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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2/29 14:33:28    iPhone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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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只有虚伪的仁义道德,对科学技术抵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2/29 16: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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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家训与中国人品格之养成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特质,通常由家族中学养和威信较高者总结祖上成功经验和教训,汲取主流价值观念,为子弟制定生活起居、为人处世、入仕为官等行为准则、经验教训,以训诫子弟。优秀的家训对一个家庭、家族,乃至社会都有很好的教化作用,对中国人品格之养成有着重要意义。

忠孝仁义以立身报国
在中国古代,“忠孝”是每个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品格和修养。因此,古代家训宣教忠孝思想的情况非常普遍。孔子说:“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把孝悌置于崇高地位。唐代最著名的柳玭《家训》云:“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把孝悌作为家法的基础,这在古代家训中很有代表性。
中国古代孝是处理家庭伦理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忠是处理国家政治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太公家教》云:“事君尽忠,事父尽孝……立身行道,始于事亲。”孝悌作为世人立身行道的开始,尽忠是事君的基本要求。

勤俭持家与廉洁奉公
家训对中国人勤俭节约品格的养成,起了很大作用。唐代科场竞争激烈,勤奋程度决定功名成败,韩愈劝诫子弟:“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曾国藩曾劝诫子弟,“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
中国古代明君在训诫王储子弟时更注重“俭”。周文王告诫太子姬发“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吸取殷人酗酒乱德、荒政失国的教训。唐太宗训诫太子,“奢俭由人,安危在己”,力行节俭,要做个明君。

“俭以养德”是中国古代士人修身养德的关键所在。诸葛亮劝诫子孙:“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勤俭的反面是骄奢,司马光认为,“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奢则掩身,奢则破家”,劝诫儿子“以俭素为美”。
勤俭之家培养出来的子弟,自然廉洁奉公。唐代浙西观察使李景让幼时,家中墙壁塌了,不意获数十万钱,其母认为不应“无劳而获”,将其重新封藏,并以此劝勉诸子要“学问有成”。正是其母勤俭持家,不贪钱财,才将李景让培养成为廉洁奉公的一代名臣。古代多数清官廉吏与其小时候家风、家教和家训不无关系。

谦虚礼让而积善修德
谦虚礼让是中国人修身处世的优良美德和品格,也是家训宣教的重要内容。唐代朱仁轨《诲子弟言》云:“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这是中国人谦让的经典阐释。《太公家教》云:“立身之本,义让为先……慎是护身之符,谦是百行之本。”旨在说明为人处世的根本在于相互义让、谦让,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让是处理家务和家人关系的最好方法。清代吴汝纶在《谕儿书》中讲“忍让为居家美德”,要求子弟反省自己,提高修养,避免“以小恶弃人大美”,影响家庭和睦。
权宦之家更要约束子弟,学会谦让,防止骄傲。曾国藩以家族“门第过盛”,常告诫子孙出门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要戒除“傲惰”,“常存敬畏”,不要侮人,“恃才傲人”。
中国人相信《周易》所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并把积善修德作为家训的重要内容。朱柏庐认为“富贵者,积德之报”,劝诫子弟“积德亦随在可为,不必有待”。《义庄规矩》《郑氏规范》等家训中就劝诫子弟积善积德,对贫弱、疾病、孤寡等弱势者进行救恤、帮扶。因此,家训是培养和养成中国人尊老爱幼、扶贫济弱和积善修德等优秀品格的关键一环。

诗礼立身及诗书传家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选贤用能的优良文化传统,孔子诫子鲤曰,“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把学习诗、礼,上升到个人为人处世和接人待物的高度。以诗、礼立身,后来成了中国家训的一个传统。
隋唐科举制兴起,“以文取士”成为选举主流,诗书传家逐渐成为后世家训的主要特点。颜之推深感社会动荡无常,认识到立身的根本在于学习,劝诫子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其《颜氏家训·勉学》云:“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他告诫子弟人生贵在“读书学问”,“开心明目,利于行耳”。韩愈训诫儿子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唐代以降,“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诗书求取功名,以诗书传家的观念,成为士人最高追求,对中国人好学性格的养成有着积极作用。
总之,中国家训中宣传的忠孝仁心、勤俭持家、廉洁奉公、谦虚礼让、积善修德,以及诗书传家等优秀传统价值观念,培养了无数贤明卿相、威猛将帅和文化名流,对中国人优良品格的形成和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人优良品格的养成,是凭借古代无数家训的宣教,以及贤良百姓一点一滴的共同努力树立起来的。(作者:金滢坤,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2/29 17: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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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盘锦一女教师课堂被学生捅死
文章提交者:管理办法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朱老师家门前,摆满花圈,很多落款是学生敬献。
    2017年12月14日上午,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中学8年3班,女教师班主任朱丽霞老师,被学生捅死在教室讲桌旁边,致命几刀都扎在脖子处,据死者亲属称,该名学生行凶后跳楼自杀,但无生命危险。
    12月15日朱老师的家里,已经布置了灵堂,几十个花圈都摆在朱老师的家门口,很多落款是学生敬献。
    朱老师的家就在盘山县胡家镇内,距离学校只有1000米左右,是一处平房,和四周的楼房相比,朱老师的生活并不富裕。
    朱老师的亲属流泪说,朱老师就死在课堂讲台旁边,死在自己学生手上,一共扎了四刀。
    “老师和学生能有什么矛盾,就是说自己的学生吧” 朱老师的亲属说,行凶的学生15岁,是8年3班的学生,而班主任就是朱老师。
    据朱老师的一位亲属说,事发前一天,老师没收该同学的扑克。朱老师的丈夫患有心脏病,已经下岗多年,一个24岁的儿子还没有工作。
    朱老师的丈夫说,妻子多次被评上先进教师,案发前几天也没有听妻子说,和学生争吵或者有矛盾等说法。
    记者找到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中学放学的学生,每个学生都知道学校老师在课堂被杀的事情,学生们说,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但是,老师说了,不让对外说。
    据学生们介绍,行凶学生的家庭非常困难,母亲还长期有病。

文章提交者:周正猫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都是网上学渣煽动的与教师对立引起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2/30 11: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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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与艺术的审美错讹——评电视剧《芈月传》

