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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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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田秉锷《江湖心雨》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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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九段 于 2012/12/15 8:26:2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序:一个人的江湖
菜九段文
天上掉下个田秉锷,于是便有了一个人的江湖。
田先生不是一个名满天下、著述等身的人,其影响主要在徐海一带,而远未播及全国,这与他的功力修为极不相称。因为在菜九看来,较之于那些名满天下、著述等身诸公,田先生的文字高出的可不是一点点,即以《江湖心雨》所包含的精彩,当今之世又有谁能望其项背。
窃以为,田先生的出现实在是一个异数,因为在我们这种荒唐世道,实不宜产生田先生这种精彩绝伦、辉映古今之人。如果是上苍垂怜中华道统之离散将绝,特降田先生来展示其固有风采,则为时代之幸。于菜九个人来说,田先生的出现更是上天的恩赐。田先生是我命中的贵人。二十多年前,菜九很偶然地认识了田先生,从此便一直得到田先生的关爱与提携——从指引研究方向,到提供发表阵地,到规范学术领域,菜九一步步地成长起来,并袭用了田先生的若干皮毛,渐渐有了招摇的资本。
田先生是菜九的前辈,学识水平更远胜于菜九,本不该由菜九来写田先生的推介文字,世上哪有学生推介老师的道理?但菜九自忖,对田先生蕴含价值的了解,当世或无人能及,何况《江湖心雨》一书是菜九央求了近一年的时间,才说动了田先生,从而辑录成集的。因此,至少菜九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学习心得。
江湖向来不是褒义词,但在田先生心目中,江湖还是颇受推崇的。他在《永恒的江湖》中坦言:“感知了江湖的博大——其大无所不包,江湖的生机——其机无所不化,江湖的规则——其则优胜劣汰,江湖的宿命——其命盈缩有期。”由此想到,菜九曾与田先生一起出席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亲耳听他自承在专家面前只能算是游击队。其实,那些与会专家的学术素养还真比不上田先生呢。田先生原本是有学术追求的圈内人,也有了不小的学术建树,但由于他的特立独行,总显得很另类。田先生最初让我心动的文字,就是他赠予我的《金瓶梅人性论》。按说这种偏向于学术的文字应该充满学究气,但田先生的洒脱自如让菜九深深折服。因为菜九也是有志于研究人性的,不曾想这种学术性很强的内容居然可以被打造成灵动无限的杰作,不由得心生景仰而效仿之。他后来越来越疏离他原来的学术圈子,可能正是受不了圈子里的迂腐气。菜九观察过一些学界大佬的文字,那真叫非常地高屋建瓴,但也非常地于事无补。田先生与那个圈子渐行渐远,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田先生看似淡出学术圈,做了一个江湖散人,实则是走进了无所不包的文化江湖,也只有这种无边广大的江湖,才能承载得起田先生的不羁之才,并让他获得了鲲鹏搏击九天的自由。田先生对自己要求较以往更高,且非常严苛,可以借用田先生《晚香斋笔记》序来界定其江湖操守:“放下文学的功利暂且不谈,我一直坚持认为,一个文化人、一个精神领域的劳动者,谁如果梦想用一点个人化的独特创造回报我们的人民与国家,他就一定要在文化的传承上先建立某种绵长的联系,接着须在创造实践中致力于某种超越,这才可以获得做‘文化人’最基本的认证。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混文化、玩文化,结果大抵只能混出玩出伪文化、自欺文化及欺人文化,时过境迁,一切这样的文化都必然灰飞烟灭。”他的自律应该是“江湖人能做的大抵还是结好自己的网,静待个人的萤灯鱼汛” (周庆明画集序)。

人在江湖的田先生到底结的是怎样的网,菜九以为他是在极细致地做着存亡继绝的事业。可以与之相较的,当数考古工作者的田野作业,只是后者发掘与拼接的是消失了的事件脉络,田先生的发掘与接续更侧重于已基本式微的文化元气及正在灭绝的民风民气的脉络。同样是抢救性的挖掘,田先生更着眼于挽回急骤下坠的道德人心。须知,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华道统,经过大规模多轮次有系统地长时间斫杀,早已气若游丝,其中很多可贵的东西只有江湖上才会有些微残存。所以田先生的步入江湖,实则是开启了一个更加崇高的事业。
基于礼失而求诸野原理,田先生近二十年精力都放在乡土化本地化上面,而徐州这块文化热土,又为田先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江湖运作空间。像马尔銮、庄静、刘惠民、张伯英、李蟠、山西会馆等若干历史记载片段,有些是田先生的独力发掘,有些是得到田先生的大力鼓吹,它们虽然只是揭开了历史的一角,已足以见证徐州这块文化宝地的丰厚蕴藏。很多事情,只须抖落覆盖的尘土,让其重见天日,其价值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文集中的相当篇什,可以视作田先生这二十年来的部分江湖心得,不仅反映了田先生在这块热土上的用功,忠孝节义等绵绵不绝的夫子之道也在他的文字中熠熠生辉。
我差不多读过田先生的所有著作,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还是《江湖心雨》里的80篇短札,将其视之为田先生一生中最炫丽的人生华章或不为过。经田先生点化而出道的菜九,对什么样的文字才能称得上好文字,也有一些管见私得,现借着田先生的文字,说出来与大家共同参详。
依菜九的菜鸟见识,好文字的要义是,守正道,持正义,有气力,有章法,有张弛。当此数者具,便当讲清楚,写流畅,做到洒脱而自然,流畅而有个性。以上诸要素,《江湖心雨》尽皆包罗,而且最为重要的守正道,又是田先生做得最好的。田先生的正道就是仁道,它不是空洞的大道理,实是由无数淳厚的乡土情致累积而成。田先生每见一善事,每见一可嘉许之处,必以最大的善意发现其蕴藏之美,并不悯言辞大力表彰出之。田先生此举并非滥用慷慨,实则是当今可以嘉许之事已成稀缺之物,任何一点真善美,于匡扶社会正义都弥足珍贵。尤其是很多陈年旧事,经田先生以大爱之心尽力描摹,顿时满纸生香,为当下污浊的生活,引入了一泓清泉,让仁爱的种子在社会上生根发芽。所谓拨乱世返之正,大概就是这种功效吧。长期以来,田先生不懈传递着江湖中蕴含的质朴,苏解着社会麻木的坚冰,“让每个人都从温情中受益”。所谓挽回一点元气,便留得一线生机。
《江湖心雨》涉及了多种文化领域,有文学评论,有艺术品鉴,有辞赋创作,有历史考据,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均精彩纷呈。如同一个江湖高手,无论什么样的家伙式,一旦田先生操之手中,都能舞弄出精彩。到底田先生是绝顶高手入了江湖,还是江湖让他成了绝顶高手?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但菜九更认可江湖的历练让田先生功力更高。因为《江湖心雨》全是近二十年的文字,而且愈往后愈好。何以年届古稀的田先生笔力竟然远过其盛年,观其序王先生画传或可窥其端倪。其曰:“王仲博先生的艺术成就,之所以高出众‘乡贤’,内中含着必然性之因素:国学奠基,为一;高端师承,为一;万里胸襟,为一;与时俱化,为一。”这四个必然,至少田先生得其三,其所未得者,菜九以为高端师承也。因为田先生所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师,如果真要寻其师承,当直继孔孟及前世诸贤。四者之外,就数江湖历练为其最大臂助了——远离了权力允许的学术游戏,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心智得以大开。田先生的事例揭示了一个秘密,就是与权力话语的距离越远,心智复苏的机会越大,所得也越多。
菜九对自己折叠语言的能力一向比较自负,但读了《江湖心雨》,就感觉到我的所谓能力,真是太小儿科了,至少是档次太低了些。因为不具备田先生的丰厚学养,很多东西尤其是境界方面的内容是出不来的。更令人感佩不已的是,田先生用简短的语句裹挟巨大的容量,往往一个句子就打穿了一个思维通道,让人看到一直在回避的种种真相。比如:
在生命的漂流中人们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周沛生《草木纪事》序)
“实录直书”的原则,往往让位于“为尊者讳”的谀笔。(《风雨岁月》序)
好在谎言与偏见的维持费用太昂贵,当撒谎者因撒谎而筋疲力尽,真实自然会水清沙白。(《邳睢铜抗战史新考》序)
统治与统治精神不是一回事。统治精神的实用形态又与它的原生形态不是一回事。(《北京立了圣人像》)
其实,前人是没有耐心等待后人的。(《梦寻勺圃》)
在今天,在中国,在美化自己与抹黑他人的完美结合中,“民间”的声音只能沦为“边缘话语”了。(为《马尔銮传》序)
生命奄忽,万物难久,芸芸众生,各自空忙,真的没有几个人能悟透生命耗散中的创造义务。(《读老耘书画兴怀》)
     在形而上的理性青空,美永远是飘扬不逝的呼唤。(《男性的尴尬。》)
此消彼长的人格较量从来都是时代历史的产物。(《哭泣创造人格尊严》)
     生命的胜利,并不是占有多多益善的岁月。(《时间恋》)
值得思念的历史,永远有凡夫俗子难以企及的精彩。(《梦寻勺圃》)

真不知需要多少力量与热量,才能将这些话语糅合熔结成一个整体。因为这些话最经得起咀嚼,当其蕴含的滋味被一点一点地咂出来时,顿时让人感到心如过电,欲辩忘言。而且田先生说这些话时,似乎根本没有发力,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劲道内敛,绵绵而出,用最轻灵的笔触,锻造出了最沉重的锤击,并一记记地落在人的心尖上,绵绵作痛,久久不已。
以轻灵的笔触,写沉重的话题,应该是田先生的独门神功——拆解的娴熟,叙述的平和,又那么收纵自如,不经意地就从他所点评的一切事物中,轻松自如地切割出普世的意义,给人启迪给人教益,而且都是田先生的独得之秘。
  
田先生的文字充分证明了这样一条铁律:只有能穿透历史的声音,才能给人以震撼。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人此话或者可与菜九所论相互印证——无论研究写作都是个力气活。宝藏在江湖,唯力大者得之。田先生的力气的核心是夫子之道。依田先生之见,孔夫子要么被利用虚饰,要么被误读泼污,目的都在于愚民。所以“误解孔子,于孔子个人造不成任何危害,受害的却是今天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 (《北京立了圣人像》)。田先生不受愚,所以有气力。最近菜九与田先生相约写孔子研究,最后发现根本插不上手,因为田先生所知太精深了,菜九也因此见识到田先生是如何从孔夫子那里获得正能量的。根据菜九的理解,田先生步入江湖之前是主攻文学评论的,这一点已充分体现在他众多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非常到位的评价中。他的江湖作业用到最多的,又是后来增进的解剖历史的功力,此功力绝不在文学评论之下。在田先生这里,这两者又完美结合、密不可分,犹如双剑合璧,威不可当。所以,田先生每每从一个事件一件作品中解读出无穷无尽的内涵,比如读万历皇帝,读金瓶梅,好像有无数的门径可以进入,并读出无数迥乎常人的世相。此时的田先生,在菜九心目中如同大闹长坂坡的常山赵子龙,一身都是胆,招招都见血,在整个中国大文化的领地里往复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田先生见证了太多的苦难与堕落,洞见到苦难与堕落背面隐藏着的深层内核,但他的文字并没有多少愁苦之声与愤懑之色。因为他仍然坚信只有“当人性恢复了良知,历史才随之恢复记忆”(《庄静文集》跋)。“人性向善、向上、向好、向美是大势”(《历史的深处》小序)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动摇。所以他的文字总是那么平和澹定,从容不迫,充满智慧。
正因为这样,所以田先生的文字最能唤起人们的思考与警醒。而他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如同钻石有着无数的面,面面均折射出他无穷的光芒。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文是字是画是事是历史是现实,一旦触动田先生的机栝,他心中丰厚的蕴藏,那些对人生的深度思考,便如长江大河奔腾而出,与其所评论物事融为一体,很难分出他是在评物还是在述己,而且这类深刻的思考在集子中俯拾皆是:
阅读是一种因为了解而接近的过程。文学人不能靠文学而安身立命,但文学却可以涵养其人性。(《与梦同行》序)
命运真是不能以“后果”来修定“前因”的!(庄静文集序)
历史情结不是单纯的“回头看”,在“回头看”的那一瞬间,你如果愿意倾听,历史会告诉你许多的隐秘与玄机。(《民间百态》序)
“冤”的话题,太沉重。在中国,没有人扛得起。 “冤”的话题,也太暗昧。在中国,亦没有人勘得破。(《马尔銮传》序)

田先生似乎不以写诗著称,但人们可以从他的笔下看到诗情满怀,诗样的语句在他的文字中处处流淌:
  百年冷却,热血是否还有春温?百年漂洗,记忆是否还会殷红?。(《“戊戌六君子”百年祭有感》)
原创的画,方有“大美”。惟“大美”之作,可与天地齐物!鲜活的画,方有“生命”。惟“生命”之歌,可与风雷交响!(《读尹成先生的花鸟画》)
历史,在中国民间故事中现出本相。人民,在中国民间故事中找到位置。(《写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徐州分卷〉出版之际》)
作家使命感愈高,则创作真实感愈低;作家应时之笔愈多,则传世之作愈少。(《故乡寻梦》)
传统的脉络,遥接宋元;造化的濡染,映照当今;在无限江山与圆熟技法的结合点上,浸润为美仑美奂的时代画卷。(《超越仁智的拥抱》)
欣赏曹杰书法篆刻,于现代人的审美创造中你会隐隐聆听到中华书道的千秋回响。(《曹杰书画集》序)

永远是作品说话。永远是欣赏者的理解破译创作者潜藏于作品中的暗寓。永远是形式变革承载精神超越。永远是创作与欣赏的双向互动成全流行再扬弃流行。(《李天池金石书画精品集》序)

