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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与刘国光教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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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全01 于 2017/9/13 15:20:2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问题探析
    ——与刘国光教授商榷    
    胡应泉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论证市场经济理论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经济人假设”,即假设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这样的结果却是包括他们自身也没有预料到的,即极大地增进了社会利益,使人们的需求得到不断的满足。在传统的道德眼光看来,这种观点无疑是难以接受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充分证实了这一观点。正是一个个的市场主体对财富的不断追求,带来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恩格斯也说过,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因。人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生存,然后才谈得上发展,才谈得上贡献社会,一个连自己的生存都存在问题的人,还有多大的心力去贡献社会,这是十分可疑的。其次,人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对财富的不断追求又是与生俱来、潜意识的。但是,人类社会要正常地运行下去,又必须有基本的规则,经济活动必须遵循基本的秩序,即要实行等价交换,要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人们要实现自己的财富首先必须想方设法满足他人的需求,即首先要利人然后才能利己。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其实质性的涵义就在这里,而不是像通常所误解的那样鼓吹自私自利和极端个人主义。

    一 、“经济人假设”与市场经济

    “经济人假设”,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各种经济自由权利,是市场经济能够成功运行的基本前提,这在世界上实现市场经济的国家可谓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我们这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一原则却没有被广泛认同,一些人包括经济学家极力反对“经济人假设”。鉴于过去几十年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模式所带来的巨大弊端,他们也意识到必须抛弃这一僵化的模式,也主张要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甚至也不反对发展市场经济。但他们同时又认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坚决反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反对“鼓吹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假设”。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经济学家刘国光。作为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他在1979年就提出要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的观点,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超前的,也是需要具有相当胆识的。此后,他在经济观点上虽有反复,但总体上还是秉持着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做出了重要的理论上的贡献。2005年7月,他却在网络上发表了《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提出了对当前经济学教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从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他认为:“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1]

    刘国光提出的第三、四点多少显得有些无的放矢。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经济思想在历史上即使存在过,在实践层面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从来就不存在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维持本身就是一种对市场经济必要的干预和影响,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影响还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企业之间的竞争最初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政府是放任不管的,但随着垄断的不断加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遭到了破坏,从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末欧美工业化国家开始制定反垄断法,对市场经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更深程度的干预和影响。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引入了经济计划,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甚至还建立起了许多国有企业。可以说,从实践层面看,政府是否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已经是一个伪问题了。当然,过度干预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19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挑战,供给学派开始兴起。但无论这两个学派存在多大的分歧,它们的共同出发点又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凯恩斯主义再怎么强调政府的作用,也不会否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对市场经济基本运行机制的维持;供给学派再怎么强调经济的自由化,也不会否定国家对经济的必要干预,也不会否定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而我国现在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形成,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还无处不在,因此我们还远谈不上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太大的问题,而是须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的问题。

    刘国光提出的第一、二点,在当下的中国确实具有很大的争议性。这种争议的核心在于发展市场经济要不要承认“经济人假设”,市场经济要不要以私有制为基础,或者换个角度说,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兼容,市场经济能否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刘国光他们的观点无疑是不能承认“经济人假设”,公有制可以和市场经济兼容。对于他们来说,市场经济的好处即优化配置资源我们是要的,但市场经济的坏处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导致两极分化却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但天底下有这等的好事吗?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一方面固然在于它排斥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运行使去了必要的信息机制,从而变得十分僵化,生产与需求相脱节,另一方面也在于传统的公有制使企业以及职工失去了必要的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虽然我们改革以来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国有企业的问题却始终存在着。进入本世纪后,国有企业由于经过了改制与重组,再加上遇到了我国“入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期,其经营业绩有了较大的改观,不少央企都进入了世界五百强。那么,这些现象能够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能够说明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兼容?

    其实,虽然目前国有企业表面上看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却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首先,国有企业占有的社会资源和做出的社会贡献十分不成比例。据统计,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企,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我们的许多要素资源仍然没有实现市场化;许多行业名义上并没有禁止民营经济的进入,实际上仍然由国有企业垄断着,即存在着所谓的“玻璃门”现象。这就严重破坏了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很大地降低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在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国有企业的员工享受着一般行业难以企及的工资福利待遇,并且一般人很难进入到这些行业,这就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公平。其次,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企业的治理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经营的效率效益仍然十分低下,资产流失和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建立国有企业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实行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真正更符合这一标准的是非公有制经济而不是公有制经济。这些年来,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业问题的解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在于非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主要在于公有制经济仍然地处于不适当的垄断地位。既然平等地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得到了确认,那么一种所有制经济能否脱颖而出,能否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就应该通过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实现,而不是先验地规定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无须面临优胜劣汰,而是可以得到各种保护,吃到各种偏饭,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刘国光提出这种观点固然有他自身的认识以及信仰等方面的因素,但他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响应,显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随着改革的持续进行,一方面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与此同时,两极分化、道德滑坡、环境破坏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人们的不满也与日俱增,社会对改革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些现象无疑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又必须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它们的具体成因是什么,从而才能够对症下药。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现象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认为正是发展私有制经济,人们的唯利是图导致了这些现象。另一种观点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恰恰是我们的改革还不彻底造成的。我们固然在发展市场经济,但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在许多要素资源的配置中市场尚未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尚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治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从而导致了这些负面现象。孰是孰非,相信只要人们不戴有色眼镜,客观全面地衡量一番,是不难得出自己的判断的。

