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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日本著名史学家游览岳王庙,说中国人应宽恕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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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元 于 2018/6/13 17:29:0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内藤湖南,原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别号忆人居主、湖南鸥侣,雕虫生闷闷先生,出生于秋田县鹿角市毛马内的一个士族家庭,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

    内藤湖南在中国的旅行时间较长、旅行范围较广,《燕山楚水》作为其1899年游历中国的游记结集,将异域视野中的中国旅行诸要素的体验、感知状况全景式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由此可全面了解和掌握内藤湖南中国旅行中的消费体验。

    

    1、杭州西湖与灵隐寺

    西湖做为中国传统经典中被文人墨客广为吟咏的景观,自然成为内藤湖南杭州之行的首选之地。9月24日内藤湖南在伊藤的陪伴下前往西湖,在西湖的游览过程中,内藤虽对景色的美丽表现出赞叹,但也多次提及对中国国家及人民的蔑视之感。

    如当西湖的全景顿然映入他的眼帘时,内藤看到“山峦连绵参差,围绕着西湖,纵横各一里有余的湖面平静得如同烫过一般。山影倒映在湖水里,湖中舟船稀疏。”

    

    内藤觉得西湖“虽不能说水色清澈见底,但能透过水面看到下边的荇藻,在这个国家已是颇为难得。”“白堤、苏堤,杨柳如烟。”但是,“往来于堤上的人们的辫发胡服,让人觉得和眼前的风景格格不入。”

    在岳王庙参观时,内藤觉得庙里安放的民族英雄“岳飞像好像戏里的造型,看着很别扭”,又对中国人对于秦桧夫妻等铁像的唾骂甚感愕然,觉得“这个国家的人对恩怨执迷深重”。

    当内藤游到雷峰塔时,看到“红砖构成的奇异塔型非常醒目。原来的重檐飞栋被火烧毁后仅剩下砖瓦砌成的部分,在风吹雨打下残破不堪,上边爬满了藤萝,以前的窗口只留下八面黑乎乎的空洞。”

    内藤湖南在杭州灵隐寺参观时,多次将其内的景观与日本或北京对比,并引用《武林旧事》对岩洞进行描述。

    当内藤湖南到达灵隐寺时,看到“寺院坐落在苍翠欲滴、矗立当空的北高峰下。山势周匝环绕,保护着灵区。”岩洞里的数百佛像雕刻,“其中很多佛像似乎在明末到清代之间经过了拙劣的修改,面部表情毫无生气。而看起来是当年作品原封未动的,则面相怪异且身态丰润,和居庸关的佛像出于同样的手法”。

    进到罗汉堂,看到五百罗汉,“看起来是明末的作品,和我国宇治的黄檗山十八罗汉属于同一式样,只是稍微笨拙了一点,不过比北京碧云寺的要好看”。

    除此之外,内藤湖南还特别介绍了游览西湖时,如打算仔细寻访,可以购买《西湖志》或《湖山便览》,并对“西湖十景”、“钱塘八景”和“增修西湖十八景”的名目做以介绍。

    

    2、苏州虎丘、寒山寺与枫桥

    内藤湖南在游记中介绍,“在苏州,日本人必定游览的,是众所周知的枫桥、寒山寺、虎丘等处。”于是,内藤乘坐小画舫,首先前往虎丘。

    他首先根据唐代《吴地记》中对于虎丘的记载,介绍了虎丘、剑池及千人石的名字由来,接下来详细介绍了自己在虎丘内的所见所闻。进入山门,一路上看了拥翠山庄、憨憨泉、剑池等景物。

    当内藤看到千人石时,觉得“岩石宽阔平展,在风吹雨打下,死一样的苍黑,”“现在只剩下明代万历壬辰年(1592年)筑造的金刚经石灯。”在山顶的寺中,内藤见到了传说中的日本铸造的钟,却认为“不过是贞享年间所铸,铜质粗劣。因为看到是钱塘胡光墉捐献的,一定是我国维新以后,中国商人在神户或者大阪买来寺院卖出的东西带到这里来的。”

    

    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一诗使得寒山寺和枫桥名扬天下,成为千古游览胜地,即便在日本也是家喻户晓,因此寒山寺和枫桥也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众多游华日本人的必去之地。

    但是对寒山寺,内藤湖南却感觉不佳,甚至是很失望。当他到达寺前时,看到“破旧的寺门关着”,敲开门后,愉快地应答并出来开门迎接的是一位“看起来饿着肚子的寒僧”,寺庙内已经“寺堂全无,佛像安置在一座龌龊的庵里,只有一个僧人默然枯坐”。

