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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6/16 17: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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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派道士与师姐结婚生子被举报 道教协会:违反教规
2018年06月13日

(北京时间记者杨安平报道)日前,网友曝料,道教全真龙门派两名弟子——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道教协会会长曾圆惠与大云山真君殿住持柯圆理结婚生子。6月13日, 柯圆理回应记者称,两人结婚生子属于个人信仰问题,“夫妻双修也有”;湖南省道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则表示,两人此举违反教规,已向当地宗教局反映要求处理;但岳阳县宗教局则称,这是道教内部的事,宗教局不管。

全真弟子互结连理育有一子即将中考
近日,关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道教协会会长曾圆惠与该县大云山真君殿住持柯圆理结婚多年,还生有一个儿子已经初中毕业的公开举报在网上流传。
该网友举报称,曾圆惠(俗名曾庆美),出生于1964年10月,是湖北省公安县人,1992年经介绍来到湖南省岳阳市大云山真君殿拜一个叫刘永明的道长为师,师从道教全真龙门派,1996年12月在四川青城山受戒,1999年底,岳阳市大云山真君殿来了一个30岁的年轻人,经曾圆惠介绍,这个名叫柯圆理的男人也拜在刘永明门下。
该网友表示,1998年起曾圆惠担任大云山真君殿的法定代表人,其后曾圆惠与柯圆理产生感情,2003年4月,曾圆惠在南岳衡山坤道培训班学习,已怀有身孕,中途无奈退学,下半年曾圆惠产下一子。后来,柯圆理取代曾圆惠担任大云山真君殿住持。“岳阳县有关部门还为他们办理了结婚证和准生证,他们在大云山林场买了房子安居,曾圆惠一直带孩子陪孩子读书,现在儿子已经15岁初中要毕业了。”

该网友称,2014年岳阳县成立道教协会,曾圆惠还被选为会长。
6月13日下午,北京时间记者就此事致电柯圆理予以求证,其对身为全真龙门派道士却与师姐曾圆惠结婚生子一事并不讳言,但认为法律并没有规定道士不能结婚,“这是个人信仰问题”,“夫妻双修也有”。柯圆理认为,道士修行关键是修心,至于教规规定的不能吃素、不能结婚等,在他看来可依个人身体需要而调整,不必太过拘泥。
柯圆理表示,他是经过道教协会认证、宗教局备案的大云山真君殿住持,而与曾圆惠结婚生子,也在老家办理了结婚证、生育证等相关手续,总之,无论是担任全真龙门派的大云山真君殿住持,还是与师姐结婚生子,都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相关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至于有人举报,则是因违法乱纪被其逐出道观怀恨在心而诬告。

道协会长称其违规宗教局称无从管理
对于柯圆理自称的身为全真龙门派道士与师姐结婚不违反教规之事,北京时间记者于6月13日下午先后致电湖南省宗教局、湖南省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予以求证。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宗教一处处长罗方回应称,宗教局对于宗教只负责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进行管理,至于全真龙门派道士是否能结婚生子,属于道教内部规定,应当由中国道教协会来进行权威解读。
湖南省道教协会会长黄至安表示,结婚确实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但是出家的全真龙门派弟子是不允许结婚的,已结婚的道士更不宜担任道教协会会长,对于此事她已经向当地宗教局等有部门反映,建议进行调查处理。黄至安解释,湖南省道教协会与岳阳市道教协会、岳阳县道教协会之间是业务指导的关系,而不是隶属管理关系,对于此事无权直接处理,只能建议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则表示,按照道规,出家的全真龙门派的弟子是不能结婚的,但不排除有先结婚生子后成为全真龙门派道士的情况。当记者指出柯圆理与曾圆惠两人是先出家后结婚生子时,李光富明确表示,这种情况是教规不允许的。
随后,记者又致电岳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该局局长任元中表示,宗教局只管宗教人士是否爱国爱党、遵纪守法,至于能否结婚是道教内部事务,管不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6/18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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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新名--我和祢的秘密
这个时代,人表面完好无损,有吃有穿,有玩有乐。然而没有任何以往时代可与这个时代相比,那就是人心的残破,溃烂,挫败,疾病,脆弱,浅薄,浮躁,焦渴……

魔鬼掌握了世界,世界掌控了人心,人心已成为欲望的奴隶,却还力争在凡事上自己做主人。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6/19 16: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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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日静坐 半日读书——静坐养生与宋明诸儒的读书治学活动

郭沫若曾说:“静坐这项工夫在宋、明诸儒是很注重的。”(《王阳明礼赞》,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卷,第300页 ) 宋明诸儒有一种独特的观点,认为读书学道与静坐养生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所谓“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善养生者,学道、读书亦为养生;善治学者,养生、静坐均可治学。从根本上说,两者是一回事。所以,理学大师朱熹对学生说:“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明儒高攀龙《水居》诗云:“兀兀日跌坐,忻忻时读书。”清儒梁章拒更是一语破的:“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但学道者,虽养生亦为学道;养生者,虽学道亦为养生耳。”(《退庵随笔》卷十二)程颐见人静坐,即叹其善学;王阳明欲以静坐补小学收放心。翻开《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静坐养生在宋明诸儒的读书治学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把静坐看作是进学的基础,而且还把它视为明理的阶梯、见性的法门。

