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
发现信息价值

微信扫一扫
分享此帖文

发帖人:
陈捷夫
  只看此人
   楼主
收藏
收藏成功
添加
添加标签来管理你的收藏吧!
| 刷新 | 字体缩小 | 字体变大
[原创] 秦朝暴政发源于儒学(专文连载)
136744 次点击
62 个回复
陈捷夫 于 2013/7/7 22:49:5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江西会馆
       秦朝暴政发源于儒学(初稿.连载)

              陈捷夫

    据笔者近期的研究初步得知,被后儒从言论上刻意“淡漠”的战国另一名儒家代表人物 —— 荀子,正是集先儒之大成,同时创建“礼治”与“法治”相结合这一儒家治国模式的重要人物。所谓“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儒家治国模式,即是西汉贾宜所称的“诈”与“力”相结合的治国模式,也就是班固所谓王道与霸道相杂置的儒家治国模式。这样的一种儒家治国模式,由秦始皇率先实践,西汉武帝全面因袭,此后二千年一路相沿。后世所谓“百代皆行秦制”,实际上即是“百代皆行儒制”。

    荀子的“隆礼重法”观,是儒家“礼”与“刑”相结合治国模式的基本核心。“隆礼”,是对商鞅“轻礼”的一种克服。“重法”,即重视刑法,与“隆礼”并行,双管齐下,是对孔子关于“礼乐”与“刑罚”两者互动,也即“宽猛相济”政治主张的重要继承和发展,其中不乏创新之举。他把孔子有关“刑罚”、“征伐”等硬性的政令性概念,一概称之为“法”,可以说是对儒学的一个重大的创新和发展。荀学中的“法”概念,是孔子“刑”概念的延伸和发展;它使孔子关于“法”(刑)的思想主张从模糊变成清晰。这就使得儒学内容不断地获得完善,更具备可操作性,更能进一步适应于一心妄想“王天下”的政治野心家的需要。荀子学生韩非的“德刑”思想,李斯后期的“重法”、“崇法”思想等,均渊源于此。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学说多有涉及到“法”的观念。尤其作为“显学”的墨子墨学与孔子儒学两大政治学派,更是涉及和重视“法”的观念。尽管儒学的“法”观念,与墨学的“法”观念,两者之间存在着截然对立的根本性分歧。后儒把秦汉以来的儒家治国模式称为所谓“外儒内法”,那纯属是儒家所瞎编,是完全错误的,实质上应是荀子所谓“隆礼重法”,“外内异表,隐显有常”(《荀子.天论》)的集中体现,也就是所谓“阳德阴刑”,或“外礼内法(刑)”。而由汉儒编造的所谓“法家”,事实上并不独立存在,应是“儒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礼”对应。汉儒之所以把儒学的“刑(法)”与“礼”这一完整内容,作出如此“分道扬镳”式的虚假性切割,既有助于掩盖儒学的丑恶本质,保持儒学的欺骗性,又能够彻底湮没了墨学所主张和坚持的正义的“法”观念和科学观念等,一石多鸟。

   “秦代周德”(《史记.秦始皇本纪》),是秦始皇推行儒学建制的最好脚注。“周德”即是“暴德”,以“六专”即“专命”、“专政”、“专利”、“专言”、“专教”、“专民”(参见拙文《孔儒批判.孔子鼓吹“王权天授”说》为基本特点,是孔子儒学的历史渊薮,故又可称为“孔德”、“儒德”。战国秦国尊孔崇儒,起于秦孝公渠梁任用名儒商鞅。儒家的“王天下”等“霸权”思想,不仅剌激了秦国的政治野心家,也剌激了历代秦王对于儒学有关“刑法”方面的疯狂追求。秦王赵政即后来的秦始皇,是其中一位佼佼者。儒家讲究所谓“礼乐”,更讲究“刑乱国用重典”。儒家的所谓“重典”, 即是“暴法”,渊源于周国《吕刑》等。暴法之下,必然产生一系列与“暴”相应的政治产物与军事产物等,如政治上产生暴君、暴吏、暴政等,军事上产生暴将、暴兵等。“五暴”加上“暴法”,即成为“六暴”,正所谓“秦是虎狼之国”(《史记.苏秦列传》)。秦国的“六暴”,前承“周德”,后启“秦律”,与儒学一脉相承,既是秦国侥幸“成功”的基本原因,又是秦朝必然灭亡的基本原因。一个“暴”字,形象地突出了秦国与秦朝在政治上的共同本质和共同特征。暴政源自暴法。暴政之下,官如猛兽,民如牲畜,任宰任杀。要么,讲“礼”,即“屈就”,也就是“百姓顺命”(《荀子.天论》),驯驯服服地当好奴才;要么,不屈就,不“顺命”,那就是“犯上作乱”,必用“刑”,杀无赦。两者必居其一;两者同出一源,均是儒家所设计的两个政治陷阱,让“民陷乃去”(《荀子.天论》),使人民毫无其他选择。考究秦始皇如此作暴作恶的原因,西汉司马迁引贾谊说,秦始皇之所以“暴虐自天下始”,“秦始皇起罪恶”,是由“立私权”所造成的。

    孔子儒学的首要核心,是“天命观”,即把以暴力攫取的不合法的政治权力,诈称为所谓“受天之命”,笔者将其称为“天命权力观”。秦始皇用以“立私权”、推行暴法暴政的政治权力,究竟来自何处?正确的答案,是“暴力”,即挟暴力以号令天下。中国古代的墨家学说等明确地告诉人们,任何挟“暴力”而建立的政治权力,均是“立私权”,是“暴力权力观”即“天命权力观”的体现,都是违反社会公义、正义的,是完全“非法”的,当与强盗、土匪是一类货色。权力来源既然“非法”,那么由非法权力所制订的各种法律政令,即同样是非法的,是“不义之法”。所以说,秦始皇手上的“政治权力”,是完全非法的;而由秦始皇所私自制订、推行的各种秦朝恶法恶律,同样也是完全非法的。秦王赵政之所以自命为“始皇帝”,继承和推行孔子儒学的“天命权力观”即“暴力权力观”, 可以说即是为了掩盖其权力非法性而编造所谓“合法性”依据的历史铁证。

    推行孔子儒学的“天命权力观”,必然要推行“天命历史观”和“天命正统观”等观念,那就是战国大儒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秦朝的社会制度,基本上以儒学建制为主,即不仅其暴政暴法是源自孔子儒学,而且主要的典章制度,基本上也出自孔子儒学。秦始皇推行“五德终始”说,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天命制度”的政治设想,变成现实的一种社会制度,首次实现了以“命为制”,即源自儒学的“天命观”;秦始皇以“天子”、“皇帝”自命,改元,改正朔,易服色,以及泰山封禅等,即源自儒学的“天命历史观”和“天命正统观”等。秦始皇大量录用儒士,以及秦朝流行孔子儒学观念等,可以说均是推行孔子儒学的有力证明。在秦吞并六国以及秦朝灭亡的这一持续的历史过程里,孔子、荀况、邹衍、商鞅、韩非等人的儒家观念,以及吕不韦《吕氏春秋》等儒家重要书籍,均对秦始皇发生了重要的支配和影响作用。儒家的教唆、煽动和谄媚,终于使秦始皇走上了彻底反人类的罪恶道路。史实表明,秦始皇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名战争狂魔、中国第一名暴君、中国第一名推行恶法暴刑、滥杀无辜的人间魔鬼,缘于他是一名忠实的儒家信徒,迷信了孔子儒学;而李斯之所以成为秦朝暴政的主要设计者,则缘于他是秦始皇的“王者师”,一位能使君主“得意”的名儒,其历史作用可与周公姬旦等相媲美。

   秦始皇暴君与秦朝暴政的种种罪行,基本上由推行孔子儒学所造致,文献依据确凿。秦始皇暴君与秦朝暴政早已灭亡,但其“阴魂”却二千年来至今不散,继续危害着国体和人民。尤其儒家所编造的,把秦朝暴政曲解成所谓“法家”所为、儒家是秦朝暴政“受害者”的那些历史谬论,极具欺骗性,必须彻底地予以揭露和批判。这里值得一并指出的是,墨子等先秦诸子对孔子儒学的揭露和批判,完全适用于对秦朝暴政的揭露和批判。

    本文拟就下列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初步叙说,即秦朝暴政十大罪恶是儒学的必然产物,秦朝的基本制度是儒学建制,“法家”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由于篇幅较长,又时间仓促,文中粗糙或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不吝指正。

2012年9月28日

(本文将收入陈捷夫《孔儒批判》一书相关章节)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674164
分享: 分享到新浪微博 分享到腾讯微博 分享给朋友
凯迪社区APP下载


  • 延伸阅读
  • |
  • 最新热帖

优秀帖文推荐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7 22:55:08    跟帖回复:
       沙发

                     一、秦朝暴政十大罪行是儒学的产物


        历史昭示,秦始皇是“暴君”,秦朝是“暴政”,“秦法”是“恶法”,“秦制”是“儒制”。

        然而,自西汉以来,儒家却把暴君秦始皇和暴政秦朝的种种罪恶,一概归罪于所谓“法家”。笔者认为,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多见涉及“法”的观念,孙叔敖、管子、老子、墨子、孔子、邓析等,均是其中典型例子;因此,不存在任何独立的所谓“法家”。而儒家杜撰出所谓“法家”,其目的,在于为儒学实施“金蝉脱壳”之计,即把孔子儒学中与“礼乐”相应的“刑法”内容,从中切割出去,既掩盖孔子儒学的丑恶本质,全面强化儒学的欺骗性,又湮没墨学关于“义法”的进步的法学观念等,可谓一石多鸟。

        孔子儒学是一种“帝王之术”。无“霸”不成“王。“帝王之术”即是“霸王之术”。“霸”即强横占有。因此,任何试图成就“帝王”之业的政治野心家,都具有一种“不正”、“不义”的心术。“不义”的心术,必然要产生一系列“不义”的事物,如大兴“不义”的战争,强敛“不义”的权力,炮制“不义”的法律,推行“不义”的政治,等等。秦始皇正是一个集“五不义”于一体的人。“五不义”成为“六暴”的催化剂。简言之,秦朝暴政的种种罪行,均可从孔子、荀子、邹衍、商鞅、韩非等先秦儒家那里,找到直接的思想依据。即是说,秦朝暴政是孔子儒学的必然产物。

