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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东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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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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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东篱 于 2019/5/19 23:24:4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黄河大合唱》创作之路寻访纪    

    周新京

    一、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黄河大合唱》问世。八十年后,词作者光未然之子张安东,邀集抗敌演剧三队的后人和一些故友,打算沿当年的创作之路走一遭。从西安到延安,直线距离并不远。但在沟壑纵横的“塬”上,既要选择好走的地形,又要避开“日、伪、顽”的关卡,还要在河面较窄、水流不急的地段渡河,路线就复杂了。

    原以为,“寻访团”只是一边观光一边考察,像时下的“驴友”一样。临时建立的微信朋友圈,不过三四十人,与抗敌演剧三队差不多。集结到一起才发现,除了这拨人,还有来自澳洲的纳维塔黄河合唱团,来自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合唱团,来自多国和国内多地的参演者、相关史料研究者和多家媒体等,竟有二百余人。

    初春时节,西北地区,早晚温差很大。几乎在艺术氛围里泡了一辈子的张安东,留着锃亮的光头,在人群中很好辨认。对现代艺术的流行概念,如“行为”、“波普”、“装置”等,他自然是熟知的。从整个活动的策划中,不难发现多种元素的混合运用,却未予挑明。那样的话,就与活动的主旨和当地的民风,不搭调了。

    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沿途各地的政府、文化促进会、侨联等,也参与进来。美国、英国、法国、南非等多地的华人合唱团,遥相呼应。此外,寻访团的二百余人,与西北民族大学合唱团的二百余人,定于四月十三日前,在延安“胜利会师”,也是盛举之一,就像当年一、四方面军会师一样。当然,这是戏言,不必当真的。

    第一站演出,在壶口瀑布,岸边早已建起一座固定的戏台。两侧本该写着“出将”、“入相”的“渡古门”,换成百姓人家的窑洞门。中国的观众,对那处景观,太熟悉了。报刊、影视、MTV、大型文艺活动的背景等,随处可见。但亲临现场,仍十分震撼。如果不是被腾起的水雾打湿,会觉得那简直就像奔涌的岩浆。

    第二站演出,在乾坤湾,据说是伏羲演八卦的地方,附近还有一个伏羲村。河道形成七个相连的S形,已被列为国家地质公园。最突出的特征,是一望无际的山峦,并非造山运动的产物。而是平坦的高原,被流水侵蚀和冲刷的结果。故而所有的山峦,几乎一般高。中心区域加外延部分,约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

    别林斯基说,诗是大自然创造力的反射,很有道理。生命的激动,仅靠符号是很难唤起的。歌词中,“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等,显然指的是乾坤湾一带的地貌。而“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则是壶口瀑布气势的写照。

    黄昏时分,河水柔美地流过峡谷,与壶口那边的景观相映衬,活脱一幅至静至动的阴阳符。二0一八年,原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金坚范,将自己收藏的光未然先生手书《黄河颂》,捐献给乾坤湾所在的永和县。该县遂将此手迹,镌刻在一块麒麟状的石碑上,置于“高山之巅”。为苍莽的天地,平添一缕人文的香气。

    《黄河大合唱》的问世,有很多偶然因素。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由郭沫若领衔的第三厅负责,隶属陈诚和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先后组建了十个抗敌演剧队、五个社团,分别奔走于不同地区。光未然先生率领演剧三队,在山西一带鼓动群众、振奋士气,本无前往延安和创作大型作品的计划。

    但队伍行进中,他不慎坠马骨折,经请示,被中央组织部召去延安治疗。最后七百里地,是队友们用担架抬着走的。没有麻药,他只能忍着痛。仿佛宿命就是要让他发声,便将国家和民族的痛,转移到他身上一些,让他痛到骨子里。沿途被战火摧毁的村庄,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以及壮阔的地貌等,都给予他极深的刺激。

    冼星海先生也是几经辗转才到达延安,两人此前就已结识,并有多次合作。光未然先生原想将沿途的感受,写成一首长诗。经众人提议,改为大合唱。以口授方式,五天便赶出歌词。冼先生兴奋地抢过手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光未然先生却记得,那句话是“这是属于我的!”。也许是其它场合讲的,但他更认同这一句。

    那时生活物资紧缺,大家普遍营养不良。冼星海先生创作时,有吃糖的习惯。即使有点钱,也无处去买。友人们便各找门路,“借”来两斤白糖。有创作经验的人知道,如果身体状态和“脑状态”不佳,灵感的饱满、通透和明媚程度,差着不少呢。从作品的档次看,这点“物质基础”,还真是起到了提升的作用。

    冼星海先生仅用六天,就谱好《黄河大合唱》。除了天赋和学养,也因战局不等人,三队将在次月重返前线。合唱队缺人,特别是女声部,便从“孩子剧团”,找来一些未变声的大男孩充数。整个延安加起来,也没有几件西洋乐器。于是二胡、三弦,柴油桶、玻璃瓶、茶缸等都派上用场,也算是玩后现代的先驱了。

    这个过程,表明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手里抓的是什么牌,就尽量把这副牌打好。如果总嫌牌抓的不好,或者明明抓的是这手牌,却偏要按那手牌来打,就没有《黄河大合唱》了。正如歌词里唱的那样,即使“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也是要“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