一、静坐——进学的基础
做任何事都得有一个基础,读书治学也不例外。只是宋明诸儒把静坐当作进学的基础,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特别。朱熹指出:“始学功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已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朱子语类》卷十二)朱子把静坐当作进学的基础,读书的安顿处,不外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身体是读书治学活动的物质前提,健康的体魄、旺盛的精力是读书活动能持之以恒的基本保证。读书之前静坐养气,能使神清气旺、精力充沛,以这样的身心状态去读书治学,效果自然会好。这方面朱子本人深有体会,他晚年时常头昏目眩,不敢着力读书,静坐后才觉得好多了。梁章拒也深有感触地说:“余尝十日九疾 , 生 产作业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读书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只坐(因)气薄耳。” (《退庵随笔》卷十二)另一方面,读书治学活动首先要求安心,所谓“须是静方可为学” ,心绪不宁是无法读书学习的。因此,朱子告诫门人,平时少说一点闲话,省去一些交际,抽出时间来静坐养气,这对读书治学大有裨益。晃补之曾说:黄庭坚 “于治气养心能为人所不为, 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 (《鸡肋集》 卷三十三) 。这表明“治气养心”的静坐功夫会带来“致思高远”的读书效果。读书前稍事静坐,整容收心,进人虚静恬淡的精神状态,这就为读书治学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条件。相反,心猿意马, 放心不求,则精神涣散,读书的效果自然也就很差。有鉴于此,宋明诸儒才强调以静坐求放心、息思虑。朱熹说:“为学大 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滥无所收拾,将甚处做管辖处? 其他用功总嫌慢。须先就 自心上立得定, 决不杂, 则自然光明四达, 照用有余。”(《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也说:“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久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宋明诸儒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静坐当作入门的课程向门人传授。《宋元学案·上蔡学案》记载:谢良佐从程颖受学, 程对他说:“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 故其学心口不相应。 盗若行之。” 谢问怎么办? 程说:“且静坐。” 同书《槐堂诸儒学案》也记载,詹阜民一日侍坐陆九渊,陆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詹“遂学静坐,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立”,乃自吟道:“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若巨鱼纵大壑, 岂不快哉 !”王阳明当年在滁州时,清闲无事,问学者大增。他“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王文成公全书》卷三)陈白沙也认为:“作圣之功,其在兹(静坐)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白沙集·复赵提学金宪》)
由上可知,宋明诸儒提倡静坐之事,与禅师道徒以静坐为出世求仙之术不同,他们只是把静坐当作读书的手段,进学的基础。对此,王阳明调导明白: “所谓静坐事,非欲坐禅人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二、静坐——明理的阶梯
读书期于明理。如何明理? 朱熹的回答是“静坐”——“读书闲暇且静坐 , 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明。这个却是一身总会处。”(《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闲暇且静坐,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宋元学案·沦州诸儒学案上》)朱子不厌其烦地强调静坐,说明静坐能使人心平气定,如此方能见得道理,领会书中的义理。这种观点是有科学道理的。美国学者费尔·纽尔恩博格认为:静坐后身心处于放松状态,意念高度集中。 自然肌体的放松解除了积聚在身体中由于自控系统失调产生的压力,意念的集中使自身逐渐学会对意念的控制, 逐渐抛开外部世界的纷扰、烦恼、失望、嗜好、幻想等,从而使心理获得平静。而“静”正是明理的前提。朱熹说:“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朱子语类》卷九) ; 王夫之也说:“静而万理皆备 ”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智慧生于精神,精神生于安静 。智慧是在静定中孕育产生的, 故佛家戒、定、慧三学,以静(禅定)为核心,主张在静中求得“般若”智慧。宋明诸儒对“静”的功夫也是非常强调的,丁福保在《静坐法精义》中引清人唐鉴的话说:“静字最为要紧,大程惟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公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力也不密, 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正是基于对静字功夫的认识,饶鲁不惜被人讥为学禅也要行静坐之事 (见《宋元学案·双峰学案》)。
静坐——虚心——明理 , 这是宋明诸儒读书的方法,治学的阶梯。行静坐之法, 收散漫之心,凝思虑之神,此乃读书明理的先决条件。至于如何行静坐之法,高攀龙在《静坐说》中作了明确的解释:“静坐之法,唤醒此心,卓然常明,志无所适而已。志无所适, 精神 自然凝复,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验。初入静者,不知摄持之法,惟体贴圣贤切要之语,自有入处,静至三日,必臻妙境。”一旦臻于妙境,悟性大发,书中义理自然见得分明。这从朱熹说的一个例子中便可得到证明。《宋元学案· 晦翁学案上》 记载, 朱熹曾听李侗说罗从彦对 《春秋》的理解很肤浅,不若胡文定。后来,罗随人到广州,在罗浮山静心养性两三年,才把 《春秋》看得较透彻,并领悟 了书中的大义。朱熹说他开始对此并不理解,认为读《春秋》 与心静有什么关系? 以后终于明白:“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
静坐虚心方能读书明理,反过来,读书明理也有助于心静神定。这大概就是 “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的涵义。这种明理与养静的辩正关系,还是朱熹论述得 透彻:“静坐便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专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 则不可。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 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愈明静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 这也再次说明静坐在宋明诸儒的生活中,是作为进 学的基础、明理的阶梯来修持的。由于静坐与读书可以互相补助,宋明诸儒在治学活动中每每边静坐边读书。这样做既是为了劳逸结合,更是为了能在静坐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领会书中的意蕴深旨。《宋元学案·震泽学案》记载,王藏初见程颐,程叫他看 《论语》 。他回去看了一段时间,“既于大义粗通矣,又往求教”。 程则让他“玩索其意味”, 他“又退而读之”。 这次,他采取了“读了又时时静坐, 静坐又忽读”的方法, 忽然有个入处,他赶快跑去告诉老师, 程这才表示首肯。