        秦朝的暴政、暴行,可以说罄竹难书,不胜详录。这里仅归纳其主要方面,初步列出十一条主要罪行,概称“秦朝暴政十大罪行”。“十一”之“一”,表明秦朝暴政的罪行,远不止这些,当由读者补充上。其十一条主要罪行,即残暴冷血,侵吞六国;妄称“皇帝”,挟暴力以“立私权”; 更名“黔首”,视平民百姓为奴隶;恶法暴刑,摧残人民;禁文书、“私学”,实行专制愚民思想文化;繁税苛敛,陷民于水火;馋杀成性,滥杀无辜;滥造宫室陵墓,竭民财力;炮制秦篆,用繁废简;推行邹衍迷信学说,宣扬封建迷信思想;贪婪自私,穷奢极欲,等等。


        (一)残暴冷血,侵吞六国

         秦朝的建立,是以暴力侵吞其它六国为重要标志的。“侵吞”,即侵犯、吞并。对此,秦始皇(前259-前210)不仅毫不掩饰,而且大加炫耀。如秦传世实物《秦诏版》铭文记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诏”即皇帝的诏书。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诸种记载里,多处提到秦始皇“尽并兼天下”、“初并天下”、“兼有天下”等。“并兼”、“初并”或“兼有”等含义,即与侵犯、吞并相通。秦始皇以暴行所获得的一人“得意”之际,正是南北方各国人民成为亡国奴、受尽奴役压迫之时。

         秦始皇以战争形式侵吞六国,是对其先人“侵天下”、“吞天下”(《史记.苏秦列传》)的政治阴谋的一种继承。战国秦国自秦孝公渠梁(前361-前338在位)至秦庄襄王子楚(前249-前247在位)为止计六世,为了成就名儒商鞅所主张的“霸王”之业,也就是实现孔子所谓“平天下”、“王天下”的政治主张,相继对其它各国,进行了长期暴虐惨烈的战争准备,以掠夺、侵占他国的土地、人民和财富等资源为最终目的。其战争方式和手段之暴虐、残酷、惨烈、冷血,几乎史无前例。这一点,从秦昭王稷(前324-前251在位)时,秦国与赵国的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先是溺杀2万余赵国降卒,继而坑杀40余万赵国降卒的暴虐罪行中,“流血成川,沸声若雷,使秦业帝”(《战国策.秦策三》),即可获得充分证明。

         秦王赵政“怀贪鄙之心”,“继六世之余烈”(《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名儒李斯所谓“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史记.李斯列传》)等的教唆和谋划之下,全面继承并实践了孔学所谓“平天下”和“王天下”等反人类文明的政治主张。一方面“阴修甲兵,饰政教”(《史记.李斯列传》),欺蒙本国人民;另一方面,则对各国采取分化离间、远交近攻、连横等阴谋和策略,历时二十余年的持续惨淡经营,终于在秦朝建立之前九年间,先后相继侵吞了韩、魏、赵、楚、燕、齐等六国。秦、赵长平之战的极端冷血先例,为后来秦国侵略战争树立了历史样板。尽管现存流行文献不见秦灭六国进行多场“屠城”的具体情节记载,但“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史记.天官书》)的记载,却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战争概况。即是说,那“死人如乱麻”,也就是尸横六国朝野,血流遍地,这就活生生地描述了秦吞六国,其侵略战争性质的暴虐、残酷、惨烈和冷血的程度,不逊于秦赵长平之战。而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还继续在军事上大举“外事四夷”,侵犯南越和百越等,其屠城“死人如乱麻”的情境,也势必一再重演的。

        先秦尤其是战国,七国之间彼此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用当今的话说,均是“主权”国家;尤其是南方楚国等,始终均是各自独立自主的国家,决不是儒家所胡诌的什么“诸侯国”,其历史比秦国要久远得多。秦王赵政动辄以土地兼并战争和种族兼并战争的方式,以残暴手段相继吞灭六国,杀人无数,是一宗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它不仅直接造致到相关各国的毁灭,社会长期高度混乱,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而且造致到普遍百姓极端贫困,民不聊生。所谓“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音疲)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所谓“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史记.苏秦列传》)所有这些记载,即深刻地反映了秦国对六国所发动的战争,是完全非正义性质的侵略战争。必须指出的是,春秋战国各国之间互相攻伐是常事,但秦以极端的残暴冷血手段,“攻伐无罪之国”,却是反历史潮流而动,胜之不义。

        秦王赵政发动对六国的侵略战争,其思想渊源发端于孔子儒学的“王天下”政治主张。早在秦孝公时期,即遵循商鞅的变法策略,为实现“霸道”的帝业迈开了第一步。秦昭王时,他对游秦大儒荀子所兜售的那一套“隆礼重法”的儒家治国模式说教十分赏识,称“善”不已(《荀子.儒效》)。不久,即暴露了秦王企图当“天子”的政治野心,如“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史记.穰侯列传》)即是证明。大意是说,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封为“天子”(即西天子),但因惧怕齐国的反对,故又假装尊齐闵(一作愍)王为“东天子”。至秦王赵政即位,吕不韦为秦相,“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千门客多是儒生,进一步证明了秦国推行孔子儒学,由来已久。秦王十年罢黜吕不韦,更是听从大儒荀子弟子李斯的教唆,“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为此甚至“秦王拜斯为客卿” ,由“李斯用事”(《史记.李斯传》),尊为王者师。可见,在诸秦王相继以暴力侵吞六国的问题上,荀子与李斯师徒等儒者,与之关系密切,功不可没。此是后话。

        一心妄想实现其“帝业”的秦王赵政,其思想渊源不仅源于孔子儒学的“王天下”,而且源于孔子所谓“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就是说,既然妄想“成帝业”、 当“天子”而“王天下”,那么“征伐”六国的“权力”即是“天子”的权力,当时可能被当作“征伐”各国的理由或借口。因此,李斯之流胡诌什么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 秦侵吞六国是“兴兵诛暴乱”,“诛残贼”(《史记.秦始皇本纪》),简直就是一副“周天子”征伐所谓“诸侯”的腔调。值得指出的是,秦国之所以多出“暴兵”,西戎人的野蛮固然是因素之一,但却是对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的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而吕不韦所谓“战陈(阵)无勇,非孝也。”(《吕氏春秋.孝行》)的说教,显然也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以侵吞别人国家为最终目的的任何战争,都是违反人类社会公义的不义战争,是全社会的公害。先秦诸子百家多反对侵略战争,墨子是其中典型例子。墨子认为,“攻伐无罪之国”,即“不义攻国”,属于非正义的战争;“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不可不非”(《墨子.非攻》)。这就是说,以侵吞别人国家为最终目的的任何战争,都是违反人类社会公义的不义战争,是全社会的公害,必须加以坚决地反对、揭露和批判。所谓“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吕氏春秋.振乱》)反映了先秦时期普遍人们对于不义战争的强烈反对。

        秦始皇相继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是滥杀、强奸、抢掠等罪恶的罪恶渊薮,而且是造致六国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离乡背井,痛失家园故国,甚至于成为亡国奴的罪恶渊薮。如果说,秦始皇把战争当作建立美好社会制度、推行公义和实现正义的一个政治契机,那么那样的战争是人民的一种现实“短痛”,值得商榷;但把战争当作“立私权”、施私法、行私政的一个政治契机,把人民推向苦难的历史深渊,制造历史“长痛”,则应当坚决地加以反对。秦始皇所选择的是后一种,即把战争当作“立私权”等的契机,把各国人民推向苦难的历史深渊,就应当坚决地加以反对。


    2012年10月3日

    (待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7 23:14:50    跟帖回复:
       第 3
    近代中国之全盘西化,特别是苏俄马列文化全盘西化中国以后,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基本灭绝!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儒家最基本的“仁义”与“道德”最基本的内涵与意义,都在想当然的批判和蔑视,其实对于中华文明和礼仪精神这部分人是一知半解、绝大多数是一无所知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也是中国教育愚民的必然!也是文化沙漠之当代中国最为人不齿和悲哀的事。

    还原传统文化精神和内涵和历史真相,是中国人人性和理性复苏的必经之路,也只有从传统文化最底层的儒家文化入手,才是开启中国历史和文化真相及中国人精神启蒙的开始:


                     浅谈儒家“仁义道德”内涵及精神

    谈儒家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仁义道德”,“仁义道德”的精神是什么?仁义,指仁心与义理。

    仁心,具体指人的心态:仁者爱人、一视同仁的视人如己,能够体谅别人和发自内心的理解别人的那种超越一般人情感的仁德和慈爱。

    义理,指做人的道理。维护天下为公,维护社会公德和公平及公正,具体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义、忠义、道义及正义等义理,以知羞耻而勇为为基础。使人明正邪、善恶与忠奸及摆正人在天、地、人之间的位置。

    儒家仁义道德之天人合一学说,也具体体现建立整套以“尊天地、敬神明、中人和”精神为表现形式的中华礼仪秩序,因此来调整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理顺整个社会国与家不同阶层的上下一体,圆融和谐的社会道德秩序!

