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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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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徐江伟:汉字起源能超越语言学规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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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故事 于 2017/9/13 9:43:3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汉字起源能超越语言学规律吗?

    徐江伟

    (文章提要:源自西方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皆适宜于中国而受欢迎被享受,但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多不被待见,遭遇阻击,甚至被严厉否定。亚里士多德的文字定义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是对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新著《文明是副产品》的批评商榷,论证了西方语言学定义同样适宜于汉字和古代汉语。)

    文明起源研究所指的“文明”特指那种能把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这种东西有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文字,一种文字的产生和使用通常就被视为就是这种文明的肇始和起源。

    文字得以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必定是某种语言、某种口语,没有读音的文字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字符都读音,读音必定从某种普遍使用的口语中产生出来。人类有语言的历史已经无比久远,久远得已经无法追溯了,有文字的历史就短暂得多了,两者相比可能类似一年与一天的关系,故文字的历史可追溯至源头。

    对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解释篇》下有定义,其曰:“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他明确指出是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文字是用来表达口语的,文字读音必定来自某种口语。

    但儒家有自己的文字观念,就是否定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西汉杨雄《法言·问神》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他认定文字是一种诉诸眼睛而不是诉诸耳朵的“心画”。

    应知“书”与“字”古今含义已大不相同,古代的“书”指文字而不是文章。如“仓颉作书”、“秦书有八体”、“初造书契”,这些“书”都指文字而不是成篇的文章(在古人观念里,用笔写的叫书,用刀刻出来的如甲骨文和金文叫契)。而“字”特指人的姓氏名号,“文”特指龟甲、牛羊肩胛骨在炙烤时出现的裂纹,古代萨满巫师就是通过裂纹的走向和形状来判断吉凶祸福的。

    其实仓颉造字的传说就已经否定汉字与口语之间的关系,因为仓颉是“察鸟兽蹄爪之迹而始作书契”,鸟兽之迹皆无声无息,能用眼睛看而不能用耳朵听,仓颉凭此造出来的书契自然与语言无关,当然只能看而不能听了。这个传说一开始就阻绝了人们对汉字读音来源的研究,数千年来儒家的“小学”(文字学)就专注于字形的变化,从来就没有考察汉字读音的来源及演变规律。

    汉字确是由萨满巫师通过象形会意方式创造出来的,最初也专用于王家贵族的祭祀占卜,类似于祭品,整个先秦时代,文字只在统治阶级内部使用,普通百姓对文字充满了敬畏,但无缘接触,因而与社会大众无关。但汉字既然是一种文字,就不可能超越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

    亚里士多德说:“正如所有民族没有相同的文字,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至于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都是相同的,由内心经验所表达的对象也是相同的。”正是语言文字的共同性,使得一种语言可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可以转换成另一种文字。

    因此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定义是科学的,因其科学而具有最广泛的覆盖解释能力。而杨雄的定义是明显错误的,且说得模棱两可,其实他自己也不明白“心声”与“口语”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所说的“心声”其实就是口语,而汉字不过是口语的符号,口语的一种载体而已!

    符号可以随时随意地改变,口语则是非常稳定而不易改变的。天下没有哪一种文字不基于当时人使用的口语而产生。古人所谓“秦书有八体”,并不是秦人说八种不同语言,秦王族使用的语言只有一种,只是秦人有文字的历史已非常久远,他们的文字已经过漫长的演变过程,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种写法而已。

    笔者所以再次提起文字与口语的关系,因为最近细读了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的新著《文明是副产品》(2015年10月出版),要与他就此进行辩论。

    郑先生此书非常受学界的欢迎,发行不到5个月就有7次加印。此书第三章题为“文字的起源”,评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语言文字学,他认为西方人的文字观有巨大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给出的定义完全不符合汉字的实际,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有本质的不同,发生机理也不同,汉字一开始就与口语没有关系,古汉语完全人造的,华夏古人走出了一条辉煌的不同于西方的语言文字之路。

