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
发现信息价值

微信扫一扫
分享此帖文

发帖人:
minhuaxi
  |  只看此人
   楼主
收藏
收藏成功
添加
添加标签来管理你的收藏吧!
| 刷新 | 字体缩小 | 字体变大
[原创]小根子
81317 次点击
156 个回复
minhuaxi 于 2013-10-15 09:57: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文学
                                         小  根  子

    春节过后,铁军的一条短信送来两个惊喜:一是寄来了刚出版的由CY将军夫人签章的《回忆CY将军》——他知道我喜欢书,曾送我CY将军给我的亲笔赠书;二是小根子的手机号——他更知道我一直在苦苦寻找小根子的下落,所以在地铁里偶遇小根子,立即捕捉了对方的手机号。

    迎春镇一别已整整39年过去,我终于与小根子通了话。

    “你是谁?”电话里是他那因频率稍高、振幅较窄而显得依然年轻的声音,语气有点犹疑。

    “我是××啊”。我报的是乳名,当时大家都这么叫。

    “哦,××,你有什么事吗?”回话礼貌,但无热情。

    “是铁军在地铁里要了你的手机号,我总算找到你啦!”

    “啊,你是XMH吧?不好意思,刚才搞错了,你的声音完全变了嘛,你在那哪里?”

    “在家里啊……”

    “家里?是在上海吗?”

    “是。我去年7月退休,9月把家搬了回来。”

    “回来了好啊,我得去看你,我还欠着你一份情呐!”他脱口而出。

    “不、不,应当我去看你,要说欠情,那是我。你在迎春送我的情景,我记了快40年了。那时我……真不懂事。”我真诚地对他说。“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浦东。不过,还是应当我去看你,只是不巧,明天我刚好要出趟门,回来后我一定去看你。”

    ……

    没等到他回来,我因给科技厅干点小活,又回了东北。留守上海家里的老温接了他的电话,立刻通知我给他回话。

    又是一次擦肩而过。

    小根子是我徐家汇路第二小学同学6年的密友(至少我是这么判断的),个子比我稍矮一点,很好看的瓜子脸,一笑,一口细密的白牙,两个酒涡,文静得有点女孩相。他的两条黑眉在鼻梁上方相拥,好像永远在思考着什么。他性情温和,善解人意,头脑聪明,学习成绩好像在我之上。

    1965年毕业,我俩都是老师指定的以卢湾中学为“第一志愿”的所谓好学生。结果不幸,老师指定的七八个人中只有一位田姓中队学习委员高“中”,包括“驻”班的大队学习委员在内,我们6年级1班几乎所有的“领导同志”(含我俩)都走了麦城,只被低一等的五十五中学录取,我在4班,小根子在5班,仍是校友。

    1969年5月,毛主席部署“上山下乡”,我俩“同船渡”大连,然后由“知青专列”送到虎林县迎春镇,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3团。我分在离团部3公里的17连,他去了15公里外的14连,又是“战友”。

    记得在团部的离别时刻,我和J(小学、中学皆同班,也是好朋友,分在团部西侧的工业二连)直跟着去14连的“解放”跑了好几十米远送走小根子。紧接着已经是满面泪水的J把我送上了去17连的马车,他扶着车帮又跟着跑了一段路……我熟悉的人已全都在眼前消失。此刻,在外虹桥码头面对送行的上万亲属突然爆发的放声大哭都未曾掉一滴眼泪的我,终于忍受不住,积攒了6天的泪水奔涌而出。

    刚到连队,“文化”还在大“革命”,但暴力已大体退潮,由五湖四海汇集而来的知青在语言、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层面带有明显的地域差别。毛泽东说“差别就是矛盾”,而矛盾在实际生活中却夹带着暴力攻击性。当时,全团很多连队都有不同地域知青间的斗殴现象,但“主旋律”是部分上海知青与部分北方知青的冲突。我一到连队,也身不由己地陷落其中。现在看来,那是社会中的青年(乃至青少年)群体在易罪错年龄段的行为特点与完全脱离学校家庭管束这个特定情境的“击穿”现象。从我的思想与心理上追究,主要原因:一是少小离家,突然失去熟悉、安全的环境依托,内生出一种孤独与恐惧心理,产生了一种依靠本地域群体保安全的精神需要;二是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影响,我们当时都崇拜保尔·柯察金,这是一位总受着美女亲睐的青年英雄,他唯一的光荣错误就是打架,这是“革命暴力”对道德的一种不无美感的入侵;三是“文革暴力”的惯性。诚然,当时不可能有这样冷静、认真的追究,对我们的“批判”也根本不着边际——我们动粗的一笔笔账,都被莫名其妙地记到了“资产阶级”头上,推给了八竿子楼不着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所以更加有恃无恐。

    我刚到连队的时候,不仅参与过几次斗殴,并且还“领导”或参与策划过几次“行动”,为此我们还被推上过连队小范围的“批判大会”。从会上一位“老同志”的“控诉”中我才得知,一位被打昏的知青(他是连夜被团长的英国吉普送往团部卫生队的),他哥哥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革命烈士”。现在一想起这个情景就会内疚,特别是在被我打伤过的人里头,有3人已因患心血管病或癌症,多年前就离世了。

    当时,我和我们这个群体的许多人一样,是带着打架斗殴这个毛病“拼命干革命”的,我们在工作(劳动)、学习中的表现还是恨好的:农田里干活,我基本上属于“第一梯队”,时常还会冲到最前头;业余时间,我一边读马列一边犯错误,读了大量原著和当时报刊的重头文章,同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当时的各项运动。这也是我后来能迅速地“后进变先进”乃至“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我的“后进状态”大概持续了不到一年(期间,领导为了调动积极性,还让我做了副班长),我终于从“错误泥潭”中努力爬了出来。1970年,连队团支部准备在“五四”吸收我入团,有的“关键人物”甚至还议论,说我将是团支部比较理想的宣传委员人选。然而“七一”都过了,入团一直没有消息。后来,还是一位团支部委员做了“斯诺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