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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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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真实的夏代历史是怎么被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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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星空 于 2019/9/12 21:23:2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现代史学上的“疑古”,始于上世纪20年代由顾颉刚等人倡导的“古史辨”运动,之后100年中,围绕这个问题,学界主流观点数次变化甚至反转。直到今天,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考古专家并未从中找到直接证明夏朝存在的器物,更没找到任何与夏朝有关的文字。尽管从考古实物来说,二里头文化的最新测年是公元前1750年到前1530年,部分与此前被认定的夏代纪年重合。尽管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二里头文化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但那么多考古发现,依然无法让所有人心服口服。这恰恰凸显了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困境:古史文献的描述与考古实物之间,始终无法完全对应,缺少一项直接、可见的实物证据作为连接——如殷墟甲骨这样的出土文献。1928年殷墟发掘后,正是甲骨文与传世文献的互证,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商代的存在。

    但是,对于历史研究中关于必须直接证明被夏代存在的器物,以及与这个朝代有关的文字这种标准,显然是有适用范围的。简单地搬用这种标准来研究历史恐怕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有人从巴比伦苏美尔人泥活字中寻找到关于苏美尔文明有关的文字记录,据泥板文史料记载,苏美尔有24万年的文明史,泥板文比史记早上千年,而且是几千年前同时代的原版原文。但是,这样的记录可信吗?根本不可能。我们都知道,人类文明史从巴比伦时代至今最多不过五千多年。

    从另一方面讲,不论是尚书还是春秋,抑或是孔孟及诸子百家等,诸先秦文献中都提到夏代的存在。我们首先知道,在这里,《尚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关于商代之前的历史文献包括“虞书、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等部分。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

    那么《尚书》是否为孔子所编,以及孔子所依据的是否为真实史料?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1846年首次将《尚书》完整翻译为英文并出版,译本名为《古代中国,书经或历史经典:中华帝国编年史最古老的实录》,清晰地表达了他关于该书真伪问题的立场。麦都思的论证主要围绕四中星和岁差问题展开。首先,他认为将《尚书·尧典》关于四中星的记载与1800年欧洲的观测结果相比,有五十六又三分之一度之差,按照天文学关于岁差的知识,可推算尧的年代距今4000年以上。这可以看作麦都思论证《尚书》古老性的一个重要证据。西人学者中有《尧典》为后代编造“用以彰显这个民族的古老性”的说法。对此,麦都思指出,中国人在公元350年才认识到岁差问题,到公元600年得到更精确的认识,在此之前,中国人对此并不清楚,孔子时代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有人根据岁差原理编造四中星在上古年代的位置,这只可能在公元四世纪后发生,但如此晚近之人编造上古文献,在文字上必定无法与《尚书》其他部分的风格协调。他进而指出,“四书”文本多次引述《尚书》,而“四书”产生于孔子及其弟子时代,则《尚书》必定在之前就已存在。如果说孔子时代编造了《尧典》,由于其时中国人尚未掌握岁差原理,则肯定会以当时的观察结果来记录四中星的位置,无法如《尧典》那样记录。再次,《书经》文本简洁而又深奥的文字,古旧名词的运用,也与孔子及其弟子作品的风格、词汇完全不同。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对于研究像夏代或者巴比伦时代这样的史前文明,不能简单地搬用考古寻找文字记录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而是要将相关的资料中所得的历史记录,与现代科学观测所得天文数据以及根据这些数据及根据天文学知识推算得到的相关历史年代的天文现象进行对比。如果双方互相吻合,那么这些天文现象是真实发生过的。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就得到了证实。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好好感谢孔子,恰好是他保存了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历史文献。从而使我们得以证实夏代及之前中华古文明存在的证据。从而为人类的历史科学的保存了珍贵的财富。但是,作为证明夏代存在与否的重要证据,〈尚书〉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太多的战乱的洗劫。

    众所周知,在残暴得丧失一切人性的秦皇统治下的秦朝,在完成统一中国,建立起他的统治之后,为了巩固他的独裁专制统治,便开始全面推行愚民政策,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中华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包括《尚书》抄本在内的几乎所有文明成果几乎全部被焚毁。于是,在他的残暴政策下,曾经在轴心时代占据重要历史地位的中国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明成果被毁灭了。

    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汉代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伪《古文尚书》25篇 。《尚书》所遭劫难颇多。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七者备而古文几亡矣。”

    于是,我们看到了,〈尚书〉同其它一切文明成果一样,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的战乱、屠杀和洗 劫中不断遭到毁灭,而又一次一次地被人埋藏、凭记忆复述。从而被重新发现。而这,就成为某些人所谓“这是周朝人写的”理由了。但这些说法,正确吗?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其总数约为2500枚。经专家鉴定,清华简的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意义特别重大。2013年1月4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批整理成果问世。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一共收入了六种八篇清华简文献,分别是《傅说之命》三篇、《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以及《赤鹄之集汤之屋》。这批文献均已失传两千多年,这次整理公布,将会对历史学、文献学、文学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傅说之命》三篇再一次证明,传世的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在这次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非常值得关注,它就是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说命》三篇,记述的内容是商王武丁获得贤臣傅说,并让他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等情况。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介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篇简文的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这种情况在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中已经出现,它再一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确系后人伪作,这对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是这样一个消息。被某些人彻底歪曲了。本来,它只是证明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确系伪造。但是,这是不是就等于说,作为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尚书〉系周朝人伪造呢?或如某些人说说,是战国时人所作呢?显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成立。但有些人故意把这则消息给予完全的歪曲。本来仅仅是证明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确系伪造;结果被这些人精心篡改成“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研究成果:《尚书》确系伪作。”;于是,真实的《尚书》就被彻底抹掉了。就好像它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一样。

