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爱如山,福泽绵长
《百岁老人自传》序(烈华 2002年8月)
我的父亲张炳烈,小名阿炳,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连头带尾跨过三个世纪。年过百岁后,他身体瘦弱但是精神矍铄,眼不太花耳不太聋而且思维敏捷,虽然行动颤颤微微,健康却无大碍。我和子女们一直把他奉为权威和楷模,他自己也认为他的头脑中还有很多宝藏有待开发并传至后世,希望把他100年来的人生体验留给子孙。抱有这种坚强信念的老头,怎么会轻易去见上帝呢?
小时候由于家庭贫穷,我很小就跟随母亲去江西投奔亲戚谋求生路,父亲和我的同胞三姐福钰则留在陕南老家的穷山恶水中艰难度日。直到50年代中后期,我母亲在上饶市针织厂成为正式职工,才寄去路费和全国粮票,让我父亲到江西团聚。谁知父亲的到来,却给全家带来了噩运。尤其是1962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运动开始后,针织厂一些阶级觉悟高的革命职工,了解到我父亲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旧军官,就敦促组织解雇了我的母亲,把我们下放迁移到偏远穷困的农村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好在我父亲自学过中医中药,出工之余上山采集中草药卖给药材公司,维持一家的生计。
每次生产队开会,都要以批斗我的父亲开场,我在学校也受尽了歧视和打击。所以我总是逃学,努力躲避多数老师和同学们的欺辱。当时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父亲,认为他罪恶滔天且殃及子孙,也跟着革命群众把他当作阶级敌人,从来没有给过他好的脸色,心中对父亲充满了怨恨,恨他连累了我们,怨他害苦了我们,让我们一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曾经有许多次,父亲主动找我聊天,想对我解释点什么,但我始终不理不睬,他只好长叹一声,默默走开。
后来的一件小事,部分地改变了我的观点,我对父亲也由怨恨转为理解和尊重。那是1964年夏季的一天,由机关干部和大学生组成的社教工作队在田头召开“抢收抢种双抢动员大会”,开会时照例要先抓阶级斗争,对我父亲的历史进行清算。正当父亲弯腰成90度接受批斗时,一位70多岁老农的赤脚被剧毒的蝮蛇咬了一口,疼得倒在地上翻滚大叫。父亲不顾一切地跑过去,迅速扶起老农站立不动,从自己身上撕下一根布条,紧紧捆扎住老农的腿部静脉,趴下去用嘴吸出老农伤口的毒血,并用自己配制的草药敷在被毒蛇咬破的伤口上。老农很快康复了,父亲却一身乌肿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亲眼看到这一幕,我过去视为阶级敌人的父亲,开始在我心中变得高大起来。
劳动之余,父亲见我不再排斥他了,就带我辨认中草药和各种可以入药的植物动物,同时以幽默的语言对我谈古论今,从三皇五帝到抗日战争,从《红楼梦》到《安徒生童话》,从老子、庄子到黑格尔、康德。随着关系的亲密和谈话的增加,我逐渐了解到父亲的部分历史。
父亲不仅是抗日战争的功臣,还是一位好学不倦的人,会讲德语和英语,曾经在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2军驻延安代表时,和中共领导人交往甚密,并在1946年国共两党内战爆发前辞去军职,到秦岭南麓的西乡县城里做起了棉花茶酒生意。
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顾自己的危险去救治被毒蛇咬伤的老农,他就详细地给我讲解了《孟子·梁惠王上》所宣扬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思想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我以父亲为师,以树枝为笔,以大地为纸,从《三字经》开始,学会了读书写字,学会了如何做人,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与人为善,学会了不怕艰苦,学会了追求爱与幸福,学会了承担责任。
父亲多才多艺,经常替人写信,帮助邻居,救死扶伤,教人酿造美味米酒,帮人修房造屋,深受绝大多数农民们的爱戴,所以工作组发起的批斗会总是冷场,有时候甚至变成了表扬大会。社教工作队的年轻大学生和机关干部们恼羞成怒,说我父亲是用小恩小惠迷惑拉拢群众,妄图腐蚀瓦解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意志。不久,社教工作队逼迫我父亲迁出户口返回原籍,把他赶回了陕南秦岭山区。然而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心里却得到升华,成为我心中的一座大山。我发誓要努力奋斗改变命运,让父母过上美好的生活,再也不受这种非人的屈辱。
百岁老人部分照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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