    仁心是重德修心修出来的,不是写几个字解释一下遣词造句就能得到的。那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改过,每天都反省自己而弃恶从善、去伪存真中一步步经过艰苦的努力,当思想中的私心杂念被排斥的很少的时候,本性自然显现出来的神态与心态!义理的勇气也一样,知羞耻而勇为的时候,也是因为正气强盛才有的行为,大仁大义者是养天地浩然正气以后的自然反应,能维护正理而舍身成仁、舍身取义者,轻利益重精神、轻生死而重道义是儒士文武之道兴国安邦的基础。

    因此,儒家其实也是修炼文化,圣贤传出来是给人修心养性而做君子,推己及物而德化天下。使天下人心归正而道德兴隆,家庭、社会人与人之间自然和谐,秩序井然而理性祥和、从而实现国与家的兴旺、长治久安。

    圣贤的学说留给人不是给人卖弄学问、文采和口才,拿来教训别人而抬高自己的,那是讲给你实践用的,在实践中穷究理性、完善自己的德行!传统文化的一切典籍,都是圣贤在求道解惑中的心得体会和觉悟的道理,不是想当然的胡编,能落实到实处。所谓:求仁得仁,求义得义,那是身体力行圣贤曾经走过的道路,一点一滴的积累而达到不同境界的突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觉悟!实修者才会有真正的不同境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所谓的真才实学,坐而论道者,皆是误己误人之徒。


    仁与义的内涵与道理在不同境界表现是不同的,不同境界的仁义的内涵与表现,就叫“仁义道德”,其精神就是:穷究真理之理性、善良本性(心态)和宽容大度而坚韧不拔的忍耐力,也就是意志力。善、真、忍三个字概括了道德的一切内涵,这三个字体现在儒家就是仁义道德之精神,这是儒家奠定的人道之精神。


    延伸阅读:

    【原创】:从“格物致知”的内涵,看传统文化的凋零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52&id=8301728

    【原创】: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内涵,谈儒家是无神论吗?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7523005

    【原创】:弘扬传统文化——凯迪社区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帖子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52&id=7850211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7 23:21:57    跟帖回复:
       第 4
      批判孔子儒学,是中国古人遗留下来的一份可宝贵的政治遗产,老子、墨子、晏子等,均是批判孔子的历史先驱。由此可见,把批判孔子儒学的历史渊源,推卸到什么“苏俄马列文化”或“全盘西化”等借口上,不是无知,就是政治用心险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7 23:22:47    跟帖回复:
       第 5
    一块从天而降的“藏字石”,把陈捷夫讨伐天命的言论无情否定!具体论述见本人同一主题帖子106楼的论述: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8005639&page=11&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陈捷夫,其站在斗争哲学上的“指鹿为马”观点和浅薄的见识及文革作风,虽然能迷惑人一时,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以硬笔书法德技法来否认毛笔书法的深层奥秘,是门外汉之谈。无中生有的争论是无事生非!具体论述见本人同一主题帖子31楼的回复: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8005639&page=3&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陈捷夫表面赞同墨子,但是你休想从他身上看到一丝一毫的“兼爱非攻”的影子,他嘴巴上崇墨家,实际上实践的确实毛家的阶级斗争!把墨子把棍子来否认儒家借此来否定传统道德,想不到的是,他为自己错误的辩论居然把这种“文革精神”强加到日本!其死不认错的文革余孽之顽固可见一斑,其具体表现见下帖: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4&id=8005640&page=11&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更为可笑的是,陈捷夫居然弄出了孔子打压他逝世10以后出生的墨子的笑话。“关公战秦琼”这也是一贯他架空真实历史和人物及言论,利用历史人物说自己想说的话,打击和反对传统道德和中华文明的极端行为的真实写照,很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中国老人”为什么对本民族文化和祖先那么的刻骨仇恨?特别是陈捷夫强词夺理的诡辩,表现的真是不可思议: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8019148&page=5&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下面这个贴11楼 南方在野01  和18楼以后青城客  网友关于墨子生卒年的意见,再看看陈捷夫的狡辩: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8121296&page=1&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以我们常人社会的普通常识、常理和常态是理解不了陈捷夫先生的,从人之常情而言他已经不是人了,用人的正常思维你休想和陈先生交流,这是本人前年和他交流后的感叹:陈捷夫先生要不是一个天才,要不就是一个神经,其所言所论之匪思所夷绝非等闲之辈,以下是两年前交流集结:


    与陈捷夫《[原创]孔子“君子不器”是反对科学与技术的政治大纲》跟帖讨论的总结: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4&id=8106851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8 12:11:08    引用回复:
    6
    转至第5楼第 5 楼 凯归1 2013/7/7 23:22:47  的原帖:一块从天而降的“藏字石”,把陈捷夫讨伐天命的言论无情否定!具体论述见本人同一主题帖子106楼的论述: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8005639&page=11&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陈捷夫,其站在斗争哲学上的“指鹿为马”观点和浅薄的见识及文革作风,虽然能迷惑人一时,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以硬笔书法德技法来否认毛笔书法的深层奥秘,是门外汉之谈。无中生有的争论是无事生非!具体论述见本人同一主题帖子31楼的回复: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8005639&page=3&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陈捷夫表面赞同墨子,但是你休想从他身上看到一丝一毫的“兼爱非攻”的影子,他嘴巴上崇墨家,实际上实践的确实毛家的阶级斗争!把墨子把棍子来否认儒家借此来否定传统道德,想不到的是,他为自己错误的辩论居然把这种“文革精神”强加到日本!其死不认错的文革余孽之顽固可见一斑,其具体表现见下帖: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4&id=8005640&page=11&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更为可笑的是,陈捷夫居然弄出了孔子打压他逝世10以后出生的墨子的笑话。“关公战秦琼”这也是一贯他架空真实历史和人物及言论,利用历史人物说自己想说的话,打击和反对传统道德和中华文明的极端行为的真实写照,很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中国老人”为什么对本民族文化和祖先那么的刻骨仇恨?特别是陈捷夫强词夺理的诡辩,表现的真是不可思议: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8019148&page=5&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下面这个贴11楼 南方在野01  和18楼以后青城客  网友关于墨子生卒年的意见,再看看陈捷夫的狡辩: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8121296&page=1&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以我们常人社会的普通常识、常理和常态是理解不了陈捷夫先生的,从人之常情而言他已经不是人了,用人的正常思维你休想和陈先生交流,这是本人前年和他交流后的感叹:陈捷夫先生要不是一个天才,要不就是一个神经,其所言所论之匪思所夷绝非等闲之辈,以下是两年前交流集结:


    与陈捷夫《[原创]孔子“君子不器”是反对科学与技术的政治大纲》跟帖讨论的总结: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4&id=8106851
        凯归的举例,二年前笔者就已反驳过了,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造假行为。依据是,六个字是人造的,是真的。既是“人造”,就与人的想法和行为相关,与“天命”无关。或者说,人造“六字”的最早时间,不超过公元1921年。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304389&boardid=2&page=1&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8 13:15:15    引用回复:
    7
    转至第4楼第 4 楼 陈捷夫 2013/7/7 23:21:57  的原帖:  批判孔子儒学,是中国古人遗留下来的一份可宝贵的政治遗产,老子、墨子、晏子等,均是批判孔子的历史先驱。由此可见,把批判孔子儒学的历史渊源,推卸到什么“苏俄马列文化”或“全盘西化”等借口上,不是无知,就是政治用心险恶。
    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是互相探讨学问,这是取长补短自我完善的过程,不是搞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中国文化被破坏的完全面目皆非!当缺乏最基本常识和文化常理的人成了学者和专家的时候,才是民族的灾难,普及常识:

    儒家的中庸思想的提出,中庸包含仁、义、礼、智、信等内容。如果阐明的更简洁一些:

    什么是中庸?不带情绪、不带个人目地和成见看问题才能中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不偏不倚与不卑不亢,这样的高境界的人之心态是平和理智的,能和万物而无敌者。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一个人在一生一世的修炼中,在弃恶从善、去伪存真的实修中,把私心杂念都去掉以后的自然状态,也就是本性的境界的表现了。

    当一个人遇到大事后,情绪激动和激情的反应就会过激;情绪低下和软弱的就会消极逃避,这都是不正确的,失去中正也不能有效清醒理智的解决问题,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修炼不到位,人被私心杂念控制的结果了。


    儒家的中庸之道就是修炼出来的一种状态而已,这些不实修的都不会明白,也不会达到高境界的“泰山崩于眼前,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不被情绪带动之自然理智而和万物的神态了。

    但是,儒家道理也有忍无可忍的道理,也就是正邪灭乱维护生命及道理不被邪说和邪性无法无天的破坏之大仁大义者之仁勇和义勇的体现了。


    以上论点之参考:

    【原创】:浅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内涵—兼论孔子诛少卯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7487057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8 14:33:24    跟帖回复:
    8
        凯归一方面做着盗贼的勾当,例如把帮助帝王即奴隶主,制裁平民百姓的“中庸(用)之道”这一“封建礼教”的剧毒药,说成什么“心灵鸡汤”;另一方面却大搞贼喊捉贼的勾当,把检举、揭露“中庸之道”是一种孔子儒家“封建礼教”剧毒药的人,诬成所谓“制造矛盾”的“贼”,倒打一耙,企图转移视线。所谓“掩耳盗铃”、“欲盖弥彰”,正是凯归在理论上陷入严重困境时,所常祭出的一种拙劣的表演伎俩。

        所谓“中庸之道”,一方面是提示着儒家徒子徒孙们,“礼教”才是“中用之道”。另一方面,却欺骗着平民百姓,对待帝王即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要“忍”,要逆来顺受,要如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沉默中等待着苦难或死亡的降临。这才就是凯归之流所说的,所谓对“心智”的一种伟大的“修炼”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8 20:38:34    跟帖回复:
    9
    (上接第2楼)


         (二)妄称“皇帝”,挟暴力以“立私权”

           公元前221年,秦王赵政在建立秦朝的同时,创立了中国史无前例的“皇帝”制度(简称“帝制”)。“皇帝”,是孔子儒学的“天命”观,与现实的“王命”观二合一的一种代称,是儒家所谓“天人合一”观的历史产物。它把“天命”谬说变成现实的一种社会制度。其目的,在于为以暴力窃取的政治权力,编造出所谓“合法”的依据。

           秦王创立的“皇帝制”,以暴力为基本依托。“暴力”既是“立私权”的基础,又是“暴政”的基础;“皇帝制”既是暴力政治的社会产物,又是“立私权”的基本形式和重要保障,是专制政治类型中最邪恶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实质,是把权力或政权彻底地私有化、私人化。所谓“皇帝制”,实际上是“天命制”,也就是“个人私权制”。 这些,均充分体现了孔子儒学的邪恶本质,必须加以坚决地揭露和批判。

           1、妄称“皇帝”

