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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14 11:52:3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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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自以为有文化的人,也如此认为,还责备农民懒惰,炫耀自己得意,好比在我帖子里打滚耍泼的拿着一万元退休金的文革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的现存体制坚决捍卫者的梦想扶摇直上直接去西天的老家伙,那就很无耻了——看到这样的家伙在我文中胡说八道叨叨不休,总有被苍蝇绕飞的恶心感,恨不得一下拍死他啊,他确实就是我前言中提到的,希望早点死绝的人种。

    拍死苍蝇,言归正传。

    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把那个时代叫作“万恶的旧社会”,听我父亲的遭遇,似乎那个时代,生活没有那么艰难。父亲很勤奋是不错,但短期内竟然能够有这么多的积蓄,除了勤奋,一定还意味着勤奋是可以发财的。可见那个时代,要比前三十年好上很多,因为,在穷人翻身做主人的那个三十年,作为穷人的我家,父母亲依然辛劳,要比解放前辛劳得多,但不仅没有丝毫积蓄,还在掏空曾经的积蓄。那时候,父亲还积蓄了近两百个银元,都是孙大头,没有袁大头,这个肯定是49年前的积蓄,49年后就不流通了,但国家还有收购。在非常困难的时期,父亲就把银元,一元一个逐渐卖给了国家,现在只剩下三十枚,分给了我们兄弟姐妹,一人六个,作为纪念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14 12:19:3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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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家相对宽裕的日子,并没有在49年戛然而止,而是延续了几年,而且,那几年的日子,真的比49年前还好。原因是,上海没有了流氓,作为小生意人,一怕生意不好,二怕流氓骚扰。

    对于49年后最初的整肃,明目为镇压反革命的整肃运动,现在基本也无人提起了,其中一定冤杀了许多无辜者。84年的严打,倒还有不少人提及,毕竟离得还近一点,许多人都有不少记忆。好比我,住我家楼上,有个小我几岁的小伙子,当初也曾在一起玩过,后来在纺织厂做机修工,那里可全是女人啊。严打期间,他走在路上,遇到查包,他包里有安全套,但查证没有结婚,就被当作流氓抓进监狱,做了几年牢!

    而49年后的整肃,肯定更加严厉,因为政权初建,社会动荡,也肯定混有不少国民党特务,于是,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大杀一批,其中肯定包含了不少国民党的特务,但有多少被冤杀?从来也没有人统计过!

    当今中国人最大的堕落,就是几乎全民都以个人得失来判断一件事情的是非。好比镇反,我要是因为镇反扫除了流氓,而使得我父亲的小生意得以平安兴隆,从而就说镇反好,那我也就是一个缺乏社会良知的人。作为一个有文化和有良知的人,必须意识到,无论是镇反还是严打,既违反法治精神,也毁灭人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18 17:17:1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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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生活的真正艰难,是从公私合营开始。对于稍大一点的资本家,即有企业的资本家,公私合营虽然也是一种剥夺,但毕竟还给他们留有股份,可以吃股息,他们也就逆来顺受,算了。但实际上,对私有财产的这种肆意侵犯,已经蕴含了极大的危险,接下来一定还有有更残暴的掠夺行为,那就是文革的全面剥夺了。

    对我家这样的小点心摊位,公私合营就是彻底的灾难,所谓公私合营,实际就是剥夺了私人经营,即私人不可以摆摊做生意了!后来的改革开放,不过算是对严重错误的些微纠正,没有四九年以后的弯路,中国今天,肯定会更加发达!