    

    在“散乱的屋瓦石基中”,内藤“看到刻着明崇祯年号和‘寒拾遗迹’四字的石额横在地上。文衡山用草书写的张继‘枫桥夜泊’的诗碑嵌在半塌的墙壁上,一半已经剥落,几乎要埋没在尘埃臭秽中。”

    这一切均和内藤湖南通过诗歌中的描绘而想象的情景完全不同,并且得知来寒山寺游览的游人大都是日本人后,内藤觉得“苏州这样可称为文人的冀北的地方,竟然也没有什么人来凭吊。这也应该看做中国衰败气象的一个征兆吧。”

    尤其令他觉得可笑的是,著名的枫桥两边竟然建起了厕所,他不无调侃地说:“如果有一位泊船于桥下的现代张继,肯定在熏人的臭气中彻夜难眠吧。”

    来稿/天舒

这位日本学者打心里瞧不起中国,但所谈问题一针见血!

    1899年9月9日至11月25日,内藤作为《万朝报》的记者被派往中国,这是内藤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他游历了天津、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武汉、南京、镇江等主要城市,拜访了严复、王修植、陈锦涛、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官宦名人,游览了长城、明十三陵、文庙、西湖、灵隐寺、寒山寺、沧浪亭、黄鹤楼、赤壁等名胜古迹。

    内藤既感受到中国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社会风气的怠惰与士人的低迷心态,也体会到中国地域上南北地气与风俗的迥异,引发诸多感慨,形成了“守旧”之中国印象。

    

    内藤从变法方式、社会风气和文化特征三个方面体验中国的文化。内藤在天津和上海分别与蒋国亮、文廷式谈论了中国的变法方式问题:

    蒋:您我们同洲人士,满腔热忱观察中国。这次来华一游,对中国的情况应该有了大致了解了。万请赐教,现在要救时局,有什么方法,该从哪里着手?

    内藤:我个人以为,贵国的积弊,并不是从本朝开始,从远处追究根本,则在商殃的废井田而开阡陌上;从近处寻找原因,则在科举取士的有美名而无实效上。再加上郡县制度以来,地方官不把老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现在的时局,或许正是进行大变革的时机吧?谈何容易,总之能使变革成功的就在于你们了。

    

    文:近来有人议论和贵国联台,打算借用贵国的兵力。这是不足为议的。我正希望贵国的人材为我们办理各种事情,纲举目张,使所有的事情都有先例。这是我国迫切希望于同洲的地方。先生以为如何呢?

    内藤:借兵力的想法不过是权宜之计。贵国的革新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可以完成的。用我国人办理各种事务以作为先例,先生的想法非常高明。不过我国人中熟悉贵国情况的实在不多,如果一概拿我国的先例在贵国实行,就如方钠圆凿,互不相容。台湾就是前车之鉴。

    内藤:希望用一纸法令使全国执行,这就是去年维新之举归于失败的原因。对于依照什么样的步骤进行维新,我很想听您的高见。

    

    文:贵国一姓相承两千多年,所以可以先定国是,然后渐渐修改。我国现在的情况不能仿照贵国的事例。制定治国的方法,在今天,博采各国的长处,救治千年的弊端,规模建立起来,宪法自然会实施,所以也不是难事。难的是新旧接替的交接,和尊攘的方法。

    内藤:时机的改变,首先需要一个翻天覆地的举动。我国幕府的施政,很久以来不得人心,所以必须打倒它,然后国家的状况为之一变。贵国当今的状况,是否属于同样的例子呢?

    文:贵国在天皇的名义下,事情比较好办。所以几十位志士就能成功。我国的例子,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

    

    内藤:我在北京的时候,曾游览长城,经过的州县,都残破不堪,没有得到治理。寺观之类,也都荒废颓败。所以我想,所谓千年的弊端,即便是康熙、乾隆的盛世,也未曾得到缓解。特别是当时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才得以粉饰一时的太平。现在要革除掉这些顽固的弊端,谈何容易。拿这些和我国三十年来的变革相比,有些很难做到的事情。抵抗外国的欺侮侵略,虽然是极难的事情,但我认为和革除旧来的弊端比起来,还是比较好说的。先生以为如何呢?

