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
发现信息价值

微信扫一扫
分享此帖文

发帖人:
中国李建军
 |  只看此人
   楼主
收藏
收藏成功
添加
添加标签来管理你的收藏吧!
| 刷新 | 字体缩小 | 字体变大
[转帖]1960年的校园伙食风波:女生因私印饭票自杀
73730 次点击
83 个回复
中国李建军 于 2012/6/12 10:22:1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菁菁校园
“三年自然灾害”是我国令人难忘的一段历史,在那个年代曾发生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本文记载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件令人唏嘘的往事———

  1960年的春天,是一个难忘的春天。大饥荒已经从农村向城市蔓延,作为首都北京,当时市场供应十分紧张。除高价糖果和糕点外,其他的东西,都要本或票。当时我在北京机械学院上学,由于学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副食供应也减少了,致使本来就吃不饱的肚子,经常处在半饥饿状态之下。妈妈经常利用上下班走路的机会,从饭馆的外边,捡些菜叶带回来做菜粥吃。那时,蔬菜也是凭副食本按人定量供应。我每个星期日都回家,经常给同学们代购一些酱油。这时学院商店里,已不卖给同学们这些东西了。后来发现有的同学开始浮肿了,我才不给他们带了,我劝他们不要用酱油冲水来充饥了。

  这年春天,校外马路两侧的柳树叶,很长时间都没能长起来,因为经常有人一茬又一茬地撸柳树芽来充饥。学院里学生吃饭,开始使用饭卡,在每张卡上印满小方格,每个小格表示一顿饭,按照每个人的定量,留下空格,多余的空格,都打上×表示作废了。后来发现有些人涂改饭卡“投机”,学院研究使用一次性的饭票,分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白面、大米、玉米面做的食品,面值有一两、二两和四两。卖饭的人,涂了饭票之后,随时就放入水盆里进行销毁,以防出现“漏洞”。

  最令人不解和恼火的是,每日三餐本来就吃不饱,现在竟然有人独出心裁,“发明”了什么双蒸法,这种方法,把人坑苦了。蒸窝头时,先把玉米面蒸熟,然后用开水烫面,再做成窝头蒸熟。卖饭的人,用手很难拿起来,因为太软了,只好手持一把小竹铲子,把窝头铲起来,放人碗里。没有牙的人,吃着合适,一点咬劲也没有,像吃凉粉一样。做米饭时,先把米用水淘一下,放在屉上蒸熟。然后,再煮成粥状,捞出来放在屉上蒸熟,这么一折腾,大米哪里还像大米,一粒米发得有黄豆粒那么大,可以用手一粒、一粒地数着卖。同学们管这种米饭叫三熟米饭,这种窝头叫三熟窝头。吃了这样做的饭,根本不顶用,一会儿就饿了,因为它有量无质。每天上午十点一过,下午三点一过,肚子就闹腾了,饥肠辘辘,怎么还听得了课?没办法,只有消极怠工了。有的同学请病假,回宿舍睡大觉去了;有的同学索性自己主动退席开小差了。上课尚且如此,晚自习根本没有几个人上了。同学们的意见越来越大,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大家议论着,怎么办?光发牢骚没有用啊!有的同学说,干脆写大字报,让食堂负责人和院党委给同学们一个交待,这究竟是谁的主意?为什么这样干?

  说干就干,我们班首先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大字报往大礼堂(也是食堂)的西门外墙上一贴,不一会儿,就围满了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因为绝大多数同学是外地的,星期日根本不回家,即使北京学生,星期日下午也都返校了。星期一早上一看,礼堂的里里外外,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内容主要是质问食堂负责人和院领导,为什么对这种坑害同学、欺骗同学肚子的做法不闻不问,放手不管。你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需要,欺骗同学、愚弄群众,请院领导和食堂负责人给予明确的答复,并解决问题。由于同学们积压了好长时间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所以有的内容,在当时来讲,还是很尖锐的,很有分量的。这大字报还真灵,星期二院党委就召集党、团和学生会的干部开会,宣布有关改进食堂管理工作、建立伙食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并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也作了说明和解释(据说这件事高教部都知道了)。伙食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老师,只有少数的学生代表。每天卖饭时都有几个管食堂的老师参加卖饭。从这以后,三熟米饭、三熟窝头不见了,伙食的质量也略有好转。

  就在这个难忘的春天,学院里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位女电工实验员,跳楼自杀了。她的死,一时间传遍了学院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传到了社会上。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姑娘,中等身材,瓜子脸,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油黑的头发,难怪四年级工具专业的一个团支部书记和她交上了朋友。促成她自杀的原因,是私印食堂使用的饭票。事发后,保卫科的同志,多次找她谈话,让她交待问题,为什么这么做,是什么思想动机?一个弱小、孤单的女子,摊上了这样的事,本来就很没面子了,现在又这样没完没了地找她,她思前想后,不就是饿吗,还有什么动机?越想越觉得这辈子完了,没有前途了,于是就寻了短见。远在农村的父母知道了女儿自杀身亡的消息,急急忙忙赶来北京处理丧事。学院方面给买了一口棺材,在父母陪送下给安葬了。死者的父母对于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然而,它留给人们的是太多的思考。她的死是谁之过?在当时连苍天也难以回答。

  这一年“五一”节之后,学院里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能容纳五千多人的大礼堂,人挤得满满的。大会开始了,院领导宣布:现在请高教部副部长讲话。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副部长把院领导批评了一顿:“本不应该发生的事,为什么竟然会发生了呢?一句话,思想工作做得不到家。自己私印食堂用的饭票,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要看看她为什么这样做嘛!她并没有拿去卖嘛,不就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嘛。她若不是饿急了,一个女孩子能干出这样的事吗?事情出来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就应该适可而止。这么点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竟然闹出了人命?换一个位置,想一想嘛,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有些干部就是缺乏这种精神。她错了,改了就好嘛,怎么能没完没了地逼她交待这个、交待那个,还挖什么思想根源,什么动机。她是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她是人,是个要脸面的人呀!现在是什么时期,是非常时期。全国都在闹饥荒啊!”顿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的干部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学会做人的思想工作,要把人当人看,不要揪住一点小辫子,就往死里整!”

  礼堂里安静得连人们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在沉默,在思考,好像是在向死去的姑娘默哀。副部长最后说:“我提几点希望,在现有条件下,尽一切努力,抓好伙食,使同学们尽可能地吃得好一点,不要搞那些花架子,欺骗自已的肚子。有条件了可以办一些副食基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就是不能丰衣足食,起码也可以解决一下眼前的困难嘛!不要忘了‘民以食为天’。”

  随后,学院领导郭良才和高锡金分别讲了话,谈到了目前的形势和困难,并表示一定按上级的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分享: 分享到新浪微博 分享到腾讯微博 分享给朋友
凯迪社区APP下载


优秀帖文推荐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2 10:28:00    跟帖回复:
       沙发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2 10:35:00    跟帖回复:
       第 3


     

     

    毛时代宣传画---打倒刘以后也是如此,从中可知,以大跃进为主的三面红旗是毛主导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9:16:51    跟帖回复:
       第 4
    年代问题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9:22:16   
       第 5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9:28:55    跟帖回复:
    6
    苦难的日子并不遥远。不要忘记!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9:32:13    跟帖回复:
    7


    饥饿的回忆

    黄志谋


     

    我出生在桂西山区凤山县的那片不算富饶,但也不算是贫瘠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我的先人、亲人们在这片黄土地上倾注着毕生的精力,浇注着辛勤的汗水,等待着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期望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丰衣足食,也守侯着那份与世无争的淡定从容。

    1958年以前,我的家乡虽然不是富裕,但我们总算还能吃饱饭。1958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放卫星的烈火似乎烧过了头,一场饥饿梦魇便随之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一场大饥饿突然而至,黄土地上的人们陷入生存难保的万劫之渊。

    1959年以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难忘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都没有了。刚开始,人们还可以从公共食堂里领到少许的蒸饭,即使吃不饱肚子,也还能将就熬过一天。到后来,谁都没有吃的。为了生存,只能吃树皮、野菜,吃牲口才吃的野草,吃拉不出的观音土……小孩熬叫,大人叹息,生产陷入停顿,生存听天由命,万劫不复。

    那时候我还是凤山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在一个礼拜六下午,我和我的同村同学从学校赶回村里过礼拜天。在不足4华里的盘山路上,就有5个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亲大舅,我妈的亲哥哥。是我首先发现大舅死在盘山路上,然后跑步到外婆家给外婆他们报丧的。后来听我表姐说:大舅是饿得无法忍受,想爬到县城去找儿子、我那位表哥要点东西吃,不想,已经有几天没有饭吃的他,饿倒在盘山路上,成为那个年头千千万万个饿死鬼之一。

    在我大舅饿死后的两个月,百色地区行署专员赵世同来到凤山县检查工作。这位曾经在凤山县带头闹革命的共产党官员,了解了凤山县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后,愤怒地拍着本县县委书记的桌子,大骂这个县委书记是混蛋官、草菅人命官。接着,他下令开仓放粮,把仓库里的蓄备粮紧急调运到饥荒最严重的村寨。后来,赵世同一直被凤山的老一代人称为“赵青天”。

    不过,当年年幼无知的我,却抱怨赵专员为什么不早两个月来到凤山县,也抱怨凤山县的大大小小官员们为什么没有赵世同那样良知和良心。

    毛泽东的“大跃进”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经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他害怕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就是社会的进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然,他也不愿意了解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他的晚年,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是坏的,这是他的晚年悲剧。

    大跃进、大锅饭、大集体的必然结局,就是使农民丧失了自主性、丧失了积极性。农民既然是一群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的人,如果没有了自己能够支配使用的土地,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他们就变成不会耕田种地了。

    中国人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指19591961年这三年。那时候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大饥荒,各地农村都有饿死人的,谁都承认这件事,只是饿死的数量不知到底是多少。

    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和撰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这本书里,有一个毛泽东的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配有照片,上面的文字说明写道:1961426,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一套菜谱。这菜谱并不是宴请客人摆酒席用的,而是毛泽东的日常伙食。其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原文如此)、咖哩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书中还说,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喜欢红烧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就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