  作为刻画芈月传奇一生的电视剧, 《芈月传》在力求还原其个人一生的同时,也企图对那段历史风云给予真实地还原。 《芈月传》的看似阳光、主流的励志意义,却不无遗憾地被湮没于权倾朝野、争宠夺权的宫闱阴谋之内,尤其是该剧出现了多处史实和艺术的错讹和沦陷,因而受到多家主流媒体和不少观众网友的批评和吐槽。
电视剧《芈月传》剧照电视剧《芈月传》剧照
  电视剧《芈月传》作为一部超长大剧,无论其质量如何、口碑怎样,其成为一道跨年度文化娱乐风景线是毋庸置疑的。 《芈月传》被主创定位为一个女人成长、奋斗、励志的史诗。身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太后的戏剧性呈现, 《芈月传》的宫斗戏理当不可缺席。但如果将《芈月传》与《甄嬛传》相比较,不难知道: 《甄嬛传》是典型的后宫女人之间的宫斗大戏,其承袭的乃是历朝历代的宫斗遗风,在满清皇朝曾经达致巅峰。剧中,甄嬛与一众皇后皇妃娘娘宠妃间的离间、凶杀、明争、暗斗乃是剧情最主要的线索。为争宠皇上,取悦皇权,嫔妃们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咋舌的宫斗大戏。虽然剧情也叙述了芈月的成长史,其中不乏人性的善恶美丑较量,但《芈月传》的看似阳光、主流的励志意义,却不无遗憾地被湮没于权倾朝野、争宠夺权的宫闱阴谋之内,尤其是该剧出现了多处史实和艺术的错讹和沦陷,因而受到多家主流媒体和不少观众网友的批评和吐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判断一部文艺作品的价值高下时,有个颠扑不破的观点,即“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 ”《芈月传》再现的,乃是秦朝那段历史,其中女性人物在影视剧中常被提起的只有虞姬、吕后等寥寥数人。但《芈月传》的主创者发掘出了芈月即秦宣太后,小至她的个人情感、儿女情长,大到家仇国恨、政经文化。作为刻画芈月传奇一生的电视剧, 《芈月传》在力求还原其个人一生的同时,也企图对那段历史风云给予真实地还原。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判断一部文艺作品的优劣好坏,如果只听主创的一面之词,很可能会被引入一个美妙理想的伊甸园里而陶陶然起来。但如果想知道梨子的滋味,最可靠的办法是亲自品尝,同时问问周围的食客们他们吃梨子的感受,就不难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现在,经由观剧者个体到网友群体的自我与他者的共同体验,得出的观剧感受结论如下:
  人物性格刻画失准。人物台词尤其别扭,剧中角色行为举止不仅未能体现历史真实风貌,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讲,例如:楚威王出征,威后就毫无顾忌地把芈月的母亲送出宫,这一颟顸之举不符合一国之后的性格和修养。本来,该剧在芈月的性格刻画上,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把握,比如:芈月生母死时;楚威王死后被遣去守陵时;与黄歇结为夫妻彻底无望时;初入秦宫涉及纷争时……然而该剧却让芈月丧失了这些良机。
  服装道具化妆过度。剧中我们看到,各种颜色艳俗的羽毛头饰和金色头饰,从小公主到妃嫔,甚至是占星师头上都有,网友称这就是“淘宝爆款” 。当身着各色衣服的女人们站在一起,再配合橙色、紫色、粉红色的唇彩,画面中赤橙黄绿青蓝紫可谓全部齐备。剧中女子的服饰过于五颜六色,当画面中女子较多时,简直就是打翻了调色板。其实,春秋战国时期服饰已经纳入礼制。根据《礼记·玉藻》 ,古人以正色为贵,正色是青、赤、黄、白、黑,而绿、红、碧、紫、骝黄等间色为卑。换言之,剧中看到的那些“大红大紫”色彩斑斓的衣裳并非贵族的选择,出现在王公贵族身上纯属错误。史料记载,战国至秦代的女性发髻,高髻并不普遍,即使有,也不是很高大。巍峨的发髻乃始于汉代末年,魏晋时期则趋向鼎盛,而且创新了更为高大的发髻,比如飞天髻、随云髻等。剧中姜宏波饰演的威后梳着高发髻,孙俪饰演的芈月当上秦宣太后以后也有不少高发髻造型。虽然这种发型出现在此比较符合人物性格身份,但将魏晋时期的高发髻移植到反映战国至秦代时期的电视剧中,显然不符合史实。
  情节逻辑错乱。 《芈月传》前三集就被观众批评“逻辑不通” 。如楚威王出征之后,威后就将其爱妃向氏以沾染恶疾为由私自扔出了宫并扔给无赖当老婆。而楚威王回宫后,听威后说向氏不治身亡竟然只是感慨“命不好” ,这个剧情令网友纷纷吐槽“大王你心好大” “剧情当真令人迷醉” 。到了第四集, 《芈月传》则被吐槽“画风直转为成人片” ,比如楚怀王身上有异味,但是郑袖屡次表示自己一闻到这种“王者的气息”就“难以把持” ,剧中对男女之事的数次露骨演绎,让网友大呼“真的让人无法直视! ” “有人管管吗? 《芈月传》简直儿童不宜! ”“这绝对不是一部适合全家人观看的荧屏大戏。 ”有评论者感觉《芈月传》 “就是玛丽苏+歪历史” 。 “剧里三个男人都爱芈月爱得发狂,实在是掉鸡皮疙瘩。芈月又是生了儿子当太后玩弄权术,最后回首一看浮生若梦的‘老梗’重现……”
  成语典故离奇穿越。比如,毛泽东语录“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这句众所周知的现代汉语却从小芈月的口中说出,瞬间成为网络热门段子。而该剧用典的穿越更在网友中掀起搜寻的狂欢。像“鱼目混珠”“来而不往非礼也”等成语,居然能出现在战国时期人物口中,不禁让人爆笑连连。有网友揶揄“编剧你的文学功底好穿越” ,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第四集,黄歇对守灵的芈月科普“六艺”“三礼”“六乐” ,可谓是苦口婆心。而到了“阳灵台文比”这段,楚国才子们口若悬河长篇大论,从风雅颂的主次关系,到“诗言志还是诗言情”的文学命题,都不惜篇幅絮絮叨叨,有网友直呼“听得人直打瞌睡” 。
  重要史实错误。尽管我们不必拿《芈月传》当历史剧看,但剧组宣传却打出“家国情怀”大旗,称“ 《芈月传》比《甄嬛传》格局要大得多” ,是“历史宫斗戏” ,但其中混乱的人物关系却让该剧的历史真实性乃至思想、艺术价值大打折扣。虽然芈月早年经历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但据专家推算,真实的芈月和黄歇有着不小的年龄差距,后者要小20岁左右。也就是说,芈月当上太后时,黄歇还不到10岁,他们怎么可能相恋,更遑论什么青梅竹马!相对于穿戴,食物则是历史剧中乌龙高发所在。比如,包子馒头乃是诸葛亮擒孟获之后才有的产物,做桂花糕用的大米当时还只有东南亚才会种植,并没有传入我国,而剧中的楚王宫却做起了桂花糕。按照历史记载,绿豆原产自印度,直到北宋时期才传入中国,而铁锅也是宋朝时期才被发明,而这些食物和器具却令人瞠目地出现在《芈月传》中,这与故事设定的公元前300年左右相差了近千年。
  对人性恶的展示缺乏节制。 《甄嬛传》中慎刑司曾令观众震惊,但《芈月传》开篇就下了一剂重口味猛料,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并施以车裂之刑。该剧不加节制地拍出了实施这一酷刑的残忍场面,五匹马分别拴住商鞅的四肢和头颅;随后楚国唐昧因预测“霸星出世”被挖去双眼;小芈月因为被算成“霸星”而被扔下山险些溺亡。对于商鞅车裂一事,有网友质疑称,商鞅应为死后才被车裂,并不是剧中所表现被五马分尸而死。
  文艺作品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艺术塑造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历来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交锋的焦点。一些作品为了吸引观众眼球,片面追求票房和收视率,有意无意地背弃历史的真实,刻意编织一些离奇古怪的历史故事,收获的自然是专家学者的批评和网友观众的吐槽。历史的镜鉴值得珍视。中华民族历来有着以史为鉴、以古观今的文化传统。不懂得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珍视自己民族历史镜鉴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在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艺术画廊里,有着一系列历经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秀历史题材作品及其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已经代代相传,深入民心,形成了一种审美定势,哺育了广大观众。这些成功的艺术形象,蕴含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秀文化基因,彰显着中华民族极富生命力的美学精神,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早已深入民心,赢得共识,成为一种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精神资源。笔者认为,包括《芈月传》在内的影视剧创作者们,应该很好地从中汲取正面经验,反思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力争为广大观众奉献出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作品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0 14: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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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当身体力行- ——本刊专访著名文化学者李杰

