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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伊朗骚乱是多年问题积累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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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老孤客 于 2019/11/20 22:44:5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伊朗最近100多个城市发生骚乱,起因是油价涨价。伊朗是一个产油国家,即使美国加强制裁,也不应该产生油荒而涨价。伊朗政府对这次石油涨价有一个直言不讳的解释,石油涨价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先是打了八年二伊战争,把巴列维国王留下来的家当消耗殆尽。接着,为了建立什叶派弧线,扶植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出兵叙利亚介入叙利亚内战,策动胡塞武装颠覆也门政府,成为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之一。这几年,伊朗的石油资源所产生的利润几乎都用在穷兵黩武上了。

    神棍们喜欢打仗,凭什么让伊朗老百姓买单?在现实生存与宗教信仰之间,伊朗老百姓最终选择了生存。

    这次油价涨幅大,但是绝对值不高。然而,伊朗现在存在的问题不是单一的油价问题,在失业率高,老百姓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生活已经难以为继。

    伊朗不是一个穷惯了的国家,在巴列维时代,伊朗国力名列世界前茅,城市和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如今搞的民不聊生,伊朗人民怎么不怀恋巴列维时代?伊朗能够撑到现在,说到底,是压制的结果。革命卫队加上民兵组织,使伊朗随时随地可以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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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0 22:48:55    跟帖回复:
       沙发
    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先是打了八年二伊战争,把巴列维国王留下来的家当消耗殆尽。接着,为了建立什叶派弧线,扶植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出兵叙利亚介入叙利亚内战,策动胡塞武装颠覆也门政府,成为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之一。这几年,伊朗的石油资源所产生的利润几乎都用在穷兵黩武上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0 22:52:22    跟帖回复:
       第 3
    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 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 “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 “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

    不民主、不理性的 高效 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 “迟早都是要还的” 。


    节选自:刘瑜《民主的细节》——越民主,越低效?
    http://reading.caixin.com/100134/100243.html




    ================================




    查氏威权体制的建立

    20世纪初,除了“每年进行一次改选”之外的《人民宪章》条款被吸纳到代议制(由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民主中后,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那些追随者们——开始构筑起形形色色的“真正民主”,代议制民主则被他们斥为“形式民主”。

    查韦斯的手法也莫过于此。他将自己要打造的政治体系称为“参与制民主”,并认为代议制民主并不能使人民参与到政治中来,无法反映人民的真实意愿。查韦斯利用了多次公投和立法来构建他的“参与制民主”政治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构筑了整个委内瑞拉体制框架的还数1999年宪法的通过。不过,这部世界上最为冗长的宪法主要反映了两种思维:一个是民粹,一个是集权。

    以公投取代议会政治是查韦斯“参与制民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该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发起四种公投:罢免、批准、废除和咨询,这为查韦斯后来废除任期限制等扩权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公投这类做法在拉美政治中并不新鲜,从左翼的智利的阿连德、洪都拉斯的塞拉亚到右翼秘鲁的藤森、哥伦比亚的乌里韦、智利军政府统治者皮诺切特都对其情有独钟。

    查韦斯曾宣称,加强集权是打破传统政党垄断政治所必需的。1999年宪法拉开了集权进程的序幕:总统任期由五年改为六年,原来的不得连任的限制被删除,但规定一个人总共只能任两届总统。此外,国会由两院制改为了一院制,也使委内瑞拉成为罕见的国会里没有各州代表的联邦制国家。国会原有的立法权也被削弱,随时可以被总统宣布解散。与此同时,一个新的职务——公共辩护人被设立,其职能是监督总统和国会以捍卫公共道德和利益,这就更使国会权力受到扼制。法官也由原本的国会任命改为需通过公共考试才能上任。

    借这股东风,查韦斯在2007年12月和2009年2月两次发动修宪公投后,废除了总统任期的限制,为自己的终身总统梦扫平障碍。此前,他曾四次获得国会授予委任立法权。在14年的执政期间,查韦斯享有这种至高大权的时间长达4年半。其间,不少备受争议的法律都是查韦斯利用这种权力颁布的,如《土地法》和《碳氢化合物法》。对于司法系统,查韦斯将最高法官的人数从20人增加到32人,还任命了9名亲信。至此,一个查氏威权体制完全被建立起来。

    不过,一个1998年当选为总统的政坛“黑马”,如何能在一年时间就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改头换面呢?这还需要追溯起查韦斯上台前的委内瑞拉政坛历史。