    当时只给我家一个工作名额,即到所谓的集体所有,其实还是国家所有的饭店里去工作,夫妇双方只有一个名额。好在我父亲脑子还比较清醒,让我妈进了饭店,觉得作为男人,再到社会上去寻找工作,还容易一点。不少像我家那样的夫妇小摊,都选择了让老公去工作,老婆就没有工作,不少人,后来都在里弄生产组打工,一辈子都只能挣二十多元钱。而我父亲,则找到了电话局的线路维修工作,稍加培训,就可以上岗,电话局属于国营,收入比我母亲的集体所有高。尽管这样,起初加起来还不到七十元。一直到我父母退休,两个人的工资最高也就九十元。

    当时不到七十元的工资,一家已经有了七口人,真不知道父母是如何挣扎着抚养我们的啊。

    只要简单计算一下:

    米:一月至少二百斤,三十五元。

    房租:大约四元。

    水电煤油盐酱醋:只算每月四元吧。

    学杂费:摊到每月,平均算三元。

    七个人的菜金:一天四毛不算多吧,十二元。

    七个人的穿衣:我印象里每人每年大约十尺布票,按照布票全部使用的情况,加上鞋袜,毛衣冬衣棉花,一个月怎么也要摊到5元。

    以上是最低限度来算,一个月已经去掉了六十多元。

    这就叫捉襟见肘,没有一分钱,可以不计算着花!

    这样的生活,差不多整整延续了十年!68年后,我家哥姐三个工作了,生活才改善了一点。

    但是,我尽管生在家里最困难的时期,可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过痛苦的感觉。小孩,只要还能吃饱饭,一般就不会感觉痛苦。当然,周围的人,必须都这样,你也就不会感觉痛苦,因为你没有比较,你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你就不会痛苦。稍大一点,甚至还以为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以为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穷苦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等待我们去解放——在这样的教育下,我们怎么会感到痛苦?

    有比较才会有痛苦。好比多年前,上海搞过和贫困地区孩子交流的活动,即把贫困孩子接来上海,把上海孩子送去乡下,交换体验。可是,这个活动不久就停止了。因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本来虽穷困,却是开开心心,可是,在上海住过之后,回去再也不会开心了——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活!

    现在的老人,相比于过去,就是过着另一种生活,可是,奇特的是,他们竟然一直在赞美穷困的年代!到底是一种朴素还是愚昧呢?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24 18:51:23    跟帖回复:
14
    从我稍微记事起,我就和我哥哥睡在阁楼里。我姐姐是否也睡在阁楼里,我有点记忆模糊。其实,我大哥谁阁楼的情形,我也没有什么记忆,毕竟,阁楼就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又暗又矮又静,倒也是读书的好地方,但那时候,就不读书,也没书读,所以,阁楼里,除了睡觉,没有任何记忆。

    其实,之所以阁楼里还记得一点睡觉的事情,是因为我二哥有时临睡前给我讲故事。但我二哥给我讲故事,不是要启发我的智力,那时候,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功夫。我二哥给我讲故事,是要报酬的,要我分一点大饼给他吃。

    前面说过,我家那时候条件很困难了,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吃泡饭,但泡饭,即前一天剩余的冷饭常常不够吃,我父母会让我哥或我姐去买一个大饼,三分钱,这个大饼专属于我,我在家最小,所谓奶末头儿子,受到了格外的照顾宠爱,这个大饼就是一例。我二哥馋我手中的大饼,就以晚上的故事,来换我早上的一小块大饼。

    有了这个交换,我就老缠着二哥睡前给我讲故事,有时候他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还是缠着他,他终于觉得亏了,有一天晚上,下狠心道,“这是最后一个故事了,讲完这个,以前的大饼塌皮(上海方言,扯平,消去之意)。”我为了听故事,也就答应,我二哥还在阁楼的墙上,写下“大饼塌皮”四个字。第二天晚上,我又缠着我哥讲故事,他就给我看“大饼塌皮”四个字。我最初的文学教育,也就戛然而止,但那时候短暂的讲故事,对我后来的想象力的发展,是否有过重要意义,或许是值得研究的事情。

    说到自己受宠爱,还有两个印象深刻的实例。

    下午父母常常给我五分钱半两粮票,去买一个麻饼吃,我之所以记为常常,是因为这是我自己去买麻饼的经历,要是偶尔一次,父母应该不会让我自己去吧。我记得,那个卖麻饼的南货店,在浙江路宁海路口,我家住在永寿路,不远,但也有三四百米。那次我买完麻饼走在宁海路上,有个男人,好像年龄不大,哄我道,“小弟弟,我领你去看打针,好不好?”