    毛泽东困难时期吃不吃肉,本来是一件不需要大肆宣传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证其领导人的安全、健康,不然的话,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了。国家再困难,也不缺这一点肉!身居最高位的毛泽东,给国家出个好主意,不知会创造出多少财富,让多少人民受惠。问题是:过去一直有一个宣传材料,总是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就不吃肉了。这件事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我们不应该神化什么人,也不应该妖魔化什么人,但我们看了1960年毛泽东的菜谱之后,觉得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是不要传下去了。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应该不相信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一年能够每亩产出“13万斤”粮食的神话。可是,这样的神话,竟然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的头版头条,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欢呼这史无前例的“特大丰收”。虚报粮食产量的结果就带来大征购,促使全国各级干部下乡对农民进行反“瞒产私分”。在广西邻近的贵州省,有一个叫帅好的省粮食厅干部撰文回忆道:19594月上旬,国家粮食部召开会议,因为中央给各省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太高,各省对粮食的购、销、调、存政策一片叫喊声。根据中央指令,贵州当年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过去五个月了,入库为26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为虚报数字。

    牛皮吹得太大,困难越大。硬着头皮说有中国当年有7500亿斤产量。4月下旬,中央直接给各省委和粮食厅党组发电报,责令: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政治制度不良和战争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自然灾害。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有人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大饥荒。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在人民公社的体系下,社会救济系统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

    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田单干”,是那个年代农村的缩影。还是这片黄土地,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导下,我的乡亲们,对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干活总有使不完的劲,种庄稼总有挖掘不尽的潜力。他们深知“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的道理,他们总能根据季节变化应时干活,四季交替,从不懈怠,尽量避免“大集体”时期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覆辙。

    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土地的面貌发生了太大变化。作为“三农”的载体,黄土地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她对整个国家是不可动摇的根基。目前,落后的黄土地是整个社会无法绕过、不得不面对的。国家在制定、落实政策时,不能满足于纸面上漂亮的数字,更不能因部分人对“有树有园有几亩田”的短视向往,而“屏蔽”掉对黄土地的人本关怀,既要身临其境感受空气的新鲜、民风的淳朴,更要对单调的生活、长久的牵挂、脆弱的保障感同身受。同是共和国的土地,与城里的那片土地相比,黄土地的内心深处是否隐隐作痛,是否在无声地呼唤“给我更多的关注”?

    六十年,弹指一挥,黄土地上“换了人间”。但是,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作者为已退休新闻工作者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9:32:42    跟帖回复:
    8

    难忘3年饿肚子的经历

    周凤瑞

     

    最近,多年不见的安徽水电学院老同事吴增栋问我:“您对怀远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肚子饿”。

    作为大学教师的我,为什么会饿肚子?饿到什么程度?

    可以这么说:从我1959918到怀远县安徽水利电力学院报到的第一天起,至1962320日随学院搬迁到合肥市时为止,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天天饿肚子。

    先说主食。我的粮食定量开始是每月25.5斤。后来粮食越来越紧张,定量减为24斤,到1961年春天,安徽农村大量饿死人,我们有几个月定量中粮食只有15斤了,其余的以水草晒干后磨成的草面充数。所谓粮食,大米很少,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吃一次。怀远地处淮北平原,当地主要出产红薯和小麦,还有就是高梁、豇豆等杂粮。我们的粮食由当地供应,当地出产什么,供应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到学校报到后的第一顿饭吃的是高梁面团子。以后连续几天都是吃这种团子。刚收下来的高梁,连壳磨成面,做成团子蒸了吃。这种团子,因为含有大量的外壳,非常粗糙,难于下咽。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大便拉不出来,肛门都挣得出血了,还是拉不出来,不得不用手去扣。我是贫苦出生,不是娇生惯养的人,但用手扣肛门的事,我是生平第一次。当时年轻,身体各部位器管都很正常。平时大便大概只需一二分钟就完事了。而吃这种团子却使我痛苦不堪。

    吃了一段时间带壳高梁面团子后,接着就开始吃新鲜红薯。红薯甜甜的,味道好,体积大,吃了有饱腹感,但不禁饿,又由于定量限止,不允许多吃,很快肚子就饿了。而且连续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顿顿吃,吃到后来,吃得反胃,吐酸水。到冬天了,新鲜红薯吃完了,就换成天天吃红薯干。红薯干泡涨了,在锅上一蒸,就成了我们的主食。红薯干吃过一段时间后,就吃红薯干磨成面做的团子。这种团子,看起来黑呼呼的,吃起来倒是甜丝丝的。红薯面团子吃过几个月以后,有时就吃榨过油的豆饼。将整块的豆饼砸碎、泡涨,蒸笼上一蒸就成了。这种豆饼,很不干净,中间常常夹杂着豆夹、豆叶、草棍等杂物。有一次,水力学讲师张长高在教研组办公室说了一句:“在过去,我们那里豆饼是做肥料或者是喂猪的。”有人听见了,还向领导汇报,说这是污蔑社会主义。夏天,小麦收割了,我们也能吃几天白面馒头,但时间非常短。我不明白,淮北出产小麦为什么淮北人吃不到白面?

    上面提到的1961年春天,我们开始吃水草面。学生们到池塘、河沟里捞来水草,在操场上晒干,然后磨成面,就成了我说的草面。草面特别轻,和面时飘在水面上,和红薯面等掺和不到一起,要用手反复把草面压到水里去,泡涨了,才能捏成团子。这种草面团子味苦,难闻,冲鼻子,粗糙,难于下咽。

    主食品种是这样。副食又怎么样呢?天天吃煮白菜、煮萝卜,没有一点油星。鸡、鱼、肉、蛋等荤腥根本看不到。这样的饭菜,越吃肚子越空,不管吃什么东西,很快肚子就饿了。沈阳人称陈锡联为陈三两,因为陈锡联做沈阳军区司令员时,沈阳人食用油每人每月的定量是三两。而我们可能连一两都没有。

    当时我二十五六岁,正是饭量大的时候,这一个月20多斤的杂粮,没有油水的饭菜,更本就吃不饱。一顿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两个(16两制二两一个)团子,两口就下肚了,吃到肚子里,一点感觉都没有。有时,真想再买一个团子吃吃,但考虑到饭票就那么多,现在吃超过了,到月底怎么办?因此,我不敢在食堂多停留,买了饭,立即就回宿舍去吃,眼不见,心不想。但是,当饥饿折磨的时候,人的意志力会变得很脆弱,我还是有好几次控制不住自已,第二次回到食堂去买。不仅如此,我还变得斤斤计较。每次去买饭,总觉得厨工拿给我的团子比旁边的要小,心里责怪厨工为什么拣小的给我?现在想来,这完全是心理作用,责怪厨工更是毫无道理。

    为了把每粒粮食都吃到肚子里去,吃饭的碗总是括得干干净净的。有一次,教务处长谈松曦和我同桌吃饭,他把碗括干净后,把舌头伸出来把碗舔干净了,一边还解嘲地说:“我们家乡有舔碗的习惯。”我们职工食堂门口放了个木盆,里面盛了一盆井水(当时学校没有自来水),是供大家饭后洗碗用的。但每顿饭大家洗碗后,盆里的水还是清清亮亮的,不用换水,下一顿还可继续用。吃的既没有油水,碗又舔得这么干净,还有什么可以洗下来的呢?

    我记得1960年春节时吃过一次肉,方方正正一块,大概有二两吧。早在春节前几天,食堂贴出布告,年三十晚上,每人供应大米饭6两(16两制),猪肉一份。这天终于到来了,我早早地到窗口排队了。只闻到一阵阵的肉香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真好闻啊,好几个月没有闻到肉香了。轮到我的时候,厨工给我打上米饭。我一看,不是白米饭,是掺了一些豇豆的米饭。这也罢了,比平时吃的红薯团子好多了。然后厨工把一块红烧肉盛到我的米饭上。当他转身去给我盛蔬菜的时候,我已急不可待地把那块红烧肉用嘴一吸,一口吞了下去。人还没有从窗口转过身来,碗里的肉就没有了,光闻到肉香,连肉的味道也没有尝出来。

    人饿急了,凡是能塞到嘴里的到东西,都向嘴里塞。有一次,我和一些同事一起到学校农场劳动锻炼,干挑粪、浇水、锄草等农活。饿着肚子,那里还挑得动?休息的时候,水力机械课老师胡令伯捉了一些蚂蚱,在火上一烤,就塞到嘴里,一边爵一边还说:“好吃,好吃。”于是,我们大家都去逮蚂蚱烤了吃。农场种了些蓖麻,蓖麻籽还没有成熟。我在晚上值班的时候,肚子饿极了,就将嫩蓖麻籽剥了吃。当时觉得不难吃,嫩嫩的,没有特别的味道。但是,到下半夜,我就开始肚子痛,不断地拉肚子,折腾了两三天才好转。

    饿肚子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人都饿,轻年人尤甚。有一次,我们教研组的青年教师姚知俭,到食堂买饭,偶然发现在盆底粘回来一

    张饭票。原来,买饭的时候,厨工随手把饭菜票放在窗台上,然后盛好饭菜,又把盆放在有饭菜票的窗台上。有一次,我们教研组青年教师姚知俭的盆底有些水,就把饭票粘回来了。这给他以启发。从此,他每次去买饭前,有意把盆底弄湿了,大多数时候都能粘回来几张饭菜票,他也可多吃一点。但是时间长了,被厨工发现了,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河川系,河川系就要我们教研组开会批评他。姚知俭先作了检讨,交代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样做的,共做了多少次等等。然后大家发言批评他。我自已肚子也是空空的,但也和大家一起批评了他。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大学教师,在长期饥饿下,做出这样的事,也是实出无奈。这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教师的情况如此,学生又怎么样呢?学生的定量比我们多,每月35斤。但是,在没有荤腥、没有油水,成年累月吃红薯、杂粮,同样肚子饿。从1960年下半年,有的学生家里饿死了人,自已在学校又吃不饱,就开始逃亡。有的逃到黑龙江三江平原,有的逃到煤矿上去挖煤。学校(或许是学校的上级)觉得学生逃亡名声不好,因此派人到各处去找,从黑龙江找回几个,但大部分没有回来。

    我大学毕业前称过,身高1.76米,体重128斤。1961年,我又称了称,体重只有105斤了。我的同事、俄语教师王宗爱曾经描述过我的形象:头尖、脖子长、肩膀窄,胳膊、 腿细长,象高脚鸬鹚一样,一阵风吹来,就要被吹走似的。

    有人私下议论,过去革命斗争艰苦,有时也饿肚子,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长期饿肚子的。以前饿一二顿或饿一二天,等打下土豪,或者缴获敌人的给养,也能杀猪宰羊饱吃一顿。张剑鸣副院长曾在某种场合说:以前,大家回忆万里长征,回忆革命的光荣历程、艰苦的斗争精神,以后说不定大家要回忆现在这段饿肚子的历史了(大意如此,1963年批判他时有人揭发的)。50年后,我现在来回忆这段经历,不幸被张剑鸣副院长言中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有城市户口的人,每月还能供应一定量的粮食,肚子虽饿,我们终究活下来了。那些农民就没有像我们这样运幸了,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饿死。我当然不知道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但是,我亲眼看到饿死的人倒在怀远到蚌埠的公路边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实。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9:33:13    跟帖回复:
    9
     

    从点名册到大饥荒

    陈无畏

     

    19549月,我上了家乡的中学。那时小学考初中三取一,当个中学生也挺不容易。第一次迈进这古老的校门,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我被编在初一(4)班,学号排在第五。上课时,先生(那时小学称老师,中学称先生)一到教室,班长就喊:“立正!”全体同学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待先生行过礼,同学方可坐下。然后先生手持点名册点起名来。接着就开始讲课了。下课后,我出于好奇,翻开点名册一看,发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名字下面都有小字,类似古书中的批注。我当然首先注意自己名下的小字是“地自”二字,感到非常诧异。翻遍全班名字下的小字,只有蔡修明同学跟我一样。我与他仔细推敲了一下,原来两人家庭成分都是“地主兼自由职业”。这“地自”不就是家庭出身的简称吗?再看看其他同学名下的小字,有“地”字的,有“富”字的,有“小土”的字,有“工”字的,有“工商”的,有“小商”的,有“贫”的,有“中”字的,有“市贫”的,有“革干”的,有“商地”的,有“地商”的……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当时我不到十二岁,思想单纯,如同一张白纸,先生又不加以解释,我不知道点名册里隐藏着什么奥妙玄机之类。还天真地认为先生教书,学生读书,与家庭成分有何相干?

