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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文革武斗杀人者的前传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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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 于 2018/1/13 14:06:0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王冀豫:“文革”武斗杀人者的前传和反思2018-01-11 平民新视界 老辣哥

    

    

    王冀豫 :我是杀人犯

    凤凰台《冷暖人生》

    “文革”武斗杀人者王冀豫:前传和反思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米鹤都

    本文刊登在第684期《中国新闻周刊》

    

    导  语

    1967年8月5日,在"武斗”中,16岁的“联动”成员王冀豫打死了19岁的“四三派”成员王××。多年后,王冀豫一直在忏悔和反思。

    

    浑小子

    我1951年出生在武汉汉口的中南军区总医院。我们家兄弟姐妹实际上是六个,送给老战友家一个,还有五个,我是老大。

    1951年,中央军委组建空26师,就把我父亲调到了空军。过了不久,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我爸就成了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1967年,文革初期的王冀豫

    我是三年级搬到空军大院的。小学四年级时,我的老师是个部队家属,在学校收拾我,我就恨她。那时,我打弹弓特准,能打下麻雀来。我知道那个老师住在空军大院的11号楼,但不知道她具体是哪一户,只知道一楼住的是警卫连,二层是图书馆,我就拿一个弹弓,把11号楼这两层之外的每扇窗户都打碎了一块玻璃。

    小时候,我和院里的小孩打架,也是混不吝。有个小孩叫土豆,我们俩打过一架。他比我大,我打不过他,我挨打的时候就一口咬住人家的耳朵,连撕带咬的,把人家耳朵咬掉一块。

    我天生体能好,胆子大。在育鹏小学玩单杠,做引体向上,有的说我能来10个,有的说我能来15个,我说,这还要数数啊?我玩这个,没数!上去就“咔咔咔”地大概做了一百多个引体向上。玉渊潭那儿有个水电站,那坝挺高的,有七八米吧。那帮高年级的学生激我:你敢从那上边跳下来吗?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就从上面“嗖”地跳下去了。他们又说:你敢头朝下跳吗?我说:敢!我就头朝下,“嗖”地又跳下去了,水拍得我够呛。

    当年,除了那种扒女厕所、耍流氓的坏事绝不干以外,其他那些显示“英雄主义”、招人嫌的坏事儿我老干。我整天异想天开,从来不想着好事儿应该从点滴做起,老想石破天惊。

    潘多拉的盒子

    

    前排中为王冀豫

    我小学毕业后,就上了玉渊潭中学,后来转校去了铁三中,文革中又转到了翠微中学。

    从1962年林彪开始主持军委工作之后,1964年部队里开始出现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话越来越成为大家追捧的东西,比如跟王海容、毛远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这些谈话一旦进入大院以后,马上就成为纷纷效仿的标准。比如王海容说她班上一个同学,学习不好,老考三分,但是看《红楼梦》看得掉泪。毛主席称赞说好,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所以当时连我这样的都捧起《红楼梦》看,但我实在看不下去,我还纳闷呢,我怎么不掉眼泪啊?我们这帮人那时鼓吹誓死效忠毛泽东,能盲从到这种程度。

    文革前,在学校里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政治教育加强了。毛主席说了,青年人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要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

    自小受的教育,我们就是革命的种子,天生就是为了革命而存在的。不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是要处处革命,要走向各种各样的战场。那时对我们的培养方向就是斗士,像雷锋说的: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包括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这都是当时教育中贯穿的主题。这种教育对干部子弟影响很深,不光是部队大院,地方也一样。

    北京是个四合院儿的城市,所以那些“院儿”就成了北京的符号。所谓的大院儿,不管你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共产党的地方政府也是军队建的。因此,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如出一辙,同种同源,这种传递方式和这种思想的一致性,就导致最后形成了对修正主义的义愤,形成对毛泽东的超级迷信。所以我觉得红卫兵运动跟这个有关系。

    过去的集体主义教育、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寄宿制学校培养的团队精神、家庭背景的清一色,尤其是其后“血统论”的出现,都让我们形成了一种同一的心理结构。以至于到今天,这种思想意识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打不烂的。