    我说好,他就领着我走,在宁海路靠近永寿路口,有个卫生站,快到那个门口,他突然一把抢走了我手中的麻饼,往西快速跑去,边跑边咬麻饼。我大哭着回家,我妈让我姐姐陪着我,又去买了一个。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24 20:29:2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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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童年的许多事情,往往因为意外而被我们记住。如果没有这一次“抢劫”,我小时候的特殊待遇,即有时候会有麻饼吃这样的事情,大概早就湮灭在记忆的大海深处了,但正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我的记忆才变得生动起来,那个廋高个,边跑便往宁海路西面逃跑的形象,就永远烙记在脑海里了。

    那是发生在63或64年的事情,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不久,那个自然灾害,他们党内良知尚存的人曾说过,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实,那已经是打掩护了,那和天灾一毛钱关系也没有,那纯粹是人祸啊。最简单而充分的证据是,在那个三年里,中国竟然还在出口粮食,因为需要外汇,来进行核武器的研发!而在那个年月里,最高领袖,曾经担忧,“粮食吃不完怎么办?”

    那是一个怎样荒唐的年代啊!

    可是,更加荒唐的是,一直到今天,这竟然还是一个不允许随意谈说的事件!关于这个悲惨年代的真相,最有力的作品,就是《墓碑》,在大陆是禁书!

    无论对饿死人数据有多少争论,但在那个年代,确实饿死了不少人,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对这样的历史事实的掩盖和禁绝探讨,背后是多少度的黑啊!不敢正视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就永远翻不过去,伤口也就永远不会愈合!

    想想他们,竟然还有脸责备日本人对八十年前历史的掩盖!

    想想愚民,竟然还有脸歌功颂德!

    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无论是饿死人的年代,还是今天企图掩盖,还在歌颂那个时代的今天!

    说到那个时代的不幸,还有一个奇葩之处,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据说,有不少饿死人的县里,县城粮库里就有不少军粮,可百姓竟然就这样老老实实饿死了,没有人想过要去抢粮——这个事实,也为否认饿死人的小红粉提供了证据,真要饿死这么多人,怎么会不抢粮?而我则在想,这到底体现了中国百姓“宁死不屈”的精神,还是体现了“死也要做个好奴才”的悲哀民族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25 18:27:0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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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不幸的年代里,我家,因为公私合营这个本来造成我家困难的举措,在三年自然灾害里,又成了我家的福音——当然,要是没有公私合营,也就没有公社化,也就没有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无所谓福音了。

    在那年代里,政府为了维护脸面,城里人的粮食,还是基本保障,即保障到饿不死人,但也吃不饱,而我家,算是不多能够吃饱饭的底层百姓。

    我母亲所在的饭店,在靠近延安路的湖北路上,那是一条小马路,但那饭店名称,现在却大大有名——杏花楼。饭店虽小,湖北路浙江路附近,却有许多旅馆,住着不少来上海出差的全国各地人员,自然要供给他们吃饭的,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本地人不太可能上饭店了,要不是有出差的外地人,饭店基本都倒闭了吧。因此我母亲所在的饭店,供给一直比较充分,生意也一直很好。 打饭打菜的就都想方设法“偷工减料”,即从顾客那里扣克分量,最后就会有粮票和菜金结余了。在这个过程里,油水最足的,一定是会计,我母亲作为售票员,也能分到不少油水,使得我家七口人,在三年自然灾害里,都没有挨饿。有时候我想,我早上和下午享受到的特殊待遇——大饼和麻饼,大概就是来自于这个不法勾当吧。

    后来紧接着就是四清运动,要求人人过关,每人自己申报自己贪污了多少。这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谁能说得清呢?于是就针对一些被认为严重贪污的人办所谓的学习班,实际就是抓起来,隔离审查一般逼着你交代。我母亲因为不接触具体饭菜,被认为情节轻微,没有进过学习班,但也被逼着认了三百斤粮票和二百元现金——实际数目有没有这么多,其实我母亲也说不清的,反正拿回来就贴补家用了。可退赔这个数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却是一分一两从嘴里扣下来的。