    郑教授说,汉字是古人心理活动的产物,汉字造出来就不是用来表达口语,杨雄为代表的儒家文字观才符合汉字的实际,在汉字探源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传统文字观,不可被西方那种片面的、狭隘的文字观所左右而走向歧途。

    郑教授最气愤的是,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条目的定义,竟然也是“文字:语言的书写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的约定俗成的视觉信号系统,这些符号能灵活地书写由声音构成的语言,使信息送到远方,传到后代。”他说,这个条目是由周有光撰写的,作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竟然“罔顾母语特征,顽固追随亚里士多德”。

    郑教授对后来再版的词条没有修改深表遗憾,曰:“我们的词条撰写者全然无视国际学术界的进展,不思人家更新了的定义与汉字更兼容。此种顽固僵化匪夷所思,偏偏此类荒诞无独有偶……文字定义在中国的遭遇告诉我们,思想方法的扭曲固然肇始于意识形态,它日后的走向却几乎无所不至。”他持非常激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崇洋媚外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郑教授认为,周有光“把‘文字’定义为‘语言的书写符号’,根本原因是不加思考地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非杨雄的正确思想。周有光“其匪夷所思者二。其一,数典忘祖。固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孔子说:见贤思齐,入太庙每问事......如它山之玉胜过吾地之石,便该从善如流。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汉字和汉语不可能支持亚里士多德的定义。”

    郑先生举例说:“以利玛窦为先导的西方传教士带给西方知识界的一大冲击就是汉字,他们发现,偌大的中国各地有不同的方言,但汉字可以帮助他们完成彼此间的交流。中国与日本语言完全不通,竟也可以通过汉字完成一些交流。”这说明“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产生方式和性质都不同,亚里士多德的文字定义不适合汉字,杨雄的观点才是对的。”

    郑教授还推而广之,曰:“与语言的自然进化相异,文字从来是人为的,它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工具。如上所述契文、甲骨文均产生于王权,拉丁文的盛衰也源自权力。汉字的命运与特征均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利结构有不解之缘。掌握了某种文字的权力扩张到哪里,它的文字就能走到哪里,此诚所谓文治武功之特殊意味。”

    他说:汉字的特性来自仓颉“按照鸟兽形迹造字”,汉字是“从物而不是从名而来”。“正是汉字背离语言的独立性,挑战了近代西方狭隘错误的文字观,帮助人们重新思考文字、语言和文明史。”

    他说:“汉字独部于世界文字之林,其三大特征均独一无二。其一,它覆盖了最大的地域与人口。其二,它是唯一的活化石,穿越了上千年的历史隧道,今日中国人可以按照最初的形式阅读《左传》《论语》。其三,在20世纪初叶白话文革命发生之前,这是与自己的语言系统隔膜最大的文字系统,拉丁文曾经有过相似的隔膜,但那时源于异族征服,非其母语之地创造出来的文字系统,且历史短暂得多。”认为汉字就是超越西方文字定义,独一无二的文明之花。

    郑先生新著《文明是副产品》汉字与口语无关的论述,能被学界广泛接受,且大获赞赏,不是偶然的,这个观点不但传承有绪,近代以来已经许多古汉语学家反复论述,早已深入人心,可谓根深蒂固矣!

    例如,陈望道《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就认为古汉字与古人口语无关。曰:“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人们知道用声音表达思想,也就知道用象形表达思想……口耳与手眼两条思想交通的路径,现在固然有了合并的地段了,当初实非如此。”唐兰《中国文字学》言:“口上说的语言,笔下写的文字,两者显然是不同的。因为西方人的语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研究语言也就研究了文字……中国文字是注音的,语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时候就已经不一致,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所以,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语言学……千万不要以为这套新兴的科学是万能的,忘记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情形,把语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淆了,而抹杀了中国二千年来固有的文字学。”

    郑教授此新著精彩之处是增加了许多关于西方人被汉字吸引而来,对汉字充满神秘感,对汉字赞美有加,试图模仿汉字创制世界通用文字的内容。笔者觉得,此书可以看为儒家传统文字观念在新世纪聚集了新能量后,对西方语言学定义发起的最猛烈的一次攻击,就是要彻底否定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在西方那个已存在了二千多年的语言学堡垒上插上一面杨雄的旗帜!

