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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信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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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芦笛:我的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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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信韵 于 2006/12/10 17:42:2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一、喜气洋洋当波士

小学第一周是我最走运的日子,它是我一生唯一当过波士 (BOSS,此处指班干部) 的时期。班主任王老师让我的入学考试成绩给哄了,派我当了个小组长。

在中国,每个单位都是一个按国家模式组织起来的微型国家。在小学校中,班主任是女皇,下面有两套学生官员组成的内阁,行政内阁包括班长和几个班委,负责管理班级的日常事物。政治内阁则是少先队(或中学的共青团或大学的党组织)。小组长是最低级别的行政官员,他不是阁员,不过手下还是管著七八个弟兄。

事实立刻就证明了我不是为这种制度而生的,从一开始我就是个问题儿童。我的问题是嘴巴太大。中国谚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对我来说的确是这麽回事。

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都在抄王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寂静突然被我的尖叫声打破:

“王老师!您写错了!那个字少了一笔!”

王老师大约有点重听,纹风不动,我便把音量提高到最大限度:

“在那儿呢,在右上角,王老师!一、二、三…第七个字写错了!”

“住嘴!少嚷嚷!哼,你倒以为你是谁呢,借你三分颜料就想开染坊!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你知道一个字有六种写法麽?乖乖地给我抄!”

不叫唤的时候,我就和邻居闲聊。我觉得要按老师交代的规矩,把手背在背后一声不出地乖乖坐著洗耳恭听,简直非人类所能为。於是一周后我就给罢了官,然而这丝毫没有帮助我改正错误。两个多月后,我的座位就给挪到了教室中心。如今如同万岁爷在后宫中一般,不管从那个方向望出去,我都只能看见女孩们。

在那个年代,所有的男孩们都认为、或假装认为女孩儿乃是世间第一可鄙的东西。如果一个男孩给人看见和女孩说话或是一块儿玩,他立刻就要身败名裂,变成所有人的嘲笑对象。一个男孩最不能容忍的污辱,就是别人说某某女孩是他的小媳妇。为了证明他的清白,他就要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地去骚扰和污辱那个倒了血霉的“小媳妇儿”。所以,证明你的男子汉的丈夫气慨的方式,不是象西方的骑士们那样去保护和拯救女孩们,而是去扮演迫害她们的毒龙。这样,所有的男孩实际上是陷在一场“反女持久战”中,不屈不挠地一直战斗到青春期。

学校当局非常清楚这场不宣而战的两性战争,他们表面上装作不赞成,实际上却利用它来维持课堂秩序。在“打破男女界限”的借口下,他们把男女生的座位交叉安排在一起。但这并不能彻底防止学生讲小话,因为你总是能和前后排的男生闲聊两句。因为王老师发现我是“吃鸭子开荤的”,所以她投入了加强的娘子军来重重围困我。

这战略包围可真是害苦了我。如今我没人聊天,便容易犯困。好梦正酣时,我就突然疼醒,不是发现一只耳朵在王老师的牢牢掌握之中,便是发现胳膊肘挨了隔壁的重重一击。作为性战产物,所有的学生都用铅笔刀在课桌中央刻了一条线,名之曰“三八线”。当我梦里拜见周公之时,胳膊常常偷越出境而遭到对方大义凛然的迎头痛击。因为我是侵略者,挨了打也无话可说,但胳膊如遭电击,那女孩儿是个当外科大夫的料,她本能地知道神经长在哪里。

比起男孩们的嘲笑来,胳膊肘不时通通电只是小菜一碟。本来,有个倒楣蛋是公用玩具。他瘦小、苍白、胆怯,鼻下永垂两条玉龙。没有手绢,他便用袖筒代替,擦来擦去袖子便镜面也似地雪亮。因为母亲守寡,家道贫寒,没钱理发,就由母亲给他剃光头。所有这些都让他显得与众不同,而在中国,与众不同便是罪孽。他的诨名於是多极,什麽“鼻涕虫”、“光蛋”、“灯泡”等等,加起来恐怕比慈禧老佛爷的头衔还要长。孩子们不是拽著他的袖口假装揽镜自照,就是摸著他的光头赞不绝口:“乖乖,多滑的鸡蛋!”再不然就捂著眼睛叫唤:“妈呀,我的眼睛给你一千瓦的大灯泡刺瞎了!”最倒楣的是他永远穿著一条前面不开口的皮筋裤,这在男孩眼里尤其可笑──只有女孩才穿前面不开口的裤子。更糟的是,人们不久就发现了橡皮筋与皮带的物理性质略有不同,从此开始充分利用它的弹性,把他的裤子变成了搞笑工具。通常需要两个孩子来玩这游戏,一个和他闲聊以分散他的注意,另一个从后面猛扑上去,拽住他的裤腰猛往下扯直达脚踝。可怜的“灯泡”就那麽一条裤子,内裤是没有的,於是他那话儿便如伟大领袖的遗体供万民瞻仰,一日凡数次甚至十数次,直到所有的人都玩厌了这把戏。

得,现在他们发现我的处境更开心。我马上就荣膺“夹心饼乾”的称号(因为我让层层女生包围)。更让我魂飞胆落的是,班上的头名好汉竟决定让我去顶替“灯泡”的角色!

在中国,女生从来比男生用功而且听话。课间休息时所有的男孩都在外头玩,许多女生却留在教室里。当上课的预备铃响时,男生便有了一个如何进入只为女生盘踞的教室的问题。第一个走进去的男孩就要被众人以响亮的倒彩欢送,所以谁也不愿做这超度众生的出头鸟。打开这个僵局的办法,是由众人抓住一个倒楣蛋,把他强行推入教室。这个消毒手续完毕后,大众也就获得了免疫力(或是“原罪”已被殉道者赎去,待考),可以安全进入为女生污染的教室了。“灯泡”向来是那只赎罪羊,然而现在头名好汉觉得我这“夹心饼乾”更合适,也许他认为我成日浸泡在“面层”中,“消毒”的药效要强得多吧。

为了避免这奇耻大辱,我便在课间休息时躲在厕所里,直到上课铃响过才露面。堂堂课都要迟到,王老师自然非常恼火,我告诉她我是拉肚子,没办法。我的肚子就这样一天天拉下去,一直拉到王老师丧失了耐心。她也注意到围困封锁并未奏效。我是不讲话了,但引起了更多的麻烦。在梦周公的间隙中,我不是用弹弓发射字条,效晋人故事与遥远的朋友尺牍往还,就是埋头攻读藏在抽屉里的小人书,再不然就是给后宫的姑娘们找麻烦而博得男孩们的高声喝彩。有一次全班听王老师讲故事正听得入港,我的邻居突然厉声惨呼,把所有的人(包括王老师本人)的血液都吓得凝固了。原来她伸手进抽屉去,春笋般的玉手却触到了一个软绵绵、粘乎乎、湿泸泸(右为鹿)的东西,拿出来一看,却是一只死青蛙。那是我偷偷送给她的惊奇礼物,以报答她前天举报我偷看小人书,害得书被老师没收,让我没法赔同学,大大地丢了一次脸的恩情。因为这诸多麻烦,重雌包围於是撤销,“饼乾”冰消瓦解,“夹心馅儿”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渐渐地,同学们忘记了那绰号,我消化系统的毛病也不药而愈了。

虽然有这些小小的不痛快,我的学生生活却充满了欢乐。课间休息时,男孩儿打陀螺、滚铁环、弹玻璃弹子、拍洋画(一种彩色小画片,印有古典小说人物)、赌香烟牌子,女孩跳猴皮筋、踢毽子、跳绳、跳房子……哪象今天这些孩子(无论中外)这麽miserable(悲惨)!

最让我神迷心醉的是一个朋友的两件珍宝(样板戏:哪两件珍宝?好马快刀!马是什麽马?卷毛青鬃马。刀是什麽刀?日本指挥刀。何人所赠?皇军所赠。在什麽地方?牡丹江五-呃-河-呃-楼!【锵!】【亮相】)。那是一个放大镜和一个磁铁。放大镜能让纸片燃烧起来。更有趣的是,如果在户外开会,你可以用它把阳光聚在坐在前排的同学身上,把他烙得蹦起来,才发现衣服给烧了个洞。或者抓上一只苍蝇或蜻蜓,扯去翅膀,它便只能在地上爬,这时再用放大镜来烧,那可怜虫辗转扭屈的惨状也是极让人开心的。现在想起往事,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曾经干过这种缺德事,更奇怪于儿童的残忍。中国人无论对人对动物都不是一般的残忍,或许是因为这个民族还处於孩提时代罢。

另外那件珍宝则非常文明。撒一把图钉或大头针在课桌上,再把磁铁放到桌子下面,你就可以遥控那些图钉在桌面上游行,如同演木偶戏般的有趣。这游戏实在是迷住了我,可惜那同学奇货可居,我用一张洋画片子给他“上贡”后他才许我玩上一两分钟,否则就君子动眼不动手。洋画存货不久就上完了,於是我就变成了治人的劳心者,只剩下眼福。我心中十分不忿,暗道: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我们就什麽都有了,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老子自力更生给你看看!

於是就去自力更生。我听小哥哥说,如果让电流通过一块铁,就能把它变成磁铁。某天家里没人,我便站在凳子上旋下了灯泡,拉上了开关,把拉(土立)圾堆里捡来的一根粗炉条捅进灯头去。只听得一声爆响,一道炫目的蓝光闪过,我吓得从凳子上跌了下来,炉条正中脑门,脑门上顿时起了个包。情知闯了祸,我顾不得按母亲教的办法把包揉散(因为家贫,咱们家的孩子只有大病才上医院,小病小灾都全靠母亲的土办法对付),多(口多)多嗦嗦地去拉断了开关,再把灯泡拧上。可不管我拉开关多少次,那该死的灯就是不亮──整个院子的保险丝都爆了。母亲下班回来后我坚称无罪,可小哥哥立刻就发现了灯头上的创痕。我挨了一顿好打,然而这却使我自力更生的决心更加坚定。

还是无所不知的小哥哥告诉我,如果把铁条放在南北走向的铁轨上摩擦,便能点铁成磁。於是我便带著那炉条奔向火车站,找了个僻静地段,确认了铁路的走向便开始工作。我擦而又擦,擦而又擦,直到自己化作蒸汽机车,吐出铺天盖地的大团大团蒸汽。然而那炉条就是死也不肯捡起我带去的图钉。此后我终于认了命,朦朦胧胧地知道了这世上大约也有光靠意志做不到的事儿。

无论是放大镜还是磁铁,比起队活动来,它们委实算不了什麽。尽管我品行恶劣,忠厚慈爱的王老师还是让我在三年级就混进了少先队。那年头的少先队可远没有后来的普及,所以能做上帝选民还是让人挺得意的。全校队活动是最庄严的时刻。我们穿上白衬衣蓝短裤(女的是裙子),系上红领巾,聚集在大礼堂里。总辅导员大喝一声:“出旗!”一股电流便刷地通过每个人的全身心,大家立刻举手过顶,行庄严的队礼。悠扬的小号声便在小鼓的伴奏声中响起,在鼓手和号手的陪伴下,少先队旗从后面出现,冉冉升上舞台。然后我们就唱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尽管我对歌词的意义不甚了了,然而那仪式的庄严,那空气的凝重,那歌声,那誓词,那高举的手臂,那特殊的服色,总是让我那幼小的心灵充满了感动和自豪:能成为这个光荣集体的一员,我真是太太幸运了。要过很多很多年,我才能悟出这种从西方学去的仪式的群体催眠作用,才知道把社会上的一小部份“精英”挑出来加以神化,实在是以寡御众的绝妙策略。

有时队活动在公园里进行,那就更让人兴奋了。男孩虽然没有男人的性激素,却和男人一样好斗,这个现象不知道生理学上如何解释。总之,“打野仗”是咱们盛大的节日,连“灯泡”那样畏缩胆怯的孩子都跟换了个人似的。在一次“战斗”中,我这个“好人”的侦察兵和战友们一道在树林中潜行,一举一动都竭力模仿电影上的解放军叔叔,心里又紧张,又兴奋,还特别觉得自己了不起。等我们拐了个弯,刹那间如五雷轰顶,每个人都给牢牢地钉在地上:大约十米开外,有一对年轻男女背靠大树坐在草地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我们默默地交换了严重的眼色,蹑手蹑脚地走开,生怕弄出些微声响。等到觉得安全了,便撒鸭子狂跑,彷佛后面有条疯狗在猛追我们似的。很快就找到了总辅导员。在我们心目中,他从来是正义的化身,全知全能。

“老师!有情况……”舍命狂奔之后,要缓过气来还真不容易。“有情况…非常严重…敌人…”

“什麽?”他完全不明白,“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又讲,要你们向自己的指挥员报告吗?我是裁判,不是你们的指挥员!”

“老师,您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敌人!那个男的是个色鬼,是个奸细,是个特务!赶快去报告公安局,赶快!”

花了半天时间,他才好不容易明白了我们想说什麽,然后我们把他带到了现场。那对狗男女还在那儿相依相偎,似乎这世上就只有他俩似的,口中还念念有词。虽然隔大老远的听不见,不过从口型判断好像是什麽反复重复的密码,来回来去就那麽几句话。

总辅导员向我们挥了挥手,我们跟著他蹑手蹑脚的走开。他的神情看上去格外古怪,他痛苦地绷紧嘴唇,一会儿咬上唇,一会儿咬下唇,彷佛痔疮犯了似的,然后又使劲咽气,好像不小心吞下了鱼刺。

真让人没法相信,他居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是的,他看见那家伙抱著个姑娘,是的,他可能是个“色鬼”,就跟我们叫的那样。是的,那家伙戴了顶鸭舌帽。我们看到的,他一件不拉地全看到了。但光是这些东西,并不能就让那家伙当上特务。为什麽他们要藏在树林深处?也许他们不想让人们看到他俩。为什麽?他说不上来。不,他并不同意报告局子,万一那家伙是个干部,在调到远方去前跟女朋友道别呢?

我们又纳闷,又失望。总辅导员这是怎麽啦?他怎能说那家伙不是特务?连三岁孩子都知道特务们都戴顶鸭舌帽,搂著女人跳下流的舞。所有的肃反电影和反特电影上全是这样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怎麽看情楚那家伙的脸,我敢担保他长得不怎麽样。这儿缺的就只有一副黑眼镜,特务们全都在电影上戴著那玩意儿。事实上,有个黄昏我曾秘密地跟踪了一个戴鸭舌帽的丑家伙,只是他拐进了一条黑漆漆的小胡同后我才失去了勇气。现在是大白天,总辅导员又是个大人,有什麽好怕的?他怎麽能这麽麻痹大意?

