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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狼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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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蒋经国:一个亲手终结“蒋经国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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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狼容若 于 2018/1/13 18:53:4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蒋经国:一个亲手终结“蒋经国时代”的人 (2018-01-13 14:04:58)杂文转贴

    蒋经国:一个亲手终结“蒋经国时代”的人 | 短史记原创  谌旭彬

    图:蒋介石夫妇对弈,蒋经国观战

    笔者按:这是一篇写于2012年的旧稿。时过境迁,略作了一些删改。

    文 | 谌旭彬

    1988年1月13日,也就是30年前的今天,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再多的“客观规律”,再多的“大势所趋”,历史终究得由人来创造——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蒋经国在台湾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没有蒋经国,台湾的转型,会变得更加复杂、艰难和前途莫测。

    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

    有人讲,蒋经国是主动在顺应自由民主的时代大潮。也有人讲,这种顺势而为其实是被动性质。

    纵观其主政台湾的20余年,“主动”与“被动”或许都是伪命题。因为,蒋经国本身,也是这时代潮流的一部分。

    1、“民本政治”的信仰者

    一个威权领袖的政治信仰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威权统治的实质。蒋经国也不例外。他早年所受家教,是父亲信奉的传统儒家经典;青年时代长期滞留苏联,深受影响;回国后又曾接受父亲为其量身定制的“思想改造”。

    1956年,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中,如此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家教:

    “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后来又叫我看王阳明全集等等。民国十一年,父亲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还写信告诉我说:‘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学,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不久又来信叮咛地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

    “父亲所以特别提示我要熟读孟子,不但要我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同时更教我从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几段文字:

    “(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町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三) 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图:1935年,蒋经国与妻子蒋方良在苏联合影

    1956年的蒋经国,已能够充分理解父亲所交待的那些须特别重视的文字,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他如此阐释:

    “这里第一段的意思是指出:一个革命救国的远景和蓝图。也就是说,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目的,一切要为着人民安乐和国家富强,力求达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境地。第二段指出行己立身,不可自暴自弃,定要居仁由义。第三段指出革命事业及人格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各种难堪和不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污辱毁谤,亦当逆来顺受,然后可以达到。……古人说:‘能受天磨方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确为经验有得之言。”

    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回忆了自己从苏联回国后,父亲针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外国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来信说: “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彻底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之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之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与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主义之后,再看军人精神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书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

    身为宋明儒学信徒的蒋介石,最终将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一个儒家“民本政治”的信仰者。

    多年后,宋楚瑜仍记得蒋经国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

    这话背后不见得有“民主”,但显然有“民本”存焉。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蒋经国深入一线,与筑路工人同吃同住,同在水龙头上喝生水,同在工棚里啃馒头。年近古稀时,仍下到台湾各处穷乡僻壤里去探求民隐,如寻常老农般脱鞋涉水,如寻常路人般在路边小饭馆买盒饭吃……

    这背后也不见得有“民主”,但显然有“民本”存焉。

    2、晚年认可了市场经济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思想改造”是成功的,但再成功的“思想改造”,也无法消磨掉曾经有过的痕迹。

    30年代,蒋经国在赣南的实验,仍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严格控制百姓,以运动式手段搞经济文化建设。1945年后,蒋经国也曾对赣南时代的同仁承认,“赣南新政”并无多少效果,只是徒然让百姓受苦:

    “回忆赣南建设的过程中,人民出了不少的钱,做了不少的工程,但是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效果。我们做事,初意虽在于为民众谋利,而有时结果反而使民众受苦。……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

    但这种反思,似未及深入到体制和学理层面。去台后,蒋经国启动“十大建设”,仍明显带有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色彩。

    图:赣南时期,蒋经国在控诉室接待告状者

    这种“计划经济”,也体现在蒋经国对台湾“均富”的追求之中。据宋楚瑜回忆: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

    “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 ‘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均富”的初衷,无疑是很好的。

    不过,实现“均富”的手段——国营企业、计划经济、价格管控,伤害了台湾的市场经济的完整性。

    早在1952~1954年间,台湾经济学界就曾批评过国民党对“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迷恋,史称台湾政学两界的“财经大辩论”。受此次论战影响,胡适于1954年3月6日公开站出来演讲,自我忏悔曾信奉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并敦促领袖和当局也出来忏悔对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的迷恋:

    “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

    “我希望政府的领袖,甚至于主持我们国营事业、公营事业的领袖,听了这些话,翻一翻《自由中国》、《中国经济》、《中国文摘》等,也不要生气,应该自己反省反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胡适之当众忏悔的话,值得大家仔细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开讨论:我们走的还是到自由之路,还是到奴役之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应该忏悔。我们应该自己‘洗脑’;被别人‘洗脑’是不行的。我以为我们要自己‘洗脑’才有用,所以我今天当众‘洗脑’给大家看。”

    这场论战,只是台湾“市场经济PK计划经济”的历史的一小部分。不过,自1960年代起,在尹仲容等人的努力下,台湾的经济体制改革终于定下了“自由市场”的方向;蒋经国的经济理念,也渐渐有所改变——1985年,他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采访时,曾明确声明:台湾采行的是市场经济,鼓励自由贸易。

    图:赣南时代,蒋经国作演讲训话

    3、他也是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

    一个以“民本”为政治信仰、推崇“均富”的执政者,一个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认同者,是可以成为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的。