          “帝”,是中国古代最高“天神”即“上帝”的简称。秦王赵政自命为“皇帝”,把自己附会成所谓最高“天神”,那是一种妄称。

          “皇帝”一词,最早出自秦王赵政之口。如“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制曰:‘……朕为“始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号曰‘皇帝’”,即秦始皇自命为所谓“皇帝”。

           上述记载的所谓“三皇”与“五帝”,均是战国时期的神话传说。“皇”,大。“帝”,指最高天神,即上帝,如“皇矣上帝。”(《诗.大雅.皇矣》)。“皇帝”,即“大帝”;“始皇帝”,也就是“始大帝”。“三皇”,即所谓“天皇”、“地皇”、“泰皇”(“泰”,这里是“太”的假借字),也就是“天大”、“地大”、“太大”。“五帝”, 源于战国邹衍的“阴阳五行说”,指“青帝”、“白帝”、“炎帝”(也称“赤帝”)、“黑帝”、“黄帝”, 也就是东方(木)青帝、西方(金)白帝、南方(火)赤帝、北方(水)黑帝、中央(土)黄帝。如“祀五帝。”(《周礼.天官.大宰》)唐贾公彦疏:“五帝者,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票(加火旁)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十三经注疏》上册第6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据称,邹衍的书籍已“亡佚”,但其内容多为西汉董仲舒的神学、东汉谶纬书所吸收;而唐朝贾公彦的疏,大量引用了东汉谶纬书的内容。这表明,“五帝”说最早发源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由此可见,在儒家的“天命历史观”中,有关“三皇”指伏羲、神农、女娲,“五帝”指轩辕黄帝、帝瑞顼、帝喾高辛、帝尧陶唐、帝舜有虞(见《吕氏春秋.孝行》东汉高诱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205页。或见《史记.五帝本纪》等),完全是儒家所虚构的。尤其“黄帝”这个神话性符号,由于与“皇帝”谐音,又与“中央黄帝,君也”(《云笈七签》卷十八《老子中经》)的谬说相关联,符合儒家有关“河洛”中心说或“中原”独大说的地域政治观念,故成为后儒所刻意推崇的一个虚妄的政治标签。笔者认为,“三皇”、“五帝”说属于神话,现实中的“帝”概念,完全发端于秦王赵政身上。依据很简单,其一,战国古本《竹书纪年》的记事,起于“夏”,“不及夏禹以前事”;今本才“托始于黄帝”(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0页,《万有文库》本),说明该书里的“黄帝”一词,以及所谓“帝位”、“帝王”等有关“帝”的概念,基本上由西晋以来的儒家所伪托窜乱。其二,秦始皇自我标榜自己为“始皇帝”;其“始”字,义通“初”或“最早”等,即有力地表明,把神话中的“帝”概念,当作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上的政治“名号”、“尊号”、“帝位号”,并尝试以此建立起一种“皇帝”制度者,秦王赵政当是古今第一人,史无前例。这二个例子,从根本上戳穿了孔子儒学所谓“三皇”、“五帝”的虚假的“天命史观”。

           据此看来,不论是《诗》中的“上帝”,或是邹衍以“五行”妄配“五方”、“五色”、“五帝”说等,“帝”是儒家所虚构出来的一个神话概念,现实所无,属于封建迷信的内容。换句话说,“帝”是“最高天神”或“上帝”的象征。而秦王赵政自命为所谓“始皇帝”,简直就是一种妄称。其目的,在于推行孔子、邹衍等儒家所虚构的“天命权力观”、“天命历史观”和“天命正统观”等,为非法的权力来源编造所谓“合法”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说,由秦王所创立的“皇帝制”,即是孔子儒学的“天命制”。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日》),所谓“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所谓“‘命’为‘制’”(《史记.秦始皇本纪》),即是很好的说明。

           秦王自命为“皇帝”,即自命为“天神”的化身。因此,秦王的“王命”,即是“天命”,即是“制度”之命。“上帝”,原指“天神”或“天帝”;“天子”,原指“天神之子”或“上帝之子”,两者涵义不同。把“皇帝”与“天子”二者合而为一,既是“上帝”,又是“上帝之子”,却是矛盾百出。这就充分暴露了秦王赵政,不仅要兼并“天下”,而且要兼并“天上”的政治野心和狂妄心态。即是说,我秦始皇既是“王”(天子),又是“天”(上帝)。“帝”与“王”合一,也就是神与人合一,这就成为儒学“天人合一”的历史活标本。秦王把“天神”、“上帝”,变成食人间烟火,即现实上的“皇帝”(大帝),本属于狂妄之举;而把“上帝”(天神)与“天子”合并于一个君王身上,则属于狂妄中的狂妄。而以自封、自命“皇帝”这一“名号”,来作为“正名”,可见其狂妄之极,天下无以复加。先秦的社会现实,本不存在所谓“五帝”。以李斯为首的秦儒,把秦王吹嘘成“五帝所不及”等,简直就是一种政治谄媚。秦儒的谄媚和教唆,固然存在;但秦王赵政其人的贪婪鄙劣、暴戾自用的个人品质,以及所谓吞“六合”、“王天下”的儒家政治野心等,却与秦儒的教唆相合拍。尽管如此, “一夫作难而七庙坠”,秦始皇最终沦为“天下笑”。

          “天命”是孔子儒学的基本核心。早在周国,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周公姬旦等,均以诈称“受天之命”或“王权天授”而著称。从现存文献上考察,秦始皇所使用的“天子”、“皇”、“帝”、“朕”等概念,似乎直接发源于孔子《论语》。“天子”一词出自《论语.季氏》,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皇”、 “帝”、“朕”等词则出自《论语尧日》,如“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据此推测,战国邹衍的“三皇”、“五帝”说,也当源于对孔子有关“帝”等神话概念的荒谬推演。此是后话。而秦王自命为“皇帝”、“始皇帝”等“名号”,其依据出自孔子等儒家的“正名观”。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所谓“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商君书.君臣》),所谓“若有新王者起,……有作于新名”(《 荀子.正名》)等,均充分说明,秦王以“皇帝”“名号”自命,完全渊源于孔子儒家思想。

           考古文献显示,“天命”观起源于商、周诸国的“暴王”,《毛公鼎》铭文即是其中证明。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墨子对孔子儒学的“天命”观,即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墨子认为,“命者,暴王作之”,是“暴人之道也” (《墨子.非命》)。 其目的,是“覆天下之义”,即反对“义法”、“义政”,主张“力政”,“暴逆百姓”。墨子并一再强调,“天命”说是人类社会的大害,对宣扬“天命”的言论,应当坚决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墨子.非命》)。

            由此可见,“帝”,是中国古代最高“天神”即“上帝”的泛称。孔子儒家据此虚构了所谓“天命”的存在。秦王赵政自命为所谓“皇帝”,那是一种妄称。其目的,在于把自己附会成所谓最高“天神”,既为非法权力编造“合法”依据,又可“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进一步欺蒙、奴役和压迫人民。


    (待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9 22:19:43    跟帖回复:
    10
    (上接第9楼)

        2、挟暴力以“立私权”

           “暴力”既是“立私权”的基础,又是“暴政”的基础。由秦王创立的“皇帝制”,既是暴力政治的社会产物,又是“立私权”的基本形式和重要保障,是专制政治类型中最邪恶的一种政治制度。其本质是把政权私有化。所谓“皇帝制”,实际上是“天命制”,也就是“个人私权制”。

           “立私权”一词,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文中司马迁引贾谊《过秦论》。如“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先秦时期社会总体上的权力特征,具备原始的“公权”因素。所谓“原始的‘公权’因素”,指各国君主的权力,虽不是直接由普遍人民选举所产生,但在权力的运作和决策等方面,却多能顾及本国的民意和民利等。有了这样一个历史前提,贾谊关于“立私权”这样的断语,才可能成立。

            秦王“立私权”,是通过“皇帝制度”来实现的。其本质,是把政权彻底地“私有化”、“私人化”。而专制极权制,权力终身制,权力世袭制这三种制度,则是“立私权”的基本保障。

           (1)专制极权制

            专制极权制,是皇帝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其重要特点。
            专制极权,专,独,占。制,断。极,穷尽。“专制”, 指以暴力夺取、阴谋窃取或世袭等不正当的方式,强横地占有最高政治权力,并专权独断。“极权”,指把权力范围无限地扩大至各个公、私领域。在专制极权制之下,皇帝一人的权力之大,权力范围之广,天下第一。

             专制极权制有三个基本特点,首先,“‘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指皇帝的言论,即是制度和法令等。“命”即“天命”、“王命”,所谓“王言惟作命”(《尚书.说命》);“‘命’为‘制’”,也就是把“天命”、“王命”,置立为国家的根本制度。“令”即“王令”; “‘令’为‘诏’”,也就是把“王令”,置立为国家的基本法令。这就是说,大至国家制度,小至国家法令,皆由皇帝一人的言论或意志所决定。其次,是“法令由一统”,“法令出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指皇帝一人大权独揽,专制独断。再者,“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指皇帝的权力范围,事无大小,无所不达,涵盖“天下”。

            前者指权力的属性,即皇帝的言论或意志,即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次指权力的深度,即皇帝所掌控的权力是天下唯一的权力,即是说,制度、法令和决策等,均出自皇帝一人所独断,立法、司法、执法等,均由皇帝一人所主宰;再者指权力的范围即权力的广度,即皇帝的权力涵盖了天下万事。由此可见,不论是权力的属性、权力的深度或权力的广度,均体现着皇帝个人的意志。换句话说,一切权力归皇帝。笔者所谓“专制极权制”,所据即此。

           (2)权力终身制

            “帝位”终身制,即是权力终身制。
           秦始皇自命为“始皇帝”的同时,即决定了“帝位”的终身制。如“制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说,“皇帝”的“帝位”,既然可以传至“二世三世”甚至“万世”;那么秦始皇的“帝位”,必将终其一生一世。笔者所谓“帝位终身制”,所据即此。

            权力终身制,即帝位终身制,是秦始皇“立私权”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也是自命为“皇帝”、推行“皇帝制”的关键所在。

