在这时形成。这是他后来身体力行,穷毕生精力实业报国,倾百万家财办学、济贫善举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原动力。他“君子取财要有道:为官者不贪要公,为商者不诈要诚,为工者不懒要勤”的人生观,也在这时基本形成。总之,他在《新蜀报》期间,受社长、总编和主笔的影响很深,得益匪浅。有这些思想作指导,使得他后来办厂经商,以簿利、质优、诚信为支撑,终成大器,尽其全力,为社会无私奉献。

    这是鲜伯良人生极其重大的转折,这段经历,让他的人格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从此,他与远房堂兄鲜英也成了忘年之交,这种交情在他们之间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点,以致许多人都误认为他们是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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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严格要求  扎牢根基稳上升

    1925年9月,刘湘任命鲜英接替何金鳌担任川军苐十师师长兼江巴卫戍总司令,司令部设在重庆。

    新成立司令部时,师长鲜英和参谋长王成章商量人事安排,鲜伯良在隔壁听見王参谋长说:“一等军需让鲜伯良担任。”

    “他年轻,不可以一下提得那么高。委任二等军需即可。”鲜英回答。鲜伯良听了很怄气。他心想,外人要提拔我,二哥是兄弟亲如手足,反而不同意提拔我。后来鲜伯良才认识到,鲜英对他严格要求,让他扎牢根基,稳步上升,这是在有意栽培他。

    俗话说,“跟着好人学好人”。自入“新文化社”后,鲜伯良不但从多方面充实自已,也寻求榜样

    鲜伯良说:“我跟鲜英学做人”。鲜英比鲜伯良大18岁。1925年鲜伯良22岁,事业处于成长期,鲜英已事业有成,两人地位相差悬殊,社会阅历更不能比。鲜伯良在晚年还常对人谦虚地说:“‘做到老,学到老’我这一生一是学鲜英,二是学张澜,他们的为人,我一辈子跟在后面学,一辈子都难学到手”。他把这两位良师益友当成自已的偶像。  

    年青时鲜伯良能够在鲜英的教导和影响下成熟,这是其他人难以遇着的机遇。

    鲜伯良很崇敬张澜,与张澜的交往非常密切。张澜也很看重鲜伯良,1944年川大学生把张澜的《说仁说义》讲演印成单行本,本中首页印有张澜的“好友备忘录”,在列出的十大好友中,最后一名就是鲜伯良。他之所以被名列第十,因是这些好友,数鲜伯良资历最浅,年纪最轻。

    鲜伯良在第十师的师部,名分上是二等小军需,但旅長、团长、处长和科长等都认可他,他也尊敬大家。他在军内建立了良好的人缘关系,办事得心应手,如鱼得水。

    1926年第十师师部移到隆昌,重庆这边的事务都交给鲜伯良办理。外人以第十师驻渝办事处处長看待他,把他叫鲜处長。

    鲜伯良身兼两职:新文化印社经理、第十师处長。他和军界、商界、政界、银行金融界、新闻报业界都有往來,这奠定了鲜伯良后来个人事业上的社会基础。

    1928年,鲜英调任善后督办公署参赞,李射斗出任师长。李射斗曾是鲜伯良在第十师的同事,又是西充同乡,十师在重庆之事李射斗仍托鲜伯良办理。鲜伯良知道李是用他过渡,便答应“帮助可也,不受委,不给薪,派人跟着把路跑熟”,并以帮忙两个月为期限。

    果然李射斗派了他的岳父跟随,到各处联系。这样,既不背被弃之名,又帮了忙增进了情谊。两个月以后,鲜伯良辞去处长之职,把工作重心移在《新文化印社》经理上,在社会上很是活跃。

    贾文秦是第四师军医处处長,鲜伯良在第十师時,就和贾结成了好友。1929年贾文秦升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部少将军医处長,邀请鲜伯良当少校科员。贾和鲜办事默契,鲜伯良很快又被提升为中校主任,专门管理发放第二十一军所属各级医院费用开支。

    鲜伯良在督办署各处也很熟悉,办事又稳健,贾文秦信任他。在军医处虽然只是个中校主任,级别不算高,但掌握财政实权,他办事爽快、透明,各科室对他也很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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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巧购公债  鲜氏兄弟赚大票