我们的疑问不久就得到了解答。几周後,总辅导员神秘地失踪了。算起来他不是第一个,过去的体育老师也这麽神秘地不见了。人们说他俩都是国民党特务,据说总辅导员的左手是只假手,里面装著秘密电台。这让我们想起了刚刚看过的肃反展览,里面有个特务竟然是女扮男装。现在又出来个总辅导员的假手!他的手我可见得熟了,怎麽看怎麽象真的。这些狗特务们真是神通广大、行为古怪,让人又兴奋又恶心。怪不得他不让我们去通知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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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6/12/10 17: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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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响应号召“除四害”

    毛主席号召“除四害”(麻雀、苍蝇、蚊子、老鼠)后,我们的课外活动就更加丰富多彩了。全国人民都给动员起来进行这场新的人民战争,学校也立即行动起来了。

    低年级学生的的指标是每天一火柴盒死苍蝇或是一条老鼠尾巴。我轻而易举地便完成了任务,“灯泡”却淌眼抹泪的。他母亲拒绝给他买苍蝇拍,还痛骂学校不务正业,骂到兴起,便顺手给他的“光蛋”几个栗爆。因为没有头发的缓冲垫,那栗爆便凿得格外亲切,落地生根,等他来见我时还依稀可辨。我慨然把自己的拍子借给他,然而这笨蛋却笨到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苍蝇。

    “到厕所里去!傻子!你根本不用瞄准,闭著眼睛胡打一气就行。往哪儿打都行:地上、墙上,随便哪儿都可以。只要你象抽风一般打够了数,死苍蝇就得用火车拉!世上没比这更简单的事儿了,就连你这种笨蛋都保准砸不了锅!”

    “灯泡”感激涕零,满口答应以后我的指标就包在他身上了。我对苍蝇们倒没什麽个人成见,反正我又不是佛教徒,认定它们跟咱们平等,不能随便伤生害命。我只是觉得用两根火柴棍当筷子夹起死苍蝇特别恶心。我曾经在放大镜下细细研究过它们的芳容玉貌,对它们没有什麽特别的好感。“灯泡”在这方面倒是大无畏,他根本就懒得使火柴筷子,直接就用手在厕所的地上大把大把地抓死苍蝇。

    麻雀在大跃进中被划为“四害”之一,为此,郭老还写了《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高年级的学生从来比我们好玩儿得多,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到田野里去又是敲脸盆,又是打鼓,又是吹喇叭,又是挥旗子,吓得麻雀不敢落地一直在天上飞,直到再也飞不动时便一头栽下来。更精彩的是他们还在夜间出动,爬到树上和屋檐下去掏白天看准了的麻雀窝。在手电的强光照射下,从酣梦中惊醒的麻雀们根本动弹不得,一抓一个准。上学和睡觉时间都能这麽疯也似地玩,也不知道他们是哪来的这种好运气。

    我们在这场人民战争中干得真不错,以致一位著名的诗人兼学者在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来讴歌我们的伟大胜利。诗曰:“苍蝇逃向美国,蚊子逃向英国,麻雀逃向日本,老鼠逃向法国。”说到老鼠,我敢说并不是所有的鼠民都打定了主意准备叛国投敌,至少那些安居于我们家的兄弟是如此,他们照样白天也出来招摇过市,一点都没把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放在眼里。

    不过鸟儿们的打算倒似乎有些不同。因为麻雀被消灭后引起虫害猖獗,几年后麻雀被正式平反。尽管如此,它们的总数从来也就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不光是麻雀,别的鸟儿也随著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几十年后我到了美国,花了好几天功夫我才琢磨出来那从树上、房顶上传来的声音究竟是什麽。它听起来是那样熟悉又是那般陌生,牵动了儿时的模糊的记忆,彷佛是浓雾中隐约透出的树影。最后我才想起来那是久违了的鸟儿的啁啾。原来,咱们伟大的诗人并没有把所有的事儿都搞对,是鸟儿而不是苍蝇非法移民到了这儿,而让咱们的爱国志士们懊丧的是,这档子事儿就是象浏阳河似地拐上九道弯,好像也赖不到八国联军头上去。

    最大的娱乐,还是在街上。从我记事起,大街上就从来没安静过一天。正象咱们的报纸说的,我们的时代是“沸腾的时代”,而大街就是那个沸腾的大锅,里面漂满了煮得烂熟的东西。“肃反”运动中,大街上断不了气势磅礴的游行。只要听见那雄壮的《镇压反革命》的乐曲(那是在某位伟大的作曲家为此前的“镇反”运动创作的),所有的孩子都象过了电般的兴奋起来,飞也似地跑到街上去看热闹。我仍还记得那首歌的头两句:

    “镇压反革命!  大家一条心!”

    军乐队总是走在最前面,一律军呢制服大盖帽,戴著雪白的手套,铜管乐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个英俊,那个威武,那个气派,让男孩们的小心眼儿佩服得迷迷登登的。此后是待处决的“反革命”长蛇阵。他们的手给捆在后面,全身五花大绑(孩子们管这叫“穿绳子背心”),脑后插著纸裱的高高的“招子”,上面写著他们的罪名和姓名,姓名用红笔大大的打了个叉(这是古代传统,现在他们改用吊在脖子上的牌子了)。他们低著头默默地走著,脸上毫无表情,两边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表情冷峻,头戴钢盔,平端步枪,枪上的刺刀雪亮。

    这样隆重、庄严、壮观而又带有娱乐性的杀人大典几乎天天有。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使杀人都变成了查尔斯王子大婚那样的全民狂欢节。象“镇反”运动一样,“肃反”运动也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些运动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致它们甚至改变了咱们的语言。如果你听到老百姓说“某某被镇压了”,那意思就是说某某给官家杀掉了。

    “肃反”运动后又是别的游行,锣鼓鞭炮似乎就没有一天停息过。私有企业的老板和员工抬著大大的红双喜字,在街上庆祝政府笑纳了他们的工厂和商店,各界人民倾巢而出抗议英法入侵埃及……街上还有免费的演出,就是从这些演出中我学会了两项有用的知识:第一从那两个穿著西服满街蹦哒的小丑戴的高帽上知道了英国的米字旗和法国的三色旗,第二是学会了用玉米须来做洋人的假胡须,用香烟牌子折成的三角来做高鼻子。总而言之,大街简直成了个杂耍场。十来年后,当我第一次读到列宁“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时,我毫无困难就领会了他的教导的含义。 游行、抗议、演出又让位给铺天盖地的漫画。它们贴在栓在行道树间的细绳上,风乍起便哗哗作响。每幅画都画得五彩缤纷,每幅画都画得那麽滑稽:所有的臭名昭著的大右派全在那上头,不是画成毒蛇就是豺狼。我真喜欢这场反右运动,它是顽童的盛大节日。老师们都显得特别忙,在课堂上王老师常常望著黑板就发了呆,我再捣乱她也懒得理我。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6/12/10 17:56:16   
       第 3
    三、超英赶美炼钢铁

    但烦恼并不能长驻于幼小的心灵中,特别是当生活充满了新鲜事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不久就忘了母亲的眼泪和叹息,又让大街吸引回去。街角搭起了木头舞台,免费演出又大规模地开始了,业余演员们在尽情地歌颂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拿出革命干劲来,拿出革命干劲来,我们快马加鞭跑得飞快,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踢开困难,排山倒海,咱要让社会主义的红花遍地开!”我们要大跃进,要为1070而战,炼出1070万吨钢,气死英国佬!

    大跃进是我们的发明。斯大林死后,我们当仁不让地想当国际共运的领袖。可惜尽管有著庞大的人口和幅员,微不足道的经济实力却让中国成了个名副其实的纸老虎。为了使国力和他的野心相称,我们决定抛开俄国模式,走自己的路去使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于旦夕之间。以我们拿手的直线思维,断定钢铁是国民经济的“纲”。以为一旦我们能生产和英国一样多的钢,中国便能和当时的资本主义龙头老二一样的强大。为了实现这个再实在(earthy)不过的发财目标,我们使出了拿手好戏──群众运动,命令各行各业停下自己的活计去“大战钢铁”。与此同时,我们碰巧忘记了一个小小的事实:要让外行们去炼钢,起码得有点矿石让他们下手,先不说那必要的设备和技术知识。

    於是我们便倾巢出动去苦战,到郊区的砖厂去搬砖。早上八点半,大队隆重出发,走了几个小时后便离开了城市。正当我们开始觉得疲倦之时,路旁出现了见所未见的奇景,使我们的士气顿时大为高涨:田野中,所有在干活的农民都给勾上了脸谱,看上去就跟传统戏剧里的角色一样,他们甚至还穿著自制的行头!老师告诉我们那是新成立的人民公社的社员。

    “为什麽他们要化装?”

    “嗯,记得那首诗吗:‘老将赛黄忠……’”

    “记得!‘青年赛武松,妇女赛过穆桂英,儿童赛罗成’!”

    这些都是每个孩子都知道的古代的传奇英雄,那首诗据说是某个公社的农民创作的。毛决定把以前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巨大的人民公社。正如在战争中一样,毛觉得要打赢经济战场上的战役,关键是投入能够动员起来的最大的人力。各种各样的民歌被创作出来鼓舞这些“战士”们的士气。因为党干们通常是没文化的农民,他们能为“战士”们树立起来的标兵就只能是那些人人耳熟能详的旧小说和戏剧里的英雄。在某些地方如我们通过的那个地区,过度热心的干部竟然真的让社员们在工作时也扮成英雄们的模样。对我们来说,那绝对是无比壮观的奇景:成百上千的古代将军们在田野里挥舞锄头,而不是大刀长矛。

    前面还有更多的奇景。不久我们得给一个古怪的大车队让路,每辆大车上都装上了帆。恍惚间,我只觉得公路化作了河流而大车变成了帆船,真象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情景。

    “多聪明啊!”辅导员热烈欢呼道,声音里充满了真诚的艳羡与赞美,“看看人民群众是多麽有智慧!看看我们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伟大成果!同学们!记住了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象党教导我们的那样:‘敢想,敢说,敢干!’”

    等最后到了工厂,已经是下午了。每个孩子在怀里抱上两三块砖,大队便往回赶。可走了不上半小时,队伍便星落云散。那砖抱在怀里比金元宝还沉,一个劲往下出溜,先是降落在裤带上,然后又突破裤带的阻挡直捣黄龙府。这时你就得赶快来个金鸡独立,屈起一条腿来帮双手的忙,让砖们再度回到裤带上。没多久,我的双手就如同林教头的双足浸进了百沸滚汤。我放下砖块,坐在上面休息了很长时间,然后又抱起那宝贝往前一步步地挨。双手现在倒是麻木了,可这回是全身浸进了百沸汤,煮得我只剩一丝游气。我只得又推金山,倒玉柱,插烛也似地放下那两块宝贝砖。在上头坐了半把个小时,我才觉得小肚火烧火燎地疼,掀起衣服一看,肚子上给蹭掉老大一块油皮,红得来如同孙大圣的仙臀一般。

    等我最后从砖上站起来,便如上刑场的李玉和一般的悲壮,一般的义无反顾,看都不看那鬼砖一眼。“灯泡”一直在和我共患难,此时就怯生生地提醒我忘了那宝贝金砖。

    “见它们的鬼去!我再也不抬了!肚子都给刮了一层皮,再抬下去只怕连小鸡鸡都保不住!没那玩意儿,我用什麽撒尿,呃?你倒是告诉我!”肚皮上的伤还在让汗水渍得火辣辣地疼,我正没好气,得,这下便全撒到可怜的“灯泡”头上去。

    “灯泡”大骇,给我的胆大妄为吓得慌张失智的,却又再不敢来批我的逆鳞。他死死地抱住那两块砖,彷佛是溺水的人抱住了救生的船板。如同害哮喘病的雄狮,他勾(人句)偻著瘦小的身躯一步步往前蹭,每走一步都象火车头似地喷出惊天动地的呼啸。汗水浸透了他的光头,在阳光照耀下看上去倒真象个闪闪发光的鸡蛋。

    “拉倒吧,”当他再一次坐下来,坐到无穷无尽之时,我最后失去了耐心,“把它们扔了!如果咱们这麽一步步蹭下去,今晚就得睡在田野里了!”

    他什麽也没说,两只眼睛却闪闪发光,似乎再也难以抵挡那巨大的诱惑。的确,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扔下那宝货,大烦恼便可瞬间解脱。

    “看见那些砖没有?”我指著路面,“又不是我一个人这麽干!谁不扔砖?谁象你这个傻货死抱著不放?到处都是扔下的砖,呆会儿快到学校时咱们捡上两块不就得了?你听老师的话吗?老师不是教我们要敢想、敢说、敢干?连这都不敢想,真没用!”

    “灯泡”给说服的正是时候,因为夜幕已在悄悄降落。目之所及,旷野里似乎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但迷路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跟著遍地的砖走就行了。先行的同志哥们想得真周到,为我们处处留下砖头作路标。快到学校的时候,我捡起了两块砖,心里直纳闷是哪个哥儿坚持到了这份上还会把它们扔掉。我和“灯泡”把捡来的砖交给了老师,她夸奖了我们几句,发给我俩一人一朵小红花。

    就靠这些砖,三个和“老虎灶”差不多大的“土高炉”顺利落成。一座砌在教师宿舍的小天井里,两座坐落在球场上。全校师生开大会,隆重庆祝“钢铁元帅升帐”。校长做了战斗动员,告诉我们毛主席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麽都好办了。”我们要日夜苦战,炼出“红领巾钢”来向亲爱的党献礼。


    会后我们又大队出动去找“废钢铁”来喂咱们的炉子,可惜这次不走运,满世界的人都出来干同样的事。大街小巷转了半天一无所获,我们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学校。路过银行时有人正在锯那儿的铁栅门和铁窗柱,辅导员顿时有了灵感。

    “大家回家去!”她喊道,“把家里的废钢铁拿来捐献!”