三、静坐——见性的法门
《中庸》 开篇曰:“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段话给宋明诸儒留下了不尽的话题,宋明理学所谓的“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性 ”、“情”、“心”等命题,都由此生发而来。“喜怒哀乐”, 情也。情之未发为中、为性、为天理。所以, 观“喜怒哀乐之未发”时作何气象, 也就是求中、见性、明天理。那么,如何观‘嘻怒哀乐之未发”时气象呢? 宋明诸儒的回答仍然是“静坐”。刘宗周说:罗从彦、李侗“二先生专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乐之未发时作何气象”(《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李侗尝从罗从彦 为学,他回忆道:“某囊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罗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 李侗按照罗从彦的教导,“默坐澄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宋元学案·像章学案》)
在李侗看来,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 “不惟于进学有方,兼亦是养心之要”。孟子说:“尽其心,知其性。”心即是性,心能专一澄静,则天理可存,人欲尽去,如此也就是见性了。此即杨时所谓:“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静坐——养心——见性,这是宋明诸儒伦理学的基本公式 , 其含义就是以静坐之身,求虚静之心,见本性之静。关于人的本性 ,《礼记·乐记》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体会喜怒哀乐之未发,必须抓住静的本性。而静坐养心正是抓住静的本性的法门。这就叫以静求静,成始成终。高攀龙指出:“夫静坐之法,人门者藉以涵养,初学者藉以入门。彼夫初人之心,妄念胶结,何从而见平常之体乎? 平常则散漫去矣。故必收敛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体也。主则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盖心中无事之谓 , 一著意则非一也。不著意而谓之意者,但从衣冠瞻视间,整齐严肃,则心自一, 渐久渐熟平常矣。故主一之学,成始成终者也。” ( 《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 这里说的“平常之体”, 即“本心”“天理”,也就是理学家要体察的喜怒哀乐未发时之气象。
宋明诸儒,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 都认为“性即理”、“心即理”。 二程说:“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又说:“理与心一,而人不能会之为一”(《河南程氏遗书》卷五)。朱熹非常赞成二程和张载关于“性”的学说,他说:“伊川(程颐 )性即理也,横渠(张载 )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 (《朱子语类》 卷五)同时,他又认为:“理即是心,心即是理。” (《朱子语类》卷三十七)王阳明则说: “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 (《传习录》) ,并以此为其理论的“立言宗旨”。 一句话,理就在心性之中。静坐养心,养得静性不动,本心不躁,便能体认天理。 故李侗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宋元学案·像章学案》) 默坐之时,此心澄然无事,晶莹透亮,如此之心便是性,便是中, 便是理;学者默识此心,就是见性,明天理,也就是观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并不是默坐澄心之外 , 又别有天理当体认,本性当认识,气象当观察也。所以,程颐、李侗二人在静坐见性的问题上,尽管说法不同,却都是正确的。有人问王阳明:“伊川谓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延平(李侗)却教学者看未发以前气象,何如? ” 王阳明回答说:“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发前讨个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谓认气定时做中,故令只于涵养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处,故令人时时刻刻求未发前气象,使人正目而视惟此,倾耳而听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皆古人 不得已诱人之言也。”(《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这段话不仅可以看作是《中庸》 “中和”思想的注释,而且也可以理解为理学“见性”学说的总结。它道出了宋 明诸儒静坐养心、求中见性思想的真谛。
总之,一向被视为道中方术、佛门禅功的静坐养生法,在宋明诸儒的倡导和努力下,终于脱去神秘的外衣、涤除宗教的色彩,堂而皇之地走进文人的读书生活中,成为文人人学的基础、明理的阶梯和见性的法门。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6/22 1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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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楼 半夜找水喝 2018/6/21 14:05:40  的原帖:
力微休重负,----力气不大不要背负重的东西。
言轻莫劝人。----说话没分量不要劝解别人。
无钱休入众,----没有足够的钱财不要学别人一样奢侈。
遭难莫寻亲------遇难的时候不要寻求情人的帮助。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6/23 11: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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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十大处世哲学

1、“每逢大事有静气”
曾国藩年轻时在官场沉浮,难免有心烦气躁之时,便向理学名臣唐鉴先生请教,唐鉴送了他一个字——“静”,心静下来,就能处理各种纷乱的军国大事。从那时起,曾国藩每天都要静坐一会儿,许多为人处世、治学从政的体会和方法,便都在此中获得。尤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他更是不轻易作出决定,总要通过几番静思、反复权衡之后,才拿出一个主意来。为让气氛更宁馨些,还往往点上一支香。每见到这种情况,家人有再大的事也不打扰他。

2、“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这一天,曾国藩带着日记,又去拜见老师唐鉴。唐鉴审读他的日记,见满纸都是痛骂自己不成器的话,很是满意。翻到二十二日的日记,看上面写道:“自今日起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唐鉴称赞:“有志气!涤生,望你今后涤旧而生新。”

3、“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如果不能以圣贤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便只能与禽兽一般为欲望所控制。只关心付出多少,不关心结果怎样。
唐鉴曾送给曾国藩一本自著《畿辅水利》,一张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善化唐鉴。”
跟了唐鉴一段时期,尤其在通读了他的《畿辅水利》一书后,曾国藩看出这位理学名臣并不是埋首故纸、空谈心性的书呆子,而是关心民瘼、留意经济、学问渊懿,亦不乏谋略的能吏。同样,唐鉴也知道曾国藩是老成深重、极有心计的干才。以后,唐鉴、国藩师生之间往往探讨程朱之学少,推究兴衰治乱的历史多。

4、“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
无论是处世还是用兵,平时深藏锋芒,关键时果断出手,出手便能解决问题。
曾国藩出兵征讨太平军前,有人赠予曾国藩一口家传古剑,他的岳父欧阳老人说:“涤生(曾国藩字)今日喜得宝剑,老夫也高兴。老夫十分喜爱旧日读过的一首古剑铭,现把这首古剑铭送给你,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
曾国藩听完这首古剑铭后,明白岳父的深远用意,十分感激地站起来说:“国藩牢记在心。”

5、“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赞扬别人要在公开场合,批评别人要在私底下。
曾国藩率湘军攻占武昌后,六弟曾国华带领在湘乡招募的五百勇丁来到武昌。曾国藩见到这个出抚给叔父的六弟,心中很是高兴。四个弟弟,他认为最有出息的便是这个为人倜傥雄奇的六弟。于是亲向六弟传授带勇识人的经验。
曾国藩知道弟弟的脾性,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对待部属,大哥有两句话,望弟切记。”
国华望着大哥,诚恳地说:“请大哥赐教。”
“这两句话是: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国华点点头,轻轻地重复一遍。

6、“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

7、“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世界上能做成的事情,多半是因为外界的压力被逼或者被激出来的。
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曾国藩对其抱有极大希望,一力促成其办厂办洋务,然而容闳近年在办事的过程中,深感处处棘手,步步难行,多少次都想甩手不干,但最后还是挺下来了容闳本想向曾国藩吐一肚子苦水,听曾国藩这一说,便不敢再讲了,硬着头皮把总督交给的担子担起来。
“纯甫,我知道你有难处。”曾国藩从“尽力办好”四字中,已知容闳的艰难,“老夫活了五十多岁,经事不少,知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困难之处,正可看作是激励和逼迫。”

8、“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文坛和官场是有差别的,认识不到这两者的差别,多半会一败涂地。
曾国藩麾下第一幕僚赵烈文,对大儒船山先生王夫之非常崇敬。王夫之的名作《读通鉴论》在书局刻印过程中,他便零零星星地借来读过一遍,十分佩服船山的见事高明、议论深刻。此时看着这部被装订成十大本的五十余万言巨著,真是爱不释手,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船山的由衷崇拜,“大人,船山公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卑职想,若使其得位乘时,必将大有康济之效。”
“不见得。”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
“为何?”赵烈文颇感意外。他深知曾国藩一向尊崇王夫之,但为什么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呢?
“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的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曾国藩离开座位,在书案前走了几步后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9、“乱极时站得住,才是有用之学。”
能够处理极为混乱复杂局面的能力,才是真正有用的学问。
湘军之父罗泽南也是湖南大儒。与曾国藩情同手足,他在武昌城下中弹兵败,临终写信给曾国藩,提及:“近年来与长毛作战,亦有一点心得。今将远别,愿送与我兄:“乱极时站得住,才是有用之学。”万语千言,难以倾诉,愿仁兄为国珍重。