我最心折田先生讲清楚的功力。他特别擅长以简短的文字包容很宽泛与深奥的内容,常常在短小的篇幅中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风土人情的信息量,历史演进的信息量,文化艺术的信息量,价值取向的信息量,而且都是正能量。我从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当代人做到这一点,这也是田先生始终让我景仰之处。
我以前向朋友推荐田先生担任学术指导时,声称没有什么是田先生不知道的。但《江湖心雨》一书,让我觉得田先生胸中所藏又远远高出了我的评价。因为知道与知道得鞭辟入里,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年介绍菜九与田先生结识的冯保善先生曾经感慨道,田先生是大才,如果不是局促在徐州一隅,绝对是可以发挥更大影响的。菜九也为田先生而抱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等到有了点长进之后,便觉得早先的抱屈世俗了一些。我等抱屈的意思无非是以为田先生的影响不大,实在是一件亏大了的事,实际上亏的并不是田先生,而是整个时代整个民族。当年老子青牛出关,被关尹子截住,留下了道德五千言。不若此,则老子默默无闻。但五千言于老子何干何惠?不留五千言无损于老子,损的是中华民族嘛。田先生名声盛否,又与田先生何干?世人不知田先生,损失的是世人嘛。其《读老耘书画兴怀》曰:“老耘走了,把书画留在人间。在灵魂深处,他相信自己,他也相信时间。”这既是在写刘惠民先生,也可以看作是田先生对传名一事的夫子自道。当年的老子、孔子,也都是没有庙堂话语权的江湖散人,最后还不都步入到整个中华文明的正中央?如果认可《邳睢铜抗战史新考》序中所说,“一本书的价值,永远与它所提供的精神营养的多寡相关”。那么田先生自己的书,一定会因为能提供足够多的精神营养而具备了不朽价值。

一直以来,菜九对那些有可能传之久远机缘的人不住灌输,要早日圈定个人的领地,建一园,筑一山,凿一泉,植一畦,然后可以徜徉其中,终老天年。我也始终在揣度,到底什么是田先生的个人领地,但始终没有得出个所以然来。经过反复研读《江湖心雨》后,不免对早先的私心忧虑哂然而笑,菜鸟就是菜鸟,总是那么小家子气,田先生又哪里会稀罕这种菜九翘望不已的个人领地,他早已真实地拥有了一个江湖。
人事有代谢,江湖则永存。江湖何以永恒,无非是其无所不包。田先生结构出的文字的江湖、学问的江湖,亦当作如是观。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2/12/23 8:23:49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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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15 21:11:2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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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湖 心 雨
    目 录
    序:一个人的江湖(菜九段)
    第一编  春风望雨——序跋
    1.人有难 天知否——岳德章《马尔銮传》序
    2.让历史唤醒家国关注——杨蕴《邳睢铜抗战史新考》序
    3.羽化而登仙——《老耘书画集》序
    4、天地悠悠 惟美可传——《王仲博书画集》序
    5.刀光剑影,孰罪孰功?——菜九段《屠刀集》序
    6.嘤鸣友声满江湖——李鸿民《徐淮唱和集》序
    7.永恒的江湖——《周庆明画集》序
    8.生命旅行与艺术留迹——《李天池金石书画精品集》序
    9.永恒的巾帼风华──《庄静文集》跋文
    10.天命有待——《草木纪事》序
    11.天地何长久  人道居之短——李承《路》再版小序
    12.心路花雨入梦来——赵军《与梦同行》序
    13.徜徉于奸雄与英雄之间——董尧《北洋兵戈》序
    14、超越仁智的拥抱——《西楚山水画会会员作品集》序
    15.一路花雨是平生——《郑正画集》序
    16.向心海漫游——栾晓明《血月》序
    17.孤舟横海照月华──《樱桃小镇的女人》序
    18.生命因选择而鲜活——丁召山《风雨岁月》序
    19.珍藏生存的密码——宋传恩《民间百态》序
    20.生命,如果是可以穿越的——李雨晨《光阴的升华》序
    21.炼就精金方为“书”——《曹杰书画集》序
    22.太虚幻境谁逍遥——《故乡寻梦》序
    23.盘马弯弓尽骄姿——张劲书法赏识
    24.沛泽剑气开紫云——读纪伟书法兼论“泗上书派”
    25.暗香浮动中的流年风华——读杨刚良《晚香斋笔记》留言
    26.吟诗好似成仙骨——读胡成彪诗词有所感
    27.丝路剑气独萧然——李德西书法看罢碎语
    28.《乡风》发刊辞
    29.《徐州风光》序
    30.岳海映雪照南天——铜山《岳海孙氏族谱》序
    31.聆听永恒的人民话语——写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徐州分卷》出版之际
    32.龙在我心——写在《龙图腾》文前
    33.领异黄淮墨牡丹——《冯梦白画集》序
    34.要唤醒红楼梦,先唤醒自己——周伯华《红楼梦新探》序
    35.浩然与溟涬同科——菜九段《历史的侧影》序

    第二编  夏云唤雨——赋铭
    1.紫荆赋
    2.徐州赋
    3.沛公园赋
    4.金石园赋
    5.敬安赋
    6.宝莲寺赋
    7.好人赋
    8.康馨园赋并序
    9.康园小记
    10.墨洁堂小语
    11.清园记
    12.麦香小筑记
    13.田氏族谱八修序
    14.圣旨博物馆建成碑记
    15.珠山公园建设记
    第三编  秋月思雨——随笔
    1.“戊戌六君子”百年祭有感
    2.“宽容滞后”与东方智慧的自我消解——展读《明史》的文化反思
    3.哭泣创造人格尊严——“魏晋风骨”又一面(纸本稿)
    4.怀念流失的国土
    5.东方有绿林——中国“树文化”演绎(纸本稿)
    6.梦寻勺圃——对张伯英先生迟到六十周年的缅怀
    7.徐泗如有待  千秋曜魁星——李蟠生平简述
    8.一篇诬告大字报──晒晒己卯顺天乡试“揭文”
    9.刘邦给我们留下一面“五星”红旗——汉高祖刘邦的“遗产”点击
    10.人心倾斜与中国历史分合——以两汉三国为例
    11.男性的尴尬——兼及《红楼梦》的“性别观”(纸本稿)
    12.摇落深知宋玉悲——《金瓶梅》的美学眩惑
    13.历 史 惰 性 的实 证 形 态——《金瓶梅》的世俗文化
    14.北京立了圣人像——兼说对孔子的“误解”与“利用”
    第四编  冬雪梦雨——片扎
    1.有生命,呼吸也精彩——观尹成花鸟画
    2.漂流长江——吴以徐印象
    3.时间恋:东方长梦的残局(纸本稿)
    4.中国古代“公车族”(纸本稿)
    5.又见流萤
    6.“状元碑”出土记
    7.徐州状元碑园游记
    8.“三十三间楼”见证
    9.“银箱子”劫案
    10.风雨明祖陵
    11.卡拉麦里野马
    12.喝咸水的骆驼
    13.徐州山西会馆碑刻解密
    14.八年《守湖州》清名满界首——徐艳琴抗日时期掠影
    15.徐州:运河记忆——一座城市因水而生的文化追述
    16.心怀苍生之忧——未刊稿《政治诛戮》卷首语
    17、无真相  即无真理——由《文汇报》一则“旧闻”引发的辨析
    18.腾云气势壮神州——徐州书画源流述略
    19.刘永福:因时势而被夸大的近代抗法英雄?
    20.《沛县历史文化丛书》还史于民


    第一编  春风望雨——序跋
    人 有 难  天 知 否
    ——为《马尔銮传》序

    读岳德章先生的《马尔銮传》,我内心的悲凉无可名状。
    或许,是岳德章先生的作品,触动了我刻意回避的一个历史主题;或许,是这一主题的悬疑结论再次让我陷入茫然。
    《马尔銮传》叙述的是一个真实的英雄传奇。
    1938年,日寇侵华,占领徐州。家住徐州北郊、即铜山县第二区口上村(马家口)的农民马尔銮毁家卖田,置枪购炮,拉起队伍,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战。他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农民。拉起的队伍一个团,人称“马团”。 自然,“马团”像她的缔造者一样,也是一支超乎党派而存在的军队——真正意义的“人民军队”。
    八年抗战结束,马尔銮认为自己完成了抗日的任务,所以,解散“马团”,即开始了经济创业。当时,他也没有忘记,将“马团”最好的枪支送给了共产党人胡大勋领导的“运河支队”。
    回顾马尔銮与他农民兄弟的抗战,同共产党的游击队没有摩擦,倒是与国民党的游击队、即铜山县县长、保安司令耿继勋的队伍发生过碰撞。待日军投降、全国相庆的时候,评价马尔銮的抗日之功摆在了当时的政府面前。让今天所有的意识形态宣传家不愿承认的是,他八年的老对手国民党人耿继勋没有贪天之功,没有指鹿为马,而是将马尔銮的抗日事迹上报“党国”,故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予马尔銮特别通令嘉奖,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同时还奖励他一笔丰厚的奖金。
    又过了五年,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共产党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马尔銮被捕,1951年,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杀于徐州南郊黄茅岗,罪名是“匪首”。抗日的“马团”定性为“匪”,马尔銮自是货真价实的“匪首”。
    “哪个坟头里都有冤死的鬼。”这是童年在田野里躲疟疾、躺在韩家老林的大桑树下听母亲说的。那时的印象极为淡漠,死是个遥远的话题,鬼是个朦胧的存在。今天,读《马尔銮传》,突然忆及老人的叹息,它穿越时空,凝聚了更多的无奈与悲凉。
    “冤”的话题,太沉重。在中国,没有人扛得起。
    “冤”的话题,也太暗昧。在中国,亦没有人勘得破。
    基于“伸冤”之难,或“翻案”之难,我钦佩《马尔銮传》作者的文化清醒和历史良知。看来,他是要以只手倒悬日月的气度,来为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群体的爱国事业寻找一个不被扭曲的“名分”或晚了一个花甲的人民“认可”。
    “正”与“邪”,“是”与“非”,早已在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判定了。但“民间”的话语是没有法理性的,也是没有权威性的。因而,我又怀疑岳德章先生的《马尔銮传》在表明了个人的文化立场后,依然无法更改那个冷漠的权力对马尔銮的不实之判。
    中国现代史的结论因为党争的背景,注定是二元的。在今天,在中国,在美化自己与抹黑他人的完美结合中,“民间”的声音只能沦为“边缘话语”了。
    “悲观”之为虚妄,正与“乐观”同。所以,我仍然愿意抱着黎明的期待,看历史囘漩到日月朗照、鹿马显形。
    马尔銮,是人民英雄,是国家英雄。他不是党派英雄。故而,一党一派的否定,还不是历史的终极结论。一个生命会死亡,一个家族会沉沦,一个团体会消失,一个时代会结束,但中华民族是不会消亡的,所以,民族的英雄必将永存。
    “伸冤”与“翻案”,倘若是针对着古代历史的,那还是一个“自由话题”;倘若针对着的是一个现、当代问题,则必是一个不准老百姓七嘴八舌的“禁题”。《孟子•公孙丑上》引《太甲》语曰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而社会的“冤枉”,“天作孽”者极少,而大都是“人作孽”使然。一部人类的灾难史,即是一部“人作孽”的记录,与“三年自然灾害”、“七月唐山地震”等基本扯不上关系。将“人作孽”硬宣传为“天作孽”,一是推卸权力本该承担的责任,二是“欺民”,三是“欺天”。
    马尔銮历经刀兵,他见过血——日本侵略者的血。所以,临刑,他慨然而赴。“五十一年又是一条汉子”的期许,有些迷信,又充满豪情。在心里,我敬他。敬他爱国,敬他爱民,敬他有血性,敬他有作为。
    《马尔銮传》是一个爱国者的命运悲剧,是一部被人为颠倒了的历史,是一曲欲哭无泪的挽歌,是一笔有借据却无人偿还的旧债。“冤有头,债无主”,连判定他死罪的人都灰飞烟灭了,我们还向谁诉求?
    《马尔銮传》的另一个学术价值是,它将以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斗争与牺牲,补充、丰富那部残缺的党派色彩浓烈而“大话西游”式的“徐州抗战史”。
    仰观高天,日月轮回而无声,这让我相信大自然是漠然于人间悲喜的;而反观人间,在经受了一遍又一遍的宣传淘洗后,谎言还是没有多少“人心”的市场。《马尔銮传》的刊行,或许是一份“抗拒忘却”、“抵制愚民”的纪念。
    在毛泽东还是一介书生的时候,他写过一阕《贺新郎》,是赠给他爱人的,词中有句云:“人有病,天知否?”今日借来,改易一字,算是对马尔銮的追念。
    2011年10月秋深于徐州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17 11:54:55    跟帖回复:
       第 3
    让 历 史 唤 醒 家 国 关 注
    —《邳睢铜抗战史新考》序

    ——抗日战争虽然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但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党派的意识形态宣传,又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对同一个战争、同一个胜利有着不同的认知。近年,对立的认知正在互相靠拢,但还不能说已经统一于一个客观真实。曾经“伪史”流行!曾经“伪识”泛滥!曾经功过易位、皂白错置!曾经强分过“红色”抗日、“蓝色”抗日、“积极”抗日、“消极”抗日……其实,这都是与血、与火、与牺牲、与人民命运、与民族道义不在一个价值范畴内的强词夺理。


