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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国民党与资产阶级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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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zhairen 于 2017/9/4 13:56:4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关敏:国民党与资产阶级无关

1923年,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主席对蒋介石说,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民族主义政党,代表人民反帝的要求。

中共专家胡绳说,国民党没有搞资本主义,所以失去人心,丢了政权。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混合所有制思想,和印度的尼赫鲁的思想差不多。

资本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民党无这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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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4 14:13:25    跟帖回复:
       沙发
    仅仅是一遍粗略通读,我已忍不住拍案叫绝。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4 14:18:01    跟帖回复:
       第 3
        关敏/三民主义的特点与不足

        1905年10月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从1905年提出后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到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对三民主义作出了经典的概括,之后不久,孙中山又亲自对三民主义分别作了16次讲解,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思想遗产。

        一,民族主义

        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中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仅限于颠覆满清朝廷对汉人的统治。此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为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推翻清朝的统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要从根本上消灭专制主义制度,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驱除鞑虏”并不是要“排满”而是要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1921年底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参加了的“莫斯科会议”,其成果是将“反帝”贯彻到1924年初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纲中:民族主义对外之目标是反帝;对内之目标是,各民族自治自决,互相平等,待革命胜利之后共建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可见,民国是民族自治的联邦共和国。

        二,民权主义

        民权指公民的政治权利。1905年的《军政府宣言》中已有民权思想的明白表述:国民政府内,“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孙中山民权思想十分丰富,归纳起来有三层涵义。

        第一,从国体上说,民权主义体现为主权在民。孙中山指出:“民权便是人民管理政治”,革命的目标是“建设一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共和国家,重在民治”;须着眼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当今之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我人民之国家”,“共和国,人民是主人,国家为人民的所有物,个个人民都是皇帝,哪一个人想独裁全国都是不成的。国内的事情,要人民去管理,国内的幸福,也是人民来享受。”孙将民权形象地描述为“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这等于西方的“主权在民”。

        第二,从政体意义上说,民权主义体现为权、能分治。他说,“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孙中山将政治分为政权与治权。

        人民享有的权是政权即民权,是指人民管理政府的权力。他把民权分为四种,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选举权与罢免权是管理官吏的,即“治人”之权,人民有了这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除了“治人”之权,人民还有“治法”之权,即法律的创制权和复决权。所谓创制权,是指人民认为某种法律对自己有利,自己作出决定,交到政府去执行。所谓复决权,是指人民对国家颁布法律通过全民投票去认可或否决。孙中山认为,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

        政府所享有的权是治权,治权分为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孙中山规定由总统和五院行使五权来治理国家,五权分立是政府的组织形式,但必须相互配合。因此,“治权”是有着内部分工的统一体,五权的行使必须协调一致。政府享有这五项权力,就有更大的力量为人民谋幸福。五权分立继承了三权分立学说,同时又借鉴中国古代的考试和监察制度。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选拔人才,实行专家治国的主张。监察权即弹劾权,是从立法权中独立出来的权力,一方面可以避免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专横,同时能够对政府官员进行更好的监督。

        孙中山认为,“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彼此平衡,政治才能步入正轨。

        第三,从个人权利上说,民权体现为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中指出: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由此可见,民权是孙中山对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的高度概括。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民权主义在重申了孙中山过去所强调的选举、创制、复决、罢免诸权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原则外,还接受了苏共的主张:“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有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此处“民国之国民”与“反对民国之人”的划分源于阶级斗争“敌我”论,违反了人人平等的人权价值观!

        三,民生主义

        孙中山在欧美先进国家发现:虽然他们民权十分发达,但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十分突出。为了避免中国出现这类情况,孙中山提出实行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这是民生主义的两项主要原则。另外,发展实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民生主义的另一要义。孙中山认为“此后中国存亡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一事也”。为此,他在《建国方略》中花大量的篇幅对实业计划进行详细的设计。

        民生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必要补充。因为民权侧重公民的政治权利,所以民生则侧重于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利。同时,民生主义是作为实现民权主义的基础途径而提出的。孙中山曾指出,民生主义如果能够实行,人民才能够享幸福,才是真正以民为主;民生主义若是不能实行,民权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对于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与人民协力,使民足食、裕衣、乐居、利行。此外,政府还应经营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卫生等社会保障事业。最后,发展教育也是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根据民权主义,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都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要想使每个公民能充分行使自己担当国家主人的权利,就要使他们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可见,民生主义是与民权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其核心仍然是民权。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Socialism”一词的不同译法。民生主义就是要使人人有平等的权利谋生,使中国人共享幸福,使中国全体国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人人平等,共享社会福祉。

        公民的个人财产即私有财产,是公民权利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可孙中山的文集中,没有提到要加以保护,也没有提到要加以消灭;而是采取了混合所有制的策略。“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是孙中山改造社会的两大纲领。平均地权是针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限制政策,节制资本是针对资本家资本所有权的节制政策。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平均地权”的解释是:盖酿成经济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为此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人国家所享有,而原主不得而私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平均地权措施如下:第一,国家根据地主所报的地价征收土地税;第二,国家根据地主所报地价可以收买其土地;第三,地价上涨后,其高涨部分归国家所有,为国民共享。可见,平均地权与“打土豪、分田地”完全不同。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

        孙中山设想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是:“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待时机成熟后,在农民与地主之间,慢慢协商,“让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也不受损失,这种办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孙中山选集》第939页)。这个平均地权的改良方案使农民、地主与国家三方均得利益;地主的利益似乎有所损失,但比无偿没收却是大幸,比暴力剥夺大为文明了。这个方法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阶级调和”。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中国式社会主义”就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实行和平改良的方针,它不是剥夺资本、消灭资本家,而且还要“发展十万大资本家”。他说,“民生主义并非均富主义”(《大公报》1912年9月9日),社会主义若是“谓夺富者之财以济贫,如是谓之均,乃误会也”(“答《文汇报》记者”,申报1912年4月5日)。以国家强力剥夺富人之财产以济贫,搞平均主义,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孙中山认识到,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禁止、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是错误的、有害的,因此,他在《实业计划》中明确提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这就保证了个人积极性的调动,避免了由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所可能出现的僵死、板滞局面。孙也不是让资本无限扩张而是“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达到节制本国及外国资本的目的。这是孙“取善避恶”思想的体现。在这样的社会中,其经济生态是多元的,既有私人资本,又有国家资本,经济发展自然会充满活力与动力。

        对于失业工人,“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之事也”。其目的是防止贫富两极之冲突,引发社会革命。

        三民主义的总精神如同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说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他又指出:“公天下,……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以民治天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大同世界。”

        四,三民主义的缺陷

        1.民权主义拒绝个人自由。

        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讲义里说:中国革命的缘由并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充分的自由”,“用不着争自由”。“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截了当说,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盘散沙。”孙说的中国人太自由不是法治下的自由,而是西方所反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孙在误解自由的同时也对它产生了恐惧感。他宣称:“我们的革命党,向来以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以革命去争自由”。由于孙不懂得自由,他的民主理论是不可靠的。没有个人的平等与自由,就没有国家的平等与自由;没有个人的平等与自由,还要国家的平等与自由干嘛?