10、“世界上的人,其实就是棋枰上的子”
康福(字价人)是曾跟随曾国藩十几年的老部下,曾国藩去世前,康福突然来看他,要回了祖传的围棋。
曾国藩说:“价人,你想过没有,世界上的人,其实就是棋枰上的子,无论是我们还是长毛(太平军)都如此。我常常这样想,每当想起这点,便很灰心,不知你想过没有?”
“我也想过。不过我想,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是棋子,大人你老不是,你老是执子的人。”康福笑着说。
“不是的。”曾国藩摇摇头,凝重地说,“包括我在内都是棋子,都是身不由己任别人摆布的黑白之子。”
“别人是谁呢?”康福睁大眼睛问,“是皇上吗?”
“皇上有时是执子的人,有时又是被执的子,说到底皇上也是棋子。”曾国藩两眼望着空空的纹枰,似在深思。
“那么这个‘别人’究竟是谁呢?”康福追问。
“冥冥上苍!”曾国藩苦笑着回答。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6/23 22: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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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人生读书规划:五十岁以前将应看之书看毕
文/ 刘黎平

清朝后期的名人,尤其是名臣,要说读书多的,曾国藩绝对算一个。一则他本身的经历有说服力,能在残酷的科举考试中考上进士,读书不会少到哪里去;二则他在学问上有所树立,尤其是将桐城派文章发扬光大,自立湘乡派,也算一代文学大家。再说他的家书,也成为倡导读书的典范,要说曾国藩没读书,怎么都说不过去。
然而,老曾却在家书中,感叹自己读书不多,希望后辈吸取他的教训,这是怎么回事?
在说曾国藩读书之前,先说说北宋的名相寇准。看过《杨家将》的人都知道寇准,他是一代名臣,贤臣,有担当,能任大事,在国家危难关头能挺身而出,化解危机,催促宋真宗上前线,亲自指挥抵御契丹的战役,就充分说明了他的杰出。至于要说读书,寇准也不会差,他十九岁就中进士,当时有大臣都嫌他太年轻,劝他把头发染白一点。十九岁能考中进士的,读书那肯定是顶呱呱的学霸。
然而,却有人批评寇准“不学无术”。此人叫张咏,如今名气远不如寇准,但在当时却是北宋栋梁,他长期镇守四川,治理有方,深得民心,而且还颇有建树,例如发明纸钞交子。在北宋,他算得上德高望重。这位张大人,却对寇准评价不高,听说寇准封相的时候,他不冷不热地一句,说寇准是个奇才,可惜“学术不足”。这话也不知道有没有传到寇准耳朵里。
后来寇准遇到张咏,很谦虚地向他讨教:张老,您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
张咏不好直说,但又得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就说,小寇,你去读一读《汉书》里的《霍光传》。等张咏一走,小寇马上去翻《霍光传》,翻来翻去,翻到这么一句话:“不学无术”,冰雪聪明的寇准马上明白了,有点不高兴地说:老张是说我不学无术啊。
张咏为什么说寇准不学无术?史书上没有专门的解释,可能是说寇准刚直有余,不会容人。再深究下去,就是说寇准没有从典籍里吸取做人的智慧,还嫩着点。那么,可以由此推测,寇准的不学无术,是指他虽然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但并不等于他在学术上能有所建树,也就是说没有搞好继续教育,在学问上深钻,导致有些地方不能圆熟通透,尤其是度量还有不足之处。
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就不难理解寇准读到《霍光传》时为何独独看到了“不学无术”这句话,更何况他身为大宋栋梁,国事繁忙,读书更是奢侈之事。由此及彼,也不难理解曾国藩为什么痛恨自己读书不多了,他也有跟寇准一样的感受,一样的痛处。这种痛处,只有爱好读书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沉重之语:死前一年叹息读书不多
曾国藩每天坚持读一卷《资治通鉴》,军务最繁忙的时候,也要骑着战马吟咏古人诗词。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信心满满,列了一大堆必读书目,也立下远大的读书志向,希望自己在学识上和学问上都有建树。这说明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凡是好读书,好求知的人都对自己有要求。他在京城为官十年,也是读书十年。然后碰上天下大变,于是放下书本去办团练,接着又是洋务运动,基本上就是在历史潮流的漩涡里转来转去,身不由己,顺流也好,逆流也好,读书已经不再是主流。
当然,有心读书的曾国藩还是有自己的读书计划的。在曾国藩的日记里,总会看到类似今天读《诗经》几页,《尚书》几章的记载,说明他还是忙里偷闲,用心于学习。
绕是如此用功,曾国藩还是感到读书时间太少,耽误了做学术、长学问的正事,这从他晚年给儿子的书信就看得出来。同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871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负责审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案。这一年的曾国藩已经六十岁了,如同是风中残烛,倒还是挂念着读书的事情。该年的农历九月十二日,他在徐州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身体还好,感冒也痊愈了,早些时候脚肿的情况也没出现,于是晚上给儿子曾纪泽写信,聊到了读书的事。从这封书信当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如何利用闲暇时间读书的。
“惟目光似更昏蒙,或似船桥中看书稍多之故”,曾国藩说自己视力更加糟糕,目光模糊。这在他起身前往南京的时候就对慈禧说过,说自己的左眼只有一线之明。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在摇晃的船只上看书过多的原故。
为什么在坐船的时候还要抓紧时间看书呢?这和曾国藩内心深处的遗憾有关系,他在书信中说“余以生平学术百无一成,故老年犹思补救一二。”痛恨自己生平在学术上没有成就,被耽搁得太多,希望能在老年的时候多做补救,多花点时间读书,因此哪怕是坐船外出的空隙,也要好好读书。
接下来,曾国藩给儿子做了一个人生读书规划,那就是在五十岁之前要将应该看的书全部看完,这样才不会在人生的旅途上留遗憾,“尔兄弟总宜在五十岁以前将应看之书看毕,免致老大伤悔也。”这里所说的“伤悔”,其实就是曾国藩自己的“伤悔”。至于在五十岁之前就要读完应该读的书,可能曾国藩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将各种变化,以及工作的时间计算在内之后得出的结论。因为人生当中计划外的事情太多,拟定的读书计划必须结合实际情况。
曾国藩写给儿子曾纪泽的这番话,可谓沉痛沉重之语,因为就在第二年,曾国藩去世,不知道他是不是带着读书不够多的遗憾走的。