    但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能否大获赞赏与是否真理在握通常是两回事,真理真相常常不在多数人一边,而是在少数人手里。笔者就对郑教授的最新阐述能否经得起逻辑推敲就抱有很大的怀疑。

    郑教授认为,周有光等人的词条“全然无视国际学术界的进展,不思人家更新了的定义与汉字更兼容。”可以肯定地说,国际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否定过亚里士多德的文字观,也没有承认杨雄的文字观是正确的。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是在其《中国近况》书中的确盛赞过东方文明,曰:“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中国。”他在《人类理智新论》中还说:“汉字既然与中国人的口语无关,汉字最初可能是由一个聋子发明出来的……汉字是真正对眼睛说话的。汉字既然是一种非物质的事物借着可见的事物来表达的文字,那么,这个世界上可能真有人造的语言。”他由此怀疑起亚里士多德的文字定义,说:“语言是通过发音提供思考,文字是通过纸上的永久笔画提供思考符号,后者不必与发音相联系,我们从汉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但他这些思考不过是对汉字稍有了解后的一些联想、疑问罢了,西方人喜欢质疑,这是西方文人的一大特点,并不能说他已成功地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定义。

    后来受莱布尼茨影响很深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在其《论语言年代起源》中说:“文字的最初形式可能并不描绘语言,而是要么像墨西哥人那样直接描绘对象自身,要么像古埃及人那样以象形的方式来描绘对象……汉字就是这种类型,汉字它对应的是思想而不是语音。”我们知道,不管是德国的莱布尼茨还是法国的卢梭,他们都没有能力研究汉字和古汉语,只是从别人的介绍中间接地了解到一点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信息,他们由此产生过怀疑,但远没有构成对西方语言学定义的更新。

    总的来说,后世西方语言学界的研究是进一步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字定义。例如西方语言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就论证了语言是文字的基础,认定口语必定先于文字而出现,语言才是第一性的,只是文字一旦出现,就会出现一种“反客为主”的假象,给人以迷惑。索绪尔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存在的目的只为了表达前者。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是词汇的书面形式加上它的口语形式,只有口语形式本身才是语言学的对象。但是,口说的词汇与它的书面形式结合如此紧密,以致后者可能反客为主,人们会认为声音符号的书面形式比这个符号本身更重要,这种错误就好比认为一个人的照片比直接看本人能了解更多情况。”这里他非常形象地说出了人们易被文字符号迷惑的原因。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1930-2004)1967年出版的成名作《论文字学》,公认是对亚里士多德文字观念最深入的探讨,他以从未有过的深度剖析了文字概念的历史、内涵和哲学原理,把亚里士多德以来被叫作“言语中心主义”的西方形而上学语言学推向了新高度。德里达说:“语言才是内在,现实,在场,自然的东西。而与之对应的文字则是外在,印象,再现,人为的东西。”他肯定了卢梭关于“文字是语言的尸体”,索绪尔关于“文字是语言的照片”观点的正确性。断言曰:“汉字起源同样不会超越这个客观规律,可把汉字系统看为一种尚未完成的字母系统。”德里达认为汉字系统的特点不可能构成对亚里士多德定义的颠覆,只是这个系统中目前还存在一些尚未弄明白的环节。

    德里达说,文字能“反客为主”的原因是:“文字符号一旦产生出来,立即就呈现出一种‘文字的原始暴力’,这是因为语言首先就是文字,文字‘僭越’语言的情形马上就开始了,并且这一点会日益明显……而科学和艺术决心生活在这种‘暴力’中,它们的进步是以遗忘原始语言为代价的,最终是‘伤风败俗’地改变了语言。”“文字的起源问题与语言的起源问题难以分开,但经过训练而成为历史学家、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的人,很少将他们的研究与现代语言科学联系起来。”“文字学家的毛病在于‘对这个关键问题的简短的目的式论说之后迅速转向了对事实的说明’,理论思考的脆弱和文献资料的丰富最终把这个问题的结论给颠倒了。”“由于文字完全是历史的东西,人们对文字的科学兴趣便始终采取文字史的形式”。“但文字的起源在千差万别的文化中始终是相似的,并且它以复杂而合乎规律的方式与政治权利息息相关,因为政治行政机构的可能性始终要经过文牍之手……‘文字的原始暴力’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中普遍存在。”

