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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基础思想理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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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养尊处优的 于 2017/9/14 18:19:0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缺陷

    中国人从古至今有一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整体偏向,这就是重视“务实”而轻视“求真”,重视“行动”而轻视“思考”。与中国相比,印度人似乎正好相反,重视宗教的沉思而轻视在现实世界实干。在遭受列强侵略以后,中国人经过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终于将侵略者赶出国门。印度人没有这样的行动能力和勇气,但是经过深思熟虑,想到了采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居然也赢得了民族独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人凭借其勤劳能干,将国家打造成了“世界工厂”,成了制造大国。印度虽然赶不上中国,但是凭借其传统的思维上的优势,成了“软件大国”。

    如果说中国在知行观方面的传统比印度略胜一筹的话,那么,与西方相比,西方又略胜中国一筹。西方人既重视务实,跑遍全球,积累财富和资本;又重视求真,创立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由此,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捷足先登,而中国则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中国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方面的这个偏向可以称之为短视偏向或“瘸腿”偏向(务实之“腿”长,求真之“腿”短,拖慢了文明发展的步伐)。它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最深层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大、最隐蔽的障碍。

    根据李约瑟等国外科学技术史专家的研究,中国在16世纪以前,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为什么在近代却落后了,败在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之所以落伍,与短视偏向有直接关系。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是实用技术,这些技术创新是依靠“务实”摸索完成的,而不是依靠科学指导发展起来的。在实用技术依赖于实践经验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科学却没有发展起来;到了技术需要依靠科学作为基础发展的近现代,中国就开始落伍。许多人都把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归结于封建制度(实际上应该是专制制度更准确)。这在一定层面是对的。但是,我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中国能形成这么严密的专制制度?为什么专制制度没有在数百次农民起义中被另一种制度所代替?这里面的深层原因也涉及到短视偏向问题。由于“务实”而不“求真”,中国古代在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只产生和传承下来怎样在宗法制度(西周建立)和专制制度(秦汉建立)的条件下使政治和社会更完善的政治伦理思想,却没有形成认识、批判、创新社会的社会科学。没有新制度的思想理论,就不会有大变革的社会运动。每一次农民起义最多只是推翻了一个专制王朝,新建立的则是另一个专制王朝。这样就使中国一直停留在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社会形态中不能实现变革。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使中国在近代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在经济、技术和政治都比中国落后的条件下,印度的佛教却能够被中国社会和思想理论界所接受,最后融入基础思想理论中。这是因为佛教思想比中国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求真”的有些方面走得更远,思考得更深入、更广泛,弥补了中国思想理论界因受短视意识的禁锢、没有思考到的地方和深度,促进了中国思想理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也使中国的思想理论走向了更加消极保守的方向。

    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文明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因为人类的行为越来越长期化。动物的行为只与直接生存有关。人类也要解决生存问题,但人类解决生存问题的方式是通过系统的实践活动(改造世界)和认识活动(认识世界)。人类的有些活动与直接生存的关系已经很间接,发生作用的周期已经很长,但人们还能意识到它们的作用和价值。人类的这种意识要通过民族的、文化的意识体现出来。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往往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短视性有直接关系。与生物一样,文化也存在着进化。文化进化过程中,要在整体意识上实现两次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生存意识到实践意识的飞跃,即文化主体(某一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普遍意识到,只有从事更系统、更广泛的社会实践,才能更好地解决生存问题,赋予各种实践活动以应有的意义和价值;第二次飞跃是从实践意识到认识意识的飞跃,即文化主体普遍意识到,只有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世界,才能更好地解决实践问题,更好地改造世界,赋予各种认识活动以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并不是每一种文化都能完成这两次飞跃,特别是,并不是每一种文化在开始时都能完成这两次飞跃。有些文化长期受实践意识的束缚而上升不到认识意识的层次,有些文化则长期受生存意识的束缚——这样就会形成文化上的短视,影响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正常发展。受实践意识束缚的文化,其文化主体并不是不从事认识活动,但是,他们在整体上把认识活动局限于与实践活动直接有关的领域,因而意识不到全面客观地认识世界的科学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受生存意识束缚的文化,其文化主体并不是不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但是,他们在整体上把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局限于与生存直接有关的范围和程度,因而造成对实践和认识的狭隘性理解。