    二、

    《黄河大合唱》在传唱中,形成多种版本。冼星海先生经手的,是“延安版”和“莫斯科版”。延安版是突击出来的,他对音乐部分不是很满意。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他对曲式做了些调整,变得更加繁复和精致。无奈赶上德军入侵,没有条件排演。他颠沛流离一段,就病逝了。其他人无缘接手,致使那个版本被束之高阁。

    后来,不同的指挥家,便有不同的版本。最有趣的,是刚粉碎四人帮时,李德伦先生指挥的那一版。凌空做一个手势后,合唱团延迟片刻才发出声音。观众对此感到不解,报纸还专门做了采访。他的解释是,合唱团对节奏间隔,心里是有数的。他那个手势,只是情绪使然。这倒不难理解,他的风格,就是激情澎湃。

    目前流传最广的,是“严版”。指挥家严良堃先生,一生指挥了一千多场《黄河大合唱》,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作品经数十年打磨,所有细节都浸透他独家的理解和儒雅酣畅的气息。合唱者和演奏者,也觉得比较协调和适宜。加上他精力充沛,不辞辛苦宣扬讲授,门下弟子不少。便逐渐在这一项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对此,冼星海先生的女儿,稍有异议。从自身的立场,她理所当然恪守先父的原创版本。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与“严版”存在着分歧,但并不干预严先生及其“严版”的演出和传播,只是不参与。实际上,这些分歧,为作品增添不少训诂的色彩和流变的丰富性。没有冲淡和削弱作品,反而是可以增值的。

    比如,《黄河船夫曲》中,有一处“划呦”的处理。原版是三连音,“严版”却处理为“前十六后八”。形式的差异不说明什么,在内容表达上,却形成两种效果。三连音强调的,是扳桨最吃力时,产生的动作分解或“飞矢不动”的间离感;“前十六后八”强调的,是扳桨最吃力时,那种“一过性”的爆发力,保持了激情的连贯性。

    这一分歧,与体验派和表现派的差异,十分相似。严先生虽然指挥过一千多场《黄河大合唱》,但大都在国内和原苏联、东欧等国家,处理方式比较东方化。如果仅演奏《黄河船夫曲》,可能采用三连音的效果会更好。因为整部作品中,这一曲最富有哲学意味,把中华民族奋勇求生、百折不挠的精神,单独提炼了出来。

    《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指挥,并不是冼星海先生,而是学数学的邬析零先生。他在回忆文章中谈起过,《冼星海日记》也有记载。那年邬先生十九岁,像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不论学什么专业,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但他学指挥,第一堂课却是冼星海先生教的。冼先生也在不同场合,称赞过他的指挥才能。

    作为三队的音乐组长,邬先生随光未然先生一路走过来。曾将自己的见闻,向冼星海先生绘声绘色地讲了一夜,特别是船夫号子。拿到乐谱后,一天一曲的紧张排练,也是他操持的,冼先生抽空指导。《黄河大合唱》背景庞大,但写词、作曲和排演,仅大致各用一个星期。犹如短促有力的“三连音”,托起整部作品。

    邬析零先生晚年的回忆,加上其他老队员的补充,将三队当年的行进路线,渐渐勾勒出来。四年前,张安东的表弟黄平,以此为依据,独自走了一遭。大部分路况和服务设施,还很简陋,甚至一片空白,需要借助绳索攀上攀下。由于是个人行为,没有“介绍信”。他试图得到有关部门支持,却差点被当成“骗子”。

    后来,张安东和他又走了一遭,情况就好一些。这次寻访团得以成行,有赖两个人辛苦探路。而且,三队第一次渡河的圪针摊,海市蜃楼般冒出一座“古镇”。即使与那段历史关系不大,也可以罗致些掌故。如果大合唱不仅为抗战增添一份异彩,也为后世的旅游产业链建设,起到引申的作用,想必是作者倍感欣慰的。

    三、

    在很多人印象中,延安还是“革命圣地”的样子。其实主要街区,与大城市没什么不同。尤其与沿途的村镇相比,更如同发达地区。最有仪式感的是吃早餐,贫困地区实行的,仍是“供给制”,大家并不在意做一次怀旧的游戏。像“排排坐吃果果”一样,只吃摆在面前的食物。到了延安,“平均主义”才变成“各取所需”。

    此次寻访,每个人都是自费。而且入境随俗,不谈不相干的话题。爱心丰盈的合唱团员们,还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捐了两万四千多元,希望用于音乐教育。两路人马会师当晚,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在颇具现代气派的延安大剧院,举办了本次活动的第三场演出。词曲熟得不能再熟,听的就是情感的表达了。

    如果说,以中老年为主的寻访合唱团,与当年的抗敌演剧三队最相似之处,是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的非专业性;那么,这支以学生为主、并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奖的合唱团,最相似之处则是青春。歌声纯净、赤诚而热烈,令人感慨万端。但愿情怀依旧,却不必再冒生命的危险了,这是老年人最想表达的祝福。

    延安大剧院,不仅造型很现代,从海报的内容看,国际交往也不少。比如,以色列民谣摇滚乐队的“曳动幽灵”演唱会、亚历桑德拉罗的“最后的莫西干人”印第安音乐品鉴会、普罗科菲耶夫交响儿童音乐剧“彼得与狼”,以及更为时尚的“街霸时代”钢琴大斗法等。反映了这座城市,略带魔幻色彩的观众趣味。