    单位里比我母亲惨的人多了。最惨的是有一个人,实在受不了折磨,在学习班里自杀身亡。死人了,饭店的四清运动才算基本过关。但退赔,对有的家庭几乎不可能,因为进了学习班的人,一般都要被逼着认上千斤的粮票。不过,几年以后,文革开始,退赔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28 8:05:26    跟帖回复:
17
认真读了。
期盼后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28 10:54:20    跟帖回复:
18
    还有一件小事,体现我小时候受到父母宠溺,虽然事情很小,但我印象深刻。

    那时候,冬天都穿棉袄棉裤,像小屁孩,除了棉袄棉裤,其他就一无所穿了,棉裤还是开档的,好像一直穿到上学前。

    到了冬天,早上起床,从热被窝里出来,直接穿进冰冷的棉裤,很不舒服,我就赖着不肯起床。父母就让我哥姐把我的棉裤在炉子上烘暖了再给我穿,这成了我冬天起床的惯例。

    这种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对小孩的性格形成,有很大影响。我想,正是我父母对我的这种宠溺,让我形成了不能吃苦的相对比较懦弱的性格。

    娇生惯养这个词,主要指养育儿女的方法和态度,并不是指富裕程度,每天给孩子摘天上的月亮玩是娇生惯养,每天让哥姐烘烤棉裤其实也是娇生惯养。前不久,报道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每天给主播赏金,我相信,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就是被父母娇生惯养坏了。

    性格决定命运,而不是知识决定命运。今天中国的父母,关心孩子的学习,远甚于关心孩子的性格。或者说,知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花钱买来的,于是,父母就以为花了钱,给孩子报了各种补习班,就算是对孩子负责了。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父母不关心孩子的性格形成,一般就算不上称职的父母。在中国,真正称职的父母,真不多。我自己也不是——但这不是我童年的话题了。

    前面提到我二哥给我讲故事,算是我的早年启蒙教育。我受到的早期教育,还有我大姐给我做加减法。为了鼓励我,每次做题,给我一分两分的奖励,但这个奖励,不是给现金,而是记账,我大姐哄我,说到了年底,一起给我。我就很高兴,在我上学前,我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已经做得很好了。到了年底,积累了不少钱。等我问我姐讨要时,我大姐问我,“想不想过年吃鸡啊。”我说想。然后,我大姐就告诉我,我的姐给我买鸡吃了,并指指我家门前那个公用的天井里散步的几只鸡,告诉我,这就是用我的钱买的,其实那是我崇明老家送来的,但我还小,说不清这里面的区别,于是,一年做题积累的钱就冲掉了。我虽然觉得有点上当的感觉,但也无可奈何。第二年,做题的事情就免了。但我的智力,或多或少,得到了开发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28 11:27:4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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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智商,到底主要来自于遗传,还是来自于后世开发,至今都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我生来比较聪明——我这么说,年轻时大概有点自豪,现在说,没有这个意思了,因为我尽管聪明,但情商不高,因此一生平庸。我对人生成就的公式是这样:成就=(智商+情商的平方)/2。

    但我也并不因此而自卑,因为中国人的情商里,有太多的犬儒哲学,好比“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比“民不与官斗”,好比“好死不如赖活”之类,都是行尸走肉者的活命哲学。当然,情商里,还有许多重要内容,好比坚毅的性格之类,我自己确实缺乏。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智商。我的聪明,应该部分来自于遗传,我父母算是聪明的,这也是我母亲进了单位以后,担任售票员的原因,因为要快速做加减法的,当时许多中年人,确实计算困难。