    杨蕴先生所著《邳睢铜抗战史新考》一书,是经陈恒礼先生介绍予我的。青眼相望,嘱我为序,且有“以助声色”之期待。其实,一本书的价值,永远与它所提供的精神营养的多寡相关,序、引之类,山间之浮云、水上之波影而已。
    我每每怀着敬畏之心思考历史,并一直忌惮于以所谓批判的、扬弃的、优于古人、高于前鉴的“革命”态度评说历史。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不是不想,而是无权。可以拥有的,或仅是阅读的选择及思考的自由。
    近年,“抗日战争”又成为历史思考的热点。杨蕴先生顺应这个大势,推出了《邳睢铜抗战史新考》。环境的因素之外,我以为或是作者的民族责任心促使他作出了个人化的历史判断。
    该书稿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史证”,第二部分“战事”,第三部分“人物”。全书二十多万字,附历史图片近二百幅。
    “史证”部分的亮点,是作者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侵华日军在徐州地区的调防情况,以及国共两党领袖人物和军政要员在邳、睢、铜地区的联系。“战事”部分的看点是作者运用编年体式,系统介绍了日方、伪方、国府方、中共方的军事斗争情况,并对邳、睢、铜根据地所发生的著名战斗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记述。“人物”部分的看点是对八路军、新四军系统六十位县团级和将军级以上人物的简历及征战邳睢铜的简况予以介绍。
    书名既标为“新考”,作者确在“考”字上下了一番功夫。即便不能对每一桩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人物做出详尽的考索,但对大事件、关键人物的考辨则是用力颇多、收效甚佳的。资料上的突破,还在于部分章节引用了解密不久的历史资料。
    而我对该书的欣赏,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对徐州地方抗日斗争历史的客观把握和公正认识;二是它将坚定而忠诚的家国信念灌注于文本的始终。
    抗日战争虽然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但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党派的意识形态宣传,又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对同一个战争、同一个胜利有着不同的认知。近年,对立的认知正在互相靠拢,但还不能说已经统一于一个客观真实。曾经“伪史”流行!曾经“伪识”泛滥!曾经功过易位、皂白错置!曾经强分过“红色”抗日、“蓝色”抗日、“积极”抗日、“消极”抗日……其实,这都是与血、与火、与牺牲、与人民命运、与民族道义不在一个价值范畴内的强词夺理。好在谎言与偏见的维持费用太昂贵,当撒谎者因撒谎而筋疲力尽,真实自然会水清沙白。就《邳睢铜抗战史新考》一书而言,它不可能洗尽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浸润,但是作者已经做了真诚的努力。
    七十五年前,全面的抗日战争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其时,是一种外部的、恶的力量让安逸的、懦弱的、麻木的、各顾各的中国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洗心革面,奋发而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八年抗战,千万人牺牲,这才迎来胜利。一个小国,欺负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国际上的支援,后果仍难以推断。我不能释怀的是:一个养兵千日的中华大国,何以要让平民百姓们拿“血肉”、“筑长城”,去自己保卫自己呢?一部抗日战争史,既充满可歌可泣,又充满反日仇日,何以淡化了当时的国家责任和民族痼疾呢?当国家需要智者而缺乏智者,当国家需要英雄而缺乏英雄,当国家需要呵护而缺乏呵护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只是谴责侵略者。羊弱,狼则逐之;牛健,虎则畏之。有“大民”则有“强国”;有“小民”则必“弱国”;当国家权力大面积腐败,当“人民”被虚拟化、渺小化的时候,当平民百姓因贫富的极端悬殊而失去“幸福感”的时候,甚至当富人因极度的富裕而麻木了富裕、并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国家兴亡还能找到人民吗?从这个思维视角扫描抗日战争的历史,相信中国人都会渐渐变得聪明起来。“人民”爱“国”,还要“国”能爱“民”。
    进而,我要感谢杨蕴先生以他所著的《邳睢铜抗战史新考》一书,重提一个被人忽略的主题,此即重振爱国主义。而今的思维惯势是,每提“抗日”,必导“仇日”。 仇日恨日,作为历史情绪,可以理解;但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内部问题。内部问题永远要内部解决。呼喊“仇外”的口号,只是口号,无助于让中国的老百姓幸福。如果认为“爱国主义”太大、太难以把握,我想不妨让权力者们有一点公正之心、知耻之心、廉洁之心、敬畏之心,让无权者们有一点责任感、正义感、团结心、上进心……人人都知道有个“家”,也知道有个比“家”还大的“国”。倘能如此,鲁迅所忧虑的“国民性”的痼疾也就药到病除了;“九•一八”不会重演,“八•一三” 不会重演,“七七事变”亦永远不会重演。
    在“国史”的大体系里,“地方史”每每以它的丰富细节还原历史的生动性和亲切性。《邳睢铜抗战史新考》是一本会让徐州人重温历史,进而焕发家国之情的好书。为之序,并与读者共勉。
                      
    2011年3月7日于徐州黄河新村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21 22:38:48    跟帖回复:
       第 4
    羽 化 而 登 仙
    ——读老耘书画兴怀

    老耘先生辞世翌年(2000),经董尧先生策划,由岭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老耘书画集》。老耘先生的书画作品得以大大缩小了的印刷形态刊布天下。
    局外人咸为先生憾:以九十三岁的高寿,有生之年,竟然未能亲见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此非终生之痛乎?
    这是活人推己及人的善意,但已与永逝者无涉。听董尧先生说,老耘先生作书作画近八十年,一路散花,一路遗珠,似乎已经充分领略了自由挥洒的快意、并展示了半赠半鬻的风致。他对“出版”的“从无兴趣”,没有矫情的色彩——原作以原色原大流布于民间,不是比压缩了、易质了的集纳形态更真切地体现了艺术的生命力和生命的艺术美吗?相比于那些痴痴以著“书”、却无“说”可立者,老耘先生的拒不出书,则绝对传递了一个书画大家的自信。
    2007年,老耘先生仙逝第九年,又是董尧先生与郑正先生共同策划了《老耘书画二集》的出版。作为老耘先生的入室弟子,董先生亦已七十有七。虽然步履轻健,文思敏锐,毕竟岁月雕镂,今不如昔。但董先生是知难而上者。师生情分,乡邻道义,二有其一,他都会殚精而赴;何况在“文革”动乱中他们还有一段同被践踏的命运呢?董尧先生之幸,幸有名师之诲;老耘先生之幸,幸有高徒之敬。世道日变,人情日新,能遭逢如此“老派”的师生之谊,我不敢再以浮言虚誉相赞。郑正先生亦老耘先生弟子,八十有三,耄耋之年,仍热心恩师遗集编著,诚可感也。
    《老耘书画集》卷首,曾刊有二序。一为董尧先生的《蛰居未必不风流》,一为叶耀才先生的《可惜无声》。两篇序文,虽各有侧重,但相辅相成,映显了老耘先生作为书画大家的风采。董序披露了一则艺术轶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老耘先生持草书作品“墨林人瑞,鲁殿灵光”条幅谒见齐白石,齐翁当即题赠:“惠民(老耘名)笔墨活脱灵动,再努力必不让张癫醉素也!”这一勉励式的“不让”的预言,借了老耘此后数十年的“努力”真正得以实现。铺展开老耘先生的苏轼《前赤壁赋》草书十二屏(137㎝×41.4㎝×12㎝)和苏轼《后赤壁赋》草书十屏(137㎝×34.5㎝×10㎝),以及他的杜甫《秋兴》八首草书八屏(137㎝×34.5㎝×8㎝),再比比张旭、怀素的狂草之章,我相信有鉴赏力的人都会慨叹:各有千秋!足以抗礼!
    叶耀才先生的序文,通过对老耘先生书画作品的解析,认定“老耘的艺术,在这个热闹的纷繁的时代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清新、简净、和谐的特例。”叶先生“可惜无声”之叹,于书画之外,当然还流露了对老耘先生浓烈的人文关怀。
    书画原本“无声”, 叶序借齐白石故事引发“可惜”之叹,或还有对老耘先生宏才弃置、生不逢时的叹惋。
    对于书家、画家而言,点、划、色、象倘若模拟了自己灵魂的舞蹈,配不配音乐,又有何妨呢?
    老耘先生沉埋于无声、或眷恋于无声,除体现了书画创作的特征外,其受命运之钳制,局外人则多所不知。因为与董尧先生的接触,我在二十年前即断断续续从他口中知道了老耘先生的坎坷人生、传奇人生和艺术人生。很贴近,又很遥远;很亲切,又很淡漠;时而勾画着造访这位老人的或然性情节,时而又将他定格为永恒的健康与忙碌,而将拜谒一推再推。还有更多的明天,更多的机会,打开柴门,扫却落叶,一杯烈酒,一盏清茗,谈到海阔天空……直到有一天,董先生告诉我:老耘先生走了!我才大惊大悔:不可能,这么快呀!因为在我坚定不移的先验印象中,他永远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长者。
    其实,董尧先生也有过主动邀请的表示:哪天,我带你看看刘先生!不知是我的疏懒,还是我和那位老者的缘分太浅,在一个大幅度重合的空间和时间范畴内,我还是没有亲聆大智之乐的机运!
    老耘先生走后,董尧先生继续向我讲述着老耘的故事。已知的,新知的,编在一起,连缀成一帧书画大家长寿而又悲辛的画卷。
    “老耘”,乃刘惠民先生自号。
    刘惠民(1907——1999),号金蟾溪上人、又号香雪轩主、借庵、墨耘老人、老耘。因晚岁于书画作品多题署“老耘”,故世人即遗其真名而直呼“刘老耘”、“老耘”、“刘墨耘”等。先生祖籍砀山县,辛亥革命时(1911)举家迁于萧县故黄河滩之迎风口村。其时,砀、萧二县皆属江苏省徐州府,加之迎风口村距徐州城仅仅25公里,所以老耘先生的书画成就与长于他的萧龙士及幼于他的朱德群、刘开渠、郭公达、郑正等人的艺术成就,都是超出当代所谓国画乡、县的局限、借了徐州文化圈融合、托举之力,进而才升华、提高到国家级水准的艺术例证。如果缺少了徐州这一方域性的过渡平台,边远地区的乡与县,很难直接象生产“土特产”一样推出大家。
    民国时代,老耘先生凭借丰裕的家资,读经、研史、习医、学画、演武、练书,自幼便打下了文武兼备及书画双修的知识功底;人到中年,他既是名扬一方的医生、拳师,又是才华过人的书家、画家。进入共和国时代,因为他家曾经广有田亩而被划为“地主”,由此堕入苦海。当一个人长期处在非人的政治惩罚中时,他所拥有的艺术才华必然遭到否定。老耘先生,是涉过生命的炼狱有幸活到重获人格尊严与艺术尊重的。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老耘先生即便在九死一生的困境,也从未荒疏他的书艺与画艺。收入本集的书画作品即是这种困而有为、穷而后工的例证。上世纪的动乱年代,先生在家乡难以存身,流落徐州,在好心人掩护支助下,苟延生命,无以为报,则援翰为章,泼墨成卷,秀才人情纸一张,于是一大批书画作品在生命的挣扎和人情的关爱中应劫而生。压在箱底多年后,收藏者展示把玩,日光朗照,暖风吹拂,每一处点划濡染都复活了老耘先生布衣之雄的大师风范。
    本来,我是要刻意回避“大师”二字的,所以前面的追述里我反复提到了“大家”。老耘先生乃一书画巨人,时下,还没有望其项背的生徒。若称“大师”,不但缺乏学院的、系科的、家法的、教科书式的结构性传承,而且少了些荣损与俱、互相哄抬的网络性纽结,因而老耘与老耘书画作为独立的艺术个案,暂时还不具备登高招摇、顺风大呼的影响。惟其如此,老耘的人格魅力与老耘书画的艺术价值才有别于院校翰林及他们的应命而作。
    老耘走了,把书画留在人间。在灵魂深处,他相信自己,他也相信时间。一切超值的竟拍或垄断式打压,都将在漫漫岁月中消解为后人、后后人的哈哈一笑。
    老耘先生的书艺精华,集中于狂草纵横。叶耀才先生评为“元气淋漓,变化从心”,甚为确当。以我浅识,则为“结构循法度,点划注元神”。
    先生的画艺成果,体现为写意花鸟。叶耀才先生评为“生机焕发,精气充盈”,亦为高屋建瓴之论。我在画外,不知画理,读老耘先生画,不见笔,不见墨,惟见造化生机引带出鸟语花香。
    一页页,翻展着老耘先生的墨迹,我体验到雪泥鸿爪的苍凉。生命奄忽,万物难久,芸芸众生,各自空忙,真的没有几个人能悟透生命耗散中的创造义务。老耘先生肯定是了然此生所求的,所以,他用一支柔性的笔,描绘出一种草芥生命的强力反弹。
    艺术在剥离了一切形而上学的说教后,一定要显现它的感染与共鸣,才能为人珍视。老耘先生的字与画,在当今拍卖市场上并不多见,却被普通人视若珙璧。本集收入的书画作品,都是老耘先生非常时期在徐州所画、且被徐州民间珍存。度过清寒,迎来春暖,热心人崔祖连先生出其所藏,于是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艺术组合。感谢创作者的同时,我们还应感谢收藏者。艺术的发展与传播,风起云涌,推波助澜,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这才有季节轮回,人间向善。
    我相信有天才、有运命、有因果、有罪有罚、有毁有成、有播种有收获、有羽化有登仙。所以为了预见老耘先生的艺术不朽,我用“羽化而登仙”作为本文的标题。不必为老耘的盛世不显而不平。张癫醉素,在其有生之年,谁又曾紫绶金冠?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自古皆然,又何必为城狐社鼠的窜跳而生忿?海天茫茫,大野苍苍,人如朝露,谁可久长?人创造,人永恒,有限的生命,始有机会作延展性扩张。老耘先生用他一生九十三年的苦难,锻造书艺画艺,江河不废,其书其画或可历百代而不老也。