    我回到家中,发现咱们的贫民窟成了闹市,人们出出进进,全是回家来发掘废钢铁的。什麽玩意儿都成了废钢铁:锅、碗、瓢、盆、桶,甚至门扣门锁。我一一打量了家中的所有废钢铁,发现每样用具都没有替换的,眼光最后落在我玩的铁环上,便把它拿去捐献了。辅导员对我的忍痛出血似乎并不十分欣赏,不过还是给了我一朵小红花。

    等到废钢铁收集得差不多了,大伙儿便一齐动手把那些锅、碗、瓢、盆、桶之类打得稀烂或是踏扁。那可比抱砖头来劲多了,光是那叮叮当当的交响乐就得让你兴奋一大阵子,更别说把蒸锅高举过头,再狠命摔到地上时那巨大的快感。不管废钢铁属金银铜铁锡的五行中的哪一行(说明:我知道五行是什麽,这里只是搞笑,老黄幸勿纠正之),都一股脑儿地塞到炉子里去。然后是点火大典。等到炉子终于点著后,全部人就分成小组,轮流去推拉木风箱,往炉子里送风。

    不久我便发现钢铁元帅的脾气似乎十分暴烈。时值盛夏,在毒日头下拉风箱就够你喝一壶的了,何况还有那炉子里的熊熊烈焰。本来,那场面乱如骡马大会,偷偷溜了谁也不会发现你。不过好奇心主宰了我,所以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决心看看钢帅的英容。

    等到烟消火灭,总辅导员便打开了炉门,可除了已故锡壶一类的东西化作了点点白斑之外,大部份废钢铁还是废钢铁,只是黝黑了许多,似乎那熊熊烈焰等同于加勒比海滨浴场上的阳光。几位老师商量了半天,确定原因是开炉门的时间太晚了。於是又重新点火生炉子,咱们又吭赤吭赤扯风箱。不过这次半道上就停了下来,总辅导员再一次在万众翘首以盼之下庄严地打开炉门,一股浓烟冲了出来,正扑在他的脸上,他便使双手捂住眼睛踉跄后退,如同大圣爷爷中了红孩儿的暗算。浓烟冒完后便毫无动静,於是辅导员便流著滚滚热泪,下令让我们继续吭赤。如是者数次,便金乌坠而玉兔升,可大帅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辅导员只得让我们回家,吃过晚饭后再回来,学张飞挑灯夜战马超。(注:“张飞夜战马超”是当时流行的口号,不是我的搞笑 。)

    吃过晚饭回来,见木头风箱已被一个小小的鼓风机取代。球场上架起了几个呼呼作响的气灯,照耀如同白昼。既然风箱马超已然离休,张飞们的日子便好过得多。只需站得离炉子远一些,你就能凉凉快快地静等钢帅出场。可惜大家望穿盈盈秋水,险化作望夫石,钢座就是抵死不露面。白天的故事重复了两三次,便已快到12点。我从来是9点上床,从没熬到过这麽晚,睡意排山倒海地袭来。乘没人注意,我就悄悄地溜之乎也。

    第二天睡过了头,起来已是日上三竿。我一面急急忙忙往学校赶,一面把周身的浩然之气搬运到头皮上去等著王老师的好骂。谁知进了校门却是万籁俱寂,人影不见,正纳罕间,“灯泡”从里面出来了。

    “今天放假一天,不上学!”他眉飞色舞地嚷,“昨晚老师们苦战到三点钟,最后就通知大家今天不用来了。”

    “你呆到最后了吗?”

    “当然啦!”他骄傲得如同开屏的孔雀,这在他身上倒是少见,大约这还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还是有强过别人的地方。“你知道,我熬惯了夜,帮妈妈裱火柴盒。嗨!这算什麽!不就两三点吗?可到后来人都跑光了,就剩几个班干,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抓到了钢铁元帅。后来我们就到区上去报喜。那儿可热闹了,全是去报喜的,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你错过了真可惜。”

    “钢铁元帅在哪儿?留在区上了吗?”我后悔极了,寻思要不要赶到区上去拜见他老人家。

    “呶,在那儿呢!”他指著墙上。

    我这才总算见到他,或他们了,墙上挂著一个电脑屏幕那麽大的镜框,四周饰以红绸带,玻璃后嵌了三块黑黝黝的牛屎疙瘩,每块还没有个鸡蛋大。

    这就是我和钢帅打的唯一一次交道,不久我就再也不上学了。绝大部分老师都给抽调到什麽地方去炼钢。全区的小学并成了一个,由剩下来的几个老师教上万的学生,他们好像从来就没能把学生们的年级弄清楚,更别谈记住他们的模样了。我再也不去上学,因为早上没人叫我起床。家里所有的人都给召到什麽地方去炼钢,从不回家。只有母亲没给抽去炼钢,不过她也不能回家,得留在厂子里通宵苦战。实际上,整条街上所有的住户剩下的全是我那麽大或是比我小的小孩。为了确保这一点,政府曾派人挨家挨户地检查过,在每个检查过的院子的门上都贴上“无闲人户”的条子。

    白天我基本上用来睡觉。到了吃饭时间,我就上母亲的厂子里去吃饭,那可是一个大子不用花,因为人民公社生产的粮食我们一辈子也吃不完。每亩地现在已经能产十几万斤粮。公社养的猪比大象还大,南瓜大如山,玉米刺破天。当街的墙全给刷成白的,上面画的全是这样的奇迹,还有各种各样的诗歌顺口溜,据说全是工农创作的。如同林先生在几十年后发现的,工农兵确实是文艺创作的主力军(对不起,林先生,只是开玩笑)。有首诗大概最典型: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母亲据说也是此类诗歌的作者之一。在大跃进早期,有天半夜她突然和小姐姐一块儿回来了。她们的工厂和别的企业一样,改成了“红专大学”,该大学的主要科目就是“扫除文盲”,而她荣列为在一夜之间被扫除的对象。领导让所有的人作一首诗,第二天要拿到毕业典礼“赛诗会”上去朗诵。在绝望中,她只得连夜赶到小姐姐的学校去,把她抓回家来捉刀。小姐姐素有咏絮之才,这种毕业论文当然是一挥而就。然而要母亲生吞活剥地背下来可就难了。不管怎样,她第二天还是成功地通过了口试,光荣地拿到了红专大学的毕业证书。

    吃过晚饭,我就回家去刻苦攻读小说。大约12点钟,我又动身上母亲的厂子里去。尽管已是半夜,大街上仍在沸腾。每个灯杆上都安了一个小喇叭,毫不间断地播放广东音乐《步步高》、《旱天雷》和各种各样的地方戏曲。所有的商店都大开著门,照耀如同白昼,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要买东西,你只需在一个纸盒子里放下钱,自行取货便是,此之谓“无人售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如同柳下惠般圣洁,是决不会偷东西的。不过我倒不认为盗窃是个严重问题,因为所有的贼们,连同商店售货员一道,都给召去大炼钢铁去了。

    母亲的纺纱厂也在沸腾。车间里也装著喇叭,不断地播放音乐。几年后,我在《知识就是力量》上看到,先进的苏联科学家们发现,音乐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甚至能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再过了好多年,我才想起,在车间播放音乐,大概是为了防止工人们在单调的机器轰鸣声中睡著了。因为大部份人都给抽去炼钢,本来三班倒的活就只能由剩下来的几个人顶著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科学家们及时地发现,原来睡觉是资产阶级迷信,真正的革命者是不需要它的,他们可以毫不间断地每天工作24小时,使咱们的一天等於二十年(注:“一天等於二十年”是陈伯达找出来的马克思语录,作为当时普遍的口号)。

    有时,音乐和机器轰鸣声停了下来,代之以锣鼓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出现在车间中央,放大声音狂喊:“大好消息!大好消息!刚才三车间的工人又打破了纪录,让产量翻了三番!同志们,让我们向他们学习,加油啊!”於是每个人都拍上三分钟巴掌。过后便是夜餐,同样是一个大子不要,也没谁管我这哪儿钻出来的小子混吃混喝。不是大好消息,就是别的车间来挑战,发誓要让产量再翻番。“翻番”这个词听熟了,我也曾琢磨是不是那就跟打筋斗差不多,那玩意儿的确是不容易,我练了好久才过关。

    无眠无休的通宵苦战累坏了母亲,她现在要管比以前多得多的“弄堂”。如同机器人一样,她在机器间往返奔走,机械地、本能地换锭子、接线头。每天要走几十公里路还不能躺下来,她的腿肿得老高老高,双眼布满了血丝。她的脑子里大概什麽也不想,只剩下一个执著的念头,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接头,换锭,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接头,换锭……

    她根本不管我,我这麽晚不睡她也毫不在意,她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她身边似的。我跟她讲话她根本就听不见,只有抓住她狠劲摇晃,店(足店)起脚尖对著她的耳朵大喊,她才能从梦游状态下短暂地清醒过来。这时她就让我静静地一边呆著去,别来烦她。

    然而母亲是幸运的,就在那种状况下,她居然毫发无损。别人可就没那麽走运。不少女工睡著了跌到机器上去,让旋转著的锭子打得头破血流。

    在纱包中美美地睡了一觉,我就动身回家。在街道的角落,我常常停下来看工人们在砌在那儿的高炉群间奋战。当炉门打开,白织(左为火)的铁水便哗哗地奔流出来,把周遭的一切染成炫目的亮丽的橙红色。尽管已是夜阑,整个城市还在沸腾。望著红色的夜空,我不由得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激动和自豪:的确,我是生活在一个绚丽灿烂而充满奇迹的时代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6/12/10 17:57:12   
       第 4
    四、人生第一课


    大战钢铁的歇斯底里冷却后,学校又恢复了正常。我回到学校后,发现班主任换了人。新来的班主任姓吴,中等身个,中等年纪,脸庞瘦削,显得眼睛很大。与一般女的不同,她的脸庞的轮廓虽非刀砍斧削,却也线条分明,显出一种阴柔与阳刚相调和的美。她生起气来时便瞪大了本来就大的双眼直视著你,深灰色的眼睛隐隐闪出钢铁的光泽,让你不由得从心里怕出来。她的头发极浓密,在头上盘成个大发髻,偶尔在髻顶上别上个蝴蝶夹子。她走路既快,步子又有弹性,蝴蝶夹子便在头上一跳一跳的。她教过的学生都怕她怕得要命,我不久便发现这害怕是何等有理。

    如同一个新登极的女皇,吴老师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解散两个内阁,重新组织它们。这倒毫不足怪,每个新来的班主任都是这麽做的。与众不同的是她让班上的头名好汉和他手下的几个弟兄入了队,旋即提拔他做了中队长。他的任务就是维持课堂秩序,确保象我这样的调皮鬼不敢捣蛋。

    这的确是宫廷政治的天才大手笔。直到如今,学生干部们从来是既听话,成绩又好的主。(在中国,“听话”从来被认为是孩子们的最高美德。说给某家长的最好听的恭维话,便是称赞他的孩子“乖”。)这些班干如同班主任的耳目与爪牙,及时通知她班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作为回报,老师便赏给他们以各种荣誉与职位。一般来说,一个干部从小学便开始了他的政治家生涯,一直到他进入地方或是中央政府,去扮演类似西方文官(civil servants)的角色。这种人事制度的设计,保证了一个有原则或有个性的人决不会被选中。要当干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能揣摩上峰的意图,只说他想听的话,只做他喜欢的事。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有见风使舵、窥测大局的能力,毫不犹豫地牺牲任何人包括他的上司(正如在文革中普遍表现出来的那样,对“走资派”下毒手的人不是群众,正是他们原先的宠儿们),以赢得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的那一派人的欢心。如同中国谚语说的,他们是一群“有奶便是娘”的人。

    然而头名好汉和他的弟兄们却不是那样的主。他的成绩既不好,做人也不乖觉,唯一的长处是他的功课不是一般的糟。为此他留了好几次级,因而变成了班里最大的学生。就在几周前,他还和我在同一条船上,被王老师川流不息地痛骂,现在他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每个人的上司。

    他以百倍的热情来扮演这个新角色。很明显,这突然降临的巨大荣耀唤醒了他沉睡多年的荣誉感。他停止逃学,停止在课堂上捣蛋,并且使用武力来防止别人这样做。他非常明白自己的拳头的威力,并且知道怎样充份发挥它来教训我这样的顽童。一次他用半截砖头把我的整个肩头染成青的;又一次他飞起一块鹅卵石击中我的肚子;再一次他一拳就把我发射出去飞进灌木丛;还有一次他竟然用气枪子弹击中了我的脖子!每次我奋起抗暴都给打得落花流水。对於我来说,他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要想打败他是再也休提。十多年后我俩再度重逢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年的巨无霸原来却是这样一个矮小、孱弱、猥琐和其貌不扬的人!如今我只用一只手,便可加倍讨还当年的血海深仇。

    文革中,我常常想起往事,发现我们班和国家竟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些被吴老师罢官的班干们,正象后来要打倒的老干部,而头名好汉和他的弟兄们,则恰似所依靠的非正统的造反派。在他们的权力斗争中,我就象倒了血霉的“阶级敌人”,给夹在了他们的交叉火网之中。

    可惜我那时并不这样富于哲学思辩,没法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角色而从中获取安慰。我只觉得生活变得无比凄惨,恨透了中队长那替天行道的合法暴力。更让我丧气的是,颈上红巾再也不是一种荣耀,却成了无尽羞辱和烦恼的根源。每当我和邻居讲了几句小话,或是一不留神睡著了,吴老师立即就要把我揪上去,站在她的课桌旁,面对全班。

    “你脖子上系的是什麽?”她怒喝。

    “……”

    “你说话呀!开口说话!”她一把揪住我的红领巾,猛烈地摇晃著我,“你的胆子这会儿上哪儿去了?你不是个胆大包天的害群之马捣蛋鬼吗?”

    “……”

    “解下来!”我的沉默更加激怒了她,“神圣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你以为象你这种人配得上它吗?你还是去撒泡尿当镜子照照,看看自己究竟有多美!”