    以后,我慢慢悟出了一点门道。这点名册上每个名字下的小字,主要是提醒教师,关顾每个学生的家庭成分,做到心中有数。当有的先生叫到“工”“贫”之类的学生名字时,他的脸蛋上总带着一丝微笑;当叫到“地”“富”之类的学生名字时,他的脸蛋便一下子沉了下来,甚至于出现了鄙夷的表情。当然也不全是如此。有的先生还是秉持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的传统信条。晚自习时,先生个别辅导则更有许多门道。对“工”“贫”之类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对“地”“富”之类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先生爱理不理。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先生对待学生有如此不同的态度?后来才知道,这是模范执行阶级路线的表现。那些对待地富子弟与工农子弟有着天壤之别的教师,才是千正万确的。1954年暑期,全省中学教师集中在杭州上天竺搞思想改造运动。出身于剥削阶级、有各种历史问题的教师心有余悸,只怕扣上同情剥削阶级子女的帽子,对自己不利;于是他们对待学生宁左勿右,这才是最安全的作为——饭碗毕竟是最重要的。

    第一学期,班干部照例是班主任指派的。我本想,他们肯定都是学习成绩优秀、道德品质高尚,且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学生。以后我才慢慢发现,班干部的首要条件,家庭出身必须“苗红根正”,绝非来自剥削阶级家庭。特别是班长、团支部书记一定是革干、工人或贫下中农的子弟。我慢慢懂得,剥削阶级子女一进中学大门,便打入了另册。接着是争取入团的问题。班主任说了,要当革命接班人,就必须加入革命的组织。共青团(当时称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力量,作为年轻人要想上进,唯有入团一途。校领导说了,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要想入团,必须叛变本阶级立场,方可加入。当时学校里树立了一个典型。她的父亲是资本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此人带头揭发其父的“不法”行为,其母怕得要死,吓得要命,便投井自尽了。她下狠心切断与剥削阶级家庭的一切联系,只身搬进校内女生宿舍。因此入了团,并任学生会文娱部长,以后考上大学,成为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的模范人物。

    学期开始还要评定人民助学金。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先要填表格。除了家庭收入状况外,家庭成分一栏尤其重要。如果是工人、贫下中农的家庭,当然是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对象;要是地富子弟,他们家长不是人民的范围,即使最困难,也享受不了人民助学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班有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在青海劳动改造,母亲没有工作,兄弟姐妹共有四人。他是绝对享受不到人民助学金的。幸好他有一个好心的舅舅,每月从上海寄来12元钱生活费,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他对我说,家中每天都是三顿稀饭就咸菜;一到校,肚子就空荡荡的。难怪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瘦弱的身材菜色的脸。

    我们每一个学期都要评选“三好生”。首先必须政治思想好。作为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想要当“三好生”,必须与反动家庭划清阶级界线。我班有一名女生,她的父亲跑到台湾去了,属于“人还在、心不死”的一类。她想:“我怎么能划清与反动父亲的界线呢?”突然该生灵机一动,下个狠心,当众将自己的右手食指咬破,在白纸上写血书:“我决心与反动父亲一刀两段,跟定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尽管她学习成绩优秀,体育能达标,就是政治思想卡住了。组织认为,她写血书只是一时冲动的表面行为。思想改造对于反动家庭的子女来说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甚至是脱胎换骨的一场革命,不是一事一时能奏效的。三好生当然没有她的份。因此,她哭了好几天。

    要命的是升学考试。解放以来,学校从不公布升学考试成绩(1979年以后才有所改变),考生都蒙在鼓里。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家母在该校当职员,内部打听到的)考上中学的;但到1957年考高中,却名落孙山。“初绽花遭劈面雨,开航船遇打头风”。我大哭了一场,感到非常委曲。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大挫折。当时家母已被迫退职,家父跑到教导主任处了解情况,答复是成绩不佳。我对此一直表示不服。四十年以后,我与班主任交谈,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当时上头有政策,像你们一类地富子弟是不能进高一级学校的。”1954年时,大批工农子弟还没有来得及上中学读书,地富子弟尚可充数;三年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后,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连初中也上不去了。我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就这样被残酷地剥夺了。而那些家庭成分好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地上了高中,最终登上了大学的殿堂。这就叫“学校的大门永远向着工农子弟开放”。

    就是上了大学的学生,又分三六九等。工人、革干、贫下中农,且社会关系清白者可上北大、清华等高校;中农、小土地、小商之类只能上一般大学。在一次初中同学会上,一个上了一般大学的同学道出了内情。他的家庭成分是“下中农”,但父亲做过地主的“狗腿子”。尽管他读书成绩不错,却不能上重点大学。在偶然的机会里,他看见了自己的档案。其中明白无误地写道:“经过政审,该生可以在一般高等院校就读。”

    过了两年,尽管我还不到十七岁,却有点少年老成,知道自己再在家乡待下去就是死路一条。1959年七月,便毅然决然打起背囊,跟随与我命运相同的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北,去寻找活路。那里地广人稀,正在搞大建设,需要人材,对阶级路线没有这么多的讲究。家父正在兰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他成天埋在故纸堆里,对于我的一切都还蒙在鼓里。打开寓所的门见到了我,劈头就问:“你干什么来了?”待我将来龙去脉讲清楚,他才将我带到高考报名处,以同等学历的资格参加考试,还被高等学校录取,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

      哪里晓得,才摆脱了点名册的阴影,却又遇上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非常时期。我亲历了西北大饥荒,尝够了饿肚子的滋味,目睹了饿殍遍地的景象,才读懂了“一穷二白”的中国。刚到兰州,父亲领我上一家饭店吃饭,桌上摆着一碗韭薹、一只杂粮馒头,连汤都没有,令来自江南小康人家的我怎么下咽?以后才明白,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最好的吃食。

    到了自己就读学校的学生食堂,开始领略了什么叫饥饿。每顿饭除了三两光景的杂粮馍馍外,就是一碗汤菜,里面飘着几片甜菜叶子,还能照见自己的影子。吃了几顿后,肚子里的油水耗尽了,饥饿感便油然而生。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竟然成天饥肠辘辘,头昏目眩,脚踝浮肿,迈不开步子。那时正遇上国庆十周年,报刊上长篇累牍地宣传“三面红旗”的巨大胜利,工农业生产取得的“丰功伟绩”,藉以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谰言”。记得我们游行时,嘴里唱着“棉如山,粮如海”的歌曲,却无法走完四五里路。大家回来时已腿脚酸软,筋疲力尽;还得批斗一位“右倾”老师,为的是他说了一句“碗里只有七根面条”的大实话。

    我还遇到了更糟的事。有一天早餐打饭的时候,我摸了一下钱包,发现饭票不翼而飞。我只好向伙管部门预支了下月的饭票,吃饭更要勒紧裤腰带了。事后才发现,想不到做小偷的却是平素与我要好的同学。他竟动起了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歪脑筋。这位前志愿军师侦察参谋趁我深更半夜睡熟的时候,将我的饭票掏走,满足了他的胃口,这下可苦了我的肚子,饿得我几次眼冒金星,昏死了过去。而这个同学还偷了食堂里的馍馍,被记过处分,于是离开了学校。听说他以后沦为流窜作案的罪犯,锒铛入狱,不知下落。

    然而比起叶明恕先生来,我还算是幸运的。他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教授门下的研究生,个头不高,但很精干。先生的神奇之处是将枯燥乏味的语法课讲活了。课堂趣味横生且井井有条。只因为他平素一心埋头业务,钻在他的小房子里备课写文章忙到深夜,领导认定他走“白专道路”,一纸令下便发配他去学校农场劳动。当时一般人都吃不饱,农场里条件则更糟;加上劳动强度大,他的身体日见消瘦。有一天傍晚下工时,这位才华横溢年仅三十岁的福建小伙,一头栽倒在地埂边再没有起来。事后我才知道,叶先生还没有结婚,他的未婚妻听到这个噩耗将会如何……

    尽管学校里学生的粮食定量每月一度只有20斤(包括层层盘剥),2小两油(旧制16两一斤),尽管我们也吃过玉米芯、柳树叶之类代食品;但比起最底层的农民来,我们不知道好多少!当时甘肃农村许多人民公社的社员每天只供应连皮带壳的“原粮”二小两,同时还须参加各种各样繁重的集体劳动,忍饥挨饿的悲惨情景可想而知。西北黄土高原到处是童山秃岭、成片的盐碱地,野菜草根是最好的食品。肚子空空,社员们只好以榆树皮、柳树叶充饥。但吃下去以后却拉不下来,其痛苦之状不可言传。我见过许多皮包骨头、衣衫褴褛的饥民,除了眨动的眼睛以外,几乎与骷髅一样。有许多饥民死了以后无法埋葬,因为他的家人也奄奄一息,哪有力气掩埋亲属?