    1958年1月,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委内瑞拉前总统佩雷斯·希门尼斯(PérezJiménez)的独裁统治。当年10月,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共和联盟等政党领导人签订了《菲霍角协议》。以此协议为基础制定了1961年宪法,规定委内瑞拉共和国永远是民主、代议制、责任制和轮换制的政府;总统由直选产生,任期五年,不得连任,并在任期届满后的十年内都不得重新当选总统。

    这套民主制度在一开始就太过重视“民选总统”而忽视了权力的分散制衡。由于国会议员的个人作用不大,立法往往是政党力量博弈妥协的结果,因此也没能形成成熟民主国家那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分野。前面提到的那种委任立法权,也是这一时期政府的一项创举,只不过查韦斯将其最大化地利用了而已。

    1994年,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弗雷德里希·韦尔施曾研究过委内瑞拉国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他发现,国民对建制机构普遍不信任,除了天主教会和军队受到的信任比例超过不信任比例,其他机构均被怀疑,其中国会、政府、工商业联合会和工会得到的信任比例不超过三成。不过国民对民主本身的信心比例却上升了,近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坚定的或一般的民主主义者,只有1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是民主主义者。韦尔施据此认为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会继续稳固下去。

    查韦斯正是利用人们对“民主”这个模糊概念的信念,轻松摧毁了那些不受信任的民主建制机构。这个政治后生在他政变失败后发表的那番“暂时没实现目标”的投降宣言大概并不足以为他赢得称赞,但当他以这种形象、配合看似美好的概念,攻击那些早被人们怀疑和忽视的建制机构时,不难想象委内瑞拉传统的民主制大厦会在顷刻间轰然倒塌。


    节选自:
    《委内瑞拉:查式社会主义如何把一个富庶的国家坑破产》
    2016年05月30日 08:32
    来源:凤凰周刊
    https://finance.ifeng.com/a/20160530/14439030_0.shtml




    ================================




    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PDVSA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他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竞选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还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节选自:
    刘瑜:查韦斯式实验,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
    网易新闻中心
    http://war.163.com/13/0105/16/8KFHIV0J00014OMD.html#from=relevant






    ============================================================






    拍摄于2004年的电影《帝国的毁灭》,是一部高度纪实的影片,它逼真地再现了希特勒在柏林的最后12天。影片是从希特勒的秘书,记录过他的政治遗嘱的格特路德·荣格夫人的回忆开始的,时间是1945年4月,俄国人的军队已经进逼德国首都柏林,整个德国已陷入了战争的火焰之中。希特勒的部下希望他考虑一下柏林平民的生活。希特勒说:“此刻德国人民的生活所需不应该再考虑,我们最好自己销毁他们,我们的人民这么懦弱,根据自然法则,他们应该灭亡。”“战争结束后,剩下的将只有劣等人群,因为优等人群已经灭亡。”

    希特勒的这个念头,绝对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呓语,而是他精心构筑的计划的一部分。其实,对德国人民的屠杀,早在1944年就开始了。

    1944年8月,希特勒在对地方纳粹领袖的一次演讲中就说:“如果德国在这次斗争中被击败的话,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历史面前没有能够证明它的英勇气概,注定只能遭到毁灭。”(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兴亡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下引不注)对人民的屠杀,首先是从被征召的士兵开始的,因为战争,德国“15—18岁的孩子和50—60岁的男子都应召入伍;在大学、中学、机关和工厂里到处都在搜寻入伍者。”

    为驱使这些征召后就被送上战场的士兵投入战斗,1944年9月10日,纳粹二号人物希姆莱下达了一道命令:“某些不可靠的分子都相信,只要他们向敌人投降,战争对他们来说就结束了,……每一个逃兵,……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且,他的可耻的行为会给他的家属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统统要被枪毙!”这命令带着威胁与恐怖的意味,它把被迫在前线作战的每一个士兵,与他们在德国的家人绑在了一起。这种“连坐式”的命令,已开始透露出,为了实现纳粹的理想,要把所有德国人绑上死亡战车的最终企图。

    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落入敌人之手。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不同意这道命令。他给希特勒写了一个备忘录,提出“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那怕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基础,使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后来,在纽伦堡的法庭上,斯佩尔述说了这个“焦土命令”的详细内容:“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一旦这个命令得到全部落实,德国将回到中世纪。但希特勒给斯佩尔的答复,便是电影中的那一段话: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没有必要考虑为这个民族维持一个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所幸的是,战争推进的速度太快,加上斯佩尔的拒绝执行命令,那些要化为焦土的设施,很多被保留了下来。即便那样,在战后很长的一个时间里,德国人依然度日如年。