    鲜伯良在《新蜀报》的新思想影响下,对于挣钱也彻底脱俗,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常记着“君子取钱要取之有道”的古训。

    《重庆市中区文史资料》第5辑龙明桥先生写的《“面粉大王”鲜伯良》一文,对鲜伯良践行不贪、诚信、勤劳之道,巳有准确的评述。

    文化大革命中,重庆教育局编写出版的重庆中学“乡土教材”政治课本中有篇课文《资本家鲜伯良是怎样发家的》。当时,鲜伯良的小儿子鲜继锦,正在重庆六中读初中。鲜伯良听我给他读后,苦涩一笑,如鲠在喉,不置可否。

    过了好一阵子,他风趣地说:“这不是很好吗?年轻时我读师范后想当老师,又担心每年教育界老师两次争夺上岗而引发的‘六腊之战’,自己无后台打不赢,没有去教书,现在年近古稀当上教员了,这下好呵,没有人给我争啦!”

    这天,鲜伯良给我讲了他的发家过程。

    1934年初,刘湘任四川省善后督办,盘据重庆。为筹积扩军的军需发行库券公债,总额为银元二千一百三十万元。每月还本百分之一,月息四厘,利随本减,一百个月、即八年多后才能还清本息。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虽说是天府之国,是很富裕的地方,但兵连祸结,战乱频繁,则是全国之冠。

    重庆是川东要塞,也是四川军阀必争之地,战乱下的重庆人民,饱受军阀们连年打仗、抢夺地盘之苦,百业萧条。工业企业日子不好过,要求救济,商业企业东西卖不脱,要求减轻统一税率呼声甚高。工商界对刘湘发行这个库券公债均抱冷眼旁观态度,愿购者甚少。

    刘湘无奈,采取强行摊派措施,命令各商户以十足现金购买,商户被迫买进公债。“武人多反复”,商户们担心军阀此进彼出,不定时变换防区,到时库券公债一文不值,成为废纸。因此,商户们在买下公债后抱着收回一点算一点的想法,以一、二折大亏本出卖,只要有人敢买,那就谢天谢地。

    此时,惟独鲜伯良有远见。他对刘湘的库券公债,一方面持“拜王旗下是王臣,在王脚下愿王兴”;另一方面认为刘湘比别的军阀脑瓜子灵活,善于用人,智勇双全、气度恢弘,估计混十几年没有问题。于是,他大胆从商户手里先后买了二十多万元的库券公债。随即,将此库券公债转向银行押贷,数个月以后,他以收得的库券公债本息偿还贷款,净赚百分之八十五。

    这真是时来运转,鲜伯良通过购买公债瞬间发迹,成为巨富。

    鲜伯良向我讲完了他怎样起家的故事后,没过一会儿他又补充说:“你二舅,不,是你二舅娘,也是这次同我买刘湘的这种库券公债起家的。她发了去搞‘房地产’,我则去办厂开公司”。

    鲜伯良给我说的“二舅”是指鲜英;“二舅娘”,是指鲜英之妻鲜金竹生。

    “慈不掌兵,义不理财”。鲜英秉性平和仁慈,不喜杀戮,不适军界;为官廉洁,不善理财,更不管财,家中一切,全是鲜金竹生操持。鲜金竹生虽无文化,但却聪明过人,善于虚心向他人请教学习。

    鲜英之女鲜继平2005年在美国写成的自传《回首来时路》“鲜英发家史”中这样写道,“这时有一种‘公债’,由于谣传政局不稳,这种公债无法兑现。但是,当时四川政局反复多变,鲜金竹生听信友人劝告,倾其所有买了一大笔这种公债。后来,公债真的兑现了,鲜金竹生就赚了一大票,从而也就有了本钱,开始从事‘房地产’。”

    鲜英由妻子鲜金竹生理财。鲜金竹生相信鲜伯良的聪明睿智,按鲜伯良的运作方法,买商家手里的打成一、二折的库券公债,再通过银行提前在15个月内兑现,于是“就赚了一大票”。