    于是鸠形鹄面的饥民,只好成群结队去城市讨饭。当时饭店里乞丐比食客多得多,发生抢饭现象,乃司空见惯。在沿途铁路线上,到处是逃荒的灾民。他们乘客车没钱购票,只好趴在货车顶上。寒冬腊月遇上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有多少饥民被活活冻死。我几回回亲眼看见铁路工人从火车顶上扔下不计其数的僵硬尸体。这种场景真是惨不忍睹!甘肃有个通渭县,饿死了三分之一差不多,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案。当时甘肃共有14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一百多万,全国的情形就可想而知。要知道“非正常死亡”的人大多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1962年,农业生产有了明显好转。夏天麦收还没有等开镰收割,那些迫不及待的饥民就偷偷地捋下麦穗里的颗粒往自己的嘴里送,肚子装饱了嘴里还想吃,最终活活胀死!

    new Ajax.Updater('NewsContent_For_User0', '/showContent.asp?no-cache='+Math.random() , {method: 'get', parameters: 'NewsId=33D0181D3D6E141&PageBound=0' });  



     

    这种苦难一直持续了三年多。民以食为天。随着光阴的流逝,多少往事都已忘却;唯独饥饿的岁月,许多人还刻骨铭心。七十年代头几年,农村大搞忆苦思甜。所谓忆苦者,是忆旧社会之苦;所谓思甜者,是思新社会之甜。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领导让贫农王小二上台忆苦思甜,他先忆了民国十八年的苦;说着说着不觉漏了嘴,竟忆起1960年的苦。“那叫实实在在的苦啊,连草根树皮都吃得完完的!哪有咱社员的活命?”台下喊起了“打倒王小二”的口号,他才摸摸光脑壳恍然大悟地笑了。事后这个贫下中农社员差点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幸好他是八辈子苦大仇深的独苗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9:33:45    跟帖回复:
    10

    一个小学生的大跃进岁月


     


    徐宗俦




     


    19581959年我在重庆市沙坪坝小学读四、五年级,那时整个国家处于亢奋状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一天等于二十年”,“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超英赶美”……在让人热血贲张的大环境下,连小学生都被裹进了“大跃进”洪流,遑论其他!


     


    去拣钢渣炭渣


    1958年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当年就要拿下1070万吨钢。于是,到处建“小高炉”炼铁,建“小转炉”“小电炉”炼钢,建“小窑炉”烧焦炭,建“小矿山”采铁矿……即便这样,还要我们小学生去拣“没有‘炼干净’的钢渣和没有‘烧过心’的炭渣”,支援伯伯、叔叔们大炼钢铁!


    大约1958年国庆前后吧,那天同学们按学校要求“自带工具、自带干粮”(我和很多同学一样带的是家里买菜的篮子,有的同学带背兜;至于干粮嘛,五花八门带什么的都有,我记得我是带了两个家里做的面粉饼子),一早就到学校以班为单位集合到“二钢”(后来叫重庆特殊钢厂)倾倒钢渣炭渣的嘉陵江河滩坝,去拣“没有‘炼干净’的钢渣和没有‘烧过心’的炭渣”。我们光着手,在陡峭的“渣坡”上刨啊拣啊,后面是滔滔江水,还真有点怕滚下去。老师一再咋呼同学:“不要‘疯’,注意安全!”同学们也收敛起疯疯打打的德性,小心翼翼地在渣坡上爬上爬下。更恼火的是,谁也不懂究竟哪些是“没有‘炼干净’的钢渣和没有‘烧过心’的炭渣”,只好按老师们告诉的那种“感觉”:反正“黑的、发亮的、重点的”就拣进篮子,装满了一篮子就拿去倒到一个大筐里集中交上去。中午时分,同学们就在江边随便洗洗手,啃干粮算吃了中饭。大约拣到下午两、三点钟,老师一声“回家了!”同学们就“一窝蜂”往回走。


    反正在记忆中“拣钢渣炭渣”的事,先后去过了两次。只可惜,那双因哥哥嫌小了穿不下而淘汰给我的半新旧“力士鞋”被钢渣炭渣戳破了。直到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那些“没有‘炼干净’的钢渣和没有‘烧过心’的炭渣”还能不能再炼出钢铁来?“纯属无稽之谈”──这是我工作后向一位冶金专家请教所得到的权威而肯定的答复。虽然“没有‘炼干净’的钢渣和没有‘烧过心’的炭渣”能不能炼出钢的问题有了结果,更大的收获在于积累了人生的一个经验:违背起码科学常识的蠢事,小学生去干干,权当幼稚,人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原谅。不能原谅的是在懂事明理以后还去重蹈覆辙。


     


    帮农民抗旱


    1959年上半年,老师说:因为长期没有下雨(当时大家都没在意,到底有好久没落雨),农村的庄稼“都快干死了”。“干旱”,对城市小学生来讲,倒还是一个挺陌生的概念。接着,学校就通知我们自带脸盆之类的工具到农村支援“抗旱”。同学们一听说到农村去“抗旱”蛮新鲜的,大家兴高采烈。那一天(好象在“清明节”左右吧),同学们拿的拿脸盆、提的提小桶,反正走了好久的路,才到了当时一个叫“覃家岗人民公社”(大概就是现在沙坪坝区覃家岗镇的某个地方)的一个村子,任务是给麦苗浇水。我们一看,离麦地并不太远就有不算小的水塘,水还很多。一开始,由于水源离麦地比较近,人人间距不到一米左右站成一排,像做“击鼓传花”游戏一样:老师在水塘边一桶一盆舀水、同学们一桶一盆向后传、队伍最后几位个子大点的同学就负责顺着麦苗行行浇水、再把空桶空盆逆向传回水塘……周而复始。刚开始大家做得也算认真,只是女同学端不动太满的水,不断打泼在自己或其他同学的衣服、鞋子上,好在天气比较暖和。久而久之,同学们就开始嘻哈打笑了,队形乱了章法。随着水源离麦地渐渐远了,“击鼓传花”已经不适应,只好由老师在水塘边舀水,同学们自己端(提)水、自己去泼,各自为战,结果大家图懒便宜:就近泼水,远点的麦地少有人光顾。恰好有个农民路过,就说:你们搞哪样?淹的淹死,干的干死。


    不久,就有公社干部来喊吃饭。于是,大家就拿着空桶空盆尾随他到了“公社食堂”。我一看,食堂门口不小的院坝周围坐满了无精打采、手拿空钵空碗的农民和更多的娃娃。村干部对同学们说,你们先吃。我们拿着“公社食堂”准备好的大海碗和筷子,到一口直径足有一米多的大铁锅旁去舀饭。不知谁嘀咕了一声:“咦,清汤寡水的一锅红苕稀饭!”炊事员给每人舀了一大碗,结果只有几坨红苕、数得清的米饭和大量清米汤。菜是没有的。管它三七二十一,稀里胡噜喝下肚,饱了,解渴了。同学们每人才一碗,周围的大人娃娃一下子嘁嘁喳喳就围满了大铁锅。后来听说,有的大人小孩半天半天地守在食堂边,等着吃了一轮又吃一轮的“流水席”。


    我一直纳闷:离水塘这么近的麦地为什么没农民去浇灌?!后来,随着渐谙世事之后,才开始醒悟:既然集体的田地集体干,到头来干和不干的都一样吃红苕稀饭(不,红苕米汤),谁还愿干?真是“大锅饭,养懒汉”啊。


     


    打苍蝇


    “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即消灭麻雀、苍蝇、老鼠、臭虫。这种“除四害”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比直接去炼钢铁的体力活,小学生们自然不落人后。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把打死的苍蝇数量,先报到少先队小队,再报中队(一个班就是一个中队),最后报大队(一个学校一个大队),还要统计并张榜公布,以示竞赛。一开始,我们班的每个同学每天大概就是消灭苍蝇几只十几只。哪晓得一看张榜公布的“战绩”,我们一个班四五十个同学一天才几百只,只有别的班一个人报的数字多。班主任经常在同学们面前唠叨。同学们自然也就心领神会,人虽小,点子却不少,胆子慢慢练大了。后来,每天报的消灭苍蝇数字节节攀升:一个人一天报几十只几百只甚至还有上千只的,而且精确到个位,并且随口就来。老师和同学们都心照不宣,睁只眼闭只眼,张榜公布的成绩也就不难看了。后来想想,这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形势逼着小学生们学会瞎胡闹:虚报与浮夸。“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这样被彻底颠覆了。


     


    “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


    我开始接触“共产主义”一词,大概是在1957年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不远的重庆棉纺织二厂听一位刚从苏联访问回来的劳动模范作报告,这位女工讲到苏联时很兴奋,我至今还留有印象的是她说的大意:“苏联已快共产主义了”──苏联汽车多、高楼大厦多、有电话的家庭多、穿毛料服装的多、穿皮鞋的多、戴手表的多──“苏联小学生都戴手表”,这一点倒是足令同学们羡慕和议论了好长时间。记得那次报告最后收尾的总结是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和很多人一样,几十年来都牢记于心,从那时起人们就一个劲地巴望着“我们的明天”。


    转眼到了1959年放暑假的前几天,学校老师就安排我们五年级同学们开始过统一食、宿的集体生活,还说“这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记得还以农村人民公社为例子说:“人民公社已经不用各家各户煮饭了,都在食堂随便吃,不要钱不交粮……共产主义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养成集体吃、住和学习的良好习惯,以适应“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随后,学校让每个同学带一份“通知书”回去交给家长,大意就是要交多少钱(当时还没有粮票一说。也有好多同学私下嘀咕:不是说“吃饭不要钱吗,怎么还要交钱”)、自带行李到学校,先集中过“暑假生活”。我们于是都认认真真当作一件神圣的大事来照办了。现在想来,当时的家长和学生都非常老实,领导怎么讲怎么信怎么办!