    田秉锷2007年5月20日
    于徐州黄河新村书屋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23 8:25:34    跟帖回复:
       第 5
    天 地 悠 悠   惟 美 可 传
    ——《王仲博书画集》序
    我相信,人与人走远或走近,一定不是必然的。
    晚春,因事乡居,忽接贾长祐先生来电,嘱为王仲博先生书画集拟一短序。理由毋庸置疑,即王先生乃“沛县老乡”。让我不可推却的感性观照则是:次日,风雨交加,春寒倒流,长祐先生搭公交,换三轮,奔波六十里,将王仲博先生之书画资料送至我乡间蜗居。
    再后来,与周庆明、贾长祐、周节文、李天池诸先生相聚,我才得悉王仲博先生之书画,创量极大,流布极散,尽其家藏,仅得三帧;而今,经诸公荟萃者,已达百帧之多,其间寻访之艰、搜求之难,固不可尽述。
    当此师道凌替、乡谊浇薄之世,衮衮诸公,孰知敬老?芸芸众生,孰知尊师?而庆明、长祐、节文、天池诸公,缅师恩而承师训,继绝学而传绝艺,非为名计,非为利谋,一以恢宏徐州艺术之大美、探寻徐州艺术之源流为旨归,诚为难得,非人可及。有感乎诸君子古道热肠,我虽援翰无文,亦不敢置身事外、再作壁上之观。
    王仲博先生1901年生于江苏沛县,1926年毕业于南京艺专,历任江苏省立中学及师范教职。抗日军兴,即于1937年入川,由江苏省后方联合中学,转入教育部第三教师服务团所立中山中学担任教育行政及教学工作。共和国建,王仲博先生返乡出任徐州公、私立中学教职。1962年从徐州市第二中学退休,1987年逝世。先生自入南京艺专始,即师承名家(萧俊贤、王东培、谢公展、刘海粟等),陶醉绘事,积六十年之功,卓然成一大家。限于徐州之境如此,大于徐州之域亦如此。此非虚誉,有目共睹,展阅是册,高山仰止,已无待乎长管窥天、巨蠡测海也!
    为慎言计,我以王仲博先生之艺术定位询于周节文先生,复询于周庆明先生。二公皆以“李可染外,二十世纪徐州山水、花鸟画第一人”相推许,我以为至确、至当。相同的评价还来自赵宗基先生、刘梦笔先生。这都是跳出门户、放眼百年的评量。录此存照,以验虚实。
    王仲博先生的艺术成就,之所以高出众“乡贤”,内中含着必然性之因素:国学奠基,为一;高端师承,为一;万里胸襟,为一;与时俱化,为一。倘其出川之后,或宁,或京,或杭,或沪,择一而居,其与李可染双星耀驰,烛照华夏,又岂难事哉?
    人生谋而后定,无待假设。欧阳修有一梦,借其诗而泄天机:“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这是既当官、又当明星的筹划。究其实,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王仲博先生一生,亦可借“舍身取艺”四字概括之。可告慰于先贤者,人生匆迫,艺术长存,王仲博先生的书画精品长留人间,将以天人合一之大美,昭示着生命的永恒与造化的隐秘。明乎此,我不再为先生艺名默默而生憾。人无百年命,艺有千秋香,复何求哉!复何求哉!
    “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这是千年之前外地人对徐州人才辈出的赞美。“人才”之分,有大有小,有文有武,自不可一概而论。日月逆行,回望当年,王仲博先生高蹈于他艺外无梦的人间天堂,仰观山水,俯察花鸟,形诸笔墨,物我相融,故其画作,不论在民间的、或学院的层面上,都已达到了二十世纪精英文化的高端水准。时日愈久,功利愈淡,王仲博先生文化遗产的越代价值便愈获公认。此无可疑也,亦无可易也。
    沛县人或徐州人的遗憾,是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了与王仲博先生的生命对话,进而也失去了对王仲博先生文化遗产的全面接收。明珠散轶,月影跳池,纵有回天之力,已不可失而复得!仅以先生最后十年创作论,长驻幷州,周览山川,太行吕梁,尽收笔底,其巨幅山水不下百帧,除少量流布晋省外,大多为日、韩商贾低值抢购,名作外流,岂能无憾?
    这叫人近而缘远。缘分是有的,且看深、浅、远、近吧!
    隔着岁月,观画者逡巡丹青,力求破解七彩润濡的无言之教。
    食蔬求嫩,食果求鲜,“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就绘画艺术之绝尘静美而言,我还是渴望朝花夕拾的发现。
    匠人或貌取,哲人固神传。当我们眺望前尘时,自然要向一切远行的开拓者致敬。
    2010年5月6日于徐州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12/25 13:38:25    跟帖回复:
    6
    刀光剑影,孰罪孰功?

    ——序菜九段《屠刀集》

    菜九段先生将《屠刀集》发送来时,我没看内容即大吃一惊:这菜九先生是要倡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还是赞同在山间水涯,落草为寇,拿了屠刀去剪径劫路?
    及至看了《屠刀集》的目录,我才明白,“屠刀”云者,实在是隐含着某种“切割”或“决裂”的快意;这既暗合了菜九段近年来的学术关注,又与他的学术发现触动了盛世学府的深潭积淀、进而引发了沉渣泛涌有关。
    历史一贯用刀剑说话。待收起刀剑,仍然是刀剑的主人们、即权力者说话。所以,评说历史,平民的语言是最为苍白无力的。不评说,还能看出个经纬纵横来,一评说就乱码如云。刀剑或权力说话的实例极多、极多。我们看惯了的投票选举、举手表决、民意测验、舆论监督等等,那都是做戏,那都是个假。因而,当你不曾“提三尺剑,马上得天下”,或尚未领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夺权或保权诀窍,最好不要评说历史、尤其不要评说“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史。
    菜九段先生对刀剑与权力的话语权似乎比我还漠然。他相信历史的真相可以通过历史工作者的探微烛隐而显现,他还相信历史认识的乱象,也可以通过还原历史真相而得到澄清。所以,他安于且乐于以“业余”的立场,营构着“民间”的历史思维,进而对受刀剑与权力影响、且习以为常的历史判定一再说“不”。
    这有些引火烧身,与我的明哲保身大不相同。我主张,不要喊醒沉睡者。别人不论出于休息的或寻梦的目的而沉睡,都是他的权利与选择;倘能大梦黄粱,出将入相,即便醒来成空,也是难得的经历啊!我还主张不在主流的、宣传式的历史判定与现实判定之外寻找真理,因为我相信只有主流流到罗布泊的沙海,涛声沉寂,才能轮到沙鸣风语。话说白了,即便你手握真相与真理,你也不要为谬误者证谬,你久以为“谬”者,他方以为“正”,道不同,自不可为谋也!何不等他南辕北辙、绕地球一圈而回到原点后,再听他说说“飞去来”的感受?
    人之不同,各如其面。菜九段坚持着他历史学者的认真,我则乐于闲观雁南飞、水东流。所以,在这种态势下,菜九段先生期我为序,我大抵只能说些隔靴搔痒的浮言虚语。
    《屠刀集》收文二十篇,有专论历史的,有专论现实的,因而,对《屠刀集》的内容,不好用一语概括。菜九段说:“何智丽、王朔等篇什夹杂于古代事件中,颇显不伦不类,菜九此举,是为了将这种稍轻体量的文字,穿插在长篇大论之中,以弛缓读者神经。这是做惯了编辑的菜九的一点小伎俩,望读者诸君勿以错简待之。”此话,也不可全信。对于熟悉菜九段的读者而言,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正是菜九段的看家拳法。所以,《屠刀集》的编纂采用今昔相揉,完全符合了菜九段的学术期待:借助历史的探求,启迪今日的智慧。
    读者呢,只要你读进去了,我估计一定可以在厘清那些客观性的历史老账的同时,也会让主观性的认知能力有一种因人而异的变化。
    菜九段的《千古忽悠鸿门宴》,《千古不散鸿门宴》、《汉高祖招谁惹谁了》、《才高九斗说项羽》等文字,大抵都是针对那些不读史书、没读懂史书、或虽然读过史书(教科书)而又满脑子偏执之念者的。
    我相信菜九段的以理服人、以证服人。他学医出身,一贯重诊断,重病象,重药理,重疗效,以这样的“对症下药”,鲜有不药到病除、或药到病轻者。前提是,病人要愿意配合。
    现在的形势则是:病人坐大堂,在给医生把脉开药方。
    当病态思维宣布建康就是疾病时,你还说什么呢?
    菜九段坚持自己医生的操守。当他的历史论文借“网络”而流布时,他怀抱着河清海晏的理想。
    我不恋“网”,正如许多人不恋教、不恋党、不恋团、不恋军一样;但漫游网路,我还是感慨于“网”上好人多、好事多、好东西多,但不可掩盖的是由于“撒谎体制”和“仇恨哲学”的泛漫,网管们所操控的言论主流还是“骗”与“骂”的风华依旧。 菜九段对千年历史的“自说自话”都能“犯了众怒”,“激起公粪”, 招来各种污言秽语,这让我判断:骂人与撒谎,一定是安稳的职业。有人受命而为,终生尽职尽心而不疲。北京大学某姓教授,在电视荧屏上大骂香港人是“狗”。上网浏览,碰巧看到、且听到了他的那番表演。我真不知道他那样表演是受了谁的暗示或支撑。由菜九段的个人被骂和香港人的群体被骂,我开始反思“中国式”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为什么在唱尽千歌万曲之后,总是独独留下了“红歌”。有人说,“红歌”发于心田,有人说,“红歌”来于指令,小民不知也。
    回到阅读《屠刀集》的感受,麻木如我者,也有一种舒心的快意——就“刀”而言之,则好比挥着镰刀,在庄稼地里割草。野草虽然生机勃勃,但它们长不出五谷粮食来。即便你割不尽野草,但是请相信,割一片野草,就成全一片庄稼。从割草者的、或农耕者的视野看,菜九段无疑是个有责任心的庄稼人。
    菜九段的庄稼是历史科学。
    有科学,就有反科学。有人种庄稼,有人撒草籽。
    现在,有灭草剂了。灭草剂有专门杀草叶的,也有杀草根的,一撒灭一片,十分方便。但是,灭草剂的副作用也不小,它既能杀野草,也能杀庄稼啊。所以我认为,根除杂草还是镰刀、锄头方便而环保。菜九段固恋他手中的“刀”,或与我有其同虑吧!
    点数《屠刀集》的篇目,三分之二在说秦汉之交的那段历史。
    那段历史,群雄逐鹿,风云变幻,煞是好看。唯如此,后代的看客也特别多。看门道,看热闹,各随其便。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问题是,由“历史关注”引动的闲言碎语,每每又受了“戏剧精神”、或“宣传情怀”的俘获;如此,“历史话语”便有了更加浓厚的“现实功能”。换言之,说历史,评古人,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站队”或“政治表态”。在这一“古为今用”的大环境里,菜九段的历史辨析,自然就触动了时代的痛点、痒点或私点。
    这就注定,《屠刀集》的内容虽然多为历史论析,但作者不是与司马迁、班固们交流,而是与误读了《史记》、《汉书》、进而背离了司马迁、班固们的现代学者打笔墨官司。历史论题的现代性,既让《屠刀集》跳出了乾嘉学派饾饤必考的琐屑,又让《屠刀集》呈现了网络对话的机智与明快;而在终极的祈盼里,菜九段似乎不是在争一个输赢——他早已明白,历史精神的回归,其实是现实良知的回归。
    梁启超曾说过:“未成熟的见解公布出来,会自误误人。”不少“学者”一开口就胡说历史,原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原错”在于“迷信”。既然错读了教科书、错拜了老师、错信了伟人的最高指示,则一旦唤醒了“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历史就是一盘人人可以勘破的残棋。以古观今,则一切游戏都是一目了然的。
    “褒贬出之胸臆,美恶系其爱憎”,这是极坏的史学风气。今天的史学界,也不容乐观。在“专业”的、“学院”的派系之外,活跃着菜九段先生这样的历史发烧友,该是中国历史学的幸运吧。
    2012年4月19日于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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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嘤 鸣 友 声 满 江 湖
    ——李鸿民《徐淮唱和集》序

    己丑中秋,李公乐农先生之《徐淮唱和集》编竟成帙,嘱我校理并短章代序。桑梓之亲勿论,景行之敬长怀,受命若惊,秋夜观诵,诗情满纸,快意淋漓,吾于是深味先睹之乐。
    《徐淮唱和集》略分四编,依次于“唱和编”辑录先生诗二十五首、诗友唱和三十二首,于“自吟编”辑录先生自咏六十九首、自撰联四幅,于“友声编”辑录诗友题赠之诗、词、联计三十五首,于“序跋编”辑录友人题撰及作者自撰之序、跋、短文计二十一则。或因虑及该书之主体文案多为附丽于徐州、淮安二市文化背景之诗情对话,故而先生有意拈出“徐淮唱和”四字为全帙作标识。如此命名,可谓准确而平实。
    “唱和”之风,弥漫诗坛,自古垂今,不绝如缕。所谓俗人俗唱,雅人雅和,各扬其声而又发乎其情。《诗》云:“叔兮伯兮,唱予和汝。”而“唱和”之本质,则为“嘤其鸣也,求其友声”,君子周行,山呼海应也。唯因“唱和”常有,故诗坛多响应而诗人亦少孤寂。
    巡行于《徐淮唱和集》的声律平台,一路探访,一路倾听,我触意于乐农先生无尊无卑的诗情派对,或询而答,或忆而慰,或留而别,或赠而谢,平等交往,和谐相处,君子之交,水乳互融。这让我油然萌生喊山应声、望海浮楼之神往。虽然乐农先生淡出宦境,仅以书家、文人之身份活动于社交空间,我仍然惊叹于先生所特有的亲和力、凝聚力和君子情怀。如此众多之诗友、文友、书友或茶友,以乐农先生为核心,抟聚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文群落,相聚则推心置腹,相别则魂牵梦绕,静而思之,又岂可归因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所为,即有所获;有所持,即有所交;此诚“以诗会友”之必然,亦复桃李成蹊之奇观。比于当今盛世之官场诸公、宦海政要,或位尊而凌贱,或道衰而退贤,台上一呼百诺,台下孤家寡人,不以为失,反以为得;乐农先生之洁帆溯流、优游江湖,其智慧与品格已进三舍。
    退而言诗,乐农先生以及与之唱和者,多非专业诗人。彼之唱和,皆风生水起,月移影动,情之所至,自然生发,因而我不准备对《徐淮唱和集》作过分严格的诗学考量。这并非降格以求。若放大背景,环视域中,共和国一花甲,国学中辍,礼教式微,诗艺之道,久耽沉埋,诗继唐、宋者,国无一子,即能承续晚清、民国者,亦鲜有人。时下,虽诗社林立,诗刊星罗,而佳作美章,万不及一。故以诗艺衡其成者,传承尚且无脉,胜蓝何曾有望?所幸者,政治强力可以腰斩传统,而无计禁锢人心,勃勃诗情终在国学热之烘照下,焕然为人民大众之自诉与相呼。人在即“人情”在,“人情”在即“诗情”在,“诗情”在即“诗艺”重光有日也。作为文化个案,《徐淮唱和集》的刊布,对于光大中华诗艺而言自有其一叶知春之启迪。
    我收回目光,在《徐淮唱和集》的微观世界里徜徉,发现几乎每一组唱和或每一首题赠后,都掩映着一段遥遥相望、心心相印的故事。如“友声编”第一首诗,为王洪明“五绝”题赠:“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侠行。其人虽已邈,千载溢芳馨。”初吟,知礼赞二古人;细考,方悉此诗实属意于乐农先生。王洪明,淮安涟水人,淮安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1957年错划“右派”,备受磨难,壮岁无子,后唯依养女照料生计。“文革”结束,王氏冤案昭雪,回城任教,而养女却因农村户口而滞留乡下。多次上访,均无结果。乐农先生1984年出任淮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接王氏上访,当即批转市公安局局长,首列理由四条,复明确指示:“建议调查,如果属实,立即解决。”不日,养女户口迁城,王洪明赋诗相赠,又送与养女、外孙之全家福以作留念。考一诗之本末,竟是一家之命运、三代之感戴,何其真挚!何其凝重!
    又该编第二首祝尔康《送李鸿民返徐赴任》曰:“云龙三月花含笑,楚秀柳丝情茵茵。人山浩浩皆朋友,文海淼淼一知音。”诗中“知音”,自当为乐农先生。妙在诗后附言,点化人生际遇:“知遇之恩,无以相报,仅石子三枚,留君临池镇纸之用。三石为磊,愿君与文房四宝常相厮守。望笑纳。1991年3月。”询祝氏事,乐农先生曰:“祝先生乃淮阴市教育局干部,1957年打成‘极右’,劳改十余载,因档案失落而久久不能落实政策。1984年秋,叩门相访,闻之恻然,即嘱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员:‘找到证人,即是档案,何必死守条条框框!’祝先生旧案推翻,遂为淮阴市最后、最慢、亦是我接手后最快落实政策之右派。”
    举此二例,已知与乐农先生唱和者,多为命运交响。或点水润枯,或隙光烛暗,不当其境,孰知知己之难觅!总之,唱有分量,和有功德,诗情、人望、政风、民心,尽在其中。
    又“唱和编”载高鸣珂《赠李鸿民诗人》一章,原诗书于一处方笺上,后书作者姓名、年月及吟赠时年龄(八十八岁)。喜获赠诗,乐农先生当即和诗一首。念及二人从未谋面,云雁相寄,略嫌率意,遂泼墨挥毫,书成行草,裱为一轴,思以当面呈谢。因我见证此一过程,故先生约我同去高先生寓所。至,方知老人已入院养疾。转赴医院,见老人已重症昏迷。儿女们答应,老人一旦醒来,定让他先看看乐农先生的诗与书。不久,高老去世。我估量《和高鸣珂先生》一诗或是高老生命中最后之诗情回音。斯人已逝,和诗尚存,友声之应,又岂是职业、地位之异所阻绝!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中国诗人的唱和传统,上继国风而下开诗教;可以断言,只要诗意之酝酿在诗苑有花有蕊,苦吟之诗句,亦可以唱和之甘甜滋润诗心之荒寒。《徐淮唱和集》仅从一个侧面、一个瞬间表现了徐州与淮安两地诗人之间的理解与善缘。“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这已是世人耳熟能详的流水欢歌;如今,清清的泗水运河仍然将徐、淮二市上下维系,故人情之相濡、诗情之相染,又期乎必然也。
    乐农先生从政已逾六十载,虽宦迹不出徐沛淮濆,然心忧苍生,情系家国之意,殷殷于怀,未曾稍释;年且八旬,诗情焕然,吾谓或“泛爱众而亲仁”者矣。为诗集序,并为先生寿。