    此次活动的第四场演出,也就是“压轴戏”,是四月十三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广场上,由“胜利会师”的两路人马,共同唱响《黄河大合唱》,与八十年前这一天的首演相呼应。观众由穿着不同服装的若干方阵组成,估计是业余歌咏活动的骨干,以熟知的红歌来助势和“暖场”。不仅顿挫有度,而且虎虎生风。

    最奇妙的是,合唱团身后,矗立着一座天主教堂,犹如靠山一般。那便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旧址,或称新中国左翼文坛的“孵化器”。无形中提示着,大合唱曲式的由来。冼星海先生完成创作后,曾用英文在封面上标注——黄河“康塔塔”。而“康塔塔”的原意,是声乐套曲,从纪念耶稣牺牲的“大弥撒”演绎而来。

    创作过程中,冼星海先生曾对邬析零先生提起过,要摆脱宗教和学院的影响,融入中国元素。事实上,在此之前,他创作的一系列歌曲,已经完成这个蜕变。“康塔塔”是他渴望已久的大型作品,不啻新的挑战。但那种曲式和多声部结构,毕竟不是本土产物。一经发声,便在形式和氛围上,引发相关的联想。

    当我们说《黄河大合唱》表现了民族精神时,其实也包含着受难、救赎和重生的“人类精神”。不同的是,中国的救赎,主要靠自己。你听:“伙伴啊,睁开眼!舵手啊,把住腕!当心啊,别偷懒!拼命啊,莫胆寒!”并且,救赎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稍加喘息又重新开始:“回头来,再和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

    延安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行政建制。但位置较偏,地广人稀,辐射的范围有限。一座宏伟的西式教堂出现在这里,显得十分突兀。如果在西安,还很好理解,那毕竟曾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然而,细加品味的话,这峭拔的造型、哥特式塔尖和赭红色基调,放在苍莽的黄土高原背景上,也有某种说不出的契合感。

    这座教堂,是西班牙神甫“易兴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主持修建的。他先是在山东和西北一带布道考察,到了这里,便动了扎根的念头。买下七十多亩地,回国募捐。用三年时间,将教堂建成。神甫的籍属、建筑风格、款项来源、“代牧区”的早期开垦等,都指向西班牙。难道这地方,与西班牙有什么特殊缘分?

    民族精神这个话题,通常与文化气质、心灵构造、行为模式等人文理念,距离较近。而与阶级斗争、制度对抗、文明冲突等意识形态概念,距离较远。作为“奋斗目标”,意识形态中那些导致人类灾难的嫌隙,最终不也是要弭平的吗?

    从文艺的角度看,隐性的力量比显性的力量,神奇和有趣得多,作用也难以估量。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境内的军阀混战,刚缓和下来。传统的精神和社会结构,处于涣散失序状态。外部的宗教势力,遇到罕逢的传播时机。犹如高空对流层携带的花粉和籽种,可以无阻隔地落到民众心灵的土壤上。然而,那么多欧洲国家在中国传教,为什么扎根的地域不同?这便取决于文化气质的差异了。

    对陕北高原的文化气质,中国民众并不陌生。一般情况下,是憨直和厚朴的。顶撞起来,便格外强硬和执拗。如果只看这一面,与东正教的文化气质,倒有几分相似。但东正教气质中,还有肃穆和忧郁的一面。陕北文化却拐向另一边,是乐天、豪迈和“狂野”的。也许正是这一特征,与西班牙的文化气质,产生了共鸣。

    易兴化到达陕北前,当地已有二十多座西班牙小教堂。像灌木丛一样,期待着参天大树的出现。然而,易兴化刚建成主教堂不久,“土地革命”就爆发了。这一切,都“为人作嫁”般留给了红军。信仰的真空,遂为带有东正教气质的列宁主义所填充。其肃穆和忧郁的一面,则为“喜气洋洋”的陕北文化所取代。

    促成《黄河大合唱》问世的偶然因素中,应该也包括六届六中全会。终结“王明路线”,在政治和组织上,实现本土化的转变。那次会议,就是在这座天主教堂里召开的,时间是三队到达延安的半年前。试想,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以他惟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教条主义”做派,文艺也免不了被“纳入正轨”。

    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是没有国家和民族之分的。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即使歌词仍是原样,《黄河大合唱》也有可能向苏联音乐靠拢。当然,苏联卫国战争歌曲,也很好听。但能不能被海内外华人传唱八十年,就说不准了。因为音乐的传唱,比较依赖文化气质的认同,或“集体潜意识”的唤醒。

    四、

    寻访团里,有一些年轻人,聊起《黄河大合唱》,十分坦诚。对这部作品,无论听还是唱,都会发自内心地激动。但也感到有些压抑,好像苦难太多了。将来能不能有一部《长江大合唱》,同样激动人心,却轻松一点呢?这种想法不无道理,长江和黄河,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当然也有可能孕育另一部大合唱。

    然而,如果仅为轻松一点,也会导致分量不足。没有哪一种大河文明,是轻松成长起来的,何况在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当中。但战争环境下写出的歌曲,与和平环境下写出的歌曲,气氛自然不同。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也必然伴有气质上的变异。在这部作品的比照下,创作另一部作品,不一定更容易。