    1950年代台湾的“基层自治”,党外力量参与选举时,常不免受到体制种种刁难。1954年,非国民党人士高玉树竞选台北市长,国民党轻敌,允许自由选举,诚实计票,结果大吃一惊:赢下多数选票的人是高玉树。当局本欲宣布选举无效,只是碍于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高玉树获胜。事情捅到蒋介石处,蒋经国建议蒋介石批准同意此次选举结果。

    1969年,蒋经国批准同意在“基层自治”选举中实行演讲制度,候选人可以通过演讲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政策。台湾自此开启了一条独特的民主转型路径——“自由先行”。

    所谓“自由先行”,具体到台湾,扼要说来主要包括两点:1、50年代的“基层自治”,给予了台湾民众有限度(维持国民党的“全国性”)的政治自由;2、同时期开启的对私营经济的扶植,则开启了经济自由的大门。这两大自由先行,为1986年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蒋经国在台湾转型过程中的种种举措,被宋楚瑜等人称作“不流血的宁静革命”。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蒋经国当年,确实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是时代潮流的一部分,而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

    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图:1949年撤离大陆前夕,蒋氏父子登山远眺溪口故里景致

    不该再有“蒋经国时代”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

    就职的当天下午,他对外发布了三点“指示”: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1985年,在“国民大会行宪纪念日”庆祝会上,蒋经国又有一个公开声明。其内容是:

    1、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去竞选下一任总统”;2、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

    次年,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以示不传子的决心;“军系中常委”缩减至四人,是蒋氏父子执政台湾以来名额最少的一次。四人当中,袁守谦与高魁元早已不再统兵;宋长志和郝柏村中的排名,从上一届的第十四、十五名,降至第十七、十八名。这是在用行动宣示未来的台湾不会出现军政府。

    图:1970年,蒋经国与学者潘文渊握手留影

    1986年4月,蒋经国指定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转型的“革新小组”。蒋经国要求他们:

    “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这年5月,蒋经国又发出指示,让体制内人士主动与“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中的人士沟通。此后,国民党对“党外组织”的政策,明显转向以沟通为主,不再是竭力压制。

    改革遭遇掣肘,蒋经国启用了李焕。在与李焕的长谈中,蒋经国交待了自己设想的三个改革目标:

    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实际上,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开始对国民党本身的年轻化、现代化改造;至80年代,大部分国民党代表,是通过竞争选举上来的,而非依赖威权体制的赐予。

    第二,取消“戒严”,解除报党禁。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回归到宪法层面去施政,意味着四六宪法重新启动生效。

    第三,“两岸统一”。蒋经国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据陶涵《蒋经国传》)

    对于第三点,蒋孝勇晚年颇为感慨:

    “他(笔者注:指蒋孝勇)强调,父亲辞世之前,实际上已通盘检讨了大陆关系及整体施政,并且已有相当雏型,‘这包括两岸统一在内,父亲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件事的。’至于这几年有人表示曾担任过密使,为两岸领导人传过话一事,蒋孝勇表示据他所知,曾经表态过,但没有正式接触。在台湾,两蒋主政近四十年。蒋经国于一九八七年,也就是他在世最后一年的七月间,邀约地方父老茶叙时感慨地说,他在台湾住了将近四十年,已经是台湾人了。蒋经国当时希望,大家‘超越一切地域、派系、小我利益之上,开阔心胸,把眼光放到大陆’。蒋孝勇说,他父亲讲‘我已经是台湾人’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除了认同台湾之外,更希望在台湾的人民,了解自己也是中国人’,后来却被断章取义。宁静革命,在蒋孝勇的心目中,早在他父亲辞世之前就展开了。他强调,除了人事布局尚未完成之外,蒋经国的一连串民主改革措施,为台湾社会日后的安定祥和开创了先机。”(《蒋孝勇的最后告白》,蒋孝勇口述,王力行,汪士淳整理)

    图:蒋经国怀抱孙女蒋友梅

    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组建“民主进步党”。蒋经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

    “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迅速赶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接下来又讲了几分钟这类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虽然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指示‘行政院新闻局’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在研究中,尚待做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亦即没有所谓合法的反对党。因此‘政府’在此时并不承认民进党。他又说,国民党中常会应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布一个时间表,让民众了解党的改革方向。”(陶涵《蒋经国传》)

    不承认,不镇压,实际上等于默认禁令的解除。所差的只是一道正规手续。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这类的讲话,1986年前后频繁出自蒋经国之口。这个以“民本”为基本政治信仰的执政者,已看清了时代的潮流,并选择成为潮流的一部分。他明白,仅从“民本”出发“爱民如子”,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民众已不再满足于做“被爱”的“子民”。他们希望自己爱自己,希望自己治理自己。这是“民本”与“民主”的大区别。

    改革不会没有代价。沈昌焕曾警告蒋经国“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他的回答是: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国民党必须有新的观念,有新的做法,“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1988年1月5日下午,蒋经国向"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口述遗言:

    “我现在身体不好,万一长眠不起,众人不要怀忧丧志,仍应继续努力,推行民主宪政建设以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1月10日,蒋经国在病床上回忆半个月前在“行宪纪念大会”所受的侮辱(有人对他高举“老贼下台”的横幅),“好长一阵子无语之后”,对陪侍的蒋孝勇叹道:

    “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1月13日,蒋经国与世长辞。

    他亲手终结了“蒋经国时代”以及下一个“蒋经国时代”出现的可能性。

    图:1973年,蒋经国下乡走访屏东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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