    含著眼泪,我用颤抖的双手解下了领巾,默默地递给了她。

    这之后便是无穷无尽的折磨。母亲不是个问题,她有著更多的烦心事,不会注意到我没戴红领巾。问题是学校大门口的红领巾监督岗。他们每天早上都要检查每个学生是否洗过脸,刷了牙,剪了指甲,特别要检查队员们戴没戴红领巾。每次我红著脸,嗫嚅著向他们解释我的红领巾为何被吴老师借走时,我就恨不得一头撞死。

    在课堂上,我全神贯注地捕捉吴老师的一颦一笑,竭力寻找显示她怒气稍退的任何微妙征象。随著时间流逝,悬念就变成了焦虑,而焦虑又变成恐慌。入夜,我跪在床上“拜四方”,学著到庙里烧香的老太太们向东南西北虔诚地叩头,默默地向玉皇大帝、如来佛、观世音、南无斗战胜佛、关圣帝君、赵子龙、花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等等诸位神灵祷告,恳请他们大慈大悲,大施法力,让吴老师回心转意,回嗔作喜,在下一次全校队活动前把领巾还给我,免得我在全校师生面前出乖露丑。

    命运偶尔也会对我微笑。吴老师会把我召到她的办公室去。她先是板著线条分明的俏脸,历数我的一切劣迹,直到我完全相信自己的的确确不可救药,真是“搅坏一锅汤的那颗老鼠屎”。但是,她语调一转,脸上的线条也略微弛缓,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个人不管犯了多大错误,组织上都要尽力抢救他。现在就有这麽一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是不是真是不可救药:区教育局要举行一次作文(或算术)竞赛,每个学校都要派几名学生去参加。虽然她知道我根本配不上这种巨大的荣誉,但出於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她还是愿意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接著她便拉开抽屉,把我的领巾拿了出来递给我。

    我感激涕零,用发抖的双手哆哆嗦嗦地系上领巾,然后庄严地向她敬了个队礼,没口子发誓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为学校争光,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她轻轻地拍拍我的后脑勺,做出了个近似微笑的表情,连钢灰色的眼睛似乎都露出了近乎慈祥的光芒,说道:

    “瞧,你还是有希望的。好好干,啊?记住:自己的历史是自己写的。”

    可惜的是,我还没聪明到能给学校争光,每次竞赛都让我弄砸了。一次作文竞赛,人家让我写散文,我却写了首长诗;数学竞赛不是看漏了题,就是算错了式子。就这样,我可耻地辜负了全校、特别是吴老师的厚望,彻底证明了吴老师的英明论断──作为一颗百无所长的老鼠屎,搅坏一锅汤是我唯一的专长。

    更糟的是我一直在自己的历史记录上乱涂乱画。一个礼拜六,吴老师用了全天的时间来骂学生,什麽课都没上成。她於是决定拉下的课第二天来补。可我早就买了《沙漠追匪记》的电影,可不想放弃那精彩的战斗故事片。於是我便仔细研究了父亲的墨宝(我对书法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模仿他老人家的字迹伪造了一张假条,说我家原定在星期天去探望生病的叔叔,故尔我无法再去学校,请老师谅解,是荷!(我现在也不懂这“是荷”是何意思,只记得那时写上这两个字还挺得意的。)

    尽管我自觉那条子伪造得天衣无缝,次日“灯泡”替我交上去时,却当场就被吴老师掷下公案来(注:“公案”乃县太爷的办公桌是也。国内的教室和县衙门也差不多)。那天到的学生还不到三分之一,敢情大伙儿都一窝蜂上沙漠追匪去了。吴老师正冲冲大怒,“灯泡”不识起倒,贸然把假条交上去,正好给她提供了一个出气机会。她命令班委到家里来找家长,骗局於是戳穿。我的红领巾再次被没收,而且连学籍都被“停”了。我成了“试读生”,再有轻举妄动,立刻便要被踢出校门。

    我从书本中找到了逃避之路。从小我就喜欢阅读,现在更是沉浸在小说中如痴如醉,暂时忘却了我那半失去的学籍、吴老师那冷峻的俏脸和中队长的拳头。然而公共图书馆只对成人开放,孩子们只能靠租书店。租一本小说得交一元钱的押金和一毛钱的租金,我可没有这笔巨款,也不能向母亲要──为了家里的事,她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唯一可以免费阅读的地方就是新华书店。每晚我都上那儿去站读,直到书店在九点钟关门。

    然而不久我便觉得这站读并不是那麽痛快。每当关门的电铃声响起,我便觉得越来越难以放下那本正在读得津津有味的书。更让人黯然心碎的是当你兴冲冲地从家里赶来,抓耳搔腮地准备看下回分解之时,那本书却给卖光了。书籍开始迷住(haunt)了我,书里的事儿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梦中,不管是白日梦还是夜里梦都一样。我渴望有自己的书,这样我就能一遍遍地读它们,爱看多少次就能看多少次,什麽时候都随我的便。我从来没有象这样苦苦盼望过什麽东西。书本是我唯一的安身立命之处,书里活著我的偶像,我的梦想,我的灵魂。它们是我的鸦片,我得到的越多就越想要。就象别的爱一样,我对书本的爱最终煽起了我的决心,逼著我不择手段地去占有它们。

    我开始偷书,一本接著一本。我通常从楼下拿起要偷的书,然后上楼去兜一圈,下得楼来便携书坦然出门。这样,楼上的售货员会以为你在楼下付了钱,而楼下的又以为那是楼上买的书。尽管我从来没有失手被擒,良心却从来没放过我。最初那占有所爱的狂喜消退后,我就得面对心灵深处的审判。这时我就会引孔乙己的话为自己辩护,在心底绝望地喊:“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麽?”

    正如中国俗话所说:“久走黑路必遇鬼。”当我的私人藏书达到二十多本之时,这“鬼”扮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的模样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班长。他学习成绩很好,却对同学很温和,不象别的班干那样横眉立眼。仿效桃园三结义,我,他,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义结金兰,发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因为后死的人免不了要照顾义兄弟的遗属,大是麻烦,还不如乾脆死了拉倒。一天他告诉我他只看过《三国演义》的小人书,没看过“字书”。我为他扼腕不止,因为没看过“字书”就等於没看过《三国》,於是我便把“字书”慨然借给了结义兄长。第二天他又跟我借别的书,我欣然从命。没上一个月,他就借走了我的全部贼赃。当我向他讨还《说岳全传》时,他却告诉我借去的书一本都没看完,因为那是用“古文”写的,他看不大懂。我微觉奇怪:借那麽多书去却一本都不看,这算是怎麽回事儿?不过我也没多想,只是告诉他,我所有的书都让他一本不剩地借走了。

    第二天吴老师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所有的贼赃都整整齐齐地码在她的桌子上。

    “说,这些书怎麽一本都没盖售书的图章?”她冷冷地问我,冷俏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那双大眼睛闪烁著隐隐的光泽,彷佛钢枪上的烤蓝。

    我的头嗡的一声,旋即便投入了疯狂的运转:我需要一个天衣无缝的谎来拯救自己的皮。(注:“救自己的皮”是英文表达方式,但我很喜欢,所以便直译了。)新华书店在卖出书时都要在封底盖上个章。那些书我都全用旧报纸包了皮,可现在它们全都玉体横陈地赤裸裸地躺在那里──结义兄长除去了我施放的烟幕屏蔽。

    过去看的反特电影和小说这时便出来帮忙了,我即兴发挥,捏造了一篇短篇小说。一天,我回忆说,我在书店里站读得正起劲,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非常喜欢那本书。我点了点头,他就掏出钱来给我买下了那本书,说是作个礼物送给我。他拍拍我的脑袋夸奖了我一番,说他巴不得自己有个孩子象我一样地爱看书,接著又问我以后还想不想要书。我说当然想。他就让我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到电影院门口去找他。每次去他都要给我一两本书。一开头我高兴得没注意,但最后还是发现他给我的书没一本盖过章。当我问他时,他说那是集体买的,所以不必盖章。我越来越怀疑,最后就告诉他我父母想见他,他也答应了,不过说那晚有事没法去我家,让我第二天晚上再去电影院门口见他,然后我再带他上我家去。第二天我如约而去,他却没有来,而且以后再也没露面,虽然我还是每个礼拜六晚上都上那儿去找他。

    接下来我描述了他的外表:他中等年纪,中等身个,穿著毛呢中山装,戴一副墨镜,嘴里有两三个金牙。他还有个习惯:尽管鼻子上什麽脏东西都没有,却常用手绢去揩鼻粱。我最后用一个天真无邪的问题结束了我的神话故事:

    “但我真不明白,吴老师。他是个小偷,对吗?可他为什麽偷了书却拿来送人呢?”

    “那是因为他想把你拉下水,那就是为什麽!”我顿时如释重负:她信了我那恬不知耻的弥天大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罪犯,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说不定还会是美国间谍!一定得马上报告公安局!”

    接下来的那几天,我被各种各样的人走马灯似地审问过来:教务处长、校长、新华书店的保卫干部、公安局的侦察员,等等,等等。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个神话,重复到后来连我自己都几乎要相信了。我把那个侦察员带到某家电影院门口,告诉他那就是我和那个“特务”接头的地方。他一般是从哪个方向过来,又从哪个方向离开。侦察员叔叔把我的话一一记录下来,还在笔记本上画了个大致的地形图。我相信直到今天,他们大概还在那儿布下天罗地网,准备抓那个狗特务。我还把一本《破庙里的秘密》交给了侦察员叔叔,虽然那书是我用攒下来的早点钱买的,我却告诉他是那个狗特务送给我的见面礼。他郑而重之地收下了,还给了我一张收条。我不知道他们拿那本破书去干什麽,也许是去作指纹鉴定吧。

    就这样,他们全都傻乎乎地照单全收了我的天方夜谭。我不但没给送去劳教,甚至也没给学校开除。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滑脱了,全身的宝皮安然无恙。一直要到几十年后,才有一群热血爱国青年发誓完成先辈未竟之业,在网上痛剥驴皮。

    如今回首往事,我不能不惊讶:这麽多的成人,其中还包括了职业侦探,竟然看不穿一个小孩的鬼话!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全都生活在官方宣传造成的疑神疑鬼的气氛中(lived under the spell of a witch-hunt atmosphere that the official propaganda had created)。我从电影和小说中借来的那个特务的形象,和他们心目中既有的滥套一拍即合,丝丝入扣,所以他们不能不相信。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成年人倾向于低估孩子编造一个既复杂又头头是道的谎言的能力。尤其当这谎言是用“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方式诱导他们去作出自己的结论时,他们便毫不踌躇地跳下了陷阱。

    不过我还是深刻地吸取了教训,我此后再也没偷过东西。除了文革期间为了抢救文化从图书馆里偷过书,我此后看过的书(不包括现在写的这本)都是借来的。另一方面,我的操行却毫无改进,吴老师的耐心也终于走到了尽头。一天她在班上宣布对我实行“孤立”,从此谁都不许和我讲话,禁令由中队长负责监督执行。

    这以后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旦夕之间,我不胜惊骇地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幽灵。我坐在教室里,没人跟我说话,我走了出去,没人跟我玩。周遭是一个喧闹的世界,充满了欢笑、尖叫、哭喊和咒骂声,然而这一切都与我毫无相干。彷佛在最可怕的噩梦中,我给困在一个透明罩子里,无法走进眼前的真实世界。孤独、困惑、自怜、恐惧、自卑、自责、懊悔、憎恨、酸楚、恼怒、挫折感、自我贬低……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汇成了滔滔巨流,在我心头汹涌泛滥,彻底地冲垮、压倒、淹没了我。在课堂上,我死死地盯著吴老师,默祷她来骂我,但她根本不理我。就是偶尔向我这个方向望过来,她的目光也总是笔直地横扫过去,彷佛穿过透明的空气。有一次中队长忘了禁令又向我挥起老拳,我感激得几乎拥抱了他!

    这段人生经验在我幼小而敏感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痊愈的创伤。多年后当我读到前“右派”白桦“难为阳世鬼,羞作阴间人”的诗句时,泪水不禁湿润了我的眼睛。我知道需要多少血泪才能结晶成那几行简单的诗,尽管我从来无幸变成“人民的敌人”。

    就在精神濒临彻底崩溃之时,我却奇迹般地得救了,这次是吴老师新近挣来的名声拯救了我。她的“抓纲治国”的英明方针使我们班大治,如今所有的学生都如圣贤一般不苟言笑。我们班不但成了全校的模范班,而且成了全区唯一的“红领巾班”。为此,其他学校将派老师来观摩她的教学,而她需要几个学生在贵宾前应答如流。中队长那样的新贵们帮不了她的忙,於是我这个“限制、利用、改造”的对象便再一次获得赎罪机会。“孤立”令於是取消,我的“人籍”又恢复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6/12/10 17:58:14   
       第 5
    五、惨遭开除

    可惜上天注定了我就是个倒楣蛋。每当事情有点转机,我就要把它弄砸。寒假刚过,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学校去出风头。我现在无比珍惜与同学的接触权,非常想让他们佩服我。我向他们出示了我的杰作,那是经我加工过的一本小人书。我天才的手笔点石成金,让那本极度乏味的破书变成了搞笑杰作。在一幅图画中,一个角色弯下腰去闻另一个角色放出来的屁;在另一幅中,一个角色端起手枪,一枪正中另一角色的屁股,如此等等。

    杰作引起了预期的轰动,同学们把它带到了开学典礼的会场中传阅,引起阵阵哄笑。附近的班干给惊动了,他没收了那本小人书,把它交给了吴老师。

    一散会我就给召到吴老师的办公室去。尽管我是那儿的常客了,这次还是一进去就给那沉重的气氛吓住了。

    “这是你干的?”她把那本书扔到我面前,大眼睛喷出道道怒火。

    “是。”

    “这是什麽人?”她指著端著手枪的那个家伙。

    我仔细看了一眼,刹那间只觉得脑袋挨了拳王阿里的重重一击:那家伙是个地主,而屁股挂彩的是个干部!

    “你…你…你这个反革命!…”她气得连话都说不利索,白净的脸涨得比我的领巾还要红,单薄的身躯微微发抖,胸膛剧烈地一起一伏。

    我只觉得天塌地陷,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耳畔响起那震耳欲聋的《镇压反革命》的雄壮乐曲。透过迷离的泪膜,我依稀看见自己在大街上游街示众,前面是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军乐队的大喇叭,两旁的人行道上孩子们欢呼雀跃。

    两名班干架著我出了办公室,我全身瘫软成了一滩泥,他们一放手我就倦缩在地上,全身剧烈地颤抖,裤子给尿湿了。我的可怜相丝毫没有软化吴老师的铁石心肠,她派出班干去找我的家长来:我给开除了。

    母亲气急败坏地赶来时,吴老师正在班会上教育大家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在和人民的敌人斗争时要立场坚定,不要象芦某人那样丧失立场,迷失方向。母亲恭候在走廊上,听到的片言只语让她越来越著急。会议总算开完了,吴老师走了出来,母亲赶快陪著笑脸迎上去。

    “老师,”她怯生生地说,“我也知道这孩子不成器,我一定好好管教他,不过……”    她再没机会说完那句话。吴老师的感官根本就没有察觉母亲的存在,彷佛母亲也是一个看不见听不到的隐身人(也许这是我们家的遗传病)。她大马金刀地从母亲面前走过,仿佛威武的巡洋舰轰轰驶过小小的破渔船。她俏丽的发髻高高扬起,顶上的蝴蝶夹子随著她那急促而有弹性的步子上下跳动。

    如果不是母亲在区教育局里找到一个远亲,我的教育便从此打上了休止符。一旦被一个学校开除,便等於被中国所有的学校开除,今天老芦就没有本事来写这本书,而爱国青年们也就省去了剥驴皮的麻烦。多亏那位远亲的过问,前度芦郎便在被开除三周后又卷土重来,灰溜溜地再去当他的“试读生”。尽管如此,吴老师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品。她在我的毕业鉴定里写道:“该生政治立场不坚定,大是大非观念极为模糊,有犯政治错误倾向。”这些话对於我来说是过于艰深,只知道那大约不是什麽好话,因为大人们读后都显得忧心忡忡,皱眉长叹。

    我带著深仇大恨离开了学校。对吴老师,我是既恨又看不起。我忘不了她自己作为教师的品行。在每次“观摩教学”之前,她都要和我们反复排练,把她要问的问题和标准答案都写在黑板上,让我们背得滚瓜烂熟。等到正式表演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举手,就连中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也得这样。吴老师反复强调,不管会不会,所有的人都必须举手。“别担心,”她笑著向大家解释,“我知道点谁起来回答。不会的人举了手也不会给叫起来的。”每次考试前,她都要布置大量的习题,把所有的人都关在教室里,不做完、做对不许走。对中队长和他的弟兄,她就提供标准答案,要求他们背下来。等到考试那天,我总是发现所有的考题都包括在头天的练习中。这些行为和她平时教育我们要诚实完全相反。她是一个骗子,我在心里愤愤地骂,一个脏而又脏的脏骗子!