        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指责党人自由散漫,黄兴等人“不听余之号令”,“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从此孙中山强调服从而反对自由。“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

        孙中山认为:在中国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紧迫的任务,要紧的是发财。欧洲为自由而战是因为他们缺乏自由,“中国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的独一无二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不错,在中国是有许多人只想发财,对自由民主没有要求,但是孙中山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这就是孔教的作用,使许多人失去独立的人格意识。只要孔教还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头脑中,尽管没有皇帝了,社会还会按专制秩序运作。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自由的需要。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没有思考的习惯,思想自由对他就不重要;如果他没有灵魂永生的需要,信仰自由对他就不重要。关于这一点,梁淑溟说得很传神: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得很,不懂得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来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诧怪的”;因为他们一定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中国人的缺陷,孙中山认为是缺乏民权所致。在1897年所作的《伦敦被难记》中,孙中山这样描述中国人的处境:“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而根源则在于统治阶级“堵塞人民的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严复、梁启超主张缓慢地教育启蒙、文化转化,孙中山主张以政治参与来训练民众。在他看来,教育不是民主的先决条件,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他认为应该学习外国人的新文化,并难能可贵地创作《民权初步》,以详尽的技术细节来教导国民行使民权。民权主要是讲人民大众的公权而非个人的私权。孙自问,甚么叫做民权主义?答:民就是“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可见,他的“民”不是个体的人,他的“权”不是人民的权利。他认为他的民权是针对神权和君权而言,因此他说:“民权革命是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由此推论,等于说,一旦皇帝垮了,就是民权的实现。所以,在袁世凯当选总统时,他就宣布三民主义已完成两项(民族、民权),今后只需抓民生。所以三民主义的核心,是大政府和国家主义,而不是个人自由。国共为什么能在孙中山的问题上“统一思想”,就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相同的根基之上:那就是国家、民族、群体,高于个人权利。

        2,孙中山反对平等意味着一党制。

        孙中山反对平等是天赋的权利,认为天生万物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就像道路有高低,人有贤智庸愚一样。他将人分为三等,即: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是绝顶聪明的人,后知后觉者只能跟随摹仿,不知不觉者教他也不懂,只能跟着去行。他拿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和刘阿斗作比喻,中国实行民权就是让四万万人做阿斗,有权无能,因此必须信任无权有能的诸葛亮即国民党。这是他的民权学说的基本精神。“民权主义”的重点是在要说服人民不要反对政府。他批评欧美民主国家“权”“能”没有分开,所以导致人民反对政府。可是,孙中山留居海外多年,难道不知道在欧美的民主国家里,其“阿斗”——公民们,因为他们“权”“能”都有,随时有“能”行使其“权”,以更换贪腐的“诸葛亮”,从而保障“阿斗”完整的“权”与“能”!

        孙中山也没有提出普选,因为他认为民是四万万个愚昧的“阿斗”,自然就没有了个人普选这回事。他的宪政也与西方不同,不由普选生国会,而是由少数人操控的国会。所以他把宪政押后:先有军政,然后训政,最后才是宪政。1920 年11 月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重新确认“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对孙而言,军政、训政是当务之急,宪政则遥遥无期。军政即枪杆子是建立大一统的手段,训政即笔杆子是愚弄大众的工具。好一个“训”,自我中心,高高在上。这种朕即真理、伟光正的心态一览无遗。

        陈炯明说:“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3.五权宪法的优劣

        孙中山借鉴三权分立制度,取法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及考试制度,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另增监察、考试两权,是为五权宪法,暗合中国的阴阳五行哲学,强调五权相互配合。西方国家的“议会并不只是制定规则或以立法的形式公布某些决定,议会主要是一个辩论和批评政府的场所”,因此议会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监督、制约行政权。孙设计“五权宪法”,他以为西方的议会制度走向了国会独裁,行政不得不向议会低头。他认为国民素质太低,又太自由;需要对他们进行制度束缚。因此,议会应削弱,行政要加强,他将监察权从议会中分离出来;为了保证官员的高质素又设置了考试院。1931年,国民政府成立监察院,这是最高的监察机关,行使弹劾权、纠举权及审计权,其监督功能类似西方国家的上院或参议员。比苏联似的制度要好。

        五权宪法中的司法,其司法部部长系由总统任命,不需要经过国会的同意,那么司法岂不是成为执政党打击反对党的工具?又譬如:国民大会没有立法权,立法权由专门的立法院来行使,大会只能对立法院的立法进行赞成或否决投票;另外,国民大会也没有监察权,监察权由监察院独立实行。这样,国民大会实际上没有权利可言,即使各个权力机关都要向国民大会负责,但由于国民大会在权能上的极大限制,这样的规定就容易流于形式。

        为什么民主国家实行三权分立,而不是两权、四权或五权分立?因为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别对应于行为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这就是三权分立的逻辑。立法——事前先定出规矩,行政——按这些规矩办事,司法——检查这些事有无违反规矩,有则纠正(处罚)。

        分权越多,效率越低,制度成本也越大。因此,仍需要回归到三权分立。考试权可以合并到行政权中。一件事要做得成,有两个关键:资金和人才。资金,一般情况下是由立法机构掌握和分配。那人才就是由考试院来掌握和分配。这就和现实出现矛盾。什么人是“人才”或不算“人才”,这不应由一个机构决定的;哪个“人才”可用或不可用,也以具体办这事的单位决定为宜。因此,“考试院院长”最后就成为一个比较轻闲的工作,“考试院”也主要是管些公务员职称、水平考核之类的事情,可划给行政机关的人事部门行使。

        4.民生主义的缺陷

        孙中山在感情上并不喜欢资本主义。1912年他发表许多激烈批判资本家的言论。他在武昌演说时就痛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抑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他甚至预言,世界上有一天会没有资本家:“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在一段时间内,孙中山甚至被部分革命党人目为过激分子。

        民生主义里最重要的主张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以“节制资本”来说,它的主旨在“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这种说法,显然的容纳私有资本制度的存在,但是必须加以“节制”,而“节制”的办法,无非是鼓励国营企业。这实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渐有采用国有化的措施。可是,孙为了苏援而减少国人对共党的恐惧,就下了一个惊心骇目的断言:“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孙中山故意模糊二者的区别,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迅速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孙中山应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孙中山宣扬“节制资本”,资本的节制者非政府莫属。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以国家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无异于把黄鼠狼请进鸡笼,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节制权力而只节制资本或用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遭殃的必然是私人资本。

        至于“平均地权”,主要办法是“(地主)自报地价,(政府)照价收税,(政府)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孙曾给予详细解释说:“比方地主有地价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两千;就算那地因将来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两千,以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有,这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9页)。如果涨价完全归公,有谁愿意投资于土地?而且这个办法能行通,政府必须有权强迫照价收买权,否则地主必定以多报少,永远拒绝出售,永远享受低税的好处。若政府有权强迫照价收买,在地价高涨时,强行照报价收买,无异于私产充公!这样政府岂不是可以借口代表人民的利益,实际上在市场上与民争利,做地产生意?