    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受实践意识的束缚,印度传统文化受生存意识的束缚——由此形成这两种古代文化程度不同的短视性,导致它们不同程度的落伍。

    为什么会形成短视的文化意识?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如封闭的地理环境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固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既成的风俗、习惯和制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等等。短视文化意识的形成往往使人们过早地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与生存、实践直接有关的问题上,而对于与生存或实践关系比较间接的实践和认识问题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并且为迎合对生存或实践问题的既定解决方式的需要,而歪曲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规律性,作出实用主义的解释,从而形成违背科学原理的风俗、习惯、制度和观念,影响文化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短视文化具有以下几点共同特征:第一,对于社会、自然和思维的认识未达到科学的水平,未形成严密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第二,存在各种不科学、不合理的风俗、习惯、制度和观念——而且人们对此熟视无睹;第三,无法自觉地完成观念和制度的创新,陈旧过时的风俗习惯也往往难以改变。

    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与社会(文明)类型

    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上升到了认识意识的层次,形成了高扬理性的传统,给全面客观地认识世界的科学和哲学活动以较大的意义和很高的价值评价,因而促进了科学和哲学(包括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的发展,并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推动技术和产业不断进步,在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制度不断改革和创新,从而后来居上,在社会、文化上处于领先地位。

    重视认识世界的西方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偏向,这就是在重视认识世界的同时忽视改造世界和人类生存的问题。但是,西方也有个别的思想家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从认识意识的层面“下沉”到实践意识和生存意识的层面来研究社会实践和人类的生存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揭露西方文明(制度和观念)的弊端。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认识意识层次“下沉”到实践意识层次,并以此为出发点,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马克思的名言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存在主义哲学则“下沉”到了生存意识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意识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共鸣,马克思主义所吸收和总结的西方文化的认识成果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认识的不足,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及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使饱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找到了一条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能超过资本主义的新路——这是中国大多数人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理论的主要原因。但是,马克思主义好象一架从认识意识层次到实践意识层次的电梯,是在西方认识层次成果的基础上“下沉”到实践意识层次的。中国人可以乘着这架电梯,把自己的文化提升到认识意识的层次,从而克服短视文化意识的缺陷;如果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面,仍然以实践意识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看待西方文化,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仍然以“治论”(应用理论)代替“理论”(基础理论),仍然靠领导意志决策,仍然让老百姓处于茫然无知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状态,一直维持不公平竞争和人治的局面,那么,中国文化就只能一直处在“短视文化”的层面,无法赶上西方文化(更不要说超过)。

    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许多长处,如整体思维、重视群体、高度的融合创新能力等。只要能够从观念上、制度上克服其短视的根本缺陷,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就一定能够使自己获得新的创造力,实现新的飞跃,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反映的同时也存在着改变、改善、改革社会现实的超越。人类早期形成的不同文明(如古希腊文明、中国夏商周文明),其社会制度和观念可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但在社会变革时期,不同的变革思路可能导致出现与对方文明相一致的理论学说。例如,在中国先秦诸子学说中,墨家学说就与中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却与西方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类似。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基本主张,与当时中国宗法社会的现实(等级社会,等差之爱)相去甚远,而与西方商品社会的现实(交相利)和基督教的思想(博爱)相一致。这是因为墨家改变当时社会现实的思路,走到了与古希腊社会和基督教思想相一致的思路上去了。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在中国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家创立了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相类似的逻辑学——因为墨子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主流学者相一致;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当时曾经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之一的墨家学说,在先秦以后却成为绝学(而儒家学说却保留了“独尊”的地位)——春秋开始的中国社会大变革起初也有向古希腊社会文明变革(打破等级制,发展商品经济)的趋向,但最终却仍然走上了中国自己的社会文明发展道路。