    为什么他们如此见不得这段历史呢?这根夲与是否有文字记载没有什么关系。根夲原因在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与欧美以圣经为标准的历史观发生尖锐冲突!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习惯了《圣经》告诉他们的历史,什么上帝造人,什么大洪水,什么诺亚方舟。然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而欧州白人作为诺亚后代文明程度最高。但当1840年欧洲人打开中国国门后,才发现这个东方古国早在上帝造出欧洲人之前就已形成了独特的与上帝无关的文明体系!毫无疑问这是对欧美天主教历史观的一次巨大冲击。于是欧州史学家中某些人就不舒服了!面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欧洲这些诺亚的后代们就要叫喊“证据在哪儿”?却丝毫不顾及,他们欧洲文明的源头,迈锡尼文明及之前的古希腊文明,包括克里特文明都也是直到今天也找不到任何信得过的文字考古记录!显然,毫无疑问,顾颉刚等人倡导的看似很“科学”的史学观实际上不过是欧美天主教史学观的再现。而事实上包括今天的疑古学家们在内,这些人比起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们都不如。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那些传教士们恰好真正能科学地看待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也正是这些人真正运用科学史学观重新“发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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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9/12 21:35:32    跟帖回复:
       沙发
    你懂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9/12 21:40:21    跟帖回复:
       第 3
        夏商周断代工程(后文简称“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就相信伶州鸠这番话的真实性,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收入《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来论证伶州鸠的话不可能是后人插入的。其论证基本可信。

        那么证明了这番话是伶州鸠说的,是否说明这番话说的就是克商时的真实天象呢?

        我的结论是:不能。后人不造假,不代表伶州鸠不造假。

        真实的情况是,伶州鸠是有动机也有能力为了说服周景王而构筑一套虚假的天象来证明七律理论的;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使不是有意造假,但由于当时还不知道岁星运行有岁差,从而导致其推算的天象不可能为真(实录当时天象的可能不大)。

        首先说动机,按照李学勤的考证,伶州鸠不是普通乐师,而是大饭,是掌管一个音乐部门的乐官,他完全有理由为了提升本部门在领导眼中的重要性,而做一些适当的夸张。要知道,自平王东迁之后,乐师们的待遇可是每况愈下的。

        《论语•微子》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周代,天子诸侯平时吃饭,都有音乐伴奏。天子一日四饭,诸侯三饭,大夫再饭。天子四饭的安排是:平旦食,在黎明时刻;昼食,在中午时刻;晡食,在傍晚时刻;暮食,在夜间。太师,相当于大司乐,是宫廷乐队的指挥官。亚饭、三饭、四饭都是乐官名称,分别在昼食、晡食和暮食时演奏。

        周室出走了这么多的乐师,所以孔子特别提了出来。至于原因,孔子没有说,或因政治动乱或因经济困难,总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老板养不起人,员工看不到前途,待遇也跟不上,那就不如跳槽。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比伶州鸠年岁要小,但也算同时代人,他说的情况应该就发生在伶州鸠之后,这也说明早在伶州鸠时代,乐师们的待遇就已经跟不上了。

        当然,乐师的不受重视,可能也与君王的喜好有关。《孟子•-梁惠王下》就记载了一百多年后的君王们更喜欢流行音乐的情况: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於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於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孟子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要节操,说今乐犹古乐,但这对演奏古乐的人来说就是重大打击了。所谓人同此心,我们完全不能认为周景王就不是一个流行音乐爱好者。

        西周可说是以礼乐治国,而在东迁后,礼已崩,附着的乐自然也要坏了。伶州鸠为了使领导重视音乐部门,只能把音乐往乐占上靠。

        动机说完,再看能力。伶氏世典乐官,通晓不少周初资料,平常也经常为朝廷出些主意,加上年纪大把,他说的让人不相信都难。这就像钱钟书老先生如果伪造点假材料,绝对不会有人怀疑是假的。

        当然,我们说伶州鸠作假,主要的还是因为武王伐殷当时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记载,他所说的天象只能是他或其他后人推算或者编造出来的。

        考查中国天文学史就知道,武王伐殷时,中国的天文学尚不发达,二十八宿和十二星次理论根本就没有,其酝酿还要等到春秋时代,其中十二星次的制定是在战国中期,完善则是到秦汉了。如果从文献上考查,十二星次是到《汉书•律历志》才真正完成。不光是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没有十二星次,即使是战国诸子,如孟、荀、庄和韩非等的著作中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当然由于星次是占星家搞出来的东西,不被诸子记载不表示在战国时代就没有)。而所谓星次对应地域的分野,也是在战国时期才基本完善的。

        在还没有星次理论的时候,就有人记录了当时的岁星位置,这可能吗?就像相对论还没提出来,有人说我们国家18世纪就造出了原子弹,这可能吗?