        孙中山的实际意图是,在地价上涨时,国家按较低的价格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收买下来,实现“土地国有”,但不立即收回土地使用权,国家只是收取土地的地租;到那时,“私人将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得其所”(《孙中山选集》,第78页)。目前中国土地已国有化或者集体化,个人向国家交地租,国家永远富有!

        (关于民族主义的缺陷,省略),请予以打赏赞助!

        http://mp.weixin.qq.com/s/MxYPQ9gMk59H5XFC1u_3aw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4 16:49:59    跟帖回复:
       第 4
    大略的浏览一遍,你刻意回避的正是你要阐释的,为什么就不敢理直气壮的说出来,难道资产阶级是魔鬼吗?我不再照抄你提到的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窃以为,不管是三权分立还是无权分立,只要实行直接的民选,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  ,没有什么不对呀。民享、民权、民治,难道错了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4 20:41:49    跟帖回复:
       第 5
    【转帖】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Kuomintang of China,缩写KMT;亦可直译作“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是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一个中国政党。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亦是中华民国与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之一。其前身最早为成立于1894年11月24日的兴中会,而后依次被改组为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经孙中山改组后改为现名。中国国民党从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统一全国起,至1948年改组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国共内战中失利,从中国大陆撤守至台湾岛。现为中国台湾地区政党。

        2017年5月20日,吴敦义当选新一届国民党主席。

        吴敦义

        成立日期

        1919年10月10日

        名誉主席

        连战、吴伯雄

        政治纲领

        三民主义

        前身

        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

        总部

        台北中山区八德路二段232-234号

        目录1历史沿革

        2发展历程

        3组织架构

        4当前实力

        https://baike.so.com/doc/2371969-2508004.html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4 20:45:41    跟帖回复:
    6
    【转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的民主党派之一,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创建、具有政治联盟特点、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是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

        历史背景

        2成立过程

        3发展历史

        4各级组织

        5领导制度

        6历届领导

        https://baike.so.com/doc/4924688-5144063.html
    回帖人:
    正宜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4 21:04:40    android
    7
    要根据国民党所作所为评价其功过是非就很明白了,从孙中山1894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到蒋介石1945年参与创始联合国,国民党历经半个世纪多,办了两件大事,一,推翻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王朝,缔造共和,二,领导全民族抗战打败日本,中国跻身世界四强战胜国,中华民族从此由弱转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洗刷百年被外敌入侵的历史耻辱。这是国民党在大陆半个多世纪交给国人的答卷。功过评说自有公论。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4 22:58:02    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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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至第8楼第 8 楼 正宜 2017/9/4 21:04:40  的原帖: 要根据国民党所作所为评价其功过是非就很明白了,从孙中山1894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到蒋介石1945年参与创始联合国,国民党历经半个世纪多,办了两件大事,一,推翻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王朝,缔造共和,二,领导全民族抗战打败日本,中国跻身世界四强战胜国,中华民族从此由弱转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洗刷百年被外敌入侵的历史耻辱。这是国民党在大陆半个多世纪交给国人的答卷。功过评说自有公论。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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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民主的起源看专制的野蛮2017-06-22 关敏 逻辑与正义

        关敏(mshkkhhgy8)提要: 希腊的城邦民主制是现代民主的源头。古希腊人在公元前3000多年时期迁入到爱琴海的200多个分散的小岛上。小岛以商业为主,交流频繁,产生了个体性的价值观和部落民主制。孟德斯鸠说:“岛屿的人民比大陆的人民爱好自由,岛屿通常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人民不那么容易被用来压迫其他部分的人民。”集体会议是古希腊社会的一个典型特点。早在公元前18世纪,希腊人的祖先就在克里特岛建立了人民大会制度,按人民大会决定治理的社会无疑具有民主色彩。发生在雅典的各种民主性的政治改革,其实在离它不远的小岛上都曾发生过,不过,在雅典是更典型化而已。

        一,民主文化与魔鬼文化的天壤之别

        希腊城邦民主制的萌芽于迈锡尼时代的公民军制度,该制度规定:军中的重大事情要召开全军大会来宣布。公元前15世纪的迈锡尼王国实行公民份地制,国王与其他公民一样,按法律分得同样大小的份地;这显然是与民主、法治有关的“军事民主制”。

        有学者说,荷马时代的“王制”,更像后世的“君主立宪体制”,这大概就是它们与东方君主制的最重要区别。《奥德修记》把有无民众大会的开会场所当作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开化的标志之一,这样的认识在其它地区的文明史上尚无见到。这表明:《荷马史诗》反映了古希腊的军事民主制色彩。军事民主制有三个机构:领袖、长老(贵族)会议(元老院)和民众大会。军事首领是公举出来的部落领袖,称为“巴赛勒斯”,平时裁决诉讼和管理祭祀,战时统帅全体部落的成年男子作战。长老会议由部落的各氏族的长老(酋长、贵族)组成,有广泛的权力,军事首领是会议当然成员。每当需要决定重大事情的时候,军事首领便首先召开长老会议讨论。人民大会是由成年男子即部落的全体战士组成,对重大问题如战、和、迁移、推举领袖等作出表决,为全部落的最高权力机关。

        《伊利亚特》叙说的政治体制是执行长官、元老参议院和平民大会三大分支组成的政府。荷马史诗的核心人物是希腊的英雄们,他们是部落的首领。而平民则处于配角的地位,大部分场合是默默无闻的。史诗中至少有两处表明,平民虽无地位,但也绝不是懦弱驯服的角色。一是在特洛伊城下的民众大会开会前,与会者喧嚣不已,要9个传令兵不断呵斥他们使之安静下来;二是会上平民忒耳西提斯的发言,直接表达了对贵族的不满。

        《伊里亚特》叙述的特洛伊战争中,有“万王之王”之称的阿伽门农在做出决定之前,需要事先与众“巴赛勒斯”及贵族开会协商,这就是“协商民主”,事后还要全军大会通过,战士们以呼喊或咕噜来表示赞成和不赞成,这就是“人民民主”。只有经过这套程序,阿加门农的最高决策才获得承认。这套制度,在斯巴达被完全继承下来。