“近些年来,大家从网络上得到的心灵鸡汤太多了。后来,人们把它称为碎片文化。我认为,心灵鸡汤也就是些已碎成片的道理或知识点,根本不能上升到文化。”
心灵鸡汤的泛滥于社会是否有补益迄今仍被争论。有人辩解,心灵鸡汤的出现与普及是承担教化作用的。以敢言著称的李杰坚定地表示否定。他认为,如今漫天飞舞、无处不在的心灵鸡汤,因为获取得太过容易,人们往往是随意一看,足以消遣,不足以受用或成学。
向中国古人学习尊崇自然
时针指向晚上九点,道边路灯发出的暖黄色光晕蔓延了整条街。院里暗绿色的枫藤沿着壁墙蜿蜒而上,一阵夜风吹来,老叶子打着旋飘荡而下,在如水月光的衬映下,跳脱成中国古画所特有的意境。
李杰的文化研究工作室,是他在21世纪大隐隐于市的所在,也包含着找回传统文化昔日尊崇镜像的企图。工作室里创作中的装置艺术作品疏落有致,上了年纪的雕花老门楼、榫卯工艺的回纹杉木窗、泥人彩塑、古画石雕……一切物品都在调动着观者对遥远年代的种种想象。
出身易学世家,李杰自幼研习正统易数,来自家庭的原生契机,把他推进传统文化中,并给予他体验古今交融生活的机会。“我常常用传统文化的观念去解构现代生活。比如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加深,海外华人崇尚风水的习俗渐渐回归。于是这些年来,国内也慢慢地开始重新审视和探讨起这种文化。央视《百家讲坛》也邀请了名家开坛讲授《易经》。”
李杰认为,文化意识的开放是值得喝彩的好事情,但歪曲之处也让他满腔义愤。“现在有些所谓的‘大师’实际是江湖术士,用些歪门邪道的理念与方法蛊惑人心,目的在骗钱。结果导致文化精髓被糟蹋,糟粕反被镀金,人为地扭曲了传统文化,使风水变成迷信。事实上‘风’‘水’两个字非常伟大,一方面说明中国古人尊崇自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天人合一之道。”
无中生有,是道家的重要理念之一。老子在《道德经》中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魏晋玄学家王弼注疏:“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无是什么?有又是什么?李杰果断地给出自己的答案:“无”指看不到的精神,“有”是摸得到的形。“真正的风水,包括了环境心理学、生态设计学,景观规划等现代科学内涵。”他一语破的:风水源于《易经》文化,文化包含科学,但就目前人类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完全解释和替代文化。
“《礼记》的《五经解》提到《易经》时,曰:‘洁静精微,易之教也。’据说这是孔子整理《易经》后所做的结论,说明《易经》是学问。”
“过去很多企业都在主入口围墙上用油漆写上大大的‘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标语,这就是风水,起到了‘符’的作用。人们上下班路过大门口,一看这句话就能有个积极的心理暗示。”讲解这些东西,李杰觉得并不是就文化而单纯论文化,他始终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空中楼阁,是生发于现实,并对实际生活有着很明确的指导意义的一种文明。“易学有句话叫:一念即起,震动十方。人若执着于梦想,就能调动自身生命机能、各方面的能量与资源,滑向智慧,成就梦想。所以,应尊重风水科学,反对江湖迷信。”
“《道德经》一共就五千多个字,却能流传数千年,可以说字字珠玑。‘无’,是道、是规律、是方向、是信念、也是梦想,它能生出有来。追溯成功的源头,定是这些‘无’的事物。而努力与坚持,若没有梦想做支撑,是极易夭折的。”
以心有所系抱朴守拙为信念
“若论有形,我们只有一个肉身,在地球待上三万多天就会寂灭。”李杰笑谈,人身化为泥土,生命回归虚无,但精神永生。
若生命无形,永生意义在哪里?“像孔子、老子、李白、杜甫……我们念着的这些人,都还‘活’着,只要我们民族对他们存在精神需求,那么他们就始终‘活着’。怀念,某种意义上将精神的不灭物化。”
人生归去来兮,李杰慨叹,人真的没有必要急功近利到玩命的状态。平静,是他认定的物华天宝。他说,把人生的音符敲的极不平静是愚蠢的行为。“不是任何人都可成就宏图伟业,只要每天都能做点有意义的事,不用多,哪怕一两件,坚持下去,人生自然就有了意义。”
半年前,李杰在山西发现了一个即将拆除的凉亭,一见倾心。又因其造型符合创作中的装置艺术“穿越”的素材要求,而倍加欣喜。几经商谈,不计代价,对方才答应出售。雀跃之下,他赶紧联络运输事宜。没想到,亭子刚刚装车就因手续问题而功亏一篑。
历经倾心、欣喜、雀跃、失望、消沉,李杰豁然地说,这就是没缘分。现在,装置艺术“穿越”中所用的老门楼是凉亭的“备胎”,原本不太在意,结果卖家追着请他买,随意中得来后,安放到作品中一端详,他忽然发现,真不错!“有个词叫心有所系,我觉得是个挺神奇的词。就像我现在创作的装置艺术,素材从凉亭换门楼,虽然是面目全非的改变,但最终呈现在面前的却是我追求的最佳效果。一个梦想就这样‘神使鬼差’的实现了。”
心有所系,抱朴守拙是李杰的生活准则,也是他所要传递的人生态度。他呼唤年轻人要抒怀生活理想,人与梦想同在。“一定不要忽略愿景的作用,当下的思想正在创造你的未来。你心有所系的人、事、物,于你的生命中必有美好回响。”
“我这些年的变化很大,过去是愿意忙碌不想停,现在是尊重生命,更想清净下来,用心来感受生命的意义,因为它太脆弱了。”李杰说,人类用了数十万年的时间,成为了地球的主人。“我们是地球的开创者,还是终结者?”这个问题被他反复提及。“有很多物种在不断的消失,诸多动物与植物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就变成了珍稀物种甚至已经绝迹。世界由众生构成,但事实是,众生在不断消减,唯独人类变得强大而孤独。”
无与有、穿越与探索,是李杰近年的主要研究课题。他谐谑自己为“穿越的巫师”,并赞同源自基督教的一个观点:我们经过这个星球,短暂停留,只为彼此相见……“我们与世界上的所有生命息息相关,人们的一言一行,于整个世界有蝴蝶效应。尊重众生,亦是保护自己。不要忘记,我们只为彼此相见,才会短暂停留在这个星球。”
传统文化需人人都去践行
作为独立学者,李杰在传播传统文化这条路上走的越深入,被贴的标签就越多,但他并不愿如此,每次都谦虚地讲,搁在古代,自己至多算个知识分子。每次讲学,他都会提及这个话题。“我希望大家能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不用妄论此生做什么,至少是目前干什么,一句话就能说清楚。有的人递给我的名片上,名头都写满了,干什么呢?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
李杰每天清晨洗漱后的第一件事是禅坐,通过冥想感受天人合一,体会生命的律动。三十年来从未间断。他把这个习惯视为“享受孤独”。在一个人的世界中,他觉悟大道至简,践行极简生活,只为不“愧对孤独”。
“执一不失,能君万物。”源自《管子》,李杰遗憾于当下世人成事多是看重目的轻视过程,不能执一不失。“这些年来,传播文化的同时,我也在思考文化。现在有太多的人来关注传统文化是个好事情,但关注只说明这个人喜欢文化,愿意来了解。可是,是不是真的把文化吸收了,搞懂了,又是另外一回事,也是最重要的。”
“信息时代的到来,让文化的获取变得轻而易举。东一段西一句,没有一个著作是被完整传达出去的。更令人愤慨的是,网络的开放性,彻底砍去古文的注疏门槛,人们在网上看到的古文的释义注解到底对不对?这对普及传统文化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李杰在焦虑中,疾呼四处泛滥的、没有质量把控的心灵鸡汤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玷污和轻慢。
“古人学知识的成本远非今天所能想象,就在百年前,‘高中生’都属于稀有物。所以,古人对知识心存敬畏,极为珍惜。比照当下,网络时代使得信息极端扁平化,缺乏纵向挖掘与积累。信息爆炸让人们对知识的接受严重‘超载’。”这个现实给李杰带来极大的触动,至此,他由力主传播文化转为倡导践行。“践行就是尊崇传统文化,讲求君子之道,努力去做,而不仅仅是知道传统文化都说了什么。”他坦承,践行比传播的路,荆棘更多,走起来更辛苦。“现代人对知识有获取心,丧失了敬畏心,也没有获取的仪式感了。”
这些年,不断有人慕名找到李杰,请他去讲学,设计生存空间。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愿意跟从他走文化践行之路。“我们在生活与工作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能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如此,为何不热爱它呢?”
倡导修身 创和谐空间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活的。”
李杰认为,必须要承认传统文化的先进性大大超越当代。“生发孕育于数百至数千年前的传统文化,于今天的我们,仍是启明星。世间大道和规律,老祖宗早就总结完了。”
“《论语》只有一万多个字,《道德经》才五千多个字,我建议每位中国人都应熟读背诵下来。”李杰认为,每个人都有入道的方式,用干好本职工作入道,用讲诚信做好生意入道,用经营好家庭入道,还可以画画入道,书法入道,读经入道,不一而足。关键的是,人要有修身的意识。“西方讲‘存在即合理’,这个世界确实是这样的。但合理就一定是有益的吗?我认为,尊重自然,尊重生命,懂得修身,才能对我们自身有补益。”
在“文化践行”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天津大学EMBA导师、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易学世家传人的李杰与各地学者、经济家、史学家、文学家等交流沟通,力求探索出既能继承本真古风,又能与时俱进融入现代人文软实力的文化传播途径。他说,在这个躁动的时代,他将文化担当视为终身己任。
和谐的前提是尊重人伦之道
“道”,是伴随传统文化火热的一个已被泛滥使用的字。李杰在各种场合经常会问:人活在这个世间真正要遵循的道是什么?他认为,人的一生也是分出很多时代的,但不论经历着哪个时代,人伦之道都不可偏,更不可失。”

“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李杰为“如何创建和谐生存空间”问题给出的答案药引。他说,世界存在着道理,比如真、善、美,只要你做对了,就符合了这个道。“凡是符合这个道的东西都能从中国古代文献经典里找到语言和词句,根据或端倪。所以,想要有和谐的生存空间,就一定要先具备正确的生存思想。”
《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仁义之心”统称为“良心”,并着重指出,“放其良心者……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从孟子的理论中,人性天生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心,我想这就是李杰先生所言的“人伦之道”吧。若我们都能有颗遵守道德标准的良心,何愁没有和谐的生存空间呢?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0 15: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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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想尔注》莫作恶
                                                                     《易经》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老子想尔注》
“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罚恶”;“人为仁义,自当至诚,天自赏之。不至诚者,天自罚之”。

                                    《太上感应篇》
“祸福无门, 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夫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陈抟《心相篇》
“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贻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若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为子孙久长之计。”

                                        《心命歌》
“心好命又好,发达荣华早;心好命不好,一世也温饱;命好心不好,前程恐难保;心命都不好,穷苦直到老。”

                                      吕祖《劝世诗》
“一毫之善,与人方便。一毫之恶,劝君莫作。衣食随缘,自然安乐。算什么命?问什么卜?欺人是祸,饶人是福。天眼昭昭,报应甚速。谛听吾言,神钦鬼伏”。

                                  许逊真君《警世格言》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 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古训"云
“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 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消,日有所损。”
“势可为恶而不为,即是善; 力可行善而不行,即是恶。”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财,布施无益;淫恶肆欲,阴骘无益”。
以祖宗之心为心,天下无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为心,天下无不爱之民、物。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4 10:44:22   
397
马纯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责任伦理的三重维度

责任意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紧密相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观园中,诸子百家熠熠生辉,儒道释和谐共生,古往今来的先哲们在不断解释、追问、探寻责任的主体、责任的体现、责任的传承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责任伦理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要“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多次强调要“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天下大同”的理想抱负,“止于至善”的品行追求,“修齐治平”的人格实践,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体现了责任情怀、责任意识与责任担当。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是时代赋予每个人的职责使命。