    笔者以为,德里达的这些论述和点拨,对中国文字学家走出汉字起源迷雾有着恰到好处的指导意义,正是因为他们从未发现古代汉语中也存在“文字僭越语言”的情形,古汉语学家才会产生汉字与口语无关,古汉语完全的人造语言这种幻觉!其实“文字的原始暴力”在我们的汉语中才有最典型的表现。

    杨雄关于汉字起源于“心画”,与古人口语无关的论断,在逻辑上就无法成立。因为不管是以象形方式描绘出来的字符,还是以会意方式创制出来的字符,它们首先都要有一个读音,没有读音的字符是不存在的。字符的读音从哪里来?它只能来自创制者使用的口语,因为文字的读音根本就无法自行创制。如果来自口语,那它肯定在字符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试想:汉字原本就用于祭祀占卜,字符在宗庙祭祀中都是要吟唱出来的,否则祖先神灵就听不到,就失去了沟通神灵的作用。汉字的功用已经注定了它的读音必须是祖先们使用过的,一代代传下来的。并且最初的文字还必须保证,参加祭祀的人中即使有人完全看不懂字符,他们也要能听懂,否则也会失去祭祀功能。这些都注定了古汉字的读音必须来自当时人们最广泛使用着的口语,注定了在文字与口语的关系中,口语永远是第一性的,注定了古汉字不管是什么形状,它仍不过是口语的衍生物。

    郑教授举证反驳说,古代的越南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也使用汉字,他们的口语并不是汉语,这就说明汉字可以超语言而存在。可惜郑教授没有明说,这些异域人虽也使用汉字,汉字已经被他们“训读”成了我们听不懂的读音,即被赋予了一个新读音,但这个读音仍来自他们使用的口语。

    古汉语之所以能给人以超越语言而存在的假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的原始读音并非来自汉民族先民的口语,而是来自另一种语系的口语,来自多音节的属于黏着语的古代阿尔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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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3 9:47:4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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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汉语之所以能给人以超越语言而存在的假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的原始读音并非来自汉民族先民的口语,而是来自另一种语系的口语,来自多音节的属于黏着语的古代阿尔泰语。

        中国文明史的最高机密在于,三皇五帝和夏商周秦的创建者都是说古代阿尔泰语的北方游牧民族出身。华夏文明是在不断重复着的游牧奴役农耕而后又融入农耕的机理中积淀产生出来的,华夏文明虽有农耕文明之称,但它却是以游牧文化为内核形成的!

        汉字最初表达的就是多音节的古代阿尔泰语,因为越是古奥难懂的雅言字就越对应着今天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仍在使用着口语词汇,对此笔者所著《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已有大量举例说明,此种例子笔者还可以数十个、成百个、上千个地举例出来。

        郑教授新书说:古代汉语“在20世纪初叶白话文革命发生之前,这是与自己的语言系统隔膜最大的文字系统,拉丁文曾经有过相似的隔膜,但那是源于异族征服,非其母语之地创造出来的文字系统,且历史短暂得多。”笔者以为问题就出在这里。郑教授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过这样的疑问:古汉语与汉民族口语如此不同,如此乖离,是否也是异族征服的结果?它最初是否也是从非母语中产生出来的呢?我们知道欧洲人的语言都属于同一个“印欧语系”,在欧洲,能说三四种外国语的人多了去,如此,那里尚且会产生文字语言与口语隔膜的现象,如果汉字最初表达的是分属于不同语系的另一种语言,古汉语与汉民族口语方言的隔膜之大就不足为奇了!