           (3)权力世袭制

            “立私权”的又一重要内容,是权力世袭制。

           秦始皇的“帝位”传给谁呢?答案很简单,即传给秦王自己的子子孙孙。而推行“太子”制度,是帝位世袭制的主要内容。秦朝的太子制度,最终显现于秦二世胡亥身上。如 “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子”,是儒学建制“立嫡世袭制”中“法定”的帝位继承人。这则记载表明,秦始皇临终前可能在“封书”里秘密“钦定”嫡长子扶苏为“太子”,因此才造致赵高等人“矫诏”事件的发生。而“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 则从事实上,贯彻执行了秦始皇既定的“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帝位世袭制”。 笔者所谓“权力世袭制”,所据即此。

            权力世袭制,即子继父位,是秦始皇“立私权”的重要内容和又一制度保障。它进一步表明,秦始皇把以“暴力”强夺的权力,俨然视为个人的一种“私有财产”。

           专制极权制,权力终身制,权力世袭制,是“立私权”即“皇帝制”的三个重要内容,均以“暴力”为依托。专制极权制,体现在不仅一人大权独揽,决策独断,而且权力无限,涉及到所有公、私领域。权力终身制,体现在帝位终身制之上。权力世袭制,则体现在“太子制”之上。在秦朝的政治实践上,以“立私权”为主的“皇帝制”,具备如下八个基本特征。

          (1)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殊政治权力;
          (2)皇帝拥有帝位终身的特殊政治权力;
          (3)皇帝拥有把最高权力让由子孙继承的特殊政治权力;
          (4)皇帝拥有任用和罢免从朝廷(中央)到郡县(地方)的各级官吏的特殊政治权力;
          (5)皇帝拥有决策权、立法权、司法权、执法(行政)权等特殊政治权力;
          (6)皇帝拥有占有一切土地、资源、财富和人民等的特殊政治权力;
          (7)皇帝拥有操控人民的思想言论和社会文化等的特殊政治权力;
          (8)皇帝拥有主宰人民生杀的特殊政治权力。

           由此可见,皇帝所拥有的种种特殊权力,是把权力或政权彻底地私有化、私人化的最高体现。所谓“皇帝制”,实际上即是“天命制”,也就是“个人私权制”。

          秦始皇既“立私权”,就必然要立“私法”、行“私政”。秦朝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此一来,政权是一人之政权,法律是一人之法律;“国”变成一人之“国”,“天下”变成一人之“天下”。如果说,小国暴王如周国文、武、周公、幽、厉等“立私权”,其危害仅在西北一隅;那么,以暴力侵吞六国的大国暴王如秦始皇“立私权”,其危害则遍及“天下”,人人成为其附属品,任其奴役和宰杀。笔者认为,与人民对立的任何权力和法律,是一种“恶权”、“恶法”、“恶政”。 在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创立“皇帝制”,挟暴力以“立私权”,把政权私有化、私人化,与人民为敌,是中国政治的一种历史大倒退。

          秦始皇创立“皇帝制”, 挟暴力以“立私权”,是对孔子儒学的重要继承、发展和实践。在孔子看来,继承周德的君王,一切礼乐制度和法律政令,应当由“天子”一人说了算,所谓“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权力天子制”即“皇帝制”的思想渊源。秦王的“仲父”吕不韦对此作了高度发挥,认为“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吕氏春秋.执一》)高诱注:“‘抟’与‘专’同。”专,专制独断。由此可见,孔子与吕不韦的有关思想,成为秦始皇创立“皇帝制”,挟暴力以“立私权”的思想渊源。

           孔子儒学有关权力天子制、终身制、世袭制等思想,早就受到墨子的严厉揭露和批判。墨子认为,公共“权力”是公有的,因此各级权力的执掌者,应由人民选举而置立。如“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墨子.尚同上》)(“天子”等词,与墨子反对“天命”的思想完全相违背,疑为后儒所窜乱—— 笔者注)由是以下,如“正长”、“里长”、“乡长”等,全部均以当地的人民选举而置立。因此,墨子主张起用“贤能”,反对权力终身制与权力世袭制。如“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中》)又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可见,墨子主张用官不分贵贱,任人唯贤、唯能,反对任人唯亲,这就从理论上彻底批判了孔子儒学的权力终身制、权力世袭制,以及试图将权力私有化等野蛮的政治主张。墨子以人民选举为主的权力来源观,可以说是墨子视政权为“公有化”的体现,是墨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为难能可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皇帝制”是孔子儒学“天命”观与“王命”观相结合的政治产物,是“天人合一”思维的重要实践。“皇帝制”以暴力作为基本依托,是“立私权”即把政权私有化、私人化的一种政治制度,既是秦始皇暴君和秦朝暴政的基础,又是其所犯下的滔天罪恶的根本渊源。如果说,随着秦始皇死去,其子孙无以延续其帝祚,是缘于儒学遭受到重创;那么,西汉武帝至清末几乎全面因袭秦制、秦法,以至二千余年遗害深重,却是“独尊儒术”的结果。这就充分体现了孔子儒学的邪恶本质。

          都说人有“生命”。中国人的所谓“生命”,即是中国人“生”于“王命”的一种简称。这是孔子儒家的重要杰作之一。二千年来中国人接踵而至的政治悲剧,可以说均渊源于此。


    2012年10月8日

    (待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10 21:18:47    跟帖回复:
    11
          三)更民名为“黔首”,视平民百姓为奴隶

           以法律形式把平民百姓诬称并定位为“黔首”,视同“奴隶”,是秦朝暴政的第三条反人类罪行。

          秦王赵政以暴力侵吞六国并建立秦朝,必然要激起六国遗民的强烈反抗。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秦始皇以所谓“法律”形式制订了大量反人类的邪恶“秦法”,把平民百姓诬称为所谓“黔首”,是其中最为典型之一例。“黔首”即“黑民”,与周国的“黎民”同义,是对孔子儒学的“使民”主张和封建等级制主张的一种重要继承。其目的,在于便于封建专制统治者对人民实行丑化、异化、奴役和镇压等。“黔首”的名称是对人民的一种诬称、贱称,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社会地位歧视等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一种新的“奴隶”政策,成为一种政府性的法律歧视或制度歧视。秦始皇因此成为一个“大奴隶主”。在人类社会里,人们的意识歧视本是一种世俗偏见,有待改变;而政府的法律性歧视或制度性歧视,则是一种政治偏见,是一种灾难性的歧视,应当彻底地消除。秦始皇的“奴隶”政策发源于孔子儒学。中国自秦汉以来至清二千年,平民百姓之所以一直遭到歧视,社会地位无以改善,当与秦始皇的“奴隶”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孔子儒学也难逃历史罪责。

           历史昭示,由于时代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中国平民百姓的社会地位,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大大获得提高,先秦诸子有关人皆为“天之人”、“以百姓为天”、“百姓养君”等“准公民观”,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而秦始皇把平民百姓诬称为“黑民”,视同“奴隶”,那是中国政治上的一次历史大倒退。

           本文拟就“黔首”是一种诬称、贱称,以及视平民百姓为“奴隶”两个方面,进行初步叙说。

           1、“黔首”是一种诬称、贱称

           秦朝建立了大量臭名昭著的不良的社会制度,“皇帝制”是其中典型例子;而把平民百姓更名为所谓“黔首”,则是其中又一个典型例子。

           “黔首”一词,见于《吕氏春秋》等战国文献。但作为秦朝一种法定名词的“黔首”,却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更名民为‘黔首’”。秦朝的历史实物也见证了这一点。如1961年陕西农民意外发现的历史实物 —— 秦朝铜版诏文,简称“《秦诏版》”,属于秦朝的法律文件之一,即见证了秦朝第一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使用过“黔首”这一法定名称。《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文中,先后十余处提到“黔首”一词,其中多次用于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各种刻石,可见其法律性质和重要性。笔者认为,“民”的称谓,属于约定俗成的中性词,先秦沿用悠久,没有另改异名的必要性;秦法把“民”更名为所谓“黔首”,用心险恶,是对平民百姓大众的一种诬称、贱称。

            “黔首”,“黔”通“黑”。“首”,这里作“头”解。 如《说文解字.黑部》记称:“黔,秦谓民‘黔首’,谓黑色也。周谓之‘黎民’。”又《史记.秦始皇本纪》“更名民曰‘黔首’”宋裴因集解引应劭注称:“黔亦黎,黑色也。”综合地说,“黔首”,即“黑首”或“黑头”;“黎民”即“黑民”。“黑首”与“黑民”相通。 由此看来,“黔首”是对周国“黎民”的一种转换。“黑”通“墨”,又通“邪恶”与“非法”等,如“墨刑”或“黥刑”、“黑心”与“黑话”等,两者属于诬称,具有贬义。

           秦朝有一种刑罚叫做“黥”刑, 周时称“墨刑”,即在犯罪者面上作剌面染墨,使其面上永久性地镌上“黑色”的标志。此刑多用于“城旦”的刑名,其刑以筑城为苦役,刑期四年。如秦法限令烧书,“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史记.秦始皇本纪》),所指即是。在秦法里,“黥刑”可能是刑罚较轻的一种。而“黔首”,即“黑头”或“黑面”,当与经过“墨刑”的“城旦”的“黑面”近义,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卑贱的社会地位或社会身份的象征。周国诬称平民百姓为“黎民”,其用心相同。

           考“民”的基本概念,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姓”、“庶人”等的总称。其对象包含了“四民”,即士民、农民、商民、工民,泛指不在官吏之位的所有平民百姓。从特征上看,农民、工民长年在室外作业,皮肤黧黑,固然有“黑头”或“黑面”的特征,但士民与商民等,却不具备这些特征。由此可见,把“民”的称谓更改并法定为所谓“黔首”,有着险恶政治用心,是对平民百姓即劳动阶层,也就是所谓“役夫”(荀子语)的一种诬称、贱称。

           在正常的社会观念里,平民百姓与王公贵族等官吏都是人。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以从事各种体力或脑力的生产劳动为基本职业,;后者则以“治理”社会为职业。前者是给养统治者的一种社会资源,是社会主体;后者则需要前者所给养,是前者的一种代理,非社会主体。“黔首”即是“黑民”;“黑民”也就是表示“非法”、“邪恶”等的一种异类。而秦始皇更改民名为“黔首”,实质上是对平民百姓的一种“诬称”,是一种严重的政治“丑化”和政治“异化”,是一种政治偏见,有着险恶的政治用心。