    2009年10月31日

    永  恒  的  江  湖
    ——走近自由书画家周庆明
    (周庆明画集序)


    在周庆明先生学画四十年数后,他的第一个部画集悄然问世。
    所有的从容与淡定,都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他无须拿自己的画去换取柴米油盐,亦无须借了画作去标榜身价。写字,作画,皆为生命中的闲逸之事——兴之所至,信手拈来,雪泥鸿爪,行云流水,事前决无适应谁、听命谁、服从谁、服务谁的先验设定;倘无那份闲情逸致,则冷落楮墨,横陈笔砚,经年累月亦无尺幅之稿。问庆明先生与书画之缘,彼笑曰:客串而已,票友而已,岂有他哉!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种活法,或近于潇洒!
    书、画这东西,亦如文字,在本质上均属“形而下”之粗活。自神其术、自炫其技、自昂其值的风习,还是近二十年的“丑人多作怪”。匠作者的主体因素之外,或与权力保镳、舆情误导、世风萎靡、民智蒙昧有关。而辩证法的冷峻在于:“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若明乎此,你自可在轻呷一盏香茗、或细品一杯醇酒之间,坐看幻海蜃楼的消失、及金钟玉磬的湮灭。
    我感性地欣赏周庆明先生的字与画,以为无须寻找什么美学理论的支撑。退到“外行看热闹”的门槛之外,那毕竟是有“热闹”可看的具象与神韵。笔墨、造型、立意、寄托皆勿论,一个“非功利”,一个“重情趣”,一个“有自我”,庆明先生的字、画已与坊间为追风、趋时、迎合、猎奇而推出的大小制作拉开了档次。如此说来,庆明先生的书画在艺术精神上或可与明、清画家们的清供自赏、林下嘤鸣相呼应。以古人为参照,评旦今人,风险颇大——开倒车不至于,但易于犯厚古薄今之病则无疑。我作这一比较的用意只是想申明:中国艺术的精神元质,大抵要靠那些最少商品意识、最有家园之恋的弟子门生加以传承。这与孔门学术仿佛,子贡虽精于货殖,长于外交,但传播儒教还要靠拙于言词而笃于孝道的曾参。
    庆明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师从徐州宿儒王仲博先生学习绘事,师从徐州草书名家刘惠民(老耘)先生学习书道,故源流自洁、师道自正、眼界自高而气度自雄。及壮,曾先后创办工厂,经营企业,钟情收藏,营造园林。闲暇日,则偶一弄笔,澄怀向壁,自作自赏,出示同好,茶酒品评,亦乐在其中、醉在其中也。
    三年前,庆明曾以斗方之作贻我。尺幅虽小,气象颇大,审视良久而意境无疆。我于是云山雾道曰:“亮公若恒心于花鸟小品,必卓然大成。”今视此集,果然皆小品,果然皆佳作,“小品”不小,惟“品”是高,又确乎无可怀疑。
    在此坦言,本人较为厌恶权威电视台年年推出的戏剧小品。那一类小品的狂潮漫卷,只表明中国人悲剧精神、正剧精神的消弭。其实小品潮的无休无止正从“游戏”的层面上,揭示着中国人“国民性”的痼疾:拒绝深邃的、哲理性的思考,而沉缅浅层的、乐感性的自慰。与戏剧小品形成两极对照的书画小品,则以它的个别关注、个性书写而张扬着个人审美与个体自主。虽不能一概而论,就周庆明先生的书画小品而言,我的判断当不为虚誉。
    近年(不出二十年),书画艺术的繁荣有目共睹。甚至,随着收藏、投资热的波及,书画艺术大有异化为敲门砖、致富路、登龙术的“显学化”趋势。对书画艺术而言,这不知是福还是祸。
    在拍卖槌下,中国书画也已有了“天价”造势。尽管众生皆引颈望天,我知道写字人、画画人都还无法脱离黄尘。飞鸟在天,其卵在泽,再伟大的艺术,都是艺术家扎根于他个人的那片沃土创造的啊。从周庆明先生以及许多实力派书画家的生存状态,我感知了江湖的博大——其大无所不包,江湖的生机——其机无所不化,江湖的规则——其则优胜劣汰,江湖的宿命——其命盈缩有期。江湖人能做的大抵还是结好自己的网,静待个人的萤灯鱼汛……
    是为小引,以期与周庆明先生相忘于江湖。

    2010年2月11日
    刊载《文艺生活(艺术中国)》>> 2010年 >>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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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江湖 - 文汇资讯
    2012年12月9日 - 天上掉下个田秉锷,於是便有了一个人的江湖。田先生不是一个名满天下、著述等身的人,其影响主要在徐海一带,而远未播及全国,这与他的功力修为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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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江湖 - 杂文书评 - 书城论坛

    生 命 旅 行 与 艺 术 留 迹
    ——《李天池金石书画精品集》序
    老一代勿论,在共和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徐州金石名家中,李天池先生是入道既早、扬声又著的一位。1990年,他的《天池刻十二生肖印》编成,1992年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刊行海内,其时徐州金石篆刻的艺术群体尚不能列队猛进。
    弹指二十年,白云苍狗,重读书画界知名人士们对李天池治印技艺的旧评,弱化了虚誉,仍然让我们相信这当是对李天池艺术才华最真实、最权威的鉴定。考虑到旧书难觅,姑摘录片言以见推奖之意:
    ——沈鹏语:“语石精舍,肖形印存。”
    ——陆俨少语:“翰墨因缘。”
    ——刘江语:“徐州李天池君作图象印,简朴生动,颇具汉魏遗风。同一题材有多种表现手法。有的吸取战国时变异或较抽象手法;有的录两汉较为概括写实之风;有的取先秦大块黑白对比;有的参以宋元洗炼线描;也有的则可见受到现代图案、或国外动物画装饰性夸张造型等之影响。但都能熔化于方寸之间,铸成既有传统图象之风范,亦有现代意识之表露,并初具个人审美观及表现手法的作品模式。洋洋大观,实为难能可贵,为印林又添一新花。”
    ——王伯敏语:“天池制十二生肖形百余方,以形写形,以形生神,于趣中藏拙,颇见生趣,是为难得也。”
    ——欧阳中石语:“天池所制肖形极得神韵逸致,颇耐寻味。或如汉画,或如文字,皆意态生动,古趣盎然,观之雅甚,扪娑其间,获慰良多。因题数语,以志我愫。”
    ——李铎语:“天池制印,宛转有情趣,疏密得规矩,纵横无拘束挪让,出奇肆刀耕剑劈,气度恢宏,诚印界之佳品也。”
    ——陈振漉语:“天池君作生肖印,潜心攻艺,颇得古风,予所素喜也。闻时有结集之意,此大好,足为印坛增色。予以篆刻一技,自古名家辈出,而图形生肖之属则问津者稀。甚望天池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期有大成。爰志数语,以为张之。时天池负笈浙江美院,学成归里已三载矣。”
    立此存照,日月为证,无须溢扬,已趋定评。
    2008年夏秋间,两三次杯酒抒怀,天池均告我将有书、画、印合集面世。我乐见其成、允为其序,而不惮坛下论道、寺外说法之忌。
    天池聪明,于艺事为多面手,书、画、印皆佳。即不称“三绝”,在徐州书画圈中,亦鲜有比肩而立者。吾意得之天分,非碌碌磨杵之辈可望项背。惜明于此而暗于彼,与自炫其术,自秘其技,粗劣满纸,反昂其值者相比,天池又略显木讷。行虽近仁,已远浮利,苟不折腾,何来热闹?此艺坛宏道,天池不染,染亦不濡其墨,斯不知此种独钓寒江之自信能否维持到春雨江南!
    看天池悠然于亮公先生圣旨博物馆及点石园诸多繁务之中,不急不躁,无悔无怠,偶有宽余,信手珠玑,我豁然于守中抱一、随遇而安即为上上智慧。
    天池闻此言,或许淡然一笑:江山野人,率性而作,何来智慧不智慧?而我却认定,“智慧”即在“性”中,若性中有此慧根,一滴甘霖,足成参天之树。若无,则不可点化,更不可说破。
    浏览天池的书、画、印诸艺作,我惊异于他在不自由空间内的自由拓展。画的自由度体现为收缩后的视觉复原;书的自由度体现为点划任我而能呼应规范;印的自由度体现为去留随意而能相反相成。在这些领域,天池都表现了得心应手、行云流水的舒展。因而,我私心称许他的书、画、印都有独属天分的超逸。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天池的勤勉,亦不是漠视他与时俱进的功力积累,我只想强化申明:艺关别才,非天分中有一痴情,万不可蜃楼搭梯,幻海放帆。
    我不想、也不能将天池的艺术成就与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作一横向比较。我以此为惭愧。惭愧于孤陋寡闻,不知方今艺术界谁为泰山北斗。我也以此为幸运,幸运于远离尘嚣,不知当下农贸市场秕糠涨价几何。面对天池的作品,我有一种赏心悦目的快感。游目方寸,放怀云天;逡巡辙迹,命驾六合;玄思悠悠,乐而忘返。这或许就是其意境浩然所致吧。
    永远是作品说话。永远是欣赏者的理解破译创作者潜藏于作品中的暗寓。永远是形式变革承载精神超越。永远是创作与欣赏的双向互动成全流行再扬弃流行。站在这样一个艺术启蒙的基点上我权衡天池的书、画、印创作,它当然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生生不息的人文结构。在天池创作的至高点上,我期待他有一览众山小的苍莽情怀。
    痴迷于艺术,而又不以艺术的商品化为谋生手段,这是天池的生存特色和两难之境。对此,我给予深深理解。生逢斯世,资本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收购是江河大势;连带着,还有诱导艺术消费者唯“价格”是论。很少有人经得起“价格”麻醉。一旦艺术家们也混迹市井,锱铢必较,艺术创造即还原为“百工”考物;“高价”、“天价”不再稀罕,唯“无价”之宝旷世无觅也!
    天池的作品,不入俗流,大美无言,格调高雅,属阳春白雪,唯有缘者识而宝之!
    2009年3月17日于益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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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永恒的巾帼风华

        ──解读庄静

        (《庄静文集》跋文)

        当人性恢复了良知,历史才随之恢复记忆。

        在辛亥革命行将一百周年、在因两党斗争而导致国土分裂六十一年后的今天,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平民百姓终于可以冷静而公平地谈论海峡那一边的同胞乡亲了。

        庄静进入我的视野。

        严格说来,那个民国女子的模糊身影不是今天、少说也是在十五年前我陪同程荣华先生去运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庄访问一个“胡风分子”时,就已经与大运河的潋滟明波融汇成了一团不解之谜。那个“胡风分子”叫庄涌。是诗人,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中日徐州会战的枪炮轰鸣中,他喊出了抗日救亡的诗声。这庄涌,就是庄静的幼弟。姐姐为了坚持她的忠诚,涉过海峡;弟弟则相信理想,留下来迎接太阳。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姐姐都得不到弟弟的音问;弟弟却是幸福的,二、三十年的铁窗生涯让他沉醉于疯癫之境,因失去记忆而失去痛觉、复失去思念!

        与庄涌生命前期抒情诗、讽刺诗以及他生命后期黑色幽默的人生臆想不同,庄静的人生是一篇只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大赋。

        与庄涌因追求光明而飞蛾投火不同,庄静的人生因肩负着国家的、民族的、人道的使命而能赴汤蹈火、一以贯之。

        将庄静、庄涌姐弟的人生轨迹作一对比,你心如明镜,你无言诉求。命运真是不能以“后果”来修定“前因”的!

