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
发现信息价值

微信扫一扫
分享此帖文

发帖人:
管理办法
 |  只看此人
   楼主
收藏
收藏成功
添加
添加标签来管理你的收藏吧!
| 刷新 | 字体缩小 | 字体变大
[转帖]秦始皇统一中国——暴力与专制的灾难
3319 次点击
13 个回复
管理办法 于 2018/2/13 13:34:4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暴力与专制的灾难

    ——秦朝大一统与一元化文明的确立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是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由皇帝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社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是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但是今天我们用现代文明的观点来分析,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秦国用暴力手段消灭六国,建立起皇帝绝对专制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社会,绝不是历史的进步。

    首先必须认识到,秦始皇不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应该是西周的武王。因为武王推翻商朝之后,就对天下诸侯进行了分封。周王室是中央政府,而各诸侯国实行地方自治。用现代文明的观点看,这是最好的统一方式。因为统一不等于集权,更不是专制,而分封也不是分裂,自治也不是独立。各地是在西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周礼作为维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周王不行专制。所以统一不是只有中央集权这一种模式,而地方自治是一个大国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构件,是更好的统一方式。因此认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这种看法是对文明的曲解和对政治常识的无知。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是必须要肯定的。但是秦朝的统一,却并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只要人们听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会知道秦始皇的专制和暴政给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这是一场历史的大倒退。

    秦灭六国的非正义性

    今天我们之所以说秦朝的统一不具有进步性,首先就是因为秦灭六国不具有正义性。我们知道,战争是人和人之间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不好的事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孟子也说过:“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还有孔子、墨子等思想家,无不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不要认为这是书生之见,其实这是一切政治家都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和做人的起码要求,只有政治流氓、无赖才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没有充分理由发动的战争,就不具备正义性。而秦国发动的战争,无论动机还是手段,都没有正当的理由。

    在春秋战国之前,中国曾发生过两次推翻旧王朝的战争。一次是商汤灭夏,一次是武王灭商。这两次战争,历史上称之为“汤武革命。”这两次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夏桀和商纣暴虐无道。所以汤、武起来推翻前朝的暴政,具有儒家所提倡的“吊民伐罪”的意义,这种战争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因此是正义的。

    以武王伐纣为例。史载纣王残暴,搞得天怒人怨,天下之人纷纷投奔西歧。《左传》上说周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也就是说,西周还没有发动对商纣的战争,就出现了三分天下周人有其二的局面。所以周朝灭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使这样,周武王即位后二年,“东观兵,至于孟津”,然后撤回,也没有马上攻击商朝。直到商纣杀掉大臣比干之后,殷人已无法生存时,武王才决定正式伐纣。军队一直前进到朝歌,也没有遇到抵抗,很顺利地到达朝歌郊外的牧野。商纣王发兵迎战,《诗经》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可见军队很多。可是,商纣王的大军临阵倒戈,攻击纣王。纣王不战自败。纣王自焚而死后,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天下传檄而定,很快实现了统一和安定。

    可见,武王伐纣打倒暴君,是吊民伐罪,替天行道,无论是发动战争的动机或者理由,都是正义的,所以得到了天下百姓的拥护。虽然使用的手段是武力,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多少战斗,也没有采取任何阴谋诡计,就取得了胜利,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杀戮行为。所以说,西周这样的统一是进步的,是合乎人心道德的。当时伯夷批评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所以和叔齐拦住武王,叩马谏阻,武王不听,于是伯夷和叔齐遂逃往首阳山,不食周粟而饿死。伯夷和叔齐高风亮节,反对暴力是没有错的,但是武王伐纣乃是正义之举,为解民倒悬也是迫不得已。

    当然实现国家的统一,也不光是采用武力这一个办法。如美国人选择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在自愿签定宪法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共和、法治和自由的理念,奠定了国家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基础。这显示了西方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对人权的完全尊重,开创了人类用法治的非暴力手段建国的新模式。只是古代的中国没有美国式通过签定宪法,实现和平统一的条件,但至少也应该像武王伐纣那样,具有充分的理由来发动战争,从而得到民众的拥护。

    就是到了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发动战争,也是有其理由的。裴默农在《春秋战国外交群星》中说:“外交是主权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官方渠道,是一种对等的国际行为。这种行为必须有普遍承认、互相遵守的一般规则,即现代意义的国际公法。就一定意义说,周礼便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样一套法规。”春秋普遍宣扬周礼,目的在于维护周室王统,排斥异族入侵;提倡国际间的睦邻友好,互相合作,发展友谊,促进和平;存亡继绝,巩固现有秩序。所以齐桓公、晋文公称霸都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并以盟誓的形式来落实这一主张。维护周礼是他们发动战争的动机和理由。

    如齐桓公在卫国和邢国遭到夷狄侵略的情况下,发动了对夷狄的战争,维护这两个国家的安全,当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如周礼规定,诸侯国要定期向周王室朝贡,不定期向周王室朝贡则要遭到讨伐。后来诸侯称霸,小国不向霸主进贡也要遭到讨伐。当然,很多诸侯国当时也不遵守周礼,互相攻打兼并,弱肉强食,破坏国际秩序,这些霸主就要担负起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反对侵略和兼并是他们发动战争的重要理由,这是维护当时社会稳定和平的需要。

    有些情况是不能发动战争的,例如,一个诸侯国遵守周礼,那么,任何国家都不能对他发动战争。如齐桓公有一次想乘鲁国内乱加以讨伐,但大夫仲孙湫认为“不可”,他说“鲁不弃周礼,未可伐也。”结果齐桓公放弃了进攻鲁国的打算,而采取了安抚的办法。还如周礼规定,如果一个诸侯国有丧礼,则不能对其发动战争,“不伐有丧之国”,是当时各国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左传》记载,陈文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前554年,晋侵齐,“闻丧而还。”前560年,吴国乘楚共王病故去进攻楚国,结果遭到几个国家的讨伐,吴国只好向晋国求救,但晋国宰相当众批评吴国乘楚国办丧事而进攻人家是不道德的“非礼”行为,拒绝发兵援助。在整个春秋时代,救灾、恤邻、讨罪、扶立、吊贺、不伐有丧之国、庇护政治犯等等,史不绝书,在国际关系中被视为“礼之大者也。”

    当时人们信仰的是忠、孝、仁、义、信等这些意识形态,违背这些意识形态,就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相反,则会受到尊重。比如春秋时有个宋襄公,在与楚国作战时,就在大旗上写着“仁义”二字,在楚国军队渡河时,他本可以一鼓作气将楚国军队打败,可是他认为这不符合“不鼓不成列”的仁义道德的要求,非要等到楚军渡完河列好阵势才进攻,结果反被楚军打败。宋襄公的行为在今天的人看来很愚蠢可笑,但在那时人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是严守周礼道德规范的“君子之风”,是应该称赞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人认为是“不仁不义。”还如秦国和晋国在河曲交战,秦军败走,赵盾之弟建议乘秦军渡河之际将其歼灭,但赵盾认为,乘人之危而加以攻击是“无勇也”,断然拒绝进攻的建议,让秦军安全撤退。还有吴王夫差围攻越国都城会稽,勾践乞降求和。伍子胥力主拒降,夫差则认为拒降乃是“不仁不义,虽得十越,吾不为也。” 这些社会共识,体现了春秋时代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道德观念和人道精神,以及对游戏规则的尊重。