    (待续)
    .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11 20:30:07    跟帖回复:
    12
    (上接第11楼)

         2、视平民百姓为“奴隶”

          秦始皇更名民为“黔首”,不论  “诬称”或“贱称”,均隐藏着一定的政治用心,即视平民百姓为“奴隶”。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对人民实行奴役和镇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要把平民百姓更名为“黔首”的基本原因。

          早在秦朝建立前夜,秦王曾经把相继“亡国”而被并入秦国的别国民众,泛称为“新民”,与“故秦民”即秦国原国民对称(见《秦律十八种.游士律》和注四,《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0页,文物出版社2001)。秦朝建立以后,六国遗民却被称为“臧”,不用“新民”一词。如“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史记.秦始皇本纪》)“臧”即亡国奴,或称“奴隶”,所谓“亡奴谓之‘臧’”(西汉杨雄《方言.第三》)即是。“亡国奴”的性质,虽与战争“兵俘”有别,但实质上相差不远,均是“奴隶”。如《盐铁论.论功》记称:“鲁连有言:‘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又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称:尉缭子言称秦王“少恩而虎狼心”,“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士”,这里指在位者。“虏”即虏掠、俘虏;也通奴隶,所谓“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韩非子.说难》)。“使”,役。大意是说,秦始皇以权力号令其官吏,却以俘虏的待遇奴役其六国遗民。尤其“虏使其民”一语,深刻地、准确地揭露了秦朝奴役六国遗民的基本性质,即视为“奴隶”。由此可见,“臧”是奴隶,“虏”也是奴隶,“臧”与“虏”两者的概念都是“奴隶”;而六国遗民是秦朝平民百姓的基本主体,因此“黔首”一词包含了“臧”或“虏”在内,是毫无疑问的。换句话说,“黔首”一词是“奴隶”的代名词;秦始皇更改“民”名为“黔首”,实质上是视平民百姓为“奴隶”。

            “奴隶”的基本定义,是丧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人格尊严等基本的政治权利,任凭奴隶主阶级所奴役、压迫或宰杀,成为“会说话的工具”和“私有财产”。秦朝平民百姓即所谓“黔首”的现实遭遇(参见本文其他相关文章),完全符合这一基本定义。拥有大量“奴隶”的统治者如秦始皇,其实是一名名符其实的“奴隶主”、一名人间的吸血魔鬼。如果说,距今3000年前的文、武、周公等是周国的小奴隶主,那么,秦始皇即是新兴的“大奴隶主”。 所谓“新兴”,在于以“法律”或“社会制度”的特殊形式来定义“奴隶”。在这个意义上说,“皇帝”即是新兴的“大奴隶主”。 因此,笔者有理由存疑,秦制即是新兴的一种“奴隶制”。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要把平民百姓更名为“黔首”的基本原因。

            六国遗民来自东西南北等不同地域和不同种族,当是秦朝平民百姓即“黔首”的基本主体。在秦始皇的暴力肆虐之下,六国遗民不仅痛失家园故国,而且地位、权利、文化和习惯等遭到根本逆转,其根本利益遭到毁灭性的侵害,故伺机反抗,当是一种必然的政治选择。六国遗民人口的总和数量之大,对于刚刚建立不久的秦朝统治,其威胁之大可想而知。秦始皇把平民百姓法定为所谓“黔首”即“黑民”,实质上是一种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和社会地位歧视于一体的荒谬的法律举措,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其目的,在于把平民百姓以制度形式打入另册,便于对奴隶实行暴虐统治,如丑化、异化、中伤、迫害和宰杀等,从而强化对平民百姓的奴役、剥削和镇压,是中国政治上的一次历史大倒退。

           历史昭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平民百姓的社会地位获得了大大的提高,这一点,从诸子的言论里可得到证明。如《说苑.敬慎》记称:春秋楚庄王(?-前591)时,“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谓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尽来贺。’”孙叔敖(生卒年不详)再拜曰:“愿闻余教。”(见刘向《新序说苑》一书第89页,《万有文库》本)“老父”,当是“民”的身份。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北方列国的宰相。这是一则楚令尹与平民老父对话的著名的历史故事;虽然体现了孙叔敖的谦逊品质,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高官容纳平民众百姓当面提出意见,说明其时平民百姓的社会地位,已普遍地获得提高。墨子所谓“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于楚之四境之内, 故爱楚之人;越王食于越,故爱越之人” (《墨子.天志下》,见《万有文库》本,下同)一个“爱”字,不无体现了当时君主官吏认识到平民百姓的重要性。比孙叔敖稍前些时候,齐国管仲(?-前645)对平民百姓也有很高深的认识。如《说苑.建本》记称:“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新序.说苑》第55页,同上)“以百姓为天”,“天”这里象征民意民利,表明“平民百姓”是“本”的思想,尽管管仲的目的为了齐国的君主利益,与墨子有所不同。春秋战国之际,墨子(约前500上下)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如“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人)也”(《墨子.法仪》),把“民”即“百姓”的社会地位,提高到与“君”、“吏”同等的高度;其“兼爱”思想,更是体现人人平等的一种政治主张。至战国中期,慎到(前395 ~前 315)具体地提出了君主与百姓两者之间,究竟谁养活谁的重大政治命题,认为百姓是“养活”君主的,而不是君主“养活”百姓的。如“圣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慎子.威德》)认为君主有“天下”,是受之百姓;君主由百姓所给养,均体现了诸子有关平民百姓的相关观念,具备普遍的社会价值和普遍的进步意义;尤其墨子的“天之人”和“兼爱”等,更与当代世界的“公民”观念相近。笔者所谓“百姓养君”,所谓“准公民观”等提法,所据即此。换句话说,从孙叔敖的“愿闻余教”, 管子的“以百姓为天”,墨子的人皆“天之人”,到慎到的“百姓养君”等,均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平民百姓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以及人们对于平民百姓的主体价值,在认识上的一种重大飞跃。这与孔子儒家的“使民观”,截然相反。

           秦始皇视平民百姓为“黔首”即奴隶的“黑民观”,既承袭了周制的“黎民”概念,又承袭了孔子儒学的“使民观”。周时把平民百姓尤其是战争“民俘”,当作从“天帝”手上接受过来的所谓“命民”,视之为“牲畜”,故设有“牧民”的官职。被视同“牲畜”的“周民”,任其周王的奴役和杀戮,实质上即与“奴隶”毫无区别(参见拙文《“王道”与“专民”》等)。至孔子儒学对待平民百姓,一承周制,以“使民”为观念。如《论语.学而》记称:“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如《论语.宪问》记称:“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再如《论语.阳货》记称:“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又再如《韩非子.外储说左》记称:“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使”,“役”;“使民”即“役民”。“使民观”或“役民观”,是孔子儒学等级制的必然产物,是孔子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秦始皇的“黑民观”,与“役民观”一致,完全渊源于孔子儒学的封建等级制。

           墨子对孔子儒学的“使民”的不平等的政治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墨子认为,“人”是“天之人”、“天之臣”,是“天民”、“天臣”。如《墨子.法仪》记称:“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又如《墨子.非攻下》记称:“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天”,这里象征“大自然”、社会“公义”与“民意”。人皆“天之人”等,即指人不论贵贱老幼,均是大自然的生物,是社会公义的产物,其社会地位一律平等。可见,在墨子那里,王官是“天之人”,平民百姓也是“天之人”,人人均是“天之人”。因此,墨子主张“爱人利人”(《墨子.天志中》的社会伦理关系,以及 “人与人相爱”(《墨子.兼爱中》)的平等观念,反对那些“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的野蛮行径和不平等思想。墨子这些进步的政治主张,既集中地体现了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对于平民百姓社会地位的普遍觉醒和强烈追求,又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笔者指秦始皇更民名为“黔首”,把平民百姓视为奴隶,是中国政治的一次历史大倒退,其历史依据即在于此。

           “黔首”,是秦朝暴政实行疑似“奴隶制”的一种政治标志。孔子的“使民”或“役民”的邪恶政治主张,是产生秦朝疑似“奴隶制”的思想渊源。因此,认同孔子儒学或认同秦制、秦法,即等于认同专制统治者对平民百姓的奴役和镇压。

    2012年10月14日

    (待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12 21:33:55    跟帖回复:
    13
       (四)恶法暴刑,摧残人民

        实行恶法、暴刑,摧残人民,是秦朝暴政的第四条罪行。

        秦始皇以暴力侵吞六国,建立秦朝奴隶制统治,加紧奴役和压迫人民,激起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是历史的一种必然。故“饰法设刑”、“繁法严刑”,用以镇压六国人民的反抗,维护秦朝奴隶主贵族利益,却是秦朝法律的基本实质。

        秦朝法律既是对秦国法律的历史延续,又有发展与创新。以镇压六国人民反抗为宗旨的秦朝法律,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其法网的精细与密布,刑罚手段的暴虐和残酷,几乎空前绝后。在秦法之下,“蒙罪者众”、“陷刑者众”, “赭衣塞路,囹圄成市”; 在秦法之下,“劓鼻盈蔂,断足盈车”,“ 死人日成積於市”; 秦法之下,“黔首振恐”,王官如猛兽,平民如羔羊,遭尽暴虐与吞噬。而刑律多、刑名多、刑徒多、监狱多、死徒多、受害者多,——这“六多”,成为秦朝法律实施上的基本特点。而“秦始皇起罪恶”,“肆意极欲”,匪气十足,灭绝人性,千方百计地摧残人民,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罪人。所谓“千古一帝”,其实是“千古罪人”。

        孔子儒学,既是秦朝法律的根本依据,又是秦始皇实行奴隶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子儒学的“礼法”,是秦朝法律的历史渊薮。故秦法即是“礼法”;“礼法”即是秦法。以“不孝”入罪,是秦朝法律的一大特色。秦法对于汉武帝以来至清二千年社会制度的恶劣影响,几乎是灾难性的,值得人们深刻地反思。

        秦朝恶法暴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本文仅拟就秦法是“恶法”、秦刑是“暴刑”两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1、秦法是“恶法”