        而实际上,据张培瑜考查(《古代历法》184页),《左传》所记岁星位置(直书6次,间接叙述5次),和“《国语》所记僖公时代的6条岁星位置”,均非其时实记,并得出结论:《左传》、《国语》关于岁星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述,全与天象不合,并非实录,而是作者根据12岁行天一周推算得出的(《古代历法》186页)。

        也正因如此,对伶州鸠汇报中所涉及天象,我们不能不认真审查。而他的最大破绽,就在这句“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

        天鼋属于北方玄武(天鼋也有别的解释,但在这里指齐的分野是很清楚的),对应十二星次的玄枵,玄枵由二十八宿中的虚、女、危三宿组成。古代二十八宿对应地上诸国叫分野。玄枵的分野是齐,而在克商之时,还没有齐国,何来的齐国的分野(齐之姜姓出自四岳,四岳是因协助禹治水有功被赐姓为姜,封国在吕、申,并不在后来的齐国)?所以伶州鸠拉来“大姜之侄陵”充数。

        “我皇妣大姜之侄陵”指逄伯陵,为殷商时姜姓诸侯。《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叙述齐地沿革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左传》杜注称:“逄伯陵,殷诸侯,姜姓。”而《汉书•地理志下》:“齐地……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汤时有逢公伯陵,殷木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从零星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逄伯陵在齐文化发源地的淄水、潍水、汶水及洋水流经区域内,因忠孝成为真神,为百姓祭拜的对象。

        逄伯陵的确姓姜,但他与“我皇妣大姜”却没有关系。

        在实际的历史中,海岱地区一直在东夷的控制之下,商人与东夷的战争持续多年,但从未实际控制东夷;该地区和中原发生关系还在周公东征之后。

        太公吕尚和姬氏祖先稷的生母姜嫄、太王之妻邑姜均出自西土,其祖先为四岳,在太公去齐国立国之前,和后来的齐地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与炎帝之后的逄伯陵其实不是一族(炎帝有不少在海岱地区活动的记载),逄伯陵也就不可能是太姜之侄。

        武王伐纣时,海岱地区还与姬氏母族没有关联,就算当时有星次分野理论,人们也不可能将该地的天象,拿来作为占卜的依据,当然也就不会记录下来。这也充分说明,伶州鸠这番话只能是出于后世的编造或推算,而非当年天象的实况。

        中国古代的星占学家为了宣传星占理论的准确性或出于其他目的,经常有篡改或伪造星象纪录的历史。最有名的是汉高祖起兵时对五星聚的记录。此次五星聚发生在汉二年,而刘邦实际是:“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只记为:“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算是把汉之兴与五星聚连在了一起(但不能说五星聚是预兆了)。而到了班固,就直接改成了: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汉书•高帝纪》)

        而到了班固的妹妹班昭更是在《汉书•天文志》中对此大书特书:

        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汉王以属吏,宝器妇女亡所取,闭宫封门,还军次于霸上,以候诸候。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必者,可谓能行义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岁星之崇义,东井为秦之地明效也。

        作为班氏兄妹的前辈,伶州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天象做一些改动,是不奇怪的。

        既然被断代工程视为基石的伶州鸠这番话存在问题,那么我们对断代工程建立的西周王年就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一工作我们会放在后面进行。

        而在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审视一下伶州鸠的这番话。客观地说,伶州鸠即使造假,也会尽量找一些真实的资料。而他作为春秋时人,当然是知道真实的克商年份的。那么他所说的“岁在鹑火”有很大可能是他根据一定方法推算出来的,就算是错的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实际上,伶州鸠的错误很可能是因为还不知道岁差的存在(后世应该是到刘歆才引入),我们正好可以在考虑了岁差后,根据他的结论反推出克商之年的实际星次。

        断代工程通过C-14测定,已经将克商年定在了前1050年-1020年,这与伶州鸠做汇报时相差约500年,我们知道木星的岁差大约是85年,由此也可以推算出从克商年到前522,正好超辰6次。当然,伶州鸠说说的星次也可能是《国语》的作者推算出来的,而《国语》成书晚于前473年,因而也可能是超辰7次。这里我们按7次超辰计算,并考虑6次的情况。

        十二星次依次是:

        星纪(丑);玄枵( 子);诹訾( 亥);降娄( 戌);大梁( 酉);实沈 (申)

        鹑首(巳);鹑火 (午);鹑尾 (未);寿星 (辰);大火 (卯);析木 (寅)

        推算的岁星走到了鹑火(回推),则实际的岁星应该落后7个星次(作为岁星的木星在天球上是与太阳反方向走的,而星次的顺序是按太阳的运行方向排列的,但因为是回推,实际又变成是顺序的),走到星纪左右(实际的木星一年中可能经过两个星次)。因而,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实际的克商年份可能为子、丑或寅年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9/12 22:46:03    跟帖回复: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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