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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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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清末来天津的日本女性,每八人就有一名特殊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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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元 于 2018/6/13 17:21:1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图画人生
    天津早期的妓院,多集中设立在水陆码头,如侯家后、落马湖一带,“侯家后虽不过七八百户人家,但帽寮妓院鳞次栉比,此外还有被称为相公下处的男妓院”。此后随着南市和日租界的繁荣与兴盛,便逐渐开始向此集中。

    

    二十年代以后南市三不管逐渐萧条,妓院更是向日租界地区迁移,以此为轴,随着鳞次栉比的各种娱乐设施兴起,这一带成为代表性的娱乐街。日租界当局还特别划出曙街(今嫩江路)一带为“游廊地”,作为日本妓院及酒店开设之地。

    这里到处都是亮着霓虹灯的妓院,经常有士兵和单身工薪阶层出入,随着日本妓女增多,又扩展到浪速街(今四平道)、松岛街(今哈密道)、蓬莱街(今沈阳道)。正如1936年版的《天津指南》所说:

    “津埠妓院林立,上中下等均有之,最上等者即头等小班,游客多阔绰,均在日界南市一带。……三等堂班,此等妓院在津埠者最占多数。”

    

    这里商店林立,交通发达,又与南市毗邻,影剧院、饭庄、茶楼、妓院集中于这一地区,形成一个娱乐中心,日本人曾自诩为“不夜城”。

    1925年的居留民议会上,“现在的游戏场位于日租界最早的中心附近,玩乐到夜里12点也不结束,集聚在此处的汽车、人力车等一直到深夜还喧闹不止,给居住在附近的人造成很大麻烦。建议转移到别处,并可带来其他地方的繁荣。”

    日租界寿街还有“一处最有名的日本妓院,名叫神户馆。馆内布置是古老的日本式样,特别讲究。这里分娟妓和歌妓两种,在筵前由娟妓伺候酒饭,歌妓只管唱歌。”到了冬夏季节还送一些小礼物给客人,上面带有该馆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方便联系。

    

    朝鲜妓院则集中开设于秋山街(今锦州道)一带。中国人开设的妓院,多分布在旭街两侧的裕德里、忠孝里、旭日里、吉庆里、利津里、东升里及同庆(茶园)后、中华后、新旅社后、新明大戏院后一带。

    因日租界的杂税收入中,妓女税高达一万余美元,致使在中外人之间流传有“日租界是天津的魔窟”。夜间的日租界犹如“魔界”,在旭街和曙街,半月悬空,“黑影、白影三四组摩肩出没于大小道路”。

    日本妓女来天津始于1884年,1885年就有新闻报道说“有三人在法租界从事买卖”。义和团事变和日俄战争后出现了日本人来津的热潮,日本妓女也趁此到来。特别是大量的单身年轻人和军人,更是吸引了大量日本妓女前来。

    

    加之,当时天津各种其他娱乐设施相对缺乏,很多单身的男性便到妓院寻求刺激和娱乐。最初日本妓女多在法租界从事皮肉生意,到20世纪初开始涌入日租界。

    1906年9月,在天津的日本妓女为89人,当时在留的日本女性总计为724人,也就是说大约8名女性当中就有1名妓女。《北清时报》甚至还专门介绍了日本一等妓女,如八千代、若吉等有名的日本妓女。

    随着人数的增加,租界当局特别划出曙街一带被为“游廓地”,“日本料理店”也全都集中于此,管理体制也完备。有人看到“曙街一带的日本娟妓穿着怪异的服装,不分昼夜穿行于市区中央,丑态尽显”。

    来稿/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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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6/14 16:23:06    跟帖回复:
       沙发
    贡献一楼~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6/15 17:21:36    跟帖回复:
       第 3
    租界:只要有日本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条花街!

    【续】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天津经济不景气,日本妓女暂时出现减少趋势。不过在1924年,女性从业者的三分之一是艺伎等职业,“长崎县的女子人数经常超过男子,增长率也占有绝对优势。正如1925年所示,男子为133名;女子208名,从比率来看,男子100,女子为156,但大部分为特殊职业妇女”。

        

        由于日租界把开设妓院当作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1928年人数开始出现上升,艺伎和妓女等合计有128人,仅次于会社员和官公吏,位列第三位。根据1932年12月日本人职业统计,总共有1543家,其中最多的是贸易商249家。其次包括在艺妓、舞女、女招待在内的特殊职业者,计117人。再次是杂货商,计209家。

        1933年,日本人从事卖淫的妇女合计达到268人。“在特殊欢乐地带工作的妇女随着近年邦人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这就是艺妓、妓女、女招待、舞女等。她们大都是在义和团事变后到来的,不过当时人数还很少,其后随着日本人的增加迅速。尤其是1935年华北走私的猖撅,经济出现大景气,艺娟妓、女招待、女服务员等显著增多”,也不断有从大连、朝鲜、九州来的农村艺妓。

        

        1936年日本人经营的料理饮食店达到64家、置屋15家。于是,“娱乐业急速膨胀起来。赌场回力球场兴盛,咖啡屋、酒吧、舞厅繁荣,娱乐街曙街连日来热闹非常。如此天津的景气达到顶点。……所谓一攫千金在当时也并非完全是梦想。如此赚钱都投入到娱乐当中。”

        “根据1936年的统计,日租界有营业执照的妓院有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包括中、日、朝鲜)达千人以上。该年向妓女征税总额为25392元。”

        “特殊职业妇女的女佣、艺妓、媒婆、女招待、舞女等总数达到475名,约占女子人口的一成,随着来往日本人的增加而日益增加,1937年合计超过了500人,约占当时全部日本人6911名的7. 2% 。 ”

        

        如此众多女性职业者集聚天津,其中又以“艺妓、娟妓以及陪酒女为数较多,反映了日本侨民社会的状况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可以说,当时日本的著名学者曾评论道:

        “只要有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妓馆的招牌、咖啡馆的爵士乐、跳舞场等,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嘈杂的管弦声。这也许是日本人向海外发展的一种规律,是否可以把它当作固定的日本对华企业投资当然还成问题,但是却有相当人数参与这种营业并依靠它来维持生活。”

        

        日本人经营的花街不仅仅出现在曙街,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例如日租界的常盘街“艺妓屋、料理屋、待合风屋(专供招妓游乐的酒馆)鳞次栉比,间还有寿司、荞麦、果子店,还可以看到中国风格的建筑物入口处有格子窗和暖帘的一样风景”。很多“艺妓下处”,像小面馆、小酒肴等小规模饮食店,只要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几乎都有。

        日本政府和租界当局,一直都期望“维持租界的体面品味”,但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只能依靠这种特殊的手段来获得租界的发展,其结果是造成日租界内花柳街充盈,乌烟瘴气。反而妨碍租界的进一步发展,暴露出日本自身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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