    摘自:《没有一个帝国为它的国民而存在》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2520980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0 22:57:55    android
       第 4
    从上周五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席卷了伊朗。全国100多个城镇发生骚乱,从北部的阿尔达比、里海沿岸,到南部的阿巴斯、波斯湾沿岸,到处都是燎原之火。伊朗当局强力镇压,有报道称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纽约时报》11月19日援引非政府组织的统计称,在抗议过程中,21个城市多达106名抗议者被打死。这一数字比伊朗半官方通讯社报道的12人死亡大幅增加。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上周已有数百人受伤,1000多人被捕。

    游行示威是民众的权利,但伊斯兰革命卫队会把枪口对准上街的民众,既然如此,就要抵制这种军队的征兵!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0 23:31:22   
       第 5
        权力制衡的意义在于促进利益均衡。通过充分制衡做出来的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各方利益都能沾点光,从而缓和政治矛盾。比如,07年提高最低工资的通过,经过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国会政府经过多方博弈,最后一方面提高了最低劳工工资,另一方面也附带了给小企业减税条款,雇工和雇主的利益同时得到了一定限度的保护。又比如06年那次纽约地铁工人大罢工,最后一方面工人的养老金低贡献率得以维系,另一方面工人又必须略微提高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同样是"斗争双方"都必须做出妥协。第三个例子,新泽西州政府与州议会为消费税增加闹僵之后,最后的结果是:议会同意增税,但是政府必须同意将部分税收返回老年贫困群体。无数这样的例子表明,充分制衡的结果就是,在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谁也不能全面得逞,在有所得的同时也要有所让。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我们始终不大愿意正视政治的"利益集团"特征,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宁愿使用"人民群众"这样含糊其辞的概念。其实,哪有什么抽象的"人民群众"呢?当纽约地铁工人以搞瘫全市交通要挟涨工资时,这些地铁工人固然是"人民群众",但那些怨声载道的纽约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美国的那些宗教右翼坚决反对堕胎时,他们固然是"人民群众",但是那些支持妇女堕胎权的自由左翼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同理,北京上海人愿意维系本地人较低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上海居民是人民群众,全国其他地方的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政府向偏爱的大型国企贷款从而保护了国企员工的利益时,国企员工自然是"人民群众",但很多因此失去贷款机会的中小民营企业员工就不是"人民群众"吗?正是那种常见的"整体主义"的"人民群众观",那种不同社会阶层、团体具有统一利益的幻觉,导致了那种"整体主义"的政治观,似乎一个政治势力就可以全方位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

        除了利益均衡,充分制衡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提高政治决策的理性成分。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不同利益之间的简单加减法,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对话当中找到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政策方案。当代有不少政治哲学家都倡导一个叫"协商式民主"的观念。"协商式民主"是针对"统计式民主"而言的,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注重民主过程所推动的政治协商,而后者仅仅注重选票的计算。一个充分制衡的政治制度,等于无形中增加这个制度里的"协商点",从而尽量消减公共政策中的专断性。从总统到国会,从参议院到众议院,从国会到法院,从政府到公众、到NGO、到媒体,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当一个权力机构试图说服另一个权利机构为其倡议"打开闸门"时,都必须"给个理由先"。如果它无法做到"给个理由先",要么它必须将其政策修正到对方认为"合理的程度"(比如07年最低工资法的制定过程中,参议院共和党迫使民主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同时给小企业减税),要么该政策得不到通过或者只能在小范围内实施(比如有很多州拒绝执行"爱国法令"中的"窃听恐怖分子嫌疑人"条款)。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主200年来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纠错能力。充分制衡意味着强制性的对话,而根据哈贝马斯,充分、有效的对话是政治现代性的要旨。"怎样悼念死者"一文,记录了每一次大的矿难之后如何促使美国政府改进煤矿监督机制,从而使煤矿产业成为一项"本质安全"的行业。"民主请客谁掏钱"里,我们能看到为了围追堵截金钱对竞选的不公正影响,美国的立法者们如何"与时俱进"地推动一项项新的改革。虐俘丑闻出现之后,美国各界声势浩大的抗议迫使政府"悬崖勒马",审判虐俘者并签署反虐待条款。当"给个理由先"这个尚方宝剑时时刻刻伸出来挡住一个公共政策的去路时,这个政治机器的理性程度也就被迫不断提高。