        “秦法”,这里泛指秦朝法律,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广义秦法,指秦朝全部的法律,即政治制度,如行政制度(行政法)、司法制度、刑罚制度(刑法)、民事制度(民事法)等等。狭义秦法,指秦朝的刑法。本文所称“秦法”,以秦朝刑法为主,属于狭义的“秦法”。

        法律是制度的反映,制度是法律的体现。秦始皇即是最高立法者,最高司法者,最高执法者。秦王朝的政治机构,即是立法、司法、执法机构。孔子儒学的“礼法”,是秦国暨秦朝的主要的立法依据。所谓“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所谓“秦始皇起罪恶”,“以暴虐为天下始”(《史记.秦始皇本纪》),深刻地说明了秦朝法律的邪恶本质。

        “刑法”,是关于刑罚的一种法律。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方各国均相继建立,其旨在于惩罚那些违反人性、理性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其刑罚却旨在效法周国的奴隶主制度,推行孔子儒学。至秦始皇侵吞六国建立秦朝,不仅继承了秦国的奴隶主制度,而且多有发展和创新。刑法上的主要罪名,多如牛毛,主要有“不孝”、“不忠”、“诽谤”、“以古非今”、“妖言”、妄言、“藏书”、“私学”、“私语诗书”、“逃亡”、“逃役”、“犯令”等;此外还有诬告、诈伪、盗窃、杀人等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伦理、财产、婚姻等广泛领域。其中的“‘不孝’罪”、“惩‘悍’法”、“夷三族”、“挟书律”等等,可以说即是典型例子。

        秦法对于赵政等大小奴隶主极少数人而言,是“良法”;而对于广大平民百姓而言,则是一种“恶法”。限于篇幅,这里仅介绍一下“‘不孝’罪”、“惩‘悍’法”、“夷三族”等典型恶法,从中可供窥见一斑。至于“挟书律”等, 虽与“‘不孝’罪”、“‘悍’罪”等联系密切,有异工同曲之处,也属于秦恶法之一,但因事关秦始皇对人民实行全面的思想文化专制,故拟在后面另作专题介绍。

        (1)“不孝”罪
        秦法中有严惩“不孝子”的刑律,可处以死刑、斩趾刑或流放刑等。笔者称为“‘不孝’罪”。

        在出土秦简《封诊式》中,分别记载了两位父亲请求官府严惩“不孝子”的案例。如“丙不孝,谒杀,敢告。”(《封诊式.告子》,《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6页,文物出版社2001。下同,不另注)又如“谒鋈亲子同里士五(伍)丙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敢告。”(《封诊式.迁子》,同前)前者父亲请求官府以死刑严惩其“不孝子”,后者父亲则请求官府以斩趾兼流放刑惩罚其“不孝子”。然而,什么叫做“不孝”?未见案例里有明确记载。孔子对“孝”的定义,是“无违”(《论语.为政》)。这说明,所谓“不孝子”,也就是“违背”了其父的意志或观点等,属于“有违”;“有违”父命即要遭到国家刑罚的严惩,这充分暴露了宗法制度的野蛮性和反人性。秦简整理小组认为,“因亲子‘不孝’,父亲请求政府将其杀死和断足流放,政府则予以照办。这种严厉惩罚,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的父权,也就是族权。”(《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7页)这个意见非常中肯。父亲可以向官府直接控告、请求严惩子女,官府予以照办,即说明秦法中已存在着可以依照的相关现行法律。

        父亲因亲子所谓“不孝”,而可以请求官府予以严惩处死,说明其人性是完全变态的;而那样的所谓“法律”,则是完全野蛮的、冷血的、荒谬的。如果说,其子的“不孝”,要是出自对父亲“亲秦”立场的不满和反抗所引致,那么这样的严惩,实质上即是对反抗者的一种变相镇压,具有一定的政治因素。那就是,“君”与“父”联手,“国”与“家”联手,是一种特殊的政治默契,是“国家”一词的阶级实质。由此可见,秦朝推行孔子儒学的礼乐制、宗法制等,并以之作为立法的依据,跃然纸上。

    (待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13 20:40:36    跟帖回复:
    14
        (上接第13楼)

       (2)惩“悍”法

        以人的个性“悍”为由,进行刑事惩罚,是秦朝恶法的又一例子。笔者称为“惩‘悍’法”。

        秦法中有因人的个性“悍”而入罪的案例。秦简《封诊式》中,分别记载了两个原告请求官府以法律手段惩罚男女奴隶的案例。如“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又如“丙悍,谒黥、劓丙。”(《封诊式.黥妾》,《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5页)前者奴隶主人控告男奴隶个性“骄悍”、不种田、不听主人的命令,请求官府购买男奴隶,并处以斩断足体和“城旦”(服筑城的苦役)的刑罚;后者奴隶主人则控告女奴隶个性“悍”,请求官府处以剌面染墨的黥刑和割掉鼻子的劓刑。“悍”,通勇猛、蛮横或强劲。通常表现为一种异常的体力与行为,或一种善辩而激烈的思想言论。案例里并无提及两名奴隶使用暴力行为,可见“悍”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善辩而激烈的思想言论。奴隶敢于对主人发出善辩而激烈的思想言论,要被视为是一种“反抗”行为,是“犯上作乱”,也许是必然的。秦简整理小组认为,“这显然是对奴隶反抗的诬蔑。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政府遵照主人的请求,对奴隶施加惩罚。这是封建政权以法律手段保护残存奴隶制的生动例子。”(《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7页)这个意见也是客观的。笔者认为,主人可以直接向官府控告奴隶并提出刑罚请求,官府又予以照办,即说明秦法中存在着现成的相关律例可供执行。

        思想言论上的“悍”,通常表现为一种“据理争辩”。以人的个性或思想言论的所谓“悍”来入罪,并处以剌面染墨、割鼻、斩足和服苦役于“城旦”等酷刑,不仅反映了六国遗民,在秦朝社会里毫无任何社会地位可言,任凭奴役和刑罚,而且体现了秦朝刑法的荒谬和野蛮。而扼杀人的个性和镇压六国遗民的反抗,是所谓“惩‘悍’法”的实质要害。

        (3)“夷三族”
        “夷三族”,夷,铲平、消灭。 “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一说父族、兄弟、妻子等)。“夷三族”,即诛灭犯罪者的三族人,应是秦朝的创新之举。

        “夷三族”源于商鞅的“连相坐之法”,也称“连坐”、“相坐”、“夷族”、“族诛”等,是秦朝所据以创新发展的一种恶法。史料显示,秦朝之前,秦国商鞅的“连坐”法,多以一家、一宗或一族入罪。如“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汉书.刑法志》)“秦”,这里指秦国。“造参夷之诛”的“造”,通制作、建立。“参夷之诛”即“夷族”或“诛族”,意为“灭族”,但并不表示“三族”。即是说,“夷族”即一人犯罪,仅株连并祸及其家族或宗族。如“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又如“尽得毐等……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史记.秦始皇本纪》)再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家,宗,族,其义互通,只是规模大小稍有差异。灭“家”、灭“宗”或灭“族”,即灭其家族或宗族。商鞅、嫪毐等二十余人,均分别以一家、一族遭到诛杀之刑。这表明,“家”、“宗”或“族”,只表示一家、一宗或一族,并不表示“三族”之数。可见,一人犯罪,祸及其一家、一宗或一族的刑法,至秦朝仍然兼行。而“夷三族”的暴虐之刑,要延至秦朝才立法实施;“三族”,即明确地表明祸及三个家族。如“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而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又如“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的“夷三族”与“三族”,均是一人有罪,以“连坐法”而株连三族的实例。可见,“夷三族”的暴虐之刑,始立于秦朝 (一说始于秦文公二十年,见《史记.秦本纪》、唐杜佑《通典.刑志》等,不可靠)。李斯、赵高等一群大臣,均先后受到“夷三族”的暴虐之刑。大臣等尚且遭受如此暴虐之刑,就更遑论其他的政治重犯了。究其原因,在于六国遗民的“反抗”规模越来越大,而秦朝统治阶级内部“夺权斗争”又接踵发生,所谓“乱世出重典”。

        “夷三族”的刑法依据是“连坐法”,即一人犯法,一族或多族遭受牵连。一族至少数十、数百人(含奴仆奴婢等),数族则约千人以上。其中老幼妇孺,全与“犯罪”毫无关系。秦朝“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史记.李斯列传》)可见其株连之广,危害之大,对人民实施摧残的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人犯罪处以死刑之外,还要处以祸及灭“家”、灭“宗”或灭“族”,已属于滥杀无辜的暴虐之刑;而“夷三族”, 则是暴虐之刑中的暴虐之刑。

         “‘不孝’罪”、“惩‘悍’法”与“夷三族”,仅是秦朝恶法其中三个典型例子。“孝”,与“忠”一样,是孔子儒学的核心内容,所谓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孝经.五刑》)秦朝推行“忠孝”礼乐制度,已毫无悬念。如“为人臣则忠”,“为人子则孝”,“君鬼(敏慧――笔者注)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也。”(秦简《为吏之道》,《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69页)即充分表明,秦朝不仅以“忠孝”等孔子儒学政治主张为基本的立法依据,而且体现了“父权”、“族权”等孔子儒学的宗法制观念,与“君权”、“神权”等有着同样重要的法律地位,同时暴露了儒家所谓“伦理道德”――“忠孝”,竟是秦朝赖以“立法”的唯一一种基本依据。在秦朝奴隶主看来,“不孝”不仅是一种“伦理罪行”,更是一种“政治罪行”、“刑事罪行”。二世胡亥对扶苏、蒙恬、蒙毅、公子高等人的诛杀,也是诬以“不孝”、“不忠”之罪而论处的。如“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史记.蒙恬列传》)即是其中的例子。大意是说,时为丞相的李斯,诬蒙毅(蒙恬的弟弟)等以“不孝”、“不忠”,定为死罪并灭族。二世胡亥诈称不忍连坐灭族,仅赐其死,是一种大幸。而李斯遭谗,也以“忠孝”自辩,如“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又如“吾以忠死,宜矣。”(《史记.李斯列传》)可见,秦朝以孔子儒学的“忠孝”观念,作为立法的依据,可以说是铁证如山。由此联系到,前引发生于社会上的二例“不孝罪”,说明《封诊式》所载的法律判例,决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即它们与秦朝相关的法律,密切相联系。其次是“惩‘悍’法”,以思想言论为基本特征的所谓“悍”,本身即表现为一种个性化的“抗争”;以“悍”入罪,实质上即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一种严厉镇压。至于“夷三族”,滥杀无辜,更进一步暴露了秦朝奴隶主阶级自私、狭隘和反人类的邪恶本质。相比于春秋战国如楚国、越国等其他六国,秦朝的邪恶刑法,是一种严重的历史倒退。或者说,秦法首先是关于六国遗民也即秦朝奴隶的一种法律。