    文:我想了很久了,观察国情的人正应当像《管子·八观》上所说那样。改日我会和您一一详细分析,并且再次向您请教。这哪里是几张纸上的空泛之谈所能讲清楚的?没有兵力,国家便无法维持,哪里能谈到治理的方法呢?这就是我所谓的难易之说。今天已经受益匪浅,正好有游览的约定,改日接着请您指教,请恕我告辞。

    

    内藤认为“贵国人士如果只是坐在那里讨论,试图以口舌来完成维新,那是大错特错”,指出中国士人空谈务虚,缺乏果敢的行动精神。

    内藤在天津逗留期间,还与王修植、严复谈论了中国的社会风气问题,内藤

    对王修植说:‘旧本人勇于进取而不善于守成,贵国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而且依据当下的形势,中国连“守成”都难以为继。

    内藤在游览北京文庙之后认为,中国即使在康乾盛世也未能消除中国千年的文化积弊,表面的国泰民安反而掩盖了中国深刻的危患,不承认改革的必要,以致逐渐显露出衰落的征兆,因此内藤对张元济说:“安于旧态难以改变,这是贵国当朝的一大弊端。”

    总之,内藤在与中国士人的笔谈与游览名胜古迹时,从口舌维新、进退无措和千年积弊上构建了一个“守旧”的中国形象。

    来稿/天舒

    
日本学者游历中国评论南北差异,基本属于胡说!

    【续】

    内藤湖南从地力、人种和风土三个方面观察中国的南北差异,最终得出“北衰南兴”的结论。

    关于地力方面,内藤在游历了北京地区之后认为:

    “从北京的规模来看,果然是堂堂大国的首都。如果得到妥善的修缮和管理,北京城的雄伟壮丽,一定不输于西方各国的首都。不过看了郊外土地,我觉得地力已经桔竭,即便有真命天子出世,也不会再以这里为都城。”

    内藤还认为中国的百姓也只知道利用地力,却不懂休养土地,隐藏着深层的病患。

    

    关于人种方面,内藤在上海与蒋国亮笔谈时提到:

    内藤:“我觉得贵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并不是一个种族。南方人的骨骼轮廓很像我国人。看到二位(蒋国亮与陈锦涛)的风采,我更觉得是这样了。北方人大多浑朴架鹜,只是缺少英气。南方人大多英锐慧敏,缺点是不善持久,就像我国人一样。”

    蒋:“中国人都是从北边往南迁移。东晋以及宋的南渡两大事变以后,真正的中国人都迁徙到南方,而北方则掺杂了蒙古人种,不是纯粹的中国血统了。”

    关于风土方面,内藤在从威海卫游览至上海后,认为上海郊外草木茂感,和日本别无二致。进而在游览了苏杭之后,内藤与张元济讨论了南北经济问题:

    张:“先生这次旅行,从苏杭到武昌,一共游历了乡长时间?路上一切都好吗?”

    

    内藤:“我这次游览苏杭,用了两个星期;游览武昌金陵,用了二十天。看到江南民风和物产的丰富,和北京附近迥然不同,内心感到对未来的希望。这么美丽的江山,让他人放言为势力范围,我觉得是贵国士大夫的耻辱。不知道先生以为如何呢?”

    张:“国家的形势到了如此地步,还能说什么呢?先生去过北方长安吗。为什么要匆忙回国,不再游历一下北方呢?”

    内藤:“如果游历秦蜀一带,肯定需要半年的时闺。马上就是年底了,我已经归心似箭,秦蜀之游只好等待以后了。估计关中的民风和物产,一定没有往昔的繁盛了。地力、人材,都比不上江南。最近康南海等人主张应该迁都关中,我艰难理解。不知道先生怎么看?”

    

    张:“关中的王气已尽。关于迁都,朝廷的士大夫也有人议论,也不过是为了暂时避开外国人的锋锐。康南海最近已经不再提这个主张了。毫无疑问,这件事情不可能实行,即便真要实行,京都的百万旗民已经安于旧土,不愿意迁居,一定会站出来阻拦的。将来宗社的重地必定要落在俄国人的手中。”

    内藤:“安于旧态难以改变,这是贵国当朝的一大弊端。暂且不提迁都的事情,让我看来,以东南十省的财富来供养其余各省以及塞外的荒远之地,是贵国财政困难的一大原因。如果以东南的富庶来图自卫,财政充足兵力精锐,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达成。这是就局势来讲,如果说到培养人材,固然比这个还要紧迫。”

    

    张:“南方各省图自卫之计,这自然是件很应该做的事情。然而当今的人材有谁能成此大业呢?有权力的人不但不敢做,而且不敢知道这件事。知道这件事,而且敢做的人,又毫无凭借。草莽英雄,哪里没有?但个个都是狂悍没有见识之流,怎么能支撑这东南的半壁江山呢。况且南方虽然民物富庶、财力有余,民智的闭塞和北方并没有不同。恐怕也是难图自卫的啊。先生游历苏杭、沿长江而上,一直到达武昌,对内地的民风也略知一二了吧。怎么能够足以自卫呢,可悲可叹啊。”