        托克维尔乃至以前的柏拉图以及后来的哈耶克-的观念失误正在于此:他们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统计"功能,低估了民主所推动的"协商"过程,所以才悲观地预测民主终将导致"多数暴政"和整个社会的"平庸化"。事实上,我们观察今天美国的民主,既能看到democracy(民主),也能看到meritocracy(优者胜出)。一方面"多数人"的福利底线能够通过民主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少数人"的精英主义冲动也没有因此被消灭,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但能够在这个制度中找到展示途经,而且一般来说能够得到相应回报。所谓实现"美国梦"不仅仅是住上"洋房花园",而是指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现个人尊严。

        当然美国式的富足也造就了无数坐在沙发上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垃圾电视节目的"平庸"人群而这正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但是美国无论在科技、艺术、音乐、文化、商业、金融……领域,各行各业里优秀人才仍然层出不绝,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国家、或者那些自称更民主的国家,似乎都很难号称自己的科技、文化、商业产品更"优秀"。当无数普通民众开始走进大都会博物馆欣赏艺术品,去林肯中心听歌剧,坐在咖啡馆里聊政治,谈论貌似"事不关己"的全球变暖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民主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大量贵族的平民化",更是"大量平民的贵族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又可以说美国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暴政"和"社会平庸化",正是因为美国国父们将"托克维尔式的悲观"溶入了制宪时的考虑。他们对暴政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民众-有着充分的估计和警觉,所以才设计了一个各方"充分制衡"的复杂政治机器。联邦党人害怕"多数暴政",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加入了很多精英主义的成分,刻意回避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反联邦党人害怕"政府暴政",所以在制度中加入了很多个人权利条款,为权利的平等化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复杂的制衡装置使精英主义和平民权利、理性和利益之间形成一种均衡互动,维系美国200多年来大多数时候的国泰民安。

    节选自:《民主的细节》
    http://reading.caixin.com/100134/100204.html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9/11/21 9:23:45 编辑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1 8:11:14    跟帖回复:
    6
        伊朗不是一个穷惯了的国家,在巴列维时代,伊朗国力名列世界前茅,城市和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如今搞的民不聊生,伊朗人民怎么不怀恋巴列维时代?伊朗能够撑到现在,说到底,是压制的结果。革命卫队加上民兵组织,使伊朗随时随地可以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1 8:16:07    android
    7
    转至第3楼第 3 楼 空气真好 2019/11/20 22:52:22  的原帖: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 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 “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 “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

    不民主、不理性的 高效 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 “迟早都是要还的” 。


    节选自:刘瑜《民主的细节》——越民主,越低效?
    http://reading.caixin.com/100134/1002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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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氏威权体制的建立

    20世纪初,除了“每年进行一次改选”之外的《人民宪章》条款被吸纳到代议制(由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民主中后,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那些追随者们——开始构筑起形形色色的“真正民主”,代议制民主则被他们斥为“形式民主”。

    查韦斯的手法也莫过于此。他将自己要打造的政治体系称为“参与制民主”,并认为代议制民主并不能使人民参与到政治中来,无法反映人民的真实意愿。查韦斯利用了多次公投和立法来构建他的“参与制民主”政治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构筑了整个委内瑞拉体制框架的还数1999年宪法的通过。不过,这部世界上最为冗长的宪法主要反映了两种思维:一个是民粹,一个是集权。

    以公投取代议会政治是查韦斯“参与制民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该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发起四种公投:罢免、批准、废除和咨询,这为查韦斯后来废除任期限制等扩权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公投这类做法在拉美政治中并不新鲜,从左翼的智利的阿连德、洪都拉斯的塞拉亚到右翼秘鲁的藤森、哥伦比亚的乌里韦、智利军政府统治者皮诺切特都对其情有独钟。

    查韦斯曾宣称,加强集权是打破传统政党垄断政治所必需的。1999年宪法拉开了集权进程的序幕:总统任期由五年改为六年,原来的不得连任的限制被删除,但规定一个人总共只能任两届总统。此外,国会由两院制改为了一院制,也使委内瑞拉成为罕见的国会里没有各州代表的联邦制国家。国会原有的立法权也被削弱,随时可以被总统宣布解散。与此同时,一个新的职务——公共辩护人被设立,其职能是监督总统和国会以捍卫公共道德和利益,这就更使国会权力受到扼制。法官也由原本的国会任命改为需通过公共考试才能上任。