  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抱负,体现为在国家层面上的责任情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往今来,进步思想家总是将建立“大同社会”作为最高的理想孜孜追求。从先秦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模型,儒家“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抱负,到近代康有为“无邦国,先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追求,无数贤人志士以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彰显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探求救国救民和国富民强的各种方案,将个人、家庭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谱写出绵延不绝、源远流长的5000年中华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这种家国共同体和贯穿其中的“天下大同”的理想抱负,正是主体在国家层面上责任伦理的生动实践。
  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层面上的责任情怀,就是要求主体具备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家国情怀的担当精神。“家事国事天下事”,家国情怀应当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怀。当前,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发展和前进中出现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必须面对,诸多的困难和问题必须解决。这就更需要每一个人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彰显出自己的情怀,树立起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国家责任伦理资源,心怀家国天下的责任情怀,将个体的追求融入国家的追求之中,将个人的梦想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

  优秀传统文化中“止于至善”的品行追求,体现为在社会层面上的责任意识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生活在社会网络和关系当中。人的社会性,规定了个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角色的承担性以及相关社会义务的履行性。作为责任主体的人,怎样有道德、负责任地为人处世,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人,是责任主体对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应承担责任与义务的理性选择和自觉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主体社会责任的思想博大精深、意蕴深远,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从人际伦理、职业伦理、交往伦理方面对主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了大量阐述,凸显出社会性规定对主体在社会层面上的责任伦理要求。
  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上的责任意识,就是要求主体具备一种对社会负责、对社会担当的责任意识。越是处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主体的社会责任越发凸显其现代价值。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责任伦理资源,着力培育社会责任意识,能够有效引导个体树立内心的社会责任担当信念,培育作为社会人应当具有的责任伦理,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人格实践,体现为在个人层面上的责任担当
  “克明俊德”“为政以德”。个体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生命个体在对道德和人格的追求中的价值实现。这种实现既体现为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情怀与责任精神,更内在体现为对生命个体的责任意识与责任担当。因此,修身立德、向上向善一直以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体责任伦理的要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就把对道德的追求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强调的就是修身立德,对自我品行的修身,对自我责任的修身,对真善美追求的修身,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体圣贤人格的追求,成为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生命价值责任与担当。
  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个人层面上的责任担当,就是要求主体在人格养成、心性修为上追求和养成一种“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人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对自我培育起一种从“小我”到“真我”的责任伦理,具备一种对自己负责的责任担当。市场经济交易原则侵袭下的主体,面临着道德滑坡和信念缺失的现代性问题,如何恪守心中的道德律令,如何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如何回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三个命题追问,进而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生活世界中实现人格的完善、道德的提升、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意义世界,是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所在,这也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责任伦理在个体层面的根本要求。《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25日 1)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4 17: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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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保全身体是孝的内在要求

  孔子认为孝之以礼是对子女孝敬外在形制上的期待,作为子女的更需要注意保全自己健康的身体,这是孝内在本质的要求。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孟武伯问怎样做是孝,孔子说:“做父母的最担忧子女生病。”
  读《论语》要从生命本真处读,要还原到切身感受中去。只要一旦为人父母,就会发现,你对自己孩子的身体健康是最关切的。所以为人子女,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只当成自己的。你的健康问题,是父母最忧心的,你无权轻易处置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使自己体谅父母为自己健康担心那种心情去保全自己,同时,对父母能回报当自己生病了父母所显现的那种关心,才是真正的孝敬。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对孩子建立一种整体思维的期待。即人在社会关系中,你的关系角色要有自觉性。孔子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如果一个人出于一时愤恨,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和亲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这难道不是一种迷惑吗?现代的孩子经过社会的复杂性相对较少,有的轻易地残害自己的生命,使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与关系思维的角色认知缺乏有关系。
  对《论语》中这句话还有另一种通行的解释也为历代大家所肯定。即让做父母的只是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就行了,不必为其他事情担心。强调的是做子女的要自立。钱穆先生说:“子女以谨慎持身,使父母唯以其疾病为忧,言他物可忧。人之疾,有非己所能自主使必无。”说的是为人子女只须父母忧心自己的健康问题就行了,因为人生病有时候不能自己控制。其他如事业发展,品格砥砺都需要自己完成,不要让父母操心。自我成长也是对父母的另一种孝敬。
  这种孝法还有一种反向警策作用。当下社会,望子成龙而拔苗助长者不止万千。学者曾经去精神病院调研过,发现父母在孩子精神出现状况后唯一的期待就是孩子做一个最普通的孩子。而此前很多家长对孩子多方面苛责,一旦患病追悔莫及。所以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余下的让他自己去发展,过于人为的期待都可能导致其他的结果。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5 18: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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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的占断辞有着无尽的能量

《周易》中的卦爻辞,有事理的阐述,有环境的描述,有故事的叙述,中间或最后总要系上一些占断辞,作为一种提示或警示,如“吉、凶、悔、吝”等,来警示人们如何趋吉避凶。孔子讲:“五十学易无大过矣。”靠什么无大过呢?就靠卦爻辞里的占断辞的提示。占断辞是《周易》智慧的集中体现,理解卦爻辞中的占断辞,是把握《周易》智慧的重要路径。
常用占断术语
    利
    方大“元亨”、“元吉”、“无不利”
    中“利建侯”、“利涉大川”、“贞吉”、“吉”、“亨”、“往吉”
    小“利见大人”、“利有攸往”、“利某事”、“利居贞”、“有孚”、“有喜”、“终吉”
    中平“初吉”、“中吉”、“无悔”、“悔亡”、“无咎”、“小利有攸往”、“无眚”、“勿恤”、“无攸利”、“无禽”、“中行”、“勿忧”
    不利
    方小“不利有攸往”、“不利涉大川”、“小吝”、“吝”、“遴”、“悔”、“有言”、“无誉”、“往塞”、“艰”
    中“厉”、“贞厉”、“贞吝”、“贞悔”、“勿用”、“有悔”、“有厉”、“征凶”、“有它咎”、“往咎”
    大“凶”、“贞凶”、“眚”、“有眚”、“终凶”、“灾”、“死如”
    现择其不利方面的占断辞,按照不利的程度依序逐一阐述。
(一)悔
    在《周易》的占断辞中,“悔”共出现33次,为悔而改之的意思。南宋哲学家朱熹说过:“悔自凶而趋吉”。人有了错,最怕不知悔,不悔的前边就是凶灾;人有了过错,及时悔改,前边就是吉。如家人卦初九爻辞是:“闲有家,悔亡。”“闲”就是防止,治理家事,防止不轨,可免于悔恨。虽然“悔”在《周易》中出现了33次,但是“悔”的结果,都是无咎、无大咎、吉、元吉。可见,和悔改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好的,所以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还说:“过而改之,是不过也。”
    (二)吝
    在《周易》的占断辞中,“吝”共出现20次,为艰难、遗憾之意。如,同人卦六二爻辞是:“同人于宗,吝。”意思是六二只与九五这样的亲枝近派相处,就会有艰难、有遗憾。透过这个“吝”字,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待人处事不可偏狭,不能任人唯亲,要敞开胸怀,宽以待人,广结人脉。
    (三)厉
    在《周易》的占断辞中,“厉”共出现27次,为危险的意思。《周易》讲到“厉”,总是换一个角度,就是避免“厉”去做事情,这样的结果便会“无咎”。如,睽卦九四爻辞是:“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意思是孤身一人在外,遇见一位阳刚大丈夫,彼此以诚相待,这样即使有危险,但最终也“无咎”。可见,即便是处于乖背睽违之时,只要与人同德相亲、至诚相和,像“厉”这样的危险,依然可以避免。
    (四)咎
    在《周易》的占断辞中,“咎”共出现98次,为灾害之意,比悔重,比凶轻,是介于悔和凶的性质之间的一种灾害。《周易》中尽管出现98次“咎”字,但几乎所有都是“无咎”,没有灾害。为什么没有咎害呢?就是因为人们因咎而悔,善补其过,以至于无咎。所以,《系辞》上讲:“无咎者,善补过也。”如,大有卦初九爻辞是:“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意思是不互相侵害,就没有咎害,即使面临艰难的处境,也不会有灾殃。这就提示人们免于咎害之道是: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五)凶
    在《周易》的占断辞中,“凶”共出现56次,其意为凶险。《系辞》上讲:“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但是,《周易》中的“凶”是个条件关系,有所偏离才会导致凶险。如节卦上六爻辞是:“苦节,贞凶。”意思是过分的节制就会导致凶险。这就警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掌握一个“度”,“过”则为“凶”。《周易》就是通过占断辞的提示,帮助人们认知“凶”,寻求防范和规避凶险的途径。
    总之,《周易》的占断辞沁透着古人对生活的体验,揭示出了宇宙的基本之理和生命运动的规律。正是透过对《周易》这些占断辞的研究,我们才会感悟出《周易》大有深意的智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3 8:48:08   
400
朱熹理学曾被污为“伪学”,“浦城伯”真德秀如何为其翻案?