    与此相同,在西方社会的大变革中,也会出现与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路径相一致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变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但其思路却走到与西方变革路径不同、而与中国变革路径相一致的路子上了。西方社会及其文明是经济主导的社会和文明,其社会的变革,也习惯性采用经济的手段和方式;中国是政治主导的社会,其社会的变革,一般是采用政治的手段和途径。解决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凯恩斯主张采用经济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马克思主张采用政治手段——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凯恩斯主义被采纳了,而马克思主义没有在西方得到实现。

    但马克思主义却先后在俄国和中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俄国和中国都是政治主导的社会和文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主导的社会难以成功实现,但在政治主导的社会中,却容易成功或实现。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成功,而却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甚至还刚刚进入资本主义形成之时的中国首先成功的原因。当然,这种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符合马恩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例如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

    任何社会都要有一种(或几种柔和在一起)的力量和关系来整合社会。这种力量和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主导性整合要素。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社会体制和文明类型就不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主导的社会体制和文明类型、经济主导的社会体制和文明类型外,还有宗教主导的社会和文明(如印度文明)、教政合一的社会和文明(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文明)、民族主义宗教与政治经济一体化社会和文明(近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明)。社会类型不同,所经历的社会形态也不相同。例如,与西方经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中国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三种体现了政治主导特征的社会形态。

    与主导型整合要素相配合,社会(文明)类型中还有辅助主导性整合要素的主要力量和观念——辅导性整合要素。辅导性整合要素也对社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是政治主导型社会,但中国社会的辅导性整合要素是“伦理”,而俄国社会的辅导性整合要素是“武力和信仰”。中国的政治是“贤人”政治,俄国的政治是“强人”政治与信仰政治的结合和交替。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成功,与其信仰政治和“强人”政治(相结合)的特征有直接关系,不仅破天荒地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国家,而且打败了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由于信仰的改变,苏联最终在变革中解体。中国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后仍然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其“伦理”的传统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整合要素)/伦理(辅导性整合要素)型文明是稳定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而俄国的政治/武力/信仰型文明是不稳定的文明类型。

    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创新是唯一正确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对中国落后挨打的教训及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由浅入深地进行了探索,从机器设备(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民主,再到思想理论不科学,直到国民存在劣根性,逐步深入。与此相适应,实践上也经历了洋务运动(解决机器设备不如人的问题),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解决政治不民主的问题),向西方寻找真理(解决思想理论不科学的问题),再到改造国民性。如果正常发展下去,短视偏向会逐步得到纠正。但是,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现实改变了这种探索。“救亡”使得短视偏向又得到加强,再加上“十月革命”的爆发,仁人志士关注的重点发生了转移。寻找到的不是富民强国的真理,而是批判西方制度和观念的理论,其主张比较接近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效仿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苏联的集权制度。这样的制度和理论有利于在短期内凝聚人心和人力、财力,取得革命的胜利,甚至也有利于很快建立起工业化的布局,但是经不起长期经济发展和防止腐败的考验。这样的理论和制度还有一个最符合中国国民性的特征,这就是它一下子使中国从落后于西方“飞跃”到制度和思想理论都比西方“先进”。但是,这只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导致中国走入现代化的第一次循环。集权制度面临着现代化的“二难推理”: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但在集权制度下经济发展会滋生腐败,经济愈发展,腐败愈演愈烈,不反腐败会导致社会矛盾和动乱,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毛泽东就是沿着反腐败的路子走到了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全面反现代化(把文明成果当“四旧”破除、破坏掉,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洋务运动开始搞“中体西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面反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循环——现代化的道路走了一个迷圈,现代化未能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第二次现代化,也可以说还是从新的“中体西用”开始的。如果不能克服短视偏向,创立符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规律的现代化理论,实现制度创新,第二次现代化也有可能最终陷入循环。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搞私有化,其结果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退回资本主义也不是一条好的道路。不搞私有化和多党制,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公有制(共有制)?怎样发展政治民主,实现依法治国?这才是真正没有现成经验和答案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许多人会认为有几步就能证明,实际上证明起来非常难,非常复杂。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理论和方案需要经过视域更广阔、思考更深入的理论研究,才能够发现和提出。这就需要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对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第二次批判性吸收,对中国传统思想理论进行现代化甄别和提升,创建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才能找对路。