    这也是我们打架不要命的一种原动力。这些人为什么凑在一起就厉害?要单独相对,那就是一种力量的较量了,是对方比你强大还是比你弱小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群体,就不是个人的力量了。十个人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五十个人的力量,这就是区别。

    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这些人就都凑在一块儿了,甚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串联的时候,一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干部子弟,心里特别明白。这是当年红卫兵兴起的基础,也是后来我们这帮人打架的基础。

    

    文革伊始大院子弟们成了无人看管的野孩子

    文革前,我们很多人都受过小流氓的欺负。比如我刚上中学的时候,有次去踢足球,刚一去,有些比我们大的孩子就用足球踢我们。我们都是从寄宿学校出来的,当时都很规矩,我说:唉,别欺负人啊!结果不行,人家过来就揍我。我就特别愤怒,他们一打我,当然我就还手了。我逐渐对我的爆发力和拳头的力量更有自信了。我的“浑”和体能结合起来,就比较可怕了,导致我走向一条不归之路。

    文革初期的打流氓,又被赋予了政治上的意义:革命。打流氓是革命,流氓是革命的敌人。红卫兵和流氓成为了文革中的一对冤家,打架几乎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

    文革中,空军的干部受冲击的很多,特别是管干部、管组织的干部得罪人多,就更倒霉。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中老挨整,时不时地被挨斗。今天叫你喂猪去了,明天叫你回来工作两天,后天又叫你喂猪去了,都不知道为什么。文革时候干部挨斗很正常,干部们也都皮了。

    人们有种误解,认为部队干部受冲击少,实际上不然,挨斗挨得更狠。像斗彭德怀,斗罗瑞卿、贺龙等等,在军队里一斗就是一条线下来,走资派多得很。军队整人,跟地方不一样的是,你要挨整了,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文革初期,是按照林彪的那条线来划分的,部队的干部进行了一次次的权力洗牌。

    比如,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叫所谓“双一”,这是一条线,是毛的嫡系,也是林彪的那条线;四方面军,“招降纳叛”的就比较多;贺龙那边又是一条线……都是按山头论。其实我觉得文革整个是一次权力洗牌。所有的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而且,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赋予一个革命的内容。

    

    没多久,院里好多人家里都没大人了,大多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了,有的出去“三支两军”了。家家是留守家庭,就剩下一帮孩子。文化大革命对于我这样的孩子来说,那无疑是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我们感觉是非常的幸福,解放了,无限自由,好像是1949年啊!

    文革中的恶少

    我们那时候没人管啊,就去偷嘛。我当时甚至觉得偷东西是件很光荣的事情,我都能偷东西了!其实那是一种“打砸抢”行为,跟偷盗不一样。

    一般像小偷偷东西,主要是偷钱。我们不是,钱不敢偷,我们偷东西去卖。像铜制品、金属制品啊,我们就卖给废品收购站;像生活用品,比如说什么毛毯啊,就卖给委托商店,相当于现在的典当行那种。印象中,毛毯偷得最多,因为价格还算公道,那种花花的纯毛毯,挺高级的,新的卖四五十块,委托商店一条给我们十块钱。气枪,我记得特别清楚,20块钱一支;偷一副冰鞋,加上黑龙牌的跑刀,是8块钱。记得全聚德的一只烤鸭那时候才4块钱。

    

    我们卖这些东西,用的户口本是从各家收来的。这些走资派家的户口本,我们把它集中起来,都交给一个人管理,这样他可以知道哪个户口本用过几次了,是在哪家委托商店或废品收购站用过,谁去用的。如果老在一个地方用一个户口本就麻烦了,容易引人注意,收购站、委托商店那帮人的阶级斗争觉悟很高的。卖破烂儿的时候也一定要换着人去卖,不能老是一张嘴脸,老是一个人,也容易引起人家警觉。

    我印象最深的是,翠微中学外面有一片桃园,那是罗道庄队里的果园。那时候,有人半夜到人家果园里偷桃子去,偷桃子吃不说,可恶的是还摇人家的树,弄得满地都是桃子,吃不了几个,糟蹋一大片。后来老百姓集体跪在学校门口说:少爷们,我们还指着那桃园活呢,你们吃点就吃点吧,别糟蹋呀!人家集体跪在那儿,那是对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敢偷桃了。而且大家互相监督,谁要再想去偷桃,马上有人站出来阻止:别去!人家老百姓指着这个活呢!所以,那时的坏,还不是良知殆尽。