早在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福建第一位登上相位的章得象,官居相位8年,培养侄儿章望之成才,并开始研究理学,成为宋代浦城理学家第一人。
号称“滨海四先生”之一,“倡道闽中”的侯官人陈襄曾担任主薄,主理浦城县事时,首先在城关龙头山创建学宫招收当地学子亲自授课,学校颇获盛名,吸引远方几百学子来浦城求学,从此开始研究理学的人日益增多,浦城龙头山学宫成了“理学之窟”。
程颢、程颐兄弟创建洛学,我县练绘赴洛阳拜程颐为师后,于宋大观三年(1109)中进士,沉浮州县而不慕荣华,专心研究学问,与杨时常有书信往来并切磋理学,结为学友。杨时师从二程,载道南归后,浦城人黄瑷、萧顗慕名前去求学,与陈渊、罗从彦等为同门学友,成为闽北理学的默贤契友。
如果说朱熹的启蒙老师是朱松,倒不如说是他父亲的先生萧顗。朱松多次到浦城向萧顗求学,宋绍兴六年(1136),朱松赴京任职,正值朝廷多事之秋,朱松将七岁的儿子朱熹母子俩寓居浦城仙阳萧顗家,次年请塾师授教,萧顗则对朱熹进行儒家六经教育,儒家忠孝节义的圣训贤传从小就在朱熹的心里扎下深根,他发愿要成为一名为国效忠,为民造福的贤人。
绍兴二十七年(1157),朱熹回到故乡紫阳堂开讲儒学,接受了100多位来自闽北、闽东、福州、莆田的学子求学,浦城人詹体仁、杨与立、杨骧、杨若海、张彦清、叶文炳、章康等人前往求学,为朱熹直接的门生,这批人学成后对理学的传承和朝廷和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绍熙五年(1194),朱熹学术被权臣诬为“伪学”被禁止,在朝仅46天的帝王之师被逐出御前经筵,庆元元年(1195)理学被斥为“伪邪之学”,朱熹被列为“伪学之首”,40多名正直贤臣被诬为“伪学之党”,禁止任官,遭贬斥、流放和拘捕,二程、朱熹之学被全面禁止,朱熹应门人之邀在闽北继续传播儒道理学,至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含冤长逝。
对理学的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还有浦城仙阳人真德秀。对于当时朝廷的高压,许多学者害怕了、有的甚至变节了,身为青年学子的真德秀却在默默地捍卫朱子学说。由于父亲真嵩的去世,便由母亲吴氏力贫教养,同郡叶圭将他收至家中与诸子共学,并将女儿嫁给他。
真德秀拜朱熹的学生詹体仁为师,在理学的熏陶下,他因才华出众和为官清廉正直,爱国勤政、爱民如子,在仕途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他后来身居高位,“官游所至、惠政深洽”,深得朝廷信任,但他忘不了继承发扬儒道理学,他认为程朱理学是济世救国的人间王道,必须坚决捍卫。
宋开禧三年(1207)真德秀升为博士,他上书宁宗皇帝:自权臣专政、以“伪学压忠臣,今宣褒崇名节,示为尚。”后来又以经筵侍读身份,讲明理学治国之道,说动君王,使“党禁”逐渐得以松弛,理学的地位得到提高。朱熹得以彻底平反。
宝庆三年(1227)年,朱熹被尊为太师,追封信国公。真德秀继承朱熹学术,他所著的《大学衍义》一书也被历代君王视为圭璧,真德秀为朱熹翻案的不屈不挠精神,受历代朝廷尊崇,宋嘉熙三年(1239)配祀朱熹,明正统二年(1437)从祀孔庙。
正因为真德秀这样的朱子理学门生,浦城才有“文化发祥之地,夫子过化之乡”,“英才叠秀,理学传芳”之美誉。清乾隆二十八年,朝廷在县城东仙楼山麓建理学十三子祠,祭祀宋代浦城的十三个理学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4 11:54:22   
401
读王通的《止学》
王通(公元580-617年),字仲淹,号文中子,隋朝河东郡龙门(今山西万荣县)人。隋朝思想家和教育实践家。也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谢世后,被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止”的思想古已有之,《道德经》、《庄子》、《论语》、《大学》都有涉猎。但作为专门研究“止”的学问,王通是历史上第一个集大成者。他将传统文化中关于“止”的精髓集于寥寥千余言内,是一本难得的奇书和不得不看的好书。
《止学》从智、用势、利、辩、誉、情、蹇、释怨、心、修身十个方面分析了“知止”与“不止”的利弊、得失、成败。给出了以止求进、以止求成、以止求胜的破解之道、制胜之道。
《止学》告诫人们“大智知止,小智惟谋,智有穷而道无尽哉。”大智慧的人知道适可而止,小聪明的人只是不停地谋划,智计有穷尽的时候而天道却没有尽头。知止方能谋划长远,“智极则愚也。圣人不患智寡,患德之有失焉。”(《止学》)过于聪明就是愚蠢了。圣人不担心自己的智谋少,而担心自己的品德有缺失。唯有注重修身立德,行端品正,才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让众人服之、众心归之。如果一个人只强调智谋,忽视品德修养,他势必会失去仁爱之心,于德有亏,失德必败。
《止学》告诫人们“势伏凶也,智者不矜。”势力埋伏着凶险,有智慧的人不会夸耀它。“势无常也,仁者勿恃。”“势固灭之,人固死之,无骄者惠嗣焉。”(《止学》)仁德的人纵是登上高位,在用势的进退和取舍上也不会头脑发晕,得意忘形,而是懂得“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低调做人,才能高调行事,贵而不显,华而不炫,才是至高境界。                                
《止学》告诫人们“惑人者无逾利也”。迷惑人的东西没有超过利益的了。“利无尽处,命有尽时。”“利大伤身,利小惠人,择之宜慎也。”(《止学》)追求利益要遵守戒规“天贵于时,人贵于明,动之有戒也。”(《止学》)天道贵在有其规律,人贵在明智有节,行动要遵守戒规。每个人无一例外生活在利益世界,割绝利益几乎等于告别世界。然而实现自身利益,却不可毫无顾忌,更不能为利而不择手段,甚至坑蒙拐骗、明抢暗偷、杀人放火。获取利益并非零和博弈,“利己”不“损人”,甚至“利己”先“利人”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是追求利益的最佳选项。
《止学》告诫人们“情滥无行,欲多失矩。”情感过度就没有品行,欲望太多就会失去法则。“私念不生,仇怨无结焉。”(《止学》)利令智昏,情令智迷,如果贪得无厌,争名逐利,为名、利、情奋不顾身,则必然走向绝路,成为人民的敌人。去甚、去奢、去泰,不受制于形体感官的七情六欲,不为“外物”(名、利、情)所累,在“恬淡为上”的生命情调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得有所舍,有所进有所止,才能享受“知足之足、常足矣”的快乐。
《止学》告诫人们“人困乃正,命顺乃奇。以正化奇,止为枢也。”人处在困厄当中是正常的,命运顺利是出人意料的,把逆境转化为顺境,有所不为是关键。“以蹇为乐,蹇不为蹇矣。”“蹇非敌也,敌乃乱焉。”(《止学》)困境不是敌人,如果把困境视为乐事,不放纵胡为,那么困境就成为磨练意志的刀石。一个人,得意不忘形固然可贵,失意不忘形更难,逆境恰是展现英雄本色的试金石。人生如果一帆风顺就不正常了,在困境中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苦磨练,这种磨练是意志品质的修炼,是一种终成其高,必成其大的智者之道。
《止学》告诫人们“欲无止也,其心堪制。惑无尽也,其行乃解。”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思想可以制伏他。疑惑是没有尽头的,践行就能解除它。“无嗜之病,其身靡失。”(《止学》)没有特殊爱好的毛病,自身就不会迷失。“小处容庇,大节堪毁。”(《止学》)小的地方存有缺点,大的节操就可以被葬送掉。“苦乐无形,成于心焉。”(《止学》)苦与乐没有一定的形态,它的形成取决于人们的思想,烦恼实际上起于妄心。少私寡欲,人只有丢弃了那些身外之物,才会获得心灵的空间。丢弃世俗杂念,你会心地明朗;丢弃功名利禄,你会轻松自如;丢弃怨恨屈辱,你会坚强坦荡。
《止学》在物欲横流、人为物役的现实世界之外,为世俗社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们开出了一个求解之道、破解之法。所谓“止”就是志有定向,妄念不萌,外念不摇,不急于求成,不躁而偾事,在纷杂、妖娆的尘世中,求得一颗安定从容之心。不恃聪明,不称智慧,不弄技巧,不为物役、以道修身,明大道、守根本,不求虚名,不图财货,无欲则刚,则可秉公处事,不为物欲的诱惑而生损人之意,不为虚名之光晕而损己之德。以此立身,以此处世,以此为人,方可保事业有成,人生幸福。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8 16:04:55   
402
从《孔子家语》的真伪浅谈人的观念变化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在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孔子家语》录于《六艺略》的“《论语》类”,这反映了汉代人对这部古籍的重视。
不过,当《孔子家语》经历短暂失传、继而由王肃重新发现后,古人逐渐对它的真伪起疑。宋王柏《家语考》、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范家相《家语证伪》、孙志祖《家语疏证》均认为是伪书。《四库全书总目》曾精辟论述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 晚近以来,学界疑古之风盛行,《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更是肯定说《孔子家语》是伪书。顾颉刚撰写《孔子研究讲义》一书明确指出《孔子家语》为王肃伪作,“无任何取信之价值”。
那么《孔子家语》到底是不是伪书呢?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是有来历的,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更不能直接说成是王肃所撰著。
那么,后世为什么认定《孔子家语》是王肃伪造的呢?王肃是继郑玄之后出现的经学大师。在王肃之前,郑玄曾经遍注今、古文经,他的经说备受当时的士子普遍信从。可是王肃对郑玄的经注很不满,而他自己为儒家经典所作的注释,有许多都故意与郑说立异。郑玄、王肃二人对经典的解释,究竟哪种方符合孔子的真意,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不过,在两种学说相争的背景下,王肃偏偏“巧合地”从他的学生、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那里得到《孔子家语》这部记载孔子师生言行的古籍,而书中的内容又“巧合地”跟王肃的经说若合符节,这使得《孔子家语》的重新发现,以及这部古书内容的真确性,都存在不少启人疑窦的地方。后世便因而认定王肃伪造这些典籍,以达到让自己的经说胜过郑玄的目的。
从《孔子家语》真伪争论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现代人的观念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拿这些观念来衡量古代的君子,自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认为古人也是一样的,如认为王肃为了胜过郑玄就伪造典籍。古代的君子是遵守道德规范的,特别是古代的正史都是很真实的,而篡改历史成习惯的现代人却常常怀疑古代历史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严重受了*文化的影响,被灌输古代的官场也很肮脏,古代的贪污腐化也很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例如唐太宗是古代的明君,而被说为了争夺皇位杀害亲兄弟,而实际上古代的史书上对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持理解、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旧唐书?太宗本纪》史臣曰:“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旧唐书?太宗本纪?赞》曰:“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史臣曰:“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 《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赞》曰:“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
但是,20世纪后,有学者开始怀疑正史,为李建成平反。这就是现代人的变异观念,恶人可以无恶不作,厚颜无耻,而君子的除恶行为往往被扣帽子,这就是《**》上所说,恶人站在道德的最低点,而用其流氓逻辑来抹黑别人。我们看一看正史中的评价,再看一看流氓逻辑是多么的可笑。
其次,历史文物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如果没有1973年和1977年的文物出土,可能今天的《孔子家语》还被认为是伪书,其实历史文物对于人的道德和观念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多少有价值的历史文物被毁掉。
最后,我们对于变异文化其它方面的影响也要警惕,如戏曲《包公铡侄》根本就是杜撰的,正史上根本不是这回事,即使作为一个杜撰的故事,这也是不好的。难道一个正直清廉的官员不应该得到福报吗?不是善恶有报吗?而宣传一个人好,也不能这么走极端啊!就像耶稣难道非得被钉在十字架上才伟大吗?孔子对于子路救了一个农夫而得到一头牛而大加赞赏,因为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乐于做好事,而对于子贡赎回一个鲁国人而不要国家的赎金却给予批评,因为阻碍了以后鲁国人的得救。就是说我们要长远看问题,不能看一时的得失,也不能走极端。孔子的看法显然是长远的,而子贡只看一时的得失而盼望得到老师的夸奖。这些事例都值得我们借鉴。又如《牛郎织女》本来是一个关于孝的故事,后来竟然演变为爱情故事,《红楼梦》本来是受道学家的排斥的,现在却成了有品味的标志了,曹雪芹由于《红楼梦》中的意淫而得到绝嗣的报应却只字不提。这样的变异思想是很值得警惕的!
以上的论述和观点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仅供交流。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9 19: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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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慧:以儒家元典思想涵养核心价值观