    借这股东风,查韦斯在2007年12月和2009年2月两次发动修宪公投后,废除了总统任期的限制,为自己的终身总统梦扫平障碍。此前,他曾四次获得国会授予委任立法权。在14年的执政期间,查韦斯享有这种至高大权的时间长达4年半。其间,不少备受争议的法律都是查韦斯利用这种权力颁布的,如《土地法》和《碳氢化合物法》。对于司法系统,查韦斯将最高法官的人数从20人增加到32人,还任命了9名亲信。至此,一个查氏威权体制完全被建立起来。

    不过,一个1998年当选为总统的政坛“黑马”,如何能在一年时间就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改头换面呢?这还需要追溯起查韦斯上台前的委内瑞拉政坛历史。

    1958年1月,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委内瑞拉前总统佩雷斯·希门尼斯(PérezJiménez)的独裁统治。当年10月,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共和联盟等政党领导人签订了《菲霍角协议》。以此协议为基础制定了1961年宪法,规定委内瑞拉共和国永远是民主、代议制、责任制和轮换制的政府;总统由直选产生,任期五年,不得连任,并在任期届满后的十年内都不得重新当选总统。

    这套民主制度在一开始就太过重视“民选总统”而忽视了权力的分散制衡。由于国会议员的个人作用不大,立法往往是政党力量博弈妥协的结果,因此也没能形成成熟民主国家那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分野。前面提到的那种委任立法权,也是这一时期政府的一项创举,只不过查韦斯将其最大化地利用了而已。

    1994年,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弗雷德里希·韦尔施曾研究过委内瑞拉国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他发现,国民对建制机构普遍不信任,除了天主教会和军队受到的信任比例超过不信任比例,其他机构均被怀疑,其中国会、政府、工商业联合会和工会得到的信任比例不超过三成。不过国民对民主本身的信心比例却上升了,近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坚定的或一般的民主主义者,只有1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是民主主义者。韦尔施据此认为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会继续稳固下去。

    查韦斯正是利用人们对“民主”这个模糊概念的信念,轻松摧毁了那些不受信任的民主建制机构。这个政治后生在他政变失败后发表的那番“暂时没实现目标”的投降宣言大概并不足以为他赢得称赞,但当他以这种形象、配合看似美好的概念,攻击那些早被人们怀疑和忽视的建制机构时,不难想象委内瑞拉传统的民主制大厦会在顷刻间轰然倒塌。


    节选自:
    《委内瑞拉:查式社会主义如何把一个富庶的国家坑破产》
    2016年05月30日 08:32
    来源:凤凰周刊
    https://finance.ifeng.com/a/20160530/14439030_0.shtml




    ================================




    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PDVSA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他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竞选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还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节选自:
    刘瑜:查韦斯式实验,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
    网易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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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于2004年的电影《帝国的毁灭》,是一部高度纪实的影片,它逼真地再现了希特勒在柏林的最后12天。影片是从希特勒的秘书,记录过他的政治遗嘱的格特路德·荣格夫人的回忆开始的,时间是1945年4月,俄国人的军队已经进逼德国首都柏林,整个德国已陷入了战争的火焰之中。希特勒的部下希望他考虑一下柏林平民的生活。希特勒说:“此刻德国人民的生活所需不应该再考虑,我们最好自己销毁他们,我们的人民这么懦弱,根据自然法则,他们应该灭亡。”“战争结束后,剩下的将只有劣等人群,因为优等人群已经灭亡。”

    希特勒的这个念头,绝对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呓语,而是他精心构筑的计划的一部分。其实,对德国人民的屠杀,早在1944年就开始了。

    1944年8月,希特勒在对地方纳粹领袖的一次演讲中就说:“如果德国在这次斗争中被击败的话,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历史面前没有能够证明它的英勇气概,注定只能遭到毁灭。”(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兴亡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下引不注)对人民的屠杀,首先是从被征召的士兵开始的,因为战争,德国“15—18岁的孩子和50—60岁的男子都应召入伍;在大学、中学、机关和工厂里到处都在搜寻入伍者。”

    为驱使这些征召后就被送上战场的士兵投入战斗,1944年9月10日,纳粹二号人物希姆莱下达了一道命令:“某些不可靠的分子都相信,只要他们向敌人投降,战争对他们来说就结束了,……每一个逃兵,……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且,他的可耻的行为会给他的家属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统统要被枪毙!”这命令带着威胁与恐怖的意味,它把被迫在前线作战的每一个士兵,与他们在德国的家人绑在了一起。这种“连坐式”的命令,已开始透露出,为了实现纳粹的理想,要把所有德国人绑上死亡战车的最终企图。