    但我有时还在想,一个人的聪明,会不会和出生的环境有关?大家都读过玄幻小说,“灵气”两字常见。曹雪芹曾经借助贾雨村的口,说过一个人出生和环境的关系,即天地之间,有时游荡着不正不斜的类似于“灵气”类的精神元素,出生的婴儿,遇到这种“灵气”,就会天赋高于常人了。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的出生地和我哥姐都不一样,我哥姐,都是在崇明老家出生的,只有我,生在上海的那条小弄堂里。而那个小阁楼,用我二哥的话来说,是“闹鬼”的。他常常睡到半夜,说“有鬼有鬼”,吓得我半死。我二哥略为有点神神道道,也可以说,我二哥对“阴”的东西,感受比别人灵敏。我们居住的这个13号,确实不太吉利,除了我家,其他三家,都遭遇到不幸,两家有人得癌症,四十多岁就死人;一家主人偷了厂里的几双袜子,被判刑劳改,一辈子都发配边疆,再也回不到上海。只有我家平安,因为我家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从这个“闹鬼”的13号迁出来,搬进了16号——这话后面还会提到。

    假如这个地方,真的“闹鬼”——其实是游荡着某种精神元素吧,也可以说是“灵气”充沛,那么,在这样环境下出生的人,或许就能与众不同。好比我,生长在完全没有文化的背景下,家庭,尤其是社会,完全在毁灭文化的社会背景下生长,却一生对精神元素,对文化情有独钟,应该有先天的东西在起作用。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2 8:48:52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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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热点事件层出不穷,也凑热闹写了十来篇文章,但能够正常放行的竟然只有不足三分之一,还是回过来写童年吧,把这十来天写的被砍杀的文章链接放在这里,既欢迎各位来我博客做客,也显示自己没有偷懒: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8527e0102xd6f.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8527e0102xd8a.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8527e0102xda3.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8527e0102xdb3.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8527e0102xdbw.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8527e0102xdec.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8527e0102xdh7.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8527e0102xdkq.html

    言归邪传,再说童年

    在这个我哥以为闹鬼的屋子里,我们居住没有超过十年,这或许是我家运气较好的结果吧。我在这里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我父母经常感慨,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多么艰苦,说我家的孩子多么懂事,从来也不叫苦,还总是帮着大人干活——不是指干家务活,而是指从外面揽来一些手工活,以贴补家用。我却几乎没有记忆。

    从我父母那里知道,我们干过拆丝线,即把乱麻一样的丝团整理好;干过粘火柴盒;干过制作照相簿里夹相片的边角。只有最后一项,我有记忆,也不是因为干活,我自然没有干过任何一项活。只是记得那时候的家里,到处都是这个东西,亮闪闪的,很好看,也可以当作玩具玩。

    对家人辛苦的记忆,倒是对我大姐有印象。

    我大姐六三年初中毕业,正好遇上上海发布动员年轻人支援新疆的计划,总有人来动员我父母,让我大姐去新疆。我父母特别护孩子——不是那种孩子打架父母冲出去帮忙的那种,而是愿意把所有孩子圈在身边的那种,坚决拒绝让我大姐去新疆。居委会,会抬着锣鼓到你家门口来,敲锣打鼓,高呼革命口号,给你压力。但我父母死活不答应,那时候,要比文革上山下乡好,还毕竟要你自愿,你不自愿,也不强迫你,只是动员的方式有点野蛮。但在文革,你必须去了,按照所谓政策该去的,你不去,你父母的工作都会丢掉,全家的生活立刻陷入困境。那些个被逼着上山下乡的人,在那里蠢兮兮地说什么青春无悔,不敢也不会反思谴责野蛮的非人道的驱赶和统治,典型的蠢人变老了啊。

    可我大姐不去新疆,也就失去了在上海获得工作的机会,任何招工单位,都不会接受了。为了谋生,我妈托一个顾客,一个老姑娘,在上海绣衣厂工作,因为她是老姑娘,因此生活相对较好,也就会时常到我妈饭店来买个菜,于是认识。我妈托她,那时候,绣衣厂有一些手工绣的衣服,用来出口。于是,她收了我大姐作干女儿,教我大姐绣花,不是手工针绣,而是缝纫机机绣。

    于是,在我童年的这几年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大姐坐在缝纫机前,没日没夜没周末地不停踩踏缝纫机,在那里绣花。如此辛苦,一个月的收入,也就是二十来元。

    我们早年接受的教育,他们老是给我们灌输,资本家如何如何剥削,后来想起我大姐的背影,就明白,他们剥削起百姓来,远甚于资本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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