 儒家元典蕴含着丰富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中和、大同等思想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源。
习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辉煌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撰《春秋》,全面承继了自伏羲以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化。这些儒家元典,蕴含着丰富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中和、大同等思想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源。

  孝悌为本、仁爱友善是爱国情感之源
  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家庭伦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道德理想和家国情怀具有深远影响。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制,确立了通过血缘纽带实行国家政治统治的宗法制度。基于这种特殊的“家国同构”模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着力用“礼”和“仁”来规范协调“五伦”关系。“入则孝、出则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礼仪规范,为中国人构建了一个以家庭为中心向朋友、社会、国家、天下衍射的人伦同心圆,每个人从家庭孝悌伦常做起,通过孝敬父母、敬爱兄弟、关爱妻子,培育仁爱之心,陶冶宽广胸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原则,将仁爱之心、宽恕之行扩展到邻居、朋友,乃至国家和天下。沿着这一道德提升路径,儒家将修身、齐家拓展到了治国、平天下,将仁爱、友善从家庭延伸至他人、社会和国家。儒家的仁礼学说体系和家国伦理架构,不仅使其学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将家国一体的意识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不仅赋予了中华民族“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而且培育了炎黄子孙牢固的爱国情结。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树家风、扬孝道、倡仁爱、行友善等举措,培育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礼让诚信、人文化成是道德教育之本
  礼乐教化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模式,其核心是让人们学会礼让诚信,以实现人文化成的治世目标。《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是诸子中最强调人间秩序、最重视人文化成的学派,他们以仁政王道治天下,用礼教、乐教德化民众,使得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富有人文精神的民族文化。在儒家元典中,“信”与“礼”都是“五常”之道的重要内容,诚信不仅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而且是人生应当具备的美德。孔子用“文、行、忠、信”教育学生,告诫弟子要“言必信、行必果”,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昌”的道德信条。孟子的人性“四端”说中虽未谈到“信”,但“信”德在孟子的学说体系中并未阙如,因为“信”就是“诚”,孟子在其“思诚”命题中,将诚信视为自然的规律,将追求诚信视为做人的规律。他还将“朋友有信”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提到了“五伦”的高度。诚信在荀子的思想中也具有重要位置,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做到了“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就可以畅行天下,即使贫困潦倒不堪,也能赢得人格尊严。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着道德失范、礼仪缺位、诚信缺失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礼让、诚信等因子的挖掘和继承,构筑国人的精神家园,塑造民族的文明形象;通过各种礼仪规范的完善与礼仪活动的开展,让礼仪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让诚信成为世人的生存需要。

  追求公平、崇尚正义是社会有序之基
  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中华民族是崇尚公平与道义的民族。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抒发的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激励了无数追求道义的志士仁人。公平、正义是道义的重要内容,《论语》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蕴含着古代公正意识的“均平”思想。朱熹将此语中的“均”解释为“各得其分”,即每个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份(权利、地位、物品等)。在儒家心目中,财富均平的大同社会是充满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孟子》中的公正思想可表述为“制民之产”。“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希望建设一个财富分配公平的小农经济社会,以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得到饱暖之供养。儒家这种人人“各得其分”的公平思想,主张以适度等差来保持社会有序,闪烁着理性的智慧,对今日中国仍有积极意义:用儒家“崇尚适度”“仁爱礼让”“推己及人”“兼济天下”等理念,引导和完善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将个体的利益差异控制在公平合理的范围内,是维持社会动态和谐与持久繁荣的良策。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11 12: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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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相占:中国美学与生态智慧