    学校按不同年纪安排到不同地方。我们五年级有七个班,连学生加各班班主任和其他几位任课老师共有三百多人,只是我们的班主任吴老师家里有两个小孩,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她才免于和我们一起过“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了。哪晓得,我们被安排住在距离我家直线顶多五百米的重庆大学附属小学的一栋两层教学楼里。这个地方原来是所“孤儿院”,才搬走不久,地盘划给了重庆大学开办附属小学,条件非常简陋。男女同学分在不同的教室,床是没有的,课桌也被全部集中在一间教室堆起来,看来早有准备。我们只好统一睡地铺。好在重庆夏天热,把草席往地上一铺,就可以睡觉了。


    睡觉的问题凑合解决了,吃饭怎么办呢?重大附小没有食堂,学校又不兴到重庆大学的学生食堂搭伙。就从我们沙坪坝小学隔壁的“全心食品厂”那里分早、中、晚三餐买回面包发给老师学生当饭吃,连咸菜、开水都没有,就干啃。由于当时重大附小里面没有人家,连自来水也没有。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前,只好到学校外面的公用自来水龙头排队洗脸、洗脚。我提出回家洗脸、洗脚,老师却说“不能脱离集体”。因此,到现在为止我都会处处从“集体”作想,视脱离集体为耻辱,大概就是那时得到启蒙的。


    原本这“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就不像现在“夏令营”那样有活动主题,仅是为了过“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而去集体生活的。白天的日子还好打发:同学们或就在地铺上做“暑假作业”,或听老师讲辅导课、或听大家轮流讲故事、或在外面打“板羽球”、乒乓球、跳绳、疯风打打……可到晚上就不好过了,因为小学生又不兴上晚自习,所以教室里面只有几盏昏暗的白炽灯,只好躺在床上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加上天气闷热、蚊子“嗡嗡”地围着叫个不停,不到下半夜一两点是休想睡觉的。更要命的是只有十一二岁的我们都很容易想家,只要听到有哪一个哭出声来,就会引来一片抽泣……


    这种状况让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了:吃没有吃的、睡没有睡的、学没有学的、玩没有玩的,不到两天同学们就越来越厌烦了。你想想看,重庆的夏天那么闷热,一天不洗澡都难过,况且已经两天多没有洗澡了,互相间都闻到越来越浓的汗臭气味了,那个难受劲啊!我首先“鼓足勇气”向老师提出:“你看,我家就在那里,看都能看见,我还是想回家吃饭、洗澡,其余时间再来住都可以。”这一下子就惹得同学们纷纷响应,争先恐后地向老师提出“回家吃饭、洗澡”的请求。老师们自己肯定也非常有同感的,于是以学生的强烈请求为“由头”向学校提出:“放同学们回家吃饭、洗澡,正常上课时间和晚上再来过集体生活”的折中办法,得到学校肯定的答复后,同学们高兴的劲头啊简直比考了个五分还明显,马上拿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匆匆回家了。虽然老师交代在先:“正常上课时间和晚上来过集体生活”。但是同学们一走,反正又是暑假,哪个还愿意回来!校方和老师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信马由缰了。记得只过了三个白天两个晚上的“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就这样不了了之。


    后来这个“三天经历”,成为经常在我脑海中回旋、挥之不去的典型案例:如果是这种想当然的、不要(哪怕只是轻视)家庭、没有物质和精神上充分保障的、凭空想象的“共产主义式”集体生活,我们还是把它抛弃的好。



    作者:副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9:35:04   
    11
    “大跃进”岁月的大学生活

    刘光耀

      我是1957年秋在反“右派”高潮中入新乡师范学院数学系一年级二大班4小班学习的。
      毛泽东于1957年11月访苏期间,追随赫鲁晓夫“15年赶超美国”的口号,提出了中国要“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把毛泽东快速发展经济的思想概括为“大跃进”。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7年12月8日(星期日)晚上,我班举行《共产主义万岁》主题班会。
      从此,“快速实现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观念,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958年1月开始,新乡师院边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边整改,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院领导在动员报告中告诉我们:要求干部下放到劳动战线,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英名措施。各班学生也热烈地讨论,都表示争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又红又专”(不久又提出“红透专深”)的词语使我牢牢记忆,虽然我不知道“红”与“专”以及“又红又专”的标准。
      1958年3月2日,院团委召开《革命青年跃进大会》。本来我对政治就比较关心,而且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我被指定为团支部宣传委员,思想、行动就跟得更紧。
      3月16日,中共新乡市委宣传部部长来我院传达中共河南省委登封会议精神,他透露在登封会议上,偃师第一个贴出大字报《坐卫星,乘火箭,学登封,赶登封,超登封》。此后,全国形成“全面跃进,连续跃进,领导跃进”的政治局面。
      多年后我才知道,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为“大跃进”鼓劲,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搞几十个、百把个“大丰收”的例子,这是“放卫星”的第一推动力。
      3月29日上午,院党委书记做红与专大辩论的动员报告,院团委接着召开劳动宣传委员会议,说:我院要建5、6个工厂,其中有一个投资300多万元、年产1千多吨的炼钢厂;近三天要把手工业勤工俭学组织成合作社,一年内全院绿化要赶上清华大学,“7•1”前后成为全省最先进的大学。
      3月份全院开始的“反保守,反浪费”、“横扫五气(骄气、娇气、怨气、暮气、……)”和“向党交心”的运动,热火朝天。
      3月25日下午在参观牧野乡展览馆时,看到“眼熬烂,腿跑断,少话十年也要干”、“不盖房,晚娶妻……”、“拿出愚公移山、武松打虎的劲头,以卫星、火箭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口号,生产指标尤为惊人:蔬菜亩产151万斤。
      3月30日晚上7时开始,我班为支援农业大跃进掀起了捐书热潮,分组谈论各自的“红透”规划和措施,讨论勤工俭学的门路、办法。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点,听说中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新乡检查卫生了,有人提出“苦战一夜一天,变全院为先进单位”,有些班已经动手,我班同学睡了一会,早上、上午全力搞卫生,下午挖野菜、做打苍蝇拍。
      4月中旬,全院停课一周进行红专辩论、向党交心。接着,开展“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拔白棋”的运动。
      4月30日午饭后,参加三大班9小班斗争“盗窃分子”的大会,其实,那个同学并没有构成犯罪事实,却被无限上纲。
      5月10日,一大班2小预备党员申领和同学向全年级检查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各个小班各个小组讨论了两次。
      5月下旬,停课一周,院党委号召进行“像淮海战役一样”的“搞臭个人主义”的“大决战”。各班以红色大字报形式向任课老师“送礼”。“横扫五气”、“向党交心”的“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运动,以“现身说法”、活报剧的形式出现在饭厅,学生自编自演自己的“丑恶”,有快板、曲子、相声、漫画等等。在大礼堂召开两次全院大会,系领导、老师和同学或演讲或演唱揭露自己的个人主义表现。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物理系三年级周大强同学的山东快书:“说一个学生周大强,他个人主义实在强,……要证明半径会比直径长。”数学系刘亚星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刚留校)演出了自编的话剧。
      在搞臭个人主义的汹涌大潮中,每个同学思想上的污垢都被冲刷得难留痕迹,好像真的洗心革面了。5月30日的《庆祝整风胜利》主题班会上,团支部书记简要总结了入院以来我班的变化情况后,同学们倾谈向党交心后的舒畅心情。曾被一张大字报说成“天塌地震也震不起的暮气”的陈俊民同学最先发言说:“暮气沉沉落后的陈俊民,要变成朝气蓬勃的陈俊民了。”因为恋爱问题受压抑而心情郁闷、很少说话的刘庆玮同学,在这场运动中多次发言,几乎把内心长期埋藏的话都说了出来。他说:“上学期召开《如何搞好班集体》的班会时,我认为这个班太坏,我不属于这院的学生,更不承认是这个班集体的一员。但是今天,我感到这个班集体是我的慈母,我得到了幸福。”……同学们激动的话语,引起阵阵掌声、笑声。班会末是文艺节目。刘庆玮过去在悲伤时常唱《断桥》戏段落,今天以高兴的心情又唱了它并唱了俄语歌。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提出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朝气蓬勃的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似乎正在形成。
      5月31日起,全院学生各自返乡或有组织地到附近农村参加夏收夏种劳动9天。在动员报告中,院长要求大家都得5分,要做到“七好”:劳动锻炼好,宣传形势政策好,学习农业技术好,联系群众三同好,互助团结友爱好,遵守劳动纪律好,劳动卡片成绩好。我在偃师老家听到农业社托儿所的3、4岁小孩都会唱偃师县农业生产指标“千斤粮,百斤棉,天安门上把礼献”。
      6月10日开始,学校组织学习、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6月16日,李俊甫院长在进行教学改革报告中指出,必须破除迷信,大破大立,大胆地想,大胆地做。于是,取消了《心理学》和《教育学》课程,只印发了几页《毛主席论教育》代替部颁《教育学》教材。
      6月下旬,停课一周,开展整风运动,开展大辩论,解决专业思想问题、完成教学改革、修订红专规划。
      因为多数学生不想上师范,来到新乡师院是出于无奈,所以,在学生中,运动的突出重点是解决专业思想不巩固问题。23日,同学们都基本上暴露了过去的理想并分析了树立这种理想的根源、条件。
      23日至25日,差不多三天,辩论“师范专业有无前途”、前途的大与小问题。一位同学以斯大林关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所提出的条件“态度、能力、效果”来解释前途,说“有地位前途就大”。我的解释是:是否人民需要,是否鼓足了干劲、力争上游等决定有无前途。
      26日辩论“什么是我们应有的理想”、“我们读师范专业是否可以想着留校当助教、当讲师和教授?”全班不太明显地分成“可想”和“不可想”两大派。“可想派”都在发言中挂上“准备做中学教师”的前提,说:“青年人都盼望自己的能力提高”亦即“服大务”;“想着当讲师、教授与专业思想巩固无矛盾,同时会有助于巩固和作为学习的动力”。争论了一天,最后,“可想派”的多数自动放弃。我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中学阶段形成的,而且认为青年人应该有抱负,有理想,想当专家不是个人主义,刚入大学就在日记中写过“毕业时,有机会便参加研究生考试,倘若需要,便争取留校”,但随着思想教育形势的发展,迫使我放弃了自己的志愿,在辩论会上,我的思想很矛盾,糊里糊涂地勉强站在了“不可想”派一边,十分荒谬。
      27日辩论“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风格,与革命英雄主义有什么区别?现在和将来个人主义有无积极因素?”我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不能否认个人主义好像有点积极作用,但从全面比较从时间发展看,没有一点,只有消极和破坏的作用。几十年后的今天反思,要说“极端个人主义会有破坏作用”还差不多。
      28日没有辩论,全院大搞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上午除青草、填坑、平地等等,下午用集体办法灭蚊,准备应付外国记者。
      大破大立、大辩论基本告一段落,30日修订曾经制订的红专规划,着重修订措施。
      1958年7月4日晚上9点,我们听省广播电台“关于中共河南省第九次会议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广播。这是河南省在紧跟毛泽东极左路线走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全省范围内掀起的大反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首的“潘、杨、王”的运动的开始,它比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等的“反右倾”早了一年多!河南省委第二把手组织批判省委第一把手,没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是不可能的。吴芝圃,从此自然爬到了一把手的位置。我在中学时就很敬重吴芝圃,因为他在偃师光豫中学任教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在危急关头保护这批党员奔赴延安。
      在这个运动中,我当然是积极分子。虽然在座谈会上“大家都大胆地暴露了思想”,并且在7月3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我的检讨:“去年,我的思想上也有与潘杨的‘小农经济优越论’、‘河南特殊论’、‘生产悲观论’的某些共鸣之处。因自己学费问题不能解决等认为农业社经济死滞,认为干部不行,遗留问题多,需要好好整顿等。认为河南穷,偃师更穷,本社、本队都不行,连年灾荒,倒霉等等。”可是,紧接着写下去的是“但事实驳倒了这一切。偃师县平均小麦亩产570斤的事实驳倒了条件论、环境论。自然条件果然不好,但人是个决定因素,只要觉悟提高了,政治挂帅,鼓足了干劲,什么都可以创造。”过了几十年以后来反思我当时的思想,不如所谓“落后”同学程广东、胡公望等。我问程广东:“潘复生等与我们之间的矛盾该属哪类?”他思索了一会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矛盾。”晚上,我睡不着觉,反复琢磨这个问题。第二天我在大字报上说“潘等是我们的敌人的代言人,是我们的敌人”,胡公望说:“前一句很对,后一句未免太过分。”(其实,“敌人的代言人”也不对)
      1958年不放暑假,过“共产主义暑期生活”,帮助新乡市完成“大跃进”两大先行者之一的运输任务。8月3日晚上,新乡师院800多名学生组成的劳动大军背负行囊步行到新乡市第一小学,吃、住都在那里。第二天午后,和人力车工人见面,每辆人力车,和工人轮流拉,工人晚上拉,我们白天拉;工人给我们介绍车子操作技术。接着,开始干活。我们的任务是从煤建公司往骨焦厂运煤,约13里,一漫上坡,第一天拉了7车,晚上12点下工,把车子送回原地,休息时已近凌晨3点。我很不幸运,拉肚子。但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决心锻炼意志。因为8月20日新乡师院成立人民公社,我班等200人于19日晚上回校。
      8月20日,庆祝新乡师院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晚上,全院师生员工——公社社员敲锣打鼓向新乡市委报喜,白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民公社报过喜了。“明天中央要来我院检查卫生、工厂”,于是,全院苦干了一夜,21日早上6点结束。
      校内建了水泥厂、砖厂、灯珠厂,一直干到8月底。此外,我们还种了冬瓜、番茄、茄子。
      毛泽东视察了新乡市,高度赞扬七里营人民公社。吴芝圃在省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论人民公社》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公社有“9大特点、7大好处”,“是共产主义萌芽”,“我国可能最先跃入共产主义”。
      8月下旬我给家里写信要钱,9月2日,接到伯父的信说,家里经济困难得很,也借不来钱,还是把猪作了抵押才借到10元钱,让人马上捎来。
      二年级班干部调整,取消小班(40多个人)建制,小班改为大组,三个小班的团支部合并为大班团支部(80多个团员),二大班15个学生干部变成7个,我被裁掉,任第3组团小组长。11月中旬,由于一个团支部委员(4小班同学)犯了错误被罢免,又让我充任团支部军体委员,真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我在大班长田继善(兼团支部委员)的帮助下,做得还算可以。在“大跃进”的年代,体育也“大跃进”。除劳卫制二级达标外,还要争做国家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家裁判员等,要搞“体育5项满堂红”。各个系、各个班级比着做假,比着吹牛,我们数二•二班也不例外,不过,较之其他班级,实在得多,因此在体育“大跃进”中比较落后。一天晚上,我们分析我们年级进展情况,认为我班属于先进行列,但是第二天起床时,听到三大班的广播稿,他们已经是全院最先进的。
      刚刚上课一个月,10月份,又掀起全国大炼钢铁运动。新乡师院也停课大办钢铁,10月份要炼130吨钢,数学系一天一吨。结果,没有成功的。
      10月15日下午6点,我班一部分同学背着行李步行4个多小时到新乡市北的潞王坟新乡市钢铁二厂(另一部分同学去塔岗开采铁矿石)。离潞王坟很远就看见到处是灯光,星海一样。钢铁二厂附近,到处是小高炉、土平炉,还有许多炼铁的鸡蛋炉、小方炉,一片红红火火。我们来到以前,新乡师院数学系四年级同学,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来到这里,他们平整了一大片荒地搭帐篷。我被分配到厂办公室(在帐篷内)做宣传工作,任《钢铁快报》编辑、通讯员,参加车间劳动,任务是设法把两个车间的劲鼓起来。先用手团了两天煤球,然后参加土高炉炼铁。每天休息很少,夜间,不少同学砸着矿石就睡着了。在潞王坟干了18天,12月1日返校。到塔岗开采铁矿石的同学比我们更辛苦,他们给院领导写的信发表在院刊上,领导要求每个同学读一遍。
      生物系搞了“小麦丰收试验田”,深翻土地1米多深,并伴着施肥,一层土,一层肥(全院师生帮助供肥),深翻的土地还保持原来的表层土壤在最上面。由于深翻后土壤虚了,又施加了大量肥料,致使试验田的土地高出地面差不多1米。保护田围着一亩试验田。试验田分畦,各畦的播种量分别是:1400斤/亩、1200斤/亩、1000斤/亩、800斤/亩。周围的保护田下种量是400斤/亩。1400斤/亩的播种量太大,分三层播下,即一层种子一层薄土。上层先出苗,中间层次之,最下层的后出苗,它把上两层的苗都顶出了土壤,造成了枯死。第二年春季,麦子长高了,又怕倒伏,还用竹竿做成方格式的支架。为了通风,麦田周围用鼓风机吹风。最后产量,据说试验田仅收获500多斤。
      12月,新乡师院大搞“炒菜加胡闹台”式的“科研”活动。许多单位提出“向尖端进军”的口号。“而我呢?老是迷信、保守,搞得不好。……这几天,我组科研与我班、我院一样,热火朝天,成绩不小。在(团)支委会上确定,半导体收音机由班上组织专业队搞;我组又提出火箭——最近发射一级的固体火箭,明年‘五一’发射二级液体火箭,并且还准备系统地研究,以至发射卫星。这项任务由我担负,我应该和大家一起把它搞好、搞到底。”(1958年12月13日星期六日记)但是,这只是空头白活,根本没有行动,没有办法行动。不过,我们小组还真是脚踏实地地搞了一阵子完全木制的“包包子机”,一位同学写了《你想吃包子吗?》的广播稿,在院广播站广播。
      在政治运动、劳动那么多的形势下,加上承担较重的工作,还能把专业学习搞好吗?无奈,只好利用不开会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补习一周的功课、完成作业(极少看电影,尽管每张票5分钱)。可以说,平时学得一塌糊涂,尽管期末考试都是5分(学苏联的4级分制:5、4、3、2,即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但我心里清楚,很不扎实。
      左倾的1958年,使我和众多青年人的思想受到了左的污染,但也使我在工作能力上受到了磨练。在那“斗争”的年代,我把自己的日记封面写上了“斗争,锻炼,前进”6个字。“斗争”包括对敌、对一切错误思想的斗争,也包括对工作等等的奋斗。