    冼星海先生除了这部作品,还写过《生产大合唱》,光未然先生也写过《三门峡大合唱》,都没有流传下来。却可以帮助人们,从侧面理解《黄河大合唱》。这三部作品,都有特定的时事背景。但《黄河大合唱》,是以民族史诗的形式,表现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诉求和坚强意志。便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时事。

    前几年,网络上恶搞《黄河大合唱》成风,最多时达数百万条。实际上,除了逢五逢十的纪念惯例,这部作品已经被边缘化了。对她的“不依不饶”,可能是出于一些年轻人,对历史重负的排斥心理。但中华文明的体量,就是比较大,不容纳怎么超越呢?尤其对民族史诗和反法西斯这类主题,是应该保有一点底线的。

    《黄河大合唱》问世后的遭遇,很有戏剧性。歌谱是怎样带出延安的,就有不同的说法。由于整部作品艺术性较强,不易上口。惟有《保卫黄河》,可以当作进行曲来唱,便很快传开。起初在国共两边军队里唱,几乎成为军歌,继而各自所辖地区的民众也开始唱。大部分人都是先知道这首歌,后来才知道有一部大合唱。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黄河大合唱》最红火的时候。不仅专业团体必唱,群众歌咏活动也少不了,特别是《保卫黄河》。在东方阵营,每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节目的上半场,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下半场便是《黄河大合唱》。犹如隆重的“大弥撒”,纪念爱好和平的人们,受难、救赎和重生。

    《第七交响曲》是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枪炮呼啸声中创作出来的。当时列宁格勒已被炸成废墟,四十三万人在围困中饿死,葬身战火的更多。绝境中,指挥家伊利亚斯伯格,在仅剩十五人的列宁格勒广播乐团基础上,想尽办法征集人手,排演了这部作品,用大喇叭向全城播放,堪称“战斗的民族”,最美丽的时刻。

    《黄河大合唱》也一样,当“过日子”的中华民族,受到野蛮侵略,也照样会成为“战斗的民族”,焕发出异乎寻常的美丽。一九四九年,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美国著名歌唱家罗伯逊,演唱了英文版的《黄河颂》。日本也有一些团体,相继将日文版《黄河大合唱》,录制成唱盘、胶带、钢丝等,寄赠光未然先生。

    毫无疑问,反对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立场。对《黄河大合唱》的“恶搞”,说起来还是从文革开始的。出于清洗“老家伙”的政治需要,把牵涉范围较广的《黄河大合唱》拎出来,同“国民党反动派”绑在一起。以“国防文学”的罪名,加以封杀,以及“留曲不留词”等,可望收一举多得之效。

    但《保卫黄河》这首歌,群众基础太深,铲不动。于是从歌词下手,把“风在吼,马在叫”,改成“红旗飘,军号响”等。方案报到周总理那里,顺便将他一军。这位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不正是“国防文学”的主持者吗?他的答复是,歌词的作者还在,让他自己改嘛,无形中把这件事抹了过去。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期间。有人提议,按原歌词演唱《黄河大合唱》。身为抗战中,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宿将,对这部作品自是有感情的。经请示最高统帅,终获同意。然而,随着他再度失势,这部作品也被按下,并且成为“全面复辟”的罪状之一。直到粉碎四人帮,《黄河大合唱》才得以正常公演。

    一部音乐作品,意外地成为政治角力的支点,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而一部反法西斯的音乐作品,却受到类似法西斯的对待,更属意外和罕见。这样讲并不过分,凡是以偏狭的意识形态概念,对抗文明完整性的做法,必定带有反和平、反逻辑、反人性的法西斯特征。这正是《黄河大合唱》的遭遇,留给后人的启示。

    那段日子,《黄河大合唱》一连公演了十几场,由光未然先生亲自朗诵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首都体育馆外的大灯,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音乐震耳欲聋。明知不会有人退票,很多人仍密密麻麻地站在那里等。一方面说明,这部老作品很受欢迎。同时也说明,其它文艺演出太少了,毕竟刚刚解禁。

    台湾一九四五年“光复”时,也曾上演过《黄河大合唱》。一九四九年两岸决裂,作品以“词曲作者附共”为由禁演。八十年代文化解禁,不断有音乐人为此奔走,先是恢复了《黄河颂》和《黄水谣》。一九八九年,《黄河大合唱》问世五十周年之际,经多方策动和当局首肯,改动七个敏感字后,全曲在岛内公演。

    如今早已没有人规定,《黄河大合唱》到底该不该唱。而是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逐渐被边缘化很正常,特定日子纪念一下也很正常。流行、通俗、摇滚,民歌、交响等,大家各玩各的。前辈付出巨大牺牲,不就是为了让后代远离苦难,享受宽松的、多元的、“各取所需”的生活吗?关键是相互保持理解和尊重。

    《黄河大合唱》是有一些特殊性的,除了史诗风格,还在于她携带着民族创伤。就像纪念耶稣牺牲的“大弥撒”一样,即使不信神,也不宜恶搞,那只能表明缺乏素养。如果踏下心来,研究一下这部作品,为什么流传那么久、那么广,世俗歌曲,却具有宗教弥撒的作用。对于领悟文化和从事文艺创作,肯定是有益的。