        把杀人多少同是否“忠臣”联系在一起,把赋民税率的深浅同是否“明吏”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深刻地揭露了秦朝法律的邪恶本质。那就是 “杀人众者为忠臣”,“稅民深者为明吏”。如“于是行督责益严,稅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利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史记.李斯列传》) “督责”,司马贞《索隐》记称:“督,察也,察其罪,责之以刑罚也。”秦二世胡亥听从李斯的计策,实行所谓“督责之术”,其实即是高度强化刑事“执法”的一种策略手段。这种策略手段,可以使“明吏”敢于加紧盘剥百姓,使“忠臣”敢于滥杀更多的平民大众。这样的所谓“忠臣”、“明吏”,两者均使平民大众灾难加剧。而把“杀人众”和“税民深”列为所谓“忠臣”、“明吏”的衡量“标准”,可见秦法的反人类本质,已陷于空前的丧心病狂与血腥。

    (待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3/7/14 23:45:16    跟帖回复:
    15
        (上接第14楼)

         2、秦刑是“暴刑”

        “秦刑”,这里专指秦朝的刑罚,属于狭义之“法”。“暴刑”,暴,暴虐,酷烈,指手段暴烈而残酷之刑罚。秦朝对于其“犯罪”者所作出的种种刑罚,其暴烈和残酷的程度,几乎冠历史之最,登峰造极。所谓“犯罪”者,主要泛指敢于反抗秦朝奴隶主罪恶统治的六国遗民等。因此,“蒙罪者多”,“陷刑者多”;而监狱遍布,“刑徒”塞路,“死人日成积于市”,其数量之多,空前绝后。刑律多、刑名多、刑徒多、监狱多、死徒多、受害者多,——这“六多”,成为秦朝刑法制度实践上的基本特点。

        传世和考古文献上显示,秦朝的刑罚制度,极其野蛮、暴虐和荒谬无稽。其刑罚种类和刑名多如牛毛;由于相关史料遭到摧残,目前不易作出准确统计。粗略地说,计有肉刑、迁徙刑、劳役刑、罚没刑等种类。肉刑,主要有黥、劓、刖、宫、死、笞等;劳役刑,主要有城旦、舂、鬼薪、白粲等;迁徙刑,主要有谪、迁、流等。秦朝开创了肉刑与强制劳役刑两者并用的暴刑制度,除死刑之外,大量犯人在遭受各种不同肉刑的同时,兼处以刑期不同的苦役徒刑,如修建秦始皇郦山陵墓等七十余万刑徒(也称“郦山徒”)。凡判刑的犯人,身上带有一定的刑事标志,如一律穿上“赭衣”(赤色衣服);又如戴(系)上刑具“枸椟欙杕”( “枸椟”,即套在犯人颈上的木械如枷或桎梏等;“欙”,即系在犯人颈上的黑色绳索;“杕”(钛),即套在犯人脚上的一种沉重刑具--脚镣。)不把犯人当人看,是奴隶制的典型标志之一。而以各种暴虐残酷手段来镇压六国遗民的反抗,维护奴隶主政权及其利益的建立和延续,则是秦朝暴刑的基本实质。

        “五刑”是奴隶制社会的产物。秦朝暴刑的暴烈和惨酷,以“五刑”最为典型。这里以介绍“五刑”为主,以供略见一斑。

         秦朝使用“五刑”,见于《史记》,如“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史记.李斯列传》)“五刑”指黥刑、劓刑、宫刑、斩趾刑、死刑。据称周国《吕刑》有三千条目,但详情已无可考。这里简介如下。

        (1)黥刑,周称“墨刑”。即剌刻犯人的脸面,并染上黑色。如“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秦简《法律答问》第93页)“黥”即是黥刑。其用途,在于使犯人产生剧烈的生理痛苦,同时作为一种犯罪受刑的标志,使面上留下了不易消失的黑色剌痕。

        (2)劓刑,即以锐器将犯人的鼻子切割下来。如“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秦简《法律答问》)“劓”即是“劓刑”。其用途,在于使犯人产生剧烈的生理痛苦,同时作为一种犯罪受刑的标志,使脸上丧失掉鼻子,造成人为的生理缺陷,永不复原。

        (3)斩趾刑,又称“刖刑”、“ 剕刑”、“斩止”、“断足”等。即以锐器把犯人的左足或右足给斩断。如前引“斩左止”。“斩止”即是“刖刑”。其用途,在于使犯人产生剧烈的生理痛苦,同时作为一种犯罪受刑标志,使足肢断残,造成人为的生理缺陷,永不复原。

        (4)宫刑,又称“腐罪”、“腐刑”、“蚕室”、“阴刑”、“椓刑”和“割其势”等。即以锐器把男性的生殖器切割下来。女性则“闭于宫”。如“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有腐罪,(赎)宫。”(秦简《法律答问》)秦简中的“宦者”、“宫隶”等名称,均与受到过“宫刑”有关。其用途,在于使犯人产生剧烈的生理痛苦,同时作为一种隐蔽性的犯罪受刑标志,破坏男女的生育能力,造成人为的生理缺陷,永不复原。

        (5)死刑,也称“大辟”。属于“极刑”。有“斩首”、“腰斩”、“车裂”、“坑”、“戮”等刑名,又有“枭首”、“弃市”等附加性侮辱刑。

        斩首,又称“斫头”、“杀头”、“问斩”。附加刑称“枭首”、“弃市”(也可用于其他死刑)等。以锐器砍下犯人的头颅致死,使躯体与头颅分离,即称“斩首”。把头颅挂在树上或其他高处的,即称“枭首”;把身首异处弃置于闹市以示众的,即称“弃市”,又称“暴尸”。如“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又如“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枭首”、“弃市”,包含了“斩首”在内。“斩首”也用于战争,如“斩首十万。”(同前)即是“斩首”的例子。

        腰斩,又称“斫腰”等。以锐器对犯人拦腰斩断,让躯体分成两截致死的,即称“腰斩”。如将李斯“论腰斩咸阳市。”(《史记.李斯列传》)即是“腰斩”的例子。

        车裂,又称“磔”、“体解”、“车轘”、“五马分尸”等。一般说法,将犯人的头及四肢分别缚到五辆车上,各以相反方向策马猛奔前进,以撕裂其头与四肢,使头与四肢皆异处,即称“车裂”(一说即“辗裂”)。有“活磔”与“尸磔”的区别。“活磔”即以活人受刑,如“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史记.商君列传》)又如“体解(荆)轲以徇。”(《史记.秦始皇本纪》)再如“十公主磔死于杜。”(同前)“十公主”指秦始皇十位女儿。即是“活磔”的例子。“尸磔”,即先将犯人杀死,再行车裂之刑。如“尽得毐等……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史记.秦始皇本纪》)又如班固说,“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汉书.高帝纪》)即是“尸磔”的例子。
    坑刑,又称“吭”、“活埋”。把犯人推入一个深坑里,再以土把坑填平,不见人头,即称“坑刑”。如“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又如“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战争中秦国也曾使用“坑刑”,如秦将白起将赵国四十二万降卒“诈而尽坑之”(《史记.白起列传》),即是“坑刑”的例子。

        戮刑,戮,杀。有绞、缢、剌等方式。“若其有罪,绞缢以戮。”(《左传.哀公二年》)“勒”与“上吊”是常用的“绞缢”之刑。如“公子十二人僇(音戮)死于咸阳市。”(《史记.李斯列传》)秦始皇有二十余子,“公子十二人”是其中之数。即是“戮刑”的例子。

        此外,还有凿颠、抽胁、镬烹等死刑。如“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汉书.刑法志》)秦朝刑律是秦国刑律的延续,要继续使用这三种惨酷的死刑,并不奇怪。凿颠,“颠”,头顶。凿颠,以金属锐器,在犯人头顶上用力猛加击凿,直至其死亡。抽胁,“胁”,这里指胁骨。抽胁,即以金属锐器或锯子,逐一断离犯人的胁骨,直至其死亡。镬烹,“镬”,鼎釜之类大锅;“烹”,煮。镬烹,即把犯人的活体,整个地投入到沸开了的油或水里受煮,直至其死亡。

        在斩首、腰斩、车裂、活埋、绞缢、凿颠、抽胁、镬烹等诸种死刑中,最“简单”的,当是“斩首”、“活埋”与“绞缢”之刑;最复杂而又极其残暴惨酷的,则要推“车裂”、“凿颠”、“抽胁”、“镬烹”等刑了。而“枭首”、“弃市”,虽说是“示众”,却是一种“辱尸”行为,属于附加性的侮辱刑。

    (待续)
    136744 次点击,62 个回复  1 2 3 4 5
    跳转论坛至:
    快速回复:[原创] 秦朝暴政发源于儒学(专文连载)
    本站声明:本站BBS互动社区的文章由网友自行帖上,文责自负,对于网友的贴文本站均未主动予以提供、组织或修改;本站对网友所发布未经确证的商业宣传信息、广告信息、要约、要约邀请、承诺以及其他文字表述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等不作任何担保和确认。因此本站对于网友发布的信息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网友间的任何交易行为与本站无涉。任何网络媒体或传统媒体如需刊用转帖转载,必须注明来源及其原创作者。特此声明!

    【管理员特别提醒】 发布信息时请注意首先阅读 ( 琼B2-20060022 ):
    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凯迪网络BBS互动区用户注册及管理条例。谢谢!
    •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