        为了解决继续围城还是撤兵的问题,阿伽门农召集了一个由各军首领们参加的会议,来进行讨论决策。王在召开大会时主要是听取意见,而发言者即使说了让“王”不高兴的话,王也不能就此处罚他。比如阿基琉斯就当众顶撞了阿伽门农,阿伽门农也无可奈何。

        大禹王对迟到的贵族防风氏大开杀戒并吃掉其肉体。《汤誓》中有“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牧誓》中有“其于尔躬有戮”,杀气腾腾。这就说明中国君主一开始就有杀人权(吃人肉就是杀人者的血酬);而西方君主一开始就无杀人权。这就是魔鬼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天壤之别。

        阿伽门农虽然是希腊联军的统帅,势力强大,他强夺阿喀琉斯的女俘并当众使其受辱。女俘的父亲请求以丰厚的赎金释放女儿。战士们集合讨论,并且同意了女俘父亲请求。阿伽门农迷上了这女俘,拒绝了释放的要求,他宣布宁愿要这个女俘也不要王后,难怪他得胜回家后就被王后所谋杀。阿伽门农拒绝了丰厚的赎金,而且侮辱了那个老人。由此,希腊驻军营地被施魔法而发生了瘟疫。随后,阿基琉斯自行召开了公民(战士)大会,大会强迫阿伽门农释放了女俘,外加向阿波罗神的献祭。瘟疫消除了,国王丢了脸,公民自己拯救了自己。这就是后来城邦民主政治的萌芽。

        二,雅典城邦国家的形成与古典民主的诞生

        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形成,经历了王政-终身执政官-轮流执政官-民主制的过程。从古希腊废除王政、使终身制的执政官改为一年一届,从法律的成文法,议会制度,公民大会的地位、公民的陪审制度等等,就可看出古希腊人的个体性价值观在强调每个人作用的基础上,逐步使每个人成为国家的主人的潜在力量。

        1,王政时期

        雅典位于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居民为爱奥尼亚人,公元前1600年左右来到阿提卡地区。《荷马史诗》中谈到雅典人时,使用了“雅典人民”的概念。其居民分属4个部落,每个部落又分为3个胞族,每个胞族包括30个氏族。每个氏族30家。各部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互不相属,有时相互之间还发生战争。其中,居住在雅典城的部落首领被称为“王者”。遇有危机时,各部落集合起来,与王者商讨办法。但王者对其它各部落的事务没有管辖权。

        根据传说,雅典的创建人是推翻克里特暴君米诺斯王的提秀斯(考古显示:公元前1350年左右,克里特的首都克诺索斯被破坏了)。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谈到,公元前13世纪,雅典第十代国王提秀斯以“说服”的形式,使阿提卡半岛的4个部落合并为一个“以雅典为其政府所在地”的部落联盟,标致城邦国家的诞生。城邦建立在各部族的自愿平等的基础上,最终促使雅典政体向民主而不是专制的方向迈进。他把雅典以外市镇的贵族集中到雅典城,组成了统一的中央管理机构,即雅典总议事会。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现在转交给雅典总议事会负责。雅典成了全阿提卡唯一的政治中心,原来彼此独立甚至互相对立的4个部落因此而统一为一个雅典部族了,各部落的人在其它部落的居住区也享受平等的权利。统一运动在原有的氏族部落组织之上生成了一种跨越血缘关系、以地域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即城邦。

        提秀斯打破了氏族的血缘界限,按个人财产多寡和职业,把全体居民分为三个部分: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公职,他们“掌管宗教仪式,讲授法律,解释神意”(普鲁塔克:《提秀斯传》)。这是由血缘氏族制度向国家过渡的重大步骤(中国没)。

        2.废止王政

        雅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前后就废黜了国王,代之以任职终身的执政官。公元前1068年,多利亚人入侵阿提卡半岛,雅典最后一个国王科德洛斯为反抗入侵者英勇献身,贵族认为再也没人有资格继承他的王位,从此废除国王而选举执政官。执政官是尽义务而不收报酬的(比中国的“圣人”伟大多了)。最早设立的执政官仅有1人,终身任职,由原来的王位演变而来;它已失去了原来的许多权力,主要掌管宗教和祭仪等事务,因此亦称祭仪执政官。

        由于王在战争中表现无能,又设立了军事执政官,即元帅,统帅军队,兼管邦交事务。同时,又设立了主管行政事务的执政官,主要负责城邦新增加的一些事务;后来,它的地位愈显重要,为首席执政官。这样一来,执政官就有3人:首席执政官召集公民开会,以他的名字作为他在任之年的年号,故又称“名年执政官”;军事执政官掌握军权;国王执政官充当宗教大祭司。

        3,废除终身制(据说邓江废除了终身制,晚西方近3000年)

        公元前8世纪中,雅典人进一步废除执政官的终身,制,代之以10年一届的执政官。公元前752年,执政官改为10年一任(弗雷泽说古希腊除斯巴达之外其他各个国家的君王在位年限都是8年);摩尔根强调:这个最高职位是由人民选举授予的。

        公元前683年,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国家管理,将执政官改为一年一届,期满后进入贵族会议;又增加了6位司法执政官,负责记录、公开法令和保存法令以供审判之需,并兼任各种审判委员会的主席。9位执政官组成“9人团”,执政官由贵族充任,经元老院选举产生;他们没有报酬;卸任后可进入元老院。卸任的执政官能否进入元老院,取决于他在任期期间的政绩。如政绩不佳,很可能被拒绝。

        元老院(areopagus,音译“阿雷乌帕果斯”因其在雅典阿雷斯山上开会而得名)是城邦最有影响的权力机构。它由历届卸任的执政官(贵族)组成,终身任职。其权力包括推选、监督和制裁执政官,审判刑事案件尤其是谋杀案,维护法律,监督人民生活,其成员是终身职。随着执政官人数增加和任期缩短,执政官的权力逐渐减弱,元老院的权力不断加强。亚里士多德说,“事实上它管理最大多数和最重要的国事”。经过公元前462年的改革后,它就变得不再重要,职权只限于审理谋杀案件和渎神案件。

        公民大会此时不起重要作用,只有富人才有公民权。当时,担任公职没有报酬,只有那些有钱也有“闲暇”的贵族才能充任公职。那时,税收制度还未建立,公共支出微乎其微,主要靠富人赞助,而打仗的军事装备是公民的私人财产。贵族以其财产、知识水平和管理经验方面的优势而成为政治领袖。由于贵族政治属于共和政治的一种,是一种集体统治形式,是贵族内部的民主,所以它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必须协调各权力机构之间复杂的关系。它一般都有选举、监督、罢免官吏的机制,与个人迷信崇拜和个人专权不相容。为继起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在人民中的大部分还没有能力或愿望参与国政的时候,由贵族共同管理国家往往是民主政治的前奏。随着平民参与意识的增长和斗争的加强,贵族被迫让出他们的地盘,直至平民完全掌握国家权力。这个过程在雅典是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的。