    内藤:“贵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我看到贵国的士人,都有大国的风范。只是有囿于旧习的缺点,很难马上改掉。西方的新政治,如果现在就实行,还没有享受到好处,弊端就会随之而来。陶铸士风,能像西方人那样清廉勘敏,不是朝夕之间的事情。”

    也就是说,内藤在游览了京津地区和苏杭地区之后,认为中国的南北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北方在地力上已经枯竭衰亡,而南方却物产丰富,一副兴盛的景象,即形成了“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

    

    从以上对内藤中国观表层形象的复原上,内藤第一种“守旧”之中国印象与源自黑格尔并被福泽谕吉等日本文明论者过度渲染的“停滞”之中国像有着极大的相似,所以才有论者指出内藤中国观的形成源自黑格尔。

    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就蕴含在内藤中国观的第二种表层形象上,即“北衰南兴”之中国。文明论者所谓的“停滞”之中国像是将中国看作“一个整体”,中国在整体上是“停滞”的。与之相对,内藤“北衰南兴”之中国形象却是将中国看作南北“两个部分”,虽然北方已“衰”,但是南方可“兴”,孕育着中国未来的“希望”。

    在此暂且不论内藤将中国“两分”的方式是否别有深意,仅从这种将中国看作“一个整体”与“两个部分”的视角差异上讲,支撑内藤中国观表层的应当是与黑格尔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历史哲学相异的理论框架,这就是作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内藤史学之两翼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

    来稿/天舒


日本学者提出,唐代文化只在日本传承,中国早已绝迹!

    1907年10月,内藤湖南受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开设东洋史概论与清朝史课程,开始在学术上构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京都支那学”,“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便是内藤中国史学研究的两大理论支柱。

    这一篇,先讲一讲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的“唐宋变革论”。

    

    关于“唐宋变革论”,有论者指出内藤将“唐宋”作为历史分界、以“宋”为近世起点的看法在1907年的大学讲台上已经谈到,并在1909年明确提出,最后在1922年《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公开发表。

    这是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反映了作为内藤史学体系的“唐宋变革论”的发展过程。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过程,“唐宋变革”的观念在内藤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1899年)便已明确形成,主要体现在内藤对中日书法的比较认知上,在对中国南北的字体分析上:

    “北方人质朴近于迟钝,凡事讨厌变化;南方人敏锐而多轻薄,凡事喜欢新异。北京、上海的店铺招牌都是院体的字,康熙、乾隆各皇帝自己也学习,并以此为取士标准的欧阳询、赵孟顺、董其昌的书法风格。到了上海则多半是秦篆、汉八分、魏晋楷行,连贴纸的声明也用偏侧奇逸的六朝风格字体。这些虽然是些琐事,却也显露出南北风气的迥异。”

    

    内藤在上海期间与罗振玉讨论了金石拓本和书法问题,当内藤被问及喜欢何种书法时,内藤称自己欣赏六朝书法,并对罗振玉讲:

    “唐人的书法,我国还能找到不少真迹,书法家中也有继承其笔法的人,应该学习。宋人多改变古法,大多不能作为依据。”

    随后,内藤在旅行期间以杂感的形式发表《书法与金石》一文,文中记载内藤曾拿出唐代流传至日本的雀头笔与严复、罗振玉交流书法技巧,严、罗二人均不得要领,于是内藤认为雀头笔的运笔方法在中国已经失传,继而指出:

    “中国唐代的书法范式都在我国继承流传下来。而中国自宋代以来已经失去了正传,越是后来的时代越缺乏古意,到明清则古法荡然无存了。”

    

    其中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播,即唐代文化传至日本并得到保存;二是中国文化的内部变迁,即书法风格在唐宋之际产生变革,至清代已没落。

    这种书法上的唐宋变革与内藤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近世转型暗自呼应,内藤认为中国在唐宋之际形成了社会的大转型,贵族政治衰落而君主独裁政治兴起,中国自宋代开始进入近世时期,直至清朝。

    内藤将这一过程比作人的生命成长史,就像人会经历幼年、青年、壮年、老年各阶段一样,中国文化也经历了幼年期的上古时代、青壮年期的中古时代和老年期的近世时代。

    