    *********************

      饿死人年代的大学生活

    刘光耀


    1959年至1962年,是中国大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饿死人的三年。

    1960年初,新乡师范学院的学生因受家乡灾难的影响,思想十分混乱但不能说,不少学生思想沉闷不语。

    1月11日,数学系教学楼一楼北边113小教室的黑板上出现了很大的反标“打倒毛泽东”,全院各个班级组织查笔迹破案,每个学生交一本自己写的本子。我参加了这一工作。一直没有查出来。几个月后,数学系三年级一班的王文昌和物理系四年级的张德凎因反革命罪被逮捕,震慑了“1•11”案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高祥民,自首投案。9月9日,在全院大会上宣判,王被判7年徒刑,张被判6年徒刑,对高宽大处理,留校查看一年。

    1月23日期末考试结束后,院党委号召“行动起来,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决定不放寒假。我班到新乡七里营支援农业现代化。七里营农民生活已经相当苦,食堂的饭很差,春节那一天,生产队长陪我们小组十来个人吃了一顿白面水饺。

    2月3日,我们回到学校,转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此后几个月,除了学毛著,没有搞政治运动。

    3月份写学毛著心得时,我写了《学习毛泽东思想,高速改造世界观》(近2千字)。期末政治课考试,要求写一篇学毛著体会,我把这篇文章作为答卷,小组评议成绩为优等,年级党支部推荐给院刊,院刊修改后,把题目改为《思想改造必须高速度》,9月份发表。

    7月4日,我和同小班的党员、院学生会干部李天增,突然被数学系党总支书记赵福海召去谈话,要我俩参加用“土火箭”搞人工降雨研究工作(省里布置的任务),不让我们参加最后一门课的期末考试。并说,下学期不随班上课,参加理论力学教研室政治学习,不影响毕业,毕业时留在理论力学教研室。按说,最后一门考试课《复变函数》,我已经复习好了,而且是田继善让我拟复习提纲,我俩分别领着4小班和5小班同学复习的,后天,只隔一天,就要考试了,考5分是有把握的。但我们也只有无条件服从。另外,6小班的贾海和三大班的李嘉宾、郑双元(都是党员)也脱离班级学习,搞计算机。

    由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各两个再有一年就毕业的学生,组成一个土火箭研制小组,数学系郭赫老师负责,第二天即开始工作。头几天,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个学生和我们一起讨论。我负责设计喷口和用很结实的纸手工卷火箭筒,化学系晁金华负责制火药。我边读《空气动力学》和有关火箭的书籍边工作。

    数学系四年级重新组班,两个大普通班,三个小专业班(每小班30个学生)组成第三大班。公共课有《概率统计》、《理论力学》和《泛函分析》。我和李天增选学了《理论力学》和方程专业班的《定性理论》。

    我们的土火箭在大饭厅东边的大操场试验。试验失败过几次,有一次刚从发射架飞出不久,就栽了跟头,窜到饭厅东头炊事员工作的大案子底下,真把我们吓坏了。试验成功的也不少。8月上旬,新乡地区召开控制天气技术表演大会,参加表演的有土火箭、礼花弹、气球、迫击炮、120炮、82炮、高射炮、土炮、飞机等,郑州、洛阳等地区派代表参加。我们于第三天第一个表演,最高的大概飞到1500米,领导和代表们很满意。

    参加表演会后,领导让我回家休息几天。8月10日至15日,回偃师5天。在家期间,我看到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寒心事:马云奇伯伯的两个女儿(儿子在外地当工人)在食堂领了大半灌稀菜汤,这是父女三人的保命汤啊!抬到半坡摔倒了,饭灌碎了,姐妹俩哭着回家,父亲没有责怪她们,立即跑到饭洒的石坡处,跪下伸出舌头舔饭……

    我按照“主流与支流”、“一个指头、十个指头”、“暂时困难”等等理论,在家没有说服伯父对“大跃进”、公共食堂的“糊涂认识”,回校后给伯父寄了“中共八大文件”等6本小册子,9月2日接到回信,信中对我做人和学习的教诲值得我永远记取。今录如下:

    “关于你这次暑假旋里,谈话的意思,很有价值,对社会、对人民、对学习和个人前途,似乎很有政治觉悟,汝之所操举,尚属令人钦仰,但希望你续持其志,将来脱离世之庸凡,方不愧吾等日夜悬望,和你之生平所抱负是幸。