    这两个问题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走不通,迟早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前苏联改革的失败,固然与戈尔巴乔夫走过了头有关系,但根本问题还是没有找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案,再加上特权阶层已经形成,只能走使其合法化的右倾道路。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过”与“不及”都不行,“不及”好像保住了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保住了集权制度,异己力量(特权阶层)借集权制度逐渐形成,最后必然要突破社会主义的外壳,“不及”就会演变为“过”。前苏联的“改革”,赫鲁晓夫时期是“不及”;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停滞”,特权阶层逐渐形成;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正面的改革进行不下去,最后演变为“过”,放弃了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导致联盟解体。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解放以后,中国由于“务实”而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因为忽视“求真”或求真不到位,却走了很长时期的弯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思想理论方面看,改革开放前,可以说是走进了“误区”,这就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在比发达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国情条件下,按马恩设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模式来搞现代化建设,与传统习惯势力相结合,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在人口计划生育、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了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巨大。当然,在思想理论走入“左”的误区以后,各级党和政府也“务实”地作出了许多正确决策,依靠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的艰苦奋斗,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走出误区,在实践上的转折点是改革开放,回到了真正的历史阶段,转向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的转折点,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只是从“破”的角度否定了“两个凡是”,为改革开放解除了思想理论禁锢,而没有解决“立”的问题。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什么是“真理”?所以思想理论并没有全面纠正过来。而且在这个讨论中,由于把实践标准绝对化(看成是唯一的标准),也产生了新的思想理论偏向,“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偏向。这实际上还是传统的重视“务实”而轻视“求真”的短视偏向。这样做,在开始时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其必要性;但长期坚持,就使思想理论又走进了看不清长远目标的“雾区”。在基础理论上,形成了“哲学贫困”、“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姓‘社’姓‘资’理难清”的社会呼声,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乘虚而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高校教学和科研的理论基础,甚至成了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同时,传统的宗法思想、专制思想、宗教迷信思想,也死灰复燃,思想理论出现了混乱、分化和思想污染增多的局面,形成了“雾霾天气”。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最深刻的理论,我们现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设想的社会主义又复杂了一层,所以需要用更深刻的理论才能解释透彻,解释全面,用更加完善和严密的科学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来指导,才能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离不开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引进,但哲学社会科学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不同,可以借鉴吸收,但不能照搬,必须自己创建。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滞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这样就产生了理论指导上的偏差,这种偏差使改革出现了重大失误。实际上,我们是按中国的社会结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留了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权力,又按西方的社会结构(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要求)承担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方面来说,就出现了资源剩余和权力剩余。这些剩余的资源和权力,成了腐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成了腐败分子与寻租商人官商勾结谋取暴利或黑色收入的对象。从普通民众来说,在无形中损失了应有的权益。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加快了贫富分化。贫富分化过快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广大民众无法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地增加收入和消费,暴富起来的少数人有钱但消费已经趋于饱和,这样就导致消费(相对于生产)严重不足,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理论与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暴富和通过收受贿赂获得巨额财富的人心有余悸,把财富转移出国外,甚至也将子女和亲属移民到国外。