读书至上:应试不是读书的最后阶段
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自古人而言,主流是“学而优则仕”。至科举时代,读书更是为考取功名,至少眼前目的如此,名垂青史的贤能名士、英雄豪杰,很多都是从这条途径出身的。例如唐朝的狄仁杰、白居易、李绅、韩愈、柳宗元,宋朝的寇准、包拯、苏轼、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明朝的于谦、海瑞、王阳明、张居正、袁崇焕,清朝的郑燮、龚自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无一不是走读书博取功名的途径。然而,如果他们的读书生涯如果真的停留在应试的地步,那么就不会在史上留下精彩一笔;他们的成就和他们走向社会之后继续坚持学习有很大的关系。
张之洞在晚年,已经居中堂之高,还忘不了给年轻人提读书建议,所列的书目当中包括中外之学。王安石在《赠外送》一诗中,还劝导后辈多读书,“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读“五车书”在王安石看来,是一个人成长所必须的。
关于读书的目的,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十八日给弟弟们的书信中提到,“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这番话讲读书的目的分为两个,一是大目标:“进德”,以求达到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以不让自己感到惭愧;二是小目标:“修业”,修好专业,他们那时候的专业是诗词歌赋文章,就今天而言,涵括文理等各种专业,学好了这些,就可以谋生,为的是生存。前者是为了发展,后者是为了谋生,两者不误。
从曾国藩的读书计划看得出来,应试教育读书也是古人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但不是读书的最后阶段,人还要发展,在品德思想上和技术上还得进展,那就得继续学习。
至于走入社会后的继续学习,除了熟悉社会,学习实践知识,对于书本知识的重温和继续深造,也是必不可少的,不是说为了实践,书本就丢下不管。对于文本的阅读,至少要进行到五十岁,其实很多大贤在五十岁之后仍然勤学不辍,甚至一些名臣辞官退隐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读书。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6/24 22: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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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之所以有进步的主要原因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倪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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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纯粹不是一个思想者,倒是一个思想一根筋的人。
平时有些人总是说别人反智主义者。其实,一味地否定前人,才是真正的反智主义者!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6/29 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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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内涵及启示

  【图语:国学班】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从政者正己修身的教育资源十分丰富,且具有强大生命力,对当今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仍有重要启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为政以德、正己修身”等中国古代主张,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强调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积极的养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政修养的内涵,并发掘其时代价值,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将修身作为从政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注重修身对立身处世和从政的基础性作用。《礼记·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明德”路径,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强调的也都是通过修己来实现“安人”“安百姓”等目的。孔子还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都把施政与从政者的道德、行为紧密结合起来,表达了正人先正己、正己为施政之要的从政理念。孟子称“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气”,主要内涵也是“义与道”。
  传统文化对于修身与从政关系的认识启示我们,做官先做人,做人必修身。当前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和“四个危险”,贯彻落实从严治党方针,做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并指出,党性是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要求党员干部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党员、干部要履行好职责和使命,首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到增强自我修养的必要性,把立德、修德、践德作为终身课题,自觉地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常修为政之德,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

  把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追求作为修养的核心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理想社会的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并将此作为从政修养的核心内容。儒家构想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孔子十分向往、矢志追求这个理想社会,“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并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仁”的价值观,即“爱人”“泛爱众”。同时,儒家也现实地提出了比“大同”社会较低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小康社会”这一实践目标,仁的价值追求贯穿于实践目标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之中,提出了“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近者悦,远者来”的仁政观。对这种理想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执着追求构成一种理想人格:志于道、志于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这种执着与坚定表现在:无论何时,“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无论何种境况,“贫而乐,富而好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必要时为理想不惜献出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舍生取义”。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党员、干部吸取传统文化中修身之道重在执着追求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养分,在理想社会的追求上,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在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中,立忠诚笃信之志,补足精神之钙,挺起精神脊梁,锻造党性基础上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品格。“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无论何时何地,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勤奋工作、廉洁奉公,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地去拼搏、去奋斗,展现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
  把行为规范作为修养的根本标尺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用行为规范来陶铸人的品行。“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在从政者修身的社会实践中,儒家强调适应社会秩序、上下左右关系的自我检束;在小康社会的阐述中,提出了“礼”“纪”的要求,尤其是“礼”的要求。在早期儒家典籍中,礼包括礼器、礼仪、礼制,这种“礼”实际上是“仁”的要求和外在体现,既包括道德伦理规范,又包括法律规范、从政准则,是成文和不成文的纪律、制度、法律的融合体。孔子说:“为政先礼。”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统类之纲纪也……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正因为礼在为政中的重要性,孔子强调以礼修身,“不知礼,无以立也”,并进而把礼作为言行举止的标准,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从政者自觉接受礼的约束,按礼的要求行事,用礼来规范各种行为,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养境界。

  传统文化从政修养强调言行举止符合礼、纪、矩,我们现在加强党性修养,也要守纪律、讲规矩,用规矩来检束自己的行为。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讲规矩,就要把党章作为必须遵循的总规矩,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就要遵守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要遵守国家法律,坚持依法办事;就要坚持并自觉遵循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加强自我约束,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把自我修为作为提升自我的内在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下功夫自我修为。如重学习和思考,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重自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荀子说“君子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重慎独,《礼记·中庸》载:“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重切磋、改过,“朋友切切偲偲”,提倡真正的朋友之间切磋勉励,友好批评,而且“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重知行合一,王阳明提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通过这种种自我修为的努力,提高自身修养水平。
  今天,党员、干部提高修养,同样要激发向上向善、永葆先进性的内在动力,像刘少奇同志说的那样,“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自觉地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塑造。要加强学习,学理论,学党章,学党史国史,学先进人物,学优秀传统文化,学有益的文明成果,等等,提高思想认识,保持思想活力,滋养浩然之气。要自我警醒,慎独慎微慎初,防止温水煮青蛙,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蜕化。要自觉主动投入到严格的党内生活中锻炼,尤其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既深刻剖析和检查自己,又开展诚恳的相互批评,触及思想和灵魂。要在实践中磨炼,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归结到一点,就是认识提高,行动自觉,使党性要求内化为心,外化为行,落实到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6/30 15: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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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宝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著有《晋纪》20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而他写《搜神记》的缘起更是在《晋书》中记载:“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馀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
由此我们知道干宝写《搜神记》的缘起是在身边有的神奇经历,而且《搜神记》的可信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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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儒家,本质到底是什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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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写《诫子书》和《诫外甥书》 教后辈做人
文/毕诚