    五、

    光未然先生不仅是诗人和词作者,也是文艺理论家。他曾经谈到过一个读书心得,很值得后人借鉴。就是把间接经验,读成直接经验,再把直接经验,读成间接经验。相当于打穿符号的坚壁,把感知的触角,伸到“至大无外”的万事万物中去;也相当于用符号的绳索,把陷在经验泥淖中的自己,反复搭救出来。

    这个办法,也可以用来探讨《黄河大合唱》。重走抗敌演剧三队的行进路线,就是穿透符号、考证感知的旅程。八十年的时间,在自然界不过是倏忽的一瞬。一片河滩、一座土丘的转角,甚至老照片中的一块石头,都还是原样。想象这一切,怎样触动作者的内心,而后悱恻缠绵,投射到作品中去,令人倍觉真切。

    五千多公里长的黄河,遍布险阻和关卡,为什么一行人,偏偏途经壶口瀑布和乾坤湾,去接受“原子加速器”般的心灵撞击?用宿命来解释,是一种无奈。用感知主体与自然景观的际遇来解释,就没那么神秘了。途经那里的人很多,并不是都能写出《黄河大合唱》的。文化修为的准备和时事的推助,水到渠成而已。

    渡过圪针滩那一天,恰巧是光未然先生二十五岁生日。他们那代人,无论文艺还是学术,大都二三十岁,就写出一生的扛鼎之作。并在整体上,形成一个高地。其生成机制,无非以经典诗文启蒙,而后不间断砥砺精进,较早地完成语言、情致和格局的训练。后世欠缺的,主要是这份以经典“洗髓”的“童子功”。

    时事的推助,也是重要因素。旧文化解体,新文化草创,加上强敌入侵、民族危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什么是应时之举,什么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基本架构,都不得不通盘考量,甄辨轻重缓急。所有的“是什么”,均须追究“为什么”。思想是自由的、彻底的,也是独立担当的,那注定是一个出史诗的年代。

    此外是“复杂的”民族精神。在名义上,那是两个民族的冲突。但黄河沿岸,那些“据点”里,日军并不多,大部分是“伪军”。为邀功请赏,对中国军队和百姓,下手也更狠。昼伏夜出、穿插行进的三队队员,说起他们来,“恨得牙痒痒”。所谓民族精神,包含着自救和自强的成分,也包含着自尊和自洁的成分。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诗人的视野,是宽广而美丽的。冼星海先生赋予了这副视野,感人至深的音调。两个人一拍即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写出《黄河大合唱》。与两个人对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见解一致有关,也与两个人骨子里的史诗情怀和唯美倾向有关。

    如果光未然先生的歌词,偏向政治口号一点;或者冼星海先生的乐曲,偏向学院风格一点,《黄河大合唱》都不会如此成功。词和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革中“留曲不留词”,指责歌词有意撇开党的领导,却难掩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影响。由此催生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实际上延续了两个人的气脉。

    文字和音乐比起来,确定性强得多。要不然怎么用文字,而不是用音乐签订契约呢?但对感情和心灵来说,音乐才具有契约般的确定性。用文字描述音乐,如同隔靴搔痒。文字有“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之说,音乐也一样。面对一种异样的情绪,或一丝心灵的悸动,音乐家苦苦寻求的,就是那一句“真传”。

    抒情类歌曲,验证较方便。所需的经验和感知依据,在音乐家体内就可以找到;史诗类歌曲,难度大一些。所需的文化气质和“集体潜意识”,是无数身体,在经验和文本的交互作用下,一代代积淀、化合和传承下来的。音乐家想得到“真传”,不仅需要特殊的天分、阅历和机缘,也需要具备操作强大表现体系的能力。

    前段时间,网络上对《黄河大合唱》的,一方面是出于对苦难的排斥,另一方面是把这部文革中,被指责为缺乏党性的作品,当作了党性的代表作品。还有就是对体系的发自本能的抵触,在文化反思中,这是比较接近共识的“瓶颈”。对于不习惯把体系或逻辑结构当作审美对象的人来说,体系就是一种苦难。

    在一神教环境中,一个人生下来就“受洗”,刚懂事就接触“康塔塔”,作为一种“空间形式”,体系是伴随圣歌渗入心灵的。虽然后现代哲学热衷消解体系,却动摇不了宗教、哲学、科学和文艺体系,以及建立其上的生活,坚如磐石的存在。《黄河大合唱》不过是中国在各方面建构体系,向现代文明演进的方式之一。

    在音乐领域,就单体歌曲而言,改革后空前爆发,短时间就“浩如烟海”了。交响曲作品却很少,“康塔塔”即大型声乐套曲则更少。《黄河大合唱》几乎形单影只,而且是八十年前的老作品,成为围攻的对象不难理解。如果“加大宣传力度”,或许也会加大逆反力度。心灵之于音乐,就像水中的鱼,触一下就跑掉。

    但弄清楚怎么回事仍很必要,以免把文化上的“瓶颈”,当作“政治正确”来捍卫,那只是有待成长和进步而已。也有待年轻人,创作出更贴近时代的、分量不输前辈的“康塔塔”。不仅传承民族精神,也担当文明建构,或分担对体系的围攻。在此之前,有一部“康塔塔”填补空白、奠定基础,还是很值得欣慰的。