    传统重视“务实”而忽视“求真”、重视“行动”而忽视“思考”的短视偏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潜在地发挥着作用。现代化包括器物、制度、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要能够实现,必须完成经济转型、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和国民性改造四大变革任务。只有完成经济转型,才能实现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体制创新,才能实现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理论创建,才能实现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国民性改造,才能实现人的现代化。在传统思维偏向的作用下,我们只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中心位置,而没有把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和国民性改造这三大任务放在应有的位置,甚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虽然“改革”被列到了“两个基本点”之中,但没有明确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体制创新”,结果,改革只是围绕着经济建设,服务于对外开放,旧的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虽然也提出了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也进行了理论创新,但不加区别的讲解放思想造成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理论创新只达到了应用理论的层次(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完成(甚至没有意识到)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的创新,与理论创建的要求还相距甚远,由此形成了思想理论的混乱、矛盾和分化。至于国民性改造,尽管在现实中已经有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但至今还没有引起重视。

    理论混乱、长远目标不明确与思想污染物的结合,就产生了普遍的短视行为:越来越多党组织的负责人离开了根本宗旨依靠权力以权谋私,越来越多政府部门决策办事首先考虑自身利益,越来越多执法部门不讲公正贪赃枉法,越来越多知识分子不问真理“理论联系实惠”,越来越多工商业者只顾赚钱没有了道德底线,由此造成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恶化:管理中的吃拿卡要屡禁不止,制造中的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交易中的坑蒙拐骗花样不断翻新;关系网越织越密,腐败愈演愈烈,自由竞争空间越来越少;资源浪费难以遏制,产能过剩难以消除,社会矛盾难以和平解决,环境破坏难以根本扭转……这样长期“摸”下去,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问题越多,越走障碍越多。

    走出思想理论的“雾区”,关键是要完成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用一股清新、明朗、正义的思想理论之风,冲走混乱、矛盾、包含着各种污染物的思想理论“雾霾”。

    如上所述,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无法作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础理论,那么,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能不能作为基础思想理论而复兴?也不行。因为儒家学说是维护中国传统宗法制度(西周建立)和专制制度(秦汉建立)的政治伦理学说。它从几个方面来说都不适合作为当代中国的基础思想理论:第一,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看,它还属于应用理论,达不到基础理论的深度、广度和严密程度。第二,从中国现代化的要求看,需要的基础理论是能推进现代化的改革理论,而儒家思想是保守的政治伦理学说。第三,从实践结果看,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多数朝代也都沿袭下来了,并未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使中国落伍于西方。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可以吸收,但作为基础理论不能胜任。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作为时代化、中国化的理论基础,除上述所论,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是站在历史前进的立场上,站在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这一基点决定了其先进性、可延续性、可创新性。马克思主义开始时是革命的学说,有其空想的成分。在西方,经过修正,发展为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方,经过革命后的试错,在中国生存了下来。经过时代化中国化创新,将成为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符合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提升的需要。中国过去有“道统”和“君统”两种既一致又有张力的思想言论传承,对社会和政治起到稳定的作用,但没有起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作用,这是一大历史教训,失误不能再重犯。现代社会是不断发展、创新和变革的社会,中国更需要不断改革和发展,所以要选择和完善能指导改革和发展的基础理论。现代中国还需要“理统”与“政统”两种理论系统。前者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基础理论系统,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后者是每届中央政府的执政纲领和施政措施的接续,是应用理论系统,现在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的理论系统。这两个系统的理论侧重有所不同,可以互补。

    四、基础理论创新的长期探索

    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时,笔者没有放弃学习,找当时能得到的书,通读了《毛选》4卷。后来又通读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学习了政治经济学,阅读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对照,开始研究社会和理论问题,特别是哲学问题。高中毕业到高考恢复之间7年多的社会实践,为理论研究奠定了实践和社会认识基础,高考恢复后通过大学和研究生的正规教育和自学,掌握了几乎全方位所需要的知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研究40多年。

    (1)在哲学方面,首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增加了8对基本范畴、3条基本规律和3对变革社会的基本方法,形成了社会辩证法,得到北大张岱年先生的好评,有关成果被载入《中国哲学年鉴》。后来继续研究,形成了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哲学体系相对应的唯物辩证法哲学范畴体系,把基本范畴由过去的20多个(对)增加到57个(对),并在观念上作了适应时代的转变,把考察的重点转向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1993年出版专著《唯物辩证法范畴体系》。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柟森建议开一次专门的讨论会(因经费问题未能开成)。