        雅典人的例证表明,在希腊所形成的这种政治体制,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是任期有限,二是责任制。终身制在这里没有市场。同样,权利和责任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原则多少都与民主制度有联系。

        4,平民与贵族展开斗争,贵族妥协退让

        那时的民主制仅限于上层,广大的平民仍缺少必要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还受到贵族们的欺压。所以,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平民为改善自己的地位,与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平民都从贵族方面争取到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权利。

        在斯巴达,传说中的来库古把土地分成若干份,每个公民一份,还规定所有斯巴达人都可参加公民大会,就国家大事进行表决。由30人组成的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且有权否决公民大会的决议;两名国王任职终身,且在国家中享有特权地位,但他们权力有限,类似于终身军事指挥官;5名检察官出自民选,凡斯巴达公民均可竞争该职位,享有很大权威,可主持公民大会,监督国王,还享有司法审判权。由于斯巴达人时刻面临着被征服者希洛人暴动的危险,斯巴达人成了职业战士,虽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所受约束也很多,贵族们在国家中占主导地位。

        公元前632年,雅典发生了基伦暴动;当政的贵族征集人民来围攻暴动者,平民却很消极。基伦是贵族,企图通过暴动来建立个人独裁;实行僭主统治,当时的希腊世界流行僭主政治。

        公元前621年,在平民的压力下,贵族会议被迫委托司法执政官德拉古(Dracon)编定成文法典,首次公开成文法;贵族失去了司法权,无法象以前那样乱施刑罚。主要有三项改革:①规定公民权取得的条件,即只有自备武装者才有公民权,扩大了公民的范围;②将贵族会议选拔官吏改为由公民大会抽签选举;③组成一个由公民选举产生的401人议事会,其成员由30岁以上的公民抽签产生,任何人不得连任。

        此外,德拉古法典还对犯罪刑罚等作了许多规定,其法律以严酷著称:它允许债权人将欠债不还的债务人及其家属变为奴隶或者卖到国外;大多数犯罪都处以死刑,连“懒惰”、盗窃蔬菜、水果等也与杀人罪同等处罚,被人称为“不是以墨而是以血写成的法律”。德拉古的立法有利于贵族,平民难以接受,广大平民不愿意沦为奴隶。

        基伦暴动打击了当权的贵族。雅典平民对在雅典娜神庙杀害基伦等人的阿尔克门尼家族深为不满。这些执政官被指责为渎神者。梭伦(前638-前559年)说服那些被骂为渎神的人去接受审判,去服从由贵族院选出的300名陪审员的裁决。陪审员审判的结果是:阿尔克门尼家族有罪,活着的被驱逐,死了的尸体被掘出丢弃于国外。

        5. 梭伦改革确立民主制度

        恰在此时,墨加拉人又占领萨拉米斯岛。梭伦解放的萨拉米斯岛得而复失,更激化社会内部的纷争。穷人沦为债务奴隶和土地占有不均引起的贫富对立,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形下,出身贵族,但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声望的梭伦被推举为拥有全权的执政官,主持改革。公元前594年,梭伦上台执政,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制,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并禁止以后任何以人身抵押的借贷行为,这就防止了雅典公民沦为债奴的可能。为了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它将全体公民以财产多少划分等级,然后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他创立400人的议事会,让其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从而取代了战神山议事会即元老院的一部分职能。此外,它还建立了陪审大会,凡公民皆可当选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因此,梭伦改革使雅典在通向民主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6,打倒独裁者

        公元前560年,因战功而声誉卓著的山地派领袖庇西斯特拉图发动政变,建立了僭主专政。但他受到了贵族和商人的反对,曾两次被赶出雅典。后来,他在色雷斯经营金矿,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招募雇佣兵,和帕撒利、底比斯建立同盟,才于公元前541年重新进入雅典,夺取政权。他“以宪法形式,而不采取僭主作风,处理公共事务”(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7页)。梭伦所制订的法律,他大都保留下来,并且率先遵守。比如当他被控犯了谋杀罪时,他依然接受传讯,到元老院去受审,为自己辩护。他采取的政策既讨好贵族,又讨好平民,使双方大多数人都拥护他的统治。

        公元前527年,庇西斯特拉图死,其子希庇亚斯执政,骄奢淫逸,引起人民不满。在一起谋杀僭主案发生后,僭主希庇亚斯开始大举镇压政敌,成为真正的暴君。公元前510年希庇亚斯被驱逐出雅典。

        雅典人认为,无视法律的专制政体是最坏的政体。雅典还树立了刻有反僭主法的大理石石碑,规定企图在雅典建立独裁统治的人,任何人杀死他都无罪。公元前514年,两位青年因刺杀僭主失败被害,雅典人尊他们为一代英雄,并塑像以资纪念。希腊人认为:杀死独裁者天经地义。中国人认为:独裁者杀死臣民天经地义。君要臣死,臣死不得不死。它源于“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圣人杀人(民)权;而且圣人的杀人权是天赋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即天有杀万物的权力,天把这个屠杀权赋给圣人了。

        7.民主的完善。公元前510年,以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为首的流亡贵族赶走了僭主。公元前508年,雅典人按照克利斯提尼方案实施民主化改革。雅典由此而正式进入民主社会。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核心是:创立新的部落制度及500人议事会,进一步分割贵族势力,保证平民充分行使其政治权利;加强公民大会的地位,将各种重要官员置于它的监督之下;通过陶片放逐法,将国家安危摆在首要位置,他的目的是使全体公民都有权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实行直接民主制。

        8.雅典民主最繁荣的时期

        公元前487年,雅典执政官选举改革,因原先的当选者大多为氏族贵族首领,改为根据人口数量按比例先行用抽签方式选出一定的候选人,而后从中选出9名执政官。抽签选举虽有盲目性,却强调了每个公民都有被选举的平等权利,打破了贵族垄断高级官职的局面。到公元前480年,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而把权力之门向社会中下层人民进一步敞开。

        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利用公民大会通过决议,使元老院仅保留审理杀人放火等案件和监督宗教仪式的权力;而将立法权赋予公民大会,使“主权在民”得到进一步落实——所有城邦事务都由公民大会决定,政府不过是一种由非职业官员所组成的“业余政府”。

        从希波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公元前449~前431),是雅典社会极盛时代,也是民主最繁荣的时期。这时期民主派领袖是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伯里克利(前495~429年)活跃在雅典政坛整整40年(前469~429年),连任15年之久的首席将军,因而历史学家称他执政的时期为伯里克利(前443~429年)时代,把这个时期雅典的民主称为“伯里克利民主”