    鲜伯良回忆此事时说,他买公债“说险也不险”,买之前就寻妥了此种运作的门路。后来与相关人成了忘年之交。

    从1925年到1930年在新文化印刷厂任总务、经理;1927年入股3000元成为股东,任新丰面粉厂监察、协理;1926年到1929年的三年时间,在十师当“处长”;从1929年到1934年的四五年时间,在新文化社任经理,在二十一军司令部军医材料处任科员、中校主任。多数时间身兼两职。把这八、九年时间里积蓄的钱,全部购买了打折公债。

    这次买军需库券公债与银行的交易,初步显露出鲜伯良在金融方面的才能,从而为其以后投身金融实业奠定了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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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图谋发展  江海银行显身手

    1934年5月,重庆盐商贾子宽、重庆新丰面粉厂单松年、富商孙树培等与上海原中国银行五省区(豫、赣、湘、鄂、川)区行行长洪苓西,合伙创办江海银行。总行设在上海,重庆设分行。

    鲜伯良有了人缘、才干基础,手中又有了钱,正想跃跃欲试图谋发展时,适逢江海银行重庆分行增股,他向江海分行投入1万元,被推举为重庆分行副经理。

    银行筹备就绪,经理贾子宽主张大买申票。买到手的申票到期时,上海因申票大涨兑不了现,只好补贴再买申票。不到两月申票大跌,本意企图大卖高涨的申票赚钱,却因申票急剧大跌,把30万股本亏空殆尽。这给江海银行重庆分行当头一棒,打得难以抬头。

    6月底,江海银行上海总行经理洪吟蓉来重庆分行了解情况,暗中和鲜伯良商量,要他筹备新股8万元,以顶替孙树培抵押的股票,用此条件作交换,鲜伯良可以被提升为重庆江海银行经理,调贾子宽为总行总稽核。

    鲜伯良与几位朋友商量是否接手重庆江海银行经理的职务,朋友们都支持他干。朱大为及其他友人认了七万元,他与王海楼各认伍千元,并订了合作协议。经上海总行批准同意,1934年8月,鲜伯良升任重庆江海银行经理,王海楼任副经理。此时,鲜伯良立即辞去二十一军军医处职务,专心致志银行业务。

    11月3日,国民政府统一货币,改用法币通行全国,中央银行可以通存通汇。刚接任经理不久的鲜伯良认为赚钱的机会来了。因为重庆的渝票汇兑成上海的申票,要交一千二百多元汇费,上海只收一千元。鲜伯良便叫业务员立即去银行公会交易所,在申票还没有下滑时,卖掉30万申票。业务员赶紧去照办了。第三天,申票果然跌到一千零几十元。为了稳妥起见,鲜伯良叫业务员立即买回30万申票。就在这三天之内的一卖一买,鲜伯良给银行赚了3万多元。

    同事称赞鲜伯良有眼光。银行信誉稍有起色,能够惨淡经营。

    到1937年7.7芦沟桥事变,“8.13”日寇侵略上海,8月15日重庆各商业银行普遍受到影响,欠中国银行200多万元付不出来。酝酿两天,200多万无法抵平,引起重庆的金融恐慌。无奈之下,请四川财政厅长刘航琛[18]从中斡旋。由重庆银行业公会发行重庆金融业库券。各行以放出款抵押栈单及四川财政厅所出库券和有价证券,提交银行公会,用票面金额七折取得库券,以资周转,得以过难关。

    江海银行资金不足,无力加入同业公会交换。幸亏得到川盐银行吴受彤[19]董事长帮助,由川盐银行代江海进行交换。

    日寇节节侵逼,沪宁相继沦陷。1938年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人口迅速大增。这时鲜伯良所经营的复兴面粉公司“麦穗牌”产品供不应求,业务发展很好。复兴面粉公司与银行相互支撑,江海银行声誉随之好转,存户增多,开始独立投入同业交换。第二年江海银行在合川设立办事处,稳慎经营存放款,终于每年小有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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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质低价高  新丰厂陷入绝境

    天津人单松年,1925年以四万元独资在重庆创设新丰面粉厂,这是重庆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到了1927年,又改为合伙经营,资本额增加为10万元。鲜伯良在此次增资中投入股本3000元,担任常务监察,后来又一度担任过协理。