    (2)在辩证逻辑研究方面,从现代科学思维、辩证法哲学思维、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等思维实际中抽取大量辩证思维形式,通过创立渗透集合论、初步实现了辩证思维形式的形式化,提出了渗透逻辑,解决了“辩证逻辑不像逻辑”的问题,1991年出版专著《辩证逻辑新体系——渗透逻辑引论》,1998年编写教学参考书《渗透逻辑及其应用——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工具》。用渗透逻辑成功分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十六大报告的理论创新、先秦诸子的论述和汉语熟语等,均有公开论文发表。渗透逻辑得到辩证逻辑学界的承认,本人先后被增补为全国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3)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又以渗透逻辑为工具、以社会辩证法的新成果为起点,解决“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的问题。通过区分“价值”与“实现”,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联系起来,概括出市场经济的3条基本规律,创新了10个重要理论观点,如:把劳动价值论发展为劳动力价值实现论,提出知识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广义资本论、现代货币象征价值论、公有制与实现形式相反相成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率不断下降消灭剥削论等创新观点,建构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政治经济学,1997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专著《市场经济的奥秘——新政治经济学探索》。该书的书评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并被编成教学参考书。

    (4)尔后,又继续解决“姓‘社’姓‘资’理难清”的问题,最后找到了从研究世界现有不同文明入手、扩展视域、完善方法、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的途径,提出了文明类型理论,2004年出版专著《文明类型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获全国党校系统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奖。2009年在《河南社会科学》发表长篇论文《文明类型论纲》(26000字),河南社科界召开了“文明类型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研讨会。2008年“解放思想与基础理论创新”的选题获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课题立项。2009年参加人民网关于中国道路讨论的征文,用文明类型理论解释“中国模式”的论文获奖。2010年用文明类型理论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现已完成并结项。

    (5)发表论文《中国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发展规律——创建中国现代政治学初探》,提出了“中国政治与伦理”的学科构想。至此,完成或初步完成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老三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到“新五门”(唯物辩证法范畴体系哲学、辩证逻辑(渗透逻辑)、新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化社会学(文明类型理论)、中国政治与伦理)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创新。

    (6)在文明类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体系的构想,发表论文《试论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体系》、《重构公共文化与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提出基本学科除上述五门外,还包括自然与科技、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政策/法律/民间规则、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国际关系与外交、军事与战略、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均为复合型或发展型学科。这一特征与中国的社会和历史由政治主导、整体性强的特征相一致,也与中国文化重视联系和变易的思维逻辑相一致。渗透逻辑运用静态渗透(亦此亦彼)和动态渗透(发展变化)清晰刻画了这一与西方的形式逻辑有所不同的思维逻辑,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提供了科学的逻辑工具,在思维训练中可以起到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作用。

    在基础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较系统的改革纲领和方案。事实说明,如果这些方案能够被采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以避免走大的弯路、出现大的失误。例如,笔者在2008年就提出,根据我国的土地制度和条件,城市居民住房应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而不是住房商品化。在第十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会议上,笔者也作了《统筹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应从城市住房公营开始》的发言。以后还有数篇论文发表,也受到局部的重视和转载,但并未进入决策。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产生的严重后果越来越显露:住房的生产过剩带动了许多行业(如钢铁、水泥等)的产能过剩,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又链条式引起相关产业(如电力、煤炭、铁路运输等)的产能过剩,给结构调整造成极大困难;住房商品化不应有地加快了贫富分化,使腐败问题爆发式大量产生;城市住房的拥有与居住脱节及高房价台阶,给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设置了障碍,搞乱了金融,绑架了政府。新时期的这一失误,可以与五十年代“批了一个人,多生几亿人”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失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是多生了几亿难以养育的人口,现在是多生产出百万亿元难以销售的商品(包括商品房),并且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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