        伯里克利执政时期,官职向所有等级公民开放,取消任职资格的财产限制。4万成年男性公民成为雅典真正的主人。除十位将军(公元前4世纪财政紧张时又有少量财政官员)外,所有公职人员都从经过资格审查的公民中由抽签选举产生,穷人也有被选举权。除将军可无限期连选连任,五百人议事会议员可连任二年外,所有公职任期都在一年以内,不得连任;有的公职甚至一人一生中只能担任一次。通过这些措施,所有的公民都能够经常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都有平等的机会担任公职。普通公民和公共官员之间不存在权利区别。在全体公民内部充分实现了政治权利的平等以及“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等政治理想。

        伯里克利时期的制度文明,带来了雅典城邦的空前繁荣,她吸引了一大批诗人、哲人、建筑家、艺术家来到雅典,从而使雅典成为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并为人类留下了灿烂辉煌的神话、诗歌、雕塑、建筑等一大批不朽之作。希波战争后,雅典戏剧进入极其繁荣的时代,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幼里披底(Eur1pid),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on)的著作,传遍整个希腊世界,为罗马时代的作家所摹仿。阿里斯托芬的剧本对当权人物作肆无忌惮的讽刺,在高度言论自由的民主雅典,并不因之而有任何禁演戏剧或迫害作者的措施。史家考证,希波战争后200年间,主要在雅典,前后创作出来的戏剧剧本为数超过2000,这是真正的艺术繁荣!剧队主办人是富裕公民,剧队经费由这些富翁筹措。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规定了一种“观剧津贴”制度,即在公共庆节演剧的时候,每个公民发给2个奥波尔的津贴,等于一人一天的生活费,资助贫民参加城邦文化生活。

        此外,伯里克利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复兴工程,着手修复在波斯战争中被破坏的神殿、剧场,并计划修得比以前更加富丽堂璜。对此很快就有人开始非难他滥用国民血税钱。伯里克利回答:“那好,从明天起所有的工程费用由我个人的财产来支付。不过,在神殿的正面要刻上我伯里克利的雕像,这大家不会有意见吧。”反对的人立刻就张口结舌了。这些建筑如此的辉煌壮丽,令外国游人禁不住赞叹不已,雅典公民的自豪感也在不断的赞美声中高涨。

        活跃的城邦生活又培育了公民们的参与意识,并因此而发展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艺术,从而诞生了雄辩术,这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代巨匠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当时的雅典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成为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现代人们满怀憧景地说起的“希腊文明”实际上是以伯里克利执政的三十年为顶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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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敏/英国人以法律约束国王

        1199年,约翰登基称王。1202年初法王腓力二世发出传召令,要求约翰到巴黎出庭应诉(因当时英王在法国西部的领地是法王分封的,法王是英王的领主),约翰以自己是英王为由拒绝出庭。最后,腓力二世以约翰抗拒领主传召之罪名,宣布没收他在法国的所有领地,并于1202年4月派军队进攻诺曼底,英法战争开始。

        为筹措军费,约翰王滥用领主的权利,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如兵役免除税从1154到1199年间增加11倍,而到1216年又增加了11倍;他每年都征收兵役免役税,不管是否有战争,并提高了税额--每块骑士采邑加征2.5 马克。他强制推行分担制,要求每9 名骑士要负担供应第10名骑士的装备。他以军事服役而折磨、榨取男爵们:“在1201年,集合于普茨茅斯之军队(由骑士们组成)被允许在向国王付钱后回家去;在1202年和1203年,当军队到达诺曼底时,他们发现国王不愿战斗,于是他们回家,但约翰又强迫他们以开小差名义付出大笔罚金”。他把贵族们对封号和领地的继承税提高了100倍,动产税增加了一倍;他强迫封臣的遗孀或女继承人服从他的婚姻安排,如有违抗,便处以沉重罚款。约翰的搜刮到了荒唐的地步,以至罚金档案上记载:“尼威尔的妻子交给国王200只鸡,以求可以和丈夫同居一晚。”他滥用领主监护权,竭力提高监护期间的领地收入,甚至把监护权转让或出卖给亲信。他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没收封臣土地或进行敲诈。森林法庭被约翰用来滥施罚款。约翰还以极其苛刻的条件逼迫其债务人(多为贵族)还债。他发明了商税,所有进出口货物按价值的十五分之一收税。孟德斯鸠说,约翰王监禁犹太人,以索取他们的财产。这些犹太人至少一只眼睛被挖掉;其中很少有幸免的。有一个犹太人每天被拔掉一颗牙,到拔掉第八颗牙时,他付银1万马克。总之,约翰为搜刮金钱,完全置封建法则于不顾。

        为慑服贵族,约翰国王还经常采用酷刑、处死等残暴手段。例如,贵族威廉.德.布雷奥斯原是约翰的宠臣,1207年被莫名其妙地宣布为叛逆者,土地被没收,威廉携全家逃往爱尔兰,威廉的妻和子回家被抓进监狱饿死。约翰在争夺王位时与其侄子亚瑟结下怨仇,1202年又俘虏了亚瑟将其关在鲁昂。不久,传说约翰先将亚瑟砍去双手,挖掉双眼,又施以宫刑,将其折磨致死。传言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亚瑟从此销声匿迹。透过上述事例,贵族及全英国人民看到的是一个惨无人道的暴君形象。贵族们忍无可忍,开始联合起来。

        120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尔特去世。教堂的选举人背着约翰选举了大主教,而后约翰又强迫他们选举自己的候选人,于是两个选上的大主教都向教皇上诉。教皇英诺森三世不愿得罪约翰和英国争取教会自主的宗教人士,任命德高望重的英国神学家斯蒂芬.兰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拒不接受,并对教会展开疯狂报复。约翰宣布没收那些违抗他命令的教会的财产。据统计,仅1209~1211年的3年内,他一共掠夺教会财产达2.8万镑。

        英诺森三世与法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约翰,教皇于1208年3月下令停止英国教会的活动并于1209年10月开除了约翰的教籍。于是,大部分英国主教逃到国外,远离约翰这个疯子。有长达5年的时间,英国听不到教堂的钟声,很多教堂被迫关闭。1212年教皇废黜了约翰的王位,把王位转授法王腓力二世。1213年腓力二世计划入侵英国,在内外夹攻下,1213年1月15日,英王约翰只得跪在英诺森三世脚下,俯首称臣,答应每年向教廷进贡1000英镑,约翰承诺罗马天主教会在英格兰的权力,接受兰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承认自己是教皇的封侯,教皇则将英格兰作为采邑回封给英王。每年英国教会上缴教皇76000英镑。