        弟弟因热情而燃烧,燃烧的必然是自焚其身。

        姐姐因信仰而磨砺,磨砺的极致是九死不悔。

        庄静一生事迹,见庄大奎先生《庄静女士事略》。《事略》虽“略”,而庄静音容在焉,品德在焉,风范在焉;望文兴叹,抚今追昔,读者亦不能不心生山高水长之思。斯人已逝,功业长存,则又是无可怀疑的。

        庄静几乎是中华民国的同龄人。她的幸与不幸,也都紧紧维系于她与民国命运的休戚与共。是中华民国的文化启蒙让她成为一个相信自由、民主,信奉三民主义,渴求妇女解放,怀抱仁慈博爱的新女性。当然,她过早的政治成熟、坚定的政治选择、不悔的政治操守,也让她与生活于共和国环境里的父老乡亲因疏离而隔膜。

        好在亲情斩不断,而蒙昧主义又走不远,所以庄静的历史定位必将在中国大陆、尤其她的故乡邳州或徐州获得一个公道。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弱女子,总能在民族危难关头肩负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任:

        ──1932年,“一&#8226;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庄静曾发动组织“北平妇女救国同盟会救护队”,率队南下淞沪战区,救护伤患官兵。

        ──1933年,日军进攻长城古北口,二十九军奋起抗战。北平各界组织“北平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 庄静又出任救济慰劳组主任,亲率救护队开赴前方救护伤患战士。

        ──1938年,中原抗战,庄静奉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蒋宋美龄之命,偕唐国桢、谭春荣等,于河南信阳一带抢救战区难童一千余人,分别送往广西及四川。入川途中,庄静与难童所乘之卡车翻覆,致其腰部受伤,但所幸全部儿童无一伤亡。

        苟利家国忘生死,常怀黎庶抱精诚。这种大仁、大爱与大勇,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历史年轮。没有人敢于否定,也没有人能够否定。仅此,有良知的华夏儿女就应该年年岁岁向庄静这样的前人献上一束芬芳的鲜花。

        庄静应该无愧人生,因为她的人生是完整的。怀抱一种信仰,经营一番事业,认定一条道路,追求一种幸福;有曲折没有间断,有低潮没有背叛,以自我的色彩展现自我的价值,这是十分难得的。人成就大事,须有“定力”。庄静在无意间为随风偃伏的芸芸众生提供了一种无悔的参照。

        在生命的终点,庄静因为不能魂归故里也许有着些许的遗憾。我想,即使有遗憾,她也能笑慰平生。她是达人,她是智者,阿里青山埋忠骨,日月碧水慰剑魂,又何憾焉!又何畏焉!

        感谢程荣华先生在逾越了古稀之年后、仍斟字酌句地编辑了这部《庄静文集》。《文集》让历史再现,《文集》亦让文集的作者复活。而今,借了这本“文集”,读者得以走进中华民国的历史清空,并走进庄静的精神世界。

        愿迟到的理解架起一座便桥,我们翘首以待,庄静踏云而归……

        2010年9月29日  书于徐州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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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命 有 待
    ——周沛生《草木纪事》序
    这篇序文,十年前即该写。没写,不是我慵懒,是沛生太慎重。
    周沛生是我的学生。私心却当他是“文友”。揣着“师”的架子太累,好不习惯;何如徜徉文坛,无长无幼,无尊无卑,文之所在,道之所存,以求终身砥砺之乐哉。
    “敏于事,讷于言”,是沛生的做人仪范。
    “内秀”,是康明超对沛生的评价,我以为至当。
    白发催老,岁月不居,遥想从一班学子中最先认识文笔卓异的沛生,竟有二十又五个春秋!
    当我在徐州城里固守着有恒心、无恒产的书生考量时,沛生回到沛县,从文员做起,历任乡党委副书记、县文体局长、县报总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一个狭隘的空间里,作着他广阔的文化拓展。虽然我十分清醒在生命的漂流中人们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却仍然坚定地相信:沛生的文学梦不会改变,而他的终极成就一定是在文曲星的烛照下臻于圆满的。
    三十而立,允许不立;四十不惑,允许有惑;五十知天命,则不允许再懵懂无知。即使不知“天命”,“人命”、自己的“人命”总要在年过五十时能大彻大悟方好。想到了“五十”的坎儿,本文才定下“天命有待”的标题。星空茫茫,人海昏昏,谁能一一对应谶纬家的天人设定呢?所以,退一步,我主张“五十知人命”。
    丁亥仲夏,因参加沛县汉文化高层论坛而与沛生见面。他出示一扎文稿,说是准备结集出版,并希望我为这部文稿作序。接过文稿,我并未喜形于色。但心中的快慰亦如久旱逢雨,雨后复见新篁簇发、青叶齐绽。
    沛生告诉我,交给我的文稿,并非全帙。大抵是为了减轻我的阅读压力,他只抽取了一部分代表作。我读得很慢,像品茗一杯铁观音或大红袍,总想用舌尖的感觉还原武夷山的丽日朗月或夕雨朝雾。一页页翻展着,渐渐入定,我开始以沛生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以沛生的心灵感受这个社会。当我读完这摞文稿,并最终走出沛生的散文天地时,已经不能用超然的衡文或匠气的说艺来虚应沛生对“序文”的期待。
    “文”是一个世界,“生活”或“生命”是另一个世界。
    两个世界可以打通,两个世界也可以绝缘。
    打通有打通的精彩,绝缘有绝缘的单纯。
    沛生的散文,是将“文运”与“人命”打通的。仅此一点,他的散文便有了心灵史、家族史、乡村史的厚重。“文笔”化成“史笔”,这长长短短的文字,也就纪录了时代变迁的苍黄与朝生暮死的轮替。
    “史”,是一种“后时性”的认定。“岁月绵邈,居今思古”,固然要借助史传;其实,今天过去,就是明天;英年而逝,顿成古人,当生活日日更新的时候,生活亦日日堆积着历史。沛生的心思,大抵有一种抵抗遗忘的焦虑,所以他才凝神涤虑,抚今追昔,一一记录下成长的苦涩,以及在这由苦涩酝酿甘甜的过程中亲情、友情、民风、乡风的渐进或突变。
    生活、生命,搭乘“文”的舟楫,漂出忘川,变成永恒。文章的价值,因为能“让历史告诉未来”而趋于不朽。
    原来,我以为很了解沛生。读着他的散文,我将这种了解又延伸到他的外祖父、外祖母、舅舅、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恩师、同学、街坊邻居所组结的开放体系里。当所有的人物都在自己的坐标上呼吸明灭的时候,我进而感受到:人生若有大彻大悟,其实一定是在读懂了我们生息其间的那本无字的天地书之后。岁月使我们相隔,文章使我们接近,作为老师,我看重沛生历经宦波而能葆有对乡村,对农民,尤其对农民中最卑微的贫弱者的牵挂与颂扬。
    一切群体都在分化着,农民阶层自不例外。有人说,农民是“弱势群体”。此言似是而非。农民是分散的,构不成“群体”,故弱而又弱。在这样一个农业转型、农村变迁、农民彷徨的历史关头,沛生的散文为传统农村、传统农民、传统农业文化留下了一幅幅最后阶段的风俗画、风景画。于深深的人道同情外,或者还有绵绵的桑梓眷恋。即便生活于本乡本土,而乡土的与时俱变仍然让人有失去家园的空落。沛生的散文,难道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两代人共同的记忆?
    从形式美上把握,沛生的散文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仪态,有一种触景生情的点化机巧,还有一种开阖有度、收放自由的结构组合;语言则一以清新、洗练为本。因而,读沛生的散文,自在而轻松,可以坐读,可以读一段畅想一段,也可以掩卷遐思,任马由缰。结果,每每在一些小空间里,你会发现自己早已失落于大天地中的纯美。
    陶渊明红尘一去归去来,写下了一串美诗美文。那是他不到五十岁时的清醒。黄庭坚的诗中,也有解脱之念。我喜欢的黄氏名句是:“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只要你听到了天籁的启示,即便不入桃源、不登快阁,又何愁没有美文妙诗传播于世?
    2007年6月29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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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何长久  人道居之短

    --李承《路》再版小序



    李承女士的《路》再版,其堂伯乐农先生嘱我为序,于公于私,皆不可推却。惟惧于疏离文学太久,每恐心境的清寒难以再现丝路花雨的明丽。

    一年前接到赠书,匆匆泛览,当时的感受是:人生大不易,夜长,梦长,熬过来,天就亮了。"熬过来"的话,受教于家母。我所以相信这条平民语录,是经了岁月苍黄的印证。不料,这话竟也适于李承的山重水复及柳暗花明!

    既然承诺写序,我便再次翻开书,希望在《路》的字里行间找到作者的创作密码。循着"英"的故事,我踏上一条穿透时空的神游之路。黄土青山,塞北江南,高天飞雪,云中鸣雁,在一个权力伟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穷挥发中,我看到那个作为"烈士"遗孤的小女孩将她的命运放逐于时代的狂潮。几度绝望,又几度热望;几度落帆,又几度起航;在经风雨、见世面之后,她以过来人的清醒,回望履痕,记录下个人及家庭的幸与不幸,给读者一个解读共和国时代平民悲欢的契机。因此,《路》飘洒着知识女性的一路惨淡,一路芳华。

    《路》虽然扇动起"文学"的翅膀,但它不宜称为"小说"。说它是 "命运纪实"或"履历长编"也许更为恰当。一本书,一条路,一场梦,一生情,神光离合之间,它超越了"自叙传"、"回忆录"所承载的个人悲欢,且以大量的"人证"与"物证"展示了人民的无奈与时代的辉煌,或百姓的卑微与权力的伟大。仅就"纪实"而论,我已不可再作"文学"的赏析。面对作者苦菊酿蜜的创造,读者只有默默地给予认同、理解,并祝愿明天花更好,月更圆。

    此时,反思我对"创作密码"的刺探,自己已不禁哑然失笑:天籁之乐,可以不要音符;大美之画,可以不要七彩;纯情之文,又何必遵循一个预定的创作程序呢?

    "纪实"的使命,是"实话实说"。这"实说"的"实话",既不承担"教材"的传道使命,也不遵循"宣传"的灌输宗旨,甚至也不与"主旋律"的"红歌"相呼应,它仅仅以"说话者"所要表现的生命历程为线索、以其独立观察与个性思考为依据,再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实录大传"。《路》,即是"英"的、或李承的"史记"。自己有机会对自己或自己的亲人作一次历史的审视,何其幸运乃尔!仅此,《路》的出版发行就达到了它最基本的文化目标。

    当然,《路》的成功不仅在它完成了"历史内涵"的追光摄影,而在人性的、人情的层面,李承借助揽镜自照,定然已对"人"的宿命有了更为知性的体认。

    "路在脚下,人在旅途。"这话早被时人说泛了、说俗了。但"一人一条路"的事实每每被人忽略。"人"不同,"路"有异,经历了直曲险夷的考验,"人"与"人"拉开了距离。《路》中与《路》外,芸芸众生,大都相信自己的青春是要领袖教导、导师开路、统帅引领、舵手指航的。惟有"英",她信而不信、疑而不疑,在一条夹缝中,彷徨而寻觅,寻觅而坚持,终于适者生存,渡过劫波,抵于彼岸。如果作类乎"文学"的赏析,"英"的个性中早已投射了"奶奶"太多的光与影。"英"也许曾经不理解"奶奶",而正是"奶奶"的那句遗言--"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成全了"英"的劫后余生!一句话,传递了一个家族的人格信仰,因而,"英"身上那九死不悔的坚柔、一叶知秋的敏感及寸草春辉的良知,都来源于性格化的家族良知。

    "文学"少年事。今天的所谓"文学青年",在网络达人的浅笑里,有洗不尽的幼稚与天真。这是我不愿把《路》视为"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与通体作伪的盛世浮华或万窍一音的平民无语拉开一段距离,我倾向于将《路》视为女性"心灵史"或平民"断代史"的结晶。超越沛县、徐州这狭小的空间局限,"英"的视角所及,分明是一幅共和国初期的"流民图"或"灾变图"。若无人记录,星坠木鸣,天崩地裂,皆会融入忘川;而有人记录,风起云飞,击筑引吭,在在都是佳话。所以《路》中的文字,从"存史明鉴"的角度看自有其青石勒铭的价值。

    《路》原来是属于一个人的。至多,它属于一个家族。今天看来,它已经是社会的"公产"。谁说"人民"非要别人来"代表"呢?

    《路》以有条不紊的叙述,经纬着作者的回忆之梦。向生命的昨天、前天延伸,再延伸......回忆如潮,曾经沧海,作者但取一瓢饮;思念如歌,天籁齐鸣,作者惟循一径行。故而在她匆忙拾掇遗珍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闲暇聆听每一段时光的流波低语。好在,作者记下了生命的流程,至于对"罪"与"罚"的拷问,必然会由读者在各自的阅读中加以完成。

    我知道,向"历史"要"思想"是浅薄的。因为,历史不是哲学。历史的答案、人文的臧否,都在历史的叙述里。你淡然叙述,"思考"早在其中,而不必标明"伤痕"与"批判"。《路》所能印证的是,在最高权力统一话语的超稳定时代,人民可以不说话,但人民何时停止过思考呢?