    可是秦灭六国的战争,与汤武革命以及春秋时代“循礼而行”则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当时的周王室是像夏桀和商纣一样的暴君,秦国为了“吊民伐罪”,发动战争,推翻周朝,建立新的朝代,那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周王室在当时并没有实行残暴的统治。当时各个诸侯国在东周的名义下保持着统一的格局,按照周礼处理国际关系,思想开放,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秦国在这种形势下挑起战争,显然不是为了吊民伐罪,解民倒悬,也不是为了和平和促进社会的进步,更不是反抗外族的侵略,而是为了掠夺和占有别的国家的土地和财富。因此,秦国的这种战争的动机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可言。

    为了说明秦国挑起战争的丑恶动机,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秦国的历史。

    秦国在西周建国时,还只是一个原始的小部落,不是西周封的诸侯国,与西周王室没有任何宗法血缘关系。当时主要以养马为业,据说伯乐是他们的先人。到了前889年,才被封为邑,开始筑城定居。到了周平王东迁时,因秦襄王护卫平王有功,才正式被封为诸侯,开始建国。

    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秦国很少受到西周文化的影响,没有建立起分封制度和各种礼制,没有仁义道德观念。当时还是一个野蛮的奴隶社会,还实行人殉制度。《史记》记载秦穆公死后,有177人被迫为他殉葬,比秦武公殉葬人数多3倍还多,其中还有3位“良臣”。可见被称为“贤明之君”的秦穆公之残忍野蛮。民间写了一首《黄鸟》的诗,点名对秦穆公进行愤怒的鞭挞,其中“彼者苍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之句,哀婉沉痛。此诗后收入《诗经》而流传至今,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记住秦国统治者的罪恶。

    秦国面临西戎,当年周平王东迁,曾告诫秦人说:西戎“侵夺我丰、歧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歧是周人的故居,为关中富庶之地,却被外族占领,可见周平王心情之沉痛。可是秦国统治者没有起码的国家观念和道德意识,不仅没有担负起拱卫国家边防的责任,西进以平定西戎,反而掉过头来,不断发动对中原的战争,夺取中原国家的土地和财富。几百年的战祸,使中原人民生灵涂炭。虽然秦穆公曾一度称霸西戎,但自从秦穆公死后,秦国的历代国君都放弃了西进的政策,又转过头来进攻中原各国,使秦穆公苦心经营的西北疆土,悉数丧失。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其西北之界不过临洮(今甘肃兰州)一带。秦始皇如此雄才大略,为什么去不平定西戎?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也不过是大修长城,防止西戎(匈奴)进攻。显而易见,秦始皇不进攻西戎而占领中原,无非是因为西戎是蛮荒之地,无利可图,所以置西戎于不顾,而占领中原,则可以得到大量的土地、财富和美女。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勘察发现,秦东陵5个陵园(昭襄王及其母宣太后、孝文王、庄襄王和秦始皇)的陵墓,与“南面称王”的传统不同,全都“坐西面东。”再向上溯源,凤翔的秦陵(春秋时期秦国历代国君墓地)也都全部“坐西朝东。”裴默农在《春秋战国外交群星》一书中叙述这一历史事实时,十分尖锐地指出,这些事实说明,最晚从秦穆公开始,秦国征服东方的决心,世代相传,矢志不移,其含义比“死不瞑目”深刻万倍。其动机当然不是出于什么“寻根”的故土之恋,也不是为了顺应什么历史的潮流,而是对东方诸国富庶之乡的垂涎,其企图征服开放发达的东方各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由于秦国发动战争的动机,纯粹是为了掠夺别人的土地和财富,所以发动战争就根本没有任何理由,都是不宣而战,以突然袭击为取胜之道。只要有机可乘,就发动进攻。为达目的则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任何规则和道德可言,完全是采用阴谋诡计和残暴杀戮为手段,不具备任何的人道精神和文明意识。

    这里我们以白起为例,来说明秦灭六国的残暴野蛮。据《秦集史》的统计,战国时期,秦国共向中原各国发动战争22次,共杀害各国将士163.5万人,其中死在白起麾下者就达86万人,超过半数。事实上,这个统计还不全面,据《战国史》统计,白起仅在伊阙、鄢郢、华阳和长平四大战役中,就残杀三晋和楚兵已愈百万人。人称白起为“人屠”。如在伊阙之战中,韩、魏两国的将士有24万人遭到白起斩首。特别是秦赵长平之战最为惨烈,据《史记》记载,赵国军队打败了,有45万多人向白起投降,而白起认为“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之。”(《白起列传》)白起坑杀赵国将士45万多人,这种野蛮的暴行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

    以上这些数字,还不包括秦始皇后来发动战争所杀戮的人数。《秦史集》记载苏代致燕王书说:“秦之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战国时代中国人口如果以2000万人计算,则秦国所杀害的人数达20%左右,足见秦始皇对中原人民的杀戮之残暴。整个消灭六国的战争,都是杀人如麻,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对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积累是极其巨大的破坏。对秦国的暴行,以“人神共愤”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

    战国初期,中原各国都忙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整个国际社会处于稳定和平衡的状态。到秦孝公即位之时,战国114年间所发生的战争次数仅为战国战争总数的1/3,战争的规模都很小。可是自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后,形势大变。由于秦国从商鞅开始采取暴力和各种阴谋诡计来发动消灭六国的战争,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和人道精神可言,其他六国为了抵御秦国的进攻,维护自身的生存,也被迫放弃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各种道德观念,不再尊重周礼的权威,而专以暴力和阴谋诡计为能事,发动战争的目的均以弱肉强食为目的。

    于是到了战国后期,上层社会的仁义道德观念,以及对游戏规则予以尊重的思想,荡然无存,而像苏秦、张仪、范雎、韩非、李斯等阴谋家、野心家则有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社会风气完全以强权和暴力为转移。野蛮由此战胜文明,中国统治者的人心自此大坏,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成为社会的共识,对强权和暴力由反对而变成迷信,由周朝几百年培育起来的良好社会风气和良好道德,至此毁于一旦。而精神文明的堕落,则是中国历史的最大倒退,也是春秋战国这一伟大时代的深刻悲剧。

    对此,古人就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刘向在他集录的《战国策·书录》中就说过:“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可见,秦国的强权、暴力与阴谋诡计所产生的严重危害。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哪怕仅仅就是为了统一这个单纯的目的,秦国发动战争也是非正义的。如果以统一为理由,就肯定秦始皇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那么,这种统一本身的正义性就会受到质疑。因为统一本身的正义性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手段。手段的不正当,必导致结果的不正义。就像希特勒当年发动侵略战争那样,不能说希特勒想统一世界,就肯定他发动的残暴战争是进步的,就认为他侵略和杀戮别人是正义的。如果统一的手段是正义的,那么必然是进步战胜落后和反动,而不是落后战胜进步。只有正义的行为,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完全不需要采取阴谋诡计和大规模杀戮的方式。事实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动机不正义,手段不正义,就是结果也是毁灭性的,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