杜甫有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用家书来教诫子弟,自汉代以来就成为我国古代仕宦之家传承家风的一大传统。
诸葛亮写《诫子书》和《诫外甥书》 教后辈做人
汉代名臣给子女写家书、手谕教诲的不乏其人,如刘向曾给少年得志的儿子刘歆写《戒子歆书》,信中就言词真切地教导儿子在为人处世时,要做到“恐惧敬事”,不要“轻侮诸侯”,牢记前人的教训:“吊者在门,贺者在闾。”
东汉名将马援,远在交趾(今越南北部)任职,知兄子马严、马敦好讥议时人,交结侠客,十分不安,于是连忙写家书训诫:“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劝告子侄要学习敦厚周慎、谦约节俭、廉公有威之人,不要效法豪侠好义、招人惹祸之人。
汉末魏初名臣王修,曾在暮年为魏国大司农郎中令。他的儿子在外地做官,王修很是放心不下,写下了言真意切的诫子书:“汝今逾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见举动之宜,效高人远节,闻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告诫儿子在外为官要交结良友,以友辅德,说话办事,都要“情实道理”。
蜀国丞相诸葛亮的《诫子书》,可谓千古流传的佳作,世代仕宦之家多以此作为座右铭。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不仅给自己的儿子写信劝诫加强道德修养,还给外甥写信教诲做人的方法。他在《诫外甥书》中写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告诫子辈要交相知之士,不要交结势利朋友,因为“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只有相知之交,才会友谊长存,历夷险而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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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文/佚名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是清朝重臣、湘军的缔造者和统帅者曾国藩的自题联。
曾国藩在他的《挺经》卷五“坚忍”里说:“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用来自警的,当然是曾国藩的用心之作。从这幅对联的字缝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曾国藩的为官之策和成功之道。
上联“养活一团春意思”,形象地阐述了做人处事要“柔”、要“内圣”的至道。春天,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季节。
养活一团春意思,就是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人的信念都要象春天一样朝气蓬勃,保持旺盛的生机。
春天又是柔和的,包容的,因此做人处事要讲和谐、讲包容,要能做到随机应变。只有将这团“春意思”养活了,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下联“撑起两根穷骨头”,意思是人不能只是一味地“柔”,一味地“内圣”,还要“刚”、要能“外王”。
人不管身处何种境况,脊梁骨必须要撑得起,不能弯曲了。为了事业,不能一味的委曲求全,要挺起腰杆,在困厄中求出路,在苦斗中求挺直。
这幅对联,诠释了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刚柔、方圆兼济,内圣、外王兼备。这是曾国藩从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得来的,也是他以盖世之功而能于众说诋毁中安然保全自身的不二法门。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刚柔、方圆兼济,内圣、外王兼备
“刚”,是曾国藩性格的主要方面,是他的本性。他在《挺经》卷十“四外王”中说:“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
“刚”,使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的12年历程中,屡败屡战,不屈不挠。他一败靖港,二败湖口,三困祁门,命悬一线,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非议与排挤纷至沓来,“打脱牙和血吞”,艰难困苦中始终信念坚定,志气如虹,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惊天伟业。
“刚”,让他四次抗旨,以保湘军。曾国藩刚练水勇时,水陆两军约有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抗衡,无异是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曾四次抗旨朝廷。
“柔”,是曾国藩性格的另一面。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势不可用尽,功不可独享,大名要推让几分,盛时要做衰时想,刚柔相济,无为而无不为;百尺竿头,不能再进一步;欠缺本身就是完美。
他是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在镇压了太平军、功名显赫到使咸丰皇帝感到权大压主而害怕时,曾国藩也感受到了这种危险,他知道,如果他一味的刚硬下去,恐怕是确如相术之人所言,在攻克金陵之后便会命丧黄泉。
于是,他立即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也是湘军重要将领的两个弟弟辞去一切军事职务回到现在的湖南双峰县老家。他是要向朝廷表示:我曾国藩对朝廷是忠心不二的,是不会有什么野心的。
这一急流勇退的方式显然获得了清廷的信任,第二年便被朝廷封为兵部尚书。在掌握了全国的军事实权、镇压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
进京之后,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
曾国藩的做法赢得朝廷上下的交口称誉,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给他太子太保之衔,带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曾国藩说:“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挺经》卷六“柔刚”)。”
这就是曾国藩对刚柔之道的精辟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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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人生智慧:耕读传家 泽及后代

一个家族能够兴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好的家族传统。大致而言,官宦人家的子弟多骄逸,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而很难有大的作为;商贾人家的子弟多奢侈,往往沉湎于享乐之中,乃至饱暖思淫欲,也很难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
工农人家的子弟由于社会地位低微,生活范围狭窄,虽多朴实却被限制了眼界;读书人家庭虽知书明理、眼界较宽,却往往缺少吃苦耐劳的品德。比较下来,似乎只有半耕半读或半工半读家庭的子弟,比较有出息。由此看来,家庭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曾门家教有着良好的传统,有记录可查的可上溯七代,到曾国藩的父祖辈,事例更多起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承继家教,是曾国藩常常挂在嘴边的。
曾国藩认为,耕读之家,最能维持长久。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青年子弟总要读三五年的书,即便是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两年的书。故有俗谚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正由于此,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基于这样的认识,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既继承了其家族的传统特别是其祖父的家训,又融入了自己的见解,其内容可用八句话和八个字来概括。
八句话即八本堂。咸丰十年二月,正是曾国藩反攻为守的大战初期,他却一面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一面作书寄至家中,名其所著曰“八本堂”:
读书以训诂为本;
诗文以声调为本;
事亲以得欢心为本;
养生以戒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
居家以不晏起为本;
做官以不要钱为本;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这八句话,是曾国藩从经历、学识等各方面得来的妙谛,也就是其家庭教育的根本。曾国藩终生行之不懈,也教导其子弟终生行之不懈。
八个字即“书(勤读书)、蔬(种蔬菜)、鱼(养鱼)、猪(喂猪)、早(早起)、扫(打扫)、考(祭祀)、宝(善待亲族邻里)”八字家规,后人曾戏称其为治家的“八宝饭”。一个家庭有了这个“八宝饭”,真是吃不完用不尽的聚宝盆,可以传至世世子弟,以至无穷也。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以“八本堂”为经,以“八宝饭”为纬,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家理论体系。千百年来,中国论家庭教育者,无人能出其右。因此,曾氏家书家训流行于民间,甚为广泛,相当于一部优秀的家庭教科书。
除“八本堂”、“八宝饭”之外,曾国藩的家训还有“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
此外,曾国藩对于妇女之教,亦极注意。他说:“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需讲耕读二事,女子需讲求纺绩酒食二事。”又说:“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居家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
曾国藩不仅告诫甚严,而且还规定功课,按时检验。但若只是教诫子弟、妇女,而自己不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则会收效甚微。曾国藩一生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能说能做,说了便做,不说也做,言传身教皆是典范。因此,曾氏后人才会人才辈出,各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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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高道大德及名人如何看待靜坐?