        可惜在中国,敬天法祖传统如此强大,任何对儒家学说的反思质疑皆要被视为异端邪说,也因此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人敢于迈出这一步,确切地说至今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从相反方向思考这个问题。

        三皇五帝距今已非常遥远,汉字源头之遥远也会远远超出人们原来的想象。古老的汉字必定已有过漫长的“汉化”即单音节化的过程。

        郑教授说:正因为汉字超越语言存在,与古人的口语无关,才使得今天的人们能“穿越了上千年的历史隧道,按照最初的形式阅读《左传》《论语》。”此话也是值得推究的。因为郑教授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们今天看到的汉文古籍是否就是其最初的模样,文本在先秦以来的传抄过程中是否已被“汉化”过了,即被后人修改成了较为符合汉民族口语的式样。

        但笔者以为,这种原始文本被篡改、被修正的情形一定发生过,我们今天看到的先秦古籍无一例外地已不是其原来的模样。可以肯定地说,古汉语最初式样只存在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先秦金文中那上面的才是真正的“原始文本”,可惜那上面的字符大多已无法辨认,更无法断句了,如果有人能在成篇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猜中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无疑就是大师级的了。

        为说明问题,笔者独以古汉语语序来说明,其最初表达的都是阿尔泰语。阿尔泰语与汉语口语的最大区别是语序不同,阿尔泰语皆是倒装句,谓语动词放在句子的末尾,但汉语方言口语是“主语——谓语——宾语”结构。先秦古籍中,几乎所有的文言文都是倒装句,或者由倒装句修改补充而来,举例:

        《孟子·公孙丑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者,水也。

        《战国策·齐策》:虽欲事秦,不可得也。

        ——这些都是古汉语判断句,判断词“也”必置于句子的末尾。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蔓草犹不可除。

        《史记·淮阴侯列传》:狡兔死,良狗烹。

        《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左传·齐晋鞍之战》:将为戮乎!

        《庄子·秋水》:烈士为天下见善矣。

        《左传·襄公十八年》:止,将为三军获。

        《韩非子·五蠹》: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上述句子中的谓语动词:除、死、烹、视、听、戮、善、获、得、笑,都置于句子的末尾。

        《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

        《论语·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公羊传·隐公元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论语·子张》:子夏云何?

        《汉书·酷吏传》:武帝问:言何?

        《左传·庄公十年》:乃入见,曰:何以战?

        《史记·晋世家》:晋师退,军吏曰:为何退?

        ——否定句中代词宾语一律前置

        《孟子·万章上》:父母之不我爱。

        《论语·先进》:居则曰:不吾知也!

        《论语·宪问》:莫我知也夫。

        《墨子·非攻》:大国亦弗之从。

        《商君书·画策》:勇力弗敢我杀。

        《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姜氏欲之,何厌之有!

        《左传·宫之奇谏假道》:将虢是灭,何爱于虞?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左传·宣公十五年》: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

        《左传·宣公十五年》:寡人是征……寡人是问。

        ——先秦古汉语的基本语序就是宾语谓语倒置,词组也是宾谓结构,名词宾语前置,谓语动词一律居后。

        此外在古代汉语中,无论动词宾语,还是介词宾语,都放在谓语动词之前,不管是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都出现在句子的末尾,与汉语口语语序完全相反。试问,古汉语的倒装传统不来自阿尔泰语还能来自哪里?

        又如:

        《左传·齐晋鞍之战》:郤克伤于矢。

        《孟子·许行》:劳力者治于人。

        《公羊传·庄公十二年》:万尝与庄公战,获乎庄公。

        《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笔者推测,这种“于+名词”置于谓语动词后面的句式,是后人更改的结果,原来它们应该都是在谓语动词之前的。在传抄过程中,为不引起误解,为适应汉民族的口语习惯,古人被迫在文本上做了这种手脚,后来就成了固定格式沿袭下来。

        笔者早已指出,文言文中的奇怪语气词:呜呼、嗟呼、叱嗟、噫嘻、噫、嘻、恶、呼、吁、嗟、矣,它们全部来自古代阿尔泰语,有许多些至今还活在阿尔泰语口语中。此外,古汉语学家谁也说不清的前缀音如:有、老、阿、第等,后缀音如:子、儿、头、性、化,们、者等,同样来自古代阿尔泰语。例如,藏语的“rla”(老),藏语本义是“上”,他们至今习惯前缀或后缀此音来表示尊称而与对方的年龄无关。