    秦国是一个没有开化的野蛮国家,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凶恶就越容易取胜。这是当时中国选择了用暴力统一的原因。由于这种方式完全是杀戮、流血和征服,违背了当时人民希望自由和和平的愿望,人民并不接受这种征服和压迫。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秦朝只能而且必须要采取暴力屠杀的手段。不然的话,秦国就无法实现征服他国的目的。有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好像这话并不总是与事实相符。秦始皇并没有得人心,但依然得到天下。

    政治结构设计思想的失败

    秦朝的建立,是中国分封诸侯、实行地方自治的封建制度向皇帝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转折,是中国古代文明、人道的封建社会走向大一统的野蛮的专制社会的分水岭。虽然秦始皇和李斯都声称建立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度,是吸取了西周分封制度导致诸侯纷争的教训,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历史证明,这种政治设计既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不能促进政治开放和经济繁荣,更是对中国人民人权的剥夺。

    由于这种一元化的政治设计能够满足历代帝王对权力无限贪欲的需要,因此这种以强权和暴力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设计,后来成为历代王朝的制度模式。但由于这种社会结构没有像西周那样具有天子、诸侯、大夫、国人这样多极力量相互制衡的体制,而是只有皇帝和官僚(统治者)与百姓(被统治者)这样两极的力量,社会就变得很不稳定。统治者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者占上风就是革命。一元化政治设计这个致命的缺陷,使中国以后几千年的历史,都陷于以暴易暴和周期性动乱的泥潭而无力自拔。所以,中国秦朝以后社会政治的失败不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是政治结构设计思想的失败。

    秦朝是用强权和暴力建立的王朝,其消灭六国的速度犹如摧枯拉朽一般,但是,由于其政治结构设计思想的失败,所以出现了“一主昏暴而天下同祸”的悲剧。如果秦朝能够像西周一样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权力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即使秦始皇再残暴,其祸害也会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至于祸及全国,秦朝不会只短短的14年就土崩瓦解,走向灭亡。

    所以,秦朝政治结构设计思想的失败,首先就在于它完全否定了西周政治结构设计的优点。西周政治结构的最大优点,就是实行诸侯分治的地方自治制度。而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地方自治制度是产生民主的基础。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美国民主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自然环境、法制、民情。他认为,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

    托克维尔说,美国民主的民情,扎根于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这个制度促进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的觉悟,并为后来被联邦宪法肯定下来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他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乡镇自治的传统,是人民主权和美国人在实践中确立的公民自治原则的根源。乡镇自治,如居民选举、罢免乡镇官员、居民会议对乡镇事务的决议、乡镇重大问题的讨论,等等,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它通过乡镇居民的种种权利和义务的体现,培养了居民的乡镇自主精神,这就是公民意识和为公共服务的思想。美国就是在这种乡镇自治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直到今天,美国依然实行联邦制形式的地方自治制度。

    托克维尔对美国联邦制度的良好效果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我最钦佩美国的,不是它的地方分权的行政效果,而是这种分权的政治效果。在美国,到处都使人感到有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居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像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他们以国家的光荣而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有所贡献,感到自己随国家的兴旺而兴旺,并为从全国的繁荣中获得好处而自慰。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与对自己家庭的感情类似······在美国,决不是人服从人,而是人服从正义或法律。”

    当然,西周社会的地方自治制度,不能跟美国的地方自治制度相提并论。因为美国是一个纯粹的移民国家,而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美国建国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是英国派总督前来管理,还没有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而中国在西周时,就有了完整的宗法世袭的国家形态,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和诸侯国地方管理机构,还有完整的基层政权。因此美国后来建立联邦制国家比较容易,而中国在春秋战国时,由于周朝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各个诸侯国的控制,造成了多国并立的局面。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当时已经具备了民主、共和、法治和自由的理念,而西周实行分封诸侯、地方自治的制度,是为了让这些诸侯国成为周王室的藩卫,保护周王室的安全,也防止出现一主昏暴而天下同祸的结果,并没有产生民主、共和、法治和自由的理念,最高权力的转移完全是按照“传长不传贤,传嫡不传庶”的宗法血缘世袭原则来进行,所以美国人独立战争后建立了联邦制的民主国家,而西周社会却最终没有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

    但是,西周社会的诸侯地方自治制度与美国的地方自治制度相比,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就是在客观上造就了乡镇(西周的村社及城邦)一定程度的自由。在这种制度之下,国君不得行专制统治,天子、诸侯、大夫和国人之间有权力制衡机制,也赋予了国人选举地方基层官吏和参政议政的权力。这种多极力量并存的社会制度,很难导致周王专制的产生,社会也比较稳定,使人民获得较多的人权和自由,也比较容易关心地方公共事务,关心地方的发展。显然,这一点比起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员来管理,要好得多,因为派来的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会更多地关心地方居民的利益,为了讨好上级,地方官员就可能盘剥老百姓而向上行贿,并随意欺压当地的老百姓。所以周朝(西周和东周)社会维持了近千年的时间,这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

    西周的政治制度也有严重的弊端,首先是在中央没有建立起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权力分立和相互制约的机制,不能防止自身的腐败,其次是没有建立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联邦财政体制,也就是没有建立分税制。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国政府,只是纳贡称臣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可以发挥中央与地方相互制约的作用,但由于不能保证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中央政府无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结果在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博弈中,地方占了优势,从而导致诸侯权力坐大、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的局面出现,使诸侯国逐步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最后天下大乱。如果中央政府有足够强大的财政实力来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当然可以对诸侯国进行控制,不会因为中央政府衰弱,造成失控的局面而导致诸侯之间的战争。

    面对着西周分封自治制度的优点和缺陷,如果秦始皇是一个具有开放的胸襟和开明思想的人,那么,他就可能认真吸取西周灭亡的教训,同时发扬西周社会制度的优点,重新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使秦朝既具有勃勃生机,又能够维持稳定、和平的局面。那就是首先把军权集中于中央政府,然后实行“三公九卿”制度,完善对皇权的制衡机制,并在建立郡县制之后,不是派官管辖,而是让人民来选举地方的执政官员,同时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允许地方有自治的权力。在经济上,建立分税制的财政联邦体制,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中央有国家税收,郡县有地方税收,中央和地方各自实行财政预算,这样既保证中央政府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能够调动地方发展经济和进行教育、卫生等公共设施建设的积极性。通过这样的政治制衡措施,一方面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一方面建立社会的竞争机制,消除官僚体制和官本位的思想,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培养人民的公民意识和为公共服务的思想,使社会保持春秋战国时期旺盛的活力。这样说,并不是苛求于前人,事实上,在西周社会,基层官吏的选举和考察的权力,就是由国人来行使的。而当时也有了比较完善的税收制度。秦始皇只要继承、发展并改革这些制度就行了。