    不久我就痛痛快快地复了仇。新学校里有个公用电话亭,供师生免费使用。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现代发明。在那个时代,电话和小车还供在我党的神龛上,只有高干才拥有。对於我和我的顽童新朋友们来说,那绝对是一个让人风魔的魔术玩具,光是拿起听筒来,听到里面的嘟嘟声就足以让你神迷心醉。拿著话筒,恐怕没有哪个凡人不会觉得自己的身价骤然高了十倍。象电影里的指挥员似的,我们用一种坚定果决的口气说话,彷佛每句话都会改变历史的行程。而且答话一方总是那麽彬彬有礼,让人不能不飘飘然──作为神憎鬼厌的顽童,我们只见过大人的白眼和怒容,只听到过恶声恶气的毒骂。

    我们玩那个魔术玩具玩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一开始,我们只是打到问讯台去问时间,打到气象台去问天气,打到电影院、剧院去问他们的演出节目。等到用完了这些话题和顾客,我们便冒充某单位打到电影院、剧院去包场,冒充气象台打到砖瓦厂去通知他们“9到11厘米的大雨”立刻就要降临(那时我们以为砖瓦在户外生产),最后便用电话这个新式武器来和敌人算旧账。

    我的新朋友全是和我一样的顽童,没谁对原来的班主任一往情深。於是当有人提出复仇之时,所有的人都热烈相应。为防对方认出口音,我们便结成“一帮一,一对红”,互相为对方报仇雪恨。

    按朋友给我的台词,我打电话到某小学找到某位彭老师。她来接电话时,我便严正宣读台词,管她叫“彭大肚”,又问她发射了多少枚鱼雷,扔下了几许炸弹。可怜的彭老师满头雾水,一直提醒我,她们那儿是小学校,不是兵工厂。我肯定打错了号码,她说,这些绝密的军事情报不宜在普通电话上随便乱讲。她不知道因为她曾一度怀孕生孩子,就让班上的男生们秘密地叫作“轰炸机”、“鱼雷艇”。在那时,结婚、怀孕、生孩子,在我们心中都是世上最丢人的事儿。

    我的台词与军火无关,却更恶毒。我的朋友打电话找吴老师,但她在课堂上,没法来接电话。我让朋友继续讲,告诉那个接电话的人,吴老师两口子都是国民党狗特务。在我的心目中,“特务”是最高级的骂人话,远远超过她赠给我的“反革命”桂冠。她的爱人虽从未谋面,但我曾听过高年级的校友讲,说他在“肃反运动”中给逮捕了,吴老师和他离了婚。

    一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在母校的大门口,我让两位老师给截了下来。他们冷冷地告诉我,他们完全知道是谁打的那些电话。公安局已经调查了这个案子,决定逮捕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过作为我过去的教师,他们不忍心看我去蹲大牢。因为他们苦苦为我求情,公安局才同意放我一马,再给我个机会。是去蹲大牢,还是重新做人,现在就完全取决于我了。

    我吓得魂飞胆裂,马上通知了我的朋友们,立刻停止了我们的恶作剧。在以后一年中,我从未走进以电话亭为中心的一百米的半径内。回家的时候,我总是明智地选择“四渡赤水”的迂回前进路线,确保自己距母校的距离决不小于两百米。我和那位侦察员叔叔谈过话,我知道他一定画下了我的归家路线图,一定在哪儿布下了罗网等我自投。所以我学习伟大领袖的光辉榜样,很少重复同一条路线,让他们摸不到我的行动规律。

    然而我的噩梦并未成真,仇恨也逐渐淡忘。上高中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吴老师的名字。她似乎越来越红,成了劳模。那报上登了一篇有关她的先进事迹的长篇报道,配以一张照片。那是在课堂上摄的,她面对著学生慈爱地微笑,面对著如林般的高举的手臂。

    1968年我又一次见到她。那时正是武斗高潮,不想送命的学生们闲得难受,便到处探亲访友。当年的老同学约我到她家里拜访她,我便跟著去了。

    多年不见,吴老师大致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只是略微有些发福,脸庞的轮廓弛缓了许多,头上也点缀了星星点点的华发,看上去再不复当年的精明强干。最明显的变化是她那钢灰色的大眼睛里的隐隐闪烁的游光熄灭了。如今她看著你的时候,只是依稀透出一种疲倦的感觉,再不会让你胆战心寒。

    大家坐定不久,她就开始告诉我们自己在文革早期受的迫害。她说她被工作组定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学术权威”、“黑劳模”、“牛鬼蛇神”和“国民党特务”。

    “我什麽都承认了,但就是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她悲伤地泣诉道,“劳模,权威……这些都是事实……但我又怎麽知道我是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呢?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尽一切努力培养革命接班人呢……说我是国民党特务?不!这不是事实!从来不是事实!我连国民党都没入过,怎麽做特务?但他们说我过去的学生曾经打电话来揭发过,革命小将说的,怎麽会错?把我隔离起来那天,我就跳楼自杀,摔断了一条腿,还几乎瘫痪了……”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断续的抽泣变成了号哭。她把头埋在桌子上,肩头一耸一耸地抽动,屋里充满了她那令人断肠的响亮的哭声。同学们都在同情地叹息,却没有谁能找出什麽话来安慰。大家都是过来人,知道吴老师受过什麽样的非人的罪。

    突然间,她停止了哭泣,抬起头来死死地盯著我。她那泪光盈盈的大眼睛又闪出了熟悉的光芒,无情地刺穿了我的灵魂。

    “那个诬陷我,坑害我的人,”她一字一顿地沉重地说,字字掷地有声,“就坐在你们中间!”

    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忘记那双充满绝望的控诉的眼睛。在我的余生,它们将永远永远沉重地压在我的良心上。如果吴老师真的自杀了,我不知道我将怎样活下去。与此同时,我却不能不在这疯狂荒诞的闹剧和悲剧后面体味出沉重的黑色幽默:几年前,她因为顽童的胡闹把这个顽童打成了“反革命”;几年后,当局却又根据同一顽童的胡闹把她打成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特务”!遗憾的是她没能看到,我们师生二人,其实都是那个她帮著制造出来的福伦肯思坦的牺牲品。不过,也许还是这样最好。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6/12/10 17: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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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饥饿岁月

    我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和初中第一年,正是大饥荒在华夏大地上疯狂肆虐的高潮期。这场饥荒夺去了数千万人民的性命,超过了历史上和平时期一切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的总和。

    和斯大林制造的人为饥荒不一样,我们的人造饥荒并不是特地设计出来迫使农民屈服的伟大战略部署。毛和他的战友们绝对没有那麽恶毒。相反,他们比谁都更盼望中国能变成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问题是,在他们的雄心壮志与其治国的能力之间,横亘著一道万里长城,抱负有多高,能力便有多低。

    当年中共的干部和苏共的干部组成完全不一样。苏共的干部都是学院里训练出来,而中共当年的干部基本是农民出身的一穷二白的半文盲。苏共有著深厚的尊重知识与技术的欧洲传统,而中共内部盛行的则是暴发农民那蔑视一切智力活动的反智主义。斯大林的口号是“技术决定一切”,而我们的口号是“卑贱者最聪明”,立志“愚公移山”,靠愚昧与顽强来改天换地。就这样,“外行必须领导内行”成了时代最强音,而“大老粗”变成了最光荣的头衔。党当仁不让,充当了万能导师,不仅教导和监督人民所有的智力、体力活动,而且还扮演类似西方教会的道德指导者的角色,解答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否属於唯物论,直到头发应剪到几寸才是革命者的一切问题。这种无知与傲慢联姻的结果,便是那压倒一切的、无所不在的、令人无法相信的愚蠢。

    早在大战钢铁之前,毛的政策就极大地损害了农业生产。他教导农民怎样种地,告诉他们高产的关键是把地耕得越深越好,农作物种得越密越好。於是全国的土地便给耕到一米多深,密不透风地撒上种子或插上秧苗。深耕把土壤的腐殖层翻了下去,把生土翻了上来,而密植则使秧苗因为缺乏通风而腐烂。

    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中,绝大多数农民被征召去炼钢或是修水库,庄稼因为没人收获而白白烂在地里。在许多地方,哪怕是农民被恩准去收庄稼,他们照样还是无能为力──锄头和镰刀早就给砸碎塞到“土高炉”里去了,化作了一团团百无一用的“牛屎疙瘩”。浩劫并不限于农业生产:为了“烧木炭”来“炼钢”,一山又一山的森林就被放火烧掉;为了从实现“每亩万斤肥”的指标,一村又一村的农舍便被推倒,以便用墙土来作“肥料”;一个又一个的水库修了起来,才发现要麽附近根本就没有水源,要麽坝基不稳,洪水一来就要垮掉……那是一个荒唐成了现实而疯狂成为人生常规的时代。

    不仅如此,每个公社干部都被逼著撒谎,无限地“放卫星”而虚报产量。国家於是相应地增加了农业税,使许多公社不得不以上交种子粮来完成指标。与此同时,毛却在为粮食生产“过量”而发愁,担心国家实在没那麽多仓库来储放,考虑是否该给全国农民放上一年的假。为了解决这个“粮食过剩危机”,许多单位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在党的殷殷鼓励敦促下,大家“鼓起干劲高产,放开肚皮吃饭”,以撑破肚皮的实际行动来为国家分忧解难。出於同样的原因,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大量出口谷物而收买黄金。於是,国家的储备粮就这样迅速地冰消瓦解了。

    1959年,在“大跃进”发动了一年之后,这些疯狂政策的后果便开始显示出来。那年夏季,许多地方开始饿死人的消息总算穿透了中南海的高墙。根据毛的命令,政治局在庐山召开会议,来评估形势并作出必要的政策调整。

    不幸的是,正直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会上讲了话。他给毛写了封信,指出了国民经济中的一些严重问题。尽管信的措辞极度委婉温和,它仍然激怒了柯庆施、李井泉等人。这些人正是靠吹捧“大跃进”才获得毛的欢心的。他们的游说煽起了毛的疑心,毛将彭的私人通信当成了向他本人“下战书”,於是便威胁全党全军必须站在他一边,否则他就要重上井岗山打游击来推翻党。除了朱德有几分不情愿,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迅速站在了毛一边,刘少奇和彭真更是积极的倒彭派。於是彭和他的几个朋友便成了“反党集团”而被罢官。

    这一事件彻底地改变了形势。现在,是否继续“大跃进”已不再是个经济上的决策,而变成了一个面子问题。在中国,面子有时比性命还重要,这是一个西方读者无法理解的。为了证明彭对大跃进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诽谤,毛和他的同志们虽然完全明白那些灾难性的政策的严重后果,但他们别无选择,只有硬著头皮将“大跃进”进行到底。最初的调整政策的打算如今是再也不提了,相反,一场“特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直到整个国家一头栽进了深渊。


    甚至在整个国民经济彻底崩溃之后,如何才能保住面子仍然是当局最关心的、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为此,尽管他们知道每时每刻都有人在饿死,还是照样拒绝了国际社会提供的紧急援助,并坚持以谷物和肉食赔偿欠苏联的债务,以免在对“大跃进”说三道四的赫鲁晓夫面前丢脸。

    当然,当局也尽力想了点办法来挽回局势,然而他们能想出来的高招,却是以牺牲农村来保住城市。这完全是策略上的考虑,因为城市人口远比农村集中,所以坏消息也就更容易扩散而广为人知,这对於维持“安定团结”显然是不利的。於是,在“大跃进”中上马的大批工程都给取消了,从农村招募来的数百万工人被一律遣返回原地。国家只负责供应城市人口的口粮,让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农民去自行挣命。即便如此,虽然城市人口大大减少了,国家还是找不到足够的粮食来供应。

    好在糊弄人民远比糊弄大自然容易,在这方面,官家的智慧从来是无穷无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妙法是公共食堂。所有的单位,哪怕是街道委员会,都办起了食堂,而所有的人不论有无工作,都得在食堂吃饭,不许在家开伙,就连家庭妇女和退休职工都概莫能外。唯一的例外是年幼的儿童,只有初小以下的孩子的定量粮获准保留在家。

    这样一来,聪明的官家便摆脱了向私人供应粮食的不愉快的负担。如今他们只需向单位供应粮食。哪怕是在灾荒最严重的时刻,国家供应的定量都从未象《鸿》上说的下降过。张戎出身高干,却对我党毫无认识,居然如此低估当局的智力──他们根本用不著去降低一个只存在于纸上的数字。至于张戎写到的每月有多少多少两的肉和油则更证明了此人不但没有民间社会的常识,而且连思路都不甚清楚:如果真有什麽肉和油,又怎麽还会有她所说的四千万饿殍!官家小姐写的回忆录,读起来总是免不了“何不吃肉粥”的感觉。

    和同学们一样,我也在学校的食堂就餐。那时中学男生的定量,是每月32斤包米面,然而那只存在于纸上。真正供应的粮食倒底是多少,这大概是永远也无法查明的战略绝密。滑稽的是,当时竟没谁看穿这袖里乾坤,却一致把炊事员们当作了替罪羊,认为是他们“夺我口中食”。他们当然也偷──饿急了,谁不偷?然而区区几个炊事员的盗窃就能引起全校师生那难熬难耐的饥饿,这神通也未免太大了点。