    “唐宋变革论”的意义在于隐含着中国文化自宋代开始便进入近世,中国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同时也步入老年期,文化活力降低,不易接受新事物,于是至清代时中国文化逐渐走向“老衰”,呈现出“守旧”之形象。

    由此可见,在内藤史学的文脉中,“守旧”之中国形象是由于中国自宋代开始“过早”地进入近世,至清代则耗尽了活力,进入垂暮之年,自然呈现出“守旧”气象。

    即,“守旧”之中国形象是位于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唐宋变革论”的延长线之上,而并非源自黑格尔的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停滞论”,尽管其表象类似,但其文脉却是两立的。

    因此,内藤在指出书法的唐宋变革后感慨道:“书法虽然是小道,但探寻它兴衰的原由之后,不能不发出千古之叹。”

    来稿/天舒

    
日本史家认为,用文化征服中国,是日本的天职!

    【续】

    内藤湖南在中国旅行期间曾从书法的角度表达了唐宋转型的观念,认为宋以后的书法未能继承唐的精髓,以致形成文化断层。但内藤的另一层意思是,虽然中国未能延续唐代的书法精髓,但是日本却通过遣唐使制度学习并继承了唐代中国的书法奥妙,即唐代书法传至日本并得到保存,日本才是唐代书法的真正传承者。

    

    由上可知,内藤所谓的“唐宋变革论”存在两个维度的解读:其一是中国文化的内部传承(移动),其二是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移动)。

    关于中国文化的内部传承(移动),内藤主要从“宋代近世论”与“南北地势论”的角度进行阐述,之前已有论述。以下主要从内藤对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移动)的论述上进行分析。

    从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上讲,内藤认为:“从整个东洋来考虑,有中国这样一个大文化中心,它的文化传播四方,逐渐引发了周围各国的文化,使之形成了新文化。”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没有什么现成的文化种子,而是先有可以成为文化的成分,依靠别国文化的外力,那些成分渐渐集合起来,然后形成一种日本文化的。”又因日本地处东洋,而东洋文化历来以中国文化为中心,所以日本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形成了自身文化。

    内藤指出,日本天平时代的文化在由中国文化扩展而形成的周围各国文化中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以遣唐使的派遣为中心,日本学习了唐代的三省六部官职制度、律令格式法令制度、书籍输入、诗文素养、雕刻绘画和书法书风。

    

    总之,天平时代日本所拥有的文化几乎全部是中国文化的输入,但当时的人们不仅成就了其他各国所无法模仿的事业,而且日本人还拥有了自己的国语,创作了日本语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日本通过遣唐使的派遣尽得唐代中国文化之精髓,成为唐代中国的“文化”承绍者。

    从中国文化的外部移动上讲,内藤起初主要是从文化中心在中国的内部移动上进行阐述,但到后来,这一文化中心的移动却不以国界为限,他认为:

    “文化中心这个东西单在中国内部而论也是逐渐流动的,同一个地方,文化并不总是繁荣。在中国,起初是北方渤海湾沿岸地方文化最发达,后来逐渐向南扩展,现今南方成为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中心之逐渐移动,与国境无关。”

    

    在《新支那论》中,内藤更加明确地指出:

    “因为文化中心的移动不因国民的区域而停顿,而是继续前进,所以在接受中国文化上决不比广东迟缓的日本,今日将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相对中国文化形成一种势力,并非不可思议。”

    既然文化中心不以国界为限而是逐渐移动的,那么作为东洋文化新中心的日本文化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向中国反射文化,这就是日本文化在东洋的真价值”。

    所以,日本通过传承发扬东洋文化又通过明治维新吸收学习西洋文化,已经形成了新的世界文明中心,那么东洋的文化中心在地理空间上必然从中国移向日本,并且将以日本为中心在地理空间上向中国“反射”,成为东洋的“地理”承绍者。

    

    从以上分别对“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的“文化”承绍和“地理”承绍的角度进行分析之后,可以看出作为内藤史学之两翼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在‘旧本”这一因素上形成了理论的交叉。即:

    唐宋变革之后,中国的“文化”承绍出现断裂,在内部从繁盛走向老衰,但与此同时日本却通过遣唐使制度引入中国文化并将之保存、发扬,成为新的中国“文化”承绍者;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心的移动不仅仅限于国界之内,从东洋文化中心移动的角度,其文化中心在地理空间上将超出中国国界移向日本,日本将成为新的“地理”承绍者,并向中国“反射”,形成地理空间上的“大一统”。

    在内藤看来,若将此二者进行综合思考,便是他所谓的“日本的天职”。

    来稿/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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