    “学习乃你之天职,不用再说。对于科学和专门技术学方面,要多努力,将来成为一个专人专学家人材,才算实学,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有用,不致有将来饱学失用之虑为忌。”

    我要把伯父的教诲贯彻到学习和工作中去。

    9月30日,吴芝圃来视察时,我们发射了两个单级的、一个2级的,火箭飞得又直又高。

    经济形势越来越不好。11月中旬,贾海、李嘉宾和我边工作边参加二大班的活动。我参加1组政治学习。在这期间的一个星期日,我曾被派到院大门口的门卫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盯着小窗口外边,监视二大班的“落后小集团”,看他们是否出大门,几个小时也没有见到那三个同学的踪影。

    由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和众多人的浮肿病,迫使实行“劳逸结合”等措施。

    11月底,全院学生大搞“家底生产”,找盆子、做木盒等,准备种菜,还准备养家兔、养羊等。我班在一个房间放满书架,摆满了脸盆,用白菜圪塔做“人造肉精”。学生食堂做“高产饭”:大米用蒸气吹成膨胀很虚的稀米饭。

    土火箭小组的领导郭赫老师的腿开始浮肿。

    12月9日,我们的土火箭研制工作停止,要休整100天(实际上,此后再也没有搞),又回年级上课。四年级上学期我等没有学习成绩。四年级下学期学习了《数学物理方程》、《计算方法》、《哲学》课程,并参加了考试。我的成绩都是4分。四年级和三年级共5个大班都开有《泛函分析》课,而四年级在上学期已经开讲一部分,所以两个年级的进度不一。我把两个年级八个大班的《泛函分析》课表都抄来,在保证听四年级的前两门课之外(《哲学》只好自学),到两个年级选大班听《泛函分析》课。就这样,紧紧张张地糊弄了一个学期。我要把未学的大学所有专业课都补学完。我不需要什么分数成绩,我需要的是知识。

    这时,国家已经取消了研究生招生计划,我当然无须准备报考。

    冬季,患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郭赫老师是天津来的大汉,饭量很大,国家每月补助他的粮票和副食品票,根本不够他的基本营养需要,他就在学校的花园里拣落在地上的干木荆花,拣了几大包,煮着吃。

    因为同学们要准备复习考试,而我没有考试课,1961年1月9日,党支部把“人造肉精”工作交给我负责。前一段这项工作搞得不太好,松弛了一段时间,书架空了,而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但我必须愉快接受。因急于充实书架而忽略了质量,菜汤煮得不合格,4、5天了,“肉精”不仅长得很慢而且大部分黑了、坏了。

    1961年1月20日开始放寒假32天,让师生休养生息。1月21日至2月20日,我回到家乡做农村调查,写了约7000字的《农村整风整社间返乡志》,记录了中央贯彻“12条指示”后的农村情况。

    农民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特殊风、命令风、瞎指挥风)非常恼火。

    农民对自留地等等“兑现”政策非常熟悉、非常欢迎。我家西邻城关公社一直坚持让农民种自留地,而我家所在的山化公社曾经三次分给社员,三次收回,社员们说:“上头的政策是好,只是下边这些干部没有照着执行。”

    农民最关心的是生活问题和麦收问题。1960年开始,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不少生产队每人每天吃5两8钱粮食且有断顿现象,现在好一些,但社员仍然担心“低标准到什么时候才了?”灰心地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河南饿死人的大灾年)有期限,而现在没长短。”

    偷盗现象严重,生产队里的红薯窖、菜窖被扒,粮库的锁被扭开,粮被盗走,有单人小偷,也有结伙偷盗。

    自由市场很活跃但比较混乱,市价昂贵,一个蒸馍1元钱。有的倒卖粮食、油料、薯类等统购统销物资,也有盗贼贩卖生产队的公共财产的。群众强烈要求政府整顿市场。

    封建迷信盛行,还出现了造谣破坏、吓唬老百姓的极端恶劣现象,说:“三月要乱”、“共产党快完了”。城关公社西寺庄大队一个妇女问我:“当真共产党世事快到头了?”山化公社台沟大队我表姨担心地说:“要是真的乱起来可咋着哩?!”

    农村患浮肿病的人很多。我家所在的东屯大队第20生产队已经饿死三个人:刘妥、寇林成、马报,都是50来岁的壮劳力。前两个是贫农,马报是地主分子,但是,不管什么成分,在饿死人的农村,挨饿面前人人平等。我伯父在1958年修卢浑水库时,曾被领队的队长扒掉棉袄打,患伤寒病,身体已经很弱。我母亲由生产组长改为食堂炊事员,把白菜圪塔捡回,伯父煮着吃,但他的浮肿病照样非常严重,村里许多人担心他过不了年。幸好,队里把浮肿病号、其他重病号、年老体衰的人,集中起来,集中治病、集中吃饭,细粮、食糖、食油等供给得相当足。

    全县基层干部集中起来整风学习,错误较严重者回队在群众面前检讨,让群众批评。然而,却采取了以左反左的整风方式。不少干部被迫赤脚推磨。我表哥杨心路,解放初参加土改工作(当工作队员),是西寺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因打过社员的小孩,更因娶了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小老婆,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在干部集中学习期间,公社、大队实行社员代表大会制度,非常优越。每5户选一个代表,一个生产队有一个代表组。代表组在队里威信很高。代表组代替生产队干部抓队里的生活、生产,社员有什么问题,都找代表组解决,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关心每一个社员的痛痒,挨户了解群众对原来干部的意见,社员有了顾虑就耐心解释党的政策。完全没有个人专权代替包办的官僚作风,凡是没有全体代表会议的研究决定,不能随便行动。

    从3月1日起至8月底,农村每人供应棉布1尺7寸,我们是2尺,有同学说怪话:“2尺布票顶啥用?毛巾要布票,袜子要布票,都要布票,真不合理。”

    3月15日,院党委书记做形势报告,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3月29日,闲谈间,互相检查有无浮肿病,有同学说我的比他还严重。但我不让说,“我相信,几天后会好的”。

    4月中旬,院领导要求毕业班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一周。一位老师和我们15个学生在以蔬菜生产为主的丰乐里。大家分头参加劳动,和生产队干部、社员谈心。我们拟定具体调查:既考虑蔬菜产值又考虑产量,如何使作物布局合理?近几年蔬菜减产和土质变坏的原因;“三包一奖”、劳力组合、评工记分、分配等的数学方法。在调查中,老农民给我们解答了前两个问题,并介绍了如估算麦秸垛等等方法。

    4月27日,除毕业班外,下乡一周,贯彻省委、省政府“工农兵学商,一齐来办粮”的号召,支援农村雨后春播。我们在校内除上课外,利用星期日种菜。

    5月份,毕业生照相成风。我坐在数学系教学楼前、月季花盛开的花池边,捧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张照片照得很好,很多同学向我要,加洗了好几次。

    7月中旬毕业考试,考《计算方法》和《哲学》。《哲学》出了4个题目,任作其一。我选了第一题《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考试结束后自学了四年级上学期的《概率统计》课。

    在学习中,我体会到除了“温故而知新”的古训外,还应该有“学新以温故”。这个“温”有其更深刻而广泛的意义:在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会对已有的旧知识有更深刻地理解和更牢固地掌握。“温故而知新”与“学新以温故”是辩证地统一。

    快毕业了,该考虑分配志愿了。我的态度是“挺出身来,让祖国挑选”,在分配志愿表上,我只写了“服从分配”四个字。

    为了支援农业和减轻城市粮食压力,中央指示河南省高校放假3个月。毕业生自7月23日起放假3周。

    回到家,发现食堂已经解散,每个社员每天10小两粮食,照顾我伯父6小两,他每天1斤粮食,蔬菜大量,大家都说比食堂吃得好,一般生活不错。母亲开了小片荒,种了南瓜、荀瓜。我担水帮助母亲种红萝卜,浇了南瓜、荀瓜。

    返校后,系里通知我和李天增补考三年级的《复变函数》。毕业鉴定按四年级前的班搞。因为我对我们小班最熟悉,同学们要求我回班参加鉴定,所以,只用了不太多的时间复习备考。《复变函数》是王德飏老师教的,补考题是穆鸿基老师(教务处处长)出的,题并不难,但有一道证明题没有复习到,后半部分不会作,一个多小时交卷。成绩是4分。然而这4分却得到了老师(穆老师并不认识我)、领导的夸奖,并反馈到我们年级党支部。

    9月9日,宣布分配名单。我被分配到开封师范学院。由新乡师院数学系到开封师院的共6人,除我之外都是共产党员。一大班的连文科同学和我开玩笑说:“你们将来都是草包教授!……”

    分配到开封师院的23人于9月11日夜10点到达工作地点。

    开封师院数学系办公楼前种了一片红萝卜,每个教师分1畦,也分给新来的1人1畦。

    11月下旬,数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陈顺卿发现我的腿浮肿,我说不要紧。过了几天,越发严重了,就到校医院检查,结果是二级浮肿。除打针、吃药外,按国家规定,补助4小两粮票,1斤猪肉、2斤豆腐、半斤食油的票证。12月29日,赵鸿勋老师(系副主任,我跟他辅导《高等代数》)对我说:“昨天的教研室主任会上,都谈到你的身体和进修情况,你可要特别注意身体啊!”党总支副书记、系办公室主任徐振群也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我应该听取领导和老师们的嘱咐,保护好身体,以便更好地工作。

      (作者系河南大学数学系退休教授,原任系主任)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9:35:58    跟帖回复:
    12
    清风:荒唐年代的荒唐事

    我是1957年考入那所大学的,由于那一年是处于所谓的1956~1958年之间那个“马鞍型”的低谷,高校录取的新生也由1956年的十五万人降为十万零七千。一年之间大学录取的名额如此剧烈下降,难免导致中学毕业生的怨言,我的两个同学还因这事说了几句怪话,后来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个中学毕业生竟因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可知反右派斗争是何等残酷了。

    那年八月底我带着兴奋、昂扬的心情去学校报到,心里充满着阳光,心里想学校也应该是充满阳光的吧。学校位于“天府之国”的首府成都市,学校旁边是一条流淌着清清河水的小河,岸边高大的法国梧桐遮天蔽日。听学长们讲,原来小河边有学校配备的几条小船,每天下午课后同学可去那里荡桨河上,更有不少同学或在河边拉小提琴,吹口琴,悠扬的琴声随清澈的流水远去;或坐在河边的石凳上看书、聊天,一副天之骄子悠然自得的大学生活。但我们到了学校后,原来期盼的阳光景象没有出现,河边再也没了琴声,虽然河边的游船尚在,但很少有学子划船的倩影了。整个学校的气氛颇有些凝重,大概是反右斗争的余波尚未完全消散,学生们好像已经没有了那份闲情逸致。就在上课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可能是学校反右中所划右派数量没有达到上级规定的比例,以致给我们讲授《普通化学》课的一位老教授被补划为右派分子。总之,本来十分向往的青春生活就这样在郁闷中开始了。