    遗憾的是,嬴政却不像西周开国的领导人那样既革新政治,也尊重传统。他抛弃了历史上优秀的传统。他按照法家理论设计的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不但没有分权,反而将中央行政、军事等等一切大权,均集中于他一人之手。丞相也只是“助理万机”而已,“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也就是说,丞相和大臣都是办事员的身份。而主管军事的太尉一职,事实上从来没有在秦朝史籍中出现过这一职务的人选。显然军权完全由秦始皇亲自掌握。秦始皇自称“朕”,皇位世袭。他的话成为圣旨,必须绝对服从。按照秦朝法律规定,凡立法、行政、司法、官吏任免、统帅军队、赋税征收、国家大规模工程的建设等等,都要由皇帝决定,才能进行,而臣下对皇帝的决定不得有任何非议。秦始皇掌握着所有官员的生杀予夺大权。臣民稍有不慎,或者违反他的命令,有不同的看法,谁就会被杀头,甚至会株连九族,连丞相也不例外。强权和暴力自发扩张的趋势,在秦始皇的手里,得到了恶性发展。

    地方政权组织,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后增加到46郡。关于郡县制,最早产生于秦国,后来虽然中原各国也陆续实行这地方种管理体制,但真正普遍建立这种体制,还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秦朝各郡设郡守。郡以下设县、乡、亭3级行政组织。郡县制的特点,就是郡县官员全部由皇帝任免,而不是由民众选举。这些官员均没有自己的封地,他们只负责将下情上达,并按照皇帝的命令办事,同时向百姓征收赋税,及时上缴中央财政,并审理地方的一些刑事案件。由于中央专制集权,造成了与西周分封自治恰恰相反的结果,西周社会是地方权利越来越大,而中央权力日益缩小,而秦朝却是中央权力无限膨胀,地方权力却日益缩小。由于地方不能自治,没有自己的税收财政制度,官员的俸禄是由中央政府发给的,这就使地方没有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并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就使得国家经济的发展,变得与地方政府和民众的生活没有关系,使人民的生活和公共服务水平无法得到提高,每当遇到天灾人祸,老百姓就苦不堪言,只好铤而走险,起来造反。而地方官员只是执行皇帝的命令。通过这样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使地方官员完全听命于皇帝,使皇帝能够完全控制地方政权。

    特别要提到的是,秦朝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亭和里。一乡有十亭,亭有亭长、亭父、求盗各一人。亭下面设里,里有里正,平时负责对百姓的管理,维持治安,征收赋税,征集兵员,接待官吏等事务,完成一切由朝廷交办的事情,尤其对百姓的管理十分严格。百姓建有户籍,实行什伍连坐法。平时外出,需要向亭长和里正请假。秦朝的法律甚至规定,如果有几个百姓聚集在一起说话,就要作为毁谤朝政和谋反的嫌疑犯而遭到逮捕;百姓有一人犯罪而别的人不举报,那么一里甚至一亭之人都要受到连坐;百姓不准经商,不准外出,不准办私学,不准聚集议论国家事务,等等。

    一经发现百姓有不轨行为,里正和亭长可以立即将百姓抓起来,并追究一里甚至一亭人的连带责任。如果里正和亭长本人有包庇行为,一经乡老发现,里正和亭长本人也将受到连坐。从而使整个国家,形成了一张严密的统治网络,密不透风,铁幕重重。整个秦国,就是一个大兵营、大集中营、大监狱。

    在政治设计方面,秦始皇还完全抛弃了周朝的礼仪和仁义道德的价值观念,不仅没有像西周社会那样对战败的前朝贵族进行分封,并给予必要的尊重和保护,相反,对六国战败的诸侯、贵族乃至民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几十万六国贵族和商人、地主被押往咸阳充作苦力,有的横遭杀戮。中原六国全部“绝祀”。这种斩尽杀绝的暴力行为,使社会陷于恐怖。

    地方自治是民主的基础,而中央集权大一统,则是专制的根源。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完全否定了西周社会的地方自治权力,使乡镇自由荡然无存,使居民的自由精神、公民意识和为公共服务的思想完全被扼杀,使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民情基础被连根拔掉。在强权和暴力的压迫下,中国人善良的人格和心理被扭曲,积极进取的精神被压抑。像盘古、女娲那样的豪迈气概和伟大的牺牲精神,以及像西周和春秋时代的仁义道德观念和自由、独立的意志,都从此被中国人抛弃。这都是中央集权大一统所导致的强权和暴力压迫的结果。

    秦始皇的这一套政治制度,是从商鞅变法以后形成的政治制度发展而来的,是按照法家严刑酷法的思想建立的,它把法家役民、使民的政治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把皇帝的一人统治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眼里没有民众,人民在他的眼里与蝼蚁无异,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出自自己的私欲,就是让自己的家天下代代相传,至于万世。说是“天下为公”,不行分封,实则是一心为私,不择手段。专制土壤必生长邪恶势力,而邪恶势力又强化专制统治,周而复始,彼此恶性循环。

    多元化文明的核心是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保护民众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可是秦朝设计的政治结构却恰恰相反,它限制的是民众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而保护的恰恰是皇帝和官府的公权力的滥用。所以它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对历史的反动。

    中国一元化文明在秦朝得以确立。这是历史的根本转折。可惜这种转折,与多元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因为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就像一个鸟笼一样,它虽然允许小鸟在笼子里有一点的活动空间,但这个空间却非常的狭小。任何想要脱离这个笼子展翅高飞的小鸟,都会遭到皇权坚决而猛烈的扼杀。中国的鸟笼文明,就这样形成了。

    秦朝法律对人权的严重摧残

    西周武王统一中国后,坚持“民为邦本”和“贵德保民”的政治原则,很少采用夏商以来的严刑苛法,主要是用礼乐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权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的措施。所以在西周社会,国人有言论、思想和集会自由,有参政议政之权,甚至在司法判决中,也有权发表意见。

    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完全抛弃了西周文明、人道的统治方式,而专以强权和暴力进行野蛮统治,对人民进行政治高压和严密控制,以此强迫人民成为无智、无欲的驯服工具,使秦朝的人权遭到严重的摧残。秦朝长期实行军事管制,滥施刑罚,伤天害理,其人权记录是中国历史上人权记录最坏的朝代之一。

    第一,秦朝恢复了商朝“罪人以族”的野蛮法律。

    一人犯罪,株连亲族,商朝这条野蛮的法律,在西周时就已经废除,直到战国时代中原各国还是坚持一人犯罪一人当,不得株连无辜。但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又将商朝这条野蛮的法律搬出来施行,建立了“什五连坐”制度。《唐六典》说:“商鞅传法经,改法为律以相秦,增相坐之法,造三族之诛,加车裂镬烹之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没有废除商鞅的残酷刑法,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全国推行。秦朝法律规定了族刑连坐、军事连坐、邻里连坐等严厉的连带责任制度,不仅使“群臣人人自危”,而且犯罪者日众一日,以致“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在秦朝,一人犯罪而全家抄斩,最轻者也要被罚为官府奴隶。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这条残酷的法律究竟害死了多少秦朝的百姓,史无记载。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商鞅和李斯这两个“罪人以族”这条野蛮法律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最后全部死于这条法律。商鞅后来被车裂,秦惠王并“灭商君全家。”商鞅临死时叹息:“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还有李斯后来被赵高诬告“谋反”,结果,“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并“夷三族。”更可悲的是,秦始皇制定和推行这条法律,结果使自己的后代也死于非命。《史记》记载,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初登皇位,担心诸公子与他争权,于是听从赵高建议,罗织罪名,牵连众多无辜,最后将十二公子戮死于咸阳市,将六公子、十公主处以磔刑(分裂剁碎肢体),并逼迫公子将闾兄弟三人拔剑自杀。