答:那麼考證一下,《道藏》及歷代高道大德和名人們是怎麼評價靜坐、打坐。
《道藏》洞真部本文类 一卷《元始天尊说得道了身经》讲:“夫修炼了身,饮食有则禁口独坐,口唇相沾,牙齿相对,眼不观邪色,耳不听淫声。洗心涤虑,对境忘境。万缘消息,外想不入,内想不出。莫起一念,万事俱忘。”在《静坐修行次第》中且有詳細論述。
彭祖,行气之法,处于密室,瞑目,闭息,置鸿毛于口鼻之上,使之不动可也。于是耳无闻,目无视,心无思,以渐除之而已。夜或有悸,则存日月如于明堂,而百邪自去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庄子·大宗师 》云:”坠肢体,黜聪明,离型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唐代司马承祯,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说:“夫定者,出俗之极也,致道之初基,习静之成功,持安之毕事。”還說:“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史称“二程”,是宋代著名大儒,“理学”发端,就是从“二程”开始的。程颐在《鹤林玉露》中直截了当地说:“每见学者静坐 ,便叹其好学。”可见他们认为“静坐”不仅是学问,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学问。
北宋王重阳,道教全真派創始人,在《立教十五论》中也讲:“凡打坐者,须要十二时辰,往往坐卧,一切动静中间 ,心如泰山,不動不摇,把断四门,眼、耳、口、鼻,不令外景入内。但有丝毫动静思念,即不名静坐。”
南宋朱熹,著名理學家曾说:“入学工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己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他认为做学问得通过“静坐”才能入门,而且“静坐”与“读书”同等重要。因此,他要求学生说:“半日静坐,半日读书。”
南宋陆九渊,著名理學家,心学的开山之祖。他主张以静坐来认识自心。他的弟子說:“先生谓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某因此无事则安坐瞑目,用力操持,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立窃异之。遂见先生。先生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也’。”可见陆九渊是对静坐有很深的体会,在教学中把静坐的方法传授给学生。朱熹评价他的治学方法是“不读书,不求义理,只静坐澄心”。陈淳也說陆九渊“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无用许多辨说劳攘。”
宋代曾慥,编集的《道枢》:“忘者长生之基也,故招真以炼形,形清则合于气;合道火炼气,气清则合于神。体与道冥,其谓之得道者矣。”《道枢》卷三又云:“学道以清静为宗,内观为本者也,于是深根固蒂,使纯气坚守,神不外驰,至于坎离交际而大药可成矣。”
宋明間成書的《性命圭旨》曰:“人若知此天人合发之机,遂于中夜静坐,凝神聚气,收视返听,闭塞其兑,筑固灵株 ,一念不生,万缘顿息”
明代王阳明是心学之集大成者,能文能武,后人评价他的成就在明代首屈一指。他说过:“昔吾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故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他說:“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姑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守静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王阳明《传习录·陆澄录》)且有自己的心得。“静坐要省察克治,静坐能使心清静收敛,从而向人欲发动攻势,克服自我私欲产生,通过静坐能顿悟明心见性,得道成真。”陈淳也认为陆九渊“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无用许多辨说劳攘。”王阳明还认为静坐可达到“聪明日开,德性坚定。”
明代高攀龙所著《静坐说》云:“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静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
晚清曾国藩,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一生非常推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即使在行军打仗时仍每天坚持不懈。他的日记中经常提到“静坐片刻”。家书中也不忘记提醒族中子弟要经常“静坐”。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2 9: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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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功法,静坐修炼的行功步骤与方法

静坐修炼的关键在于一个“静”字。在行功中能入真静就能在静极而动中产出肾中真阳,自动运转周天。然后由动极而静,入于杳冥之境而产出心中真阴。真阴真阳相交,在定中结丹。由定而空,入于虚无之境,则进入更高阶段的修炼了。这个过程是静坐行功的一般进展情况,在具体操作上还有其一定的步骤与方法,大致讲来有这么几点:

一、一心清静
“昔日遇师亲口诀,只要凝神入气穴。”所谓凝神,即一心清静之法。张三丰在《道言浅近说》中讲:“凝神者,收已清之心而入于其内也。心未清时,眼勿乱闭。先要自劝自勉,劝得回来,清凉恬淡,始行收入气穴,乃曰凝神。”将已清之心收入于气穴,神息相依,顺其清静自然而守之。这就是凝神调息之功了。
凝神调息的关键,仍然是一个“静”字。陈虚白讲:“大道教人先止念,念头不住亦徒然。”止念,也要顺其自然。当杂念丛生之时,不要强行制止。以念止念会念去止存,适得其反。所以要采取“漠视听缘”之法。即以无所谓的态度,听其自生自灭,久之自会烟消云散。止念,从实质上讲来,其关键之处,就是“遣欲澄心”四字。《清静经》云:“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在行功中能够做到遣欲澄心,就可以达到心静神清的境界了。