    每逢吃饭时间,值日的两个同学便各携一盆,前往食堂去打饭,带回半脸盆包米面糊糊,半脸盆萝卜汤(或洋白菜汤或酱),在50多双因冒著饥火而显得特别明亮的眼睛的密切注视下,开始隆重的分饭菜大典,将那些汤水舀到50多个搪瓷或陶土大碗中去。不幸的是,既然不用量筒或量杯,等分液体就并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於是不久吵架和打架便成了我们进餐大典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庄严仪式。这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无论是君子动口,还是小人动手,都需要宝贵的能量,而那玩意儿却不是我们的液体食物能提供的。

    我们的主要能源,那熬糊糊的包米面,是现代中国人的发明,可惜李约瑟没有收进他的书去。跟别处能见到的平庸样品不同,咱们的包米面是整个玉米棒子连核带皮一道磨成的,有时连玉米杆子也磨了进去。所以那面粉看上去十分光亮,极富美学价值。可惜人长的不是牛马的肠胃,没法消化吸收植物纤维,所以那面粉的绝大部份营养内容进了咱们的尊腹后,只是匆匆到此一游,便“酒肉穿肠过,炉火心中留”了。

    更有趣的是那糊糊比白开水也稠不了多少。几年后文革中我看人家用浆糊刷大字报,总是要情不自禁地咽口水:那可是白面熬的啊,而且还那麽稠!要是当年咱能轮上那麽一碗,纵南面王不易也!当年咱们喝的是什麽东西!饭后百步走,肚子便成了装进银角大王的紫金葫芦,唏里哗拉响得可以用来发课。发完课后胃又变成了老君炉,“团团烈火烧呀,烧我心哪!”(《杜鹃山》,柯湘唱)待到小便一次,胃里便立刻变得如竹之空,似谷之虚,然而那腾腾烈火依然在,什麽也熄灭不了它。

    这种“食物”把我们班变成了一个无情的丛林,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饿狼。继吵嘴打架的初级阶段之后,大家不久就学会了怎样更明智地投资自己那宝贵的能量。在分饭菜过程中,不经过组织的层层动员,人们会忽然自发地、不约而同地抢过放在地上排著队的大碗,用它来当勺子去盆里拼命舀糊糊,一边使出无师自通的武功来,奋力将周围的人用胳膊肘猛烈地撞开。一次,在这样的难忘的战斗中,我的陶土大碗被十多个搪瓷大碗强迫接吻,当场粉身碎骨,化作数以千计的碎片,於是那天我便没有了晚餐,只从盆里抓起了小半把糊糊。

    第二天我抱著个重金属装备卷土再来,发誓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可惜我又一次不走运。还没等到我的重火器投入战场,头名好汉(不是小学的那个,那位仁兄根本就没考上中学)便以万夫不当之勇,雷霆万钧之势,推开众人抢过了面盆,突出重围,逃之夭夭。这流氓一面跑得飞快,一面还能象马一样,把头伸进盆里去痛饮那宝贵的玉液琼浆!

    那辰光,我不过是个又瘦又小又苍白的男孩。如果我不用脑子,在这个残酷无情的丛林里便只有饿死的份儿。所以,当头名好汉第三次故伎重施,抢过面盆又要开溜之时,我便不失时机地一口痰吐进盆去。

    那一分钟,所有的人都如同中了大圣爷爷的定身法,目瞪口呆地望著我。我得意洋洋地伸出手去从头名好汉中接过了面盆──连他也因为这突起的变故暂时丧失了行动能力。我根本不在意那盆里的口痰:那本是我口中出来的,而林妹妹早就教导过我们:“质本洁来还洁去。”从何处来,回何处去又有何相干?而现在这整整一盆、整整一盆糊糊都是我的了!

    说时迟,那时快,正当我洋洋得意地接过面盆来时,“尖头”第一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立刻也往盆里吐了口痰。刹那间,我手上的面盆成了痰盂,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往里面大吐而特吐。我深信那些唾沫里含的营养成份一定远远高出于玉米面糊糊,不过卫生偏见毕竟还是压倒了饥饿,於是那天晚上便谁也没吃上饭。

    第二天又是一个倒楣的日子。那天值日的是“尖头”和另一个男孩。“尖头”是一个个儿和我差不多的瘦小男孩,非常机灵,有时却又非常糊涂。他俩拿著脸盆到食堂去,就此杳如黄鹤,撇下全班人饥肠轳轳,在教室里望穿盈盈秋水仍然不见两人的踪影。众人正纳闷间,“眼镜”突然大叫:

    “糟了!这两个狗X的一定把饭菜端到什麽地方,自己偷偷吃去了!”

    全班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众人马上出动去找那两个卷逃公粮的贪污犯,就连女生们都跟在我们后面叽叽喳喳。食堂当然是第一个搜索的地方,以后便是大礼堂、图书馆和一切公用场所,就连厕所都没放过,然而哪儿都没有那两个坏蛋的影子。

    我突然想起来,尖头曾带我去学校工厂后的荒草中抓过(虫悉)蟀,那可是个非常隐蔽的地方,莫不是那俩狗东西躲到那儿去了?

    我看了看大伙,旋即改变了主意:到这份上那糊糊也该给这小子喝得差不多了,再把大家弄去我还有什麽份?於是我钻出人群,偷偷直奔那地方。果然,在那密密的草丛里,是我们贪污的好兄弟!

    尖头和另外那个孩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肚子鼓得象个皮球。这小子看见了我,便盛情邀请:

    “芦笛,你来得正好,正盼你来呢!你看,我们一点没动菜,就等你来了。”

    我扑过去一看,完了!这俩小子早把糊糊喝了个底朝天,只留下一盆大酱。我抢过他的勺子来擦了擦,迫不及待地舀了一勺酱就往嘴里送,但马上便以更快的速度吐了出来。那玩意儿似乎是盐拌锅灰作成的,不仅咸到能腌了你的口条,而且又苦有涩还有股霉味。我赶快又抬起糊糊盆来,使勺子刮了又刮,搪瓷盆上顿时添了许多道道,如同现代艺术的“几何派”的杰作。吃下那点刮下来的糊糊,肚子反倒更加饿了。我只得把头伸进盆里,用舌头将盆底舔得乾乾净净,舔完后又仔细检查一遍,如同刷墙后看看有无刷漏的地方。直到盆子如同水洗过般的清洁,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那个聚宝盆。

    “你个狗X的!”肚子越来越饿,我扭头看看尖头,不禁怒火腾腾,“我打死你这王八羔子!”

    “你打吧,”他毫不在乎,仍然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我可是动不了啦。哎哟!真舒服,我还从来没这麽饱过。为了这滋味,就让全班人打死,也值!”

    我提起来的拳头又软软地放下了。这小子看上去也实在可怜,胀得跟个蜘蛛似的,又有三分象个葫芦,敢情吃多了也不是好受的。我这一拳下去,没准他鼻子里嘴里都得冒出糊糊来。与其撑成这样,为什麽不留点给我?这丫的就是没良心!

    不用说,这“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丛林中的失败者永远是女同学。她们向老师告状,於是每逢进餐大典,班主任陈老师便亲临现场指导“分田分地真忙”。可惜她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还没学会怎样收拾顽童,提供的吓阻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在她的指导下,咱们的抢糊糊斗争照样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有时她也实行“三同”,卷卷袖子参加我们的搏斗,想虎口夺食,从头名好汉手中抢下那个聚宝盆来。只是她比该好汉还矮一个头,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一次她让对方的胳膊肘正中肋条,捂著左胁蹲了下去,半天作声不得。还有一次她让对方推倒在地,後脑勺几乎没撞在椅子角上。最后一次她与好汉持平,把糊糊盆当成了拔河绳,相持间不知谁用力稍差形成了个转矩,满盆的糊糊便把她的裤子淋了个透湿。眼看到手的鸭子又飞了,好汉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陈老师,管她叫“臭婊子”。陈老师忍无可忍,扬手便给那流氓一耳光,流氓一拳就把陈老师送出丈八开外,沿途乒乒乓乓带倒了许多桌椅。

    幸亏陈老师被打,坏事才变成了好事。流氓给开除了,学校也废除了集体分饭菜的制度,改为发饭票给每个学生,让他们自己到食堂去买饭。

    虽然这明智的措施确保了菜饭的供应,如今我却又得把宝贵的能量花在排队上。一天三次,上千的同学排在食堂里,而卖饭的就那麽五六个窗口,这站队便越来越是个无法承受的重体力活,特别是当你的腿开始浮肿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走两三百米的路我就几乎要虚脱,心儿跳得跟要蹦出来似的,冷汗一身又一身。哪怕在夜里躺著什麽都不干,冷汗照样浸透了被子,泡得床头板的漆脱了色。行走的时候我会突然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摔倒在地。我再也不上学校的图书馆去了,因为没力气爬那层楼。

    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我也患了浮肿病。水肿首先出现在前额和眼睑上,接著就是下肢,最后肿得我连鞋子都没法穿。一开头这玩意儿还挺新鲜的:你对著镜子朝著两颊各按一指,便出现一对酒窝,你要多深就有多深,半天都不会消散。等到后来可就没那麽有趣了,两条腿肿得明晃晃的,蚊子咬一口就得冒半桶水。肿胀的皮肤薄得跟工厂用的透明描图纸似的,非常容易破口。如果不小心让变小了的鞋磨破了脚,那口子就先流水后流脓,永远不会收口。喝“饭”的时候我常常一低头便在清汪汪的糊糊里照见我自己的样子,这时我就想起了小学吴老师让我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自己有多美的劝告。的确,吴老师说得真不错,糊糊里我的尊容确实是丑陋无比,在那副肿得没有轮廓的面容上,不使放大镜我还真找不到那肿成一条线的眼睛在哪里。

    整个世界减为一个东西──食物。全部人生沦落为一个动作──吃。我到处看见馒头、烧饼、油条、红烧肉、鸡蛋糕和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它们写在教室的黑板上,印在我的教科书的每一页里,漂浮在老师的脸上,更充塞在我的梦中。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吃,吃,吃…在梦里我吃得特别欢,然而越吃便越饿,直到胃里那揪心的疼把我从梦里唤醒。

    渐渐地,学校里不再上课了,同学上学校去一开始纯属惯性运动,后来则只是为了到那儿去喝饭。每喝完糊糊便要出一身大汗,浑身上下象给蒸酥了似的,连捏死蚊子的力气都没有。於是大伙儿便横七竖八地靠著暖气片或坐或躺,让那半热不热的暖气片烤热我们虚弱的身体。我们就那样半死不活地一坐就是半天,呆呆地瞪著前方,谁也不开口,谁也不动弹,只有那眼睛的间或一轮,才显示出我们是活物。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连讲话都需要力气──对一个“吃鸭子开荤”的顽童来,那可真是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几年后我在《知识就是力量》上看到:二十万人同时讲话的功率才相当于一节电池点亮一个小电珠。我当时真没法相信那则文字。对於我来说,一个腹中空空如也的人讲话时,花的力气足可推动泰山。

    老师不管我们在干什麽,他们饿得连书都教不动,岂还有余力来管学生的闲事。他们根本就不到教室来,“学校”变成了“食堂”的同义语。不过教室里还是有人在活动,世上总有些人的精力要比别人充沛。尖头、眼镜、“豌豆”和“老扁”老是坐在课桌上打扑克赌饭票。尽管想要占有更多的饭票的欲望几乎是无从抵御的,我却从来没有下过水──我知道上去只有输的份儿。眼镜、豌豆和老扁是串通了糊弄尖头的,无论他和谁打对家,从来只有输的份。他在上半月就把饭票输得精光,下半月就只有到处举债度日。因为谁也不会出借宝贵的饭票,他便只能以月息百分之五十的高利贷向眼镜他们借。这小子能活下来真是奇迹。

    不过尖头自也有谋生之道,这小子是现代的神农加李时珍,什麽玩意儿都进过他的嘴:(虫悉)蟀、蚯蚓、屎克螂……,不管什麽恶心的东西,他全吃过。他随身带了一个自制的油漆罐做的小炉子,在上头烧烤蚯蚓一类的野味,还美其名曰是“活烧麻雀”。有一次我在学校工厂后面见他烧烤类似小鸡腿一类的肉食,立即嫉妒得几乎晕了过去:要知道我已经两年没见过一滴油星、一个肉分子了啊!

    “给…给我…”激动之下,我连话都说不囫囵了,何况脑子一直都是晕晕乎乎的,舌头大了似的不服使唤,“不…不然…我就要打,要抢…”

    他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大大方方地把那啃了一半的“鸡腿”递给了我,我兴奋得双手直多嗦,差点没把它掉在地上。还没等回过神来,“鸡腿”便已下了肚,什麽味道都没来得及尝出来。我后悔吃得太快,可惜已经没法挽救了,只能将剩下的骨头咂了又咂,那味儿可真美到了心里去,实在是没法形容。抬起头来,却看见尖头似笑非笑地看著我,肿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里似乎流露出了三分得意。

    “你知道你吃的是什麽肉吗?”他终于得意地笑了出来,眼睛便彻底地消失在肿胀的眼皮中,两颊堆起两块鼓鼓囊囊的水泡,在阳光下倒也油光可鉴。

    “什…什麽肉?”倘若是平时,不用他开口,光从那表情,我就知道上了当,然而饿昏了头的人是没有智力的。

    他不说话,只是从身後拿出个鲜血淋漓的老鼠夹来,上面还夹著个老鼠头和一张皮。他把那玩意直往我眼前凑,大概以为我会象个小姑娘似得吓得惨叫一声就此昏死过去。然而饿昏了的人头脑和反应统统是麻木的。要在平时,我肯定会恶心得吐出来,然而那时我却什麽感觉也没有,只恨他打断了我的吃兴。

    “别…别他妈扯淡!”我把他的手推开,“管它什麽XX肉,是肉就行,还…还有吗?你要是藏著不拿出来分,我…我就要打,就要抢…”

    因为没吓住我,他非常失望,不过倒是爽爽快快地让我搜了身,确证所有的肉都让他吃完了。一番搜查又让我浑身大汗淋漓,眼前一黑差点没栽到他怀里去。

    “哥儿们,”他大模大样地宽慰我,“这玩意儿学校里的厕所多的是,我还看见有条尺把长的。可惜这老鼠夹太小了,赶明儿我让我爸给我买个大号的!”