    第二,秦朝制定了思想、言论犯罪的法律,剥夺了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力。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人民的思想、言论、集会以及结社都是非常自由的,也可以批评国君。西周王室还主动就国家大事征询国人的意见。可是,商鞅在秦国变法后,就开始对言论治罪。太子说了一些对新法不满的话,商鞅就对太子的师傅处以重刑。对人民议论政治,商鞅一概治罪,并连坐一族之人,令人民钳口结舌。当时秦国隐士赵良对商鞅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而亡。”劝告商鞅要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不要用残暴手段对待不同意见的人,否则会招致灭亡。可是商鞅不接受赵良的劝告,最终被车裂。

    秦朝统一中国后,不但没有改变商鞅以言治罪的法律,反而制定了更多的法律,来镇压不同意见的人,其手段之残忍,世所罕见。对人权的摧残,无以复加。根据怀效锋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的介绍,秦始皇制定的以言治罪的法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以古非今与挟书罪。

    秦始皇不行分封而行郡县,使人民丧失了地方自治下的自由,所以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引证《诗》、《书》、百家语,以古非今,纷纷批评秦始皇专制。本来人们对一种制度的改变有意见是正常的,作为统治者应该认真倾听人民的批评意见,可是李斯却不能容忍人民的批评,他要秦始皇焚毁《诗》、《书》、百家语,消灭私学。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于是在《焚书令》中规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学法令以吏为师。”于是发生了焚书事件。

    秦始皇用法令的形式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就是说只要用以往的事例,或者民间各家学说议论现时政策、制度者,便构成以古非今罪,就要被处以弃市和族刑连坐的重刑,如所管官吏知情不纠举,与犯者处以同罪。这就是以法律的手段来行文化专制主义,毁灭文化,钳制舆论,严厉打击不同意见的人,以巩固其专制统治。当时到底烧了多少书,史籍没有具体的记载,但从秦始皇如此严厉的命令来看,全国的书籍应该基本上被烧毁,这不仅使中国文化遭到一场浩劫,而且使人民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力彻底丧失。

    危害专制集权的诽谤妖言罪。

    《史记》记载,刘邦攻进咸阳后,对关中父老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集解》引应邵曰“秦禁民聚证”,禁止人民议论政治,诽谤皇帝。凡触犯者按律对诽谤者实行族诛。秦始皇35年,即焚书的第二年,侯生、卢生议论秦始皇独断专行:“专用狱吏”,“乐以刑杀为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他们认为秦始皇刚愎自用,贪于权势,不可为其效忠,于是二人悄悄逃亡。

    秦始皇对此勃然大怒,即以卢生等“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逮捕儒生和方士460多人,全部坑杀于咸阳。事前公子扶苏曾力阻秦始皇坑杀儒生,他上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但秦始皇不但不听扶苏的劝告,反而把扶苏赶到边关去防守长城。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以言治罪和用残暴手段摧残人权的重大事件,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对言论自由的环境都是毁灭性的破坏。

    秦始皇36年,有陨石落于东郡,有人将一谶语刻于石上:“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闻讯派御史前往查问,然终无结果,于是将附近的居民全部诛杀,燔销其石而了事。这在中国首开以思想、言论、文字定罪的先例,对后世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非宜所言与妄言罪。

    “非宜所言”罪出现在秦二世胡亥统治时期。当时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发生,二世召集博士诸儒生询问此事,“或言反,或言盗”,凡言反者均以“非宜所言”罪下狱处死(《史记》)。所谓非宜所言罪,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但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为统治者随意给人定罪以制裁具有异端思想和言论的人大开了方便之门。还有妄言罪,就是说了反对秦朝的话。史载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梁与项籍俱观之。项籍说:“彼可取而代之。”项梁慌忙掩其口说:“毋妄言,族矣。”也就是犯了“妄言”罪者,不仅本人要被处死,还要株连家族连坐受死。

    泄露皇帝行踪罪。

    秦朝法律规定,秦始皇的行踪是国家的最高机密。凡有泄露者,一律处死。《史记》说:“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一次,秦始皇行幸于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之车骑甚众,很不高兴。事后,一位随他行幸的侍从将此事告知于丞相,丞相于是减少了车骑。秦始皇为此大怒,为了惩罚泄语者,竟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诛杀。“自此后,莫知行之所在。”

    第三,秦朝重刑轻罪,以极其残酷的刑法残害人的身体。

    重刑轻罪就是对轻罪之人施以重刑。秦朝奉行重刑主义的方针,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不满秦朝统治的人,以阻止臣下侵犯君上。所以秦朝刑罚制度异常残酷。刑讯逼供非常普遍。死刑中有凿颠(凿头顶)、抽胁(抽肋骨)、镬烹(锅煮)、枭首、弃市、腰斩、车裂、定杀、戮、具五刑、囊扑等残酷刑罚。定杀首次见诸《睡虎地秦墓竹简》,其方法就是将罪人投入水中或者活埋致死。具五刑,就是对那些要遭到灭三族的罪人,先用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掉鼻子)、再斩左右趾,然后笞杖死(用竹板打死)、枭其首(把人头砍下后再悬挂起来)、再剁成肉酱。如有诽谤诅咒者,还要先割掉舌头。李斯具五刑,就是被此种刑法处死的。囊扑,是秦孝公时出现的,就是将那些要处以死刑的人,装入囊袋,然后扑打而致死。

    看了秦朝的刑法,真不知道生活在秦朝的中国人民到底是生活在人世,还是生活在地狱里。这样的世界还能叫做人的世界吗?可是秦朝的皇帝就是要用这样的残酷的手段,来对付他的人民。《史记》记载,当时有个范阳令,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真是无恶不作。以致于整个秦朝“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史记》)秦朝监狱遍布国中。

    除了以上死刑之外,秦朝还有肉刑、劳役刑、流刑、耻辱刑、财产刑、连坐刑等等,其中具体的条文有上百种之多。如肉刑,就是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掉鼻子)、刖刑(割掉膝盖骨)、宫刑(割掉男人生殖器、女人则幽闭),等等。

    第四,秦朝法律限制人身自由。

    在西周和春秋时代,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和国籍。如前635年,晋文公因勤王有功,周襄王赐给晋阳樊等四邑之地。不料樊人不服于晋。晋文公为了表明服人以德,“乃出其民”(《左传·僖25年》),让他们统统离开阳樊,回到周王室的领地去,继续保留周的国籍。像这样由人民自愿选择居住地和国籍的事情,当时有不少。统治者一般都加以尊重。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的人身得到了空前的自由,人们可以随意迁徙,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春秋战国时代才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实行商鞅变法时制定的“什伍连坐”法,老百姓实行名籍(户籍)制度,人人都要把自己的姓名、年龄、土地等等进行登记,以便官府随时查验,对官府征发徭役和赋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老百姓平常不准外出,外出必须向里正或者亭长请假报告,并且得到外出的通行证后,方可外出,否则,将被处以重刑,而且还要牵连一亭的人受到惩罚。老百姓生活在狭小的村子里,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与坐牢几乎没有区别。