    关于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和经济自由度的问题,人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尽管认识会存在分歧,我们却不妨达成这样一些共识:即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保护私有财产,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秩序。至于在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政策的钟摆朝向哪一边,这要取决于当时的政府,更要取决于当时的民意。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都要具备一套有效的纠错机制。从学者的角度说,不论自己的观点如何,都不能强加于人,也不要试图通过权力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诚如秦晖教授所言,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不要讨好“皇上”。而政府要做的就是保护人民的各种权利,超然于各种利益集团,成为一个中性政府,以民意为依归进行施政。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建立起民主宪政的制度。

    二 、“经济人”与“道德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我们传统的观点看来,“言利”总是显得有些低级趣味和庸俗不堪。其实在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人们对于金钱的态度都须臾不可离却又羞于启齿的。对崇高道德理想的追求是人类的共性,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我们又首先必须站在现实的土地上,从现实出发逐步实现理想,否则只会欲速则不达,甚至会适得其反,从良好的愿望出发,结果却造成社会的灾难。“穷天理,灭人欲”,道德理想拔高得无以复加了,结果却产生了大量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追求满街都是圣人的结果是满街都是伪君子。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为落后,人们为了能够在与严酷的大自然的斗争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实行原始共产主义。自从走出原始社会以后,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逻辑就是物归其主,等价交换。什么时候这一原则得到有效维护,社会就会昌明发达;什么时候这一原则遭到遗弃和扭曲,社会就会发生倒退乃至灾难。我们历来都是提倡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个人的权利不被承认,个人的利益不被尊重,这非但造成了公民意识的缺失和社会公德心的薄弱,更为人们以集体之名行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勾当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社会的道德滑坡除了法治不健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

    “经济人假设”在实质上是承认人们有这种追求财富的权利,我们分析和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必须从这一逻辑出发,而不是说事实上人人都是这样的,更不是提倡每个人都要这么去做。同时,它更不反对人们有钱之后去做慈善家,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既是“经济人”,同时也是“道德人”,两者并不必然会成为矛盾。亚当·斯密以一部《国富论》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有一部《道德情操论》堪称经典。他除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之外,还要一个伦理学家的身份,而且他本人更看重的还是后一个身份。固然财富是人们首先要追求的,但人们对财富的需要也是有限度了,一旦超出了这一限度,财富对于个人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时候,人们为了追求更大的人生价值就会运用这些财富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私有财产越得到承认和保护,人们做慈善的意愿也就越强。美国被认为是个人主义意识最强的国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大本营,但同时美国也是公民从事慈善活动的意愿最强、社会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据统计,美国的国民在慈善捐赠上的热情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民:1995年,美国人均慈善捐赠的数目是法国人的3.5倍、德国人的7倍、意大利人的14倍。1998年另一组数据还显示,美国人也花在慈善项目上的时间,普遍也比这些欧洲国家的公民多。

    比起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我们中国人从事慈善的热情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对此,有人认为是文化上的原因造成的:基督教国家的文化是横向的,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不重视把财富传给后代,而是用做慈善;而我们国家的文化则是纵向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视把财富传给子孙后代而不是用做慈善。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在我们国家私有财产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和保护。在一个私有财产得不到足够承认和保护的地方,人们就没有动力去做慈善,相反还会有一种压力,即害怕露富。同时,由于官府经常对私家财产进行无端的侵夺,严重妨碍了富人阶层的成长,也使得人们没有更多的财力去做慈善。其实正如科学家所指出的,人类的基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人类社会不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多大的不同,历来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慈善的思想和实践在我们国家历来是不缺乏的。义仓、社学,我们古代民间这种慈善性质的机构是十分发达的,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些慈善活动更多是集体的行为,但来自个人的也不是没有。当社会大难来临时,毁家纾难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的。近年来,随着企业家阶层的逐渐形成,我们社会的慈善事业也大为发展了起来。相信在我们国家只要私有财产得到进一步的承认和保护,人们做慈善的热情就会不断焕发出来。

    三 、“经济人”与“超经济人”