大自然是孕育人类的母体,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本来是一个极其简明的事实。但是,现代西方哲学却怀疑自然的客观实在性,现代西方社会进而将人类凌驾在自然之上,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来满足人类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存在与可持续发展。
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反,生态文明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形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人类共同福祉和共同命运的头等大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广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生态思想与生态智慧。中国美学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美学孕育在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华文明母体之中,生动地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是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对于礼乐的哲学论述,深刻地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于理想文明形态的清醒认识,这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在中国古代贤哲看来,理想的文明必须“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节”,也就是顺应天地之道。
  中国美学精神就孕育在这种文明理想之中,这首先体现在古人对于理想人格的描述之中。审美活动是人的活动,故人格境界的高低决定了审美活动的境界高低。古人所描述的理想人格特征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也就是达到“天地境界”的人。具有这种境界的人,其审美活动通常是王羲之《兰亭序》所说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从对于天地万物的审美欣赏之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审美愉悦——这是中国美学精神的核心要点。
  在中国美学精神的感召下,中国古人对于自然万物采取了非常节制的态度,正如苏轼《赤壁赋》所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天地万物各有其生存目的和内在价值,它们并非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人类对于它们的态度应该是审美欣赏,也就是苏轼所说的适性娱情:“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这篇名作并非讨论审美理论,但是非常精彩地表达了中国美学精神及其生态智慧,我们今天可以将之概括为“共适”二字:人与人之间固然可以共同欣赏天地之大美,但人也应该让万物各随其时,各得其所,各适其性。这就是说,“共适”所描述的不仅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应该是人类与万物之间的合理关系,可以简称为“与物共适”。
  中国美学精神的深层哲学结构可以概括为“人生天地间”。其明确地表达在号称“群经之首”的《易经》之中:“《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这个基本结构可以对应于海德格尔的“在-世-中”(being-in-the-world),但比海氏的存在论现象学基本结构更具体、更直观、更富有审美特性。中国古代贤哲并不空谈抽象意义上的“世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就是有形状、有色彩的“天地”:天圆地方,天玄地黄;所谓的“人生在世”其实就是“人生天地间”:头顶蓝天,脚踏大地。天地间有众多物种共同存在,人类只是其中的一种。与其他物种相比,人这个物种的独特之处是“有心之器”,因而被人类自己视为“天地之心”。“心”不仅仅是思维器官,更是道德意识的载体。身在天地间的人与天地并称“三才”。
  根据这种哲学观念,中国艺术美学一直明确地将自然放在优先位置,围绕“造化”这个核心理念,形成了一整套富有生态意蕴的理论思路:
  艺术创造的前提是“外师造化”,这首先由唐代画家张璪提出;明代画家王履《重为华山图序》则将这种观点进一步概括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所谓“外师造化”绝不是西方美学理论中的“模仿自然”,即不是模仿自然事物的外形,而是效仿自然化育万物的方式,把艺术创作过程视为自然化育万物的过程。清代画家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将自然的创造力和创造性称为“造化生物之机”。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前提,就是体会和理解这种神奇的“机”。
  艺术创造的目的是“补造化”或“代山川立言”。唐代诗人李贺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之句,认为诗文可以弥补造化的不足,表明创作诗文的目的是“补造化”。清代大画家石涛则明确提出“一画”“可参天地之化育也”,认为画家作画的目的是参与到天地化育万物的过程之中,用神妙的画笔“代山川而言”。
  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准是“化工”。明代汤临初以“化工”论书法,他在《书指》中提出:“大凡天地间至微至妙,莫如化工,故曰神,曰化。皆由合下自然,不烦凑泊。”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在评论戏曲时指出,无论多么高明的“画工”也不能“夺天地之化工”,原因在于“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因此,“画工虽巧,已落二义”。也就是说,人工无论多么巧妙,也只能是逊色于化工的“第二义”,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与造物同其妙”。
  艺术作品的最理想境界是“化境”。清代诗论家贺贻孙提出“诗家化境”神妙难测,“不得以字句诠,不可以迹相求”。清代画家郑绩则将“入化境”视为画中杰作的最高水平。
  上述各种与“化”相关的文艺美学思想,最终都植根于中国哲学的气化思想,即《易经》所说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其意是说天地阴阳二气感通交融而化生万物。荀子将之称为“大化”,认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王夫之在评论诗歌时则明确提出“天地之妙,合而成化”,认为艺术创造就是天地合而化育万物的具体体现。
  简言之,中国艺术美学遵循的哲学原则是老子所说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里所说的“不敢为”并不是毫无作为,而是指不敢去违背事物自然本性的胆大妄为。人的作用应该是“辅万物之自然”,即辅助万物保持其自然本性和自然状态,辅助万物在自然节律中自然生成。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精神层面的建设主要体现为塑造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观。我们应该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重构美学,其学术思路是反思和批判现代非生态的或反生态的美学,充分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的生态智慧,结合当代生态审美实践而构建生态美学。在我们看来,生态美学的理论要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十六字:美者自美,因人而显;生态审美,生生不息。这十六字正是对于中国美学精神的生态阐释和当代转化,集中体现了中国美学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6日 15版)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2/22 11: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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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涛 :古代读书人的人文情怀

    面对时代对人文教育的强烈需求,不少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若想世人充盈人文情怀,必先弘扬古代中华之人文精神。如林毓生先生极力呼吁“中国人文的重建”,而被誉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的唐君毅更是毕其终生之心力,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哲学原论》等一系列著作中系统的阐述了中华人文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也非常重视人文精神,他说:“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跨;没有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

     一、追寻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
    “人文”是对人生的思索,是心灵对生活的关怀。“人文情怀”就是人类对“人文”的追求。具体说,就是“对人类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简洁地说,就是指“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人文精神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唤起人的自由自在的人格境界,一种根据兴趣爱好支配下的劳动行为,一种心灵世界的多样化,一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陈思和教授语)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他们特有的人文情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凝聚,是一种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的知识意向、价值意向,也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情怀在本质上强调人的情感,人的体验,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追求真、善、美为目标,是人性真善美的体现,强调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等。在中华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仁爱之心人皆应有。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并成为“以人为本”的精神资源。而现代人文精神应是现代道德的重要基本元素甚至是核心。
    人文情怀是对人性修养的培育,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是对人生价值的关怀,是为人之本。人,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是哲学关注的核心。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自孔子倡导“仁者爱人”的仁学以来,仁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成为一种道德理念。在中国先秦,当哲人们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首先进入他们视野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人始终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在中国,先秦哲学尤其是儒家学说乃是源于对人性异化事实的反思以及克服这种异化的执著追求。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可谓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先秦儒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开始了他们的哲学思考,在他们看来,之所以会出现礼坏乐崩局面就是因为人出现了异化,因而在他们的眼中,人的异化是指人对本真状态的偏离,即人对周礼的背离和僭越,而人的本真状态,在他们看来就是对周礼的认同和忠实践履。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原是先秦儒家三位大师孔子、孟子、荀子为了挽救人的沉沦,恢复人的本真状态,提出的理论方案。孔子以他对人性的预设为基点,其关于仁与礼、义利之辨的思想莫不折射出他的人性思想,而其理论的最终指向“仁且智”的“内圣外王”型理想人格以及达到理想人格的成人之道,则更是寄托了孔子对人性的企盼。与此相对,墨子的人文情怀则以强力为起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贵义为旨归,不仅充满实践理性主义精神,而且透射出古典人道主义的情怀;不仅充满对人类生存形而上的终极关怀,而且洋溢着浓重的济世情结。其高扬的主体意识、宽广的人文情怀和崇高的精神风范对于化解和消弭现代文明高歌猛进中人们面临的种种迷茫和困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代意义。因为“博爱”即广泛平等地爱一切人,是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核与规定,而体现了博爱精神的中国传统的墨家的“兼爱”思想比儒家的“仁家”思想更能与现代社会、现代市场经济联通起来,更有资格作为塑造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极富原创性的阐释原点。

    二、古代士人人文情怀的主要表现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以人格精神为内核要素,是多重人格精神共铸的理性辉煌,它奠基于传统中国人尤其是古代士人阶层丰富的社会文化实践。余灵灵先生认为,人文精神是为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关怀,是对理想社会、理想人生的关注和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从来没有中断过这种关怀和追求。从孔子的“仁爱”精神,墨子的“兼爱”精神,到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都表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到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主张,都表现了人文知识分子以民为贵的政治理想;从孟子的“大丈夫”精神,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概,都表现了一种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关怀,都表现了一种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当然,中国历史上的人文精神经常显得过于入世,以至缺乏对社会缺失的清醒认识,缺乏一种超越的批判意识,因此,人文精神有其缺憾。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在对待人我关系上表现出东方人特有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养功夫,在经典文学中常表现为对崇德修身和修养践履的执著和颖悟,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认为,人的生命包含着价值因素,是生命价值的载体,生命只有承担了道义才是可贵的。因此,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以气节操守为立身之本。王夫之提出:“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就是这种精神的凝聚。孟子万世传颂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中华气节操守精神的经典标尺。文天祥以生命实践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树立了气节精神的丰碑。五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涌现了许多具有这样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他们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民鞠躬尽瘁,或刚正不阿冒死请命,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或血战沙场马革裹尸,或临危不惧舍身取义。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古代士人关心民瘼,忧民之忧,表达了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忧患意识作为人们直面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既是历史的沉思,更是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儒家的忧患意识有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特点,它是一种社会历史责任感、民族自信心以及爱国热情的反映,体现了中国人民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忧患意识源自于儒家心忧天下、民惟邦本等思想。在儒家文化的长期整合下,忧患意识在古代文人中凝聚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和内驱力。当他们在“立德立功”之途不顺畅时,主要是以“立言”的方式,表达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从而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追求和精神上的永存。如沈阳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的曹萌教授曾在《〈三国演义〉的尚理倾向》中指出,中国古代士人大都抱有深刻的政治理想,其突出的人生特征就是热衷将个人价值投注于天下国家。他们非常愿意将儒家所设定的人生进取程式,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付诸实践。在这样的人生进取过程中,士人也随之树立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尽管在中国古代一般的哲学著作或其他门类著作的表述里,这两方面内容的情怀往往相提并论,但在实践中,古代士人却大多侧重“兼济天下”。其主要表现便是大多数士人尽管没有“达”,但兼济天下的志向却未曾泯灭。易言之,绝大多数古代士人即使政治进取受挫,甚至绝望之际,也还是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沉重使命感。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士人在“达”与未“达”的不同人生程途中,“兼济天下”情怀的表现方式和手段也因之有所不同:“达”的士人更多地以政治业绩和功勋加以体现,而未“达”士人则更多地以诗、词、文、赋加以表现。