    秦朝建立的户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取制度性措施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剥夺人民的自由,榨取人民的血汗。秦朝统治者为强化专制真是挖空了心思,绞尽了脑汁。这一制度以后为绝大多数朝代统治者所继承,以致于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农民还在为这一制度制造的城乡二元结构付出惨重的代价,以致于中国当代的领导人还在为消除这种不平等的现象费尽心血,但却收效甚微。几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成为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几千年的户籍制度,造成中国严重的农民问题,这一严重的后果在中国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如果说秦始皇的杀戮还只是短期的灾难的话,那么,户籍制度与中央集权郡县制度这些制度性措施,才真正造成了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大灾难。

    第五,秦朝横征暴敛,私有财产被掠夺。

    秦朝统一后,虽然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政策,为老百姓分配了一些土地。但这些土地老百姓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土地是国有的。这与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国都承认个人的土地私有权是有根本区别的。而且,秦始皇大大增加劳役和赋税的征发。《汉书·食货志》记载的情况是:征发的程度达到“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税什五”。农民收获的粮食有50%要缴纳赋税。这种横征暴敛的残酷性,表明秦朝时的中国农民所遭到的惨重剥削,以致于“衣牛马之衣,食犬彘(猪)之食”。

    秦朝法律规定,不仅土地,而且山林、矿山、湖泊、水流等等资源,也全部收归国有。于是那些曾经在战国时拥有山林等等资源的人,他们的财产全部被政府剥夺。

    秦朝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法律规定,手工业由官营,如冶铁、煮盐、采矿、陶器、纺织等等,全部由国家垄断。《秦简·田律》规定,百姓也不能经商,“不从令者有罪。”同时,秦朝用强权和暴力大规模地剥夺战国时代大商人的资本和财产,把商人及其家属当成犯人一样发配到咸阳还有边境去做苦役,他们的财产被官府没收。

    秦朝无视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大搞一平二调,让人民无偿从事各种兵役和劳役,政府不付给他们任何报酬。如不服从,就会遭到镇压,加上赋税沉重,以致饿殍遍野,人相食。《汉书》描写当时的情景是“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以致“海内愁怨,遂用溃叛”,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天下云集而响应”,秦王朝顿时土崩瓦解。

    秦王朝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的庞大帝国,在世界上仅仅只存在了14年,这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这个野蛮王朝的灭亡过程,警示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上天之子,人民都是草芥,如果无视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肆意践踏人权,必将受到猛烈的报复而被人民埋葬。

    大一统扼杀了国际外交竞争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虽然战争时有发生,但大多数时候,是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和平的竞争。这种竞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繁荣的重要保证,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可是,由于秦王朝统一全国之后,实行了皇帝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彻底扼杀了社会的竞争,使整个中国社会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变成了一潭死水,使整个华夏民族的蓬勃生机彻底丧失。首先就是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外交竞争没有了。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除了在战争中取胜之外,还十分重视和平外交的努力,那时候,外交是一个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如著名的晏子使楚的故事,就是外交成功的范例。还有蔺相如渑池智斗秦王,也是外交成功的典范。春秋战国时代外交频繁,外交人员到各个国家穿梭般游说国君,当时最年轻的外交家甘罗,12岁就当上了丞相。

    和平的外交努力,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斗争策略,是各个国家的君主注意世界大势、重视国际舆论和开放社会的重要政策。通过国际外交,使各国的国君,更注重国际的形象,注重内政外交的改善,以加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并能够广泛争取政治同盟。齐桓公的弥兵会议,就是这样。当然,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往往是强者称霸。所谓弱国无外交,在当时的国际社会,是普遍的现象。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就使得一些落后的国家,立志发愤图强,后来居上,以称霸中原。所以,才有了各国国君对变法革新的支持,才有了人才的大量涌现和经济、文化和各种思想的大发展。

    国际外交活动,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求各国的统治者必须遵守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就像当代的《联合国宪章》一样,春秋战国时周礼也是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外交家裴默农在《春秋战国外交群星》一书中说,“周礼本来是周族宗室的内部规范,到了春秋时代,便成为中原各国共同遵守的法规,由国内法发展成为一定意义的国际公法了”。所以各国都必须按照周礼行事。这些游戏规则具有公平、透明的特点,如果哪个国家不遵守,就会遭到各国的讨伐。这就是用合法的警察暴力,迫使各国的统治者按照游戏规则行事,使政治家严守信用,不得言行不一。政治家耍流氓、无赖手段,出尔反尔,搞阴谋诡计,很难行得通。但是由于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社会,以强权和暴力行事,实行专制统治,失去了国际公法的约束,所以统治者可以不遵守游戏规则,可以大搞阴谋诡计,大耍流氓无赖,大搞欺骗活动,毫无诚信可言,无法树立起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无法相信政府,政府与人民之间完全是一种不信任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更严重的是,政府的流氓和无赖手段,会严重地毒害社会的空气,使整个社会变得毫无诚信可言,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互相防范,社会道德由此而堕落。秦朝的统治集团实际已经堕落成为一个黑社会的团伙,成为一个恐怖组织。

    外交的丧失,还使中国统治者从此不再具有国际的眼光,不再知道世界的变化和发展,不再具有开放的精神,不再发愤图强,锐意进取,用和平竞争的手段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所以从秦始皇开始,统治者就只知道用一座无用的长城,来抵御外族的入侵。

    据说秦始皇修长城的起因,是因为一本荒诞不经的预言书的流传。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记载,这本名为《录图书》的预言书,当时在社会上流传十分广泛,后来,由一位名叫卢生的方士上奏给秦始皇。书中关于“亡秦者胡也”的预言,给了秦始皇极大的震撼。于是秦始皇决定派出蒙恬修筑长城,抗击匈奴。

    可是,秦始皇分析错了:这个“胡”指的不是匈奴,而是秦二世胡亥。是胡亥的愚蠢和残暴,导致了秦帝国的灭亡。秦始皇只对匈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可是他却对自己的儿子疏于防范,没有在他的身前把皇位的继承问题,加以很好地解决,以至于在他死后,秦朝发生了篡权夺位的悲剧。赵高、李斯和胡亥三人密谋,篡改了秦始皇命长子扶苏继承帝位的遗诏,用假遗诏命令扶苏和大将蒙恬自杀,从而使胡亥顺利地当上了皇帝,而扶苏和蒙恬竟然老老实实就自杀了。这一历史悲剧把封建专制的极端阴险和残暴揭露得无以复加。

    历史跟秦始皇开了一个大玩笑。可是这个预言故事,却深刻地说明,专制皇权有着难以解决的体制性问题和弊端。专制制度,没有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没有对皇帝的制约机制,没有谁能够否定皇帝的荒唐决定。在没有国际外交的情况下,在没有国际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秦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封闭和保守。统一了中原的秦始皇,已经陶醉于胜利的颂歌声中了,习惯了别人的阿谀奉承,丧失了开拓进取的精神,权欲日益膨胀,心胸和眼光也日益狭隘。