    六、

    当然,《黄河大合唱》在海内外流传之广,不仅因为她是民族音乐中,罕有的“康塔塔”。可以在大型公众活动中,起到类似弥撒的仪式作用。更因为她以准确的气质、深刻的激情、优美的音调、丰厚的底蕴和强大的精神,构成时事难以磨灭的感染力。每一唱诵,都如同履行一次作品与族人之间的心灵契约。

    民国时期为后人称道的文化巨匠,充其量不过二三百人。相对于海外留学和专业人员的庞大基数,很不成比例。其中,学习西洋音乐的也不少,却鲜有作品传世。这是因为,系统地掌握创作技法,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音乐家内心,形成与表现体系的功能,相匹配的力量和涵容。为体系而体系,通常是空乏无效的。

    “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困扰中国文艺的两大顽疾。冼星海先生对抄袭和模仿西洋音乐的风气,颇为鄙视。同样,若将《黄河大合唱》歌词,谱成儒教典礼、道教法事和士大夫雅乐的混合形式,加上交响曲配器烘托,似乎也可以体现“民族精神”。但与民族危亡的时局,就太不合拍了。

    冼星海先生出生在一条渔船上,在母乳般的渔家谣曲中长大。对音乐的“原生质”成分,有着特殊的敏感和迷恋。对劳苦大众,也怀有爱护的使命感。早期创作中,就表现出很高的天分。将民间音调稍加提升,就达到浑若天成的坚实和典雅,那实际上是《诗经》的路子。巴黎音乐学院的学习,丰富了他的表现手法。

    他谱写《黄河大合唱》,除了与光未然先生,在观念、气质和才能上,存在着难得的契合。也与他所在的环境,存在着隐秘的契合。陕北音调,给世人最深的印象,是唢呐和腰鼓。信天游之于唢呐,只是“换了一副嗓子”。如果见识过当地的自然景观,就会明白,它们在民众精神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不是偶然的。

    严肃的演奏家,端起唢呐,涌上身心的“基调”,并非热闹,而是空寂和苍凉,那便是“塬”的整体意象。摇曳着优美曲线伸向天边的黄河,勾画出它的旋律。那也并非悠扬,而是大悲和大喜归于一处的“极乐”。生死嫁娶,领衔的都是它。从《黄河颂》和《黄河怨》中,难道不可以听出,那份“叫天”式的倾诉吗?

    浩大的腰鼓阵,则像是壶口瀑布的人间“镜像”,一场宣泄原始生命力的竞赛。如果不把那只鼓系在腰上,加入方阵试一试,很难体会人这种动物,怎样将狂野的天性发挥到极致。与唢呐的单旋律相比,腰鼓阵天然是“多声部”的。《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的背后,潜藏着同样的音乐原型。

    在中国既有的音调中,还有什么比陕北音调,更适合表达中华民族被逼到绝境时,发出的“最后的吼声”?也正是那片易守难攻的奇特地形,保住了可供盘踞的“革命圣地”。如果两位作者,不是相会在这里,而是烟雨蒙蒙的江南,即新四军所在地,或“国统区”。换一个音调动机,就未必是这种史诗风格了。

    百年前,西班牙神甫陆续来到这里,与当地民众交流时,会不会也把腰鼓系在身上试一试,或举起唢呐吹一吹,满足一下天真烂漫的好奇心?在这个深入内陆太多,且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商贸活动稀少的地方,神甫们到底发现了什么,以致像眷恋“世外桃源”一样,悉心经营,建起二十多座小教堂和一座大教堂?

    如果说,找到唢呐和腰鼓,就找到陕北音调的根,以及陕北文化和西班牙文化,气质相通的秘密,也不尽然。按这个道理,西班牙也应该有同样的乐器和自然景观,事实并非如此。一般来说,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是造就精神气质的主要因素。却是什么,把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两个截然不同的代表,扯到一起的?

    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多种文明的聚合;二是大起大落的阅历;三是时间拉开的距离。欧美列强中,西班牙是少有的、或唯一具备这三项条件的国家。在历史上,西班牙也曾像中国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来一次政权大换班。但中国的朝代更迭,大都在文明内部进行;西班牙的“朝代”更迭,却是多种文明轮番入主。

    西班牙虽然面积和人口有限,却一度是蓝色星球上,最强大的海洋帝国。而后在群雄迭起的争霸中,屡战屡败,逐步被边缘化。当八国联军结伴来中国抢劫时,已经不带西班牙玩了。顶多搞一点“文化侵略”,也属于“溜边”式的。这种大起大落、斑斓多彩和“退居二线”的状态,造就的气质,自然更为独特。

    陕北地区,乍看是“穷乡僻壤”。除了极少的几种农作物和畜禽,便生产不出什么了。但如果不是用商品经济的眼光,而是用人文的眼光来看,却有较高的价值。这想必也是西班牙神甫们,在意的地方。既是文明教化过的遗民,又不被过强的物欲和世俗观念干扰。奇特的地形,也把军阀混战和列强争雄隔在外面。

    但这并不是说,陕北文化,是闭塞和单一的。打开地图看一看,她的位置,恰在盛唐的中心——长安旁边。伴随历史的盛衰沉浮,一度也曾是蓝色星球上,最强大的帝国。那些在中国历史上,充当重要角色的文明类型,也凑热闹般,在周边或近或远地围了一圈。当然,她们不是冲着陕北来的,而是冲着长安去的。