    从1958年的春天开始,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加强了,每个年级、每个班都要进行所谓的“向党交心”的活动,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思想活动讲出来,比如,有哪些想法不符合党的要求;也要把自己的社会关系不加隐瞒的统统讲出来。实际也就是把自己的所有隐私都向党做出交待。

    1958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于是,全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除“四害”运动。现在觉得搞这种运动非常可笑,可当时却是作为政治任务来要求的。我们这些在校大学生也被要求停课去完成除“四害”的任务。

    记得第一次是在四月份,全校学生都下到农村去捉老鼠。走到农民家里,到处去翻箱倒柜,也把农民堆好的的柴草垛等扒开,弄得老鼠四处逃窜,可搞了整整一天却连一只老鼠也没有捉到。第二次是五月份了,学生们又被要求去捉麻雀,那就更荒唐了。同学们带着从学校食堂拿来的馒头,然后被派到农村,手里拿着一个小树枝,直愣愣地站在田野间,看到麻雀来了就挥舞手中的树枝,对着麻雀吼叫。那些可怜的麻雀无法停留,只能在空中惊恐地到处乱飞,最后实在飞不动了,就坠落到地上,我们就捡起来缴到学校去。这样一连搞了几天,反正我是一只麻雀也没有捉到。全国到处都是这样轰轰烈烈地在“除四害”,试问,古往今来有哪个朝代、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会搞出如此荒唐的事情来。我不是说大学生有多么高贵,不能从事这种极为简单的事,而是竟向全国人民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是亘古未有的!而搞了一段时间,据说专家考证麻雀是整个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主要以捕捉农作物害虫为食物,因而是益鸟,不应该被列入“四害”之中,于是又把麻雀换成了臭虫,继续除“四害”。就这样从1958年开展的除四害一直延续到如今,现在各地仍经常发布“除四害”的条例、规定等等,可见流毒之深。



    从1958 年的夏天开始,各种极度荒唐的事在中国一再上演,当然都会波及到大学校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在1958年的夏天疯狂刮了起来。如果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是个虚妄的口号的话,那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人民公社经过毛泽东的鼓吹、操纵建立起来后,可真把中国农民、进而把全国人民害惨了,1959~1961三年的人祸致使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可谓“居功至伟”,后来得知我小时候居住过的安徽老家的那个村庄70%的人在那两年饿死了。

    而我当时对“大跃进”的感触尤深,因为是亲身经历。1958年9月,我大学第二学年的生活的开始了。但我们到达学校时并没有开始上课,而做的第一件事竟是全系集中起来听党总支书记的动员报告,那内容是全校同学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去大炼钢铁,为实现当年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那上课就只好停止了。我所在的班级以及比我们高一年级的一个班要去川北的江油县去挖铁矿。对我们学生而言这是荒唐,而对整个国家而言则是更为荒唐。1958年8月中共中央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超英赶美”的“宏伟口号”,即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一个重要指标就是1958年的钢铁产量要在1956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即从1956年的 535万吨提升到1958年的1070万吨。这个1070成了当时响彻全国的口号。而当时已经过去了三个季度,到9月份时钢产量只有三百多万吨,那就意味着必须在最后的三个月将钢产量推上去。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不懂经济学的疯子才可能提出的要求,这就不仅是荒唐,而是不顾经济规律的疯狂了。

    就这样,开学没多久,我们全班同学即开赴江油县,住到离马角坝车站不远的一个山顶上去了。全班30个人住在原来农民的房子里,全班男同学以通铺的形式挤在一个屋子里,地下铺上稻草秸秆,晚上只要一个人翻身必有几个同学被吵醒。而三位女同学稍微受到了优待,把几块木板搭起来作为她们的床铺。
    说是去开采铁矿石,其实就是去采挖沿着山沟裸露出来的一层铁矿石,其厚度大约相当于两层烧饼。那层铁矿石像一片庞大的赭色壁板斜插进山体中,我们当然不知道它所含铁元素的份量,而用专业人员的话来说,根本毫无开采价值。只不过我们是无偿劳动,国家无须付出任何工钱,我们还要自己垫上每天的伙食费。每天男同学就是在那里将矿层旁边的沙石挖去,再把铁矿石板打断取出来,由于无须钻到矿井下,倒也自在。每天大部分同学都去挖矿石,还有几个男同学要下山买米、买菜,女同学则成了被逼上锅台的厨师。说是厨师,其实就是煮米饭,由于经常买不到菜,每顿饭就只有泡菜作陪,有时甚至泡菜也没有,只能干吃米饭。由于劳动强度大,且没有菜,所以,同学们的饭量惊人,当时粗略估计了一下,每人每天是三斤米的饭量,好在那是还没有定量,饭还是可言吃饱的。但劳动成果却令人汗颜,一天挖不了几块矿石。不过,当时的革命豪情虽不高涨,但小资情调依然,干累了,就在那里唱苏联歌曲,什么《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纺织姑娘》等等。有一次全班同学还一起拿着、扛着工具,站在山沟口拍摄照片。记得改革开放后,有一次我还将几张照片寄给一个杂志社作为“老照片”给刊登了出来。这是后话了。当然,也有搞笑的事,记得有一次几个同学爬上山上的板栗树去偷摘板栗,交给女同学煮来吃。

    我们在山上挖矿,而看到山下到处冒出黑烟,听说那是乡政府、人民公社组织群众在炼钢。而农民田地里的晚稻、红苕(即北方所称的红薯)根本无人收割,很多就烂在地里。后来知道全国大都是这种情况,全国人民都在大炼钢铁,而整个秋粮收割季节就这样被荒废了,再加之人民公社实行了大食堂制,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吃,平时一餐能吃半斤饭,现在可吃一斤。如此以来,一方面吃得多,另一方面粮食又没能从地里收上来,那后果可想而知了,其后的全国大饥荒就是必然的了,饿死人是不可避免的了,所谓饿殍遍地、尸横遍野。1960年代的大饥荒被我党说成是天灾加上苏联撤回援助造成的,这完全是转移视线的鬼把戏,是为了逃脱罪责而编的无耻说辞而已。

    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在山上呆了两个多月,也不知挖的矿石送到哪里去了,是否能够炼出钢来。等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那种景象让我们吃惊,学校旁边那条小河原本清澈的河水变成了浑浊、带有刺鼻臭味的黑水,据说为了大炼钢铁而在上游建了几个焦化厂,乌黑的废水排入河道。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校园的变化,哪里还像什么大学,完全成了一个大工地,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不再上课了,整个学校都在为大炼钢铁而奔忙。学校的体育场上建造了几个“土高炉”。之所以叫做“土高炉”是因为它的样子实在太土,用砖头垒起一个类似农家煮饭的锅灶一样的东西,上面放一口大的铁锅,学生们就在那里轮番进行“炼钢”。其实,“炼钢”的说法根本不确切,用那些炼钢的同学的话说,那不是炼钢,而是“炒钢”!只见那些土高炉周围堆满了木材以及从各处捡来的铁器,比如,公共场所的铁质靠背椅、楼房通风口的铸铁件等等。把木材放入“土高炉”的炉膛里,燃起熊熊火焰,再把那些捡来的好好的铸铁件砸烂,而后放到“土高炉”的炒锅里去“炼钢”。这可能是人类发明炼钢以来最原始的炼钢方式了,但那“炼”出来的真的是钢吗?鬼才相信!但是,我相信我们学校所炼的“钢”以及全国各地学校、乡镇、城市街道居民所炼的“钢”肯定都进入了1957年全国钢产量的统计数据中。因此,党中央所要求的1957年钢产量翻番的宏伟目标肯定实现了。
    那一个学期就这样在全国大炼钢铁的高潮中度过了,整个学期一节课也没有上。如果说前一个学期的抓老鼠、打麻雀还只是小闹的话,那这大炼钢铁可就是大闹了,闹得身心疲惫,学业荒废。

    当然,那个年代的荒唐事太多了。就在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全国呼啦啦一下冒出成百个新的“大学”,而这些“大学”大都是农村人民公社办的,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另一个荒唐的是就是“放卫星”了,那一年全国各地都有亩产万斤的新闻报导出来,后来亩产的卫星飞得越来越高,竟然出现了亩产12 万斤的天量卫星。而在我就读大学的四川农村也放了很多“卫星”,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四川郫县农村的一幅照片,即将收割的稻田里,官员带领参观的人们看高产稻田,而几个小孩子竟然坐在田里即将收割的稻穗上。既然稻穗那么密,那亩产肯定会很高了,但当时很少有人问一句:稻田密不透风,稻子还能生长么?

    那个年代就是那么荒唐!而且那些荒唐作为所造成的后遗症至今仍在产生着影响,官场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商界的坑蒙拐骗、丧失良心,学术界的不务正业、以假乱真,教育界的见钱眼开、误人子弟,演艺界的低级下作、逼良为娼,等等。其实,中国政坛上的诸多世事不是更荒唐吗?

    (这里记述的是一位退休老教授亲历的事,他说那些已经是遥远的往事,回想起来让人觉得荒唐、可笑,惟希望这些荒唐事不再重演。他不愿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公开出版的文章中,于是就有了下面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的文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9:40:09    跟帖回复:
    13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9:58:37    跟帖回复:
    1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2/6/14 10:19:28    跟帖回复:
    15

    看了这个故事,真是心情沉重.....]

     

     

     

     

     

     

     

    .....................................

    Toshiba Satellite L350 Keyboard
    73730 次点击,83 个回复  1 2 3 4 5 6
    跳转论坛至:
    快速回复:[转帖]1960年的校园伙食风波:女生因私印饭票自杀
    本站声明:本站BBS互动社区的文章由网友自行帖上,文责自负,对于网友的贴文本站均未主动予以提供、组织或修改;本站对网友所发布未经确证的商业宣传信息、广告信息、要约、要约邀请、承诺以及其他文字表述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等不作任何担保和确认。因此本站对于网友发布的信息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网友间的任何交易行为与本站无涉。任何网络媒体或传统媒体如需刊用转帖转载,必须注明来源及其原创作者。特此声明!

    【管理员特别提醒】 发布信息时请注意首先阅读 ( 琼B2-20060022 ):
    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凯迪网络BBS互动区用户注册及管理条例。谢谢!
    •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