    乱时“共产主义”

    那时候我们出去“刷夜”,今天住他家,明天住我家。我觉得那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刷夜,那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家家都敞开大门,甚至于你一进自己家的大门,你会发现一屋子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都反客为主了,能到这种程度。

    

    部队大院的“军干子弟”们,中为王冀豫

    那时候,比如说解放军政治学院,大人们夺权,那帮孩子就夺了游泳池、灯光球场的权。夏天,不是热吗,晚上每每在半夜里,就招呼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到政治学院去,到游泳池里头泡着,睡觉就在游泳池的边儿上。池边铺满了草席,一人一张,大家都躺在那睡,感觉可幸福了。

    在游泳池住的那段时间,我们四处偷东西。空军大院里几乎每个食堂都被我们偷过。大院里好多食堂,有司令部的、政治部的、工程部的、雷达兵部的,偷呗。尤其是空勤灶的仓库,那里边最棒了,有各种各样高级的鱼虾,但我们都不会做,经常都是糟蹋了。

    有次,我们从食堂和仓库里把人家的半片猪都拿出来了。通讯兵的一个孩子,他爹是个少将,被打成什么反党集团的了。他爹妈一完蛋,把我们美死了,用反党分子家的煤气灶给我们做大丸子吃吧!大概是1964年还是1965年的时候,军队开始有液化煤气了,将军家里都有煤气灶。院里有个煤气站,那煤气就凭本儿换。那时,觉得用煤气灶来做饭太方便了。我们就把那肉切了,做成大丸子。其实我们的那段真实生活,比王朔小说中描写的那些好玩多了。

    我们还从食堂里整袋地偷面。我记得部队的面口袋都是100斤一袋的,不是外边卖的那种45斤的小面袋子。还从食堂偷挂面,一偷就偷那么一捆,10斤呀。还有偷汽水,那时北京就是北冰洋汽水。一箱24瓶,喝完了以后拿汽水瓶子打架就是最好的武器。

    武斗中杀人

    那时人们把翠微路中学、育英中学和太平路中学统称“三校”。它的成员大部分是周边几个部队大院的孩子。在这三个学校里,大部分是“老兵”这一派的,就是社会上称之为“联动”的成员。也有一些“四三派”的成员。

    

    在我们三校中,那时候并没有实际上的头儿,反正我没觉出来谁是头儿,但可以说有那么一个核心团队。像翠微中学,核心团队有王小盛、朱平楠、王小点、江晓路、杨育生等。

    有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四三派特别嚣张,在我们院儿里也这样。后来有一天,就出现了“粮校武斗”这个事儿了。

    武斗刚刚结束,就听说四三派的王××死了,而且是被我打死的,我如五雷轰顶,浑身发抖。我从心里想往外喊:我不是故意的!但是事实却永远不能改变——我杀人了。

    反思的起点

    打死人后,我坐过牢,走后门当过兵,当过工人。那年代,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大干苦干,也不注意对工人的安全防护。结果,我干活的时候,溅起来一个碎铁屑,把我的眼球击穿,我的一只眼睛就瞎了。我经常想,这也是苍天对我所干坏事的一点惩罚吧。

    我是1975年去河南下乡的。因为听说河南新蔡搞了个劳动大学,我就联系去了那里。当时一批精英人物,如金观涛、邓英淘等人都在河南。我插队所在的是新蔡县涧头公社徐营大队徐营小队。我觉得我的人生观的转折,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最初的疯狂过后,王冀豫和他的同伴们被下放农村、修理地球

    大概是收麦子前后,有天老乡请我们喝酒。他们说:今天村里有人家生孩子,从此这个村又是144口人了,要庆贺呀!原来,这个村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共有144口人,到1959年底1960年初,饿死了73口人,当时才又恢复。我说:错了吧,饿死人那应该是旧社会的事吧?可老乡们说:没错,就是1959年!村里家家户户没有不死人的!后来,我又了解到,就我住的那户农民,叫杨乐仁,当年一家8口就剩下了他一个,其他都是饿死的!这给我的感觉和冲击是颠覆性的。我一个无法无天的人,被徐营这血淋淋的现实给震住了。

    徐营饿死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确切地感到,这个社会出大问题了。从我进入社会之后,特别在一只眼睛瞎了之后,我对我杀人这件事,已经有了一定深度的反省。我感觉我在人性方面是有缺陷的,那推而论之,那些对饿死几千万负有责任的人呢?