        当兰顿身着教皇亲赐披肩、权杖来到英国后,决心为维护“教会自由”而斗争。他很快便与贵族联合一起。1213年约翰要求贵族们远征法国,北部贵族们宣布他们没有在国外服役的义务而加以拒绝(远征意味着一大笔经济损失)。僧俗贵族对约翰施加压力,导致在1213年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表会议。主题是查清已被约翰抢夺、现应归还给主教们的财物的总量。参加会议的有主教、世俗贵族、王室直领地上之城镇每城4名代表。约翰王以令状命令各郡郡守于本郡挑选4名骑士来牛津参与咨议会,这是英国地方派代表参加全国性政治会议之最早线索。在此次会议上,讨论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对教会财产损失的评估。最高司法官代表国王许诺要好好统治;会议还宣布了一项禁止非法向臣民征取之命令,并提到以亨利一世之法律作为应恢复的良好习惯的标准。1213年8月25日在圣保罗大教堂又举行的封臣会议上,史蒂芬.兰顿大主教根据亨利一世的《自由宪章》,认为约翰的诸多行为是非法的。这两天的会议是有历史证据的全国性代表会议的第一例。

        1214年1月,约翰决定进攻法国的。1214年7月27日,约翰在布韦恩战役中吃了败仗,他收复失地的希望彻底成了泡影。10月回英国;他想召集北部男爵们,但他们早已以朝圣之借口而武装聚集起来了。他们发誓,如果国王再耽搁恢复法律和自由,他们将收回其忠诚,并与国王战斗,直至他以加盖印章的宪章形式确认他的让步为止。约翰王又要求盾牌钱,遭男爵们拒绝。1215年1月6日,贵族们在伦敦斯坦福召开了一次会议,贵族们要求约翰恢复“古则有之的自由”,遭到了约翰的断然拒绝。但这一次贵族们不再退让,他们开始拒绝向国王行效忠礼,带着愤怒和失望回到自己的领地,决心用武力捍卫自己的权利。

        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稳定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英国早期的历史上,国王经常会破坏双方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扩张自己的利益边界,当权利被侵犯到了不可容忍和无法调和的地步时,贵族和王权之间的战争便会成为双方重新恢复平衡的唯一办法。

        以武装叛乱来反对国王,这在封建时代岂非是滔天的死罪?但“不自由,毋宁死”。1215年4月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兰顿的领导下,贵族们从北方开始起义,并向伦敦进军。5月17日,贵族在取得法王的支持后秘密进入伦敦。约翰雇佣弗兰德和波瓦图的军队保卫皇宫。外国军队保卫国王,激起英格兰岛民的气愤;加上约翰曾漫无限制地向市民征收各种捐税,还常以没收城市自治特许状相要挟,向市民敲诈勒索。所以,广大市民也站在了贵族一边。在内战中,伦敦市民主动打开城门,为贵族军队呐喊助威。

        起义队伍迅速地逼近国王的驻地温莎城堡。最后交锋的时刻到了,躲在城堡里的约翰处于众叛亲离的状态之中,他的雇佣军一哄而散。据一位目击者描述,到最后关头,约翰发现竟然只有7个骑士站在自己一边,这7人也是同情贵族的。迫不得已,约翰提出休战的要求。

        从力量对比看,贵族武装是完全有能力将国王打败,并将国王杀头,建立新王朝的。以中国人成王败寇的眼光来看,既然造了反,那么,事态发展的必然逻辑就是改朝换代。然而,起义的贵族们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他们没有砍掉国王的脑袋而是用契约的方式达成了与国王的“和解”,熄灭了战火。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目的在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废除掉无能的国王很简单,但他们却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国王。起义者们很快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制定一个纲领性文件,迫使国王在上面签字画押,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1215年6月15日,星期一清晨,一阵阵急骤的马蹄声惊醒了泰晤士河畔的温莎堡。几十个英国贵族身带佩剑,来到此地,齐聚在兰尼米德青草地上。这一小批意志坚定的人,在草地上为国王准备了一个小帐篷和宝座,还有一卷写在羊皮纸上的请愿书。他们要求国王保证:从今以后,遵守法律,不得再侵犯贵族们的权利。他们的随从和一大队铁甲骑兵们则隐伏在附近茂密的树林里,几千把军刀时刻准备着,万一,这场与国王“说法”的谈判一旦破裂,就全军出动,向会场冲锋。在紧张的静默和等待中,连太阳也不安地躲在阴云里。终于,上午9时许,温莎堡方向出现了一支小马队。人们逐渐看清了是约翰国王、教皇使节、坎特伯雷大主教兰顿和一小队卫士。国王一行在绿草地上漫不经心地下了马,然后,一个贵族代表迎上前去,简要地说了几句话,并向国王献上那卷由大主教兰顿拟好的羊皮纸文件。

        约翰王展开那卷羊皮纸,大略地浏览了一下,只见上面写着:“国王在没有征得贵族同意时,不可随意收取赋税,也不能任意向臣民勒索财款……”,“不经同等身份的人的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国王不得将任何人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施加任何刑罚折磨……”,还有许多鸡毛蒜皮的“不得这样、不得那样”。最后的一条,令约翰王皱了皱眉头,这一条写着:“假如国王违背诺言,贵族则有权拿起武器驱除暴君……全国人民都应站在起义者这一边”,等等。据说当时,短暂的静默,短暂的肃穆,这片绿草地上的空气严峻得似乎要凝住。之后,出乎意料地,国王竟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并将这卷羊皮纸——“贵族权利纲领”转给了他的大法官。然后,国王不失尊严地离开了这片绿草地,返回了温莎堡。

        4天后的6月19日,以这卷羊皮纸为蓝本、经大法官们修饰敲定的“英国人民自由契约”——《大宪章》诞生了,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的雏形诞生了。一场伟大的武装请愿,诞生了一部伟大的法律。迄今还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的这卷羊皮纸,其里面的基本内容,已逐渐发展成为英国关于人民的自由、平等、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法律制度最初的基石,也发展成了英国宪政传统的基本支柱。《大宪章》立即被快骑送往各郡,向所有的自由人宣读。

        《大宪章》共计63条, 至少有一半关乎对私有财产的保障;主旨是限制王权,保障教会和领主的特权以及骑士和市民的某些利益。这是国王和手下25个分封贵族的权力划分协议书。国王承诺实行较宽松的统治,而贵族们承诺将国王做出的权益让步落实到下面的佃户身上。其内容有:承认教会自由不受侵犯;归还原侵占的领主土地、抵押物和契据;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官吏不任意受理诉讼,不任意逮捕、监禁自由民;承认伦敦和其它自治城市原有的自由和风俗习惯;统一国内度量衡,保障商贾自由;保障领主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第12条规定,国王没有纳税人同意不得征收任何免役税和贡金,且规定赎金、策封、长女出嫁之费用等三项税金无全国公意许可不得征收;第14条规定了国王征收任何赋税所必须严格遵守的程序与办法,要求国王必须在指定时间与指定地点召开会议,且于40日之前将有关赋税征收的金额与用途告知“各大主教、主持、伯爵与男爵”等纳税人(贵族)。非经以大贵族为核心的大会议的同意不得征税的条款,成为后世“无代表则无税”原则的基础,奠定了英国宪政制度的最重要基石,并成为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的永久见证。