    新丰面粉厂增资改组之后,恰逢1929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生丝在国际市场大量倾销,我国缫丝厂受到倾销的影响纷纷停产倒闭。位于重庆江北相国寺的淑和渝缫丝厂,也在此时被迫关门另谋出路。丝厂老板邹烈三,见新丰厂生产的面粉供不应求,就利用丝厂的厂房和动力设备,新购磨粉机转产面粉,并将丝厂改名为先农面粉厂,日产量达到300包;与此同时,杨学优也在南岸窍角沱原日租界内开设了岁丰面粉厂,日产量也是300包。重庆机制面粉厂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当时机制面粉每百斤为七元,土制面粉每百斤五元左右。小麦市价每百斤三至四元,可制面粉一点六袋,麸皮出售后还可折抵部份工钱,实际上机制面粉每包毛利在一元以上。由于机制面粉和土制面粉的价格悬殊,市民一般乐意购买土制面粉,机制面粉受到一定影响,出现供过于求,产品积压,经营三年均是亏损。为了解决产品的销售问题,1930年三个面粉厂组成三益面粉公司,按新丰、先农、岁丰“四、三、三”比例进行生产销售。三家联手后不但没能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因各厂降低质量,使机制面粉质低价高的情况更加突出,销路日益狭小,亏损越来越大,三厂的联营一年之后便崩溃了。

    新丰厂大量面粉滞销,使单松年束手无策,到1932年新丰厂已濒于停产境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叫喊“实业救国”,鲜伯良作为新丰厂的协理,利用这个机会,与川江航务处处长、新丰面粉厂董事何北衡商量,通过何与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20]的关系,以小麦作为质押,获得中国银行五万元贷款,生产得以支撑。

    热血青年鲜伯良,随即向单松年提出了“薄利多销”、“多中取利”的销售方针;单松年不愿采纳,于是他辞去了协理职务。1934年,中国银行发觉新丰厂押品不实,查封了它的仓库,工厂再度陷入危机。单松年向股东们提出再度增资,没有得到众股东的回应;他转而请求中国银行接手,也未得到同意;这时单松年登报公开招顶无人问津。新丰厂至此已无路可走,只好宣告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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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讲究诚信  买下新丰办实业

    当银行发觉新丰厂押品不实,虽然在两年前鲜伯良已辞去协理职务,但毕竟贷款是他经手,现在新丰厂无偿还能力,使他感到内疚,认为对不起帮忙贷款的银行朋友张公权。鲜伯良这时已经是江海银行经理,他的个人信誉正与日俱增,如果该项贷款不予解决,在金融界的信誉必将受到不良影响。

    为了偿还新丰厂所欠的债务,鲜伯良经过反复思量后认为:

    第一、机器生产必然会胜过手工生产,新丰厂的关闭是由于

    没有采用薄利多销的方针,以致造成产品积压,并不是社会不需要面粉;

    第二,他已是江海银行经理,如果再办一个新型工厂,资金上可以相互利用,他认定由他出面筹集数万元资金,也不会有多大问题。拥有数十万资金的朱大维,就积极支持他接手新丰厂,并承诺差多少资金都由朱大维补足;

    第三,就人力来说,西充老乡支持他。就人缘来说,一批中上级军政人员信任他。在充分估计了这些有利条件之后,鲜伯良经过再三思考,决定把新丰厂买下来,他开始了购厂的策划运作。

    鲜伯良首先与中国银行协商,当即得到银行支持。中国银行同意新丰厂所欠的五万元贷款分五年偿还,并将月息由八厘降低为四厘,这就顺利地解决了新丰所欠的一大笔债务;其次,原来的股东和私人存款共约三万元,在征得三分之二当事人同意后,转为新的股本;此外,又在朋友中筹集了五万元的现款。