    比如,开人文先河的河南;儒的祖庭山东;道的兴盛之地江西;释的热土四川;伊斯兰的重镇宁夏;萨满和密宗联袂主宰的蒙古草原;以及穿插其间的、形形色色的民间神鬼等。严格地讲,不是先有盛唐,才有这个布局。而是盛唐出现千百年前,这个布局已经形成。在她们共同的滋育下,才有集文明之大成的盛唐。

    然而,就像那些经营过久的政治中心,往往带有一股“捂得发馊”的庄重气味一样。长安的活力,也随着官僚化和程式化的积弊加深,日渐衰退。反而近旁的陕北高原,像一座袒露的胚床,承受着周边花粉和籽种的传播,保留了多种文明交融的成果。但不是以文本和观念的形式,而是以民风或亚文化气质的形式。

    表现在音调的意境上,就是天高地阔、赤诚热烈,苦涩的沧桑感和甜美的天真烂漫纠结在一起,恣肆放纵却不失法度。心灵的空间,是被极大地撑开了的。国运鼎盛时如此,国运衰微时也如此。以陕北匮乏的资源、近乎原始的农具和零散的生产方式,不足以造就这样一种“集体潜意识”,只能用多种文明的聚合来解释。

    在老一代人的记忆里,与《黄河大合唱》一同问世的,还有王洛宾先生的民歌。这些来自“大后方”的歌曲,为艰苦抗战的全国民众,带来很大的精神慰藉。同样是系出西北民间,与王洛宾先生提炼的那种较单纯的音乐原生质相比,陕北这种“复合型”的音乐原生质,显然更适宜构建史诗,两者是无法调换的。

    七、

    说到文明的聚合,就涉及“配方”的问题。绿松石、水晶和黄金配在一起,很有装饰美感;木炭、硫磺和硝石配在一起,就成了火药。两组搭配再搭配一下呢,便生出炫目的、“烈性子”的美。现代艺术中,这种搭配效果最突出的,要数毕加索、达利和米罗了,却都可以追溯到西班牙血液中去,令人叹为观止。

    探讨每种文明,分别对应着哪种原生质,以及这些原生质的组合,会产生什么效果,未免牵强和繁冗。搞清楚那份异乎寻常的张力和爆发力的由来,才是关键所在。一般的理解是,西班牙文化中的狂野气质,来自摩尔人所携带的非洲文化元素,即浓郁的生命感和巫灵的魅惑力,与伊斯兰文化的性格强度和心灵热度的融合。

    三位大师作品中透露出的、强悍的“征服欲”和“侵略性”,如果体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该是多么恐怖。所幸演绎过程是正向的,犹如核能的和平利用。逆向的演绎,在历史中也屡屡发生。一旦沉溺其中,便欲罢不能,每一颗细胞都蠢蠢欲动。所余的智力,仅够为膨胀辩护。直至总体爆发,毁灭自己也毁灭他人。

    《黄河大合唱》表现的,就是其中一次爆发引起的强烈反应。作为爆发的主角,日本如今也像西班牙一样,“退居二线”了。日本虽无多种文明长期交融的历史,却对东西方两大文明板块的交融,有着独到的省察和搭配能力。当“征服欲”和“侵略性”,转移到战后的经济、科技和文艺等领域,成就便是璀璨夺目的。

    陕北文化中的张力和爆发力,也有类似的合成元素。浓郁的生命感和巫灵的魅惑力,可以从萨满文化中获得;伊斯兰文化恰巧没有缺位,但释却对其性格强度和心灵热度,起着缓和作用;热衷教化的儒,对巫灵的魅惑力也是有所节制的;顺乎天性的道,鼓励生命力舒张,却以万法归宗、协调共存为最终的皈依。

    虽然陕北文化与西班牙文化,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差异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爆发力和控制力的关系上。在陕北文化中,两者结合得较为密切。并非完全出于智慧,而是周边多样性的、相辅相成的文化布局造就的,同时也是历史上反复“折腾”训练出来的。要想不被忘乎所以的冲动毁灭,就凡事“悠着点儿”。

    这样的文化“配方”,也许不能充分释放纯粹的张力和爆发力,成就毕加索、达利和米罗那样的艺术家。但爆发力和控制力的结合,却可以产生内在的节奏,提供一种音乐价值。从陕北“没文化”的老人那里,尤其能够体会,言谈举止中透出的、美妙有趣的顿挫。以冼星海先生对音乐原生质的敏感,不会察觉不到。

    《黄河船夫曲》是整部合唱中,形式感最强的乐章。其中“乌云啊,遮满天!波涛啊,高如山!……”那个段落,听起来就像陕北腔调说话。强劲的节奏,不仅像腰鼓阵,也像西班牙“响板”。西班牙文化并非只有爆发力,没有控制力。“响板”便是西班牙艺术中,爆发力和控制力,结合得最紧凑、最精彩的形式。

    “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空寂的高原,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回荡着多种文明的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只是这个主干上,衍生的花朵。如果发挥一下想象,从空中虚构些画面出来。那可以是黄河怒涛中,奋勇搏战的船夫;可以是浩大的腰鼓阵;也可以是一群矫健的“响板”舞者。