二、收视返听
道家的收视返听,其功法就是以两目谛观鼻端,正身安坐,返观内照。回光返照,可以保神断识,炼尽阴滓,以返纯乾。《阴符经》云:“机在目。”《太乙金华宗旨》也讲:“人之精华上注于目,此人身之大关键也。”所以“圣圣相传,不离返照”。因为“眼之所至,心亦至焉”。眼乃心灵的窗户,欲制心入静,必先制眼,制眼使归于心,则心静神亦静矣。“目不乱视,神返于心,乃静之本。”
如果杂念仍然不止,则可用推究功法以止之。当念起之时,就当究此念在何处?从何处起?又当从何处灭?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如此反复推究,了不可得。久之,即见此念起处也。因心体本虚、本无、本净、本寂,从心上去推究则见虚无、寂静的本体,故了不可得也。如此止而继之以观,观而继之以止,即为回光之法。回者止也;光者观也。回光即止观之法。用此法“安心竟”,杂念自可止之也。念止,自会入静。
在静坐修炼中初期的毛病,主要是散乱与昏沉。散乱是神驰于外,心不归体。这要用收心之法以治之。昏沉是神志不清,纯阴为主,阳气不足。静坐时昏昏欲睡,即是昏沉的表现。治理昏沉之法,无过于寄心于息。
息念相随,制之之法“莫若即其病而为药”,采取“心息相依”之法以止之。故回光必兼之以调息。此法全用耳光。
《太乙金华宗旨》云:“鸡能抱卵心常听,此要妙诀也。”修真之士在行动中,用听息之法,一心注于体内。心入则气入,丹田得暖气而生真阳矣。神之所注,未尝少间,则暖气也可昼夜无间。如此则心死神活矣。“神活者,由于其心之先死也。人能死心,元神即活。死心非枯槁之谓,乃专一不分之谓也。”元神主宰,心息相依,即能入于静定之境。
“凡坐须要静心纯气。心何以静?用在息上。息之出入,惟心自知,不可使耳闻。不闻则细,细则清;闻则粗,粗则浊。浊则昏沉而欲睡,自然之理也。”所以,听惟听其无声,一有声即粗浮而不入细。当耐心微微而听。心细则息细,反之息细心也细。气一动则心动也。故定心必先养气。因心无处下手,故缘气为之端倪,此即纯气之守也。
静心纯气都是心用在息上,但不能过重,“只要微微照听”而已。何谓照?即眼光自照。不外视而惺然者,即内视也。何谓听?即耳光自听。不外听而惺然者,即内听也。听为听其无声,视为视其无形。如此内视内听则既不外肆,又不内驰而中不昏沉,即为内外日月交精交光之法。目光为外日月交光,耳光为内日月交精。然精即光之凝定处,故聪明总一灵光耳。

三、止于其所
这里的“止”,有两重涵义:从入静的角度讲是止念。在修持中如不能止念入静,则炼功无效,有时甚至还会起副作用。另一个则是从意守窍位上讲的要知止。止于其所,止于至善之地。什么地方最好呢?一般地讲是下田为宜,不出偏,易于入静。这里讲的不是下田,而是艮背。
刘一明在《周易阐真》中讲:“艮者,止也。”修持者“欲烹炼大丹,非择善固执,止于其所不能。止于其所,非空空无为,其道有行有止”。在行功中以意守夹脊之窍,将心火之南藏于背水之北。水火互相交养,自然念虑不生。此为洗心之法,也即艮背止念之功。妄念既止则真息自现。真息无息,真念无念。息无则命根永固,念无则性体常存。性存命固,息念俱消,即性命双修之第一步也。
艮背止念,入静入定,进而入于沓冥之境,则无人无我,不识不知也。“凡人有人我之分,内外之别者,由于有心。有心则有我,有我则有人。有我有人,不知其所止也。”不知止,是因识神主事,念虑不息,不能入静入定,也就不能做到艮背止念入于化境了。反之如能由静而定而忘,则能艮其背,使“人我之心俱化”,即能进入“心死神活”的境界,使“人心去而道心生”,自然就能止于其所。“内不知有身,外不知有人。无我无人,既能止于内,也能止于外。动静随时,内外合道。”行之止之,皆出于无心之心。在无意识状态下,由元神主宰“止于其所,不动不摇,得其一而万事毕。何患金丹不结,大道不成乎?”

四、忘我忘物
这里的忘,是指在修炼中的“坐忘”。司马承祯就解释过:“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遣……同于大通。”在静坐中忘我忘物,与大自然融合为一,就进入坐忘境界了。《天隐子》云:“坐忘者,因存想而忘也。存谓存我之神,想谓想我之身。”用存想之法,即见海底一轮红日,寂静常存。内若有见,以充实丹田之虚境;外即无存,渐入于杳冥之境,而不知乎宇宙的存在了。如此众念归一,神凝气定,渐趋于虚无境界。静则气息俱沉,思念皆寂,万虑皆遣,与道冥一,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无何有之乡也。这就是“先存后忘”之法。
这一过程,正如张伯端在《悟真外篇》中讲的:“大抵忘于目则神归于鼎而视于内。盖绵绵若存之时,目垂而下顾也。忘于耳则神归于鼎而闻于内。盖绵绵若存之时,耳内听于下也。忘于鼻则神归于鼎而吸于内。盖真息既定之时,气归元海之理。合而言之,俱忘俱归于鼎而合于其内矣。”把视、听、吸均归于鼎而合于其内,即七窍合一之功。久之,先天炁生则可一统七窍而入于清寂之境了。
“一统七窍谓之清,七窍归一谓之静。身中气生谓之铅,心中精来谓之汞。”合起来“清静铅汞”四字,即是炼丹之次第口诀。其具体运用就如闵一得在《还源篇阐微》的序言中讲的:“未得手时,本清静以为体,守铅汞而为用;及下手处,聚铅汞为药材,致清静为火候;既得手后,主清静以拳拳,宾铅汞而穆穆……如是而已。”

五、定慧等修
《洞玄灵宝定观经》在题解中讲:“定者,心定也,如地不动。观者,慧观也,如天常照。定体无念,慧照无边。定慧等修,故名定观。”
凡欲修道,必先舍事。外尘不入,内念不出。一切无染无着,内观念起,务须除灭,使之安静。“惟灭动心,不灭照心。”慧照常明,妄念不起。“有事无事,常若无心。处静处喧,其志惟一。”有时心动,要“制而不著,放而不动,处喧无恶,涉事无恼。此是真定”。真定本寂,“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空而常用,用而常空”。所以在寂静中返照虚空,此乃真定之基。
定中发慧,就叫放任。在放任中要宽急得所,使定慧融一,同等齐修,二者不可偏废。“定多则愚,慧多即狂”,那是会出偏的。但“慧发迟速,则不由人”,所以“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则伤性,伤则无慧”。因急于求慧,用后天识性代替真定之基,则无慧可生也。若在定中“不求慧而慧自生”此乃“真慧”也。慧生之后,要慧而不用,韬光晦迹,此为若愚实智之举,能使寂照齐触,无染无着。无所挂碍,智照不灭。行之既久,契理合真,使形神合一而得道也。
总的讲来,在静坐修炼的行功中,应从一心清静开始,然后收视返听,并止于至善之地。由止而定而忘,进入无人无我之境。在定中慧照常明,同等齐修。慧而不用,定而不愚。如此,尘垢不染,烦恼消除,契理合真,大道可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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