        藏语口语仍用“也”来表示判断,举例:

        我是藏人:Nga poe-ba yiin.  (我蕃巴也! nga:我。poe-ba:蕃巴。Yiin:也)

        他是北京人:Kuong-la bei-jin-li yiin. (框拉北京里也! kuongla:他,尊称。bei-jin-li:北京人。Yiin:也)

        我是要买件衣服:Nga tug-lo di nyo-gi yiin. (yiin:是)

        藏语的yiin表示肯定的判断,置于句尾,发音与古汉语“也”完全一样。

        先秦古汉语里还有一种奇怪的以“…为”结尾的句式,汉语方言口语中是绝对找不到的,举例:

        《战国策·魏策》:王何以臣为?

        《左傳·僖公四年》:岂不穀是为?

        《论语·先进》: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韩非子·说林》:“君长有齐,何以薛为?”

        《论语·颜渊》:“君子质而已,何以文为?”

        可是这种句式在今天的蒙古语和藏语中仍很常见,如:

        蒙古语:向您要一支笔好吗?Qiamas tanas bir awei.

        (恰玛司 塔那司 笔儿 阿为?)

        藏语:噶玛局长在吗?ga-ma ju-zhang-la xiu-du wei?

        (嘎玛 局长 休度 为?)

        那么这个奇怪的用作谓语动词的“…为”句式,来自哪里不就清楚了吗?

        我们看到,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很快就会上手使用文言文,对他们来说,雅言的读音皆似曾相识,并非完全陌生,文言句式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因为相比汉人,倒装句更符合他们的胃口和语言习惯。这应是文言文长期存在而没有改变的原因之一。

        先秦时代的“雅言”确不是当时普通大众使用的口语,而是贵族才能使用的书面语言,其地位如此崇高,以致古代文人如要把心中的话写下来,必须写成此种格式,否则就不会被社会认可。在古人的心目中,只有这种语言才是“美好的语言”(雅言)。并且,古人“读”文章,不像今天那样一字一顿地读,而是像唱歌一样唱出来的,且都是“拜读”,即拜过祖先后再摇头晃脑地吟唱。“唱文”传统如此久远顽强,是因为汉字从造出来的那一刻起就用作庙堂祭祀,类似于神圣的祭品,萨满巫师皆用吟唱的方式而非说话的方式来宣示祭文。

        文言文与汉语口语隔膜太大,无法用来即时交流,六朝以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了的一种古白话,如佛经的翻译就用了这种古白话。但古白话的出现并没有动摇文言文的地位,庙堂祭文、政府文告、官员奏章、文人书信等,仍需写成全是倒装句的文言文。

        古汉语无法用耳朵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言文使用的词汇都是单音词,例如:驰(放松),稚(年轻),骊(黑马),浸(渐渐),日(太阳),蚁(蚂蚁),朋(朋友),月(月亮),厌(厌恶),单音字重音太多,读出来拗口,听起来更是吃力,听后想半天可能也想不到它到底是哪个字。到了近代,单音词慢慢都变成双音词,读与听之间才有了一个缓冲,只能看不能听的书面语终于有了转成声音用于即时交流的功能。

        如果华夏古人头脑不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如果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活动基于同样的生理化学反应及神经传导机制,那么古汉语与西方拼音文字之间就不可能存在本质的差异,以致亚里士多德语言学定义只适合西方而不适合于中国,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看到,古代的简书都是竖着写,这并不是因为简书无法横着写,而是观念所致,与汉字原始功能有关。以象形会意方式造出来的汉字最初就是用来沟通天祖神灵的,天祖在天上,竖着写才能到达天上,当然最好是字字画成鸟形(鸟篆文),如此就能立时飞到天上去。是谁最顽强地传承着这种古老的文字观念?不是汉人,而是说阿尔泰语的蒙古人。至今蒙古人的文字还是竖着写的。元代蒙古人使用过八思巴文,这种文字在印度也是横着写的,但到了蒙古人手里就被竖起来了。那么华夏古人竖着写字的传统从哪里来不就清楚了吗?