    如果把这部大合唱,仅仅当作维系民族仇恨、抵触现代文明的作品,就辜负了作者,也辜负了作品后面的艰巨牺牲和广大背景。毫无疑问,《黄河大合唱》的主题,是反对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民族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坚强固然是因为不屈,伟大则无例外来自包容。

    从音调或音乐原生质入手,了解文化现象,有点像在沙盘上推演历史。陕北音调,虽然有较高的复合性,总体气质还是偏于北方的。按中国文化历来的南北分野,各自承担的功能不同。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北方便相当于强健的筋骨。依次向南,则是丰腴的血肉、姣好的面容、精致敏锐的神经等等。

    没有强健的筋骨,就撑不起五千年文明、十四亿人口,多民族、多文明类型和多地域文化并存的巨大体量;没有丰腴的血肉、姣好的面容和精致敏锐的神经,就欠缺文明的活力和魅力,以及不断与时俱进、转型升级的能力。表现在经济结构上,由北向南,也呈现重工业、轻工业、服务业、IT和文创产业的大体分布。

    这可以理解为产业相对于文化气质的适者生存,也可以理解为文化气质相对于产业的适者生存。就像泥土培育了植被,植被又涵养了泥土一样。中华古文明存续至今,“秘诀”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以及有什么就互相搭配什么。即使一时跑偏,也不会任其衰颓下去。而是最终得以矫正,把失去的尽量补回来。

    表现在音调上也一样,文革中北方气质当家,改革后迅速南移,一派轻灵和柔美。不久高原大漠和草原,又“卷土重来”。世界上流行什么,就有人追什么。现代主义形式创新玩腻后,就玩后现代原生质。而后所有的形式和原生质凑到一起,开始玩“跨界”。比的就是出人意料和出神入化,这可真是音乐人的黄金时代。

    相比之下,老一代音乐人,及其代表作品,快要被算在“原生质”一类中去了。就像延安大剧院,带有魔幻色彩的海报一样,《黄河大合唱》赫然在目。冼星海先生和光未然先生若有知,会是什么态度呢?自然是和大家一起玩。被纳入魔幻组合是一种玩法,被戏耍式“恶搞”或跨界式“善搞”,也是一种玩法。

    甚至被边缘化和被遗忘,同样是一种玩法。在中国文化中,伟大也包括归于平凡。一番耕耘后,笑看繁花似锦。“我们民族的英雄儿女”,不应该只是坐在“英雄前辈”的舞台下,充当捧场的。而应该是站在时代的舞台上,争当主角,勇于创新的。对“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他们那一代人,一向是很当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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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19 23:36:15    跟帖回复:
       沙发
    以我的理解能力,即使我回复了你也不见得懂,所以,就让我继续渺茫吧,不要管我!。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0 7:47:30    跟帖回复:
       第 3
    日本鬼子是黄河大合唱、唱投降的吗?靠枪杆子。
    回帖人:
    老放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0 10:16:27    跟帖回复:
       第 4
    很久没有作者周新京的消息了。
    还好吗?
    回帖人:
    zzzjz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0 10:40:08   
       第 5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9/5/20 10:43:19 编辑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0 12:20:19    跟帖回复:
    6
    记号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0 13:29:56    引用回复:
    7
    转至第3楼第 3 楼 肺纤维化123 2019/5/20 7:47:30  的原帖:日本鬼子是黄河大合唱、唱投降的吗?靠枪杆子。还有,靠了几家的枪杆子,哪家的枪杆子最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0 17:21:34    跟帖回复:
    8
    莫斯科版的《黄河大合唱》在哪里?有人演出过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0 17:51:02    跟帖回复:
    9
        

                         光未然手书的《黄河颂》
       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0 20:49:09    跟帖回复:
    10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树不要皮,
    必死无疑。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1 2:08:22    回复 2 楼:
    11
    好奇怪的思路,怎么会不懂你,说说看。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1 2:12:03    引用回复:
    12
    转至第3楼第 3 楼 肺纤维化123 2019/5/20 7:47:30  的原帖:日本鬼子是黄河大合唱、唱投降的吗?靠枪杆子。日本鬼子主要是靠原子弹投降的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1 2:14:24    引用回复:
    13
    转至第4楼第 4 楼 老放 2019/5/20 10:16:27  的原帖:很久没有作者周新京的消息了。
    还好吗?
    他一如既往,过无聊的日子,写无聊的文章。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1 7:44:56    引用回复:
    14
    转至第3楼第 3 楼 肺纤维化123 2019/5/20 7:47:30  的原帖:日本鬼子是黄河大合唱、唱投降的吗?靠枪杆子。转至第12楼第 12 楼 路过东篱 2019/5/21 2:12:03  的原帖:日本鬼子主要是靠原子弹投降的吧?国军的三次长沙保卫战,日军已经就不太行了,后是原子弹、和苏军打关东军,日本鬼子才不行的。
    回帖人:
    老放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1 10:18:26    引用回复:
    15
    转至第4楼第 4 楼 老放 2019/5/20 10:16:27  的原帖:很久没有作者周新京的消息了。
    还好吗?
    转至第13楼第 13 楼 路过东篱 2019/5/21 2:14:24  的原帖:他一如既往,过无聊的日子,写无聊的文章。
    记得他在东单附近有房子,还回来住吗?
    我是方文,仍记得当年与他在街边小店喝啤酒聊叙的日子。
    36408 次点击,40 个回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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