        大宪章包含了许多平民自由成份,突破了以往贵族反抗王权的局限,有助于其与市民的联合。第15条规定:“任何贵族不得向自由民征收任何贡金”;第16条规定:“对于以提供骑士服务而领有采邑者或其它自由土地持有人,不得强其服额外之役务。”第28、29、30、31条规定,国王官吏如郡长等不得强取任何人的五谷或其它动产,不得强取任何人的马匹或车辆以供运输,不得强取他人的木材以建城堡或作其它私用等。第40条承诺:“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从此开创了所有公民在法庭面前平等的原则。最重要的是第60条:“凡英国人,无论其为僧侣或俗人,均应依照国王对其直属封臣所遵守的约束,对各自的家臣和奴仆同样遵守前述之习惯与自由”。这一条款的目的在于保证臣民的权利不受领主的侵犯。所以,有人说:“《大宪章》所体现的自由,其实是一个共同体的自由,这个共同体不是由这种或那种特殊地位的人所组成,而是指整个王国。”

        据历史记载,在草拟《大宪章》时,贵族们普遍意识到,当凭借武力逼迫约翰国王签署《大宪章》后,能否保证他信守诺言是一个无法预卜的未知数。对此,来自北部地区的少数贵族态度悲观,他们认为,企图用一纸宪章约束未来国王的行为无异于水中望月、镜里看花,所以,在《大宪章》拟就之前他们就打道回府了。其它的多数贵族虽然对约翰国王能否言行一致也持怀疑态度,但却不像北方贵族那样消极。他们认为,可以在《大宪章》中规定一种合法的强制办法,以监督和确保国王遵守《大宪章》。为此,他们制定了第61条。

        第61条规定:由贵族推举25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如该委员会中的4人发现国王或政府大臣有违反《大宪章》的行为, 应立即奏请国王改正,如果40天后仍未见纠正,该4人应报告给25人委员会,经委员会多数同意后,可联合全国人民,采取一切手段,包括采用暴力夺取国王城堡、土地和财产,强迫国王改正错误。

        这一规定“将判断某种情况下法律是否遭到破坏的权力从国王手中拿了过来”,置于独立于王权的委员会手中,其实质是建立一种常规性权力监督机制,以确保国王遵守法律,而把武力作为最后的保留手段,这里面蕴含着国民有权强制国王遵守法律的宪法原则。

        大宪章的签署确立了这样的一个原则:英国国王的权利并非是至高无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权力,即王在法下,国王的权力不能超越法律。

        13世纪初的英国贵族们懂得:法律高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国王也要受法律的约束?这是中国5000年来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国王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天之骄子”——天子。皇帝手操对天下万民生杀予夺的一切大权,法律只是他手上用来惩罚人民的一件工具。中国人民除身受比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惨重得多的压迫之外,对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民”可以有什么权利、应得到什么权利,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便一概不知。而对待秦始皇、约翰王之类的暴君,中国人一般都只知道这两种方法:一就是“逆来顺受”,忍受、忍受、再忍受;二就是忍无可忍之时便群起而“造反”,把那家伙一刀杀掉,把他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再随便弄个刘三、李二出来当皇帝。而从来就没有人想过:要用法律去约束皇帝。因此,在中国,5000年来,社会矛盾的解决,从来就只有一种激烈破坏的暴动,而从来就没有一条中间的和理性的道路可走。

        但英国人就不同了。据说,英国人最自豪的便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个个都自称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Free-born Englishmen),但自由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因此,英国人对专制暴君的斗争,不是简单地把他推翻,而总是想在保住他的王权的情况下,去争取臣民的最大自由。温莎堡草地上的那卷羊皮纸,便正是英国这种民族传统的一个最好写照,这传统就是——通过建立法律的方式,来确定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君主与人民要互相尊重对方的权利,但谁也不准“越位”,以避免社会陷入一种急剧动乱。

        即使有自由传统和“绅士风度”的英国,国王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恩赐臣民自由权利,如果没有大兵压境,国王是不会妥协的。高傲的国王狂叫着:“你们给我加上了25个太上皇!”事实上,约翰在签完字的当天就痛悔不已。他反复向教皇诉苦,他是在贵族的刀剑逼迫下答应的。当教皇宣布《大宪章》无效的消息传到各郡时,贵族们立即发兵伦敦,以武力捍卫《大宪章》的神圣性。他们干脆请法国王太子路易为英王,控制了大部分地区。1216年5月,起义者们进入了伦敦。路易刚到英国,10月18日穷途末路的约翰在病中去世。于是,诸侯们就拥立约翰9岁的儿子即位为亨利三世,摄政大臣为取得诸侯的支持,修改并重新颁布大宪章,路易被赶回了法国老家。由于教皇的干预,1216年和1217年重新颁布的《大宪章》删除了某些对国王极为不利的条款,诸如对国王征收助金作出限制的条款等。

        1220年,约克郡郡长杰弗里.德.尼维尔在郡法庭上宣读完征税令状后,遭到贵族管家们的一致反对,理由在于,国王在征税前并未征求他们领主的意见,以致领主们对此税款毫无所知,而他们在没有请示各自领主之前,不敢擅自同意征税。他们认为,国王对约克郡应同对南部各郡一样,征税时须事先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征得郡内领主们的同意。鉴于管家们的抗税要求,郡长被迫作出让步,宣布该问题留待下届郡法庭裁决。此举表明,郡法庭不只是郡长代表中央政府管辖郡的机构,也是地方共同体实施自治的机构。其统治不是中国式的“官治”,而是“官民合治”或“半官治半自治”(陶松云在《中世纪英国二元政体结构初探》一文中曾有过“半自治”的提法,参见《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第114页)。

        1225年亨利三世再次确认《大宪章》,明确规定:御前扩大会议有权批准赋税。1227年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亲政,尽管他对限制王权的《大宪章》感到不舒服,但为了保住王位,不得已而再次颁布《大宪章》,以表明自己对诸侯的态度。

        1236年大会议制定“默顿法典”,明确规定了立法、司法和维护土地所有权等。1237年大贵族要求国王接受他们提名的3人参加御前扩大会议,并答应罢免宠臣,改组政府,国王( 亨利三世)不从,于是,他们便以拒批税收来要挟之。终于达到目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4 12:28:0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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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台湾的国民党,不仅是资产阶级政党,而且有台独倾向。这也是国民党与亲民党、新党统一不起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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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转论坛至:
    快速回复:[原创]国民党与资产阶级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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