    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落入敌人之手。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不同意这道命令。他给希特勒写了一个备忘录,提出“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那怕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基础,使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后来,在纽伦堡的法庭上,斯佩尔述说了这个“焦土命令”的详细内容:“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一旦这个命令得到全部落实,德国将回到中世纪。但希特勒给斯佩尔的答复,便是电影中的那一段话: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没有必要考虑为这个民族维持一个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所幸的是,战争推进的速度太快,加上斯佩尔的拒绝执行命令,那些要化为焦土的设施,很多被保留了下来。即便那样,在战后很长的一个时间里,德国人依然度日如年。


    摘自:《没有一个帝国为它的国民而存在》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2520980







    楼主是个有思想的人,电赞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1 8:17:20    引用回复:
    8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1 8:19:13   
    9
    如果伊朗叫民不聊生的话,咱们就是生民百遗一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1 8:27:02    引用回复:
    10
    转至第9楼第 9 楼 肃慎书室主人 2019/11/21 8:19:13  的原帖:如果伊朗叫民不聊生的话,咱们就是生民百遗一了。努尔哈赤时代,辽东被占领区的原明朝生民的确是百遗一。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1 8:27:09    跟帖回复:
    11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1 8:27:17   
    12
    伊朗市民舆青年男女的抗争,可歌可泣。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1 8:29:12    跟帖回复:
    13

    3名联合国顾问说伊朗扣押到伊朗进行学术访问的美国学者的做法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转贴]

    大家请看下面这篇新闻报道:

        标题:联合国专家敦促伊朗立即释放美籍华裔学者王夕越;转自联合国的中文官方网站的这个网页: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5/1033951
        2019年5月8日
        三名联合国人权专家今天强烈要求伊朗立即释放普林斯顿大学美籍华裔学者王夕越(音译)。人权专家表示,伊朗对其实施的近三年的监禁是对其基本权利及国际法的公然违反。
        据普林斯顿大学网站介绍,王夕越出生于中国北京,现为美籍,曾先后在中国、印度和美国的高校求学。他于2008年在哈佛大学取得研究生学位,并于2013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2014年,妻儿也来到美国与他团聚。
        2016年初,王夕越在获得伊朗签证及伊朗外交部的书面批准后前往该国,为完成有关欧亚史的博士论文开展学术研究并进修波斯语。
        同年8月,王夕越在伊朗遭到逮捕。2017年7月,伊朗法院经过闭门审判,以间谍和“勾结”等罪名,判处王夕越10年有期徒刑
    。据媒体报道,法院称王以研究员的身份为掩护,在伊朗国内通过秘密联络人网络为英美的情报机构工作。
        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伊朗政府仅仅因为王夕越希望能够阅览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档案文件,就对其做出间谍罪的指控,这种行为近乎荒唐。而闭门进行的审判程序更进一步加剧了我们对本案的关切。”
        据媒体报道,王夕越的友人指出,其在伊朗所查阅的均为1920年以前,有关伊朗卡扎尔王朝的非保密档案
        据报告,王夕越被关押在过于拥挤且卫生恶劣的监狱内,遭受有辱人格的虐待,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且尽管多次提出申请,却始终未被允许在狱外获得专门的治疗。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去年九月发布的意见中指出,伊朗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侵犯了王夕越的基本自由。工作组认为,在充分考虑该案详情,尤其是王夕越的健康正面临风险的情况下,立即将其释放,并根据国际法授予其获得赔偿和其他补偿的权利,是目前应当采取的补救措施
        人权专家指出,有无数的报告指出,有许多持有外籍或双重国籍的人士在伊朗遭到任意拘留,且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王夕越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人权专家表示,“像王夕越这样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个人,却因为其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而遭到惩罚,我们对此深感遗憾,并敦促伊朗政府确保立即对其进行释放,并认真采取措施认可及保护人权。”
        ……(中略)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人权专家由人权理事会任命,以个人身份独立开展工作,对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或全球范围内的重大人权议题进行调察、监测并发表公开报告,最长任期六年,不在联合国领取薪水。
        今天发表声明的三位人权专家分别是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凯伊、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雷曼,以及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贝穆德斯。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1 8:33:40    引用回复:
    1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21 8:34:3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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