     三、古代士人人文情怀的形成原因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与儒家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有其“温柔敦厚”的一面,它面对社会的姿态主要是以诚为本,温和事人。儒家学派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孔子是儒家学派最早的、最主要的代表。对孔子的“学” 与“仕”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可感悟孔子的人文旨趣与学术关怀。孔子参政不在于政治,而是体现儒者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文化批判意识;他的学术也不在于学术的本身,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气息,他是用自己的学术生命延续了其政治生命,这一点为后世儒者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以学术介入政治的先河。这既是中国传统士人在政治上柔弱的表现,也是中国传统士人表达和宣泄自己政治情绪的一种主要方式。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注重抒情、写景,善于表现友情、亲情、爱情、乡情,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细微的个人情感,这形成中国诗歌又一个强大的传统。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诗歌几乎从一开始就具有“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特点,情感的表达比较无制、内敛、含蓄,善于通过各种艺术手法传达言外之意,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想象空间。古代士人的的优秀之作往往写得深情婉转,富于形象性和音乐性,至今反复诵读仍可以受到多层次的艺术感染和美的熏陶。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人文性、整体性、中和性与兼容性,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具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人文情怀,具有“仁爱孝悌、礼义廉耻”的传统美德,具有“礼之用,和为贵”的社会意识。对此海内外许多汉学者多有论及。如余英时指出:儒家教人“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得意忘言”,禅师对求道者则不肯“说破”。(注: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重点显然都放在每个人的内心自觉,所以个人的修养或修持成为关键所在。邓安庆先生认为,我国古代文化一般被称之为“人文的文化”,原因就在于我国古代儒释道三家主导性的文化均着重于探讨人格修养和精神气质的教化,如儒家倡导的彬彬有礼的仁人君子式的人格理想,释家倡导的佛性人格,道家宣扬的自然率真的“仙人”和“真人”人格。由这样的文化教养内化而成的为人的品德和精神的气质当然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素质。(注:邓安庆,美的欣赏与创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钱穆概括“孔子思想,乃是一种人文本位者,或说人文中心者”(注:钱穆,《孔子思想与世界文化新生》);牟宗三直称“中国的文化生命为人文教的文化生命”(注:牟宗三,《生命之学文》);成中英强调“我们的文化传统自先秦就肯定了人的重要性以及自主性,因此表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注:成中英,《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中国哲学的第一个特征是它内在的人文主义”(注:成中英,《中国哲学的特性》);潘立勇指出“中华传统哲学的最大成就就是人生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生命即在人文精神”(注:潘立勇,《中华人文精神之现代视界》)。杜维明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应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儒家人文精神:个人与良心的整合;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注: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先生说:儒家的传统从曲阜到山东,到中原,再到东亚和东南亚变为世界普适价值,是从孔子以来的儒家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认为,每一位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思想家都掌握了四种资源: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有强烈的历史和文化抱负;面向天道,有所超越,具有宇宙的胸怀。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是儒道和谐互补的结晶,是推动生活艺术化的动力。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人文思想的确立,以先秦儒家为典型代表,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人文情怀,就是以“仁爱”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传统,重伦理道德,忽视物质利益;重整体,忽视个人作用;重内省,忽视科学理性。其实,古代士人以标举主体独立及个性自由为特征的“隐逸人格精神”,虽以非主流面目出现,但终于独在中国成规模成传统,更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一个重要的滋养来源。“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引发中国生成隐逸文化的根本性哲学诱因,成全了道儒释的无为之隐、无道则隐及随心悟禅,投隐、向隐的文士往往以文艺审美实践来弥补规避政统后的社会实践缺失。这一过程不仅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代表帝王和政统意志的群体主体性的压制,获得了代表个性自由解放的个体主体性的张扬,而且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的诗、画、书、园、乐的生发勃兴或境界提升。如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盛唐王朝,崇尚的是诗歌、绘画、音乐、舞蹈、书法、宗教。《全唐诗》四万八千余首没有一首是歌颂暴力、宣扬战争的。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通过理性建构的方式,将隐逸人格精神体现出的自由内涵、批判内涵及审美内涵等融入到了其整体内涵的扩展中。

    四、古代士人对真善美的追求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集中的表现出对真、信、诚的无比赞赏和热切推崇。人文文化是一种自省的文化,人文关怀体现了高度的文化使命感,人文精神指向是真、善、美为核心的人类理想体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蕴含。真的境界是美的,自然规律中表现出来的和谐、人类人际关系中流露出来的真诚均让人感到美好;善的言行也是美的,公而忘私、爱国报国、帮助他人、见义勇为让我们感受崇高的美感。对真善美的追求,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形成一种道德意识和理念,作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在中华大地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精神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剂作用的重要因素。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诚信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诚信危机绝不仅仅是商业危机,而且是深刻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它不仅破坏经济,而且腐蚀人心、涣散社会、毒害民族。我们反对社会上欺诈之风,主张还诚实以本来地位和面貌。没有诚实,就不会有人类的文明进步。谎言、欺诈虽然不可避免,但我们必须不断揭露它们。不断探索、认识世界和认识人本身,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使人们对未知的东西充满了好奇,这种好奇心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仁者爱人,爱人是人对于自我的发现、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为仁之方,人自己欲立、欲达也使别人立和达,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由己,仁是由己及人及物,要求从己做起,树立主体人格;欲仁得仁,仁是从自我到家庭、社会、天下的道德规范。孔孟的仁学,核心是讲人,是人的哲学升华。仁不仅能协调君与民的等级关系,而且能调节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实质上是一种伦理道德精神的外显,至善是其追求的最高理想。“善”是一种人文情怀,是何以为人,以何为生的一种标准参照物,我们人类是需要用“善”这种人文精神来指引前进方向的。善的行为也一定是美的,善念和善行都使我们的内心充溢着平静、踏实和幸福。庞朴认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李继凯先生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集体主义,具体表现为家族本位主义、皇权本位主义、国家本位主义等。张立文先生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核,“和合”精神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中国历史上儒家是从社会有等级中求和合,道家从人与自然的分别中求和合,佛学从因缘中求和合,墨家从兼爱中求和合,阴阳学从对立中求和合,法家从守法中求和合,名家从离坚白与合同异中求和合,各家都达到了和合境界。谭仲益鸟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精神通常被当作是中国人文精神”,其基本内容是“天人合一”、其基本特征是内在与超越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结合、道德与宗教的结合。这就必然首先使宗教(原始的)政治化,然后使政治伦理化。易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内圣外王之道。“至善”既是道德上的最高理想,又是政治上的最终目标。“善”,即是一种爱心,是能善待人生、自然和社会,也包括善待自己。心中向善,即心中有爱,爱的光辉能照亮整个人生,使人生活在光明里。“向善”的内心是安宁、平和的,同时,善言善举也是受人接纳而得到肯定的,而这种受同伴接纳、赞同、欣赏的情景,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幸福感,这也是支持人们奉献他人的一种精神力量。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包含着发现美、理解美、欣赏美和创造美,及其对自然美的惊叹、对艺术美的发现、对社会美的崇尚、对生活美的享受,是他们获得幸福的源泉,也构成了他们人生的丰富乐章。古代士人饱受诗书浸染,对诗意的生活的向往和美好事物的赞赏在其作品中有着鲜明的表现。他们用智慧和情愁抒写了一行行情景交融,或绮丽或朴实的文字,处处洋溢着令人体味难休的意境美。他们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综合的艺术氛围,能使读者通过想象和联想,如身临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或得到美的享受。古典诗词还善于表现自然之美及人与自然的融合,古人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意境优美;如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仅寄寓了词人的美好愿望,更表现了他的高尚情怀。就整个古典诗词来看,其含蓄精炼的语言、深沉炽热的感情、和谐的韵律、优美的意境,也无不闪烁着美的光芒,让人赞赏,令人陶醉。而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的融入,不仅仅是让作品拥有了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能让读者从中找到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影子,激起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共鸣。正是对美的追求让古代士人感受到人生、社会、自然以及作为人本身的价值与美好,促使他们运用智慧、热情去不断创造诗意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意境美、语言美、形式美。如杜甫的《月夜》诗:“何日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妙就妙在诗人不写战乱中自己如何思乡,而说家人怎样想念自己,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抽象的情感(思念妻子)附丽于具体的形象(对月怀人)画面上,令读者驰骋想象于虚实之间,从诗人对妻子念之深去推想妻子对丈夫思之切。而李白也曾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使人透过形象潭水千尺去体味到诗人与歌者之间的情谊,使诗的画面有动有静,跳跃转换,灵动自然;情感曲线有起有伏,将诗人的若明若暗、瞬息转换的情感形象展现出来,而为人们所激赏。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万古流传,那绝不是对现实简单的感受和反应,而是诗人取境的审美把握中感情浓缩的表现,是融合真、善的审美评价。可见对社会的本质揭示得越深刻,概括的程度越高,作品的境界越高、大、深,其美学价值也就越大。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刻意蕴加以领悟,从作品的形象中看到生活的本质、诗歌的内在美,进而培养自己高尚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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