    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胡适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争一个人的权利,就是争国家和民族的权利;争一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大众和国家的自由。少一点不自信,多一点独立思考,是我们通过那段悲惨的历史应当领悟的。

    信仰真实

    我是1979年回北京的,分配在北京特殊钢厂当了工人。后来我就下了海,到深圳混了几年。最后,觉得那些事都不适合我干,又回到北京,在稻香湖的马场做牧马人。

    

    回顾我的历史,我觉得个人命运总是跟时代搅在一起的,剪不断理还乱。以前我只知道我是作恶的,人有恶缘,基督教叫原罪,如果要说到今天,我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学会思考了。人如果学会思考了,才会有独立的人格,才会真正有灵魂,就不会出乱七八糟的事儿了。否则,这个人的人格就是不健全的。

    “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的仇恨?从文革之初,从我打死王××的一刹那,我灵魂的“异化”就开始了。伴随其间,有金观涛、邓英淘等人不断地对我的塑造。点点滴滴的积累,直至在徐营时,我的思想发生了突变。这个异化让我认识到什么才是自由、民主和理性。

    中国前30年,斗私批修,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开放后,人的拜金主义又越来越厉害。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从极其没有自我走向极端自我,但是没有改变的仍是人性的坍塌。

    

    今天我们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当年的哪派都有,哪种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想起过去,大家只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前些日子,我们空军大院的孩子们聚会。他们讲,其实我们的父母不愿意改革。或者说,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那就会丧失目前的一切。我就觉得,其实错了,我们的父母当初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如果仅仅是想着要维护一己私利,这场革命当时就是毫无意义的。这点应该反复强调,让我们这些红二代——就是干部子弟——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好起来。确实,今天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因为人们一旦尝到了权力和利益的滋味,想让他放弃,确实有难度。但是,我们应该有种舍弃。难,也得放弃。

    另外,对历史要有一个客观的、真实的认识。

    我们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是有一种使命感,也有一种优越感的,甚至有一种无聊,觉着自己挺牛,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对工农真的有一种轻视,或者是蔑视。我们在文革中有没有这种所谓的权贵情绪呢,我觉得有,而且很强烈,尤其是老红卫兵,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很强烈的、很强势的优越心理。经过了10年文革,经过了30年的改革,现在还有不少人依然如旧,我觉得这个特悲哀,应该放弃了!其实放弃了,我觉得得到的会更多,得到的是父母或祖辈们当年所真正追求的东西。

    

    李三友(当年“联动”的成员)生前曾对我讲:咱们都是红卫兵,应该用一个忏悔的态度来对待过去,这样才能释怀。不然,很多事情解不开。不过,我不认同“忏悔”这个词,忏悔有用吗?忏悔是不够的,我们经历的问题和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正视历史,必须从我做起。当人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有什么比真实更值得追求?我有信仰,我信仰真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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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3 14:19:03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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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召弓虽。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3 14:48:10    android
       第 3
    这和贾冀豫一个路数。只不过老贾没杀人,但至今不认错!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3 16:25:47    android
       第 4
    我看 不信基督教的人无能为力正确反思文革。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3 20:12:28    跟帖回复:
       第 5
    楼主说的59年河南新蔡村子里死人的事情可以证明吧!!!毛粪们看看能否定吗!!!尤其那个搞什么数学公式计算的畜生!!!!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3 20:12:58    跟帖回复:
    6
    楼主说的59年河南新蔡村子里死人的事情可以证明吧!!!毛粪们看看能否定吗!!!尤其那个搞什么数学公式计算的畜生!!!!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3 20:20:49    跟帖回复:
    7
    红卫兵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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