    《路》再版,作者对局部章节作了小小的调度。这不改变《路》的生命反思基调。

    依然很远很远,我怅惘星空。此时,我不必详细了解月亮上有无环形山,只要它的清辉照亮荷塘,照亮曲径,照亮我的前路与心海,这月色就是人间的绝美之象。

    行笔至此,想起了曹操的诗句,掇而为题。是为序,期与作者、读者相忘于江湖。





    2012年8月5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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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路 花 雨 入 梦 来
    ——赵军《与梦同行》序

    在徐州的文学圈子中,赵军是出名的谦谦君子。因为我久已疏离于这个圈子,所以与他的个人接触也就直落“君子交,淡如水”的随缘之境。其实,我与许多朋友也都处在这种不即不离、不温不火的弹性维度之内。固执自我,守望相思,弃绝所有的形色符号或电讯彩铃,只在毫无节律的意识流中匆匆相逢、又匆匆相别。
    接到赵军的电话,说将有新作问世,询问我是否可以为之序。没有犹豫,便答应了。我知道这是埋于心底的信任在回应一种诉求。再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后,便是几个文学朋友推杯换盏,海天放言。临别,赵军将《与梦同行》的文稿交给我。他无语相托,我无言相许。
    阅读是一种因为了解而接近的过程。赵军造“梦”,且甘愿“与梦同行”,化而为文,则一文一梦,连缀成亦梦亦醒、亦色亦空的明灭幻境。梦境中之赵军,或许是最为感性的,于是我借文学之梦幻而走近他生命之真实。示人以真实,需要胆量;积久成习,即为性格。阅读《与梦同行》,我得以沿着“文心”之幽径,直达作者“人心”之显微,这种间接了解,在情绪转换中或已超过了直面赵军时的人生晤谈。可以推想,赵军并未把《与梦同行》当作个人传记加以营构,尽管文学的自白是打了折扣的,我仍然相信从《与梦同行》的蛛丝之间,已经钩沉出作者的少年青梦与壮岁旷怀。
    我每每慨叹文心老去。阅读赵军,油然而生惺惺相惜之慨。因为在文学及艺术的圈子中,“中青年”的称号最有弹性,故自恃年少者众,承认年长者寡,这大抵是恐惧于老之将至、江郎才尽而绝缘于文学的灵感。赵军冷静承认自己不再是“文学青年”,并且坦言“岁月催人老,十年磨一剑”,我以为这当是出之生命清醒及文学自信。
    《与梦同行》收入作者四十篇散文。小部分是议论文字,大部分是叙事文字,而正是其中的叙事文字构成了这部集子的个人化视点及自诉性特征。我欣赏赵军不经意间涉笔成趣的人生故事,我推测他的人生故事对他人生信念的滋润,我更想探究在跨越了昨天的梦境之后,作者对于今日之醒识作何提炼。不是想为赵军的未来创作作出局外人的设计,只是希望太热切,期待他明天的充盈与辉煌。
    说到散文,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陈年话题。一个“散”字,既给作者以无限自由,又让作品滑入永不定型的浮动。如此,评论散文之优劣也就更其困难。我的取巧,是不再关注散文的形态百变,而只在散文精神、即“文心”真伪上作出基本界定。此或谓“万物一理”,亦可谓“不变应变”。站在这么一个唯心的、甚至不乏偏颇的立场上考量《与梦同行》,我窥见了作者的思想成熟与人情冷峻。当芸芸众生都在追求物质的沉实与情欲的飘然时,赵军分明看破了这一切背后的虚妄。他选用一个“梦”字作主题词来概述十年(或更长时段)的精神感悟,即为明证。呼应这一理解,我欣赏他的《红尘》情思,我同情他的清水河“忧郁”,我羡慕他的“窑湾”友谊,我赞同他的“艾安”祝愿……总之,凡属引动良知复苏的启蒙意识,我都视为赵军的人文自觉。
    人要醒,能醒即大智慧。可惜,很多聪明人还都聪明在黄粱美梦之中。伪文学大行于官方报刊,伪文伪情,伪评伪奖,安于文心之伪而窃喜,岂不悲哉!这是一个圈套,精神招安毁灭多少独立性创造!
    文学人不能靠文学而安身立命,但文学却可以涵养其人性。赵军在尘嚣日上的人世间选择文学,选择“沉默”,肯定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古人谓“力莫如好,好莫如一”,赵军立志弄文,已有三十年积累,文学如歌,踏歌而行,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复何求焉?而长足之旅,五洲八极,皆可丈量,唯心路之旅,忽焉万里,瞬息百年,化而为文,定然无可方驾。更何况“文心”与“民心”的山海呼应呢!
    常识告诉我们,散文与诗歌均是倾向于个人表述的文体,唯因“个人表述”之后还有一个“大众接受”的传播过程,所以任何个性化的创作都有大众化的评价作为终极裁定。这就决定了文学创作必然遵循的开放原则和开放体系。在这一社会结构中的作家创作,自然也都是阶段性的。赵军推出《与梦同行》,是对其散文集《呼唤真诚》以及抒情诗集《早熟的秋天》的超越。当读者捧读《与梦同行》时,一种更强烈的期待已被点燃。为自己,也为读者,赵军又要“心血灌溉,去换取属于自己的点点滴滴”了。
                           2009年11月3日 寒潮中


    徜徉于奸雄与英雄之间
    ——《北洋兵戈》序
    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
    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
    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为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
    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谳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纵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
    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l912年至公元l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式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
    《北洋兵戈》纪实文学的传主共十人,不论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抵皆为否定对象。董尧先生为这些历史人物立传,无异于公开了一种有别于政治审判的文化评判立场。这是需要胆气的。粗览《北洋兵戈》,我知道董尧先生的文化评判还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理解和人文宽容。因为,他追踪的是历史的人迹,并由此探寻历史的人心、人情或人智;转换为文字,《北洋兵戈》自然也成为一份迟到的关于中华民国初期风云人物的奋斗、发达、寂灭的记录。何必要分什么反与正呢?那是戏台的演出之需。生活中,没有人来得及丈量人性,匆匆过客,抓住了所求,又纷纷抛弃了所得。我钦佩董尧先生的写作毅力。我更钦佩他对十位传主的人性、人格所作的历史开掘。辫帅张勋,何其“反动"耳!但他的政治忠诚所折射出的人格坚定,正是他之后纷纭政坛上消磨最甚的良知良能。他如吴佩孚、段琪瑞、张作霖诸公,在爱国守节的层面上,也是没有污点的。
    因为资料所限,《北洋兵戈》一书目前还做不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略如此,皂白仿佛,作者与读者,基本可以无憾也。是为序。万千言又在序外。
    200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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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越 仁 智 的 拥 抱

        ——《西楚山水画会会员作品集》序

        在明晰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大势之后,浏览“西楚山水画会”的山水画创作,有两种感观强烈而异趣:一是顺乎情理,二是出乎意想。

        顺乎情理的是:“西楚山水画会”作为一个地方的、民间的、以画会友的画家群体,他们的山水画创作张显着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传统的脉络,遥接宋元;造化的濡染,映照当今;在无限江山与圆熟技法的结合点上,浸润为美仑美奂的时代画卷。

        出乎意想的是:在商业炒作甚嚣尘上、名位座次高下相倾的世俗风潮中,“西楚山水画会”的画家朋友们不论是画风、画韵及绘画艺术的个人标格,都表现了疾风劲草、卓荦不群、阳春白雪、高屋建瓴的独家风范和大家品位。剥离了与绘画无关的玉嵌金装,抛弃了追风逐浪的浮誉虚价,如果仅对艺术品作艺术考量,“西楚山水画会”诸先生的作品,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比肩于中国山水画的时代精品。

        写下我的读画观感,心里明丽而坦荡。这与学院派的“评论”无涉,亦与门户间的说项无染。平民艺术,由平民解读,哪儿还顾忌“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分道扬镳呢?好在,一切热闹都会变冷,物换星移,白露为霜,倒是老百姓的行外闲话,印证着一个个原形毕露、灰飞烟灭的虚无宿命。

        我尊重“西楚山水画会”的画家朋友,并看重他们的山水丹青,决无附丽佳作而让虚言飙升含金量的妄念。画家可以、而且应当选择沉默。他们的画作早已是主客相融的符号话语和艺术体系。一默如雷,电走龙蛇,有谁能捂住彻天的虹霓和触地的闪雷呢?

        交往中,“西楚山水画会”的朋友告诉我,画会成立之初即有一次南下、一次西上的巡展。1991年仲春,“西楚山水画会”在上海美术家画廊举办画展,上海著名画家程十发、唐云、沈柔坚、刘旦泽等亲临观赏,公认是“小小画会,震动大上海”。1992年金秋,“西楚山水画会”西上青海西宁展出,大西北画家惊叹“西楚山水画会”的“东方魅力”。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个大系。明清两代,因闭门仿拟成风,险些扼杀了山水画应有的自然灵气。仅仅凭借极少数山水画大家的勉力孤持,山水画才得以在命悬一线后存亡继绝。二十世纪,西画东进,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短兵相接,中国山水画又几乎沦入窒息之境。二十世纪下半叶,由傅抱石与李可染二先生为领军人物的新山水画派崛起,传统的中国山水画遂在“对景写生”、“对景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以及“为祖国山河立传”的艺术感召下涅槃新生。

        也许是个巧合,“西楚山水画会”在李可染先生的故乡徐州宣告成立。画会成员,不少人曾与李可染先生有过艺术交往,可以算其“私淑弟子”;有些人则无缘拜谒,仅能心仪大师,承其辐射而已。所以冷静地分析,“西楚山水画会”的成员们在艺术倾向上尽管与李可染先生的艺术哲学大势一致,却又是超越“门户”、拒绝“攀附”、敢于和“大师”保持距离的独立“画人”。

        “西楚山水画会”是一个独立的、以徐州为空间依托的艺术群体。因为独立,所以有活动自主,有探索空间,有发展潜势,有自家本色;故而也才有独特的审美悬念,并为自己的存在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山光水色间穿行,每一幅画都打开一扇窗扉,每一位画家又都撑起一片天地。明暗互照,真幻交映,让我产生一丝眩惑:从自然山水到画中山水,这中间是经历了一次“搬山运动”、还是一次“造山运动”呢?搬山是苦工,造山靠点化,其间是否又有文野异形、仙凡异质的升华呢?

        带着疑问,我聆听“西楚山水画会”诸先生的画外心语,虽然漫不经意,却也真实流露了他们的大美之梦。

        虽然古人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还是不能拒绝高山流水的天籁之声。从这个角度看,画家又是有话语权的。当然,画家真正的话语载体是画作。画行天下,有目共睹,俗笔自俗,神墨自神,又何疑焉!

        徐州别称“西楚”,始于项羽。作为一个“空间”概念,“西楚”与“东楚”、“南楚”鼎足共峙,表现了楚文化的波及范畴;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西楚”则蕴含了浓重的悲剧精神和悠长的英雄缅怀。“西楚山水画会”的朋友们高扬“西楚”的旗帜,或许寄寓了空间突围和历史超越的双重意愿。

        其实,徐州是一个因“山”而固、因“水”而兴的城市。得山水形胜之利,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里不断推出华夏文明顶尖级的“时代巨人”。因为与“巨人”为亲、为邻、为友,这又成就了徐州人的大器。圣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对徐州人而言,则是山水同乐,仁智双修。消弭了仁与智的对立,那该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高度呢!

        由“山水画”,推及“山水”;由“山水”,还原“人生”;一来一往,山水变了,人生也变了。藉此,我渐渐读懂了“西楚山水画会”诸先生的大艺大作。

        山水无尽,山水画无尽,山水画家的艺术事业亦处在一个无尽的开放体系里。这给“读画”、“说画”者留下了巨大的议论空间。允许你说山水画的哲学隐喻是对立统一,山水画的人文眷恋是天人合一,山水画的道德潜义是爱国主义,山水画的艺术渴求是继往开来……但这些飘浮着的“画外音”,或许永远触及不到山水画家们心灵深处那一份山水之爱、山水之恋、以及挥洒丹青时的山水之乐。

        2008年7月7日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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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路 花 雨 是 平 生

        ——《郑正画集》序

        碧柳垂丝,连翘吐金,海棠如丹,梨花似雪,正是一年春好。

        与董尧先生相约,访郑正先生于彭城西关。

        郑正先生的生活,近年来为城乡双栖——徐州西郊五十里萧县刘套镇有其故园,徐州市内有其新居;城市、乡村轮流住,既领略都市的繁华与虚饰,又领略乡村的恬淡与平静。虽然这和我的生存状态有相似之处,但我仍不敢断言,在轻而易举的空间转换中,郑正先生的精神固恋是否还依然是小村庄、黄河滩、绿柳居、老梨园呢?我说出自己的疑问,董尧先生说,郑正先生乡居者多,城居者少,他太恋家了。

        “恋家”,对一个老农民与一个艺术家而言,其含义与影响每每大不同。老农恋家,安土重迁,他的实践与思维可以合二而一;艺术家的恋家,则在土地之外,有着更多形而上的思缕。具有一种心思即可种地,具有十种思维才能进入艺术创造。

        闻叩门声,先生出,依然笑容可掬,依然卓尔伟岸,决无望九老翁萎靡之状。我瞬间的感受是:天年之福,固不可人人得之,惟仁者寿、劳者康也。

        预知我们造访,先生早已烹茶相待。茶香与花香、书香、墨香相映,让人眩然于日月同辉、少长咸宜的谐和之中。

        近期,人民美术出版社将推出郑正先生的书画合集。依例,书前必置一序文;鉴于我曾为老耘(刘惠民)先生的书画集草拟过序文,所以,郑正先生、董尧先生并出版方,皆有意嘱我为序。

        谈话无主题,亦无旋律。犹如春风从田野、林间穿过,带来了麦苗的清新之气、菜花的馥郁之香,复糅合了远处桃花、梨花的断续清氛,逐渐酝酿成一种春天的眩惑。那该是一种“画境”吧,有如郑正先生的花鸟、山水画之境;又该是一种“诗境”吧,有如局外人读画而醉的诗心与诗梦……

        当我依次打开郑正先生在二十年间出版的多个画集,我们的交谈突然变成了“画外音”。

        画在,则丹青含情;书在,则点划有义;“情”与“义”俱在,而“画外音”则在穿越时空之后变成了不绝如缕的艺术回响和生命回响。

        突然间,我清醒了自己在这一刻所应具备的身份:一个倾听者,一个记录者,一个在画外游走却可以与画家进行心灵对话、进而暂时放弃“自我”的“非我”。

        就在获得这一份清醒的同时,我从自己的躯壳中解构而出,以无形无质的纯精神状态飞向郑正先生的七彩画界。一瞬间,诸多平面的画幅,都有了多维的具象;而寂静的画面之外,则平添了风语、鸟鸣、还有郑正先生的朗朗笑声。飞翔于这视像的界域,我感知的是一个画家从青春到白首的艺术沧桑。

        世人说惯了“人书俱老”或“人艺俱老”,可极少有人感同身受地体味这“俱老”背后的人生艰辛或艺术执着——稍一不慎,这“书”字、“艺”字就湮灭了,留下的惟有一个“老”字。当生命与“创造”疏离后只剩下一个空壳的“老”字,那才是最悲凉的“不得善终”。郑正先生可谓幸也!望九之岁,身心俱健,米寿之年,丹青不老,而且有新作、新集行世,这让我大为惊诧与感动。

        我与郑正先生相识是经过了董尧先生的引荐。既造访过他在刘套的村庐,又造访过他在徐州的楼宇,既看过他写字作画,复与之品茗谈心,偶尔也曾举杯痛饮、尽兴方休。在距离之外、相望之中,我领悟到君子交、淡如水的清纯与疏朗。描述这种忘年交的关系,或可用“相知无疑、相和无碍”来表示。

        而董尧先生与郑老的关系,则在乡谊之外,增加了诸多“同甘共苦”或“同命相怜”的况味。董尧先生今年八十有二,他与郑正先生、刘老耘先生是同乡文友,共同的政治命运,相近的文化追求,使他们彼此深知。所以既有人称他们三人为“刘套三杰”, 也有人称他们为“龙城三友”。惟知之深,反言之简。