    中国的地域环境由于没有大海的分割,使中国成为一个天然大一统的国家,从而使国际外交无法生存。在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地理环境限制了中国皇帝和各级官吏的视野,限制了他们与遥远的欧洲诸国进行和平的外交竞争的努力。结果,中国的皇帝和士大夫们就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情结和狭隘的国家观念以及虚幻的安全感,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就是天下,统一中国就是统一天下。每当国家处于分治状态,他们都把统一全国作为最高目标。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就失去了和平外交竞争的概念。这一点,与欧洲的历史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

    虽然后来西汉派张骞、东汉班超出使过西域,班超曾派出部将甘英前往罗马(大秦)访问,以窥探罗马帝国的虚实,可惜甘英是一个懦夫,他在出使罗马的途中,被波斯湾巨大的海浪吓退了,以至于使东西方的文明失之交臂。张骞出使西域,虽然开通了丝绸之路,但并没有给汉朝开辟真正的外交。汉代以后大唐王朝也是积极开放的,但没有那么主动地进行国际外交活动,没有派出过真正的外交官,去访问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看看人家是怎么回事。当时住在唐朝都城长安的,有100多个国家的大使和留学生,人数多达几万人。可是,大唐帝国却没有想到要派出哪怕一个大使,去外国建一个大使馆,与别的国家进行和平的平等的外交,收集一点外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有用的信息。虽然唐朝有唐玄奘西天取经故事,但唐玄奘并不是由官方派遣的,相反,却是偷越国境。这在当时是一种犯罪行为,不能说是外交活动,更谈不上是对外开放。

    宋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宋朝是全方位开放的。当时宋朝面临的主要国家是辽、金和蒙古,可以说是存在国际外交。正是因为有国际外交竞争的存在,所以宋朝统治者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天朝大国世界中心,政治比较开明。所以宋朝在与周边这些国家的外交上,基本上遵循和平竞争、共存共荣的原则,不诉诸武力,都是以经济补偿的形式,来平息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元朝灭宋之后,这些外交活动完全停止。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是一次比较大的国际外交活动,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商业方面没有经济目的。这支庞大的“无敌舰队”返航时,带回的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而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等奢侈品。结果无敌舰队不但不能像西欧的远洋舰船那样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巨额财富,相反成为国家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所以,1433年,远在北京紫禁城的中国皇帝颁下一道敕令,命令“无敌舰队”限期返航。“无敌舰队”返航后,在皇帝的勒令下解散。大型的舰船被拆毁,所有的航海资料都被销毁。同时禁止帝国制造能够进行远洋航行的大海船。整体来说,明朝闭关锁国,没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的意识。清朝继承了明朝闭关锁国政策,而且走得更远,以致将沿海居民内迁30里,与海洋隔绝。结果清朝统治者对世界极为无知,完全没有和平外交竞争的概念和开放精神,以致于英国外交官出使中国,中国皇帝和官员还不知道英吉利国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还认为洋人没有进化完全,脚上少了两块膝盖骨,腿是站不直的。

    没有外交,就没有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竞争的压力,就不会有奋发图强的动力;没有奋发图强的动力,就没有文明的进步。中国在外交上的失败,与大一统专制社会有着必然的联系。

    大一统扼杀了国际贸易竞争

    西周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和“工商食官”制度,也就是说,土地不能买卖,商业和手工业由官府垄断经营,也就是实行的是国有工商业制度,不是私营的工商业制度,因此市场经济不发达。当然,西周也有市场交换,据《周礼》的记载,当时已经设置了专门管理市场贸易的官吏,有“司市”、“质人”等。近年出土的文物也证明,西周时期已经使用铜制的货币。在河南浚县的西周卫墓群中,出土铜贝和天然贝3000多件。根据《礼记·王制》的记载,西周有市场交易,但规模不大。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手工业和商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由于铁器的使用,各国出现了采矿、铜器制造、兵器制造、造车、造船、陶瓷、玻璃、建筑、纺织、编织、漆器、皮革、酿酒、煮盐等手工业。随着生产力的迅速进步,终于导致了西周土地国有和“工商食官”制度的瓦解。税收制度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度建立了,土地可以买卖了,民间自由贸易迅速兴盛起来。各个国家,不仅国内贸易兴盛,而且,国际贸易尤其繁荣。当时有大量的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用于市场的交换,如陶瓷器、铁器工具、布帛、粮食、鱼盐、林木、畜产品,等等。

    城市是商业的载体。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使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以前国都作为武装据点和政治、军事中心的功能,迅速演变成为商业交换的中心。各个国家的国都,都从春秋之前的几百平方丈的面积,发展到10平方公里以上的规模。其中,由于齐国宰相管仲和鲍叔牙,都是商人出身,所以,特别重视发展商业,重视商品市场的建设,使齐国国都临淄城,居民达到7万多户,几十万人口,面积达到18平方公里,城中商品交换市场的面积达到30.5万平方米,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其他各国的城市都发展很快,到了战国时代,已经有了20多个居民在3万户以上的商业城市,几百个人口上万的县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各国国家的各种商品,远销各地。举个例子说,在今天的朝鲜,就出土了当时中原各国制造的铜镜、铜剑和刀币等等。在今阿尔泰山,出土了楚国制造的铜镜和丝织品。在今辽宁的偏远农村,出土了燕国制造的铁器。至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交流,那都是极平常的事了。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商业受到了禁止,但大商人吕不韦担任秦国宰相以后,开始发展商业。由于秦国有都江堰、郑国渠等大的农业灌区,粮食丰富,因而大量出口粮食,进口中原各国的手工艺产品。这一点,在李斯的《谏逐客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当时宋国的陶邑,是中原各国的水陆交通枢纽,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中转站,商业繁荣,盛极一时。越国大夫范蠡逃离越国。

    秦始皇统一事业是造成中国社会巨大灾难开始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中国由文明向野蛮,由相对专制向绝对专制,由多元文化向一元文化的开始。

    秦始皇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对于秦始皇,上世纪中叶以来,基本上褒多于贬。

    褒的是他统一中国,开拓疆土,书同文,车同轨。

    ——其实,在偶看来,这一说法值得推敲:

    ——中国其实在夏朝、商朝和周朝就早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诸侯国由王室分封,它们承认王室的领导地位,平时承担王室的部分赋税,战时拱卫王室,抵御外敌入侵。而王室平时并不干预各诸侯国的具体事务,除非诸侯国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或遇到外敌入侵和灾荒。

    ——这种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关系,近似于现代联邦制国家,既有利于排解各诸侯国的纷争和矛盾,又有利于调动各诸侯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其因地制宜,发展生产,造福社稷。

    ——谁说联邦制就不是统一,而中央集权制才是统一的?美国、德国等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实行地方有高度自治权的联邦政府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少出现暴君,很少出现对百姓严酷的统治和严密的控制。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王室和各诸侯国之间其实形成了各种权力之间的相对制衡,不论是王室还是各诸侯国,都出于各种考虑,而不敢为非作歹。

    ——如果王室对于诸侯国君表现无礼,就有可能失去诸侯国的拥护,从而众叛亲离。

    ——而如果诸侯国君,不能很好的处理好国内的事务,造成社会动荡和混乱,就有可能被王室剥夺爵位。

    ——所以:在那个长达千年的时期内

    ——1、中国很少出现大规模的奴隶和农民起义及暴动;