    就这样,鲜伯良把购买新丰厂的款项凑足,用九万元买下了新丰厂,改名为复兴面粉厂。复兴面粉厂成立以后,又将其申请注册为复兴面粉公司。从所筹集的资金来看,除了购买新丰厂的资金,剩下的不过三万元左右,仅够维持两个月的产销费用,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但是,由于股东中的董事、监事多半是中上级军政人员,有的还是头面人物,如公司董事长鲜英,曾任川军十师师长,后又是刘湘部队的参赞;担任监察的何北衡[21]是川江航务处处长;贾文琴和朱大维是刘湘部队军医处处长和财务处科长;李汝衡是范绍增[22]师部的经理处长等等。这在刘湘称雄四川的年代,有了这些人物的参与,为当时复兴面粉厂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筹集复兴股本时,除了朱大维外,没有采取吸收大额股款的方式,而是凭借鲜伯良的社会关系,尽量吸收小额股款。此外,还邀集了一批应酬股,也被称为“功果股”,这种股只是为了应付情面,仅投入少数资金作应酬,并不过问企业的经营管理。所以在复兴面粉公司成立时,鲜伯良个人的股资虽然只占总额的七分之一,但由于其他人都不过问,或者很少过问生产、经营和管理,因此,一开始就形成了正如鲜伯良说的“我即复兴,复兴即我”的大权在握局势。在以后的年代里,若有股东退股,多数股份都是鲜伯良购回。鲜伯良的股本逐渐增加至资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成为最大股东。鲜伯良在复兴面粉公司的统治地位日益显著,连历届董事、监事名单都由他事先安排,所谓选举只是形式而已。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07 16:36:5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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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技改增效  它山之石可攻玉

    在承接面粉厂之前,鲜伯良就认为企业的发展要“薄利多销”。而多销的关键是低成本才有利可图,高质量才有人购买,二者缺一不可。当然宣传吆喝也重要,并非“酒好不怕巷子深。”

    鲜伯良在生产车间时细心观察发现,生产过程中机器不能将麦粒一次磨净,只能像石磨生产一样,要经过两三次回麸皮操作,不但多耗电量、人力,工时,而且影响出粉率和质量的提高。他当即叫来技师和熟手,现场研究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经多次试验,仍然没有多大改进,还是要回磨两三次。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鲜伯良知道好友卢作孚[23]虽然不是同行,但见多识广,门路宽,也许能想出办法。他抱着一线希望,去登门拜访,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说来凑巧,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不但包揽了重庆复兴面粉厂的水路运输,而且也包揽了武汉福新面粉厂的水路运输。武汉福新面粉厂老板和卢作孚是好朋友。通过卢作孚的介绍,武汉福新面粉厂老板同意鲜伯良派技术人员到汉口去参观、学习。经过现场观察,技术人员终于弄懂复兴面粉厂的回麸次数多,是因为四部磨粉机不能相互协调配合。还是通过卢作孚的帮助,鲜伯良请来武汉福新面粉厂技师的华尔英,到重庆协助改进技术设备。华尔英建议在武汉添购两部磨粉机和一些重要辅助设备运回重庆,设备安装调整到位后,终于一次将面粉磨好,日产量由原来的三百多包提高到上千包,面粉质量也提高了档次。

    生产效率提高了,下一步就该精简机构,紧缩开支,降低成本。复兴面粉公司对全厂职工实行按各种综合条件留优减员,对岗位和劳动力进行重新组合。

    复兴面粉公司成立时,留下了新丰面粉厂的技术骨干,而新招的西充老乡有相当部份是照顾乡亲的困难而进厂的,他们中有的进厂多时,也不能够适应工厂的作业,正好是减员对象。于是,鲜伯良亲自做安抚工作,讲明市场竞争的缴烈,不能走新丰厂的老路而关门歇业。要背水一战,“锅里有了,碗里才有”,不能大家等着饿饭。

    他亲自说服,对家庭困难的,多给一些补贴。对有经商意识而愿意留重庆的,资助去作小生意。有的自愿去推销复兴厂产品,卖复兴公司“麦穗牌”面粉和面条。被减人员能够理解鲜伯良,并从内心感谢他。鲜伯良就这样人性化地完成了企业的減员增效工作。后来企业发展扩大了,他又召回部份愿意回面粉厂工作的被减人员。在他的心中,总惦记着他们是“他从西充请来的老乡”。

    生产效率和质量都提高了,企业多余人员也精减了,复兴面粉公司理顺了内部的管理,鲜伯良便可以腾出手来抓市场竞争了。复兴面粉公司的竞争对手是先农、岁丰两个机制面粉厂和零散的手工土制面粉作坊。

    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可避免,鲜伯良暗下决心,在这场商战中只能赢不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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