        董尧先生插言:郑先生被社会公认的成就有两点,其一,他一生从艺,衰年变法,将自己的绘画艺术推进到一个炉火纯青、美轮美奂的境界;其二,他一生诲人,有教无类,在广角辐射的师道传承中,壮大了“龙城画派”的队伍,促使萧县成为中国著名的“国画之乡”。

        听着董尧先生的提示,我陷入悠悠的遐想。一个画家、书家,博得虚名易,达于精绝难;独怀一技易,广授百徒难。而郑正先生的卓绝之处即在于他以近乎普罗米修斯的情怀,将艺术的火种,撒向莽原,完成了绘画艺术在局部地区(如安徽萧县,如江苏徐州)向“庶民”的倾斜及向“民间”的回归。

        我问郑老,一生授徒多少。他说:在学校教授美术课,那就算不清了。仅以1985年退休回乡创办全国第一家“农民书画院”计算,即已有二百余人学而有成、并以书画为业。接着,郑正先生历数这些弟子们的社会背景:耕者、贾者、屠者、医者、渔者、林者、游学者、执教者、家居者并失业者……一近笔墨丹青,则皆为书家、画家。孔夫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郑老或近之。

        当不少老人以“风烛”之态,畏惧于无常之手在黑暗中突然叩门时,郑正先生正在为年轻后生打开窗户,让阳光射入。“畏死”与“珍生”一体两面,而郑正先生则于高年高寿之岁,尽情让自己的、他人的生命承受日华七彩、星月清辉,并时时沐浴在鸟语花香之中。写下这主观性表述,我即知道已经超出了美术的疆界,正在延入人生哲学的领地。谁又敢断言,画家的艺术营造绝缘于灵魂的召唤、或艺术的画幅隔膜于信仰的皈依呢?郑正先生选择生命的乐观,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因而他一生都有花雨相随。

        郑正先生出身于耕读世家。其舅父萧龙士先生,自幼研习书画,并受业于吴昌硕、齐白石诸大师。一生擅长大写意花鸟,为安徽画坛领军人物。郑正先生自幼在舅父指点下学画,尽得形神兼备之道。1949年春,青年郑正随萧龙士、刘惠民二先生入京,谒见齐白石先生。白石老人观郑正画兰竹长条,连呼好好,即于画幅题词:“足下正在妙龄,竟能坚持不辍,将来君像板桥不足道也。”

        时代不靖,人生多舛,虽九死而不悔,郑正先生始终没有放弃画笔。与郑板桥的桀骜孤持相异,郑正先生则在与庶民百姓打成一片时获得人生的理解和艺术的赞誉。他的写意花鸟除宗法于萧龙士先生外,每每有白石老人的自然天趣、怡然生机,此正可告慰于前贤、而启迪于后昆。师承之道的确立,或在电光石火之间,自与束脩之礼无关。

        向郑正先生告辞后,我与董尧先生行走在春风春阳里。说了许多话,都围绕着郑正先生。我们的一致评价是:

        郑正先生一生的艺术成就,大收获在下半生——七十以后的画作,构图简约,笔力苍雄,墨色之润濡,意境之点化,每有出人意想处;

        他将个人创作与教化弟子相结合,实现了双赢——此非简单的“教学相长”,而是在普及了审美教育之后的审美创造,实现了一变为十,十变为百的艺术裂变;

        郑正先生在农村,以家为校,开展艺术教育,附带还引动了“花鸟画、山水画重回田园、山林”的呼唤……

        话题落到艺术的价值空间与艺术家的生存空间。我们一时无语。

        在我的心里,依然憧憬着那个曾经响彻云天的诺言:艺术为人民服务。其实,庶民百姓是十分现实的,当艺术名家、大家的艺术品在拍卖行瞒天过海时,庶民百姓用墨笔在大红纸上写出一个大大的“福”字,贴在家中,也记在心上。这让我有些相信:当许诺者背弃诺言时,人民并未绝望。而郑正先生则选择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因而书画艺术,已成为他与人民的共同关注。

        2012年4月于彭城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3/17 10:18:1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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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舟横海照月华

        ──朱秀丽《樱桃小镇的女人》序

        《樱桃小镇的女人》是朱秀丽的第一部散文集。我看重“第一”的份量,所以真诚地祝福她。青云碧海,春风银帆,世界有多大,她的感受、意度、智慧就该有多大才是。

        隔着岁月,复隔着空间,朱秀丽对我的了解及我对她的了解、大抵只能借一个“淡”字来形容。好在,她的作品搭起了一座桥,精神的互通,总是可以因缘俱化的。

        朱秀丽的人生遗憾或是没有读“中文系”,“政教系”的学历总是让她心生某种怯意。以我评量,不读“中文系”正是她的人生大幸。“热爱”是起点,从这个“起点”足以眺望任何“顶峰”;而“专业”凭证的作用到底几何,至今无人说得清。

        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热爱”的温度,那就只是“发烧友”而已。当“热爱”在热身、热心之后引燃起生命创造的连锁反应,那么你生命的潜能有多大、社会的欲求有多大,你的终极成就便有多么伟大!朱秀丽完全有机会验证此言不虚,别的文学朋友亦可以验证此言不虚,只要你“吾道一以贯之”。

        我忌惮于大言说事、虚誉论人,因为“零距离”夸赞、即是“零”的馈赠。就朱秀丽的精神素禀与写作技艺而论,她的发展空间异常宏阔,当下一刻的证据便是《樱桃小镇的女人》。此集收入作者九十六篇散文,略分五辑,依次为:“爱的天空”、“婚姻物语”、“那时花开”、“风过无痕”、“悠然博记”;在作者的构思意向里,则分别承载着她“亲情”、“爱情”、“友情”、“哲思”、“博览”的阅读期待。近百篇文字,已经足可展示创作者的人生理念和艺术风旨。朱秀丽告诉我:“我的这些小文字是在毫无功利的背景写出的,率性而为。”我信其“无功利”之言,我尤看重其“率性而为”之道。一部书如果构成一个世界,《樱桃小镇的女人》恰恰是朱秀丽精神漫游的“清明上河图”。所有的博大、高远、悠长与永恒,都在点化、润染、分解、组合后异化为抽象的文字符号;经过阅读者的二次解密,朱秀丽的精神家园里即已高朋满座、至亲如云了。

        既钟情于文学创作,故再无寂寞。这与传统文人的孤独傍徨形成巨大反差。老子孤独,骑青牛而西入流沙;孔子孤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们的孤独,皆可归因于绝响无应。至于后人的追捧,则多是望尘莫及的空叹,在老子与孔子的生命里,何以有触膝谈心、把盏论道的快意?今昔相比,我等小人物比古圣贤幸运多矣!键盘一按,博文四海,嘤嘤之鸣,友声山呼,再想拒人于千里之外,哪里还由得了你?热闹来了,寂寞没了,生逢斯世,岂不快哉!

        世风如此,文运如此,弄文学者大抵只能“随其波而逐其流”。若有卓荦不群之志,则又当自辟蹊径焉。我想提醒朱秀丽的,即在于此。待我写出上面的文字,旋又哑然失笑。其实,朱秀丽是明于宿命的。读她的《外祖母》一章,每于叙事中感受议论,每于议论中聆听抒情,平平淡淡的铺排里,分明含着炽烈的诉求──“若干年后,我终于明白,不懂心理学的外祖母不自觉地做着心灵的舞蹈,在苦闷的日子里寻找心灵的自在……我的幸福感和外祖母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既然作者与异代的亲人都没有“代沟”,那么她与中国传承千秋百代的经典文明自然也是没有隔阂的。毕竟,“心灵的舞蹈”与“心灵的自在”是永远属于探索者、仁爱者、谦卑者、孤独者的。

        一篇序文的承载量极小。就书而评书,《樱桃小镇的女人》已经显现了朱秀丽散文文风的清新、条畅、绵密与从容;而在行文构思之前,作者每以她女性的敏感测知人海底层的压力与反弹,并能捕捉到震波的起伏。这种能力不靠学院培养,而与一个人生存状态所伴生的文化良知、道德素禀相关。若能长葆发荣于本我的浩然之情,则何山不攀?何海不渡?于是,我有了“孤舟横海”的文题。曾与朱秀丽说起当“大作家”、写“大文章”事,虽近戏言,却属正道。盖“大”之设定,非关“名头”之高、非关“数量”之巨,而仅与作家的社会责任、艺术创新、时代建树、历史影响成其正比。人生非前定,那就让我们取法乎上上之策!文将终,忽然想起孟子的告诫:“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此言可听、可不听。两千五百多年过去,游于孔、孟圣人之门者千千万万,哪一个又做了哑者?故即便“大家”在前,亦允许我们成为“大家”啊!

        舟楫我有,大海无边,何不凌波以进!

        是为序,以与作者、读者共勉。

        2010年6月18日  于徐州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向 心 海 漫 游

        ——栾晓明 《血月》序

        人生充满误解,朋友也不例外。在徐州的文学小圈子里,我与栾晓明先生相识二十多年,是来往不多,交情不浅的朋友,竟然误解他只能写"诗"而不善"小说"。直到有一天,电话拨过来,说小说集即将刊布,缺一序文,踅摸半天,也只有劳你说几句真话了。闻言大惊大喜,随之便哑然失笑:我之孤陋,固不可饶恕,晓明的不善指山说磨,不能借海扬波,也是一个现代作家走向大红大紫的障碍呀!

        遭逢盛世,文化普及,获取"作家"的身份认证是很容易的。不够美满的是,大作家多有,好作品少无,这让芸芸众生减却了对那个光彩称号的敬意。我曾经预测,当今,在中国,一切"伟大"都将贬值。"作家"本不伟大,何能幸免?"作家",或许正在蒸发为一种与创作、与作品无涉的虚拟头衔,以致在文学的荒园里每一个稻草人都有一顶吓不退雀儿的帽子。

        默默写作,默默发表,现又默默结集,晓明用他低调值的身份显示,酝酿着高质量的文学创作,即此一点,便与文坛上的嚣嚣诸公形成巨大反差。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自信者沉默,我相信晓明是这样的写家。

        秋日临窗,我在逍遥的阅读中走向晓明的精神世界。淮海大地,百里煤海,古城徐州,千家万户,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晓明小说的关注点就是这一"空间"的人世沧桑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地方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让真实的"徐州"与"徐州人"借了小说形态走向世界,不论打几个折扣,这都是一项功德性的文字积累。我固执于"空间"真实,是厌弃了当代名作家们肆无忌惮的"幻造"中国的行政区划。省是假省,市是假市,县是假县,更遑论人物的赵钱孙李。据说,是怕引起文字官司。其实,这种政区幻造之风折射的是文学环境的粗鄙和作家人格的孱弱。

        "空间"仅仅是一个"场",生命场中的命运线纵横交错,勾连出生活的喜怒哀乐和人物的生老病死。有幸被作家捕捉到,写入作品,虽改头换面,对原型而言,皆是一种羽化登仙的缘分。加一倍的苦难,与加一倍的欢乐,都是作家赋予的,因而一切客观性的现实主义都以主观性的理想主义为基点。作品,其实是作家理想形态的符号化体现。站在这个视点上浏览晓明《血月》中的二十篇小说,我首先惊异于其故事的残酷性和倾向的一致性竟能贯穿始终。我理解了何谓直面人生,何谓创作良知。

        《洋槐花》还有些田园牧歌的柔情,《吃阳光》、《血月》已经触到了低层受侮辱、受奴役者的苦难与醒悟,而在《恐龙吞吐着腥风》及《塌陷路》里,小人物的本能伸张与生活吁求即已造成了权势者的麻烦,由此触及到的是一个近乎永恒的人道主题。生灭在一瞬间,荣辱在一瞬间,当生活的河面恢复平静时,婚庆的鼓乐早已在后人的记忆中删除了前人的痛苦。掩卷反思,晓明的小说确实将悲天悯人播种在了我的心田。

        有功利的写作,没有勉强的阅读。因而用阅读者的现在时感受来衡估作者的过去时创作,真伪易判,高下易判,成败亦易判。我无法进行全面的横向对比,就我零零碎碎的阅读感受而言,收入本集的大多数篇章当之无愧的是"文学"、是"文学精品",是大浪淘沙后有可能存之久远的"文学经典"---而当今,不少入"文学"之流的"宣传品",因为有电视、电影的改编形态,正摇身一变为"艺术"。"作家"背叛"文学",总拿"商业"为借口,但谁能让春花秋叶峥嵘四季呢?太阳也会落,何况粗糙的文字、媚势的思想!

        写作很慢。不是横竖撇捺写起来慢,而是感受人生、消化悲喜颇费时日。晓明弄文学三十年,粹然成编者,仅此小说一集。烈火炼钢,流水淘金,小说中的旷达语、智慧语、禅机语、善良语,哪一句不是作者面壁自审、自励的结晶?宁可慢些,也要好些,栾晓明先生有这份作家的自爱。

        二十多年前,我讲授外国小说时曾虚说好故事、好结构、好语言的"三好"标准。这是老掉牙的不能与时俱进的陈词旧调。但我以为据此颇能方便地分辨良莠。"三好",极难做到。观之当今文坛,有"一好","二好",已属佳作。借了这标准审视栾晓明先生的小说,我以为"好故事"是他的拿手菜,语言其次,结构再次。他的小说结构并不存在毛病,多篇横比,只是变化少。他的语言,绘声绘色,精炼凝重,决无拖泥带水之处,且又以描摹劳动者歪打正着的声口为绝招。诗人修养,小说家情怀,双修双得,故能如此。我欣赏晓明将客观描述与主观自白缠绵交织的铺排方式,这增加了语言的黏稠度或浸透性,但忌不要走过头,那样又可能牺牲了语言的自然和表述的明快。在语言锤炼的终极,站着思想;最后,很可能是精神的透明度、自由度选择了与之相应的语言表述。因而,我们又可以这么论定:小说家其实是哲学家。他们与一般学院派哲学的不同就在于每每是在全局性地拷问了荣与辱、成与败、乐与苦、生与死之后,又决绝地放弃全局而把玩个别的人、个别的事,借手心的一滴水,追怀大海之梦。

        栾晓明先生肚里有很多故事,写在小说里的,微乎其微。他若有心,可以写出更多更美的小说。大器之成,期以时日,松柏不与桃李争色,又何疑焉?写作毕竟很苦,向自己心海的漫游比向大千世界的寻觅还艰辛。清晰于人生一世的精神归宿,再想一想可以承担的道义之责,让我们各有选择。

        2005年11月

        出自田秉锷《江湖心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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