        文字最初表达的都是人类的有声语言即口语的事实,已注定汉字起源不可能超越语言学一般规律。但从清代“乾嘉学派”以来,中国古汉语学家仍死抱着“仓颉造字”传说不放,眼睛盯着中原汉地不移一步,从未有人考虑过古汉字的读音是否来自域外,是否来自另一种语言,从未有人怀疑过文言文的倒置语序是否来自阿尔泰语。视野如此狭窄,思路如此僵化,这种研究思路必定把道路走得越来越窄,最后就走进了自相矛盾,进退两难的死胡同中去。

        笔者以为,在华夏文明起源研究中,揭示出汉字读音的来源及古代汉语的演变规律,其证明力并不比分子人类学弱,分子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科学,至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笔者相信,古汉语学家一旦跳出儒家传统的语言文字观,汉字探源之路马上就会才走得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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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江伟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737221574





    徐江伟史学著作网上有售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3 10:01:04    跟帖回复:
       第 3
    古汉语奇怪的“…为”句式从哪里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3 10:13:14    跟帖回复:
       第 4
    古汉语判断句:“陈胜者,阳城人也。”
    这种奇怪的句式从哪里来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3 14:13:12    跟帖回复:
       第 5
        西汉杨雄《法言·问神》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他认定文字是一种诉诸眼睛而不是诉诸耳朵的“心画”。这是错误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3 16:25:06    跟帖回复:
    6
        郑教授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们今天看到的汉文古籍是否就是其最初的模样,文本在先秦以来的传抄过程中是否已被“汉化”过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3 17:30:03    跟帖回复:
    7
    很棒的一篇文章,谢推荐。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3 18:09:18    跟帖回复:
    8
    这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关于文字考证的专业论文,不管同不同意作者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观点,都不影响我对作者应有的尊重。只是、篇幅过长,粗看难以体会作者论述的整体含义,细看有用时过长,跟帖就困难了。写文章的人,首先还是要多考虑一下受众,分出章节,拿出论“点”,方便讨论。我用了一个小时读过了文章,就没有多少时间再说什么了,这是作者的失误,不是读者的过错,以为然否?呵呵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3 18:24:26    跟帖回复:
    9
        死抱着“仓颉造字”传说不放……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3 19:49:19    跟帖回复:
    10
    《法言》作者是扬雄,不是《水浒》里的杨雄。不能说读音相同就写哪个字都行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4 10:55:46    引用回复:
    11
    转至第8楼第 8 楼 醉江湖01 2017/9/13 18:09:18  的原帖:这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关于文字考证的专业论文,不管同不同意作者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观点,都不影响我对作者应有的尊重。只是、篇幅过长,粗看难以体会作者论述的整体含义,细看有用时过长,跟帖就困难了。写文章的人,首先还是要多考虑一下受众,分出章节,拿出论“点”,方便讨论。我用了一个小时读过了文章,就没有多少时间再说什么了,这是作者的失误,不是读者的过错,以为然否?呵呵是的,是作者考虑不周。
    文章格式的确不利阅读和讨论回复,只能做参考资料使用。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4 12:07:06    引用回复:
    12
    转至第10楼第 10 楼 吃完饭了2012 2017/9/13 19:49:19  的原帖:《法言》作者是扬雄,不是《水浒》里的杨雄。不能说读音相同就写哪个字都行吧? 当然,历史人物最好加上名号:天牢星病关索 杨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5 10:20:42    跟帖回复:
    13
        本文是对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新著《文明是副产品》的批评商榷,论证了西方语言学定义同样适宜于汉字和古代汉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5 17:26:09    跟帖回复:
    14
        文言文中的奇怪语气词:呜呼、嗟呼、叱嗟、噫嘻、噫、嘻、恶、呼、吁、嗟、矣,它们全部来自古代阿尔泰语,有许多些至今还活在阿尔泰语口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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