    可惜,那半只老鼠腿是我在大饥荒高潮中唯一吃到的肉。没等尖头实行他的伟大狩猎计划,这小子就进“康复院”去了。他在学校的大院里一头栽倒,半天没醒过来。本来平白无故地昏倒已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我自己就不知晕倒过多少次,但一般都是一摔倒或刚要摔倒,黑晕就过去了。这小子却生具异秉,愣是躺地下不肯醒过来,吓得校医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在那儿他才醒过来,回来后就住进了学校里的“康复院”。

    我上“康复院”去看他。那是个小四合院,原来是教师宿舍,现在改成了疗养院。学校把严重营养不良的学生收在里面,以“加强”他们的“营养”。

    “哥儿们,不错吧?”尖头见我好奇地打量四周,便得意地吹嘘,“校医说我的情况属於最严重的,说我一步都不能乱走,得成天躺著。你看看,咱们班有谁还能比我严重?”他心花怒放,眼睛又消失在肿胀的眼皮中,亮晃晃的脸庞如同银色的氢气球似的放著毫光。

    听上去这小子倒象是雀屏中选了似的,让我羡慕死了。不过这成天躺著好像也没有什麽乐趣。这世上就是这样,要光荣就得受罪。你要是想当三好生,就别想在课堂上捣乱。

    “你们吃什麽?”我问,这才是比“最严重”的荣誉更值得关心的大事。

    “吃什麽?”他更得意了,满脸盛不下的笑容几乎要把浮肿的面颊挤出水来,“康──复──饼!”他拉长了声音说,“还有小球藻饼──乾!”

    我大咽馋涎。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清楚那到底是“糠麸饼”,还是“康复饼”。这玩意儿我见过,据说是用糠和麦麸做的,黑乎乎的非常坚硬。用老百姓的话说是硬得能打死狗,而且从城墙上扔下来也摔不下一点渣来。但不管怎麽样,那可是固体食物,好歹有点斤两,不比那清灵灵的玉米面糊糊(注:抄袭自歌剧《刘胡兰》上的“清灵灵的水来蓝莹莹的天”),而且据报上介绍,里面的维生素什麽的比大米白面的还要高。可惜我只有眼福。

    “康复饼!”我实在看不出这小子有哪点强过我的地方,配享受这种部级待遇,不就是昏过去半天没醒麽?“好吃吗?”

    他的脸拉长了(如果一个肿如气球的脸还能拉长的话。反正是那麽个意思):“好─呃─不怎麽太好吃。不过小球藻饼乾可好吃了,可惜一天就那麽两三片。”

    我呸了一声,这小子在吹牛。康复饼我没吃过,小球藻“面包”,小球藻“饼乾”咱倒是有过体会的。当然,比起那“碗里的糊啊清悠悠,水肿啊盖满了头”来,那好歹是个能抓拿起来的东西,只是过后你的尿就成了绿色的,直让你怀疑腰子是否也给那染料染成了国防绿。

    尖头看我识破了他的牛皮,赶紧抛出秘密武器来镇住我:“你吃过葡萄糖吗?没吃过吧?我就吃过!我告诉你吧:我在医院里躺著那会儿,大夫一走,我就把吊著的葡萄糖针水喝了半瓶。哎哟!真甜,甜死我了!甜死我了!”

    这下我不能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整整两年,我没尝过一个糖分子,只是偶尔能吃一粒大人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糖精”,后来学化学才知道那是从煤里提炼出来的一种物质,跟糖毫无关系,也毫无营养,只是能引出甜的感觉而已。不过即使是那时也知道这玩意儿根本不能顶糖吃,你只能用它泡水喝,决不能含在嘴里,否则甜味立刻变成苦味。

    不管怎麽说,我深信是“康复院”救了尖头的一条小命。我不知道“康复饼”的威力有多大,但他给送到那儿关了起来,从此饭票也就保住了。而且如果他的狩猎活动进行下去,迟早要给毒死,因为他曾告诉我他实在想试试蟑螂、蜘蛛那些野味尝起来究竟如何,是否也和蚂蚱一样香喷喷的。

    上文提到的“小球藻饼乾”和“小球藻面包”是现代中国人的又一伟大发明,可惜李约瑟又没把它们收到他的书里去。要介绍它们,就得返回到饥荒刚起时,从头说起。

    从饥荒一开始,我党就在殚精竭虑地舒解民难。一开头他们告诉大家:咱们之所以觉得饿,是因为吃得太多了。人的胃是个橡皮袋子,你吃的越多就绷得越大,也就越想吃。所以,为了不饿,必须吃得越少越好。可惜的是,这一伟大的科学发现和以前那个人类不需要睡觉、可以通宵通宵地工作的学说一样,没法被广大的无知愚民接受。此后,我党便再一次通过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来解决问题。报上介绍,只要发挥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一斤大米就可以煮出十斤饭来。记得我们曾经去参观过一个创造了这种奇迹的食堂,那儿煮出来的米饭,一粒就有小拇指那麽粗。我记不住他们介绍的先进经验了,只恍惚记得似乎是加入大量的纯硷什麽的。

    可惜没多久,便连有一斤大米的食堂都找不出来了。於是党便推广延安作风,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全校师生一齐动手,将篮球场、足球场以及教室前后的所有空地一律开成农田,种下了瓜、豆之类,再浇以厕所里舀出来的粪便。自有学校以来,除了在学校里大建土高炉之外,大概这能算是独一无二的光辉的一页。不过那一页也没有想象中的那麽臭。我就是从那会儿才知道:一个人只有吃正常的食物,排泄物才会有正常的恶臭。

    遗憾的是,“瓜菜代”不是旦夕之间便能实现的。在庄稼成熟前,我们还是只有乾瞪眼。然而党是万能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报上又开始连篇累牍地介绍小球藻。根据那上面开出来的表格,这种奇特的植物的营养含量是牛肉的多少多少倍,猪肉的多少多少倍,又是鸡蛋的多少多少倍(具体数字记不住了),而且最神妙的是,这玩意儿如同神话里的魔术桌布,整个是无本生意:你只需要一个大玻璃罐子,在里面放满清水,扔点种进去,把玻璃罐放在阳光下晒著,两三天后小球藻就能长满罐。整个过程里根本就不需要施肥,然而长出来的藻类就是比牛肉还有营养。大概它们也跟著气功大师学会了“接地气”,把蛋白质什麽的从虚空中吸进了自身。

    一夜之间,生物老师们变成了全校的明星。所有的老师们都死缠烂打地追著他们讨革命的种子,请教革命经验。我至今还记得摆在生物教研室门口作示范的那个大玻璃罐,里面确实是长了些绿油油的水藻。那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以后我见到里面有水草的金鱼缸就要想起它来。当时看了似乎也并不觉得那玩意真象报上说的那麽伟大,起码它没有牛肉或鸡蛋的外观。记得我还追著植物老师问青苔算不算小球藻,她却佯佯不睬,根本没体会到我的问题的重要意义──我家的後墙上长满了青苔,我早就在打那玩意儿的主意了,就等她说一声“OK”。

    好东西都是难得的。我党发动的大养大吃小球藻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在本质上似乎还不如尖头个人进行的狩猎活动。所以,虽然藻类食品没能象党指望的那样得到空前推广,比起珍贵的老鼠腿来,它终归还是要容易得到些。没等学校的“康复院”成立,我就尝到了家里人带回来的小球藻“面包”。除了塞饱肚子,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泌尿系统执行了敬爱的江青同志的“要出绿”的指示。一开头我还给吓了一跳,不过后来也就见惯不惊了:自打母亲开始疯狂收购野菜,国防绿便成了尿液的正常颜色。

    母亲的收购活动没能进行多久,因为农民再也不到城里来卖野菜了。於是母亲便响应“自己动手”的号召,率领全家到郊外去找野菜。可惜目之所及,大地光光如水洗。要找野菜,比当年找废钢铁还困难。母亲不死心,便令我们每人各采了一大抱某种松树的松针(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麽,但那据说是可食的)。回到家里,母亲把那松针剁碎舂细,混了点玉米面蒸成饼子。此时真是香气四溢,那松树的清香让你想起陶渊明的诗。只是它吃起来可一点没有诗意,吞下去就跟吞把锉刀似的,进了食道就变成金刚砂,它走到身体的哪一部份你都了如指掌,过后你还得使出大牯牛的劲来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排出来。这个反面教训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一个人决不能不听党的话,党可从来没号召咱们去吃那玩意儿,人家号召咱们吃的是小球藻。也许小球藻没有尖头捕获的屎克螂的营养价值高,但它吞下去决不会变成金刚砂。

    去探望了尖头后大约个把月,我也躺下了,不过是躺在家里。长期饥饿之下,人迟早要归璞返真,实行“否定之否定”,从饥饿进到不饿。那是一个逐渐的平滑的过程。开头你只是变得迟钝麻木,成天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以后就慢慢丧失了饥饿感,丧失了食欲,也丧失了对一切事物的兴趣。整个世界先从五彩片变成黑白片,然后就慢慢停下来,最终万籁俱寂。如今回首往事,我意识到,那其实是我的生命快要停摆的危急时刻。如果不是形势正从那时开始好转,无论是尖头,还是我,或是班上的许多孩子的小命恐怕都要保不住了。

    是母亲的金镯子救了我的命。她躲在屋里,用砖头把万恶的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只金镯子砸得不成形状,让谁也看不出来那曾是首饰,然后用假名在银行里把它当贵金属按重量卖了。不用说,这样做风险极大。即使首饰经过再教育脱胎换骨,那仍然是金子,而有金子的不是地主就是老财,去卖这种东西,如果让革命警惕性特别高的工作人员抓住了,便是无穷的政治麻烦。不过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她再也顾不得许多了。

    她拿换回来的钱从自由市场上买了一袋黄豆回来,在家里自己开起了豆腐坊。灌了两三天豆浆后,我就知道饿了。大约个把礼拜后,我就下了地,重新回到学校去喝我的玉米糊。回去后没多久,我就惊喜地发现开始有了点固体食物──霉红薯。

    小学五年级的语文书上有一课是讲毛主席请农业劳模崔希彦同志吃饭的,记得伟大领袖说:“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人爱好,他让全国人民“闲时吃稀,忙时吃乾,杂以瓜豆芋头之类”。现在大约“闲时”过去了,所以咱们幸福地吃上了霉红薯。

    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麽亲切地体会到伟大领袖教导的英明:的确,霉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虽然霉的地方极苦,但闭住气把它吞下去就成了。一旦下了肚子,你就会真切地体会出液体和固体的本质差别。当然,那玩意儿的火力比糊糊还足,“团团烈火烧呀烧我心”烧得比液体燃料猛烈多了。但它不会随小便而消失,而且能在肠子里大量产气,让你的肚子胀得舒舒服服的。只是世上大约有个“热爱守恒定律”,规定了人一生付出的爱是一定量的。因为那时爱多了红薯,此后我一见到这玩意儿,胃就要冒大量酸酸的馋涎,比巴甫洛夫的狗还来劲。

    最主要的,还是自由市场开始有东西卖了。自由市场是“三自一包”之一,是刘、邓为了挽救时局而忍痛牺牲“社会主义原则”而采取的权宜措施,也是五、六年后刘少奇的死罪之一。救活了人民反而被人民整死,这种怪事也只会在中国发生。咱们的社会主义每到破产之时就得请资本主义出来救命。这样的事邓公一生干了两次,每次都让老百姓恨得牙痒痒的。在弱智之邦,什麽都是颠倒的,犹如郭老才子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这种不知好歹的民族,大约只配老毛收拾,让大家闲时喝糊糊,忙时飨以霉红薯。

    一开头自由市场有自由而无市场,什麽都没卖的。慢慢地,东西就开始有了,后来连小吃摊子都出现了,只是所有的东西的价钱都是天文数字。我有一次曾见到一个小贩卖香烟。他那烟不是一盒盒地卖,也不是一枝枝地卖,而是一口口地卖,钱(那是灾荒前一盒最好的香烟价)抽一口。不幸的是来了一个顾客,他大概练过令狐冲的“紫霞神功”,一口气就吸到了根。两人由吵到打,等到小贩捂著流血的鼻子从地下爬起来,定睛一看不觉捶胸大恸:他的货早让人趁乱抢光了。因为饥饿,社会治安也不及从前了。市场上最常见的景观之一,就是一个饿急了的人一把抓起一个馒头或包子,一边跑一边往嘴里大口大口地送。因为太虚弱跑不动,他马上就会给人抓住。然而不管旁人怎样拳打足踢(在中国,打小偷是人民的爱好。直到近年怯懦的人民给崛起的黑社会吓坏了,才忍痛放弃了这一高尚的娱乐活动),他都只顾忙著把手中的食物吞下去。

    比起政府卖的东西来,自由市场的价钱是小菜一碟。实际上,是官家首先开始卖高价食物的。以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他们只改动了一个字,将高价食物称之为“高级点”、“高级糖”。我牢牢地记得,一盒上海出的“牛奶乳化糖”,大约有十粒劣质糖果,就要卖两块五。一盒芝麻酥,里面有五个直径略大于乒乓球的饼子,就要卖五块钱。与此同时,饭馆里也开始卖高级饭、高级菜,一碗面条就得三四元。而当时一个二级工(最常见的级别)的工资才三十多元钱。八十年代早期我见到李先念同志的讲话,他回顾这段历史时非常自豪,说是通过卖高级食物,国家成功地回笼了大量的货币。

    不管怎样贵,那些食物可是真的面粉、真的糖做的,既不烧心,亦不产气,更不会随小便消失,而且高级菜中据说还有肉。虽然那肉魂大约需要阴阳眼才能看见,但“我在吃肉!”的想法的心理治疗作用,委实赛过精神原子弹。

    於是,母亲的首饰便倾囊而出,连我也帮著她改造过若干。犹记我用起子把宝石从戒指、胸花上撬下来,放在砖头上一阵狠砸,那玩意儿却安然无恙,最后只有扔进阴沟了事。接受了再教育的首饰便当作贵金属卖出,再化作形形色色的“高级点”“高级糖”进入了我们的五脏庙。

    也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是高级的。如果你交粮票,饭馆里卖出来的饭菜就要“低级”得多。在大饥荒的高潮期,单位食堂根本就不发粮票给你。随著形势开始好转,每个人便能领到两三斤粮票(最初是半斤,以后逐渐增到三斤左右)。这当然不够用,然而自由市场上可以买到“高级”粮票。靠这“高级”粮票买到的“低级”饭菜仍然还是比不要粮票的高级饭菜“低级”。凭著这“高级”粮票,我们家便开始远征全城,挨个访问所有的饭馆。一旦发现某处卖的饭菜在预算范围内,我们便立刻加入那一字长蛇阵。世上最让人心碎的事,莫过于刚刚轮到你,人家却卖光了。和那比起来,失恋实在算不了什麽。

    更经常的是在饭馆门口的守株待兔。一旦风闻某家饭店次日要卖好东西,我们便立刻回家搬上小凳子来,坐在门口三班倒地通宵守候。这差事天气暖和时倒没什麽,天寒地冻之时便是对革命意志的考验。不是所有的人都长了咱们的革命硬骨头,有的呶(上不下好)种坚持到半夜就受不了了,把凳子或是砖块留在革命队伍里,自己跑回去睡觉,以为那些代表会受到同志们的尊重。等到次日他们就只能无任沮丧地发现小凳子或砖块早给踢出了革命队伍。十多年后我学英语,学到“No pain,no gain”的谚语时,立即便想到了此事。的确,把没有感官的凳子或砖块与革命同志等同起来,完全是对大浪淘沙的排队事业的污辱。

    就这样,我们活下来了。水肿逐渐消退,每天我都觉得比头天精神多了。这段时间,食堂里的饭也逐渐从“闲”到“忙”,固体逐渐取代了液体,分量似乎也比过去足了。我一生中从来没吃过那样花样繁多的食物:霉红薯、霉芋头、萝卜干、出芽的土豆、长虫的蚕豆(其中虫的总重远超过豆的残躯)…甚至还有青藏高原来的青稞!