    其实,对社会产生危害的并不是“经济人”,而是那些以权力作后盾、凌驾于市场游戏规则之上的“超经济人”。“经济人假设”还要求人们的财产必须是合法的,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守法经营,童叟不欺,而“超经济人”却可以抢来本钱做买卖,可以欺行霸市,坑蒙拐骗。因此,我们与其不切实际地回避“经济人假设”,不如立足现实,通过各方面积极的制度建设,消除“超经济人”存在的土壤,为经济活动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超经济人”在什么样的社会最容易产生?答案无疑是权力专制的社会。人们的私有财产有可能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侵害,但最有可能受到来自权力的侵害。政府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同时权力又天然具有滥用的倾向,只要没有得到有效的限制,权力就极有可能去侵害人们的私有财产。马克思有一句话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前现代经济制度(即专制权力下的经济制度--笔者注)对人民的危害:“权力捉弄财产。”在这样的社会,权贵阶层垄断着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对平民百姓进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平民百姓的财产在官家面前又是显得多么的软弱可欺。“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这样近乎强盗的逻辑在社会上可以畅通无阻。这类行为分明是对人们私有财产的掠夺,但它又是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进行的,无以名之,只能称之为“合法的抢劫”。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豪强地主对平民百姓的巧取豪夺,官府对私家财产的动辄抄没,无不彰显着这样的强盗逻辑。及至现在,人们的私有财产也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政府侵犯私有财产的例子可谓是俯拾皆是。

    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改此前以私人资本主义为主的特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程度越来越强,许多重要的行来尤其是重工业部门都被国家所控制,高级官僚也凭借权力之便,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了许多企业,经济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垄断资本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陆仰渊、方庆秋在其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一书中认为,国家垄断资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资本来自政府,并由政府官员经营;对国民经济的某一方面具有垄断性;对广大人民具有压迫性。而官僚资本则另有三个特点: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来自官僚的私人投资;经营权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这种资本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某一部门,投机倒把,损公肥私,中饱私囊[2]774。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亡,除了对手的因素之外,很大程度在于自身的因素,即政治上坚持独裁而不肯开放政权,经济上搞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从而失去了民心。

    因为官僚资本主义对经济社会有着巨大的危害,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所以它成为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之一。而一般的资本主义即民族资本主义则不在革命的对象之列,相反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我们革命的联合阶级之一。然而,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们对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的定性始终没有改变,它是我们迟早要予以消灭的。因此,革命胜利后不久,随着我们又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

    官僚资本主义经过革命被消灭了,民族资本主义经过三大改造也被消灭了,但实现“一大二公”的结果并没有如所想象的那样使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相反却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于是,1979年后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夹生饭式的改革,是在保留原来权力结构的情况下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这就为权力与资本结盟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产生了严重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以前的官僚资本主义似乎又死灰复燃了。现在这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这些官商勾结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所谓的“超经济人”。因此它们的存在,使得我们的一些改革措施难以出台,或者出台了也难以得到落实,从而成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我们要深化改革,要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克服它。

    结语

    历史的发展证明,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并不是“经济人”,而是“超经济人”;有产者并不就是罪恶的化身,只有与权力相结合,才会产生劣质化;资本主义也并不可怕,只有在法治缺失的国家,才会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要避免这种坏的结局,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只有如此,人民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官员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超经济剥削”和“权力捉弄财产”的现象才不会发生。

    参考文献:

    [1] 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百度文库[EB/OL]. http://wenku.baidu.com/view/4ddc9f697e21af45b307a898.html,2011-02-23.

    [2]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发表于《长沙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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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3 15:38:3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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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了,有收获!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4 7:10:19    跟帖回复:
       第 3
        “要避免这种坏的结局,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你们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条西方民主宪政的道路。你们一有机会就推行这条道路,实际上也隐藏着个人政治野心。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4 9:12:48    跟帖回复:
       第 4
    我同意你的观点。政治上不动,经济上也很难进展。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4 18:17:21    跟帖回复: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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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4 23:16:31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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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我们传统的观点看来,“言利”总是显得有些低级趣味和庸俗不堪。其实在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人们对于金钱的态度都须臾不可离却又羞于启齿的。对崇高道德理想的追求是人类的共性,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我们又首先必须站在现实的土地上,从现实出发逐步实现理想,否则只会欲速则不达,甚至会适得其反,从良好的愿望出发,结果却造成社会的灾难。



    ………………………………

    刘国光这个人没听说过,不说了。对你呢?也必须批评一下,你对经济学理解还不够深。自私或者经济人假设,所指的利益,不是狭义的财富,而是广义的,主观的利益。追求崇高的理想同样与自私不矛盾。有人说的好,你为的孩子付出同样出于自私,要不你怎么不养别人的孩子呢?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5 8:40:32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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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批评指正!你说的有道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5 18:49:4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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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6 10:58:3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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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7 12:10:1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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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7 17:43:30    跟帖回复:
    12
    其实很简单,让刘国光这样的人 放到东北区,龙煤团去,这些躲在书斋中的书生如何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7 18:21:5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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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定创全新的宏观经济学《信用价值论》的出现,使得此文主题的这些争论变得毫无意义。
    为什么?因为当代经济已经不再仅是斯密《国富论》中的那个劳动分工生产而发展起来的商品生产了。商品生产当然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论述市场对资本生产的作用,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当代经济不再仅仅是劳动分工的生产方式,而是在劳动分工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以聚集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就不再是依赖于市场交换。
    所以说,还在争论那个市场不市场的理论问题,说得不好听,这些学者思想学术是大大的过时了。当你读过《信用价值论》后,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都成为过时的东东,还有好意思去讨论这些过时的东东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7 18:22:3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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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7 21:31:5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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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见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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