    ——2、中国没有出现通过行政力量和国家机器迫害知识分子的情况:比如:焚书坑儒、文字狱等

    ——3、中国的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

    ——4、各类人才敢于在统治者面前直陈己见,直抒胸臆,而不必担心遭受迫害,及时是屈原,也只是被流放,比起秦始皇统一后各专制王朝的文字狱来说就天壤之别;

    ——5、各诸侯国统治者都注意招徕人才,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以及千金买马等等故事,出现在那一时代并不奇怪。

    ——6、各诸侯国统治者都注意民心和民意及其变化,《诗经》中的大量诗歌就是统治者为了解民情而进行的采风,这是对民意民情的调查和了解。

    ——7、很少有暴君。很少有杀戮功臣的情况。

    ——8、奸臣和贪官污吏由于上述原因也不敢过于猖獗。

    ——而上述一切自秦始皇统一以后就改变了

    ——1、以陈胜、吴广为标志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2、以焚书坑儒和文字狱为标志的大规模的迫害知识分子事件一再发生

    ——3、捏造罪名,杀戮功臣的事情成为常态

    ——4、百家争鸣的风气一去不复返,思想僵化,日渐保守。

    ——5、统治者虽然也标榜爱民如子,但是,向周王朝时期专门安排官员到民间采风的事情不再出现。

    ——6、出现了很多暴君、奸臣、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为非作歹,而百姓很少有说话的机会。

    ——至于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的意义也不必高估:

    ——当时百家争鸣,各个学派,各类学说流转很广,没有听说因为文字的原因而妨碍其传播;韩非子的书秦王看了拍案叫绝,但是,没有听说韩非子的书是由他所在韩国将文字翻译成秦国文字后,才给秦王阅读的;至于《论语》、《老子》、《墨子》《孙子》等流转甚广,更没有听说是那些翻译家的功劳。所以,书同文与其说是秦始皇的功劳,还不如说是各思想巨匠,文化巨人的功劳。

    ——至于车同轨的意义何在?是不是也是计划经济的一种思路,至少偶看是如此。

    ——秦始皇开拓疆土虽然可取,但是,这种开拓疆土其实和蒙古、满族对中国的征服一样,也和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征服一样,其实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是一元对多元的征服,是禁锢对自由的征服。从此以后,在中国建立起了绝对的皇权统治,联邦制的中国被集权制的中国所取代,多元文化的中国被一元文化的中国所取代,人才辈出的中国被庸才充斥的中国说取代,中国的文明进程由此被打断。开始了长达2000多年的皇权统治。

    ——当时的秦国就被许多人称为虎狼之国!他们的统一战争其实就是将偏据西方的虎狼之国,变成了一统天下的虎狼之朝!

    ——中国人所受的摧残、压迫和剥削,在秦始皇统一之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终于很快就激发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农民起义战争。

    ——秦朝覆灭后的历代王朝虽然在政策上做了某些调整,但是,这些政策调整对于已经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意义终究有限,于是:

    ——生机勃勃的中国由此变得死气沉沉,危机四伏;

    ——一边是暴君,一边是贪官,一边是暴民!

    ——中国进入了由独裁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长期战乱、停滞和倒退的时期;

    ——秦始皇对此功不可没!他将永远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接受历史的审判!


分享: 分享到新浪微博 分享到腾讯微博 分享给朋友
凯迪社区APP下载

优秀帖文推荐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3 13:50:47    跟帖回复:
       沙发
    灌,是一种美德。~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3 14:54:26    跟帖回复:
       第 3
        秦帝国虽二世而亡,可始皇帝创建的大一统中国一直延续至今。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永远不会磨灭。在中国这个天下国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文化和“百代秦制”的政治制度,实际上都是带有必然性的路径选择。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名符其实。不仅如此,即使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在世界范围内,秦始皇也是“千古一帝”。《全球通史》里,史家论述了不少西方人的大帝,没有哪一位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实际影响能够超过秦始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3 15:39:14    跟帖回复:
       第 4
    大争之世 血腥丛林,若无统一便是混战...迫不得已的最不坏而已...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3 19:11:21    回复 4 楼:
       第 5
    大争之世 血腥丛林,若无统一便是混战...迫不得已的最不坏而已...


    革命,天子不孝,百姓不忠,纣王无道,武王伐纣,改革天命。

    革命军,仁义之师,不会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3 21:11:56    回复 5 楼:
    6
    只会转载狗屁文章,因为博主对历史没有理论。历史是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评判的。你能够用一个冰花男孩来否定“精准扶贫”吗?你能够用大群的老虎和苍蝇来否定CCP吗?你怎么能用一个本来就是杜撰的孟姜女来否定秦始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3 21:15:10    android
    7
    秦始皇难道是仁君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3 21:49:54    回复 7 楼:
    8
    秦始皇难道是仁君吗

    秦始皇,枭雄,杀人王。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3 22:57:48    回复 6 楼:
    9
    只会转载狗屁文章,因为博主对历史没有理论。历史是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评判的。你能够用一个冰花男孩来否定“精准扶贫”吗?你能够用大群的老虎和苍蝇来否定CCP吗?你怎么能用一个本来就是杜撰的孟姜女来否定秦始皇?


    广东虎将钵仔糕,

    天命,为政以德,大公冇私。

    天理,仁义道德,忠孝不二。

    天子有天命,为政以德,大公冇私。

    百姓有天理,仁义道德,忠孝不二。

    革命,天子不孝,百姓不忠,纣王无道,武王伐纣,改革天命。

    没有道德的政治,盗亦有道。

    秦始皇,不仁不义,邪教。

    哈哈哈哈,。。。。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4 0:52:31    iPhone客户端
    10
    历史的东东如何?现代人完全有理由去评判!!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4 1:07:04    iPhone客户端
    11
    有鉴别才会有进步,人类发展几千了,现在人还在混沌不堪,混仗不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4 14:57:34    android
    12
    大一统脑。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4 18:26:31    跟帖回复:
    13
    天命,为政以德,大公冇私。

    天理,仁义道德,忠孝不二。

    天子有天命,为政以德,大公冇私。

    百姓有天理,仁义道德,忠孝不二。

    革命,天子不孝,百姓不忠,纣王无道,武王伐纣,改革天命。

    没有道德的政治,盗亦有道。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6 20:48:15    跟帖回复:
    14
        封建社会,老百姓都是很艰辛的。国民党时代也不行。
    跳转论坛至:
    快速回复:[转帖]秦始皇统一中国——暴力与专制的灾难
    本站声明:本站BBS互动社区的文章由网友自行帖上,文责自负,对于网友的贴文本站均未主动予以提供、组织或修改;本站对网友所发布未经确证的商业宣传信息、广告信息、要约、要约邀请、承诺以及其他文字表述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等不作任何担保和确认。因此本站对于网友发布的信息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网友间的任何交易行为与本站无涉。任何网络媒体或传统媒体如需刊用转帖转载,必须注明来源及其原创作者。特此声明!

    【管理员特别提醒】 发布信息时请注意首先阅读 ( 琼B2-20060022 ):
    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凯迪网络BBS互动区用户注册及管理条例。谢谢!
    •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