    这段时间也是我一生中唯一能够充分欣赏、全面体验、彻底享受进食正常食物的巨大快感的时期。至今我一闭眼,便能历历忆起在哪家饭馆享受过何种美味,所有的细节都深深地刻划在心灵深处:那食物上桌时在心头怦怦跃动的兴奋与期待,那端起碗来扑鼻而来、中人欲醉的饭香,那入口的第一筷食物骤然引发的从头到脚的麻酥酥、甜丝丝的触电般的快意……哦,我这一生从未吃过、今后也决不会再吃到那样的美味!道家说得太对了,幸福,只存在于比较之中。

    最艰难的岁月熬过去后,学校又恢复了正常上课,但萧条仍在继续,一直要到1963年年底,粮食供应才恢复正常。在此以前,所有的东西都凭票供应(在饥荒前,只有粮、油、布是定量供应的):糖、肥皂、火柴、香烟、酒、线、灯泡……物质匮乏是无所不包的,就连纸张都缺乏。饥荒前,我们家的孩子一张草稿纸总是要用两次,先用铅笔写,写满了再使钢笔写,这样就能给父母省下点开支。然而这新经济政策在饥荒时期根本就没法执行,那时的纸又黑又粗糙,铅笔写上去的字根本就看不见。有些大饥荒引起来的物质匮乏,后来一直就没恢复,一直迁延到改革开放。根据官方解释,物质匮乏反映了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是我们幸福生活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那时全都相信了这种解释。

    大饥荒究竟夺去了多少人的性命,大概是永远也无法准确查清的事实。近年国内的研究者根据饥荒前后的人口普查资料,推导出死亡人数在三到四千万之间。不过,这个数字在国外遭到了某个超强智的、可以和你讨论一切问题的万能学者的嘲笑。然而在我这个超弱智的百无一能的非学者看来,支持他的论点的东西却不是更可靠的调查资料,似乎就只是那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浩然之气而已(大概他也吃了霉红薯)。除了自身经历,我自己没有任何资格参加这场讨论。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灾难再延续个把月,我大概就不会生存下来了。我那时还没有开始发育,定量粮是不成比例地高(一般市民每月只有24斤),真不知道没有任何定量供应的五六亿农民们是怎样逃出生天的。

    在官方,大饥荒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甚至就在最严峻的时刻,报纸上还是在欢呼“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只是当饥荒过去后,政府才承认过去的三年中“遇到了严重困难”。一开头,这“困难”的原因,据说是特大自然灾害连续三年袭击了全国。后来咱们和苏联老大哥破脸后,党又告诉人民,原来苏修也是罪魁祸首。他们逼著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刻还债,尽管那债务是我们为了援助兄弟的朝鲜人民而欠下的。苏修趁人之危,企图以逼债使我们屈服,然而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人民公社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终于度过难关,赢得了伟大的胜利。据此,党的公报欢呼道:“过去三年充分证明了,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和“三大法宝”,写在教科书里,成为每个学生必须倒背如流的必考内容。

    这种态度再鲜明不过地表现了红色皇帝和前任的本质区别。在过去,任何一场自然灾难,不管它是水、旱、蝗灾,还是地震瘟疫,哪怕是出了个彗星,皇帝都要栗栗危惧,减膳撤乐,并下“罪己诏”诏告全国,沉痛检查他自己失道寡德,以致天象示警,祸延黎民。与此相反,毛告诉他的同志们:“我们决不下罪己诏,象某某某那样做,后患无穷。”这儿的原则是永不认错,决不道歉,更不忏悔,不管你的胡作非为给民族带来了何等可怕的灾难。

    这一高明的策略奇效如神。尽管饥荒是我自己的切身体验,我却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从未怀疑过党的英明伟大。由於新闻封锁,我以为我们遭受的只是局部灾害。虽然后来我知道了其实全国都一样“困难”,但那时饥饿已成记忆,痛苦正在淡忘。而且,我也和别人一样,以为是老天爷和全国人民过不去,却从未想到“百里不同天”,中国是如此广大的一个国家,地形地貌又如此复杂,一切自然灾害都只可能是局部的,更不会延续到三年之久(据国内最近披露的气象资料,那三年全国大部份地区其实是风调雨顺的)。从那时起,无论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是我本人,都变成了最热心的气象学爱好者,密切注意天气的任何微小变化。以后数年中,当我们见到久旱后的第一滴甘霖或久雨后的第一线阳光之时,洋溢在心头的狂喜真是无法形容。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6/12/10 18:00:05   
    7
    七、如此忆苦思甜

    尽管如此,大饥荒的惨痛记忆还是刻在了每个过来人的心头,深刻到无法用谎言轻轻抹去。虽然中国是个为饥荒困扰了数千年的穷国,过去还真没谁吃过这样的苦头。中国幅员辽阔。在过去,饥民们总可以离开家园,到别的没遭灾的地区去乞讨谋生。然而在我们现代的全国性大灾难中,饥民们却上天无路,入地有门。人民没有封建时代享有的迁居自由。即使他们能逃离家乡,哀鸿遍于全国,他们又能上哪儿去投奔乐土,上哪儿去找个有口余粮的人乞讨?

    於是,当农民“忆苦思甜”之时,他们就一定要回忆起这段恐怖岁月。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早期,请老工人和老贫农忆苦思甜成了“阶级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忆苦会一般是请经过严格筛选的老工人或老贫农来,在会上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富有口才的演员,知道何时应该泣不成声,何时应该幸福地微笑,才能成功地唤起听众那强烈的同情与共鸣。可惜这种专业人士培养起来既不容易,自然也就并非随处可得,於是很多时候各单位便不得不找业余票友来顶上。在那种场合,那请来的贵宾就百分之百地是苦便忆,想起他一生吃过的最大的苦头,生动地讲述他或她在“饿饭年”的遭遇(直到我插队时,农民们还是管1960年或1961年叫“饿饭年”)。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忆苦思甜是在1963年。那时为了医治耳疾,我到南方的某个城市去“寄读”了半年。所在的学校到农村参加劳动时,班上的团支书决定带我们去“访贫问苦”。他从大队干部那里查到了马大爷根红苗正,旧社会是雇农,如今仍是村里最贫的农,於是便率领我们访问了他的家。他家里果然是穷到无上光荣的程度,用村里人的话来说是“用根长竹竿在屋里舞半天,都碰不上什麽家什。”

    “马大爷,”团支书开始了,一边打开了放在膝盖上的笔记本,“你家(注:这是南方话,相当于“您”)解放前是干什麽的?”

    “嗯,我是雇农,是土改时农会那些杂种给我定的成份。我租了沈老爷家的三亩水田,他家(注:南方话,“他”的尊称)在土改时给那些杂种毙了,唉,好人不长命,长命无好人。你家瞧,那个X巴农会里就冒得(注:“没有”之意)个好种,先是赵金财那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勾结了几个光棍,哄著工作队说他们是村里最穷的人。那倒不是假话,吃喝嫖赌再加上养野堂客(注:“野老婆”之意),哪还有什麽X巴钱!就这麽著当上了那个X巴农会的主席,弄了几条X巴枪半夜三更在村头打了两枪,装成是土匪来了,吓得我背著我妈和村里的人跑出几里地去,一夜都没敢回村。这几个杂种趁乱摸进沈老爷家去要钱要金子,给慢了一点就把他家的小指都剁下半截来。后来工作队把几个杂种五花大绑捆走了,另外弄了几个人在那个X巴农会里充门神。就是这几个杂种毙了沈老爷,说他家是恶霸地主。唉,你家说说这是麽子世道:抢人的不毙,挨抢的倒给毙了!……”

    我那时刚过了听力关,马大爷那生动丰富的土话我只能明白个大概其,好在国骂都是大同小异的,他老人家对那些“杂种”的鄙视是决不会弄错的。这让我目瞪口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和贫雇农们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听力问题的同学们更是震骇莫名。团支书赶快把话岔开:

    “你家还是讲讲解放前受的苦……”

    “苦?麽子苦?你家说麽子话!人家沈老爷对我们可好了,哪象大队干部那些杂种,动不动就跟你横眉立眼的,就象你借了他的谷子还了糠!前两天我跟队长那个杂种还大吵了一架……”

    “给地主当长工一定很苦吧?你家肯定老是挨饿……”

    “挨饿?撑死你!每到开镰前,他家就要把我们作田的个个请到家里去,八仙桌摆满院里院外,什麽好吃的都有:鸡、鸭、火腿、腊肉……收完租后他家又要请一次,还要一个个来跟我们作揖道谢,又是院里院外摆满好吃的:鸡、鸭、鱼、肉,唔,鸡、鸭、鱼、肉……”他越说声音越小,呆呆地望著空中不作声了,一边使劲地咽口水,核桃大的喉结便在筋筋绊绊的脖子上上下移动。

    “那是地主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我们的书记非常固执,一定要诱导出个理想的结果来,“一年就那麽一次……”

    “小恩小惠?你家说麽子话!那为什麽那些杂种干部连小恩小惠都不给你?哼,还说人家沈老爷是恶霸,有哪个恶霸象那些杂种干部那麽恶霸?前两天我和队长……”

    “马大爷,”书记赶快又打断了他,“还是讲讲旧社会的苦吧。平时你家一定是吃不饱穿不暖。你家肯定挨过饿,讲给我们听听吧,马大爷!”他几乎要乞求了。

    “我当然挨过饿!哪个冒挨过饿?‘饿饭年’那年,哪个不是饿到趴墙?人死得就跟秋后的苍蝇一样,老赵家的二宝,春喜的堂客,李朝他爹他奶……哪个不是活活饿死的?可怜李朝他奶死前还说:‘李朝他爹,我别的不想,就只想暖暖地喝口小白菜汤…’她根本不晓得李朝他爹早就饿死了,只有李朝他妈在旁边抹眼泪,那堂客也就只剩口游气了,到麽子地方去找小白菜?……”

    “是吗?”团支书精神暴长,两眼炯炯放光,彷佛一锹下去挖出了金矿。他奋笔疾书,“英雄”钢笔几乎要划破了笔记本,“‘小白菜汤’,好!这个狼心狗肺的狗地主,害死了这麽多人!马大爷,那是哪年的事?”

    “哪一年?‘饿饭年’!”

    “那是一九几几年?哦,那是民国几年?”

    “麽子民国!那是大跃进后一年还是后两年的事!你家瞧,开头,那些疯杂种不准我们回家,说什麽要学张飞夜战麽子卵的马超,让我们连日连夜地作田。夜战,夜个卵战!哪个不是睡在田埂上!你只要看见远远的手电筒光,就是那些杂种来检查了,你就只要扯长脖子地吆牛,他们就想著你还在犁田,转过屁股就回家睡觉去了,根本不会过来看看,那些懒杂种!连大牯牛都要睡觉,那些穿裤子的畜生连这点事都懂不起!

    后来他们又要我们深耕一米,也就是三尺来往深吧。一挖那麽深,水就冒出来了,田都变成了池子,还种麽子卵庄稼!那些杂种又说每亩要施一万斤肥,你家说说,哪个作田的听过这种事?那一万斤肥施下去,起码要把田垫得跟田埂一样平!这作田又不是在上面唱戏,你搭戏台干麽子?杂种们还真是搞了个麽子X巴实验田,硬是往里头倒了一万斤肥,又插了多少秧下去,密得就象堂客们纳鞋底,结果秧苗全挨肥料烧死了,麽子X巴都没长出来。你家猜人家怎麽办?杂种们让我们把几块田的谷子拔起来,栽到一块里头去。那谷子密得娃崽站在上面都压不弯,过后那些杂种就领著大脑袋们来参观,说所有的田里的谷子都长成那个样子!那些杂种!没一个是好作家(注:“作家”:庄稼汉之意),舔起屁眼来倒个个是行家里手!

    以后又疯出麽子卵的土高炉来,杂种们抢走了我家的锅碗瓢盆,砸碎了塞进那个X巴炉子里去,全村的人男女分开,新结婚的堂客都见不了老公一面,编成麽子营连排,调到三十里外的王家山去大战钢铁。天天正事不干,围著一堆破炉子冒明冒夜地通宵通宵地疯,谷子烂在田里也冒得人管。到了第二年……”

    他那生动的回忆就在这儿被咱们的书记粗暴地腰斩了,他满面溅朱,带著我们火速撤出了马大爷家。第二天班主任召集大家开了个会,郑重通知:根据公社提供的材料,所谓的“雇农”马某某其实是被镇压的恶霸地主沈某某的忠实走狗,是个蜕化变质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大家必须在大风大浪中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类似的“阶级教育课”我后来又上过几次,但教师们都没能象第一位那样,能够长篇大论地讲演下去。最后一次教育是当工人时接受的,那位厂里请来的老贫农刚讲了个开头就给革委会副主任打断了。不过老人家挺固执的,坚持说他一点不累,不需要休息,然后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历数村里的谁谁是怎麽饿死的,直到机灵的电工切断了麦克风,才中止了他的反革命宣传。后来我到北京去念大学时,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都接受过类似的“阶级教育”,说明那决不是局部的现象。

    (完)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6/12/10 18:31:27   
    8
    good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6/12/11 8:04:56   
    9
    写得真好,看过真笑不出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6/12/11 13:08:17   
    10
    忆苦思甜,必定讲到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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